时间：2023-01-11 21: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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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时段；格局；中国；民族；大趋势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14－05
安介生(1966－)，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中国移民史、中国古代史与地方史。(上海 200433)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1AZD05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长时段”(longue duree)研究理论，是当代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等人所倡导的最重要学术主张与贡献之一，也被称为20世纪法国“新史学”思想之基石。按照某一指标，将历史演变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本来是历史学家着手研究的基本切入点。选取的参照指标通常有年代、王朝、社会性质等等。布罗代尔指出：“历史学是时段的辩证法。通过时段，也因为有了时段，历史学才能研究社会，研究社会整体。”布罗代尔试图通过提出“长时段”理论来与传统历史学进行一种切割，树立自己的学术特征与取向。“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与事件。”针对历史学所运用的时间性质，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三分法”，分别称之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与之相对应，则为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在布罗代尔看来，不同时段的研究价值是不同的。“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布尔代尔强调与突出“长时段”，正是为了超越“短时段”研究的狭隘与局限，进而大大拓展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与水平。“其目的在于高瞻长瞩，更好地评估它们(指历史事件)，而不至于完全身陷其中。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时段——原注)，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历史学家怎么会不被这种前景所吸引!”
“地理(空间)作用－结构变化”正是“长时段”研究理论所提出的最根本的研究路径。“长时段”着眼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换言之，长时段的历史即“结构历史”。“长时段是无穷尽、无止境的结构和结构组合的历史。”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并非空穴来风，或有意的标新立异，而是相当广泛地汲取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精髓。“这种时段并非事件与年代这一传统组合中的时段，而是能够制约永恒结构的长时段。而永恒结构恰恰是人类学家所推崇的。”必须指出，布罗代尔等人并不是最早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长时段”理论的学者。如史学同样倡导历史社会的“长时段”研究，布尔代尔本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同样是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勒高夫更是明确指出：“是一种长时段理论。在很多方面(如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个长时段理论。”
然而，与以往“长时段”理论有较大差异的是，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研究理论特别强调基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对于历史演变的影响，是其“地理历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地理(环境)影响及历史结构研究的高度重视，是年鉴学派学术思想的一大亮点与特征之一。而布罗代尔则将这种思想特征推向了极致。“要理解长时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联想到地理的制约。”所谓“长时段”，也就是地理时间之谓。研究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看来，地理是解读社会的工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他的着眼点主要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因此，空间模式又是布罗代尔所云“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空间模式是社会现实借以形象化的图表，通过它，社会现实至少可以部分地变得清楚了。它们是真正适用于各种不同时间运动(特别是长时段——原注)、各种社会范畴的模式。”不过，尽管自然地理形态具有相当长久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社会格局却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长时段”研究理论对于社会格局之演变或跨越时段的问题提及较少，“地理时间”变成了静止不变的时间，这也构成了这一研究理论的薄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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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经理是公司的主宰，是公司的决策人物。许多经理们认为发号施令、独断专行的工作很具诱惑力，他们希望自己高高在上，员工们应该对他们俯首贴耳，惟命是从，这样才不失为一个总裁。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鼠目寸光，因为这种管理方法只能发挥一时的作用，最终必然会导致群情激愤的。总有一天善于发号施令的总裁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做法不但没有笼络住员工，反而为自己树了许多敌人，他的下属们会随时背叛他。当总裁们不失时机地想出新办法控制员工行为，操纵公司一切事务时，他的雇员也正在千方百计、摩拳擦掌做好准备随时脱离他的高压统治。
这种“管理即控制”模式还会营造一种过火的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势力范围之争、劳工争端、高压统冶等一些现象屡见不鲜。这不仅会给公司带来不良后果，而且最终还会削弱公司实力，从而使公司无法达到为用户服务的目的，甚至还会产生“过分控制”的现象。比如把产品引入市场这种最简单的事情也要经过各级签字，多方协商，达成协议才得以批准。由于机构的复杂，做一项简单的工作也会不知不觉地卷入政治漩涡中。
很多人认为：大企业应该建立起庞大的管理机构对企业实施管理，也就是说：企业越大，行政机构就应该越多，企业因此才能发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小企业，在经理们事无巨细的干预下也不会繁荣，反而会每况愈下。但惠普公司的经验却告诉我们，管理机构是可以做到又大、又富于灵活性的。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两种管理模式所带来的不同后果，还是让我们看看惠普是怎样超过Digital而成为美国第二大计算机公司的吧！
在所有的70年代繁荣一时的计算机厂商中，历经了15年的风风雨雨，艰难险阻，却能转危为安，而没有面临停工、破产和失去市场威胁的企业，也只有惠普公司一家了。
许多企业的经理们要靠“数量”取胜。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克扣员工工资来增加企业利润。比尔·休略特和戴维·帕卡德（惠普公司的创立者）却认为只有员工们受益，企业才会繁荣，企业应该给员工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帮助他们摆脱随时被解雇的不安心理。随时解雇员工的做法在当时的电脑界是很正常的。但比尔和戴维却认为，强大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团结协作的团体，应创立一种不拘礼节的公司作风。在经营和管理惠普公司的过程中，比尔和戴维创立了一种为员工服务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新型管理模式的指导下，惠普公司不断繁荣发展。
当时惠普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的Digital公司（1957年由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师肯·奥尔森创立）。奥尔森认为Digital公司的一切行动都要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甚至创造了企业座右铭：“一个公司，一个策略，一个思想。”Digital公司的管理方法是“管理即控制”管理模式走向极端的一个例子。
奥尔森的命令就是圣旨，没有他的命令任何工作都不能启动。专断是Digital公司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虽然现今的许多公司都存在这种情况，但在当今的形势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使企业走向灭亡。
从表面上看起来，惠普公司的经营方式与Digital 极其相似，两个公司都向同类用户出售小型计算机，但惠普公司权力下放，企业文化轻松灵活，员工们有决策权。而在Digital公司，独断专行的管理思想渗透到了Digital公司企业文化的各个环节。当时的Digital 公司是个成功的企业，是世界最大的小型机厂商，同时也是北美洲第二大计算机生产企业（仅次于IBM公司）。就是到了1988年，Digital公司在小型计算机销售方面也仍处于领先地位，年收入达到124亿美元，几乎是惠普公司年收入的两倍。
199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管理得法，惠普公司年销售额增至240亿美元，公司以每年销售额增长24%的速度迅速发展。而Digital公司的年收入却只有135亿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它的销售额同1988年相比还有所下降。
权力下放帮助惠普公司及时对用户需求做出反应。因此，惠普公司很早就进入了个人计算机市场。目前，惠普的各个分公司不仅向市场上销售桌面计算机，他们还设计出一种便携式超小型计算机并投放市场。惠普的打印机分公司还占领了桌面打印机市场。惠普公司在计算机领域因勇于改革，大胆创新而闻名。他们经常主持研制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英特尔公司联合设计的P7型超速微型数字机就是他们革新的成果。
90年代的计算机工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惠普公司也面临低盈利、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和要求苛刻的用户群体等一系列实际问题。令世人关心的是，惠普公司如何对这些挑战做出反应呢？惠普没像其他公司那样加强和巩固高层管理部门的权力，而是更进一步地下放权力。
与惠普公司不同的是，Digital公司庞大的官僚机构决定了他们很难生产出令用户满意的产品。创始人肯·奥尔森对个人计算机不感兴趣，当然对用户的需求只能置若罔闻了。把持Digital公司决策权的总部的领导者也都持有这种偏见。结果Digital公司在IBM推出IBM PC机后又白白耽误了10年。
惠普公司是通过权力下放的管理方法来解决财务危机的。而Digital公司在销售额下降，公司陷入困境之时却坚持遵循管理即控制的企业思想模式，自上而下实行财务控制，并加强和巩固了公司内部的官僚机构。
Digital公司从IBM那样的传统公司雇来了“铁腕”经理，以此加强公司的凝聚力。不久，裁员开始了。最初被迫下岗的是那些有实践工作经验的“现场”销售人员。Digital公司把能倾听用户呼声，能为用户服务的人员都当作了裁员对象，Digital公司因此失去了用户，自然也失去了市场。所以当1994年5月《商业周刊》感叹Digital公司处境每况愈下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惠普公司经过多年煞费苦心的摸索，终于寻求到了管理 企业的最佳方法，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管理企业的模式。管理者们从不控制员工的行为，他们逐渐废除了行政机构，并把权力下放到企业各部门，使员工们明确自己的职责，权力由他们来支配。为他们提供一个实现个人发展和公司繁荣的环境。
[关键词]生态环境；陕西南部；清代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影响。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方法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 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工业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自然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方法，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影响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问题，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计算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现代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社会(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研究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社会经济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 Liu(刘翠溶)， 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epment 1800—1911．Harvard University，Disser- 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理学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in Southern Shanxi in Qing Dynasty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关键词]汉代；江南；城市；商业
城市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商业问题，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统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就汉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制约因素等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 江南地域范围与城市建置若干特点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诸《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各家在对《史记》作注时，解释也各有歧义，如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曰“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吴郡(东汉)、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汉代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④至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列国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险要之地及交通要冲皆普遍设城。正所谓：“御外之道，莫若设险；制胜之方，莫若因形。重门纛折，设险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战国策·赵策》云：“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则寥若晨星，仅有吴城、郢都等几座较大的城市。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推行郡县统治，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会稽、闽中、南郡、长沙、黔中、九江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可考的县治大约有38个左右。到西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国。”⑦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汉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在江南，先后增设了豫章、丹阳、江夏、武陵、零陵、桂阳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长沙和会稽等三个郡级行政区，共有九个郡国，县治140个。东汉时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垦辟，又在会稽北部分置吴郡，县城进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郡县级城市体系业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与黄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发展也与之有着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较为稀疏。为说明问题，我们把荆、扬二州长江以南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扬州之会稽、丹阳、豫章三郡，总面积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荆州之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合计县级城市1587座。而荆扬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汉140座，占全国城市的9％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以州部为单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综合上表各项数据，江淮问之豫州、徐州总面积160236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4．05％，有县级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黄河中下游的司隶部、兖州、青州、冀州，总面积为352649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8．98％，有县级城市496座，平均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远远高于长江以南的荆、扬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农村，经济上却依赖农村。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个县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条件下，维持一个县级政权至少要控制几千户纳税农民。这样，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至少要有数千户居民方可划为一县，建立一个县级城市。在地域与居民两个条件中，居民数对设县立治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践祚之初，面对户口耗减，不得不“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证。在中原，由于地狭人众，县的辖境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县级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广人稀”，县的辖境自然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设一县。
2、就江南内部而言，其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长江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会稽南部，面积158568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11326平方公里一座；而会稽北部，面积68835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会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样，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处于鄱阳湖之滨，其密度远远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江南地区，地貌构造多以丘陵为主，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开发极为不易。而地处长江沿岸的江汉平原、鄱阳湖、太湖冲积平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口也相对较多，所以城市发展较快，密度相对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为越族所居。《汉书·朱买臣传》称：“越，非有城郭里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开发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江南城市除吴城等极少数城市有一定的规模外，大多数城市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阳郡之春谷县城面积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县城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芜湖县城面积为0．12平方公里；⑩豫章郡之枭阳县城，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积为0．24平方公里；⑿福建崇安县城村汉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面积约0．48平方公里，据初步推测，城村汉城是汉灭闽越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⒀
城市规模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四万户以上的县有长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阳翟、彭城等。而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据东汉应劭《汉官仪》称：“荆扬之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⒁按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荆扬之江南七郡仅临湘、南昌、吴三县超过万户，可见江南之县户口稀少，所以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区域内不平衡发展，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这些都是由江南经济发展及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就整个南方而言，从秦38座城市到西汉140座，东汉144座，增长了近3倍，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也和秦汉时期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转贴于 二 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
毋庸讳言，两汉时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统治中心和军事镇压基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渐增强，这突出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
(一)区域性商业都会出现
城市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因而也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两汉时期，地理要冲城市业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都会，如吴城和江陵。
吴城(今江苏苏州市)，又名姑苏城，是春秋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所修建。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城区规模较大，周围23．5公里，开水陆门各8个，城中又有小城，周围6公里。至秦统一后，为会稽郡治，汉代因之，东汉为吴郡郡治，长期为吴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吴王刘濞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国用饶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说明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交通便捷。《越绝书·吴地传》载：“吴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漅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长江，南通过江南河沟通钱塘江。《史记·河渠书》也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陆路，可北循陆道直抵无锡历山，西循九曲路达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吴越之地的盐、铜、越布等产品通过这些商路输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国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商业更为发达。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⒃《战国策·楚策》记：“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这里，楚国当指郢都，说明郢人口众多，所以尽管当地是出稻米之区，食、薪仍然昂贵。而行人车辆拥挤，正是人口密集、市场繁荣、贸易发达的具体表现。后来郢都虽被白起所焚坏，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仍然是全国重要都市之一，所谓：“江陵亦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说明江陵腹地资源丰富。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参差，日月蔽虧；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证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经济区保持联系；同时北上陈、宛(今河南南阳市)和中原可以往来；东通江、淮，和吴越经济区交往。江南所产梓、梗柟、姜、桂、金、锡等物品通过江陵行销各地。而各地物产，亦通过江陵，散销江南腹地。
(二)商业形态多样
汉代江南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从形态上讲，又分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1、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买卖的一种商业形式，它是以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汉代官手工业已在江南部分郡县有所出现，如下表：
从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煮盐冶铁，生产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们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银铜器等；其二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产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产品大多投放市场，进人流通领域，形成官营商品。
官营商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盐铁专卖。在江南主要是通过分布于上述的盐、铁官实行统供调拨，控制经营。其二是均输平准。均输平准实行于桑弘羊受任为大司农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这是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的一项商业国营措施。《盐铁论·本议篇》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可见，均输、平准把贡物商品化；同时，利用国家雄厚的财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部分地取代商人贩运贸易的职能，使利润归于国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为赋，而相灌输”。
当然，官营商业虽然控制了国计民生的商品销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这也为其他商业形态存在提供了条件。
2、贩运贸易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在秦汉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舨”、“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它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
江南地区贩运贸易起源甚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战国时楚国鄂君长途贩运，舟车路线达十几个城，范围遍及三楚地区⒅。可见贩运面之广，路途之远。
至汉代，在统一局面下，江南贩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参与贩运的不仅有富商大贾，而且也有小股资金的合伙经营。江陵凤凰山汉简就有“中舨共侍约”，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十人相与为贩，约人贩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贩直行共侍(持)。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佣)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贩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贩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贩吏，枲(集)器物及人。贩吏秦仲。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民间合伙经营的资金很少，人均仅200钱。但其规定却比较细密，对因病不能参预买卖者，对器物不备或器物损坏者以及不参加聚会或虽去聚会，但财物账目不清者均要处罚；而且设有贩长、贩吏具体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这足以证明，当时江陵一带民间商贩合伙经营形式比较普遍，发育得比较成熟。
3、店铺零售
贩运贸易主要是调节地区间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还多依赖店铺零售。这在秦汉文献中称为“坐列贩卖”。如《汉书·食货志》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师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时)市中卖物行也”。在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专门记载从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帐单。据有人考证：“(丁)组简所记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人，从张母称呼看，似非雇佣关系，应是合股经营商贩，由贩长统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贩卖’”。⒇
(三)区域商品交流频繁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
转贴于 三 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虽然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活动。但同中原及关中地区相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江南自给自足性经济成分仍然很高。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从城乡市场的联系来看，为广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盐铁两项。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商品意识，故“千金之家”还是少数。
其二，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手工业作坊较少。当时全国设在各地的工官有8处，而在江南没有一处；设铁官49处，而江南仅有耒阳1处，占2％；设盐官37处，而江南仅有巫、海盐等2处，占5％。我国考古工作者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地发掘汉代冶铁遗址30余处，有的规模十分宏大，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却没有在江南发现一处。同样，民间手工作坊亦相对较少，致使江南作为商品交换的多为方物特产。
其三，商业市场相对较少，且规模较小。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二十个，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区，江南仅有江陵和吴二处，占10％左右。而且规模亦较小，象长安九市，临淄“市租千金”的商业市场，江南没有。江陵、吴城和成都仅是区域性的小市场。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北方确实远远超过南方。经济重心在北方，商业中心亦在北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因素制约着江南商业的发展。
其一，自然资源丰富，人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们缺乏开拓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为：“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其二，地广人稀，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少。江南地域面积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仅有3，444，947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3．95人／平方公里；到东汉，虽然有大量人口南迁，但至顺帝时也仅有7，307，675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不高，很难分离出富余人员去从事商业买卖。
其三，远离政治中心，开发程度不高。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之地。汉王朝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开发。国家的农业、手工业投资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体经济环境良好，市场机制活跃，为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广大的江南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且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政府尚无暇顾及这一的开发，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会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规模较小。传统社会，作为商品交换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其消费对象主体并不在农村，而是城市中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所以，商品经济发达与否，与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费人口的多寡休戚相关。江南地区，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也增加了运往市场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消费人口相对较少，扩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经济很难繁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战国策·赵策》。
⑤《玉海》卷174。
⑥《汉书》卷1《高帝纪》。
⑦《汉书》卷28《地理志》。
⑧详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⑩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⑾《枭阳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县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续汉书》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汉书》卷35《荆燕吴传》。
⒃《北堂书抄》卷29引。
⒄《史记》卷61《货殖列传》。
⒅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页。
⒆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⒇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21]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
[22]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23]《关于凤凰山168号汉墓座谈纪要》，载《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车器和汉代铁器》，载《考古》1965年第6期。
[25]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汉书》卷76，《循史传》。
[27]《后汉书》卷23，《郑弘传》。
[28]洪适：《释棣》，卷23。
关键词：金城郡 兰州 建置沿革
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自汉至当代，兰州市大致的建置沿革，并得出对兰州设置原因的基本讨论。因笔者能力，以及所据材料有限，故只能将部分时段的建置沿革做阙或不能详述，还望诸家见谅。本文的基本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兰州历代建置沿革的变化与承袭；第二部分，讨论并略述在兰州建置的先决地利因素，以及今人于这一地理基础上的实践和在兰州设置的历史影响。
一、兰州市历代建置沿革
在开始本节叙述之前笔者预先做一个说明，即本节也分两部分叙述：第一部分，叙述汉代至南北朝时期金城郡的设立及演变；第二部分，梳理从隋一代开始，至现今兰州的建置沿革，而这样断限的原因在于自隋一代开始使用兰州，并将治所基本固定在兰州盆地，可以说基本奠定了兰州市以后的发展空间格局。①
1.金城郡的设立
追溯兰州地区的历史按《大清一统志》所载，“周初为西羌地，春秋属秦。战国秦昭王置陇西郡”②秦亡汉兴，至西汉昭帝时期始设金城郡。“汉金城郡领县十三，允吾、浩、令居、枝阳、榆中、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③。笔者又对比了《汉书・昭帝纪》及《汉书・地理志》，看出清人所书与东汉班固的记载无明显出入，按史源之说，康熙《兰州府志》的上述记载应为准确。而《汉书》对西汉金城郡的设置缘由、郡名、辖区沿革也有着简明、清晰的著述，笔者现转述如下：西汉昭帝元始六年（前81年）是“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县二置金城郡”④。而以“金城”命名，按集解所注 “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瓒曰：称金，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曰“虽金城汤池”师古曰：瓒说是也。一运，以郡在京师之西，故曰金城。金，西方之行⑤”。并且，可以看出，从金城郡设立之初的六县，到领十三县，也反映了一个政区变化的过程，据《汉书・地理志》载，清楚的记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破羌、安夷、允街三县⑥。
另：西汉金城郡的郡治为允吾（音铅牙）。其确切位置至今仍无定论，并从诸家的争论中形成了以下几种看法：青海民和上川口；青海民和下川口；甘肃永靖湟水南岸；湟水入黄河处；今天兰州市西古城（抑或西固区），但对于上述几种说法《大清一统志》皆认为是谬误，但也没有提出其它实证与说法⑦。
至王莽新朝，在全国改易地名的背景下，金城郡及下辖诸县的名称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王莽改金城郡为修远；浩为兴武；令居为罕虏；枝阳为金屏，榆中、罕、白石为顺砾；临羌为盐羌⑧。
王莽一朝，中原政局动荡，周边民族的离心力愈发增强，先零羌乘机反叛“更始时，先零羌封何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上书称臣，并率五郡守、尉出兵攻金城，并取得胜利，东汉政府遂任命窦融为太守⑨。东汉时期，因袭西汉，设金城郡，属凉州刺史部，领十县⑩，并比对《后汉书・地理志》两书所记符合11。而东汉一朝，对金城郡行政区划产生重大变化的时间当为“省并郡县”，“建武十三年，省金城郡，属陇西郡”12。综合笔者所据的以往研究成果，民族冲突也是造成当时金城郡徙迁的一个现实原因13“明年春（安帝永和初二年108年）一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骘于冀西杀千余人，・・・・・・（邓）骘使任尚及从事中郎中司马钧率诸郡县与零羌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千余人，“关中大震，”遂“徙金城郡居襄武”14。
合久必分，是为天下大势之一，至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十六国时期，时兰州地区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所据，建置变化很大，头绪纷繁。笔者根据方志、及其它所据资料梳理了一个简单的头绪简列于下：
晋凉州金城郡统县五榆中、允衙、金城、白石、浩15。并按《大清一统志・兰州府表》所记，则东晋郡治为金城郡，即今天兰州市；
十六国时期，前梁长轨分立晋兴郡，张徙金城县，即今兰州是理也。16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形成了一定时期的统一局面，按《大清一统志》所载南北朝时期金城郡于北魏时期仍袭东晋，设治所于金城郡。
从上述笔者简单的记叙中，简单的做了一个推论：金城治所，迁入今天兰州市区应是于这一时期开始的。
2.隋至今兰州的建置沿革。
按《中国地方志集成・康熙兰州志》载“隋开皇初年置兰州总管府，大业初年府废，改为金城郡，领县二。金城、狄道。并再比对《隋书・地理志》可见两处记载一致17。而兰州之名始见于此。
时至唐代，唐朝划分全国为十道，以道统州，兰州属于陇右道。并对比新旧唐书18，可以看出兰州金城郡于隋末，陷于薛举，后于武德二年（公元 620年）平复，最初设置领县三金城、广武、狄道。后至天宝年间改为领县二，即金城、广武。
至宋，兰州，下。金城郡，军事。元丰四年收复・・・・・・县一，兰泉。崇宁三年置，依郭。砦一：元丰四年，罢龛谷，元七年废，绍圣三年，复修为堡19。笔者比对《宋史・陕西路》以及《元丰九域志》相关记载没有发现冲突20。后北宋灭亡，至金属临洮路，“兰州，上，刺史・・・・・・县三・・・・・・定远、龛谷、阿干”。21
至元代，结合《康熙兰州府志》、《元始・地理志》可以看出，兰州属昌路22，“兰州，下・・・・・・元初领阿干一县级司侯司。至元七年，并司县入本州”23。
至明，首先按《康熙兰州府志》所记，“明洪武二年省州为县，隶洮府，设兰州卫于县内，隶陕西都司。至成化十三年，巡抚余子后请复置兰州，以金县属”24并按《大清一统志》所记，上文中“洪武初年省州为县”，即将兰州降为兰县25。
至清，因为笔者所据基本史料即为康熙《兰州府志》以及《大清一统志》，其均为时人所作，故清一朝兰州建置沿革线索较为明晰，现简列如下：
康熙二年，巡抚部院刘斗请奏复设兰州卫；
康熙四年，甘抚奉裁酌设，兰为甘宁适中之地，移驻甘肃巡抚统辖四府两边。
此后至清王朝被，至，兰州仍然作为甘肃省会未有更改，其建置沿革如下：1913年，兰州被改为兰山道，治所为皋兰县（即今兰州市区）26；后至1927年，废道改区，是为兰山区；次年（1928年），撤销行政区，改为省县制，时治所皋兰县直辖于省政府27；1936年甘肃省划为七行政督察区，皋兰县直属于省；1941年7月将省会皋兰县及近郊十六平方公里土地划出，成立兰州市，直辖于省政府28。
后至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自兰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有几次内部与周边地州市的县区调整，后至上世纪80年代，将白银区划至白银市后，建置沿革尚无重大变化29。
二、认识
自兰州设置已逾两千余年历史，而其关键的地理位置是该地区设置管理的重要因素。按《康熙兰州府志》所载，“考河陇之故地，乃赢秦之日，对其民则徙关东之下，平其境，则接巴蜀之襟裔，地势蜿蜒有长城之险，马山阻东，榆谷抵其西，皋兰山峙其南，黄河经其北，为束带形，要冲之地。皋兰雄峙乎前，九州之一障乎，后峦峤集，陵环左右”30。笔者依所据资料认为，仅就这一段记叙而言，前人已将时兰州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予以了全面的概括，该地区所居位置四至皆有险可据，是为冷兵器时代设置城池、关隘的地利之因；又南接巴蜀，在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叹的时代而言，也应是进出巴蜀的一条重要通道，因此，先人在此设立治所关隘便不难理解了。而时至当代，在基于前人认识与实践的基础上，酝酿多年的兰渝铁路业已开工修建，这对加强陇渝两地乃至西北、西南腹地的联系是具有提升作用的。
再据道光《兰州府志》所载“《方舆纪要》云，河为险阁，戎羌自汉以来西雄，金城郡为最，岂非以介戎夏之间，陇右安危，常系此地哉，晋元康而后，陇多事，金城左右，岁无暇日，隋唐盛时，驰逐河湟，未尝不以兰州为要害，及广德后，州没吐蕃，而西凉不复为王埃。宋元丰四年，李庵败夏人复城兰州。元始初，夏人求复，得此地，朝请欲割界，孙路言“自通远至兰州然后可以蔽，若捐以与敌，则关中震。唐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则今若委兰州悔将无遂。不果，弃。明时，自州以北，常为冠冲，往往重兵驻焉。合是观之，我朝疆域日阔，以遥隶陕西不免鞭长莫及，特与此地建立金城，移设府治，酌全陇适中之地，壮区夏制之”31。据此，笔者认为在非常时期，兰州地区对于关中地区的的安危，特别是中央政权处于关中地区的王朝而言，是为一道重要的屏障，其地理位置不可谓不重要。正可谓“若捐以与敌，则关中震”。而再如汉匈战争中，兰州地区乃至河西走廊地区亦成为了分割匈羌的屏障即“以介戎夏之间”，从而使汉王朝集中力量对抗匈奴，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总之，兰州位于我国西北腹地与地理几何中心，是关中地区的西北屏障，地势险要。而这一切先决的地利因素，促成了自西汉至今，历代中央政府在兰州地区的设治开发。因此，兰州市发展成为今天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所据的地利是其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一、历史资料
（一）地方志、地理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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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史、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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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9.（宋）徐天麟撰：《东汉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研究专著
（一）专著
1. 王仲：《北周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 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邓明：《兰州史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
（二）论文
〔关键词〕山西平阳；尧帝庙；全真教
〔中图分类号〕K928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154－06
① 2000年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举行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唐尧时代的社会行政和帝尧的历史地位，尧的主要活动地区和尧都与古唐国地望，以及“尧文化”涵义的界说、历史渊源、研究方法等问题。另外，尧帝庙所在的临汾市地方政府在宣传尧都时，主要将研究时段定位于上古时期，如2007年临汾市委宣传部成立了尧文化研究会，开设了“尧文化网”，将研究的视角主要放置在对上古时期尧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上。无论是研讨会还是尧文化的研究会都将研究的时段设置在上古时期，其协办单位为“中国先秦史学会”。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知识考古学’方法下的明清以来华北移民发源地研究”（09YJC770046）
〔作者简介〕乔新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6。
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的尧帝庙，唐显庆三年（658年）创建于平阳后，延续至今，历史久远，同时由于庙中所祀的主体对象――帝尧“其仁如天，其功大而无所不至，为万世人伦之极”而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尧帝庙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
和大多数庙宇一样，尧帝庙空间建筑的创修和历代建筑格局的变化是学者探讨尧帝庙的一个重要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张藕莲在《临汾尧庙庙制沿革考略》(1)一文中，对尧帝庙庙制沿革、历代重建重修情况进行了大致的梳理，这类研究大致属于建筑史，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及艺术内涵是其研究的立意所在。同时，尧帝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意义是历代统治者着力阐发的思想资源，因而也就成为现今学者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这类研究主要体现为“尧文化”的研究(2)，不过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将视角投向上古时期尧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而阐发尧文化内涵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与祖国统一事业中的作用。①从学术理路来看，尧帝庙的空间格局和文化象征意义既相互联系，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但是，已有的研究却将尧帝庙的空间格局与象征意义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主观上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固有联系，使得我们很难对尧帝庙历史有一个动态而连续、具体而生动的认识和理解。
本文力图顺着时间脉络，把尧帝庙从创建发展至今的长时段历史进行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探究，在重新翻检正史文献，并辅以多次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碑刻、文集等资料基础上，意外地发现元朝时全真教曾对尧帝庙空间格局有过较大的重修，儒道共处或亦儒亦道的空间格局背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但这种格局在明正德年间再次扭转，大规模增修尧舜禹庙的同时彻底拆撤了老君、伯王祠，尧帝庙再次恢复了儒教独尊的象征意义，却也使我们难以察觉元朝时全真教曾在这里留下的痕迹。
一、儒道共处：元中统至明正德以前全真教与儒学的关系
关于尧帝庙确切的创建年代及情节，囿于文献的缺乏，已不易考。在对尧帝庙早期历史的考证和争论中，学者根据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下诏曰：“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 (3)的记载，并以《水经注》中的记载“平水北侧有尧庙，庙前有碑”为佐证(4)，认为平阳尧帝庙晋代已有，北魏时期仍在。至于那时庙址究竟何在，没有确凿的文献可供具体探究，只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推测出庙址有过从汾水西岸向东岸的变化。〔康熙〕《平阳府志•祠祀》（山西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记载“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之东，原上有尧神屋石碑，庙在城南八里，旧址在汾西。晋元康中建汾东”。相较来说，唐显庆三年是平阳尧帝庙有确切记载的重要年点，不仅在其后的碑文中有明确记载元至元六年《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记载：“平阳府治之南，有尧帝庙，李唐显庆三年所建”，此碑现存临汾尧帝庙内。下引该碑铭并序皆同出此碑。，而且庙址从平阳府城西南迁移到了府城南――即今天尧帝庙的位置所在，本文探讨的即是自唐显庆三年在今址创建以来的尧帝庙。
限于文献记载的缺乏，我们对唐宋时期的尧帝庙依然知之甚少。一直到元朝，由于庙内留存的碑文等资料，为我们详细探究尧帝庙历史提供了可能。元中统至元年间，也即唐创建后的600年，尧帝庙迎来了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立于尧帝庙内的元中统四年《元世祖圣旨碑》这样记载：“今为靖应真人姜善信，平阳临汾县创建尧庙，已令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知太府监，于断没平阳李毅地内，拨地壹拾伍顷，以资营缮。仍仰禁约：蒙古、汉军并诸人等，并不得纵令头疋，于前项地内蹂践苗稼，损坏桑果。准此”。元中统四年《元世祖圣旨碑》，碑存临汾尧帝庙内。重建后的规模“为地七百亩，为屋四百间，耽耽翼翼，俨然帝王之举。殆与所谓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者，异观也，经始于至元元年之春，落成于至元五年之八月”，而且政府“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顷，为赡宫香火费”。
然而不幸的是，至元年间修葺一新的尧帝庙在大德七年（1303年）平阳府八级大地震中遭到破坏。20年后，即泰定元年（1324）尧帝庙再次重新修复，并将至元时的碑文重新镌刻立石。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时人有感于庙貌规模日益扩大，撰写《光宅宫田宅之记》并刻石：“迄兹将百年，其增置者，日益以广……田之倾亩四履，宅之区域间架，则具图于碑阴”。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宫田宅之记》，碑存临汾尧帝庙祭祖堂。
以上是有元一代尧帝庙历次修建的基本概况，如果不仔细分析碑文字里行间透露的意思，再加之我们今天对尧帝庙文化象征意义已有的定论，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一时期的尧帝庙无疑是儒家文化主导下的国家正统庙宇。但是，当我们一旦瞻前顾后，从元代留存的碑文和后来明正德年间的记载来看，明中叶以前的尧帝庙，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纯粹的儒家正统文化，儒道共处或亦儒亦道可能是尧帝庙该时期的真实状态，以下详述之。
首先，从尧帝庙“倡修者”的身份和日常管理人员来看，有元一代尧帝庙蕴含着浓重的全真教色彩。赵世瑜指出，“我们判断围绕着某一所寺庙进行的信仰活动属于何种宗教，通常要看所供奉神所属神统，要看所举行的是哪个宗教的仪式，要看信众和神职人员的身份。”(5)值得注意的是，元中统至元年间尧帝庙的倡修者即是一位全真教著名掌教人――靖应真人姜善信。
《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记载“平阳府治之南，有尧帝庙，李唐显庆三年所建。岁年深远，室宇敝漏，……有全真道师曰靖应真人姜善信，愿以道众行化河东，更择爽坛，重建庙貌。请于朝，上嘉其深远意”。据《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记载，姜善信（1198-1275年），字彦诚，“自童间，已有超俗之志。及长，白诸父母，求其所师者。寻又走商彦，为季父所追，迫令还家。未几，复辞去。亲知其不可留，听其所如。闻莲峰真人靳道元住王刁洞，志操为门其纳之，授以相术诸阴阳韬略之学。戒云：道家者流，以清净虚无为体，谦恭慈为用，不为嗜欲所汨，不为尘俗所染”。其主要活动则为奉命南伐和修复龙门大禹庙和平阳府尧帝庙，“见禹庙倾圮，慨然以修复为事。……庙成，上褒其功，因问禹以所行之道，公引《尚书》‘世犹古之世也，陛下诚能思
①至元二十六年《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李修生《全元文》第2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此碑文亦收录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山右石刻丛编》卷27；此碑亦为山西省河津市博物馆收藏。
②陈垣在《道家金石略》中收录了《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不过，陈先生没有弄清姜属于哪一教派，就把他归入金元时期“归属不明者类”。王宗昱在《全真教和地方宗教之关系》一文的注释中也谈到“王盘还有《重修尧庙记》，都是讲姜善信在山西平阳修整尧庙的事迹。王盘称姜善信为全真道士，但是没有材料证明他和全真教团的关系，所以我没有把他的材料归在全真之下”。收录于Florian C. Reiter ，Purposes,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Harrassowitz Verlag，2007。
③樊光春：《全真道传承关系研究刍议》，收入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王志忠《道教龙门派源流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④元至元六年《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碑存临汾尧帝庙内。
⑤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宫田宅之记》，碑存临汾尧帝庙祭祖堂。
⑥明正统十二年《尧庙重新记》，碑存尧帝庙内。
⑦明弘治四年《重修帝尧陵寝碑记》，碑存临汾尧陵。
⑧明正德九年《增修尧舜禹庙碑记》，碑存临汾尧帝庙内。此碑为砂石质，因年代久远字迹有些模糊不清，县志中记载的碑文不全，临汾市档案馆所藏的拓片是十年前的，仍然有多处不清晰。本文所引的内容系三者相互补充而成。
政求贤，即今之尧舜也’。上悦而从之。官方辐辏，勤亦至也”。①不仅如此，通过翻检和比对资料，发现姜善信并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道士②，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论述龙门派兴起于华山、得名于黄河龙门的观点时，认为丘处机有弟子名靳贞常（道元），隐修于华山王刁洞，传道法于姜善信。姜善信后赴黄河龙门复兴大禹庙，元世祖敕封建极宫，自后形成龙门派，又称王刁派。(6) 法国学者Esposito在对全真龙门派地理分布的研究中指出：“丘处机一度到过华山，并收了一个徒弟叫靳贞常，靳传姜善信，姜后来根据靳的指示，去了龙门山王刁洞。去龙门王刁洞的姜善信，后来被元廷封为靖应真人，在龙门建立建极宫”。(7)樊光春也详细考证了姜善信与全真教的师承关系③，由此可以确定，倡修尧帝庙的姜善信是金末元初北方全真教龙门派一位重要的掌教人，因为其师从的莲峰真人靳道元是丘处机的弟子。
不仅尧帝庙的“倡修者”是全真教著名掌教人，终元一朝，尧帝庙的重要庙务和日常事务多由诸多道士来主持并参与其中。如大德七年地震后，泰定元年尧帝庙的重修就是在道士李志和主持下完成的。“泰定元年四月，功德主本宫提点李志和重建，大都采石局把作提领本县东祭里卫宁刊”。④至正年间为尧帝庙立碑时提点张志德要 “集羽流议论”⑤，说明在尧帝庙的日常事务中，道士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直至进入明朝正统年间尧帝庙新修，庙成后，“择道士之素谨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于其中，为永久计”。⑥明弘治四年，《重修帝尧陵寝碑记》中记载有“‘平阳尧都，既有其庙，陵何在乎’，访诸故老，询于名士，而守庙羽士杨希泰暨义官靳严，悉有德于乡邦”。⑦为了寻找尧陵旧址，得到了“俾守”尧帝庙羽士的回答，这间接说明，至少在明弘治以前尧帝庙的经营是由道士进行和掌管的，尧帝庙中的神职人员主要是道士。
其次，从尧帝庙的整体空间格局和奉祀人物来看，尧帝庙在元朝时可能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称呼――“光宅宫”。至元五年修整一新的尧帝庙，诏赐其额曰“光宅之宫”，殿曰“文思之殿”，门曰“宾穆之门”。更重要的是尧帝庙内除了熟知的尧殿外，其左右则分别是老君祠和伯王祠，后为玉皇阁。明朝正德九年《增修尧舜禹庙碑记》记载“以舜禹二祠配于尧殿之后，殿之左为老君祠，右为伯王祠，祠之后为玉皇阁，皆肖像其中”⑧，明人朱国祯在《幢小品•尧庙规制》中也提到“帝尧庙在平阳府汾水西，后徙于东南。唐显庆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亩，屋四百间，中为文思殿，前为宾穆门。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后祀玉皇，总曰光宅宫”(8)。刘凤云据此更认为，“平阳汾水河畔的尧庙，占地七百亩，房屋四百间。这座祀老子又祀玉皇的尧庙毫无疑问是属于道教的”。(9)由此来看，尧帝庙的象征空间较我们下意识的猜测要复杂许多。
有元一代，尧帝庙内为何祀老子又祀玉皇？这应该与金元特殊社会时期儒学的变化与全真教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关于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北方的兴盛，学界已有许多讨论(10)，大致认为金元统治时期，一方面，北方儒学有一股援佛道以入儒的思潮，同时又有一股后来被名之为“全真教”的社会思潮，儒学与全真教二者之间曾有过一段较为复杂的关系。对此，师道刚指出：“全真教原本是作为北宋遗民士流敌视女真贵族的一种民族意识的反映，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儒学的浸润和佛学的柔化，逐渐蜕变为讲究众生平等的民族融合的纽带。在形成统一民族的过程中，通过宗教这一纽带使政治的统一得以强化，这是当时政治统治的意图。三教合一这股思潮经过不断地改进和深化，逐渐成为全真教的思想基础”。(11)全真教道士们利用儒人文士以宣传其宗教主旨，确实是其在北方兴盛的一个原因。但直接借用并改造一座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尧帝庙则是较为特殊的，从尧帝庙的个案中，我们主要看到了全真教对儒学的主动吸收和利用。所谓“当世祖皇帝握符御极时，则有若方外之臣、靖应真人姜善信者，能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称帝心，实奉命新修之”。元至正十七年《光宅宫田宅之记》，碑存临汾尧帝庙祭祖堂。元朝正是利用了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础，实现了其政治统一的目的。从尧帝庙的个案中，我们既看到全真教的主动努力，也看到一个国家正祀庙宇的历史发展脉络。
二、儒教独尊：明正德至清雍正时期尧帝庙空间格局与象征意义的转变
明朝正德年间，大规模增修尧舜禹庙的同时彻底拆撤了老君、伯王祠，尧舜禹殿构成“三圣庙”，让我们隐约看到尧帝庙内儒教与道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嘉靖、万历年间，伴随着庙内神明配置的变化，象征儒家正统文化的执中阁、光天阁意义日益凸显。清康雍时期，撤商汤庙改建万寿行宫，四并立，终使尧帝庙再次恢复了儒教独尊的地位，这一现象不仅仅是神明配置的变更，更重要的是其中所暗含的文化象征意义的转变。
首先，光宅宫易名三圣庙、玉皇阁改为执中阁、商汤庙改为万寿行宫，这一系列空间格局的变化让我们隐约看到尧帝庙内全真教与儒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
明正德八年（1513年），山西巡按周伦经过平阳，认为尧帝庙内的空间建筑格局不合祀典，需要重修。第二年重修完成，此次重修动作很大，撤掉了代表全真教的老君、伯王祠，将尧舜禹三圣并祀，这一重大变化渐渐让人们对这座以尧为主祭对象庙宇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过去叫光宅宫，正德以后渐渐改称三圣庙了。正德十六年，致仕户部尚书洪洞人韩文为此次修建撰写了《增修尧舜禹庙碑记》，主要内容如下：
巡按侍御昆山周伯明公伦按临河东，偕孙、魏佥宪，率府卫官僚，恭诣展拜，徘徊顾瞻之余，惜其殿宇门庑等处，率多倾漏，且以舜禹二祠配于尧殿之后，殿之左为老君祠，右为伯王祠，祠之后为玉皇阁，皆肖像其中。乃谋诸二宫曰：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位亲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况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阳支郡。今置二圣于殿后，不得专尊，于礼弗称。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载，于礼不经，诚有未宜。而玉皇即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后，渎莫甚焉，悉命撤而正之。 更老君祠为舜庙，伯王祠为禹庙，阁则三圣并祀，其上仍榜尧殿曰放勋，舜殿曰重华，禹殿曰文命，阁曰执中。名分秩然，礼法详备，使吾人于千百载之下，讴歌击壤，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气象，如亲见之者，岂不休哉！明正德九年《增修尧舜禹庙碑记》，碑存临汾尧帝庙内。
根据碑文分析，正德年间山西巡按周伦认为尧帝庙内的空间建筑格局不合祀典的理由是：尧舜能够将王位禅让是大圣人，禹则治水有功，是值得后人歌颂和学习的，这些是天下的大事件。况且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是尧都平阳的支郡，属于王畿之地。这样尧、舜、禹三圣不论在世系上还是在都城的位置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平阳尧帝庙内对三圣的供奉应该按照尧舜禹三圣的先后顺序来列位。而老子和楚霸王与尧舜禹似乎不存在世系的联系，地位不及尧舜禹，又不是儒家士大夫所提倡之神，但现在老君、伯王二祠地位高于舜禹，有损尧舜禹形象，是礼法不合，祀典不存。再者，玉皇大帝只能由天子来祭祀，放置于老君祠之后，同样是不合礼的，所以在尧帝庙重修时，一反过去，将太上老君和西楚霸王的祠庙撤除，将舜禹的地位提升到与尧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形成尧舜禹三圣同堂异室、并祀于尧帝庙之中的格局。此外玉皇阁改为尧舜禹三圣并祀，并改名为执中阁，经由这么重修，这座庞大的庙宇在人们眼中就是“三圣庙”了。《临汾县志•祀典》（《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6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也记载“尧庙在城南八里，明正统间重修。正德间巡抚周伦修额，正广运殿祀尧，右重华殿祀舜，左文命殿祀禹，后为光天阁，右丹朱祠，祠左娥皇女英祠，东为三圣考庙”。
对于正德年间庙内建筑格局和祀神的变化，参与其中的人认为重修后尧舜禹三圣庙的格局“名分秩然，礼法详备”。正德十六年，翰林院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顾鼎臣应同乡周伦之请为尧帝庙撰写的《三圣庙碑》中认为：“巡按监察御史周君伦瞻拜兴嗟，毅然以修饬厘正为己任，……代腐以坚，易缺以完，革其渎，斥其邪，合于典法。乃于尧庙之右改老君祠为舜庙，伯王祠为禹庙，别创门堂以表之。”明正德十六年《三圣庙碑》，碑存临汾尧帝庙内。在他看来，将道教神灵与儒家圣君尧帝放在同等位置，是对尧舜禹的极大不敬，尤其是对帝尧的不尊，既“不合祀典”又“不合礼仪”，重修后尧帝庙从过去“于礼弗称”达到了现在的“名分秩然”。
继正德年间撤老君、伯王祠后不久，因“万历甲午滥烟妄起，阁炀而为烟”，明万历十三年《重修光天阁记》，碑存临汾尧帝庙内。该碑文也收于李维祯：《大泌山房文集》卷5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1集，齐鲁书社，1997年，602－604页。于是又在其南面重修光天阁。山西按察使李维祯在《重修光天阁记》中详细记述了此次重修。伴随着庙内神明配置的变化，象征儒家正统文化的执中阁、光天阁意义日益凸显。（详后）
清朝康、雍时期，尧帝庙的建筑格局和祀神又有过局部的调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平阳地震，尧宫俱毁。四十二年康熙西巡，驻跸平阳，拨国库银两重修尧帝庙，主要是在商汤庙址新建万寿行宫及御书阁、御书亭等建筑，自此，四宫并峙，巍峨壮观。(12)之所以在尧帝庙新建万寿行宫，是认为汤王不是禅让而王，不宜与尧舜禹三圣并祀。于是，在原汤王庙基址上建筑了万寿行宫，以展现康熙尊崇尧舜，行尧舜之道的圣君形象。雍正时，平阳尧帝庙又一次重修。这次重修将三大殿的神灵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前移娥皇女英的地位，将其与舜并祀于舜寝宫，前移帝尧之子丹朱、商均地位，祀于圣考庙之中。雍正《平阳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4册）中记载，“雍正七年重修，缘日久损坏，工程浩大，……规模仿旧，而略为更易三殿，如前移娥皇女英并祀于舜寝宫，移丹朱商均附祀于圣考庙”。(13)此外还在尧帝庙内兴办义学，讲授儒学，《临汾县志》载“每岁季春官绅诣祭，仓圣祠祀仓颉，祠内两厢一为崇文会馆，一为培英义庄，昔年收学租与乡会试，宾兴皆聚于此，并随时致祭焉。”(14)这时的尧帝庙不仅仅是供奉儒教圣君的庙宇，更是培养儒学人才的场所，尧帝庙的儒家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与此同时，从尧帝庙重修者的身份来看，明后期更多的是各级官员和士绅，道士的身影渐渐淡出。
晚明至康熙的四次主要重修中，上级官员周伦、李维祯、巡抚石暨等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在具体的事务中，如撰写碑文等，则有更多的知名士绅参与其中。如前述正德十六年顾鼎臣为尧帝庙撰写碑文《三圣庙碑记》，而顾鼎臣当时是翰林院侍读，国史经筵讲官。
从明正德到清康雍时期，光宅宫易名三圣庙、玉皇阁改为执中阁、商汤庙改为万寿行宫，这一系列空间格局的变化让我们隐约看到尧帝庙内全真教与儒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儒教意味很浓的三圣庙代替了光宅宫这一道观名称，可能是双方力量博弈的最好解释。
其次，伴随着尧帝庙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奉祀神灵的变革，与之相随的是尧帝庙象征意义的改变。以尧帝庙之变重建儒教正统、以“圣人之道”导“百姓日用”大概是明中后期尧帝庙被赋予的新的象征作用。
对于此间尧帝庙象征意义的内涵，时人文集和《光天阁记》作了最好的阐发和解释。归有光为周伦文集作序时提及，“先生之才之趣，大抵出于天成，而尤根于理学。观其在新安建静修书院，以教学者。在平阳创尧舜禹三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因河清而论春秋，不书祥瑞空开侈心。疏止乌思藏番供与宫中佛事，以辟异端廓如也。”(15)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周伦在平阳、新安以及在朝廷之上的一系列举动，正是在晚明时期，士大夫重塑儒教正统地位的责任所在。
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似可理解万历十三年（1585）尧帝庙碑文中为何出现大段的儒教经典内容，如在解释尧帝庙内各个空间格局位置时，《重修光天阁记》载：“执中何以易光天，又为后殿也？大人之学，先明明德，而后明明德于天下。孟子论道统祖尧舜，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其传道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一执中者，克明俊德也。光天下之明，明德于天下也。凡天地之气，翕聚西北，而敷扬东南。执中为体，故以名殿居北，光天为用，故以名阁居南。”明万历十三年《重修光天阁记》，碑存临汾尧帝庙内。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一执中”这十六个字一直是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平阳尧帝庙在晚明时期的变化，也可视为“宋元以来，儒家思想重新被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并发生了从‘重治’到‘重教’的转变，开始了用儒家道德控制社会秩序的努力”(16)的反映。当时作为地方官的李维祯，适应国家宣扬儒家道德思想的需要，适应地方社会重建儒家学说正统性的需要，参与地方庙宇的重建，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注重儒教思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指导作用。这正如葛兆光所言：“一些怀有某种意图的士大夫，试图改变明代弥漫在世人中间的那种从心所欲的风气，希望通过重组儒教学说，来整理知识与思想秩序并清理社会秩序。”(17)
正德十六年，翰林院经筵讲官顾鼎臣在碑文中题道，“夫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击壤之民，亲蒙帝力，犹曰：何有于我？矧数千载而下，去圣迹愈远，苟非上者作而起之，他日遂移于异教而忘圣人之功，未可谓无也。周君是举，合道揆适时宜，不费公不厉民。故告成之日，四方来者莫不迁志改视。君子谓得其礼，小人谓得其情，赞颂归向罔间遐迩。”明正德十六年《三圣庙碑》，碑存临汾尧帝庙内。在晚明时期 “异教日崇”的情况之下，如何才能使圣人事迹不被各种思想和民间宗教淹没？如何才能使平阳百姓铭记尧帝“击壤”之功绩，保持圣人对百姓生活的引导作用？御史周伦拆撤道教神明，提升舜禹地位，以及功成之后“君子”、“小人”的“赞颂”，来者“迁志改视”是对这些问题的最好诠释。
这时的地方官员在尧帝庙的重修中，更加注重通过对庙宇的新修，达到教化的目的和作用。百姓参观之后，无不景仰先圣，改弃对杂神异教的信奉，转而尊崇尧舜禹三圣。尧帝庙在正德年间的变化，显现出圣人功绩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和教化作用。因为“许多地方神与特定的地方历史或地方传统密切相关，都希望利用神的力量强化地方社会秩序。”(18)正德九年周伦的改撤神位，易道而儒的做法，达到的效果就是地方民众，以及其他瞻拜者纷纷改变信仰，普通民众都能够“讴歌击壤”，“迁志改视”，深得“其礼”、“其情”。(19)尧帝庙配置神明的变更，儒教地位的独尊，不仅起到了弘扬尧舜禹三圣功绩的作用，而且将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以及整个民间社会纳入到儒家的伦理道德范围，说明了儒家士大夫希冀利用对地方正祀庙宇的整饬，达到对社会秩序的整合，实现“圣人之道”引导“百姓日用”的目的。
结 语
通过对山西平阳府尧帝庙从其创建发展至今的长时段历史进行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探究，发现了尧帝庙历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元朝时象征儒家正统的尧帝庙和全真教曾有过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儒道共处或亦儒亦道是尧帝庙该时期的真实状态。但这种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王朝更迭，尧帝庙的“去道教化”日趋明显，经历了明朝正嘉万的逐步变革，到清朝雍正时期尧帝庙再次恢复了儒教独尊的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对尧帝庙象征意义变化的考察，既提供了一个元明时期全真教在北方盛衰的鲜活个案，也看到了一个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的历史脉络和传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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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
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
一湖南省方言分区述评
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
1974年，台北，《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442－1447页，下简称《报告》），日本学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区（1979年，东京，《湖南诸方言》，载
《中国语学》226期，下简称《分布》），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1960年，长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总结报告》（石印本）240－247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区》，载《方言》1986年第4期，下简称《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1985年，《湖
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第4期，下简称《背景》）。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
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1．1．1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
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
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
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
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
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见《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的文字说明部分，载《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
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
，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见黄雪贞《西南官
话的分区（稿）》，载《方言》1986／4），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
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见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中有关的文字说明，载
《方言》1985／4）。《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
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1．1．2《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
》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
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
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
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
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
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
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
以用多条。这些分区条目不论是“一”还是“多”，都要求对内有尽量大的周遍性，对外有尽量强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话来检验分区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背景》的分区而言，也不乏同一区中有不能通话或通话
困难的，如第三片中的湘乡与零陵，而分属两片却也有通话不大困难的，如第二片的怀化与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同属一个方言区中的不同方言点可以有不能通话的，如闽语区中的厦门话和福州话
；而不属同一方言区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有可以通话的，如德语和瑞士语。这是因为，能否通话不仅决定于两种
方言的相似性，还决定于两种方言的交际频度。一九八七年笔者曾以湖南师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级的
同学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过外地同学对长沙话的可懂度和认同感，经计算机处理后的结果是：
大体听懂基本听不懂大体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据上表中八四级与八五、八七两级同学对长沙话可懂度和认同感的区分比值的差异可以看出交际频度与它
们的比例关系。而且，通话程度还受城乡、职业、年龄甚至性别等条件的制约。事实上，既难于把它作为一个
分区因素来参与分区，也难于把它当作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分区结果。
1．1．3第二种是日本学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区。《分布》据以分区的材料也来自《报告》。方法是
：根据“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绘出方言图来进行分区。《分区》把湖南方言分为四种“型”，定名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国内学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赣方言或赣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话。《分布》的分区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特征法。《背
景》认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按这个标准作成的分区图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实际。”《分区》将湘
西的永绥（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地划归“老湘型方言”，对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将古全浊声母只要今平音读浊音的也包括在内，湘语的范围自然要扩展到上述永绥
等县。事实上永绥等县的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这‘半条’特征将其划入湘语南片是不
妥当的。”《背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单一特征判断法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分区结果清晰正确，
缺点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区的交错地带和过渡区域，在方言面貌因长时期的交融渗透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种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当时共调查了八十七个县市，后由彭秀模、曾少达等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总结报告》。《总结》中对湖南方言作了分区工作。方法是：根据分区者对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几个较大的土语群最明显的特点归纳出来，然后把特点大部分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方言区的范围
基本上定下来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来，碰到甲乙两可的交界处方言就“根据反映方言特点的地图来分
析研究。分析它们哪些特点和甲区相同，哪些特点和乙区一致，最后根据它们与哪一区特点较多相同的特点划
归哪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注意该方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而不是“不分主次，单凭机械多数”来确
定其方言区属。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个区。第一区“基本上是湘语”，第二区“基本上属于西南官话”，第
三区“大致接近江西话”。《总结》的分区在具体运用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
变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与丁却可以相去甚远。这样，在把几个看起来相近的土语群进行单向归
并时，就有可能把本来差别甚大、应分属两区的方言给归并到一个方言区中去。如《总结》第一区中有泸溪、
辰溪等方言点，就其总体特征看，应与第二区的怀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与长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为“辰（辰溪）溆（溆浦）土语群”接近“衡（衡阳）邵（邵阳）土语群”，而“衡邵土语
群”又接近“湘（湘乡）涟（涟源）土语群”，“湘涟土语群”与长沙、湘潭等地的话又更要接近一些，这样
单向归并，结果就把本来不属同一区的方言给并为一区了。《总结》分区时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处。湖南
的蓝山、嘉禾、宜章、桂阳、郴县、新田、江华、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种各地小有区别的西南官话（与桂
林话很接近）外，各地内部还使用着一些差别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话”。《总结》在分区时，单
把蓝山、嘉禾两地的土话拿出来分区，从而把它们从湘南双语区独立出来并合并到第三区中去，成为第三区孤
悬于第二区中的方言岛，这显然是不符合分区原则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1．1．5第四种是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分区》使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单一，但分区的标准却颇为灵
活多变。《分区》把湖南方言一共分为六个区。第一区是“湘语”，分区的依据是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第二区
是“赣语区”，分区标准有三项：一条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一条是梗摄字多有
文白异读，另外还列了一些词汇。第三区是“客家话区”，《分区》没有明确“赣语”和“客家话”的区别界
限，语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开口呼读零声母”这一条，另外还有词汇条目的区别。第四区是“江淮官话区”
，分区标准主要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另外就是“古入声全
浊声母字今全部或部分归阳去（去声不分阴阳时就归去声）”，其他还列了“他的”和“喝茶”两个词组。这
一区中有《背景》列为西南官话标准点的常德，还包括湖北省的鹤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统称为“
江淮官话常（常德）鹤（鹤峰）片。”第五区是“西南官话区”，这一区没有给出分区标准，内部分片时也未
明确分片依据。第六区是“乡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
大庸市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大约有四十万人说这种话。“乡话”的主要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塞擦音时平声为不送气浊音，仄声为送气清音。另外，入声有喉塞尾，古次浊平声今读阴平。古全浊上声今仍
读上声，等等。《分区》的主要优点是分区时不拘泥于某一标准，不仅考虑语音特点，也兼及词语的异同。分
区时不反分出大区，还给大区再划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还深入乡镇一级，分得比较细致深入。但勿庸讳言
，《分区》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主要体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上。由于标准不统一，有时甚至连分区标准都未说
明就直接分区，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分得较为主观臆断的感觉。另外，凡《分区》使用单一标准的地方都无法避
免单一标准以偏概全的缺点，如“江淮官话常鹤片”，如果不是只从一两个语音特点着眼的话，根本就划不进
江淮官话里去。此外，就《分区》的题旨来看应是封闭式的区域方言分区，没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揽进
来，而且还包揽得不对。按赵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区，鹤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点介于湖北第一区（西南
官话）和第二区（楚话）之间，同时还有一些湖南话的特点，因而独立一区以显示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
区域的混杂型方言，赵元任先生等人也没有把它们和江淮官话联系起来考虑（见赵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一五七页），于此可见《分区》的处理是不很妥当的。
1．2．0由于周振鹤、游汝杰二人的分区不止使用了一种分区方法，在分区过程中还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将其中的历史行政区划作为分区调整的重要“参考项”直接介入分区，经过研究，我们发
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适当展开讨论，因此我们把《背景》的分区单列为一类加以述评。
1．2．1《背景》仍使用《报告》的分区材料，分区对象仍为《报告》中的七十五个方言点。《背景
》在分区方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数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和补充
。具体的作法是：以《报告》中提出的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作为分区依据，建立数据库，参
照数学集群方法，先比较七十五个方言点之间特征项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来作初步分区，最后再用
“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因素”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在分区过程中，作者还根据自
己对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个“集”，并给每个“集”指定一个代表点，然后把这一集
里的其余各点来和“代表点”作比较，按各方言点与“代表点”的接近程度分归各集。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个片，根据《背景》有关的文字说明和分区图来看，五个片分别为：第一片是以常德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片，第
二片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湘语北区，第三片是以城步为代表的湘语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为代表的赣客语片，第
五片没有代表点，是南部山区官话和湘语的混杂片。在数学方法运用上，《背景》设置了四个“标准点”来对
周围的方言进行吸附式向心归并，这样把原数据阵上纵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数据省减为四行，既简化了计算过程
，又简明扼要地用数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内各方言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背景》对自己的分区结果是颇为自信的，认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个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语感。”湖
南人的语感姑且勿论。但当我们拿《背景》的分区与前述几家逐一比较时发现，这个分区与《总结》非常接近
，两张分区图大体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区有较大差别，其他地方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参差。如前所述，这样的
分区仍然是相当偏离湖南方言实际的。《背景》尽管使用新的方法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方法与结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1．2．2陆致极在《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1）一文用
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的十七个方言点作了类聚关系处理，实际上具有分区意义。二十年代赵元
任先生对吴语所作的分区表明，只从语言特征条目出发也可以对方言进行分区。分区经验证明，数学方法和语
言学方法（甚至是单一特征判断法）在分区上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数学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语言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分区调整，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产
生怀疑。
《背景》采用《报告》中用来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项特征来建立数据库，根据存入的数据来计算任
意方言点之间的接近值，然后通过比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来达到分区目的。由于存入数据库的语音项目是五十
二个，因此，任意方言点间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为了简化计算，《背景》挑了四个“标准点”
，让其余各点来依次与它们相比较，凡和上述四点中任一点接近值最高的，就将它划入该标准点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这样，就把语言学的分区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集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隶属变－－即任一方
言点可以归属于某标准点的最低数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点归属任一代表点的隶
属度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这时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时就不能进行归集：当某一方言点与四个
代表点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时（因为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异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时（因为异同相等
）；与两个代表点接近值同时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时（因为当同一方言点同时从同一逻辑门进入两个代表点后，
归集后的方言点数会大于实际参加分区的方言点数，从而与实际不符）。根据《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数据，可
以合法归集的方言点有：
长沙点
南县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点
新宁28东安28祁阳31
常德点
石门31慈利33大庸32龙山37永顺29
保靖30永绥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凤凰30麻阳27晃县31靖县31澧县29
安乡35华容27桃源35汉寿41衡阳31
平江点
临湘31岳阳32
（地名后的数字为其与该代表点的接近值）
以上各点合计29个。除去4个代表点，参加归集的方言点是71个
，可归集的方言点占总数的40．9％。
可以分属两个代表点从而不能归集的方言点有：
桑植芷江黔阳会同临澧湘阴
长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计6个。加上其余与4个“代表点”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个方言点后为41个，
占参加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的59．1％。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背景》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显然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又增设了“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
整”，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但实际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点的归属是靠“参
考项”“调整”出来的，而“参考项”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一项，在这种情况下，《背
景》的分区自然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对赖以建立数据库的五十二项
语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报告》提出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是用来显示湖南方言的差别性的，为了上
图的方便，只能“求异”而舍同，因此，虽然项目多达五十二项，但仍不能认为它们已经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们来作分区依据，就难免偏离语言实际，事实上，杨时逢先生也没有全部把它们作为分
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项目的代表其所辖的“字”的
数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声韵调其差别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项是“声调调类”，这一条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项是“‘去’的白话音”，这一条只能管住一个“字”的一半的语音情况，二者的重
要性差别相当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这两条在五十二项语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这样，相同的数值掩盖了不同语言特征项目的巨大差别，这自然要极大地影响分区质量。
1．2．3《背景》在分区上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四个“代表点”。这四个“代表点”既是数学归集的
目标点，又是确定“较重要的语音特征”的主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分区结果的命名。因此，“代表点”选
得合不合适，也是决定分区质量的重要因素。“代表点”的代表资格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区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该方言区中比较典型的方言点。用这个条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
四个“代表点”就可以看出，除长沙点外，其余三个点的代表资格都有问题。
先谈常德点。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从常德开始往北延伸，与湖北的江陵连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怀化为中心，往西延伸与贵州的黔东南连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与湘北片的交
界线大致在龙山、永顺一带；第三片是以蓝山、嘉禾为中心的湘南片，这一片与广西的桂林连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较接近，内部也比较一致。湘南片与湘西、湘北两片的距离较大，这部分地区是双重方言
区，由于受各地千差万别的“土话”的影响，内部的一致性比较低。总的说来，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方言点都
有过渡性质，与湘语的接近程度随着方言点在地理分布上与长沙的距离成正比。常德正处于西南官话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资流域的中间地带为过渡带，过了资江就是湘语区的天下。因此，无论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还是就常德话的语音系统，都是一种过渡性相当明显的西南官话，把它作为西南官话的代表，其代表资
格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在《背景》的分区中不能把郴州、蓝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话包容进来，为什么桑植
、芷江、黔阳、会同、临澧等地会出现与长沙点和常德点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话本身含有相当的湘语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
平江虽然在声母上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平江还有知章组在今开口韵前读(tsts’s)这种与赣语不同
的变化，就其涉及的古声母而论，比古全浊声母的个数还要多；平江话的入声调虽然也可算作赣语系统，但阴
平和阳平的调值都与长沙话相同而区别于南昌话；平江话的入声韵虽然有塞辅尾，但知章组的合口韵的变化也
是大多同于长沙话，如：“吹水睡税”也是和长沙话一样读撮口韵，而南昌话则是读合口韵。从平江的语音系
统来看，应将其看作是湘语和赣语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点的混杂性方言。把它放到赣语系统中来看，还不
如常德话在西南官话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临湘和岳阳两个点，换
句话说，在沿湘赣交界处一带的混杂性方言点中，平江点的代表性也不强。
《背景》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根据是因为城步的［bdgdzz］的浊度最强，换句
话说就是城步因为其声母系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古全浊声母的原貌从而获得了湘语南片，或者说是“最典型”
的湘语的代表资格。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背景》对＠①伸久的一些批评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绥，
《背景》认为不能仅据其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浊音这“半条”特征就把它划入湘语南片，还要看到“永绥等县
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这样的情况而将永绥划入西南官话区。既然仅靠古全浊声母今平声仍
读浊音这半条特征不能将永绥等县市划归湘语南片，那仅靠“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这一条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语呢？只要对城步话的语音系统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话的韵母系统已经接近于西
南官话而与湘语（我们这里所说的“湘语”是指长沙话。本文中如不加说明时都把长沙话作为湘语的代表）的
距离较远，如咸山摄与宕江摄不混，山摄合口和蟹摄合口端系仍读合口，这些，都与长沙话不同而与重庆、贵
阳等地的西南官话相同。声调上，城步话的阴平是高平调，阳平是低降调，这也是西南官话阴平与阳平的最常
见调值而与长沙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城步话并不象《背景》所说的那么“古老”和纯粹。从整个语音系统
来看，城步话虽然仍属湘语系统，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话的相当影响。因此，城步在湘语系统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话既然仍属湘语系统，就没有必要把它和长沙话相提并论，在同一个方言系统中建立两个和西
南官话、赣语相同地位的“代表点”从而使得南北两片湘语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开。这种含含糊糊的状
态显然不是分区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话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理由还与《背景》提出的“古湘语”的
假设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时说：“城步僻处本省西南隅，交通闭塞，明显
是古湘语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挤而保留下来的核心地盘”，在“结语”部分又“设想”：“在战国秦汉时代，
整个湖南地区也许通行一种内部存在差异的古湘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背景》虽然用了“也许”这个
不很自信的副词，但这个“古湘语”还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下来的：“古湘语”存在的时间是“战国秦汉时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个湖南地区”，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我们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逻辑结构
中，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是非常必需的，否则，城步就难于取得“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浊音的衰颓”
，和“入声的衰微”将无从立论，而且，“古湘语”在官话、赣客方言的蚕食吞并、四面夹击、大举入侵下日
渐萎缩的下降曲线也无法勾画。现在我们要正面提出质疑：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果真通行着一种古
湘语吗？任何语言的存在，既要有一个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作为存在前提。古湘语的含义
可能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较为宽泛，但无论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古代汉语。而且是一种古代汉语方言。因
此，要证明“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都通行一种古湘语”，首先必需证明，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
地区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汉族或都属于汉民族文化系统。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化和转换成“战国秦汉时代整
个湖南地区的民族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打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两
册查看有关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为了避免繁琐的引证，我们主要依据《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修订本，1982）、《中国民族学概论》（栾钊韬等，1985
）、《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4）、《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1981）、
《试析湖南县的设置和名称由来》（谭昌寿，1984年第5期《湖南师院学报》）等论著来作一结论性的概
述：战国中期前，今湖南全境为古三苗等苗瑶族的居住地。战国中期，楚国兆进中原争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强秦的迫挤下，楚文王把楚都迁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国大力向南扩展，首先进入以常德为中心的
湘北地区。秦统一后继续向南开发五岭南北，在湖南境内从北向南依次设置长沙、罗县、临湘（今长沙）、耒
阳、郴县等郡县。两汉时对湖南继续开发，分长沙置桂阳、零陵二郡和益阳、茶阳、攸县、醴陵、＠②县、临
武等二十余县。这时汉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以今长沙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区；沿湘赣两省的交界线直达广东的狭长地带。除此而外，整个湖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仍然是古苗瑶语
族的居住地或未经开发垦殖的原地，其间可能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桃花源式”的汉族移民点。这样的人
口分布与民族构成的格局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显然不可能通行着一种“古湘语”。更确切一
点说，即使是上述几个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种“古楚语”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语”。在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历史界限，当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时，不应混
淆二者之间的历史界限。
对城步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点必要的叙述会使上面的质疑得到更为充分的支持。城步县现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县”，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国、有清一代、明初都称“城步县”，明初设为“城步巡检司”
，属武冈县。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城步的名称只能追溯到这里。唐代的城步为“飞山蛮”地，汉至隋为“无阳
五溪蛮地”。这时的“五溪蛮”系汉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蛮”。唐末“五溪蛮”据飞山自守，故又称“飞山
蛮”。“飞山蛮”自称则为“猫”，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汉人（主要来自江西）陆
续到城步落籍定居，但县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绝对优势。明弘治十五年设置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此时
仍为苗多汉少。乾隆五年“改土归流”时有不少苗族为免受民族歧视而改称汉族，进入民国后汉族人口才超过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统计时，全县有苗族八万四千余人，略低于汉族人口数。根据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无
论如何也推不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语”这样的结论来。
1．2．5归纳起来，《背景》在分区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这样几条：使用了数学方法但因数据库不可
靠而未达到预期效果；选择了标准点但标准点的代表性又不强从而使其他方言点难于归集；假设了一个“古湘
语”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但这个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语”又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
为，《背景》分区的意义似乎倒不在其分区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创新精神，给方言的分区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区大体上已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区方法，因此，本文
对上述各家分区方法的评价也可算是笔者对目前汉语方言分区现状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区
2．1．0分区的事实说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渐变的，如果只给方言确定一个分区标准的
话，可行性相当差。由于不同的分区者对语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标准，分区结果当
然难于统一。1987年，笔者在钱曾怡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几次关于方言分区的历史、现状、标准、方法的
讨论，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叫“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
，并用这种方法来对有过多种分区、有相当分区难度的湖南方言进行分区，以便和各家的分区结果相比较。具
体的做法是：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从三
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
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比较时按声、韵、调的顺序依次进行。由于分区条目都是七条
，判断方言点归属的隶属度是“四”，三次分区的结果都作出分区图，最后根据三张分区图来作综合分区，任
一方言点，只要在两项分区中都属某一代表点，就把它归入该点所代表的方言区，这时隶属度是“二”。据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两
项或三项分属两个或三个代表点），独立型方言（只有一项或无任何一项可归入三个代表点）。
2．2．0分区要有据以分区的材料、分区的原则、标准，及相应的图上表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说明。
2．2．1分区材料材料的好坏决定分区的质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相
比较而言，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调查点不足；二是记音有欠准确之处，如衡阳话；三
是有相当的调查点远离城区，有的甚至在县境边缘地带，代表性不强。鉴于这种情况，衡阳话改用李永明先生
《衡阳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涟源、双峰、新化、祁东、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个点则用《总结》中的相关材料。
2．2．2分区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其实是就相关的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因此，
分区时本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语言学标准的原则，任何非语言学的标准都不能作分区标准；第二是共
时性原则，分区时只就方言现状进行分区而不涉及方言的历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统性原则，在把握方言之间的
异同时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而不只根据一两个语言特征来确定方言点的归属。
2．2．3分区标准分区标准就是据以分区的条目。李荣先生在谈分区条目时提了三条，一是条目的
代表性，二是条目在语汇中的使用频率，三是条目使用频率，这三条都是指导性的意见。根据我们的理解，条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区别性，就是一地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同时我们还强调条目的系统性，汉语方
言之间的矩离远近，在语音上具体表现为各方言音系在声、韵、调各有关方面对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别从长沙、南昌、贵阳三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各七条作为分区条目。
2．2．4图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区图示法是采用划块（块状表示）围片（同言线法）的方式，这看起
来比较好看，但与实际的方言分布情况并不相符。就一方言点来看，方言持有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户与户之
间，村、寨、城、镇之间都是非连续性的，呈离散式点状分布，因此，本文也用点状符号来表示方言类别，这
样，既可以积点成面，几个相同的点状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成片的方言区域，又可以如实反映方言分布的点面
相间、错综复杂的情况，尤其在反映方言岛、独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语言事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2．3声母系统的分区
表一：声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附图[图]）
说明
1．上表中，南昌话全部采用《汉语方言字汇》（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贵阳话的材料是笔者调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说明。
2．取点比较时，如果碰到古全浊声母今仍读全浊塞音塞擦音时，则归入长沙点。
3．由于第六项长沙话与南昌话属同一类型，因而两地的区别条目只有六项，如果出现南昌、长沙各点三
条的情况时，就着第一、二两项属何处方言，属长沙则归入长沙点，与南昌话相同则归入南昌点。
分区结果是：
长沙所属方言点（地名后的数值为隶属度）
长沙7临湘5．5岳阳5南县3．5沅江6
湘阴6平江5浏阳4宁乡6益阳6
桃江5．5安化6．5泸溪4新化6涟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双峰3．5衡阳5
祁阳4永兴5资兴4邵阳4武冈4
洪江5．5会同4绥宁6．5城步6江永4
计30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耒阳3．5常宁3．5宁远4宜章3．5
计4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华容5安乡5汉寿5临澧7常德5
澧县6石门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顺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吉首4辰溪5凤凰6麻阳6溆浦5．5
怀化6芷江5新晃4靖县4通道4．5
新宁6东安4零陵4新田4．5桂阳4
郴州6嘉禾5蓝山4江华4安仁5
道县4
计3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县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
临武湘乡祁东隆回洞口黔阳
桃源龙山
计14个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1：声母系统分区图
2．4韵母系统的分区
表二韵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上表中，前三条的重要性，代表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后四项发生交错时，则以前三项的情况来确定方
言归属。另外，《报告》中缺文白异读材料，因此，第七项全部采用《总结》中的材料。
进行归纳时，由于第一项和第七项长沙与贵阳相同，这两项又都同时与南昌话对立，确定隶属度时，如果
与南昌话相比较，可以“四”为隶属度。但如果相对长沙与贵阳而言，两者的对立项目只有五项，判断某方言
点的归属时，隶属度应为“三”。据此，湘阴、嘉禾、永兴应归入长沙，常德、江永、江华、新晃、桂东应归
贵阳。
分区结果为：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5益阳6安化6
沅江5南县5．5湘阴5岳阳4．5临湘4．5
浏阳4．5醴陵4．5绥宁4．5嘉禾5蓝山5
永兴5资兴5涟源5．5洞口5桃江6
株州4隆回4．5
计22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平江4．5攸县4．5
只有两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桃源5慈利4临澧6．5澧县5．5安乡5
汉寿5华容5黔阳5会同4城步4．5
通道5新宁6．5溆浦6新化4．5邵阳6
祁阳5汝城6衡阳4常宁5宁远6
耒阳5安仁4郴州6常德5龙山5．5
＠②县4桂东5桂阳6新田6临武6
宜章6东安6零陵6道县6江永5
江华5石门7桑植7大庸7永顺5
保靖7花垣6古丈5沅陵7凤凰6
泸溪6芷江6靖县6新晃5麻阳6
吉首6辰溪7双峰4．5怀化6．5祁东5．5
洪江5．5
计5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湘乡衡山茶陵武冈
上入图后见图2：韵母系统分区图。
2．5声调系统的分区
表三声调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说明：
1．从长沙到辰溪的七十五个方言点的调值系采用《报告》中音系说明部分的实际调值而非声调表中经过
音位处理的调值。
2．长沙与南昌的对立条目只有五项，归纳方法同前。
各代表点所属的方言点如下：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益阳4安化5
桃源4澧县5沅江4南县4湘阴5．5
岳阳4．5临湘5黔阳4．5城步4．5新宁4
湘乡6衡山4涟源5双峰4．5桃江5
株州7
计21个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武冈4常宁4．5宁远6嘉禾6蓝山5
耒阳4永兴5．5郴州6常德4．5龙山6．5
桂阳6．5新田5临武6宜章5道县5
江华5石门4．5桑植4大庸4．5永顺6．5
保靖6．5花垣5．5古丈6．5沅陵5凤凰6．5
泸溪5芷江5新晃5．5麻阳6吉首6．5
辰溪5．5怀化4．5洞口5洪江4．5
计34个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会同安乡汉寿华容平江
浏阳祁阳澧县绥宁通道溆浦
新化邵阳资兴江永茶陵汝城
衡阳＠②县桂东零陵靖县祁东
隆回安仁东安
计29个点
南昌话无可归集的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3：声调系统分区图
2．6综合分区
根据前面三次分区的结果可以制成下面这样的表来进行综合分区。
表四：综合分区表（表例）
（附图[图]）
根据上表统计的结果如下：
湘语区方言点
长沙3临湘3岳阳3南县3湘阴3
沅江3益阳3桃江3安化3涟源3
宁乡3湘潭3株州3浏阳2双峰2
衡山2绥宁2城步2永兴2资兴2
计20个方言点，占总数的23．8％
西南官话方言点
华容2安乡2汉寿2常德3临澧2
澧县2石门3慈利2桑植3大庸3
龙山2永顺3保靖3古丈3沅陵3
花垣3吉首3泸溪2辰溪3溆浦2
凤凰3麻阳3芷江3怀化3新宁2
新晃3洪江3靖县2通道2安仁2
东安2零陵2常宁2耒阳2蓝山2
新田3宁远2道县3江华3临武2
嘉禾2桂阳3郴州3宜章2
计44个方言点，占总数的52．4％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湘乡攸县茶陵祁东隆回
＠②县桂东汝城
计9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0．7％
混合型方言点
平江（湘＋赣）会同（湘＋官）新化（湘＋官）
邵阳（湘＋官）祁阳（湘＋官）衡阳（湘＋官）
江永（湘＋官）洞口（湘＋官）武冈（湘＋官）
桃源（湘＋官）黔阳（湘＋官）
计11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3．1％
赣方言是空集。
上分区结果入图后见图4：综合分区图。
比较前面四张分区图后可以发现，前三张参差过大，而综合分区的第四图明显优于前三图。湘语方言点主
要集中在湘、资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向西南方向以邵阳、武冈等混杂性方言作为过渡，有城步、绥宁两
个点，向东南方向以衡阳、耒阳（耒阳虽然归入西南官话，但混杂程度很高）作过渡，有永兴、资兴两个点。
这四个点就整个音系来看仍属湘语，但都不纯粹，城步的韵母系统属官话系统。
西南官话方言点为湘西北、湘南两片。湘西北片与湖北、四川、贵州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湘南片与
广西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两片加起来有四十四个方言点，是湖南省势力最大的方言。从整个音系来看，
湖南境内没有真正的赣方言点，但赣语的影响可从湘赣交界的混杂性、独立型方言点中看出来。独立型方言有
两种类型，一种是“湘乡型”，包括隆回、祁东在内。这种方言可能原来就是独立的，受周围方言影响较小，
原来的特点保留得比较多，因而不同于其他方言，同属独立型方言的方言点之间的关系尚需研究。另一种是“
醴陵型”，醴陵话的音系就整个系统来说很难把它归入湘语或赣语，可又都同时具备湘语和赣语的一些特点。
这种方言大概属于因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也有自身的音系特点）而产生的既不同于甲这种母方言也不同于
乙那种母方言的新型方言，这类方言还有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需进一步的研
究。混杂性方言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湘语和赣语相混杂的“平江型”，一种是湘语和官话相混杂的“衡阳型
”。平江型只有一个点，衡阳型则有祁阳、江永、武冈、洞口、邵阳、新化、会同、黔阳，桃源等十一个点，
这十一个点可以合成一类。从衡阳到黔阳一线的混杂性方言点正好处于湘语东北片、湘语西南小片和湘语东南
小片的分岔处，也是官话湘西北片和湘南片被沅、资、湘三水分割的地带，事实上是湘语和官话的交接处，这
一地区的方言成为混杂性方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从整个分区的结果来看，所有的混杂型方言或因混杂而
成的独立型方言都处于方言区交界处，可以说，这样的分区结果是比较合乎语言事实的。
2．7这个分区可以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地域来验证。
花鼓戏是湖南省各地民间小戏的总称。湖南各地花鼓戏名称有别，源流亦异，但其曲调唱腔都与当地人的
山歌小调密切相关，唱词道白都使用当地方言，是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此，其流行的地域与方言
的地理分布是大致平行的，可以相互证明。
长沙花鼓戏内部可以分为长沙路（流行于长沙、湘潭、株州等地）、宁乡路（流行于宁乡城乡）、平浏醴
路（主要流行于平江、浏阳、醴陵等地）、西湖路（主要流行于洞庭湖西岸的南县、益阳、沅江等地）四种小
类，其分布范围与湘语中心区域是一致的，其之所以分为四路，也与湘语内部的方言差异有直接关系，如平浏
醴路。前述诸家多把平江、浏阳、醴陵划归赣语，完全可以想象让平浏醴路长沙花鼓戏分别在长沙和南昌演出
时两地观众可懂程度的大小。
除长沙花鼓戏外，湖南还有两种重要的花鼓戏，这两种花鼓戏的流行地域与混杂型方言密切相关。一种是
衡阳花鼓戏，流行地点主要有衡阳、衡山、常宁、耒阳、安仁、永兴、郴州、茶陵等地。从其流行地域可以看
出，它既可在衡山，永兴等湘语区流行，也可在郴县、常宁等官话区流行，还可在茶陵等因混杂而成的独立语
区流行。另一种是邵阳花鼓戏，其流行的地点主要是：邵阳、邵东、武冈、隆回、新宁、城步等地。和衡阳花
鼓戏一样，邵阳花鼓戏也可在湘语、官话、混杂型方言区流行。从邵阳花鼓戏的形成历史来看，它和湘西阳戏
、零陵花鼓戏有密切关系，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程度很深，从分区第二图看，这地区的方言的韵母系统就
颇具西南官话的特征，大多可以划入西南官话。
其他还有常德“喀喀戏”、零陵花鼓戏、湘西阳戏等，其流行地域均与官话湘北、湘西、湘南各片相对应
。下面，连同上述各种花鼓戏及与之相对应的方言区（点）列表对照。
表五：花鼓戏流行地域及其方言区属对照表
（附图[图]）
（附图[图]）
注：上表中，零陵花鼓戏还有宁远、临武、新田等县未列入，湘西阳戏尚有芷江、靖县、麻阳、辰溪、溆
浦、泸溪、保靖、花垣、永顺等地未列入，均属西南官话。
三结束语
3．1“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是一种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把语言学和数学结合起来解决语言问题
的方言分区法。实际操作时，先从长沙、南昌、贵阳抽出能代表湘语、赣语和西南官话音系特征的区别性特征
条目，从长沙、南昌、贵阳三个方言代表点的视角度，对湖南境内的八十四个方言点作鸟瞰式的扫视对比，使
用的分区条目实际上是“3×3×7＝63”条，对各地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的相关项目作分类统计后，又从总
体上对其作“隶属度”置信判断，可归入相应代表点的就明确其方言区属关系，能够独立的就让它独立，对混
杂型方言也不强作归并。这样做的好处是：为湖南方言的现状画一条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轮廓线，便于进一步
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方法还可编成计算机程序来进行分区，这样，就可以避免人工分区的主观任意性，还会节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分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而言，更是目前各自为阵的分区方式难以比拟的。
3．2历史上的移民与现代方言面貌的关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线决定关系。有
什么样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方言类型，这样的想法是比较片面简单的。笔者1987年到江西萍乡调查方
言时听萍乡人说，醴陵话不能算江西话，而是和长沙话差不多，而且，连萍乡的老关和湘东两区的话也是“湖
南话”而非“江西话”。历史上醴陵不曾向萍乡移民。换一个角度就可以发现，湘语并非时时处处都只被其他
方言“入侵”而不对其他方言产生对等的影响。湘南地区从古到今均未大量接受过西南官话的移民，该地居民
的家谱、碑铭都证明没有发生过这种移民，而当地千差万别、语言特征非常独特的“土话”也证明不可能有过
这种移民，但这一地区的数百万人为什么使用西南官话来作公共交际语而不选用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语，这种
情况用“移民决定说”显然就讲不通。这种情况可能就要从语言事实出发，结合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动、价值
观念、不同方言的交际功能等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3本文的分区不同于各家的原因不只是方法不同，也是语言学观点有差异。在分区过程中，面对具
体的语言事实，我们没有完全遵从哪一家或哪一种理论。笔者坚持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语
言理论或语言假设都必须反复接受语言事实的检验，如果事实与理论发生趑趄，那就应该先怀疑理论的普适度
和正确性，而不能将活生生的事实硬塞进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中去强作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会导致理论
的萎缩甚至窒息理论。
［附记］本文原为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曾恰先生。
（附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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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图]）
（附图[图]）
主要参考书目
《城步县志》（同治）
《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龙华1981“湖南花鼓戏的艺术种类和流派”，载《湖南师院学报》第2期
霍凯特1986《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麟维、李继宗、邹珊刚1984《系统思想与方法》，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荣1985“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官话方言的分区”，分别见《方言》第1、2两
期。
熙1986“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中国语文》第4期。
黄雪贞1986“西南官话的分区（稿）”，载《方言》第4期。
李谱英、杨焕典、梁振仕、刘村汉1985：“广西的汉语方言（稿）”，载《方言》第3期。
刘光亚1986“贵州省汉语方言的分区”，载《方言》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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