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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证券交易所的市场结构：是垄断还是竞争
所谓市场结构，是指在特定市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和竞争程度，并对价格形成等产生战略性影响的市场组织特征。描述市场结构的指标很多，本文考虑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进入壁垒等。
表1近年来国际证券交易所的市场集中度(%)
附图
数据来源：根据FIBV网站(world-)年度数据中公布的1999年57家，2000家53家，2001年51家国际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1.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是度量市场结构的主要指标，反映了特定市场内企业对产品的垄断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势力。近年来随着金融管制政策的放松，各证券交易所均以产品结构多元化为战略重点，以“金融超市”为目标，不断拓展自身的产品线深度和宽度。但从交易所的产品特性来看，上市服务和交易服务是其最本源的业务，2001年这两项业务收入分别占FIBV总收入的15.6%和37.2%，是交易所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因此，我们在计算市场集中度时仅考虑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业务和交易业务，并在交易业务中，根据重要程度选取股票及基金交易、债券交易作为代表性指标（注：2001年，交易所提供的证券品种仍以股票和债券为主，有这两种产品的交易所家数分别占FIBV会员总数的96%和83%，其他品种依次为认股权证(75%)、期货(59%)，期权(58%)、投资基金(50%)、ETFs(38%)见陈路编译：“全球交易所组织与财务结构变迁”，《深交所》，2003年1月号。）。由于FIBV会员涵盖的证券市值占全球证券总市值的97%（注：FIBV(1998),FIBVFactBook1998.），我们在计算中以FIBV会员的总市值代替全球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这可能会略微高估当前的市场集中度，但影响不大。
对照贝恩对美国产业垄断和竞争类型的划分标准（注：贝恩将市场集中度分为6重类型：CR4的市场占用率75%以上为极高寡占型；65%～75%为高度集中寡占型；50%～65%为中（上）集中寡占型；35%～50%为中（下）集中寡占型；30%～35%为低集中寡子型；30%以下为原子型。见杨公朴、夏大慰：《产业经济学教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国际证券交易所的市场集中度指标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从上市公司来看，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量市场集中度偏低，属于低集中寡占型市场结构，而上市公司市值呈现出高度集中寡占型市场结构；第二，从交易业务来看，交易所的股票及基金交易业务呈高度集中寡占型市场结构，债券交易业务呈中（上）集中寡占型市场结构；第三，国际证券交易所明显具有较强的垄断性，但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近年来垄断程度有所下降。
2.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与进入壁垒
网络外部性是网络系统共有的基本特征之一（张铭洪等，2002）。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具有通讯网络的一般特性，并且证券交易所的流动性和吸引力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可以是直接的，效用因用户的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间接的，效用因用户数目增加而导致更多的互补产品供给而增加。证券交易所的网络外部性来源于上市公司、投资者和中介机构（交易商、经纪商、信息服务商）三个层面。从企业角度来看，它们会自然地选择上市公司数量众多、投资者买卖活跃和中介机构能提供高品质服务的交易所挂牌上市；从投资者角度而言，随着组合多元化和风险管理活动的日益发展，投资者显然更乐意选择金融产品齐全的交易所进行交易活动，同时，投资者也自然青睐投资者数量众多、流动性高的市场；对中介机构来说，其自然愿意在上市公司数量众多、投资者交易活跃的交易所提供服务。
交易所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往往意味着边际收益递增，并使交易所自身能够产生一种局部反馈的自我增强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MatthewsEffect)。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弱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我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马尔卡马克(M.Malkamaki)在2000年对FIBV的45家会员交易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交易处理的规模经济性是一个递增函数，证券交易所的规模越大，规模经济程度就越高（施东晖，2001）。
从交易所的规模经济性来看，抢得先机的交易所具有压倒性的成本优势，构成交易所行业的进入壁垒。但随着电子交易系统的广泛采用，新的竞争者具有更低的运作成本，由此使交易所行业的进入壁垒降低，并使之成为自由进入的行业和完全可竞争的市场。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和低进入壁垒对消费者的需求、交易所收益变化和市场均衡的影响是其经济影响中最基本的一部分，这些方面的变化将引起诸如交易服务定价、交易所市场结构、交易所竞争战略等方面的新变化，进而带来市场运行的整体变迁。
3.垄断与竞争：本地化与全球化的共生
传统的证券交易所是一个高度分割的行业，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市场分割。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交易产品被分为现货和衍生品两大类，现货交易一般在股票交易所进行，而衍生品交易通常在期货、期权交易所进行；二是地区分割。在一个国家有多个交易所时，市场无疑是分割的。而且即使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交易所，从全球范围看，市场也是高度分割的；三是交易过程的分割。交易过程通常包括下单、撮合、结算等几个环节，而传统上，这几个环节之间是完全割裂的；下单一般通过经纪商进行，撮合在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内进行，结算则通过银行、结算所等机构进行。这种市场分割使交易所依托本地市场，成为自然的垄断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证券交易并不需要诸如场地、交易大厅、会员等传统的外部条件，而资本市场全球化的来临又消除了证券交易所提供业务的地域界限。这些因素对交易所的自然垄断地位构成了挑战，交易所正经历着从自然垄断到竞争的变革，在国际市场上也越来越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
证券市场作为一个买方市场，使得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市场的卖方之间进行。卖方市场的竞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同类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即证券交易所相互竞争交易服务的购买者，包括竞争上市资源、竞争投资者等，这是全球化时代交易所竞争的核心；二是证券交易所与交易商、经纪商之间的竞争，即经纪商、交易商与证券交易所提供交易服务，抢占传统上属于证券交易所的业务领域；三是交易所和其他交易系统之间的竞争，即另类交易系统(ATS)（注：另类交易系统(ATS)泛指传统交易所以外的各种交易与撮合系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另类交易系统定义为：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商协会以外，不经过SEC登记注册，却能自动集中、显示、撮合或交叉执行证券交易的电子系统。见《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实践》（刘逖，2002）。施东晖(2001)指出，从运作形式看，ATS包括以Tradpoint为代表的专用交易系统(PTS)、以Point为代表的交叉盘系统、以Instinet、Island等为代表的电子通讯网络(ECN)、以及以E—Cross—Net为代表的机构内部对盘系统等。）等新竞争者凭借“免费搭车”的成本优势和更低的运作成本，使交易所面临着替代威胁，迫使传统交易所大量投资于交易系统改造并强化跨国市场间的联系。
竞争使全球各主要证券市场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交易所传统的地理位置上的优越地位正在下降。但不可否认，竞争并没有撼动交易所的本地的垄断优势，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因此，国际证券交易所既是本地市场上的垄断者，又是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者，形成基于本地化和全球化战略的垄断与竞争共生的市场结构。
三、整合、差别化竞争与业间合作
交易所之间的整合在20世纪始终没有停止过。进入90年代中后期，交易所之间出现了新一轮的合并与整合风潮，表现在：第一，国内交易所的横向（各交易所之间）合并。如美国场外交易系统NASDAQ与美国证券交易所合并成为NASDAQ-AMEX公司(1998)；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蒙特利尔证券交易所、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和阿尔伯特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并重组(1999)；大阪证券交易所合并京都证券交易所(2001)等。第二，国内交易所纵向(现货市场与衍生品市场、交易市场与结算公司之间）合并。如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德国期货交易所、德国清算公司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证券交易(1994)；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和瑞典衍生品交易所合并(1998)；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和国际金融交易所合并(1999)，伦敦证券交易所、伦敦清算所和Crest公司的合并(2001)等。第三，国际间的横向整合。如德国期货交易所和瑞士期权交易所及金融期货交易所合并成立欧洲期货交易所(1997)；伦敦证券交易所与德意志证券交易所合并成立国际证券交易所(2000)等。目前，还没有出现跨国交易所之间的敌意并购案例。（注：2000年8月，OM集团提出以每股价值20英磅的OM集团新股和7英镑现金收购每股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但由于遭到伦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的拒绝而没有成功。）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行为是由市场结构决定的。在垄断与竞争共生的市场结构下，交易所之间整合是在新的竞争压力下，最大限度地追求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而网络外部性对产品差别化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在局部均衡中，网络外部性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汪淼军等，2003）。并从结果来看，交易所之间的整合突破了地理位置、上市资源、消费群体、交易产品、交易过程、交易机制、时间间隔等的限制，形成交易所建立在差别化基础上的竞争优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和NASDAQ市场，以不同市场定位等差别化竞争手段在国际市场上的角逐。
交易所之间的整合与差别化竞争并不排除业间合作，合作也是竞争的手段。国际证券交易所的跨国业间合作通常有四种形式：一是建立合资企业，如NASDAQ、日本软银与大阪证券交易所三方合资在日本成立新的交易所(2000)；二是共同上市，如NASDAQ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组成策略性联盟(1999)，提供双方上市服务；三是构建共同交易平台，如斯德哥尔摩交易所和哥本哈根交易所建立北欧交易所联盟(1999)，提供双边上市服务；三是构建共同交易平台，如斯德哥尔摩交易所和哥本哈根交易所建立北欧交易所联盟(1999)，以斯德哥尔摩交易所的SAX系统为基础构建单一交易平台；四是共同进入系统，如纽约证券交易所与阿姆斯特丹等10个世界主要证券交易所以共同进入的形式，设立24小时全球证券交易市场(2000)等。
通过整合、差别化竞争与业间合作，交易所一方面试图强化其在本地的垄断地位，提高对本地市场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把业务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性，增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四、交易成本、运作效率与盈利能力
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子化交易系统的采用对交易所的产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是交易所从垄断走向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前文已有所涉及。在本质上，电子化交易反映了技术对人力的替代，以及在竞争压力下证券交易所对更低成本的不断追求。
从制度层面来理解，电子化交易事实上包含三层涵义：一是交易组织形式从大厅交易到电子化交易的变迁，这种变迁扩展了交易系统的市场接入能力，降低了证券交易所的运作、维护以及沉没成本；二是为市场覆盖能力的拓展提供了技术制度基础。很多交易所通过引入远程交易会员、系统联网等手段延伸交易系统，以实现无时差、全天候的连续交易和低成本扩张；三是交易制度由做市商机制转到竞价机制，通过速度快、透明度高的电子竞价交易制度的采用，对投资者的买卖指令直接进行“多边撮合”，从而绕过做市商而节省了隐易成本。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在衡量市场绩效的诸指标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效率指标和利润指标。交易成本降低一方面通过提高证券市场运作效率（注：从交易所层面来理解，运作效率是指投资者能以最低的交易成本，快速、方便地执行交易。运作效率代表了证券交易市场运作质量的高低，反应了交易所的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的效率，是衡量交易所市场绩效的基石。），进而使交易所行业的市场绩效提高，另一方面直接影响交易所的盈利能力。2001年，FIBV会员平均固定成本占总收入比率为58%，平均利润率为18%，仍处于高利润率的行业。这一高额利润的存在一方面反映出在全球竞争的态势中，交易所具有低成本持续扩张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交易所仍具有较高程度的垄断性，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与前面的分析结论也是吻合的。同时，上市交易所的平均固定成本占总收入比率为50%，平均利润率为32%，说明交易所的盈利导向性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五、启示与展望：竞争理念下的市场层次化
从国际证券交易所的产业组织特性的演变中我们必须认识到，交易所的功能定位、发展理念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系结构，关系到交易所的运作效率和竞争力，进而影响整个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水平和效率。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形成了人为分割下高度集中的两种体制。由于上海和深圳两家交易所的市场定位和运作规则完全相同，不具有业务、功能和分工的层次性，导致了高度垄断与业务趋同化竞争的市场格局，并进一步损害了交易所的运作效率，弱化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国际证券交易所市场结构变革和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的证券交易所正面临着体制变迁和迎接竞争的双重挑战。
从增强竞争性的角度来看，我国交易所的变革首要的是建立起互有分工、功能互补、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形成差别化竞争的市场格局，这就需要对两所的资源进行重新整合。理论界通常的看法是对两所重新定位和分工，将上交所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主板市场，集中A股、B股、基金、国债、可转换债券及国债回购的交易；深交所成为创业板市场，等。我们认为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将深交所的创业板市场与香港的创业板市场合并；上交所与香港新交所之间，可考虑通过共同上市、构建共同交易平台的方式加强业间合作；对沪、深两地交易所进行公司化改革，在此基础上推动市场间交易系统的建设；加强与国际主要证券交易所的合作，形成各种方式、各种层次上的交易所联盟；由此形成三个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功能互补、相互竞争的统一市场体系，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竞争。
【参考文献】
①屠光绍，1999：《证券交易所：现实与挑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施东晖，2001：《证券交易所竞争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③杨公朴、夏大慰，1998：《产业经济学教程》，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④刘逖，2002：《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⑤张铭洪、陈蓉，2002：《网络外部性问题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第2期。
⑥汪淼军、励斌，2003：《网络外部性、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经济学》，第2卷第2期。
⑦张霓，2001：《百年证券交易所：改革、发展及启示》，《国际金融研究》第12期。
⑧陈路编译，2003：《全球交易所组织与财务结构变迁》，深圳证券交易所，1月号。
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因其承担了对调控证券交易的多项功能，所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使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当时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此时试行的是“对卖方征收0.6%”，从而达到约束股票转让的行为，目的是为稳定初建的股票市场及适度调节资本利得；到当年的11月23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即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0.6%”；然而不久，由于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不足，市场一度低迷，于是从1991年10月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低至“对双方各征0.3%”，降幅达50%。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10月对交易双方开征了此税，税率也为0.3%。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0.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水平几经变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
二、印花税的主要职能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易，但是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早期的印花税分成比例中，国家和地方各50%，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我国的印花税收入不断增加，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甚至在证券市场行情火爆的2000年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竟占到上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000年全国印花税达到了485.9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这恰是我国证券市场前5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量的5倍。必须指出，一方面，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发挥是以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为300%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6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当然会影响到财政税收，但是印花税不会以税率下调幅度同比例下降，税率下降了，刺激了市场交易，印花税会有所增加。同时，市场交易活跃了，券商的佣金收入会增加，券商所交的税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分析是否应对印花税进行改革时，应该先考虑它是发挥出了市场调节职能，而并非是否发挥出了财政收入的职能。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隐忧
（一）征收印花税依据不足
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也无印花税票，征收印花税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与印花税的本来含义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不够严谨。
（二）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征收范围狭窄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收的一种税，它的意义在于加强凭证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了解其他税种的税源和缴纳情况，加强监督控制，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证券市场的内涵远远大于股票市场，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
四、证券交易税制改革的方向
（一）应有助于证券市场持续发展
第一、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企业融资与体制改革。目前境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当大，这对企业直接融资与银行信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证券交易税制设计时，可以考虑引导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直接融资，并引导企业推动体制改单的进行。第二、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减轻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尤其是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固定划一的印花税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要充分发挥交易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引导，有必要进行适度变革。第三、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业的基础较薄弱，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券商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格局也还没有根本打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日益逼近的环境下，整体实力趋弱的国内券商的成长会受到课征较高税率的损害，这无疑会对我国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整体素质提高雪上加霜。第四、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税率远高于除了丹麦以外的其它国家，较高的税率使得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减少了对证券的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制改革方向总体上应以下调证券交易税为主。
（二）以税负公平为重要方向
实现税负公平原则，需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既要能“拓展税基”又能实现“差别税率”。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可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时机开征一些新的差别化的税种（如资本利得税等）来实现。
（三）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政策稳定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券市场，对税负的承载能力存在差别；同时证券市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证券交易税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导向也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税制。那么，如何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就成为了新的课题。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不是拒绝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也不能表现为税目、税率等的固定不变，而是要体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
（四）证券交易税的改革方向是宽税基、低税率
目前，上网人数、网民的商业价值以及物流系统的效率等问题被认为是制约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两年，尽管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增长迅速，但最近美国Gartner集团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网民目前的商业价值几乎等于零。Gartner的报告称，到2002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超出美国的可能性为90％，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因特网国家，但中国电子商务仍将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1999年，中国电子商务总额为690万美元，而美国为710亿美元，根据中国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调查，中国网民平均年龄25岁，平均年收入2176美元，这对于网上商务来说他们的商业价值几乎为零。美国的网民平均年龄33岁，平均年收入66900美元。
一些调查机构根据中国的电信情况、通信基础设施和电脑普及率等还得出结论，说中国在6到7年的时间里不会进入大规模的电子商务应用。
应该说，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确实还有很多地方不如人意，除了以上因素外，主要还有：1.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使有限的网上购物人群的满意率普遍较低(有数据表明部分城市网上购物的满意率在14％左右)，其中物流环节效率是主要问题；2.我国城市人口密集程度较大，便利的店铺购物传统有着显著的优势；3.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增加速度相比，在国外最为成功的B2B（企业间的）电子商务也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二、金融产品的特性决定网上证券交易等金融电子商务有望率先胜出
对电子商务前景的分析，人们更多的还是从一般商品的电子商务角度考虑，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金融产品的电子交易天生具有独特的优势，或者说它们受到以上这些因素影响的程度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在物流方面。
（一）网上证券交易的优势和现实状况
证券网上交易是在国内开展较早的金融电子商务，因为证券市场具备知识、资本相对集中的优势，加之投资群体的大部分是容易接受网络新经济的年轻阶层，所以网民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最高的，而交易标的物——股票、债券、基金等——的流通基本都不存在实物交收、储运和保管的问题，所以也基本不受到流通瓶颈的制约。所有这些因素与网上交易成本低廉的优势一起，决定了网上证券交易的发展方向和无穷潜力。
鉴于证券业监管高层对网上交易的积极态度和大力支持，一直以来国内券商都非常注重网上证券交易的开发和投入。目前，现有100家证券公司中将近半数（43家）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其中的多数可以开展网上证券交易。但据统计，现在网上交易量还不足全部交易的1％。据分析，监管部门一直禁止国内券商网上开户和资金收付，主要是考虑技术安全问题。
（二）影响网上证券交易发展的几个因素网上证券交易的发展与上网速度密切相关，许多人也正是因为担心速度太慢而不愿意采用网上交易方式，而事实上大部分网上交易的速度已经被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网络的运行速度更多地决定于技术的支持，好在宽带、光纤等设备都在不断提高着通讯技术水平，未来的网上交易速度将不断提高。由于网上交易成本比较低，所以在现有佣金基础上进行打折的余地就比较大，以此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将成为各个券商推广网上证券交易的主要促销手段。
（三）网上证券交易倍受青睐、前景广阔网上证券交易的无限前景确实受到了广大证券经营机构的普遍重视，一些券商甚至收购网站为大规模开展网上证券交易做准备。除此以外，一些非证券经营机构也开始对网上证券交易跃跃欲试。
证券公司收取的证券交易佣金是证券公司为客户提供证券买卖服务收取的报酬。同国际上其他证券交易所相比，本次调整前，我国的证券交易佣金制度市场化程度较低，而且佣金水平也较高。据统计，调整前我国按买卖双向3.5‰的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仅低于巴基斯坦5‰的水平而位居世界第二位。
《通知》规定，A股、B股、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包括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A股、证券投资基金每笔交易佣金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B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1美元或5港元的，按1美元或5港元收取。
中国证监会负责人4月2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佣金浮动制是中国证券市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必然选择。佣金市场化后，证券公司必须转变传统的经纪业务运作模式，加大成本控制和业务创新力度，提高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可以预料，一些经营管理不善的证券公司终将被兼并或退出证券行业，而那些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证券公司将不断发展和壮大。
这位负责人明确指出，按照《通知》要求，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各证券公司应在充分认清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制定自己能够承受的佣金标准。证监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如果个别证券公司一味强行压低佣金收取标准，不仅不利于证券公司自身发展，而且可能损害整个证券业长远发展的利益。
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另一种形式是以营利为目的、由分散股东控制的公司制。在公司制下，企业控制者和决策者可以不购买或使用企业产品，所有权、控制权与交易权不挂钩。交易所允许客户之外的市场参与者和非市场参与者对企业有投票权，也允许非会员成为其客户。交易所不需要留存所有的利润于企业之内，绝大部分利润通常是分配给股东的。公司制的目标理想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从内容上看，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非互助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分散所有权，除向原有会员配售股票外，
其余的股票将发售给新投资者，包括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投资大众，使交易所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能充分反映更广泛的市场使用者的利益。
其次是分离所有权和交易权，任何符合资金和能力标准要求的国内外机构均能直接进入交易系统，从而使交易所所有者和市场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正式分离。
最后是挂牌上市，一方面使交易所的所有权进一步分散化，另一方面又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便利筹集资金，同时提高交易所运营的透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交易所纷纷放弃传统的互助组织形式，转而改组为公司制，并迅速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许多原来采取会员制的交易所已经或计划
采取公司制。目前，除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各大证券交易所纷纷改制并上市（见表一），而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几度考虑改制方案。
第二，新成立的交易服务机构都采取了营利性的股份公司结构，如“自营交易系统运作机构”（PTS）和“另类交易系统”（ATS）。
可以预见，今后将有更多的交易所进行公司化改造，以适应证券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是近十
多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交易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
传统的交易所在成立时普遍采取非营利的互助组织形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交易所经营处于垄断地位下，会员制的组织方式对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最小，会员可通过互助组织控制服务价格；二是会员制交易所适应了交易非自动化的需要，
由于交易大厅空间有限，不可能将交易权给予所有投资者，因此，须对进入市场的资格加以限制，将交易资格分配给固定的会员或席位。
近十多年来，交易所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竞争使传统的互助组织失去存在基础，最终导致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向公司制转变。具体来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有如下几个原因：
1、竞争挑战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资本市场全球化加剧了传统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交易所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2）由于技术进步，另类交易系统对传统交易所构成巨大威胁；
（3）监管体制变化鼓励竞争，如美国证监会1999年作出两个决定，允许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在不满纽交所服务的情况下可转到纽交所的竞争对手纳斯达克上市，并允许电子交易系统申请成为交易所，并自由交易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
激烈的竞争对交易所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其一，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不复存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所之间不断激烈的竞争使金融中介控制交易所服务价格的需要和能力下降；其二，激烈的竞争迫使交易所采取以获得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商业治理结构，否则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2、交易自动化使交易所失去采取会员制的必要。会员制是技术不发达的产物，适应了交易大厅的需要。在自动化的市场，进入市场没有任何技术障碍，投资者可在任何地方买卖任何一家交易所的股票，投资者直接交易的成本较低，从而减少了对金融中介的需求。也就是说，交易自动化使得交易所的产权可同会员资格分离，交易所无须采取互质的会员制。
3、会员制交易所筹资成本高，不适应交易所发展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为对抗另类交易系统的竞争，交易所对技术设备的投入越来越大，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过去10年中对技术投资20亿美元，纳斯达克计划在今后6年中对技术投资6亿美元。因此，交易所需要进行再融资。会员制不能通过发行普通股，进行股权与交易权脱钩的股票融资。相比之下，公司制交易所有较大的优势，它可以发行股票并上市，通过引进外部股东进行融资，其筹资成本较低。
4、会员日益多元化，导致利益冲突与集体决策效率低，使交易所对市场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竞争能力下降。
公司化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角色的挑战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环节。证券交易所以其对交易环境和市场的专业化知识及对市场异常现象的快速反应，为证券市场参与者提供优质监管服务。
交易所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确立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监管问题，最重要的是转制后以营利为目标的交易所能否较好地处理利益冲突，以较高标准履行自律监管职能和维护公众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剧原来交易所固有的商业角色和监管角色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非营利的目标下，交易所在收入方面可能仅关注满足预算，但在营利目标下，交易所可能要求收入除了满足预算要求之外，还要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率。
在交易所对利润的追求中，利益冲突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激化：（1）减少投入监管的资源；（2）交叉补贴，即当交易所的监管和商业运作都能产生收入，且收益率存在差距时，监管的资金可能再投资到交易所的商业活动中；而且，一些客户（如提供交易服务的另类交易系统）仅使用交易所的监管服务，但交易所将对这些客户的收费投入到交易服务中，加强同它们的竞争，这样，这种交叉补贴就扭曲了竞争；（3）非经济定价，即在交易所试图扩大其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时，可能会将价格定在较低水平，从而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开展监管活动；（4）导致执法不严，如当某些客户对交易所的收入贡献很大时，或当暂停并调查一些交易非常活跃的证券的交易可能会影响交易费收入时，交易所可能不愿意对这些客户或异常证券交易行为采取严厉措施；（5）加剧交易所与其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当交易所监管对象恰好是交易所在某些业务方面的竞争对手时，在交易所营利目标下，利益冲突会更明显。
第二，交易所上市带来新的利益冲突。当转为公司制的交易所为提高公司知名度和筹集资金等目的而上市时，会出现新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过交易所本身固有利益的冲突。交易所上市可能使其对其他上市公司的监管更加复杂，歧视性的监管待遇更可能出现。在交易所对自己进行上市监管时，需重新审视其监管行为。
第三，影响交易所的公益性质。一个高效、公平和透明的证券市场对公众利益至关重要，一个良好运作的交易所具有公益性质。而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制交易所则可能会有损于交易所的这一公益性质。
公司化证券交易所监管利益冲突的化解机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就
有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但必须指出，这种利益冲突并非必然的，相反，外部竞争的压力、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合理的自律监管模式将有效化解监管冲突。
首先，公司制交易所具有提供优质监管服务的动机和能力。从动机上看，公司制交易所像普通商业企业一样，只有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吸引业务。也就是说，交易所只有有效监管市场，使市场公正、透明、有效，才能吸引更多的上市企业和投资者。再者，由于对违规行为进行货币化处罚可构成交易所的收入来源，将强化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所进行处罚尤其是货币处罚的动机，从而使监管更能够落到实处。最后，交易所股东出于自己的利益而维护交易所声誉，也将对有利于会员但却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形成有力的约束。
从能力上看，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愿意也能够投入更大的财力和人力更新监管的硬件设备，如计算机系统，从而能够提高监管水平，并设法平衡监管成本和收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市场反应迅速，能够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修改监管规则，更新监管标准。
第二，交易所间的竞争可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促使公司制交易所加强监管。进一步，如果交易所上市而变成公众公司，就必须严格符合一些标准，尤其是信息披露标准，这将使其运作更透明、更规范。
第三，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消除潜在的目标冲突。一般地，为化解利益冲突，公司制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1）设立有公共董事，以增加董事会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可能性；（2）对持股比例予以适当限制，如在澳大利亚交易所曾规定个人所拥有的交易所股份不得超过5％（2000年10月扩大到15％），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规定，除非获得安大略证券委员会的批准，所有持有的未偿付股份不得超过5％；（3）加强交易所决策的透明度，如要求公布有关规则、行动和决策等；（4）交易所的商业活动和监管职能相互独立，如在交易所内部设立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和监督交易所的监管职能，或直接担起监管职能。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一个新公司－－ASX监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加强交易所监管活动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伦敦证券交易所设立有独立的纪律委员会、纪律上诉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
第四，选择合适的自律监管模式有助于消除利益冲突。在交易所公司化后，可供选择的自律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4种：版权所有
（1）内部分离模式，即交易所设立一家控股公司，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市场运作，另一个是非营利的监管机构，如那斯达克改制上市方案中就将其监管部门NASDR分拆组成一个专门的机构；
（2）监管分工模式，如Euronext，将监管分为会员监管和交易监管两部分，把与市场无关的所有自律功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机构，而各个市场则负责本市场的运作监管；
（3）分拆模式，即将交易所监管职能分拆出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自律监管机构；
（4）部分自律监管功能转移模式，即将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监管权限，或将对上市交易所的监管权限移交给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如英国将其上市审核权转移到金融服务局，香港证监会设立专门的部门把香港交易所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监管，同时在香港交易所面临利益冲突时，监管其他上市公司。
以上4种模式各有利弊，交易所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自律监管模式，以最大程度地化解交易所自律监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启示与借鉴前已述及，会员制在交易所发展初期促进了交易所的成长，但竞争的加剧、技术进步和会员利益的冲突已威胁到会员制交易所的生存，导致全球交易所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公司化浪潮。公司制交易所反应更迅速，服务成本更低，技术更先进，且在决策时不必担心有利益冲突的会员的抵制，不拘于现状，并能有效化解监管冲突，是交易所未来发展的趋势。
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组织，也不是股份公司制组织。从法律上看，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如《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场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但事实上我国证券交易所没有自主利益的载体，因而也不是自律性管理的独立法人，它更多地是一个执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法规与行政命令的执行机构，可以说是既非会员制、又非公司制的“第三种模式”。
证券交易所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证券交易市场的组织者和一线监管者。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交易所的运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步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分化、大重组的时代，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交易所从传统的会员制组织转向公司制企业。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浪潮给全球证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加强了交易所的竞争力，巩固了交易所在证券市场中的核心地位。
全球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浪潮传统上，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为会员制的商业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是：（1）组织的所有权、控制权与其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权相联系；（2）组织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3）会员集体决策机制，一般为每个会员一票，而不管其在交易所占的业务份额有多少。
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另一种形式是以营利为目的、由分散股东控制的公司制。在公司制下，企业控制者和决策者可以不购买或使用企业产品，所有权、控制权与交易权不挂钩。交易所允许客户之外的市场参与者和非市场参与者对企业有投票权，也允许非会员成为其客户。交易所不需要留存所有的利润于企业之内，绝大部分利润通常是分配给股东的。公司制的目标理想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从内容上看，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非互助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分散所有权，除向原有会员配售股票外，
其余的股票将发售给新投资者，包括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投资大众，使交易所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能充分反映更广泛的市场使用者的利益。
其次是分离所有权和交易权，任何符合资金和能力标准要求的国内外机构均能直接进入交易系统，从而使交易所所有者和市场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正式分离。
最后是挂牌上市，一方面使交易所的所有权进一步分散化，另一方面又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便利筹集资金，同时提高交易所运营的透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交易所纷纷放弃传统的互助组织形式，转而改组为公司制，并迅速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许多原来采取会员制的交易所已经或计划
采取公司制。目前，除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各大证券交易所纷纷改制并上市（见表一），而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几度考虑改制方案。
第二，新成立的交易服务机构都采取了营利性的股份公司结构，如“自营交易系统运作机构”（PTS）和“另类交易系统”（ATS）。
可以预见，今后将有更多的交易所进行公司化改造，以适应证券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是近十
多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交易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
传统的交易所在成立时普遍采取非营利的互助组织形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交易所经营处于垄断地位下，会员制的组织方式对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最小，会员可通过互助组织控制服务价格；二是会员制交易所适应了交易非自动化的需要，
由于交易大厅空间有限，不可能将交易权给予所有投资者，因此，须对进入市场的资格加以限制，将交易资格分配给固定的会员或席位。
近十多年来，交易所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竞争使传统的互助组织失去存在基础，最终导致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向公司制转变。具体来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有如下几个原因：
1、竞争挑战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资本市场全球化加剧了传统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交易所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2）由于技术进步，另类交易系统对传统交易所构成巨大威胁；
（3）监管体制变化鼓励竞争，如美国证监会1999年作出两个决定，允许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在不满纽交所服务的情况下可转到纽交所的竞争对手纳斯达克上市，并允许电子交易系统申请成为交易所，并自由交易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
激烈的竞争对交易所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其一，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不复存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所之间不断激烈的竞争使金融中介控制交易所服务价格的需要和能力下降；其二，激烈的竞争迫使交易所采取以获得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商业治理结构，否则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2、交易自动化使交易所失去采取会员制的必要。会员制是技术不发达的产物，适应了交易大厅的需要。在自动化的市场，进入市场没有任何技术障碍，投资者可在任何地方买卖任何一家交易所的股票，投资者直接交易的成本较低，从而减少了对金融中介的需求。也就是说，交易自动化使得交易所的产权可同会员资格分离，交易所无须采取互质的会员制。
3、会员制交易所筹资成本高，不适应交易所发展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为对抗另类交易系统的竞争，交易所对技术设备的投入越来越大，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过去10年中对技术投资20亿美元，纳斯达克计划在今后6年中对技术投资6亿美元。因此，交易所需要进行再融资。会员制不能通过发行普通股，进行股权与交易权脱钩的股票融资。相比之下，公司制交易所有较大的优势，它可以发行股票并上市，通过引进外部股东进行融资，其筹资成本较低。
4、会员日益多元化，导致利益冲突与集体决策效率低，使交易所对市场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竞争能力下降。
公司化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角色的挑战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环节。证券交易所以其对交易环境和市场的专业化知识及对市场异常现象的快速反应，为证券市场参与者提供优质监管服务。
交易所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确立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监管问题，最重要的是转制后以营利为目标的交易所能否较好地处理利益冲突，以较高标准履行自律监管职能和维护公众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剧原来交易所固有的商业角色和监管角色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非营利的目标下，交易所在收入方面可能仅关注满足预算，但在营利目标下，交易所可能要求收入除了满足预算要求之外，还要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率。
在交易所对利润的追求中，利益冲突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激化：（1）减少投入监管的资源；（2）交叉补贴，即当交易所的监管和商业运作都能产生收入，且收益率存在差距时，监管的资金可能再投资到交易所的商业活动中；而且，一些客户（如提供交易服务的另类交易系统）仅使用交易所的监管服务，但交易所将对这些客户的收费投入到交易服务中，加强同它们的竞争，这样，这种交叉补贴就扭曲了竞争；（3）非经济定价，即在交易所试图扩大其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时，可能会将价格定在较低水平，从而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开展监管活动；（4）导致执法不严，如当某些客户对交易所的收入贡献很大时，或当暂停并调查一些交易非常活跃的证券的交易可能会影响交易费收入时，交易所可能不愿意对这些客户或异常证券交易行为采取严厉措施；（5）加剧交易所与其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当交易所监管对象恰好是交易所在某些业务方面的竞争对手时，在交易所营利目标下，利益冲突会更明显。
第二，交易所上市带来新的利益冲突。当转为公司制的交易所为提高公司知名度和筹集资金等目的而上市时，会出现新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过交易所本身固有利益的冲突。交易所上市可能使其对其他上市公司的监管更加复杂，歧视性的监管待遇更可能出现。在交易所对自己进行上市监管时，需重新审视其监管行为。
第三，影响交易所的公益性质。一个高效、公平和透明的证券市场对公众利益至关重要，一个良好运作的交易所具有公益性质。而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制交易所则可能会有损于交易所的这一公益性质。
公司化证券交易所监管利益冲突的化解机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就
有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但必须指出，这种利益冲突并非必然的，相反，外部竞争的压力、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合理的自律监管模式将有效化解监管冲突。
首先，公司制交易所具有提供优质监管服务的动机和能力。从动机上看，公司制交易所像普通商业企业一样，只有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吸引业务。也就是说，交易所只有有效监管市场，使市场公正、透明、有效，才能吸引更多的上市企业和投资者。再者，由于对违规行为进行货币化处罚可构成交易所的收入来源，将强化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所进行处罚尤其是货币处罚的动机，从而使监管更能够落到实处。最后，交易所股东出于自己的利益而维护交易所声誉，也将对有利于会员但却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形成有力的约束。
从能力上看，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愿意也能够投入更大的财力和人力更新监管的硬件设备，如计算机系统，从而能够提高监管水平，并设法平衡监管成本和收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市场反应迅速，能够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修改监管规则，更新监管标准。
第二，交易所间的竞争可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促使公司制交易所加强监管。进一步，如果交易所上市而变成公众公司，就必须严格符合一些标准，尤其是信息披露标准，这将使其运作更透明、更规范。
第三，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消除潜在的目标冲突。一般地，为化解利益冲突，公司制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1）设立有公共董事，以增加董事会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可能性；（2）对持股比例予以适当限制，如在澳大利亚交易所曾规定个人所拥有的交易所股份不得超过5％（2000年10月扩大到15％），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规定，除非获得安大略证券委员会的批准，所有持有的未偿付股份不得超过5％；（3）加强交易所决策的透明度，如要求公布有关规则、行动和决策等；（4）交易所的商业活动和监管职能相互独立，如在交易所内部设立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和监督交易所的监管职能，或直接担起监管职能。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一个新公司－－ASX监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加强交易所监管活动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伦敦证券交易所设立有独立的纪律委员会、纪律上诉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
第四，选择合适的自律监管模式有助于消除利益冲突。在交易所公司化后，可供选择的自律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4种：
（1）内部分离模式，即交易所设立一家控股公司，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市场运作，另一个是非营利的监管机构，如那斯达克改制上市方案中就将其监管部门NASDR分拆组成一个专门的机构；
（2）监管分工模式，如Euronext，将监管分为会员监管和交易监管两部分，把与市场无关的所有自律功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机构，而各个市场则负责本市场的运作监管；
（3）分拆模式，即将交易所监管职能分拆出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自律监管机构；
（4）部分自律监管功能转移模式，即将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监管权限，或将对上市交易所的监管权限移交给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如英国将其上市审核权转移到金融服务局，香港证监会设立专门的部门把香港交易所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监管，同时在香港交易所面临利益冲突时，监管其他上市公司。
以上4种模式各有利弊，交易所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自律监管模式，以最大程度地化解交易所自律监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启示与借鉴前已述及，会员制在交易所发展初期促进了交易所的成长，但竞争的加剧、技术进步和会员利益的冲突已威胁到会员制交易所的生存，导致全球交易所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公司化浪潮。公司制交易所反应更迅速，服务成本更低，技术更先进，且在决策时不必担心有利益冲突的会员的抵制，不拘于现状，并能有效化解监管冲突，是交易所未来发展的趋势。
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组织，也不是股份公司制组织。从法律上看，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如《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场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但事实上我国证券交易所没有自主利益的载体，因而也不是自律性管理的独立法人，它更多地是一个执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法规与行政命令的执行机构，可以说是既非会员制、又非公司制的“第三种模式”。
由因特网引发的网络经济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同时网上证券交易出迈着蹒跚的步伐一步步走进了证券市场，并作为新一代交易方式的探索与试验被众多市场参与者和管理者所关注。它不仅仅是一种交易委托方式的简单扩展和延伸，同时也预示着新旧更替之间传统证券交易方式与网上证券交易的一场较量，预示着始料未及的发展空间。
asas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金融证券业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际化的竞争，而且必然要向管理信息化、决策透明化、业务国际化、客户全球化以及服务品牌化发展。从国际网上交易的发展来看，网络浪潮的到来，使得竞争更加国际化、市场化、带给中国网上交易市场的同样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鲜花与陷阱同在。 美国：1995年开始出现实用的商业网上交易。 目前，网上证券公司已超过100家，网上投资账户数1300万，网上交易笔数占总交易笔数的比例：1996年8%，1997年17%，1998年30%，1999年48%，1999年6月份以来，华尔街上大机构纷纷宣布将传统业务搬到互联网上。 韩国：网上证券交易发展最为迅猛。 1998年几乎为零，1999年交易总值为23%，2000年1月已占44%。 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普遍开展了网上证券交易。 1999年日本网上交易额比1998年增加20倍。新加坡网上证券交易发展较快，1999年占交易总值的5%，估计2003年可占到41%。 我国证券交易从1997年开始，众多实力券商以超前的眼光预计到因特网未来的发展潜力，相继已有200多家证券网点开展了网上委托业务，并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通过网上委托系统完成的交易量占整个市场的3%左右。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国泰群安证券（有20家工营业部开通了网上委托交易）、华泰证券（有19家营业部开通了网上委托交易）、国信证券、大鹏证券、和港澳信托等。 我国传统证券交易方式的发展
asas我国证券交易开始于90年代初，技术起点较高，较早实现了无纸化电子交易。但是在发展初期，以柜台为中心的委托模式，营业部较注重对其他理位置、地段、周边环境及交通条件等的选择，使得券商必须以这种看得见、摸的着的实力吸引和方便股民的投资，营业成本很高。很快，这种柜台委托模式被电话委托方式所突破，不久，又随着电脑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远程家族大户室"成为了券商和投资者的新宠，通过电脑及通视卡，投资者足不出户就可在家看到股标交易的即时行情及通过电脑进行远程下单交易，享受类似营业部大户室的待遇。
asas传统交易方式的发展从柜台委托到自助委托、电话委托、再到电脑远程下单，虽然逐步弱化了投资者对营业部柜台的依赖，将营业部有限的空间拓展了出去，扩大了营业部的交易空间，但是，这些显然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对证券金融行业的挑战。同时，这些发展也没有解决投资者在资金进出方面对工营业部的依赖问题。
asas这样，在解决了投资者与劵商的交易模式之后，关键问题就集中在了投资者的资金进出渠道方面了，由此产生了银证电话转帐业务，使投资者存取股票资金可以通过联网的银行含蓄柜台来完成，而不必亲证券营业部柜台，提高了投资效率和安全度，同进也降低了 商的成本和风险。但是这仍然受空间和时间所限，即空间上，对郊县，乡镇等银行网点覆盖不到的区域力不能及；时间上，受营业部的交易时间的限制，投资者只有在证券交易时间才可进行银证转账。
asas在这种条件下，网络时代的来临，给证券交易方式带来了新的生命力，网上交易蓬勃发展，彻底打破了时空方面的限制，使整个交易活动更加快捷和方便。
我国现阶段的网上交易模式
asas所谓证券上交易，是指投资者利用因特网的网络资源，获取国内外各证券交易所的即时报价和国际国内与投资者相磁的经济金融信息，通过因特网进行网上委托下单，进非凡实现实时撮后成交的交易方式。
asas目前，我国的网上交易仅限于网上委托，投资者通过因特网在WEB服务器上登录时，首先进行CA用户验证，验证成功后，用户可以浏览动态即时行情及历史行情，然后再据此下单委托，委托服务器与资金服务分别验证用户卖出的股票和买入的资金状况，最终验证无误后，将由DDN或双向卫星向交易主机发送申报委托，等待撮合成交。这种网上委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网上交易，因为它只是利用因特网实现了从投资者到证券营业部的委托业务，而从证券营业部到证交所的交易系统仍然沿用了DDN线路或双向卫星，是一种局部的电子商务模式。目前存在的缺陷在于，由于电信提供的因特网速率较慢和不稳定性，发送的数据时常出现丢包现象，网上证券交易不但要实现网上委托，还必须在网上实现人格撮合成交，这就要求交易主机与因特网相连结，以此实现真正的网上交易。
网上交易提供的竞争优势
asas随着网络的发展，网上证券交易作为一种全新的投资理财模式，使证券业的经济业务发生了一场革命。原本由营业部提供的信息采集、信息组织、行情委托及交割清算活动等过程，已经能够很好的由网络所解决。相应的，网上证券交易的优势也就越来越显的表现出来了。
1、降低 商的经营成本。由于传统交易方式的影响，营业部在装潢及选址方面往往投入较高，其经营成本中的一半以上基本都是房租、水电费和机器折旧，这部分成本又较大部分的投放到了营业部的口大户及职业散户身上，因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光顾营业部。相对应，进行远程交易、网上交易的客户不去或很少去营业部，必然减少劵商的成本支出。
2、拓展市场。网上交易的发展，极大方便了一些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不便的上班族，并且这种方式对投资者来讲又有成本低、方便、快捷、个性化服务的特点，有利于业务拓展，占领市场。
3、增加了投资者的自。网上交易的开展，在传统实体性市场之外，拓展了一个崭新的虚拟市场；在传统的划卡下单、电话委托、报盘跑单等形式之外，增加了投资者自己参与的自、互动性的交易方式。将实时行情与证券交易供求信息送到了每个投资者家中或办公室的电脑上，证券交易方式从受制于大厅空间、专用网络、租用中继线数量等，变成了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约束的全球化市场。
4、加速银证两业融合。网上交易要求金融工具和业务品种的创新层出不穷，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业界限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日益模糊甚至 步消失，二者融合的步伐越来越快；在证券交易方面，商业银行与 商之间原来那种争压储户资金的竞争关系，也已经 步转换为共享客户资源、网络资源、资金资源和信息资源的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5、提供专来化及个性化的信息服务。网上证券交易的发展，不仅引发了投资方式的变革，同时也为证券投资咨询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提供了平台。传统的证券信息服务主要偏重于行情服务，包括即时行情、历史行情和技术分析等，在基础信息方面，仅仅可以查阅上市公司的基本材料和市场公告等，可见其为客户提供的信息量不是很大，信息也不全面、不完整。一般来说，投资者还要通过其它媒介来补充接受、更多的证券信息，以支持基于基本面的行情分析。而网上证券委托交易则将会利用其网络优势，向投资者提供包括：查询上市公司的详尽资料（例如公司的基本情况，经营业绩和财务指标、最新股本结构、历次分红配股情况、中报、年报等）；查询证券公司提供的资讯信息（国内外财经新闻，法律政策，行来和上市公司的分析报告，个股点评价值分析报告）：发送电子邮件账单；进行电子讨论等等。这样与传统方式相比，网上证券信息服务不仅信息容量大，而且更新速度快，极大地改善了信息服务质量，提高了网上证券交易的含金量。
网上交易的前景是广阔的，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投资者的电脑普及程度和网络化程度，必然会存在发展瓶颈，这也是短期内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国网上交易存在的瓶颈
asas网上交易是以因特网为基础，利用电脑进行商务活动，由于我国目前的网络证券业务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试验期，证券的网上交易必然要经历推广、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中间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瓶颈问题，使网上交易的发展要经历一个缓慢的发展期。
1、 交易成本较高。目前，在中国佣金收取比例是固定的，投资者除了支付佣金外，还要支付入网费、电话费、信息费、并且由于电信垄断，上网费用过高是限制网上交易的主要因素。
2、 电脑普及程度不高及电脑应用水平参差不齐。由于我国的电脑普及程度不高（据调查，中国目前只有2。45%的家庭拥有电脑），且由于电脑的应用水平的提高也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作为支撑，所以，发展网上交易，必然还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期。
3、 网上交易还是要依托证券交易的有形网点。目前的网上交易不能脱离有形网点独立运行，这源于证券交易制度的一些限制，比如：一、开户，作为证券交易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和最重要的环节，开户仍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相关有形网点进行。二、网上证券交易的纠纷和差错，仍需要到相关的有形网点进行处理。
证券交易所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证券交易市场的组织者和一线监管者。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交易所的运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步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分化、大重组的时代，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交易所从传统的会员制组织转向公司制企业。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浪潮给全球证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加强了交易所的竞争力，巩固了交易所在证券市场中的核心地位。
全球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浪潮传统上，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为会员制的商业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是：（1）组织的所有权、控制权与其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权相联系；（2）组织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3）会员集体决策机制，一般为每个会员一票，而不管其在交易所占的业务份额有多少。
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另一种形式是以营利为目的、由分散股东控制的公司制。在公司制下，企业控制者和决策者可以不购买或使用企业产品，所有权、控制权与交易权不挂钩。交易所允许客户之外的市场参与者和非市场参与者对企业有投票权，也允许非会员成为其客户。交易所不需要留存所有的利润于企业之内，绝大部分利润通常是分配给股东的。公司制的目标理想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从内容上看，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非互助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分散所有权，除向原有会员配售股票外，
其余的股票将发售给新投资者，包括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投资大众，使交易所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能充分反映更广泛的市场使用者的利益。
其次是分离所有权和交易权，任何符合资金和能力标准要求的国内外机构均能直接进入交易系统，从而使交易所所有者和市场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正式分离。
最后是挂牌上市，一方面使交易所的所有权进一步分散化，另一方面又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便利筹集资金，同时提高交易所运营的透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交易所纷纷放弃传统的互助组织形式，转而改组为公司制，并迅速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许多原来采取会员制的交易所已经或计划
采取公司制。目前，除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各大证券交易所纷纷改制并上市（见表一），而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几度考虑改制方案。
第二，新成立的交易服务机构都采取了营利性的股份公司结构，如“自营交易系统运作机构”（PTS）和“另类交易系统”（ATS）。
可以预见，今后将有更多的交易所进行公司化改造，以适应证券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是近十
多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交易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
传统的交易所在成立时普遍采取非营利的互助组织形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交易所经营处于垄断地位下，会员制的组织方式对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最小，会员可通过互助组织控制服务价格；二是会员制交易所适应了交易非自动化的需要，
由于交易大厅空间有限，不可能将交易权给予所有投资者，因此，须对进入市场的资格加以限制，将交易资格分配给固定的会员或席位。
近十多年来，交易所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竞争使传统的互助组织失去存在基础，最终导致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向公司制转变。具体来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有如下几个原因：
1、竞争挑战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资本市场全球化加剧了传统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交易所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2）由于技术进步，另类交易系统对传统交易所构成巨大威胁；
（3）监管体制变化鼓励竞争，如美国证监会1999年作出两个决定，允许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在不满纽交所服务的情况下可转到纽交所的竞争对手纳斯达克上市，并允许电子交易系统申请成为交易所，并自由交易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
激烈的竞争对交易所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其一，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不复存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所之间不断激烈的竞争使金融中介控制交易所服务价格的需要和能力下降；其二，激烈的竞争迫使交易所采取以获得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商业治理结构，否则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2、交易自动化使交易所失去采取会员制的必要。会员制是技术不发达的产物，适应了交易大厅的需要。在自动化的市场，进入市场没有任何技术障碍，投资者可在任何地方买卖任何一家交易所的股票，投资者直接交易的成本较低，从而减少了对金融中介的需求。也就是说，交易自动化使得交易所的产权可同会员资格分离，交易所无须采取互质的会员制。
3、会员制交易所筹资成本高，不适应交易所发展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为对抗另类交易系统的竞争，交易所对技术设备的投入越来越大，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过去10年中对技术投资20亿美元，纳斯达克计划在今后6年中对技术投资6亿美元。因此，交易所需要进行再融资。会员制不能通过发行普通股，进行股权与交易权脱钩的股票融资。相比之下，公司制交易所有较大的优势，它可以发行股票并上市，通过引进外部股东进行融资，其筹资成本较低。
4、会员日益多元化，导致利益冲突与集体决策效率低，使交易所对市场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竞争能力下降。
公司化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角色的挑战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环节。证券交易所以其对交易环境和市场的专业化知识及对市场异常现象的快速反应，为证券市场参与者提供优质监管服务。
交易所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确立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监管问题，最重要的是转制后以营利为目标的交易所能否较好地处理利益冲突，以较高标准履行自律监管职能和维护公众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剧原来交易所固有的商业角色和监管角色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非营利的目标下，交易所在收入方面可能仅关注满足预算，但在营利目标下，交易所可能要求收入除了满足预算要求之外，还要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率。
在交易所对利润的追求中，利益冲突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激化：（1）减少投入监管的资源；（2）交叉补贴，即当交易所的监管和商业运作都能产生收入，且收益率存在差距时，监管的资金可能再投资到交易所的商业活动中；而且，一些客户（如提供交易服务的另类交易系统）仅使用交易所的监管服务，但交易所将对这些客户的收费投入到交易服务中，加强同它们的竞争，这样，这种交叉补贴就扭曲了竞争；（3）非经济定价，即在交易所试图扩大其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时，可能会将价格定在较低水平，从而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开展监管活动；（4）导致执法不严，如当某些客户对交易所的收入贡献很大时，或当暂停并调查一些交易非常活跃的证券的交易可能会影响交易费收入时，交易所可能不愿意对这些客户或异常证券交易行为采取严厉措施；（5）加剧交易所与其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当交易所监管对象恰好是交易所在某些业务方面的竞争对手时，在交易所营利目标下，利益冲突会更明显。
第二，交易所上市带来新的利益冲突。当转为公司制的交易所为提高公司知名度和筹集资金等目的而上市时，会出现新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过交易所本身固有利益的冲突。交易所上市可能使其对其他上市公司的监管更加复杂，歧视性的监管待遇更可能出现。在交易所对自己进行上市监管时，需重新审视其监管行为。
第三，影响交易所的公益性质。一个高效、公平和透明的证券市场对公众利益至关重要，一个良好运作的交易所具有公益性质。而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制交易所则可能会有损于交易所的这一公益性质。
公司化证券交易所监管利益冲突的化解机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就
有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但必须指出，这种利益冲突并非必然的，相反，外部竞争的压力、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合理的自律监管模式将有效化解监管冲突。
首先，公司制交易所具有提供优质监管服务的动机和能力。从动机上看，公司制交易所像普通商业企业一样，只有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吸引业务。也就是说，交易所只有有效监管市场，使市场公正、透明、有效，才能吸引更多的上市企业和投资者。再者，由于对违规行为进行货币化处罚可构成交易所的收入来源，将强化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所进行处罚尤其是货币处罚的动机，从而使监管更能够落到实处。最后，交易所股东出于自己的利益而维护交易所声誉，也将对有利于会员但却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形成有力的约束。
从能力上看，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愿意也能够投入更大的财力和人力更新监管的硬件设备，如计算机系统，从而能够提高监管水平，并设法平衡监管成本和收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市场反应迅速，能够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修改监管规则，更新监管标准。
第二，交易所间的竞争可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促使公司制交易所加强监管。进一步，如果交易所上市而变成公众公司，就必须严格符合一些标准，尤其是信息披露标准，这将使其运作更透明、更规范。
第三，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消除潜在的目标冲突。一般地，为化解利益冲突，公司制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1）设立有公共董事，以增加董事会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可能性；（2）对持股比例予以适当限制，如在澳大利亚交易所曾规定个人所拥有的交易所股份不得超过5％（2000年10月扩大到15％），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规定，除非获得安大略证券委员会的批准，所有持有的未偿付股份不得超过5％；（3）加强交易所决策的透明度，如要求公布有关规则、行动和决策等；（4）交易所的商业活动和监管职能相互独立，如在交易所内部设立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和监督交易所的监管职能，或直接担起监管职能。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一个新公司－－ASX监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加强交易所监管活动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伦敦证券交易所设立有独立的纪律委员会、纪律上诉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
第四，选择合适的自律监管模式有助于消除利益冲突。在交易所公司化后，可供选择的自律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4种：版权所有
（1）内部分离模式，即交易所设立一家控股公司，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市场运作，另一个是非营利的监管机构，如那斯达克改制上市方案中就将其监管部门NASDR分拆组成一个专门的机构；
（2）监管分工模式，如Euronext，将监管分为会员监管和交易监管两部分，把与市场无关的所有自律功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机构，而各个市场则负责本市场的运作监管；
（3）分拆模式，即将交易所监管职能分拆出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自律监管机构；
（4）部分自律监管功能转移模式，即将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监管权限，或将对上市交易所的监管权限移交给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如英国将其上市审核权转移到金融服务局，香港证监会设立专门的部门把香港交易所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监管，同时在香港交易所面临利益冲突时，监管其他上市公司。
以上4种模式各有利弊，交易所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自律监管模式，以最大程度地化解交易所自律监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启示与借鉴前已述及，会员制在交易所发展初期促进了交易所的成长，但竞争的加剧、技术进步和会员利益的冲突已威胁到会员制交易所的生存，导致全球交易所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公司化浪潮。公司制交易所反应更迅速，服务成本更低，技术更先进，且在决策时不必担心有利益冲突的会员的抵制，不拘于现状，并能有效化解监管冲突，是交易所未来发展的趋势。
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组织，也不是股份公司制组织。从法律上看，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如《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场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但事实上我国证券交易所没有自主利益的载体，因而也不是自律性管理的独立法人，它更多地是一个执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法规与行政命令的执行机构，可以说是既非会员制、又非公司制的“第三种模式”。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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