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17 15:34:04
导语：在保险投资的可能性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商务部是管理、协调我国对外经贸活动的主要机关，在我国海外投资业务及行政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它对于海外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及其程度和海外投资者担保申请的合格条件等方面便于详细评估和把握；国家发改委能从宏观上引导我国海外投资的地区、行业及规模；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以国家财政作为经济后盾的，财政部参与审批有利于国家对每一项海外投资保险的潜在赔偿做出适当安排，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迅速对投资者进行先行赔付；外交部可以对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做出更准确的评估，尽量使海外投资免遭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国家外汇管理局可以从保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决定适当的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币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适合作为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机构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国家部委、金融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能够及时获取各国政治经济最新动态和投资环境状况；作为专业的政治和信用风险管理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国际多家资信调查和评估机构建立有联系；作为伯尔尼协会的正式成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各成员国机构共享信息和合作开展保险业务；作为国内唯一开展投资保险业务的专业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拥有丰富的项目承保经验和先进的承保技术，可以帮助投资者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高项目抵御风险的能力，及时化解政治风险，防控损失发生。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既是公法人又是商业机构，自从开展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以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连续多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为我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指引。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性质和业务实践上看，由其作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机构是适合的。
承保范围的设置
目前，各国承保的政治风险通常包括货币汇兑险、国有化与征收险、战争及内乱险，部分国家承保政府违约险，还有些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设计了一些特殊的险种，如：美国承保的营业中断险、日本承保的信用险、法国承保的迟延支付险和德国承保的货币贬值险等等。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使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出口贸易下滑、国内的失业率增加、国民经济增速放缓。这些因素使国际经济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不安定因素增多，海外投资遭遇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加大。鉴于这种情况，为全面的保护我国的海外投资，笔者认为：我国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承保的险种的设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增减，目前，至少应包括：货币汇兑险、国有化与征收险、战争及内乱险和政府违约险。投资者可挑选其中的一种单独投保，也可挑选多种进行投保。
承保条件的设置
依照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承保条件也应该包括：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和合格的东道国三个方面。（一）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必须是在经济发展、就业、商品出口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有利于我国的投资，这也是我国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意义所在，如果一项海外投资将对我国造成消极影响，该项投资一定不是合格的投资。另外，因为设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在于防范和消除东道国发生的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往往是由东道国政府的行为造成的，一项投资是否符合东道国的利益与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国对合格投资的要求也应该包括投资符合东道国的利益。为了便于承保机构实现判断海外投资的合格性并加以引导，以免日后发生过多的国际纠纷，合格的投资限于新投资。（二）合格的投资者按照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规定，合格的投资者是“在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其实际控制权由中资法人掌握；境内外金融机构；其他经批准的法人和自然人”。显然，自然人、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合伙、非法人社团和分支机构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投保。笔者认为：为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投资者的范围应该包括中国公民、依照我国法律成立的法人和非法人企业。关于自然人和“三资企业”是否应该成为合格投资者的争议由来已久。因为现行立法中自然人作为个人一直不允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从而在目前的实践中不可能成为被保险人。但是应该看到个人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出于对个人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地位的重视，应该将其包括在内。至于“三资企业”，由于其都是依据我国法律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经济实体，受到我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在实践中，这些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已经成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之一，所以三资企业也应该被列为合格的投资者之一。（三）合格的东道国由于笔者认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模式应采用双边模式，海外投资保险合同的订立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法定前提。因此，对我国投资者来说，合格的东道国必须是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
保险期限、保险费和保险金的设置
投资者有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费的数额应该依承保行业、险别及范围而有所区别；保险期应该根据投资种类、性质及承保险别的不同而不同。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保险期限、保险费和保险金的设置需要在实践中逐渐调整才能真正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所以对保险期限的规定不宜过长。但是海外投资本身的特性又决定了这个期限不能太短，不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期限应该依行业的不同在5年到15年之间；为鼓励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保险费的收取应该限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依投资东道国和行业及险别的不同在承保额的0.5%到1%之间；保险金的设置一方面要起到分散风险、鼓励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保险金过高造成投资者对保险机构过分依赖的局面，规定在承保额的90%到95%之间为宜。
随着市场发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逐步拓宽，保险投资结构也进行了调整，银行存款的占比逐渐下降，但仍占相当的比例；债券的比例历年来都是最高的，其中国债与金融债的投资比例较高，企业债的比例较低；基金的投资比例逐年上升；股票、境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例较小，且并不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在投资种类上还存在差异，对于银行存款和债券的投资比例过高。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险投资渠道得以拓宽，同时我国保险公司积极借鉴国外保险公司先进的保险投资经验以提高自身保险投资能力，这使得其保险投资收益不断提高。但是我国保险资金的收益率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并且长期平均收益率在3%-5%左右，远低于成熟保险市场国家10%-20%的水平。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中存在的风险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也称违约风险，是指保险公司的投资对象或合作伙伴因某些原因不能履行投资合约，或者造假欺诈，造成保险公司不能如期收回投资收益，严重者甚至不能收回投资成本。信用风险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运作影响重大，保险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通过信用分析来防范违约风险，尤其是在债券投资及贷款中。保险公司可以采用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的指标，例如穆迪或标普指数，对投资对象进行详细分析，以此减少保险公司的违约风险。
2.流动性风险
保险投资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保险投资而导致的保险公司无力为其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支付足额现金的风险，它影响着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在极端水平下，流动性风险会使保险公司资不抵债。随着新《保险法》的颁布施行，保险公司被允许将保险资金运用于不动产，投资渠道得以拓宽，这有利于提高保险投资收益，但是投资不动产周期长，占用资金量大，流动性差，一旦保险公司出现大额给付、赔偿或退保事件，这就会使其面临流动性风险，降低公司的偿付能力。
3.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利率的变动给保险公司资产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利率变动的影响之一是对资产负债价值的影响，资产负债价值相对变动，从而导致资产负债收益与成本的不匹配，也可能是损失扩大，可能是收益扩大，当然这与资产与负债的利率敏感性有关。利率变动的影响之二是对保险公司财务稳定性的影响，一般寿险保单都规定一个预定利率，是保险公司给客户的回报率，当利率上升后，则保险资产的收益率可能高于保单预定利率，为保险公司带来“利差益”，但是，保单贷款与保单解约率可能提高；利率下降时，保险资产的收益率可能低于保单利率，造成“利差损”，但是可以抑制保单贷款与保单解约率，从而造成财务现金流的变化。
4.投资决策风险
投资决策风险是指保险公司在面对多种投资方案进行抉择时，由于投资管理层的判断失误等原因造成决策活动不能达到预期投资目标，造成公司资产损失的可能性，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保险公司现实的投资价值损失，还包括因保险投资引起的潜在机会成本。保险投资决策是保险公司管理者在一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根据其自身的经营实力，按照一定的规章流程做出的投资选择，它不仅涉及到投资决策机制等客观因素，还涉及到保险投资管理者的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但是随着保险投资决策机制的不断健全，保险投资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能力逐渐成为其关键因素。因此提高保险投资管理层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成为保险公司管理投资决策风险的重中之重。
完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风险管理的建议
1.加强保险公司运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要加强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首先，应该确定保险资金投资决策准则。投资决策准则是保险资金在投资前要明确的指导原则。一个好的投资决策准则可以帮助保险资金管理部门明确投资理念、投资目的、盈利目标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使资金管理部门有的放矢；其次，要按照保险监管部门对于保险资金使用的政策规定，明确资金运用的范围、限制条款等，为保险资金制定适合本公司利益的投资组合策略；最后，加强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保证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和收益性。把资金的运用和资金的来源、特点结合起来，按照什么样的负债就要和什么样的资产相匹配的原则制定投资方向，选择投资工具。
2.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近年来我国监管机构也逐渐重视偿付能力的监管，我国现在的偿付能力监管主要是偿付能力比例监管，监管机构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分为三个级别，分别采取监管措施。有关的条款规定，保险公司每年报送的偿付能力报告中应该包含动态偿付能力测试，但是测试结果并不作为监管当局采取措施的依据。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风险资本法，制定适合我国的风险资本标准。保监会可以通过这一最直接的标准来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业务进行监管。
“宜早不宜迟”的农行改革要想真正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其注资工作必须迅速提上日程。尽管到目前为止，谁来为农行重组买单仍然没有一个明确说法，但在农行业务定位与改革路径都已基本明确的情况下，决策层正在考虑农行注资的各种可行性方案。
农行股改方案尚在研究中 近万亿元注资没着落
2006年12月，农行最新提交的上市重组计划遭到了监管部门否决。银监会新闻部门表示，农行股改方案还在研究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农行股改在短时间内启动的可能性为零。
工行于2006年成功实现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后，农行随即向监管部门提交了与工、中、建三行类似的股改新方案：国家拿出近万亿元来消化农行的沉重包袱，保留目前的运行经营机制，启动财务重组和公开上市。
据某权威人士透露，目前央行、财政部、银监会三方对农行股改方案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按公开的说法预计，农行股改的资金缺口在8000亿～10000亿元人民币，这个缺口由财政部还是央行来填补?财政部称，暂时没有这么多资金为农行补缺。是否还能找到其他注资渠道，目前还是未知数。上述权威人士称，只有当三个部门形成统一意见之后，农行的股改方案才会被提交到国务院进行讨论。
不过，目前各方已达成共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输不起的改革，也是拖不起的改革。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已全面对外开放，“狼”已经来了。农行如果不尽快剥离不良资产，及早进行股份制改造，面对虎视眈眈的外资银行和众多的内地金融机构，其处境将会十分危险。拖得时间越久，农行与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将越大，国家为其支付的改制成本也会越高。
国家为其注资 或许还不如成立一家干净的新银行
由于历史原因，农行“病”得很重。2005年农行年报显示，其不良贷款额总额为7000亿元左右，不良贷款率高达26％。不良贷款占同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例的2／3以上。农行无疑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特困户”。
按照惯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国家都会为其注资。2006年5月，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曾表示，“可能继续采取汇金公司外汇注资的方式，也有可能采取其他注资方式，或者外汇注资与其他注资方式相结合。”而农行财务重组需注资近万亿元，这一巨额资金，相当于我国现有外汇储备的1／10。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从中行、建行模式到工行模式，政府动用公共资金的热情在下降，对银行的市场化激励约束在强化。公司治理、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综合资质，已成为值得对银行注资重组与否的标准，这也成为农行未来股改方案的重要背景。由于中央汇金公司的注资模式已被运用三次，也由于农行的资产质量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明显改善，因此，未来农行沿用前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模式的可能性，似乎显得比较渺茫。”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农行能否获得注资的关键在于，国家花了钱要看到改革的成效，花钱要买到机制。如果要注资近万亿元才能启动一个并不知道结果的银行改革，其结果已不是一种单纯的改革成本投入，其中更蕴藏着巨大的改革风险。如果注资资金来自外汇储备或国家财政，那为什么不拿这些钱来新设立一家资产干干净净的银行呢?那样可能更有效益。
保险资金难以完成对农行的救赎
根据保监会2006年10月的《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保险机构入股银行获得“松绑”――持有未上市银行股权原则上不设上限。有专家称农行将成为保险机构的投资热点。
“已经上市的那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对国内资金不是特别感兴趣，保险资金只能选择其他出口，而农行恰好是他们考虑的对象。”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秦池江认为。保险机构能投资，对农行、对新农村建设当然是件很好的事。在银行业改革的关键时刻，需要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保险机构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从事农行问题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的看法是：“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保险机构投资农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农行尚未进行股份制改造，也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保险公司有可能以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身份持有农行股份。这样其持股成本会比较低，盈利空间会比较大。利用农行广泛的网点，保险机构正好可以扩大自己的业务。“在农行，银保这方面股权投资合作的空间比较大。”
据悉，对于一直与农行有合作关系的中国人寿，农行行长杨明生曾明确表示过希望双方进行深层次合作。
“到底下一步保险机构投资农行怎么走，还是得看农行股改的方案，保险机构是不会去给农行‘卸包袱’的。”郭田勇表示。如果把帮助消化不良贷款当做成为农行战略投资者的一个“门槛”，那么，对于有强烈投资银行冲动的保险机构来说，其积极性将会大大降低。
分析归分析，不过，按照《通知》规定的比例测算，2006年保险机构投资银行股权可用资金为450亿元人民币，就算这些资金全部“砸”给农行，相对于近万亿元的改革成本来说，也仅是杯水车薪。
受入股比例限制外资注资难有积极性
既然农行股改通过内资注资有一定困难，为什么不考虑引入国际资金来“催生”呢?郭田勇的比喻是――可以让“客人”进来一起帮忙打扫房间卫生。
目前，中国资产规模在3000亿～5000亿元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有外资股东。未来，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都有可能成为外资的“新猎物”。一位参与选择广发银行战略投资者的人士说，“农业银行的改制将更加吸引外资的注意力。尽管农行历史包袱沉重，但近两年其存款增长幅度位居前列。外资看重的就是分销网络，所以，一些外资已经盯上这块蛋糕。”
香港投资界人士也认为，外资银行要扩展国内市场，一种方法是靠自己在内地开分行，行内称之为自然增长另一种方法就是人股内地银行。但好的内地银行外资银行不容易入股，就算能入股，持股量也不会很高。因此，外资盯上农行并不奇怪。
目前与农行合作层面较深的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双方在银行业务、基金业务以及高管人员交流培训等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去年下半年，农行高层还与花旗银行总部高管有过接触，探讨合作事宜。
【关键词】 财产保险;资产规模;有形资产密度;供求
一、引言
虽然规避风险毫无疑问是个人保险需求的主要原因,但当把适用于个人保险需求的投资组合方法运用于公司时,就会出现悖论。股东掌握着投资组合方法,有能力在投资选择组合中把风险分散化。如果意外事故和火灾之类的保险风险在经济中可以被分散化,那么公司就没有必要为这些风险再额外负担保费成本。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通过保持未保险而不是支付附加保险费从而使股东的财富增加(Mayers and Smith,1982)。这个悖论可以通过把公司金融理论引入保险学来解决。根据现代公司金融理论,公司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经理、雇员、供应商、证券商、银行、股东、消费者等)之间契约关系的结合。尽管是否参加保险,股东对于保险风险而言无差异,但风险管理和保险购买对整个契约集合却是重要的。
已有的理论研究(Mayers and Smith,1982; Main,1982; Main,1983; Mayers,1987; Skogh,1989等)根据现代金融理论对企业购买保险的一系列动机进行了分析:一是利用保险合同的监控和约束功能的动机。保险合同能够起到监控企业管理者,降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保险合同还能约束企业股东(和经理)通过投资不足和资产替代两种方式转移财富的行为,降低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二是利用保险公司比较优势的动机。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保险公司在风险承担、破产处理成本、真实服务(如索赔处理或损失预防)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从而成为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动机。三是降低公司的预期纳税义务动机。财产保险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提早税盾和降低有效边际税率。四是行业监管的影响。某些特定行业中的企业购买保险的行为会受到监管的影响。
已有的实证研究(如Mayers and Smith,1990; Yamori,1999; Hoyt and Khang,2000)分别引用不同方面的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验证。Mayers and Smith(1990)研究了美国财损险(P/C)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行为。他们发现企业的规模、违约风险、所有权和地理等因素是财产险再保险使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其研究范围是保险业,所以某些变量(如地理集中度)不容易推广到工业企业。Yamori(1999)研究了504家日本工业企业财产保险购买情况。他的研究结果说明只有企业规模和行业监管才是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因素。但一些可能影响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决定因素(如增长机会和管理权)并没进入他的研究范围。Hoyt and Khang(2000)以美国187个工业企业1989年的数据为基础,第一次较全面地测试了影响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企业规模、增长机会、管理权和监管状况等对企业财产保险的购买量有重大影响。
对我国企业财产保险行为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低造成的 ①。仅有Hong Zou, Mike B. Adams(2006)首次引用了我国国内235家上市公司1997-1999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和实际购买保险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验证,他们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与财务杠杆和有形资产密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国有资本持股量和实际所得税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与管理者持股量、外资持股量和公司增长机会等呈正相关关系,但与公司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呈负相关关系。
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投保事前决策)与企业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有正相关性,但实际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投保事后决策)与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存在显著负相关性呢?这成为作者为后来的研究者预先提出的一个问题。为此,本文引用新的数据进一步继续研究。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保险市场上,企业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对财产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并没受到应有关注,已有研究也主要把其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我们预计规模小的公司,不仅有更大的可能性购买财产保险,而且购买比大公司更多的保险。首先,财务困境的预计直接成本通常与公司大小不成正比(Warner, 1977)。第二,小企业往往从保险公司获得更多的(例如,避免损失)真正服务于大型企业(Hoyt and Khang, 2000)。第三,小企业通常不会是多元化的,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下行业务风险的影响。一些以前的研究结果(Hoyt and Khang, 2000;Hong Zou, Mike B. Adams,2006)也支持企业规模的大小与购买保险的数量负相关。第四,由于有形资产密度(即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大的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机会和数量会比有形资产密度小的企业更多,因此,预计有形资产密度越大的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更大,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也会更多。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和购买数量与其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正相关。
(二)变量选择
1.本文设两个被解释变量(INSDUM和INSU)。 INSDUM是一个虚拟变量,其取值1或0分别表示企业是或否购买了财产保险。企业保险购买比率(INSU),用来计量企业财产保险使用程度,是指企业当年财产保险支出与当年有形资产账面价值(例如建筑物、工厂、设备、办公配件和库存)的比值。
2.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和有形资产密度(STRU)。其中企业规模用企业资产总额取对数来计量,有形资产密度用企业存货与固定资产的合计除以资产总额来计量。
3.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使用以下控制变量: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DA)、利息成本(COST)、债务期限(DM)、实际税率(TAXR)和地理分布(GEOGE)。
4.工具变量。为了控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INSU)和解释变量(DE)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工具变量利息保障倍数(COV),是指企业息税前营业利润与利息支出的比值。(COV)与财务杠杆(DE)高度相关,而与企业财产保险购买比率(INSU)之间不存在直接相关性。
表1列出了研究变量的定义及理论预期。
(三)样本、数据与模型
1.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非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了2001年和2002年新设立企业2003-2007年五年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数据筛选的条件是:(1)是制造业企业;(2)企业2003年到2007年与研究变量相关数据完整;(3)删除其中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净值小于或等于零的企业。符合条件的样本企业共4 275家,样本数据总量共21 375个。
2.模型
本研究的多元分析中采用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的两阶段分析法:首先,运用线性概率模型对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其次,我们引用面板数据和Heckman’s (1979) two-step sample selection(两步法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企业财产保险数量的决策。模型(1)和(2)分别是企业是否购买财产保险的线性概率模型和企业购买保险的数量决策模型。
Y*it= β0+β1DAit+β2COSTit+β3DMit+β4LNSIZEit+β5STRUit +β6TAXRit+β7GEOGE +εit (1)
INSUit = α0+αi+γt+β1DAit+β2COSTit+β3DMit+β4LNSIZEit
+β5STRUit+β6TAXRit+β7GEOGE + εit (2)
在(1)中Y*it是不可观测变量,与之对应的可观测变量是Yit(INSDUM),当Y*it >0时,INSDUM=1,表示企业购买了财产保险;当Y*it≤0时,INSDUM=0,表示企业没有购买财产保险。在(2)中需要引入面板数据,分别加入了表示不可观测到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特有因素的扰动项αi,不随公司变化的时间扰动项γt。
三、经验研究结果与说明
(一)基本结果
企业资产规模(SIZE)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都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结果表明小规模企业购买财产保险越少,这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有形资产密度(STRU)这个控制变量上,其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符号相反且在购买数量决策模型中结果与理论预期存在矛盾。类似的情况在之前的研究(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中也出现过,只是未受到重视。
本文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由于事前决策的不可观察性,人们只能从事后结果中看到企业是否购买了财产保险,对于企业财产保险购买决策来说,无论是哪种结果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是企业要有投保的意愿;另一方面是保险公司要提供企业所需要的财产保险产品。如果企业没有购买的意愿,由于财产保险属于非强制保险,则结果是企业财产保险为零;当然也可能是企业非常想获得财产保险合同,而保险公司没有提供符合需求的保险产品。结合之前的分析,首先,由于财务危机的预期直接成本与企业规模不成比例(Warner,1977),小企业财务危机成本和风险更大;第二,小企业能从保险公司获得比大型企业更多的真正服务(Mayers and Smithm,1982; Hoyt and Khang,2000);第三,小企业也特别容易受到不利业务风险的影响(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也就是说,小企业不大可能没有购买财产保险的意愿。因此,本文认为资产规模(SIZE)和有形资产密度(STRU)在概率决策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说明在企业财产保险市场中,大小规模不同的公司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规模小的公司不容易获得财产保险的机会。有形资产密度(STRU)在购买量决策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具统计显著性,则说明资产规模越大且有形资产密度越高的企业,选择了购买相对更少的财产保险,换言之,大规模企业在更容易获得投保机会的前提下却选择了不足额投保。也就是说我国财产保险市场上存在着“供求错位”现象,即保险公司对小规模企业财产保险产品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财产保险产品需求不足。这一发现为探求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敏感性与稳定性检验
首先,以上检验分别使用了线性概率模型和样本选择模型(Heckman’s),考虑到本文数据特点(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混合),我们分别使用了横截面数据、截面与时间序列混合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本文的模型进行了估计。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几个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与财务杠杆、债务期限和利息成本正相关,仍然支持假设的结论。
其次,购买财产保险还可以帮助扩大企业的债务能力,从而提高了财务杠杆(DE)与财产保险购买量(INSU)之间互为因果联系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使本研究中财务杠杆的估计成为有偏的估计。因此,本研究根据异方差条件下的2SLS做如下测试:首先,我们引入一个工具变量,利息保障倍数COV(第t年营业利润与利息支出合计数除以第t年利息支出),它与财务杠杆呈显著相关性,但与财产保险购买量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COV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要求;模型整体检验F(3993,11075) = 1.69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 > F= 0.0000)。因此,可以认为财务杠杆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四、本文的研究结论
我们的研究有以下三个主要结论。第一,本研究用大样本数据对企业购买财产保险决策的检验结果为保险供应商的产品创新策略和营销策略提供了有益方向。资产规模(SIZE)和资产结构(STRU)的检验结果说明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中存在着“供求错位”(即保险公司对小企业财产保险产品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财产保险产品需求不足),这为探求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地区性虚拟变量(GEOGE)检验结果,企业财产保险购买决策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这些都提示我国保险公司应加强产品开发创新和营销策略创新,以解决保险产品对小企业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保险产品需求不足的“双重不足”现状,并且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保险市场开发力度。
第二,本研究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间接证明了理论概念框架可以为解释我国非上市财产保险决策提供重要的见解。具体来说,财务杠杆、债务期限和利息成本对财产保险购买数量的正效应可能反映 “我先作为”的规则,即债务人主动要求为抵押资产投保,以使贷款人潜在的事后损失得到事前的保护。
第三,关于购买保险的税务动机的结论提示我国: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安排使企业很难准确估算相关的税收优惠利益,没能给企业提供明确的引导信息,因而税制对保险的诱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可以为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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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历程并不顺利。麦肯锡的统计数据表明，过去20年全球大型企业兼并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不到50%，而中国67%的海外并购不成功。
为什么民企比国企更容易成功
2009年6月5日，中国铝业公司以195亿美元注资全球第三大矿业巨头澳大利亚力拓矿业公司遭力拓毁约流产。2010年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却正式完成对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
国企的并购一般来说金额巨大，成本较高，因此失败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再就是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国企是国家的企业，本身拥有行政级别，其政治色彩很浓，其经营者也由上级部门选派并在一定任期后另选他人。自2003年国资委设立、大型国企的改制基本完成后，以海外投资表现的“走出去”的成果即成了考察国企领导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这样，行政的“政绩激励”和一定时期后（3至5年）的换届往往会使国企的经营者有短期化行为。还有就是，国企做的事情往往会被认为与国家的事业有关而上升高度，大力宣传。如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一案，完成交易谈判的新闻出现后，中方的官员、国家部委、国有银行纷纷表态支持，使本来就敏感的政治问题再次凸显。另外，国企部门臃肿繁杂，长期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缺少竞争力和效率，这都可能丧失原有的优势，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
相对而言，民营企业是在市场机制环境下生存发展起来的，其产权清晰，风险意识、机遇意识敏锐，决策果断，主动性和创新性强。这样，经营机制灵活，对市场反映敏感，就有了更强的国际市场的适应能力和动力，易于完成开拓国际市场业务活动的任务。再有，民营企业一般都是做事不张扬、效率高，这反而使事情容易成功。
另外，民企相对国企政治风险小、全资收购多、收购目标小。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使目标企业所在国难以适应，以至于将事情复杂化。具体来说，目标企业所在国担心中国国有企业对当地企业的收购，特别是对大型企业的收购会垄断本国的经济，过分夸大所谓的政治风险，将中国国企的行为说成是“政治行为”。民营企业没有国家的政治背景，其产权私有的属性使它们的并购行为往往容易被看做是纯商业性质，目标企业所在国的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民营企业虽然也会有政治风险，但至多是提高收购价格，最后还可能收购成功。如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就曾提出该收购可能让联想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研发中心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用于中国政府，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为使并购顺利进展，联想为此有意阻挠多付出了13.5亿美元的代价。
中国企业以海外并购方式“走出去”的建议
（1）将企业自身建立为跨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要先将自己建成为跨国公司，在海外设子公司或办事处，寻求国外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当地资源，实现国际化的生产，并输出品牌。当然，在此期间就可以寻找资源互补的当地企业，以合资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待时机成熟时对外国公司开展收购。这样做的另一好处是，并购过程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该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提升自己的经营管理能力。这样知己知彼，游刃有余地选择目标企业并购，成功的概率会大得多。否则，即使并购成功了，将来的整合等企业难题，也可能会使一时的成功再陷入失败。
（2）鼓励优秀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当先锋队。
“走出去”的形式有多种，从货物出口到对外直接投资，再到更高程度的海外并购，我们应当鼓励众多的民营企业去尝试。中国当前应选取的战略推进方式可为，尽量避免以业内龙头企业为首选并购对象，先由民营企业采取由小及大的并购业务、逐步积累谈判技巧及国际化经营经验，再由国企去并购海外行业龙头，即由“点”、“线”、“面”向“立体纵深”方向发展。民营企业“船小好调头”，有条件和能力率先走出去，堪当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队。
因为我们生命的脆弱，人们设计了人寿保险用来防止两种危险：早逝和衰老。每个人都不希望衰老和死亡，但从实际角度看，人们中有很多在没有为依赖他生活的人做好充分的未来经济安排时就去世了。人寿保险就是防止早逝和衰老造成的不利经济后果，为当事人及依赖其生活的人提供保障。
很多有保险意识的人觉得应该买份人寿保险合同以保障家人，但对市场的寿险产品不甚了解。的确，现在的市场寿险品类繁多，在购买前理清这些更稳妥。
基于人寿保险合同独有的特点，人寿保险合同可以明显区分为六类：（1）定期寿险保单；（2）终身寿险合同；（3）两全寿险保单；（4）万能寿险保单；（5）可调整寿险保单；（6）变额寿险保单。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和两全寿险是传统的寿险品种，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万能寿险、可调整寿险和变额寿险是相对较晚的创新品种。
若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则可以分为纯粹寿险保障类的产品，称为定期寿险；包含储蓄和投资因素的产品，称为现金价值寿险，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万能寿险、可调整寿险、变额寿险。
定期寿险：以小搏大
定期寿险只提供一定期限的保障，保障期限可能是1年、5年、10年或20年。在其保单条款中，可对保单续保一定的额外期限，每次期限与原来期限相同。例如，假定被保险人在25岁时购买了一份10年期的定期保单并且活到了这个期限，他有权选择续保10年而不用证明可保险资格，但因为他年龄的增加，后10年的均衡保费比前一个10年期的保费要高。
另条款可包括可换约定期寿险，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将定期保单换成某种长期寿险保单而无须证明其可保险资格。如被保险人决定在其30岁时将定期保单转换为终身寿险保单，那么他可选择被转换成25岁为起始年龄，保费率按25岁购买终身寿险为准。
定期寿险适合收入低而保障需求强烈的人群，可体现以小搏大的保险作用。但因为定期寿险期满后，若被保险人仍然生存，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的给付责任，保险费也不返还，消费者容易产生吃亏的感觉。
终身寿险：现金价值可应急
终身寿险是永久性保险的标准形式，可分为普通终身人寿保单和限期内缴费终身人寿保险。终身人寿保险是一种不定期的人寿保险，为被保险人提供终身保障，即保险公司要对被保险人负责，直至被保险人去世时终止。终身人寿保险以人的最终寿命为保险事故，在事故发生时，由保险人给付一定保险金额的保险。
普通终身人寿保险中，被保险人在整个生命周期都要缴纳保险费，它提供永久性的保障，具有保障和储蓄的双重功能。限期内缴费终身寿险是终身寿险的一个变形，仅仅是缴费方式的变化。在保费支付期间内，保险率较高，支付期可从出生或满30天、60天到65周岁或80周岁等，各个保险公司的产品设计有细微差别。
相对于定期寿险，终身寿险是对遗产税、遗嘱认证费损失的补偿，既提供死亡恤金，又提供生前的福利金。此外，有了终身寿险，退休后你就可以在受保的状态下动用其他资产，甚至进行更有风险的投资。另外终身寿险有现金价值，一旦你丢了工作需要现金，终身寿险保单可到银行或保险公司质押得到贷款，或退保而得到现金。
两全寿险：生死都是赢家
两全寿险会有一个期限，这点类似定期保单，在这个期限内，若被保险人死亡，保险人将给付受益人保单面额，若被保险人活过了这一期限，保险人也将给付保单面额，从这点看，它更像一种投资工具，对生命保障的功能较弱。
如中国人寿的国寿鸿祥两全保险产品，其期限设定在10年和20年两种。泰康人寿的福寿两全保险，其保险人承担下列保险责任：1、被保险人生存至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本公司按保险单所列明保险金额给付生存保险金，合同终止。2、被保险人因疾病或遭受意外伤害而身故，保险人按保险单所列明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万能寿险：独特投资账户
万能寿险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至少在一个投资账户拥有一定资产价值的人身保险产品。万能寿险除了同传统寿险一样给予保户生命保障外，还可以让客户直接参与由保险公司为投保人建立的投资帐户内资金的投资活动，将保单的价值与保险公司独立运作的投保人投资帐户资金的业绩联系起来。万能寿险大部分保费，用来购买由保险公司设立的投资账户单位，由投资专家负责账户内资金的调动和投资决策，将保户的资金投入到各种投资工具上。对投资账户中的资产价值进行核算，并确保投保人在享有帐户余额的本金和一定利息保障前提下，借助专家理财进行投资运作的一种理财方式。
万能寿险具有较低的保证利率，这点与分红保险大致相同；保险合同规定交纳保费及变更保险金额均比较灵活，有较大的弹性，可充分满足客户不同时期的保障需求；既有保证的最低利率，又享有高利率带来高回报的可能性，从而对客户产生较大的吸引力。万能寿险，提供了一个人一生仅用一张寿险保单解决保障问题的可能性。弹性的保费缴纳和可调整的保障，使它十分适合进行人生终身保障的规划。
可调整寿险保单：变动调节
关键词：保险 经济增长 消费 投资 出口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1（c）-0255-02
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西方各国百年的经济发展史还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都是阐述金融和经济关系的重要例证。保险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发展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保险业经历了1949年设立第一家保险公司，1958年的停办，1979年的重新恢复，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2004年保险业全面开放等等重大发展事件，如今已经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就，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世界范围内的保险大国。
保险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密切性是普遍承认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课题，需要进一步发掘出具体的关联方式，或者说中国保险业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什么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保险业促进了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那未免显得过于肤浅，因此需要深究这种关系或者作用机制是什么，保险业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具体有哪些作用路径，理解清楚了这种路径方式才能够真正理解这种关系的存在。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保险业对于经济的作用也应该从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该文以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希望能够对保险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更加深入的探讨和论证。
1 保险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由于经济增长主要受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因此该文主要从这三个角度分析保险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1.1 保险对于消费的影响
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旺盛的消费能力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内外主要大国的经济增长在初期都是由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拉动，伴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这种驱动力开始转变为消费驱动，也就是需求经济。居民储蓄是为了未来不确定性的支出做准备，保险的存在恰恰是为了降低这种不确定的出现，如果保险真正降低了未来不确定性的程度，那么居民相应的储蓄也会减少，对应的提前消费也会增加，进而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当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程度的预期增加时，就会导致当前消费的减少，储蓄增加。保险作为降低风险和转移风险的一种有效方式，居民投入一小部分资金购买一定的人身或者财产保险，将这种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嫁给保险公司（更为准确地说是那些未来未发生损失的保险消费者），一旦出现危险或者损失，保险公司将会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未来要发生的风险将不用储备百分之百的货币来预防，更多的货币用于当下的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
另外保险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们进行提前消费。比如买房买车的按揭贷款保险对于人们提前消费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当今社会，信用卡，分期付款等消费形式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商家认为消费者未来偿还欠款的可能性增加，一来是因为消费者有偿还欠款的经济能力，二来是因为相应消费保险的出现，消费者虽然具有偿还能力，但是在进行类似分期付款的提前消费时，需要评估未来的收入风险或者收入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以由保险来进行降低，消费者通过保险降低了自身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性，渴望进行提前消费，商家通过保险降低了消费者不偿还欠款带来的损失，也会倾向于推出分期付款的项目，这样一来供求自然产生，提前消费的消费模式也得以盛行。
1.2 保险对于投资的影响
保险公司的存在相当于在资金拥有者和资本市场建起了一座桥梁，保险公司通过出售其保险产品，收取保险费用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收集起来，然后投入到资本市场供生产领域使用。这一点其实和基金公司类似，保险公司其实扮演着机构投资者的角色，由于保险公司聚集资金的能力很强，其拥有的可支配资金数额巨大，如果能够被生产领域的资金缺乏者以一定成本使用，那将会加快经济领域资本的快速流动，对于经济的l展是十分重要的。
与保险资金入市消息相伴随的是鸡年股市的节节走高，从“2·2行情”发动至昨日收盘为止，上证综指已经上涨了120点，涨幅达到10.14％。不少市场人士认为，由蓝筹股发动的本轮行情之所以能够启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部分场外资金在打保险资金入市的提前量。随着保险资金大规模入市在即，其投资理念、入市渠道、选股思路无疑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投资思路与保险资金性质相关
与已经入市的各类资金相比，保险资金无疑更加注重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保险公司研究人员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保险资金投资思路是铁板一块。根据《关于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保险机构证券帐户按保险产品名称开立，这意味着同一保险机构可以开设多个证券帐户，而每个帐户由于资金性质的不同又可能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保险资金主要有寿险和财险两种，据太平洋保险的研究报告，寿险资金由于预期给付现金流压力大，其所要求的投资收益率更为稳定，因此寿险资金投资固定收益产品比重较为明显，其投资股票时会更加看重上市公司的分红能力。
而财险资金由于在赔付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股票配置的比重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另外近年来保险业务创新不断，如投资连结险、分红险等新品种发展速度很快，与传统业务相比，这部分保险资金对收益的要求较高，因此其承担风险的能力也相对提高，如果这部分资金入市，在股票配置上又会和传统保险资金有所区别。
投资品种上多做试探性投资
保险资金究竟会循何种渠道入市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前市场普遍认为，保险资金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从二级市场入市的可能性不大，更可能通过一级市场通过买新股入市。
随着保险资金入市第一单的产生及目前行情的向好，市场显然已经提高了对保险资金通过二级市场入市的期望值，同时由于目前新股发行数量较少，如果仅仅通过一级市场入市，保险资金入市的步伐显然会极其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保险资金会不会因应目前向好的市场趋势而加大从二级市场入市的力度呢？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保险资金入市之初会在各个投资品种上都做一些尝试，但一级市场仍然是保险资金入市的首选。申万研究所的徐研认为，保险资金入市之初的投资行为可能会类似QFII刚进入国内市场的情形，在不同的品种上都会做一些试探性的投资，但最终仍会主要通过一级市场入市。
相对二级市场来说，一级市场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其风险也相对可控，而目前二级市场虽然短线活跃，但从较长时期来看，后市行情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新股发行数量不多，但由于保险资金入市并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因此短期内入市的迫切性并不大，因此保险资金不会因为新股发行步伐较慢而转投二级市场。虽然二级市场行情的向好可能会加大对保险资金循二级市场入市的吸引力，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从二级市场入市资金的比例，但保险资金入市的首选仍是一级市场。
没有基金互相看齐的压力
保险资金的投资思路会不会和基金趋同也很令市场关注。市场普遍认为，资金性质决定了保险资金仍会高举价值投资的大旗，蓝筹、绩优、流动性好的股票仍是其投资首选，从这个角度来看，保险资金与基金的选股思路存在相似之处。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中所受限制的不同，保险资金的投资思路和基金仍会有所不同，部分基金看中的股票不一定会纳入保险资金的投资组合。
相较而言，保险资金更加看重投资的绝对收益而基金却更看重与基准的比较。如在股票的行业配置上，基金会照顾到行业配置的平衡，虽然会有所侧重，但一些重点行业的股票大都会出现在其投资组合中，因为基金表现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就是和一些重点行业股票的涨跌幅相比较而来，即使基金一年的投资收益为负数，但只要其跑赢大市或一些重点行业，其仍不会受到太大诟病。但保险资金并不存在比较基准问题，其投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最终的绝对收益，因此其投资配置上并不关注行业配置的平衡性问题，而更看重个股素质。
一、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相关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的研究是随着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范围扩大而逐步开展的。孙天法、张良华(2004)认为,生产自动化水平达到一定的条件下,人工劳动成为大机器的操作异常的代替品,失业率将成为工业时代普遍的社会现象[1]。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人类生命周期的延长使人类依赖社会保障生存时间更长。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使传统的社会保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刘子兰、严明(2006)采用均值—方差模型、VAR模型等分析工具,对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风险进行了度量,构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对社会保障基金可量化风险的管理提供了解决思路[2]。毛燕玲等(2007)提出实业投资是社会保障基金拓展的新业务,未来的社会保障基金将更多地投资国内实业。其还研究了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现状,以及社会保障基金国内实业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最后提出防范和管理社会保障基金国内实业投资风险的具体对策和思路[3]。黄莉(2007)从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风险的产生出发,分析了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在投资途径和投资模式、投资运营水平、投资运营法规等几方面存在的风险,最后从拓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方式、加大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规模、加强投资监管等几方面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建议[4]。
杨轶华、关向红(2009)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中面临的风险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建议进行组合投资,分散投资风险,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加强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5]。廉桂萍(2009)对社会保险基金境外投资风险及其防范展开研究,指出风险主要包括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信息披露和交易成本风险、税收法规风险、投资限制风险和国家风险[6]。许海英、魏建翔(2011)运用克鲁格曼三角形理论对基金投资进行风险分析,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投资结构、强化投资监管、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等对策化解风险[7]。通过上述文献可看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的分析框架还没有完全确立,而且投资风险的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在实证研究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方面,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风险进行测度,并且提出在后危机时代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风险防范路径。
二、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现状
目前,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内金融市场,投资产品主要包括银行存款、国债和股票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保障基金选择银行存款和国债作为主要的投资产品。近年来,社会保障基金一系列多元化投资的探索和创新,2003年开始扩大试点范围,投资谨慎稳健;2004年开始向实业股权投资;2006年开始对外国投资;2008年开始向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以分散风险增加盈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不断优化组合,2009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产业投资比例是20.54%,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比例是40.67%,国内和海外股票投资比例是32.45%。从收益水平看,过去10余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累计收益率为9.17%(见表1),比同期累计通货膨胀率2.14%高出7.03%,这表明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益率水平还是较为满意的。从表1显示的收益率水平看,仅在2004年和2008年投资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其余年份均完成了保值增值功能。2004年,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缩水”,主要原因是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并不好。2008年,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收益率稍差。近年来,股市行情较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上升。
三、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中股票投资风险的测度
2009年,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的22.7%来自股票收入,年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4131.74亿元,占资产总额的53%。由于股权投资、境外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缺乏相关数据,因此本文只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股票投资展开分析。对于社会保障基金而言,股票是收益率较高、风险性最大的投资渠道,股票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资本市场的完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虽然股票投资只是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部分,但分析社会保障基金股票投资的风险测度对于防范社会保障基金的风险而言具有重要意义。1952年,马可维兹(Markowitz)明确提出,使用收益率波动离散程度的统计测度———方差和标准差这两个指标作为风险的测量工具,并在使用这两个变量的数据结构中进一步丰富了其投资组合理论[8]。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从社会保障基金2011年第二季度新进与增仓两大股票池中,筛选出持股比例最为靠前的10只股票(见表2)作为样本,依次用x1,x2,…,x10表示,本文中只考虑由这十只股票组成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对于市场证券组合,本文选择上证综合指数。计算使用日度数据,数据区间定为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同时,本文上证综合指数的日对数收益率由每日的收盘指数计算所得,以每只股票收盘价的每日对数收益率为基本数据。
(二)确定置信水平
为了满足不同的风险规避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的置信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选择95%与99%两种置信度,便于进行比较分析。
(三)计算相关指标
1.计算收益率。根据Rt=ln(Pt)—ln(Pt-1)公式计算股票收益率,其中Pt和Pt-1分别表示股票在第t日和t-1日的股票价格。本文没有考虑样本数据的排列顺序、所谓的“周一效应”等现象,当股票价格指数不是很大的波动,其种类约等于股票价格指数变化的速度,对应于股票市场整体收入水平。因此,即使出现假期也不影响数据序列。
2.计算协方差矩阵。通过SPSS软件,计算出社会保障基金前10支重仓股票的每日对数收益率的协方差矩阵(见表3)。
3.计算股票权重。以2011年6月30日的收盘价为基准,根据社会保障基金的持股数和收盘价来计算其市值,从而得出股票投资权重。
(四)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与上证指数风险度量值的计算
笔者假设投资组合的总价值为1,计算VaR可以转化为在给定的置信水平1-c下,计算出Δt日(本文采用1日和10日)内的投资损失不超过投资总额的百分比。同时针对不同的风险度量指标,计算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和上证综合指数的三种风险度量值即方差、β系数和VaR,具体结果见表4。
四、简要结论与后危机时代防范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的路径
(一)实证分析结论
从表4中可看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的β系数为0.88,这意味着组合类型是一个保守的投资组合,风险低于上海综合指数,该组合的波动性相对较小。在95%的置信水平上,利用方差—协方差法计算得出的VaR:在99%置信水平下,上证指数的VaR1值为2.976%,而社保基金投资组合的VaR1为2.811%。即在2011年6月30日的下一个24小时内,99%的可能性认为损失值的最大限度为投资总额的2.811%。同理,在未来10天的持有期内,有95%的可能性认为损失值不会超过投资总额的7.269%,有99%的可能性认为损失值不会超过投资总额的9.412%。上证综指的VaR1为1.996%,这说明指数每日有95%的可能性损失不会超过1.996%。也就是说,每日损失大于1.996%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而相同置信水平下社保基金投资组合的VaR1却为1.968%。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的三个风险度量均低于上海综合指数的风险度量值,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比相应市场平均风险水平要低。因此,在这一时期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具有一定的风险控制能力特征。
(二)防范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的路径
1.要坚持审慎投资方针。一是正确选择投资目标与风险政策。现阶段的中长期投资最低目标是战胜通货膨胀,5年预期年化收益率不低于3.5%。二是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的投资理念[9]。三是进行组合投资,分散投资风险。多元化投资是确保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合理最有力的武器,同时可以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渠道,适当的海外投资将有助于分散投资风险。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其他具有流动性良较好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信用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有价证券、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不平衡,低风险投资主要有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其他投资产品。
2.对投资风险进行再保险或采取资产证券化的形式。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风险进行再保险,保险机构可以承担部分风险,并且随着保险公司的干预,可以逐步形成一个有效信用增进的机制。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再保险,可使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放心地把资金交由管理公司进行运营。若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房地产和实业,以资产证券化方式能够提高流动性,建立应对流动性的风险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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