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导语：在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第1篇

一、研究现状综述

（一）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

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方面目录整理工作起步较早。1980年至1981间朱永邦先生搜集整理出了《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作家简介》，连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收录了58位作家，作了简单的生平简介，并附以著作名。后又有翟胜健刊于《民族文艺论丛》（现已不多见，无法考证收录作家的具体数字）的目录。两位学者的目录搜集为后来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8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王叔磐、孙玉溱）选注了86位蒙古族作家的330多首汉文诗，这本选注是至今为止收录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比较全面，且选注作品比较多的诗选集，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资料。此外，有些学者把蒙古族汉文创作译为蒙古文，付之以刊刻。丹碧和星汉编著的《汉蒙合璧古代蒙古族汉文诗词选》（2002年8月）用蒙汉合璧的形式蒙译了49位作家的108首诗歌，博、博彦在《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1999年）里蒙译了45位蒙古族诗人的160首诗歌。这两本书为广大的蒙古族学者认识和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媒介。《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只收录了蒙古族汉文诗人阿鲁威和梦麟。古代蒙古族汉文诗人中有诗集留存下来的很多，但都是未校注的线装本，现见于世面的校注本只有三本。孙玉溱主编出版了《那逊兰保诗集三种》（1991年），张凌霄校注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11卷，题为《倭仁选注》（199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池万兴校注了和瑛《西藏赋》（2013年齐鲁出版社）。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第一次被编入文学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89年荣、苏赫等人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收录了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被冷落的文学遗产才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以上学者所搜集、整理和校注的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品为我们探索，研究文本内涵提供了既便利又有价值的资料。

（二）作家生平的考证

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是既艰巨又考研耐力的工作，但对于渐行渐远的古代文学作品和作家不去做考证的话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就会面临有失准确、严谨的学术问题，为此对于迎难而上，孜孜不倦的前辈们感到由衷的敬仰。在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和作家的考证中对于单个作家、作品的零星考证较为多见，而对于整个群体的考证存在很大的空白。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编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考证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的著作。著作中写到“我们已整理出170余人的创作目录，其中刻有诗文集的作家已逾80余名。这又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文学遗产”①该著作从元代蒙古族帝王的汉文创作考略，出身贵胄世家之作家考略，科第出身之作家考略，明代蒙古族作家考略，博明生平事迹考，翰宛名流梦麟、法式善、锡缜考略，边疆重臣松筠、和瑛、三多考略，八旗蒙古作家考略等部分，对元明清三朝主要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做了详细的考证，并附有现存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及见录，主要作家传记资料擷要，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研究论著要目等，这些考证、记载不仅为我们这些后辈们研究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资料，而且还引导着年轻的学者们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学术问题。细查作品、作家的考证史不难发现在众多作家的族属问题上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元代作家萨都剌，对萨都剌的族属大致有蒙古族，色目人，回族，汉族等不同观点，目前尚无定论。现聊举一二例，仅供其作为参考。云峰老师1995年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上发表“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认为萨都剌为蒙古族。房建昌在《江汉论坛》（1983-02-10）发表“萨都剌为阿拉伯人”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阿拉伯人。周双利《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2-31）发表“略论萨都剌的家世与族属”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刘守刚在《中国民族》（1988-08-28）发表的“萨都剌的族籍”一文，认为萨都剌的祖籍为回族。对于萨都剌的祖籍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近5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100余篇。此外，因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博明的生平资料未见与官载书，故对博明的生平也有零星的考证研究。如：王荔《文学界》2012年6月上刊登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里旁征博引更为准确 、明了地论证了博明的生平，履历。除外有些学者对蒙古族汉文作家的家族成员开始研究和考证。如：米彦青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贾熟村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刊登的“晚清社会的倭仁家族”等。除外，对于其他的作家的生平，履历也有零星考证和论述。对于作家生平的考证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作家作品内涵和理解时代文学的全貌。

（三）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对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解读和评价成果较为可观，对于单个作家或者单篇作品的系统研究也偶有可见。就作品研究现状看，对清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探索和研究的较多。如：法式善，和瑛，那逊兰保。西北师范大学的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娟娟的硕士毕业论文“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依据法式善现存三千余首诗作，分类介绍法式善诗歌的题材意蕴，同时解读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法式善诗歌的总体风格，以及含蓄蕴藉、富有禅味，运用孤清幽寂，高洁脱俗等意象组合的艺术特色。对于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法式善的研究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硕士李前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观”，针对法式善诗学主张和观点做了详细的阐述。除外还有新疆师范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黄建光的硕士毕业论文“《梧门诗话》诗学思想研究”等等。对和瑛的创作来讲，《西藏赋》系统研究的较多。内蒙古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乌日罕的研究生论文“清代西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评《西藏赋》”，从《西藏赋》内容，文体特征和文学、社会价值等多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西藏民族学院2006级硕士孙福海硕士毕业论文“卫藏方志 雪域奇葩”也较详细地评析了和瑛《西藏赋》。对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的创作研究主要围绕着《芸香馆遗诗》展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玉霞2005年6月编写的硕士毕业论文“那逊兰保和她的《芸香馆遗诗》”首先，援用可靠的历史文献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年，世系。之后就《芸香馆遗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据以总结概括那逊兰保的诗论。最后援据《芸香馆遗诗》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述了那逊兰保的生活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李晓涛2006年6月述写的毕业论文“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对《庚子都门纪事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想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除外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人秦不花、伯颜，清代蒙古族作家梦麟、博明，倭仁，松筠创作也有很多零星解读和研究，在此不一一举例评述了。

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存在的问题

1.对作品的选注、校注存在很大的空白。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见证，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庞大，留存下来的作品相当可观，据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的统计，“从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到清朝末年，操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共计179名。其中元代42名，有诗集者5名。明代7名，有诗集者6名。清代130名，有诗集者75名。”②由此可见，光有诗集者就有86名，对作品的研究空间很大。但是想要研究作家、作品的话对作品的解读是首要的，没有进行原文解读的话研究只会成为空谈，因此对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显得尤为重要。元明清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有些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只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各高校图书馆或者在民间，世面上很少看到此类文学的流传，现能找的校注本只有三种，一是倭仁集注，二是那逊兰保诗集三种，三是《西藏赋》校注。其他作家的个别作品选注只散见于各类作品选中。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2.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汉文化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蒙古族汉文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的几乎没有。很多蒙古族学者认为非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民族文化特征，也不值得去探讨，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持否定态度，而汉文学研究者大多从蒙古族作者吸收中原文化视角去解读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心理研究一直被搁浅。对于此荣、苏赫老师这样说过：“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由于采用非本民族语言文字，加之有的作家远离故土，甚或生长于汉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与本土的传统文学相比，民族特色较为淡薄。但淡薄不等于没有，更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③可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是存在蒙古族民族文化特征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在《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中对此问题也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群中产生了许多人情陈达、世事洞晓、造诣深厚、创作丰富的作家。尽管他们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然而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情绪交织凝结在他们的创作中，浑然而为一体，构成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特有的文化品性。舍弃文化品性的深层探讨，汉文创作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④显而易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民族文化特征是融合于作品之中的，解读和研究民族文化特征不仅要对作品本身有足够的理解，而且对蒙古族文化特征、蒙古族生活习俗、蒙古族心理特征有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掌握才能完成此项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意义的重估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一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数量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研究任何一位作家或者作品都应将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探究其作品的深层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内心和创作。如：和瑛历任西藏帮办大臣，驻藏八年之久，熟知了西藏的一草一木，并时刻抱着保卫边疆和平的使命感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赋这种文体描写西藏的巨著《西藏赋》。那逊兰保亲历两次，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体察到她的丈夫、哥哥参战离别时的悲痛心理。延清深陷危城，亲眼目睹了庚子过程后创作了《庚子都门纪事诗》。可见其作者的创作受环境影响之深。我们在研究古代蒙古族 汉文创作时不该孤立地研究其作品和作家，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古代蒙古汉文创作的搜集、整理和校注仍处在停滞阶段，很多作者的作品仍沉睡在古籍堆里，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可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将目录、版本搜集整理后进行校勘和校注，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有力的资料。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不应单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去研究，也应从从民族学、民族审美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前50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注重了蒙汉文学交流的角度去分析汉文化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如果用跨学科的视角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体分析和阐释蒙古族汉文创作中蒙古民族心理的体现的话，能够深化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蒙古族作家独具民族特色的汉文创作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用蒙古“民族气质的眼睛”④去描述和解读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概貌，是其他民族文学所不能代替的。并且有些作者的创作水平已达到和汉族文人比肩的程度，如：蒙古族杂剧家杨景显的18部杂剧《西游记》对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蓝本。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梦麟、和瑛等人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已达到当时时代的高度。深入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探索蒙古族文学发展规律和蒙汉文学交流发展规律的需要，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少数学者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这远远构不成体系。从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到文本的系统研究，若能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多层侧研究和阐释的话，能够拓展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的传统视野，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去发现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社会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为推到蒙古族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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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②④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3，170，20.

③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31.

④别林斯基.1841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78.

参考文献：

〔1〕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2〕梁一儒.民族审美心理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第2篇

关键词：感生神话；阶级；自然天象 ； 君权天授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09-01

神话是一种重要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神话故事。神话的身上生生的镌刻着它赖以产生的和传承的人类思维，情感和社会生活的烙印。感生神话,就是我国神话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其又称贞洁受孕神话，它是关于人类始祖诞生的一种神话类型，即某女（通常为处女）身体接触或感受到某物，或者意念涉及到某物而受孕，而产生人类的始祖，而该女性为人类始祖之母。

中国古代感生神话起源甚早，其中商周祖先契和后稷的感生故事在文献上出现最早。《诗经・商颂・玄鸟》曰: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周本纪》根据《生民》云: “周后稷, 名弃。其母有邰氏女, 曰姜, 姜为帝喾元妃。姜出野, 见巨人迹, 心忻然悦,欲践之, 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史前英雄人物如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也莫不是感天而孕, 感天而生的。

纵观中国所有感生神话，都具有一下两个特征：①都是一女子, 无论是吞吃了玄鸟卵、月精、朱果、椰子水, 还是践触了雷泽、巨人迹；无论是感遇了白龙、赤龙、沈木, 还是感遇了神鹰血和日光, 都是瞬间与外界事物有感,而怀孕生子的。②这些男孩又分别是以他们为开始的氏族、部族、民族的祖先。原始人通常用这种“非常现象”来凸显其所生子女的神圣性，用来将其民族主神赋予神圣威灵的血缘关系上。本文根据相关史实资料记载分析，重点在分阶段性的基础上探讨归纳感生神话的起源及本质特征。

早期感生神话产生客观基础

早期的的感生神话的起源，主要特点就是以植物和动物为感生源，这是基于对自然的局限认识, 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现实曲折地、虚幻地反映，但它们确实以现实为基础, 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折射和反映，是原始思维的本质反映。只是人们对世界、人类以及部族的起源无法作出理性解释下的一种解释，就好比我们今天把这一问题诉诸科学一样，虽然各种神话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但早期的感生神话产生动机较单纯，目的较简单。

《山海经》曾记载“ 司幽之国”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 ,晏龙生司幽, 司幽生思士,不妻, 思女, 不夫。郭璞注析为“ 言其人直思感气通天配合生子。” 思士思女仅凭直思感气即能生孕使人眩惑。

从这段记载中不难佐证，原始人以为受孕是自然天象感应的结果。而原始感生神话的产生就是基于此，其产生首先就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男子在生育中的作用或是一无所知, 或是颇感朦胧, 始而它以自然天象的感应形态见诸于世。这种现象刘宝才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分析，他说：上古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子女是超自然力量的恩赐，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不绝。但这种观念并不排斥“男女构精”而孕的认识，只是对后一现象的宗教性解释而已。在古人看来，子女是鬼神所赐，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成”，两者并不矛盾。就如我们当今在很多科学目前都无法做出解释的领域里，人们潜意思里的“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冥想。所以原始感生神话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来源于原始始民的自我局限这个客观基础上。

早期感生神话产生动机

早期的感生神话的产生，就族群而言，意在解释族群或族群祖先的来源，有相当程度的意义是在解释人类的起源；就个人而言，是在突显出其祖先个人的神圣性，使其与众不同，有非等同于常人的意义。

我们从历史文化的的进程与思考来判断，通观各民族早期感生神话的发生，都是产生在以英雄祖先做出显赫业绩为前提下，拿因果逻辑来按历史顺序的推断来说，感生神话是“果”，而英雄祖先做的显赫业绩为“因”，原因是推导结果的必要条件，而感生神话只是其后体现其价值与从不同的附属条件，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从结果研究结果，而不反思其发展史实顺序，只能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研究感生神话的动机研究，不能心存主观，我们往往应该让观点跟着资料走，而不是让资料跟着观点走，以错误的归纳来推演，这不仅无法将求证过程交代清楚，而且让人有种越推越不明白的不适之感。从历史逻辑发展我们不难得出对于祖先产生的神奇出生的记载是基于其以后功成名就的补充，其动机更倾向于人类思维质朴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是单纯为了解释族群的来源，或是反应当时人们智力发展的程度，以及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所以其出目的性是较单一质朴的！

感生神话后阶段产生客观基础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思维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由于人们已经对生理和怀孕等现象有所了解，所以一般人已经不可以接受以往感生神话，所以便出现了感生神话的修正，这是感生神话第二阶段出现的客观基础，其主要表现在利用天象等感生模式对自然天象的崇拜。充分表现为从动物自然的崇拜到拟人形态的社会神过渡，但都源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这时的感生神话直接将帝王，将其认为是龙的化身。如《隋唐 高祖本纪》记载:“皇妣尝抱高祖,忽?头上角出,遍体?起”。

第二阶段感生神话的政治目的

从纬书中三皇五帝的感生神话，我们不难看出，与含蓄、质朴的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话相比，其“宠神其祖，取威于民”的用意更加突出，完全是裸的神权政治。如《史记・ 高祖本纪》记载“ 刘媳尝息大泽之破, 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 太公往视之, 则见蛟龙于其上, 已而有身, 遂产高祖。”《史记》虽为司马迁所著但此段文字所记载的“ 事实” , 未必是司马迁的本意。此刻的感生神话将统治者与神秘的天象放在一起，彰显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权利。此阶段的感生神话用一句话说，就是宣扬帝王受命于天的“君权天授的思想”的政治工具。这个阶级阶段的感生神话已经由解释人类的无知和神秘的生理知识而演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其目的就是增加帝王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

综述

神化自己家族的祖先是中国历史上普遍的文化现象，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感生神话, 与阶级社会中, 统治阶级为宣扬夭命、神化君权而编造的所谓“ 感生神话”截然不同, 这和阶级社会中生编硬造的所谓“ 感生神话”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两个阶段的感生神话有着本质区别。由于这时感生神话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等已不复存在了。当然, 我们也要考虑到感生神话在流传到阶级社会的过程中, 必不可免地会被时代、阶级、人为的因素所影响,我们在研究中可以本着去伪存真的精神剥离那些人为的因素,这样才能更加真实的去还原感生神话的真实面貌。

おげ慰嘉南祝

[1]刘宝才.先秦文化散论[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2]高洪兴.妇女风俗考[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3]蒙 飞.中国感生神话起源初探[M]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