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8 09:44:01
导语：在股票投资理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A Study to the Disequilibrium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Abstract：The speculation and the swelling stock bubbles is one of the hot and tough problem in China stock market. In this thesis, we study the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completion of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and prove that the reason of disequilibrium in Chinese stock market is that the incomple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indicates that to debase the speculation and the swelling stock bubbles of Chinese stock market, the fundamentally measure is to complete the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Key words: stock market; shareholders’ voting rights; incompletion; disequilibrium.
内容提要：投机气氛浓烈及其所导致的泡沫膨胀是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使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了非均衡状态。本文在推导出股票市场均衡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股票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及其所导致的投资者投机一致性行为选择。本文的研究最终证明，中国股市非均衡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这一研究表明，治理并降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气氛浓烈、并最终使股市运行趋于均衡，根本性的措施是完善股东投票权。
关键词：股票市场 股东投票权 非完备性 非均衡
一、引言投资者行为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直接因素，而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则是股票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能否充分发挥的前提性条件。正因此，对投资者行为及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至今为止，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类文献。一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有关研究，二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此外，国内也有学者运用上述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与投资者行为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EMH）、资产组合理论，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EMH（Fama，1970）在假设投资者是理性无偏的基础上，从信息角度研究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并隐含地认为在一个强有效的市场中，股票市场将达到均衡。资产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具体给出了理性投资者的行为特征①，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导出了投资者最佳投资组合的确定。其引申的含义是：当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达到最优组合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在Markowitz所定义的理性投资者的基础上，Sharpe （1964) 和Lintner（1965)等人将EMH和投资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CAPM。CAPM中的投资者有着同质的收益率预期，以相同的方式解读信息，在此假定下，CAPM得出了投资者的最优投资决策应沿资本市场线进行的结论。而这里的资本市场线则规定了股票市场的均衡路径。在运用上述理论对股票市场进行的大量实证检验工作中，发现了很多现代金融理论无法给出圆满解释的“异象（anomalies）”①，由此导致了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的产生。行为金融学认为②，金融投资过程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如认知和情绪等；这些心理过程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如过度自信、损失厌恶，及羊群效应等；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则导致了投资决策的制定；而由心理和行为所导致的投资决策偏差进一步引致了资产定价偏差。由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推论出：由于投资者行为（心理）所导致的资产定价偏差的存在，现实中的股票市场是不存在均衡状态的③。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一般是以现代金融理论或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和数据进行实证性研究。在运用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中，一般是以EMH方法检验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并证明了中国股市的弱有效或渐进有效（如吴世农，1996；张兵和李晓明，2003）；或者以CAPM为基础观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证明了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存在（如宋军和吴冲锋，2001；孙培源和施东晖，2002的有关研究）。而以行为金融学为指导对中国股市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是张兵（2002）和何基报（2003）做出的。特别是何基报在行为金融理论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对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给以了实证检验，印证了行为金融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推测，并揭示了不同市场因素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不同影响。由上述文献回顾可见，就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来看，其所体现出的共同特点是：在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中继承了新古典的理论传统，即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风险规避的“典型”投资者。也就是说，其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并未给出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则是第一次将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作为了关键变量给以了深入研究，也正因此使行为金融学对大量的市场“异象”给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然而，一方面行为金融学本身还存在不成熟和有待完善的情况①，另一方面，行为金融学的有关研究也并未直接和明确地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的有关行为金融学文献中并未将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有因素纳入到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函数之中。上述不足无疑降低了以行为金融学（以及现代金融理论）解释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的准确程度。本文即试图从股票市场均衡的条件出发，一方面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将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之一——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纳入研究视野，通过研究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的投资者行为选择，从理论上揭示中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状态的深层原因。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与投资者行为选择这里我们首先对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给出理论推导，以在此基础上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均衡的影响。这部分的研究一则从理论上论证了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的影响，二则为下文推导和论证中国股市的非均衡及其产生的原因提供理论基础。（一）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假设有一个代表性的投资者，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资本增值，其目标函数为：（maxVt i） ＝Et[ ] (1）该最优化方程中，Vt为t时期资本增值，Et为期望值，ρt为折现率，U(·)为效用函数，t为基期，i=1,2,…表示以后各期。该方程满足：Vt I=Pt IKt I-Pt I-1Kt I-1 dt IKt I-1 (2）方程（2）中Pt为t时期的股票价格，Kt为t时期的股票持有量，d为分红所得。如果在第t i期代表性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与前期相同，即：Kt i=Kt i-1，则t i期的资本增值为： Vt i=(Pt i-Pt i-1)Kt i-1 dt iKt i-1 (3)即代表性投资者的资本增值（或者说效用最大化）取决于股票价格的变化和分红所得。而投资者的分红所得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及其分红政策，即：dt iKt i-1＝atЛ(QtPt,, LtWt, Itrt) (4）式中at为公司的分红政策，即分红部分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Л为公司利润，它取决于公司的产量Qt及其价格Pt,，投入的劳动量Lt及其工资Wt，投入的资金量It及其社会平均利率rt。由方程（4）可见，在公司分红政策at既定时，投资者分红所得直接与上市公司利润相关；当公司利润上升从而使得股票分红所得超过社会平均利率，即： dt i≥rt i (5)此时，会吸引代表性投资者增持股票，即：Kt i>Kt i-1；在股票供给不变时，投资者的增持行为必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即：Pt i> Pt i-1，由此得到代表性投资者的资产增值方程： Vt i=（Pt i－Pt i-1）（Kt i-1＋ΔKt i） dt iKt i-1=ΔPt iKt i-1＋ΔPt iΔKt i dt iKt i-1 (6）在方程（5）的前提下所导致的方程（6）的结果，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股市或增持股票[0]，其直接结果是，代表性投资者的股票持有量和股市价格都处于循环上升的状态，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方程（6）右边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为股票价格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及股票持有量变化所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这两项之和即所谓资本利得。方程（6）右边的第三项为股票分红所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为了求解均衡位置，我们以MRt表示每单位股票在t期的边际收益，根据方程（6），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即t期股票价格和股票持有量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即： MVy=u,(Vt) PtKt (7）另一部分为红利边际收益Mdt，即t期分红所得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则： Mdt=u,(Vt) dt (8）结合（7）（8）两式，以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表述目标函数的求解结果： Et(MRt i)=ρiEi(MVt i 1 Mdt i 1) (9)方程（9）的解可表达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一定条件下的稳定解St，另一部分为随机项Wt，即： MRt=St Wt (10)式（10）右边的第一项St代表与市场因素有关的资产价格，它取决于对分红预期的折现值，即：St= (11）第二部分Wt是欧拉方程解的同质部分（Homogenous Part），它具有如下形态： Et(Wt 1)=ρ-iWt (12）式中，Wt,Wt i……即为股票的泡沫要素，表示为{WT}。假设我们观察t和t n两个时期，n期边际收益的欧拉方程可以记为： MRt=ρnEt(MVt n) (13）当n趋于无穷大时，有： MRt=limn∞[ρnEt(MVt n) ] (14）方程（14）右边的第一项表示未来出售股票所得资本利得的预期边际收益的折现值；第二项表示如果持有股票，把红利累加到资产上而得到的预期增值。因此根据CAPM模型，此时MRt也就是其他代表性投资者未来t期购买股票的边际成本MCt。由方程（14）可见，只有当方程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随机项（泡沫因素）不存在，或者说目标函数的解来自于欧拉方程的稳定解，即：MCt=limn∞[ ] （15）此时，代表性投资者购买股票的边际成本（即其持有股票的边际收益）与预期的边际收益（边际红利）相等，代表性投资者达到最优购买。也就是说，保证股票市场实现均衡的充要条件是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0，即代表性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增减股票持有量，且（从而）股票价格保持不变。换言之，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二）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的影响上文我们从理论上推导出了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至少股市中任何时候都有投资者在“买入－卖出”，而非“买入－持有”。这也就是说，现实中使投资者达到方程（15）的均衡购买的充要条件——资本利得的MVt=0并不存在。然而从上述股市均衡条件的推导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取决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这是因为，方程（15）表述的均衡条件，实际上即是对目标函数进行求解而得到的，而在这一求解过程中，能够使股票市场达到均衡的只是方程（10）右侧的第一项因素St——即对分红预期的折现。这说明，只有当投资者的行为基于分红（预期）因素时，即方程（10）所示的股票泡沫因素{WT}不存在时，从而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0，股票市场才能达到均衡。反过来说，如果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主要基于资本利得（预期）因素时，股票市场的运行将处于累积性非均衡状态①。也就是说，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是由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所决定的。由以上分析可见，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的根本因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决定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影响和决定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因素。这一因素，即是下文的研究所揭示的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三、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
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直接导源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据我们的研究（李学峰，2003a），影响和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一）股东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
根据已有的研究（张军，1991），我们（李学峰， 2003）明确给出了股东投票权完备的充要条件：
1，对资源的各种权利的决定必须由一个团体（Group）表决做出（即用手投票）；
2，对团体表决通过的决定不同意或不满意时，团体中的成员可采取“用脚投票（Voting With Feet）”的方式，转让其权利，退出该团体。
我们将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充要条件概括为股东投票权完备的“两权具备”。进一步说，这里的两权具备，是指两权的同时具备，即股东团体本身要同时具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机制；并且股东团体中的每个成员也都同时具备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权利。这即是衡量股东投票权完备与否的标准。
根据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我们来考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投票权安排。首先，已有的研究（Fama，1998；Hart，1998）已经从理论上证实，由于风险分散对（用手）投票权的替代①和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及其所导致的“搭便车”②现象，投资者的最优选择是放弃用手投票权。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实看，投资者放弃用手投票权往往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现实中，由大股东所控制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集体决策的组织机构，往往对投资者(用手)投票权的行使规定许多歧视性限制（如所持股票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比如5％），或对由中小投资者所提出的提议不予表决、拖延不办等。这也就使得广大投资者不仅是理论上“不愿行使”（用手）投票权，而且也是现实中“不能行使”投票权。因此我们说，现实中投资者的投票权是非完备的——没有完备的用手投票的权利。
其次，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所拥有的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是不完备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用脚投票都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更是一种机制。这主要是源于用脚投票会对公司本身会产生三种影响：一是投资者不满意时，抛出股票会使公司价值下降，并影响公司（及其管理层）的市场形象与声誉，即用脚投票权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二是会使公司失去进一步融资的能力；三是投资者的用脚投票，会启动资本市场的接管机制，使公司处于有可能被潜在收购者购并的境地。上述三种情况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公司管理层或原有大股东的地位。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一则据有关研究（李学峰，李向前，2001），由于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占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60％强）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的不可替代——大股东股权的非流通性①，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接管机制并不存在，从而使现任管理层或大股东无须担忧地位或利益的丧失；二则由于市场的投机一致性（下文将给以证明），因此股价下跌对公司的价值、声誉等的影响根本不起衡量作用，即信号传递功能失效，并因此导致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也不会产生影响。
总之，对中国的股票投资者而言，一方面他无用手投票的权利（或行使权利的激励）；另一方面，其拥有的用脚投票权利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因此我们说中国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投票权是非完备的。
（二）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
就股市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或方式来看，无外乎三种类型：一是进行长期投资，以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益，达到分享公司业绩的增长带来的分红的增加（及资产增值）；二是进行战略投资，以期通过股权收购达到逐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三是进行短期投资，以求得差价收益。我们可以将前两种投资目的下的投资行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而将第三种投资行为称为投机。
然而，根据上文的研究，一方面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的用手投票权是不完备的，从而使其空有股东身份而无股东权力。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现实中大股东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也就使得长期投资行为并非投资者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用脚投票权也是不完备的（如接管机制的空缺），这也就使得通过战略性投资达到接管上市公司的目的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而毫无现实可行性②。这两方面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真正的投资收益是趋于零的，或者说，投资者唯一可行的投资目的即是博取差价收益——投机。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来考察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为了理论分析的便利，我们再做出进一步的假设：投机股票的总收益为10①，投机成本为1；股票二级市场存在机构和个人两类投资者；在两类投资者共同投机的情况下，机构所得大于个人所得，比如机构得收益6（净收益为6－1＝5），个人得收益4（净收益为4－1＝3）。
在以上分析和假设条件下，我们可构造出中国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博弈的支付矩阵如
机构
投机 投资
3，5
9，－1
－1，9
－1，－1
个 投机
人 投资
在上述博弈过程中，无论个人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机构投资者的占优战略（Dominant strategy）是“投机”，比如，个人选择“投机”，机构若选择“投资”得净收益－1（投资收益0减去投资成本1，下同），而选择“投机”则可得净收益为5；如果个人选择“投资”，机构选择“投机”得净收益9，而选择“投资”则收益为－1。因此“投机”是机构投资者的最优选则②。同理，无论机构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个人投资者的占优战略也是“投机”。因此，该博弈模型中“投机，投机”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个人与机构双方各得净收益为3和5。
上述博弈结果是在投资者放弃长期投资和战略投资的情况下达到的，而投资者放弃该两项投资目的（或方式）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也就是说，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股市投资者的最优行为选择即是投机一致性。
四、投资者投机一致性行为与中国股票市场的非均衡
上文的研究证明，在投票权非完备的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表现出了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而当股票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都以投机作为其最优选择时，股市的非均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一方面，前文在推导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时我们已经证明，只有当方程（14）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泡沫因素不存在时，股票市场才能趋于均衡。而根据Christian Gilles和Stephen F.Leroy（1992）的定义，所谓股市泡沫，即是股票价值中不基于未来红利预期的部分。据此，我们将方程（6）和方程（9）结合到一起，导出如下方程：
Pt=( )Et(dt i Pt i) (16)
方程（16）即是股票价格的随机差分方程。其中Pt是t期的股票价格，( )代表预期收益率的贴现而产生的资本利得，dt＋1是下一期的红利，Et (·)是基于t期所得到的信息（包括预期红利和预期股票价格）的条件期望值。该方程实际上即是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股票价格由资本利得和分红两部分决定。为突出主题并为了求证的方便，我们假设ρ为常数（这并不影响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方程（16）进行n次迭代，得到：
Pt= ( )iEt(dt i) ( )nEt(Pt n) (17)
差分方程（17）的一般解为：
Pt= ( )iEt(dt i) Wt (18)
方程（18）中，bt＝Et(bt i)/ (1 ρ)，它是该股票投资收益率ρ的充要条件。（18）式右边第一项为股票的基础收益（即资本利得与分红收益），第二项Wt即是方程（10）表明的股市泡沫。（18）式这一对（16）式的求解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股市泡沫在任何股票市场中都是一种常态存在。但问题是，当某一股票市场中所有投资者都以投机为目的，而不再考虑分红收益之时①，我们即可假设（18）式中的Et(dt i)＝0，从而得到：
Pt= Wt (19)
由公式（19）可见，当一个股票市场中投机盛行、或者是投资者都以追求资本利得（投机）为其最优选择之时，股市泡沫即成为一种累积性的常态存在，从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也就无法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正如方程（15）的均衡条件所显示的，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虽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股票市场的换手率越低，即投资者对股票的持有期越长，亦即投资者越是趋近于“买入－持有”策略，则股市将越趋于均衡。然而，在上文所证明的投资者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下，其必然的结果即是股市换手率的不断上升（见表1）。
表（1）给出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从世界其它股票市场（包括新兴市场）的情况看，其换手率相当低，且比较稳定，甚至表现出换手率下降的特征，比如1992年至1996年间，美国纽约股市的换手率在50％——60％之间，东京股市在20％——30％之间，韩国、伦敦、中国香港地区、泰国和新加坡股市则呈稳定下降的趋势。而由表（1）的数据可见，我国沪深股市的换手率远高于其他股票市场，且起伏很大。除我国台湾股市1995年换手率（为243％）高于同年的深圳股市外，我国深沪两大股市换手率可谓雄踞世界股市之首。正如方程（15）所暗示的，过高的换手率即表明了我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的现实，而其根源则在于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投资者行为选择中的投机一致性。
表1 我国股市换手率 （％）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上海
341
787
396
591
425
297
399
499
244
197
——
深圳
213
472
180
902
489
284
412
436
287
280
244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统计年鉴199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2002市场资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2003》。
五、小结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建议与启示：
1，本文的研究证明，我国股市的非均衡运行（以及股票市场中存在的投机气氛浓烈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本文所揭示的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而且，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各类投资者在其投票权不完备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所致。这也就提示我们，治理中国股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从监管手段、政策法律等方面进行规制，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应从投资者投票权完备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根本性治理，如尽快实行累积投票权、表决权信托等制度；以及使我国的股票市场具有完善的接管机制。这样，才能通过博弈规则的改变，而改变各方参与人的行为选择。
2，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影响股市均衡状态的根本性因素是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特别是在中国）影响投资者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则在于其投票权的完备与否。从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看，其投资者投票权基本上是完备的（尽管也存在着Hart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投资者对用手投票权的主动放弃），因此投票权完备性问题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影响程度较低。而在中国，正是由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投资者的投机一致性行为选择。这一研究启示我们，尽管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各种“异象”及其背后的投资者行为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但正是由于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也就需要我们从更为“中国化”的因素和角度入手，研究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特有因素及其对股票市场运行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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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李晓明， 2003：《中国股票市场的渐进有效性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张军，1991：《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
克里斯蒂·吉勒斯，斯蒂芬·F·勒鲁瓦，2000：《资产价格泡沫》[M]，载于彼得·纽曼等，《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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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atman, 1999, “Behavior finance: Past battles and future engagements”,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Charlottesville; Nov/Dec, 18-27.
① 主要是以下3个行为特征：1，追求收益最大化，即相同风险水平下，追求更高收益的投资组合；2，追求效用最大化，即选择能带来最大满足的风险与收益的资产组合；3，厌恶风险，即同等收益下追求风险最小的投资组合；风险较高则需要较高的收益给以补偿。
①如股票溢价之谜、股利之谜、投资者的羊群行为等，这些现象无法用主流金融学及其资产定价理论给以圆满的解释，行为金融学将其称为“异象”。
②其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色在于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核心假说——“理性人”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帐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帐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递减(Statman，1999)。
③ 这与本文第二部分所推导的结果一致，即股市均衡条件是较严格的，现实中很难得以满足。
① 对此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李学峰，2003：《投资者行为与资本市场发展》，工作论文。
[0]这实际上即形成了股票市场中所谓的正反馈现象：ΔPt i越高，ΔKt i越大，而ΔKt i越大，则ΔPt i越高。
① 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证明。
① 根据Fama（1998）的研究，所谓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是指证券所有权的分散对风险承受的最优配置是有益的，但其结果是证券持有者通常过于多样化地拥有企业的股票，以至于对某一特定企业没有多少行使权利的兴趣。也就是说，为降低风险而实施的投资组合，也同时降低了中小股东对某一特定公司行使（用手）投票权的兴趣。即在每一个股票投资者中，产生了一个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
② 所谓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Hart，1998），是指行使权利而导致的经营改善的收益由全体股东分享，而成本只由那些积极行使权利的股东承担，因此单个股东将没有监督企业经营的激励。在此情况下，所有投资者都希望其他股东去行使权利并承担权利行使所致的成本，而自己仅分享他人行使权利所带来的收益。即产生了投票权上的“搭便车”行为。
①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大股东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对该问题的研究参阅李学峰，2004：《大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及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南开经济研究》第四期。
② 这也正是现实中我国股票市场的购并行为多发生于场外协议转让而罕见二级市场收购的原因所在。
① 我们这里并未考虑股市投资是否为零和博弈。换言之我们只是在假定投机收益为10的条件下进行研究，而将投机收益的来源存而不论。
实际上，行为金融学主要是以人为视角来描述何为金融学、何为投资，为何是这样以及是怎样形成的。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的主要理论包括期望理论和后悔理论这两大理论。
(一)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是指股票投资者对于相同状况所作出的决策往往要考虑自身处于盈利时期还是处于亏损时期。在大多数状况下，一旦投资人士所亏欠的款项和盈利的金额相等时，在亏损的状态下会变得十分沮丧，但是盈利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快乐。反之，一旦出现了亏损，其心理情感往往就会变得极度强烈。譬如，一支股票的现价为10元，如果一名投资人花12元买进，而另外一名投资人是花8元买入的。面对10元钱的这只股票价格发生改变之后，两名投资人会作出迥然不同的决策。假如该股票升值，8元价位买入者肯定将留着这支股票，因为他追求的是更多的利润;而对于这位12元买入的股票投资者来说，他就会犹豫不决，在观望之后也许就会动摇自身的意志，甚至在考虑之后卖出该股票。反之，假如该股票下跌，其反应还是截然不同的。为继续保持现有利润，8元价位买入者十分有可能选择卖出以确保有限的利润能够加以兑现。然而，对12元价位买入者而言，往往会继续持股甚至选择再次买入，这是由于一旦出局就代表亏损已成为事实。
(二)后悔理论
股票投资人士在进行投资时常常会产生后悔状况。具体来说，出现牛市时会后悔未能及时购买当时已看好的股票;在熊市的背景下，又会后悔未能加以止损而被套入其中;即使在自身所拥有的股票既不涨又不跌时，当看到他人所推荐的股票获利也会为未能购入而后悔;而当股票投资者抛出未涨的股票而选择买进他人所推荐的股票之时，当看到已卖掉的股票再度不断上涨，投资者会因为没有坚定自己的想法而后悔。投资者在投资判断决策上容易出现错误，他们会感到非常悲伤。所以，投资者往往会出现瞻前顾后的犹豫特点，尤其是要决定是否要买入或卖出时常常会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避免后悔的发生。
二、股票投资中的行为金融学研究
作为股票投资者，无论是老练娴熟的投资者还是刚步入股市的菜鸟，他们都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来分析股票市场的波动来进行投资理财。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判断和分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认知过程、情绪过程等诸多心理因素的影响。这样一来，金融市场就出现了普遍的行为偏差，导致股票价格的波动。行为金融学可以成功地解释股票市场中的很多现象。通常，人们在股票市场中往往表现出来的行为心理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一种最普遍的心理偏差，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影响着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股市参与者往往通过自己的估测和预期来做出相应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过度自信。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股票参与者对未来股价的区间估计往往很小，同时投资者不能从以前的投资决策中汲取失败的教学，进而更加陷入了过度自信的状态之中。由于金融产品的价格很难估计准确，当股票投资者面临选择时，投资者就容易过度自信。那些专家、专业人士也会依据自己的理论来对股市进行分析和预测，这都是过度自信的直接表现。
(二)处置效应
通常，股票投资者往往注重财富的变化量而非绝对量。股票投资者在面对亏损的时候常常抱着赌一把的心理，且宁愿接受确定性的盈利。这就是处置效应，通俗讲就是股票投资者会继续持有亏损的股票，过早卖出盈利的股票。这是一种典型的投资者认知的偏差，对盈利的“确定性心理”和对亏损“厌恶性心理”。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他们是有风险偏好的，愿意继续持有股票直到解套;当出现了盈利之后，投资人会进行风险的合理规避，同意快速卖出以确保自身的利润，怕再出现亏损。
(三)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也是一种典型的非理。当股票投资者在没有掌握准确的信息的状况之下，往往易受别的投资人之影响而作出类似之行为，过度地依赖别人的意见和观点，没有自己的主见。这种“羊群行为”在股市中非常常见。能够影响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投资者的个性特征、舆论与政策、投资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投资者的赌博心态和求利心态等都会造成“羊群效应”的产生。“羊群效应”理论认为，人们的自信心会收到行为与其结果的影响。
(四)家族集体效应
我国的公司许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上市公司，尤其是私人公司，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其创业初期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寻求发展，公司规模偏小，产权结构不明晰，缺乏强有力的融资支持。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公司走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完成了初次创业。而今，在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普遍追求以规模扩张、产业多元化为目标的二次创业。随着公司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其融资需求的规模也不断加大，仅仅依靠自我积累很难满足实际需求，便家族式的进行股票融资、或者进行股票投资以期获得收益等，但在经营转型中难以适应股票市场的新环境，造成家庭企业收到重创。
三、促进股票投资行为有效性的分析
(一)与自身经济能力相结合，进一步完善自身构思建设
在股票投资中，大力推行科学化行为模式，运用经济学的知识和市场导向状况来判断如何进行股票投资。在股票市场买卖过程中，要着力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投资人价值列入生态、文化产业当中，视为统一体进行发展;另一方面是在股票投资中按照资源投入产出比最优化之原则，运用各类管理方法以提升投资人所具有的产出。
(二)健全股票投资监管法律法规，确保股票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股票投资监管尚处在起步阶段，由此可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十分必要，特别是在监理过程中健全股票投资的相关管理机制，一旦出现了资产与资源之变更，一定要实施公开招标制度与决议制度。为此，要持续健全完善议事会、代表会等有关民主管理机制，并且明确相关的工作程序，完善有关的工作制度，保障以上组织能产生监督的作用。投资人要事先开展可行性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得到科学而合理的监管机制。
(三)建立健全股票投资经济风险评估机制
本世纪以来，股票投资被人们关注，并最终在各地遍地开花，但许多属于盲目投资，造成巨大损失。人们对这些损失下的股票投资之异议开展了原因探讨，股票投资可以说是经济运行的一大重要载体，其中有着非常多的市场资金以及企业。在当前我国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之下，一旦投资人对于股票投资的评估机制不够健全，将导致投资处于风险极大的状态。
(四)提高经济政策信息、市场信息透明度
股票投资大多属于政府主导或参与，资金投入大，涉及部门多。因此股票市场管理者要注重目前财务报表和市场资金之间有关信息的披露，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到股票投资的趋向以及支出收益等相关内容，从而有效避免投资人员匆匆忙忙地盲目参加激烈的市场经济，让投资人能够更加理性地参与和运用市场中的资金，并且有效实施绩效考核机制。
四、结语
[关键词]住房财富；股市参与；股票投资
[DOI]10.13939/ki.zgsc.2017.08.076
1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房价飙升。面对房价的持续大幅上扬，住房投资成为城乡居民投资的重要途径。住房既为必需品又为投资品，住房拥有率及其价值的高低能否对家庭股票投资决策造成影响，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住房价值对股票投资影响的分析集中在住房对股票参与度、股票投资额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住房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的比重越高，家庭的股市参与率越高（Kullmann和Siegel，2005；吴卫星等，2010）。关于住房价值对股票投资额的影响，目前尚无统一定论。部分学者认为二者呈负向变动关系（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部分学者指出二者正相关（Waggle和Johnson，2009）；也有学者认为住房价值对股票投资额没有影响（Yao和Zhang，2005）。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实际的金融市场面临着较严重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会制约家庭的可支配资金水平、不确定性会使得家庭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进而影响家庭的股票投资决策。随着住房价格的上涨，住房财富随之增加。住房财富增加所引起的家庭财富水平提高，能够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Liao等，2012），使得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下降（Peress，2004），从而提高家庭的股市参与的可能性和股票投资份额。
关于家庭住房对股票投资影响的研究文献颇丰，且成果显著，这些文献提供了一系列可能影响股票投资的控制因素，为后续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些研究多以美国家庭为研究对象且多针对家庭的首套房或房产总价值。但仅有一套房的家庭与拥有两套住房的家庭在家庭总财富、风险厌恶水平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鉴于此，本文以“住房财富”为切入点，以中国家庭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对象按住房数量区分为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和拥有两套住房的家庭，研究两类家庭的住房财富对其股票投资决策的影响。
2住房财富股票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样本及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的家庭资产、家庭成员特征等数据来源于CHFS，物价指数等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以住房价格指数与住房购置价格的差异来衡量住房财富；考虑到住房存量的影响，本文以住房的市值与购置价的差异来衡量住房的增值。对股票投资的衡量采用两个指标，一是是否参与股市；二是股票的投资额度。同时，引入了一系列的家庭特征变量，如家庭收入及总财富，户主的年龄、学历、风险厌恶度，家庭所处区域，是否拥有自营企业、是否按揭贷款等对家庭的个体特征进行控制。另外，实证分析中，所有以价值形式出现的变量均使用对应年份的CPI指数进行平减，消除物价变化的影响。
2.2描述性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中位数水平还是均值水平，拥有两套住房家庭的家庭总财富、住房财富均高于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其风险厌恶水平则低于一套房家庭。就股票投资额、股票投资占比和股市参与率来看，一套房家庭和两套房家庭的中位数水平均为0，反映出我国“股市有限参与”的普遍性；从均值水平来看，两套房家庭明显高于一套房家庭。
2.3模型检验
按拥有一套房还是两套房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组，采用回归分析法测度住房财富对两类家庭股票投资决策，一是否参与股市；二是对股票的投资额度的影响。为了分离出住房价值本身对股市参与的影响，在解释变量中引入了住房价值；由于住房财富对股票参与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引入了住房财富的平方项；另外引入了家庭及家庭成员的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据此，设定模型：
其中，stocker表示是否参与股票投资；s表示股票投资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dh为住房财富，dh2表示住房财富的平方项，h表示住房的价值，i表示第i个家庭；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2）显示：住房财富水平越高，家庭参与股市的可能性越大，住房财富提高会促进家庭提高金融资产中的股票投资额，并且其影响呈倒“U”形特征。其他变量对股市参与率及股票投资额的影响是相同的：家庭收入、总财富、按揭贷款、学历对家庭股市参与度、股票投资额有正向影响；年龄、家庭成员数量、风险厌恶程度与家庭股市参与度、股票投资额呈负相关性；与东部地区家庭相比，中西部地区家庭参与股市的可能性更大、股票投资份额越高。
将研究对象依拥有住房的数量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住房价值提高会促进家庭提高股市参与度、增加股票投资份额，并且对一套房家庭的影响更加明显。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套房家庭的总财富水平低于二套房家庭，进入股市的固定成本仅对一套房家庭的股市参与度产生影响；一套房家庭的家庭财富相对较低，随着住房财富水平的提高，其流动性约束得到显著缓解，所以股票投资额明显上升，以实现优化家庭资源配置。二套房家庭的家庭财富相对较高，因此持有的股票份额目前已经达到家庭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使住房财富提高会引起股票投资的份额提高，但是影响的程度低于一套房家庭。
3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就我国家庭住房财富对股市参与度、股票投资额的影响展开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增加能够提高家庭参与股市的概率，刺激家庭持有更高的股票份额，并且住房财富对一套房家庭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结论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及证券公司的营销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整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对房价的急速调整，会影响家庭住房价值及住房财富，这不但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同时会对股票市场带来联动效应；同时，政策应当具有针对性，对仅有一套房的家庭和二套房家庭的措施应当体现一定的差异性，以期达到最好的调控效果。就证券公司的营销业务开展来说，应主要集中在一套房家庭，将这些客户中尚未拥有股票账户的家庭作为潜在客户，将已经拥有的客户作为重点关注客户，以期获得较高的营销效果。
参考文献：
[1]吴卫星，齐天翔.流动性、生命周期与投资组合相异性-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2）.
[2]吴卫星，易尽然，郑建明.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基于生命周期、财富和住房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增刊，2010（S1）.
[3]KullmannCornelia，SiegelStephan.RealEstateanditsRoleinHouseholdPortfolioChoice[R].EFA2003AnnualConferencePaperNo.918，2005.
[4]LiaoWen-Chi，ZhaoDaxuan，SingTienFoo.RiskAttitudeandHousingWealthEffect[R].IRESWorkingPaperSeries.IRES2012-020，2012.
关键词 交易价值 非理性投资 利率 股市
一、标准投资理论：利率水平与股票投资需求成反比
利率被誉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的调整对股票市场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货币当局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必然会对股市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中，利率的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最为显著(Bemanke，1992)。我国自1990年12月19日至2008年5月20日，共实施38次利率调整，其中22次加息，16次降息。按照标准金融理论，股票作为一种虚拟资产，其价格波动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但在―个理性的市场中，股票的价格还是以股票价值为基础的，根据股利贴现模型，股票价值与股息和贴现率的函数表达式如下所示：
函数表达式中的V为股票内在价值，Dt是股票第t期支付的股息和红利；r是贴现率。该式表明有两大因素直接影响股票内在价值，一是未来的股息和红利，股息和红利与股票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利率提高不但会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减少企业的盈利，而且利率提高会抑制宏观经济投资，从而减缓经济增长，两者都会使股票预期的股息和红利减少，股票价格会下降。二是贴现率，它与股票价值存在负相关关系。利率上涨诱发贴现率的上升，将导致股票价值的降低，从而也会使股票价格相应下降。
此外，从资金供求关系角度看，由于资产组合替代效应的存在，利率变动会影响存款收益率，投资者就会在股票、银行存款与债券之间进行资产选择，以期达到资本保值与增值的目标。资产的新组合使资金流向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股市存量资金的变化，最终影响到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和股票价格。利率上涨使一部分资金从股市转而流向银行储蓄或债券市场，减少了股票市场存量资金，造成股票需求减少与股票价格下降；反之，利率下降，股票市场存量资金增加，股票价格将上升。
综上所述，按照标准金融理论的分析，利率水平与股票需求成反比关系，利率提高会降低股票需求，造成股价下跌。
二、实践表现：利率上调，股价不降反升
本文选取了2004年10月至2007年12月的9次利率调整(都是加息)及加息后股市第一个交易日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是：截至2004年10月，中国股市经过了近14年的发展，已经逐渐趋于稳定，市场的反应是投资者投资决策的真实反应；此外，投资者经过14年的股市沉浮，经历了多轮牛市和熊市，逐渐趋于理智，对诸如利率调整这样的系统性风险采取的是自我认知型的投资策略。
由上表可以看出：面对9次加息，上证指数与深圳指数仅有1次下降，其余8次股指不降反升，其中6次升幅超过1％，特别是2007年7月21日的加息，首个交易日市场更是以少有的暴升而作为结局。这种因投资者非理性投资决策而导致的市场“违反常理”的异象，不得不使人们对标准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及理性人假设表示质疑。
三、理论和实践背离的解析：交易价值驱动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以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两大基石构筑起来的标准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假设基础之上的。其中，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由三个逐渐弱化的三个假设构成：第一，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可以理性评估资产价值；第二，即使某些投资者不是理性的，但由于其交易具有随机性，可以相互抵消，不至于影响资产价格；第三，即使投资者的非理并非随机而具有相关性，市场中的理性套利者也可以通过无风险套利消除这种影响(安德瑞、史莱弗，2003)。但在证券市场的现实运行中，市场本身是否是一个可以理性评估的以价值投资为基础的要素市场，市场的参与主体是否具有理性的决策个性，这两方面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上述三个假设条件的成立。
(一)关于股票价值构成的重新思考
对于依据标准金融理论假设下形成的传统证券投资理论，早期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凯恩斯及证券投资大师格雷厄姆等人对此就存有异议。凯恩斯曾指出，无人能确切地了解未来的收益的前景与股息支付，因而“多数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对一笔在其投资期间的可能收益做出准确的长期预测，而是抢在公众之前预见到惯用的估价依据的变化”(凯恩斯，1936)。并且，由于人是有限理性的，即人们由于精力、能力和信息获取、处理等方面的有限性，在面临决策时，不可能对各种选择方案进行全面、详尽的计算和评估，其所做出的行为是一种理f生和感性的搀杂物。因此，股票市场并不是一个能精确衡量价值的“称重器”，它的表现就如一个“投票机”(吴彤，2000)。
在关于股票投资理论的研究中，价值投资理论是比较受重视且被市场普遍认可的理论，但是，股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对此一直没有形成共识。格雷厄姆认为，股票的价值“是指一种有事实――比如资产、收益、股息、明确的前景――作为根据的价值，它有别于受到人为操纵和心理因素干扰的市场价格”(格雷厄姆，1999)。从格雷厄姆的这一定义上看，尽管他不完全认可标准金融理论的假设，但也仍然没脱离传统的价值投资理论框架。关于股票投资价值，目前大多数学者较一致的认识是：
股票投资价值：股票内在价值+投资风险价值
公式1
笔者认为，公式1投资价值模型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是基于投资风险不确定，投资风险价值是很难度量的，这样，股票投资价值的测算公式也就缺乏应用价值；二是这里的风险更多地是考虑不确定的企业收益前景与股息支付政策，仍然围绕企业进行评估，且视野仍专注于一级市场。事实上，股票投资价值不仅体现在虚拟资产的隐含价值上，还体现在股票的可变现性，即二级市场流通的价值之上。如果将股票流通价值考虑在内，股票投资价值计算公式应扩展为：
股票投资价值=股票内在价值+投资风险价值
+股票流通价值 公式2
考虑到股票的投资风险既有来自于企业本身的，也有来自于股票交易过程之中的，来自于企业内部的风险可以直接修正企业内在价值，而来自于流通过程之中的风险可以直接修正交易价值，因此，公式2可以简化为：
股票投资价值=股票内在价值+股票交易价值
公式3
公式3中，股票内在价值是同企业的经营绩效及股利政策密切相关的，而股票交易价值主要受二级市场股票的流动性、供求状况、投资者投资心理以及政策
和监管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公式3的引入可以揭示这样的事实：股票投资成败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发行主体，主要是上市公司的影响；二是流通主体与流通环境，主要是投资群体及投资环境的影响。而在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两大影响因素都可能成为影响市场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利率上调，股票价格不降反升，就可由公式3中的交易价值驱动得到合理解释。
(二)中国股票市场交易价值驱动的表征
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欧美等国成熟的市场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股票投资的价值追求上，还属于典型的以股票交易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也正基于此，在交易机会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加息也就很难改变股市原有的运行轨迹。
1、股市运行与宏观经济的弱相关性
在一个以股票内在价值为投资基础的市场中，股票市场与本国的宏观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高度相关性，股价指数是当之无愧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但在一个以交易价值为基本目标的证券交易市场中，市场的交易机会才是投资者关注的首要因素。尽管宏观经济对这些交易机会的产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投资者更偏向于股票的短期价格波动。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运行的宏观经济“晴雨表”功能并不明显，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小、发展尚欠规范等原因所致，但笔者认为，以追求市场交易价值为目标才是问题的本质。
2、内在价值投资通道不畅
在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投资者股票投资的价值基础是股票的内在价值，在这种投资目标中，投资者看重的并不是股价波动所形成的差价，纯粹依靠差价来获得收益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投资者，而是所谓的投机者。对于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来说，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是他们所期望的投资回报。而我国股票市场运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融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的行为倾向严重。以2007年为例，2007年是上市公司利润大幅度增加的一年，但即使是在这一年，股东的分红收益率也仅为0.99％(李静、周俊，2008)。这意味着以此标准进行股票投资，若以追求现金分红回报为目标，投资者大约需要100年才能收回投资本金。上市公司的这种回报模式也促使大多数投资者，忽略股票的内在价值而转向追求交易价值。
3、流动性决定市场整体运行趋势
中国股市始自于2005年6月的牛市与流动息相关。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境外资金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资本市场，“流动性泛滥”成了2006、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正是在这种充足的流动性支撑下，股票交易有了足够的资金保障，交易机会频现，而国内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持续流入股市，更加剧了股市的流动性。因此，在这一时间段的加息，甚至是多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都没能减少市场流动性，也就未能动摇股市上涨的基础。相反进入2008年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扩散，境外流动性的抽回，国内股市资金回流银行，股市的流动性急剧萎缩，恰恰又成了以交易价值为目标的中国股市快速下跌的缘由。
4、过度交易明显
投资者频繁交易和高换手率是一个以交易价值驱动的股票市场的显著特征。中国的股票市场自成立以来，年度平均换手率一直居于世界主要证券市场的前列，详见表2。
自2005年6月创下阶段性的低点后，中国股票市场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走了出了喷薄向上的牛市行情。在此期间，投资者过度交易明显，如表3所示，2006年日均成交金额375.39亿元，是2005年日均成交金额的2.87倍；2007年日均成交金额1903.12亿元，是2006年日均成交金额的5.07倍。
Kahneman和Tverskv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可以系统性地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他们主张：人们通常而言，不具备运用经济学和概率论的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和做出判断的能力(Kahneman D&Tversky A.,1988)。有鉴于市场和企业中的金融决策均是由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或企业做出，因此金融市场决策均具有自信因素所导致的某些经济特征(桂荷发、蔡明超等，2007)。从2004年10月到2007年12月，中国金融市场的9次加息调整，其中2004年中国股市处于低靡状态，那次加息也是9次加息中唯一使股指下跌的一次，2006年和2007年的8次加息，股指不降反升，同时伴随成交量、成交金额的加速放大，充分说明投资者在中国股市短期向好的预期下，投资者“财富幻觉”和市场“赚钱效应”凸显，投资者非理性心理不再遵循标准金融理论进行决策，而是依赖于一些思维惯性做出直观推断，过分追求交易机会，乃至于发生过度交易。同时，通过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可以看出，中国证券市场目前这种过度交易并非是个体行为，而是具有较明显的系统性倾向。
5、市场参与者众
市场参与者众是追求市场交易价值目标的又一个表征：随着股指的攀高，投资者人数持续大增，市场深度大幅提高。如表4所示，2007年上半年净增投资者人数达到前三年总和的3.27倍，投资者开户数达到10705.64万户，截至2008年4月底，沪深两市账户总数更是达到了14446万余户。
Kyle和Wang建立了一个双头信息垄断模型，指出非理性投资者可能获得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净投资收益，而且，非理性投资者自身发现，他们采取非理性决策能够获得比采取理性决策更高的投资收益(Kyle Albea S.and Wang，F.Albea，1997)。如果说2004年和2005年新增投资者是由于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个人素质的提高，不断有潜在投资者成为现实投资者，那么2006年和2007年投资者增幅之大，特别是2007年，投资者的账户一年增量达到6033.02万户。而此前16年的存量才为7854.00万户，这已非上面原因所能解释。大量的非理性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正是他们的加入，助推了证券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的大幅增加。高企的股价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涌入，这是无法用传统的企业内在价值追求来解释的。
6、股票价格大幅波动
在投资者投资收益过分依赖二级市场交易差价的情况下，一方面会出现传统投资理论无法解释的脱离企业内在价值的“非理性投资”；另一方面也会引发过度投机，造成证券市场过度波动。
中国股票市场自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创下998.23点的低位后，到2007年10月19日上涨到6124.04点，涨了5倍多，而后，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上证指数又大幅下跌到2000点之下。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标准金融理论从股票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来定价，无法解释在此期间股票价格的大幅增加和减少。金
融市场中追求交易价值的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投资者的情绪是资产定价的重要因素(伍燕然、韩立岩，2007)。在股指连续攀高或大幅下跌这样一个阶段性运行过程中，过度自信或过度悲观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充当了流动性提供者的角色，惯性思维定势左右着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当趋势力量足够明显时，少数投资者理性的思维并不能改变这种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从交易价值驱动视角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经9次加息不跌反涨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资产的价格不仅仅由内在价值所决定，而且还由投资者的非理性因素，诸如心理、情感、情绪等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在投资决策的制定和资产定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以个体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的非理更为普遍和明显。
(2)中国证券市场还是一个以交易价值为主要追求目标的市场，只要存在正向的交易差价机会，投资者就可以抛开传统的标准金融理论的束缚，忽略宏观经济指标对企业层面的影响，专注于赚取交易差价。流动性支撑、过度交易、市场深度大幅提高、较大的市场波动幅度等市场表征反映了这一事实。
(3)以交易价值支撑的市场更容易产生认知性偏差，特别是当投资者高估自己的认知能力时，他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就更容易走向极端。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在面对良好预期的情况下，就会激进地参与股票市场，虽然提高了市场的深度，却因股票价格偏离价值而形成了市场的泡沫。过度追逐交易价值是形成证券市场过多泡沫的直接原因。
(4)从宏观调控角度看，认识中国证券市场仍是交易价值主导的特性，有利于国家对市场调控手段的科学化，防止因过分依赖经济指标而出现调控失效。
基于效用理论之上的传统投资决策理论，假定投资者是风险的回避者，投资者根据未来的收益风险状况并从整个投资组合的角度作出投资决定，并且总是作出一致，准确和无偏的理性预期。投资者的行为是理性的，不会受到主观心理及行为因素的左右。然而近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假设不尽合理，首先，投资者未必有一致无偏的理性预期。其次，投资者的投资选择与投资者既定的盈利亏损状况密切相关，而非仅决定于未来的收益风险关系。总之，投资者由于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而明显具有某些行为特征，投资者行为的非理性方面难以用传统投资决策理论去解释。
处置效应是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鉴西方行为金融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
理论回顾和动机
1、前景理论
1979年，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了前景理论用于描述不确定性情况下的选择问题。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valuefunction)代替传统的效用函数(utilityfunction)。与效用函数相比，价值函数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投资者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lossorgain)，而不是资产的数量，因此投资者不是从整个资产组合的角度来作投资决定，而是按组合中各资产的损益水平将其分别对待。实际上，有的投资独立来看可能是没有(或有)吸引力的，但是从整个分散组合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一个不错(或不好)的选择。投资者判断损益的标准来自于其投资参考点，参考点的位置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并且因人而异。其次，价值函数的形式是"S"型函数，在盈利部分是凸函数，在亏损部分是凹函数。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致的，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最后，价值函数呈不对称性，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因此投资者对损失较为敏感。
2、经验研究
在前景理论的框架下，其它学者对投资者在股票投资上回避实现损失的现象作了近一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利用各自所得的独特资料库对处置效应等行为金融课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取得较大的进展。
Shefrin和Statman(1985)指出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往往对亏损股票存在较强的惜售心理，即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不愿意实现损失；投资者在盈利面前趋向回避风险，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即出现处置效应的现象。Shefrin和Statman将引致处置效应的原因归结于投资者的心理，投资者为避免实现损失带来的后悔和尴尬而回避实现损失，因为一旦损失实现，即是证明投资者以前的判断是错误的；投资者急于实现盈利是为了证明自我，即骄傲自大心理所致。然而亦有其它学者如Kahneman和Tversky等认为，投资者担心后悔的心理重于自大心理，因此投资者宁可不采取行动，有这样倾向的投资者可能既不愿意实现亏损亦不愿意实现盈利，不卖出盈利的股票是担心股票价格会继续上升。
Odean(1998，1999)利用美国某折扣经纪公司从1987到1993年间共10000个帐户的交易记录研究处置效应。Odean提出了一个度量处置效应程度的指标，他用该指标验证了美国股票投资者存在着较强的售盈持亏的行为趋向，而且这种行为动机不能用组合重组，减少交易成本和反转预期等理性的原因来解释。但是，Odean发现出于避税考虑，美国股票投资者在十二月份卖出的亏损股票较多，处置效应在十二月份因而较不明显。
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对中国股市的"处置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而且这种倾向比国外投资者更为严重。
3、研究动机和贡献
投资者行为研究常常受制于有关投资者交易数据库的获得，至今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几乎都依赖某些特别的数据来源。本文著者有幸得到某著名证券公司的帮助，提供了该公司一营业部在1998至2000年间的交易数据库，这使得我们研究中国投资者行为的愿望得以实现。处置效应反映投资者回避实现损失的倾向，总体上来讲，这种倾向至少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正因如此，不少流行的投资策略建议投资者使用止损指令来控制损失的程度，但是实践中投资者真正能自制和采纳这类建议的并不多。
相比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对我国投资者处置效应的研究，本文作出以下主要贡献:(1)本文考虑了六种参考点的定义，并比较其中四种不同定义对处置效应结果的影响；(2)本文除了使用Odean(1998)的方法检验处置效应外，亦从比较亏损股票和盈利股票的持有时间来检验处置效应；(3)本文检验了不同规模投资者的处置效应；(4)本文分析了投资者处置效应中的理性因素。
样本与方法
1、样本描述
如前所述，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某证券营业部共9945个股票帐户在1998--2000年的交易数据库，辅助数据库是深沪两市1998--2000年的行情数据。对原始数据库进行适当处理后，我们可以得到投资者每日股票的交易量、交易价格和清算价格。为简化起见，我们对同一投资者在同一天内对相同股票的交易汇总，如果净额为正，则投资者买入该股票；若净额为负，则投资者卖出该股票；若净额为零，则去掉该该股票交易。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当日投资者在特定股票上的交易的含义更明确。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同一天对同一只股票进行反复买进卖出的意义并不大，原因是这样投资者需要付出交易成本，而从买卖差价中所获得的收益根本无法补偿交易成本。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如果该投资者或投资者集团可以操纵某只股票的价格，则当日反复买进卖出，故意使一些账户盈利或亏损也是可能的。
目前，投资者的注册账户分为个人投资者账户和机构投资者账户，但由于管理上的漏洞和机构投资者为了达到逃避监管、操纵股价的目的，部分机构资金使用个人账户进行操作，根据注册类别来区分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是不妥当的。一般来说，个人账户的资金量相对较少，平均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较小；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量相对较大，平均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较大。根据股票投资组合的市值大小来划分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是可行的。
由于我们研究的核心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我们将9945个账户按平均投资组合市值分成3类:1、小于50万；2、大于等于50万，但小于等于1000万；3、大于1000万。大致上，我们可以认为第一类是个人投资者，第三类是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个人和机构的混合体。
2、检验处置效应的两个推论
处置效应的基本结论是投资者更愿意卖出盈利股票，和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与此相关的两个推论是:1、卖出盈利股票的比率超过卖出亏损股票的比率；2、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长于持有盈利股票的时间。处置效应还有一个不太适当的推论是卖出盈利股票的数量超过卖出亏损股票的数量，这一推论不适当的原因是当市场处于牛市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股票会处于盈利状态，盈利股票的数量远超过亏损股票，买出更多的盈利股票是合理的；而当市场处于熊市时，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的大部分股票会处于亏损状态，亏损股票的数量远超过盈利股票，买出更多的亏损股票是合理的，采取推论1的比率方式有利于克服上述问题。此外，从处置效应我们亦可以推论股市在跌市的成交量应少于升市的成交量，本文不拟对这种较为明显的现象展开。
实证研究中，我们考虑了六种定义参考价格的方式:1、投资者最近一次买进的成交价格；2、投资者最近一次买进的清算价格；3、投资者买进交易的平均成交价格；4、投资者买进交易的平均清算价格；5、投资者所有交易的平均成交价格；6、投资者所有交易的平均清算价格。
成交价的优点是与申报价格一致，容易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的参考价格，清算价格的优点是包含了交易成本，计算的损益更符合实际损益；最近一次买进价格的优点是与投资者最新股价定位一致，缺点是没有考虑历史交易对投资者参考价格的影响，所有交易的平均比所有买进交易的平均能更好地反映投资者的实际成本。总之，参考价格的确定因人而异，在总体上也很难说哪一种定义方式更科学。
关键词： 投资替代效应；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交易金额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文献着重研究股票与债券价格的关联现象。国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两者价格存在关联性，但其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会受其他各种因素影响。Campbell和Ammer（1998）通过分析美国战后数据发现，股价与债券价格关联性具有时效性。Fleming 等（1998）用GMM模型分析美国1983-1998年的数据发现，股票、债券、货币市场间价格关联性很强，且与市场间信息流溢出效应有关。Scruggs等（2003）检验了Merton的ICPAM模型，发现该模型无法全面解释股票与债券收益率的跨期关联性。Lingfeng Li（2002），通过分析G7国家相关数据，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因素，发现实际利率、预期的和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会影响两者价格关联性。
关键词：利率；股票价格；传导机制；联动效应
一、引言
货币政策就是国家通过货币发行或回收等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以达到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目的。目前，我国股市处于牛市，房地产市场过热，通货膨胀较为显著，2007年以来，国家已经五次加息，为过热的经济降温。可见，利率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倍受青睐。调节利率不仅影响货币供应量，而且对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企业的资金状况等都会产生影响，当然对活跃的股票市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中国股票价格波动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基本的经济因素即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政策因素（在我国表现的较为明显）和资金因素等等。本文旨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考察利率与股价之间的联动效应。
二、利率变动对股价影响的传导机制
（一）利率变动对投资者的影响
储蓄、债券、股票、基金、实业等都是投资者的投资方式，投资者通过对其安全性、收益性、风险性进行比较，确定一种最佳组合方式，达到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利率一旦变动就会打破这一平衡，使投资者对其资产进行重新组合，引起资金流向的变化。众所周知，资金总是向利润高的地方流动的。当利率下降时，储蓄的收益减少，投资股票的机会成本降低，公司的资金成本降低，人们预期股票价格会提高，于是投资者便将一部分资金撤离银行等储蓄机构，转而投向股票市场。根据供求关系理论，股市的资金供给增加即购买者增多，必将引起股价的上扬。反之，通过同样的传导机制，使得股票价格下跌。由此可见，利率变动会调整投资，具有替代效应。由于利率的变动影响股票投资的相对收益率，当股票投资的相对收益率提高时，引起股票投资对其他投资的替代；反之，当股票投资的相对收益率下降时，引起其他投资对股票投资的替代。这种替代效应的传导机制可以表示为：股票投资的机会成本投资者资产结构调整股票价格。
（二）利率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首先，利率变动引起社会总供求的变化，改变企业经营环境，引起公司资本价值及投资者预期的变化，从而影响股票价格。从投资方面看，利率其实就是货币资金的价格，其变化会影响社会的投资成本。当利率下调时，投资成本降低，会刺激投资。而利率上调时，投资成本增加，会减少投资。从需求方面看，利息是居民现期消费的机会成本，当利率下调时，现期消费的机会成本降低，从而刺激消费。投资和消费的增加会增加社会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善整个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改变企业经营环境，进而拉动股票价格的上涨。这一传导机制表示如下：投资和消费社会总需求经济增长企业经营环境股票价格。
其次，利率调整会改变企业的资金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经营业绩。通常情况下，当利率降低时，可以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增强，推动股票价格上涨。而当利率上升时，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增加，企业将缩减投资，压缩产量，从而盈利水平降低，减少给投资者的报酬，使得该股票的投资价值不大，股价就会下跌。这一传导机制表示如下：企业融资成本企业利润股票价格。
三、从理论上分析利率与股价之间的联动效应
（一）从股票的一般定价模型分析
股票价格是股票价值的外在表现。股票的一般定价模型即股息贴现模型，用公式表达如下：
上式中的V为股票内在价值，股息贴现模型假定股票的价格等于它的内在价值；Dt是股票第t期支付的股息和红利；r是贴现率。该式表明有两大因素直接影响股票内在价值，一是未来的现金流，二是折现率。假设某支股票的折现率比较稳定，保持不变，那股票的价格则主要取决于股利，而股利是由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决定的，二者呈正相关的关系。可以说，在股票的折现率和股利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股票的价格是由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决定的。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可以得出，股票预期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β系数×（市场组合要求的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其中，β系数指股票收益率与证券市场组合收益率的相关性。如果某支股票的收益率变动性大于证券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性，则表明该支股票的β系数大于1；如果小于证券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性，则表明相应的β系数小于1；如果等于证券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性，则相应的β系数等于1。根据风险收益理论，风险与收益呈反向变动关系。因此，风险高的股票，其收益率也相对较高，则β系数>1；风险低的股票，其收益率也相对较低，则β系数
假定市场组合的要求的收益率不变，则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取决于β系数和无风险收益率。而将央行制定的存款基础利率视为无风险利率，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取决于β系数和央行的利率政策。下面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股票的预期收益率。
假设无风险收益率为r，市场组合要求的收益率为R，则股票预期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β系数×（市场组合要求的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r+β×（R-r）。央行对于利率可以提高也可以降低，将这两种情况分开分析，具体如下：
1、提高利率，假设提高幅度为x则无风险收益率为r+x。股票预期收益率=r+x+β（R-r-x）=r+β（R-r）+（1-β）x，因此：（1）β系数1的股票，股票预期收益率下降，股价下跌，β系数越大，股价下跌幅度越大。
2、降低利率，且降低幅度为x，则无风险收益率=r-x。股票预期收益率=r-x+β（R-r+x）=r+β（R-r）+（β-1）x，因此：（1）β系数1的股票，股票预期收益率上升，股价上涨，β系数越大，股价上涨幅度越大。
（二）从利率影响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分析
央行通过利率政策可以影响股票市场的供求，影响股票市场的资金流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第一种情况：央行调整存款利率。若上调存款利率，则意味着无风险利率提高，人们将调整自己投资的资产组合，将更多的资金投资于存款、国债等金融产品。那么，资金便从股票市场流出，人们对股票的需求量减少，股票价格降低。若调低存款利率，则股票的价格上升。
第二种情况：央行调整贷款利率。若上调贷款利率，则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便会缩小生产规模和产量，企业的收益可能降低，则影响股票的价格，股票价格降低。若降低贷款利率，则股票价格上升。
第三种情况：央行调整利率，还会对国际游资产生影响。提高利率，国外资金会流入国内，或者转为银行存款，或者直接投资于资本市场，这都会使股票价格上升。降低利率，会使股票价格降低。
说到利率通过影响国际资金的流动，进而影响股票的价格，就不得不考虑到汇率的变动。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如果本币汇率也提高，则本币汇率提高会使兑换成本提高，将会抵消国外资金流入对境外投资者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国外资金的流入，延缓股价上涨；反之，如果本币汇率降低，则加速股价上涨。在利率降低的情况下，如果本币汇率也降低，则本币汇率降低会使兑换成本提高，将会抵消国内资金流出对投资者带来的收益的增加；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国内资金的流出，延缓股价上涨。反之如果本币汇率提高，则将对国内资金的流出起到助长作用，加速股价下跌。
四、实证研究
选取从2004年10月29日一直到2007年9月14日的七次加息的数据与其加息前后上证综指的变化幅度进行分析。主要数据如表1所示：
可以从折线图直观地看出变量的变化趋势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见图1：
上图中，系列1为利率波动幅度，系列2为前3日股价波动幅度，系列3为次日股价波动幅度，系列4为后三日股价波动幅度。从图中可以看出，利率波动时，上证综指也会随之有所波动，但可以看出，其波动很不规则，并没有具体规律可循。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国，股票价格对于利率波动的敏感程度较低。
五、结论
根据前文研究，可以得出，理论上，利率变动与股票价格的涨幅之间具有联动效应。利率通过对股票的预期收益率，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等影响股票的价格。但从实证分析来看，在中国市场上，股票价格对于利率的敏感度并不是很高。因此，要慢慢放松利率管制，使利率逐渐市场化，放宽货币政策，使其制定具有独立性，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开发更多安全实用的金融产品，以达到加强利率政策的有效性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何宏.我国银行利率与股市变动关系[J].统计研究,2004(2).
2、于长秋.中国的股票价格波动及货币政策反应[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3).
3、李明扬,唐建伟.我国利率变动对股票价格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07(4).
4、段进.我国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力研究[J].求索,2006(8).
一、美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美国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决策，以确定投资所使用的核算方法（假定甲公司购入乙公司的股票）：第一，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证券是否为了对其实施重大影响？如果是，则采用权益法核算；如果否，则考虑此证券是否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吗？第二，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采用成本法核算；如果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考虑购入的证券是否可以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和交易性证券？第三，如果能够划分，则采用公允价值法；如果不能划分，则需要对证券重新分类后采用公允价值核算。以举例的形式阐述上述投资决策中所使用的核算方法：
例：甲公司2002年1月5日以现金50万元购入乙公司10万股普通股，每股5元，占乙公司总股份的20%.乙公司2002年初的净资产200万元，乙公司2002年净收益40万元，2002年12月31日支付现金股利60万元（每股1.2元）。2002年——2003年累计净收益150万元。
1、公允价值法
（1）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交易性证券，则使用公允价值法。一般说来，证券划分为交易性证券的前提是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因而假定2002年12月31日、2003年12月31日乙公司股票市价分别是每股8元、6元。2004年1月20日出售此证券，收到现金60万元。则账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12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5）=300000元。账务处理为：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30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6）=200000元。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账户是虚账户，其余额反映在损益表中。
⑤2004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100000.
（2）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甲公司使用公允价值法
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会计分录同②。
⑥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200000.
（3）若美国公司购买证券后未进行分类，SFASNO.115规定每期末需对投资证券重新分类。若交易行证券转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损益表中已确认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不再调整，只是变更年度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化时变换账户名称。
⑨记录变更当年公允价值变化时，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⑩若可供销售证券划为交易性证券，则在变更年度应将已记录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通过下列分录转记到损益表中，并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300000，贷记：重新划分权益性证券已实现利得300000.
2、若美国公司运用成本法，则对投资的核算如下：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因为2001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股利收入为400000×20%=80000元，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8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40000.
2003年乙公司未分配股利，甲公司不做帐务处理。
3、若美国公司选用权益法，则进行如下的投资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实现投资收益，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借记：现金2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120000.
期末，由于取得投资的成本高于在乙公司净资产中所占份额，应将此差额（50万-200万×20%=10万）分配给资产及商誉。假定8万分配给未记录商誉，摊销期限20年；2万元分配给低估的固定资产，摊销期限5年，会计分录为：借记：投资收益8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
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
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二、中国上市公司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我国上市公司对购入的权益性证券，按照下列投资决策选择投资核算方法：第一，投资权益性证券是否作为剩余资金存放形式，不以控制被投资单位为目的？如果是，则按短期投资核算，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如果否，则考虑投资是否是为了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第二，如果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权益法；如果不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1、购入的证券作为短期投资时，初始价值按成本计价，每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短期投资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1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短期投资120000.2002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8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003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6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③2004年处置此投资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短期投资38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2、若选用成本法，则进行下列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2002年12月31日，因为2002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0000×20%=80000元，收到的股利小于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差额（120000-80000=40000）冲减甲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账务处理为：借记：现金12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40000.
3、若选用权益法，则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月5日记录股权投资差额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10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确认实现的投资收益，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每年摊销100000/10=10000元，借记：投资收益—股权投资差额摊销1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
⑤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三、中美对权益性证券会计处理的异同
从以上实例分析中可得出：除了所使用的账户名称不同外，美国和中国运用成本法和权益法对于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的会计处理相同，并且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也相同。下面比较两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差异：
1、美国和中国对权益性投资的分类不同。我国将普通股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短期投资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若不存在对被投资单位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美国未进行长短期投资分类，而将权益证券分为交易性证券和可供销售的证券。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购入证券的公允价值很难确定，采用成本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公允价值容易确定，采用公允价值法。
2、权益性投资在会计报表上的列示不同。我国将短期投资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中，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列入利润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在长期投资中列示。美国将交易性证券列入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在损益表中列示；若可供销售的证券期望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期内变现，则将其列入流动资产，否则列入非流动资产，可供销售证券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中列示。
3、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不同。对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短期投资或短期投资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我国会计制度没有规定。而美国SFASNO.115要求在每期末对投资进行重新分类，可供销售的证券可变更为交易性证券或相反，并规定了相应会计处理。
4、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不同。在使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我国对低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或未计的商以及高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所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采用统一的摊销期限摊销于每期的投资收益账户。而美国将股权投资差额分配于资产和商誉或都分配商誉中。
5、非现金方式取得权益性投资，其初始成本确定不同。我国对以非现金资产抵债或以应收账款换入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以非货币易换入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是以账面价值作为计价基础。而美国对非现金补偿方式取得投资，投资成本的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
一、美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美国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进行证券投资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决策，以确定投资所使用的核算方法（假定甲公司购入乙公司的股票）：第一，甲公司购入乙公司证券是否为了对其实施重大影响？如果是，则采用权益法核算；如果否，则考虑此证券是否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吗？第二，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采用成本法核算；如果有确定的公允价值，则考虑购入的证券是否可以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和交易性证券？第三，如果能够划分，则采用公允价值法；如果不能划分，则需要对证券重新分类后采用公允价值核算。以举例的形式阐述上述投资决策中所使用的核算方法：
例：甲公司2002年1月5日以现金50万元购入乙公司10万股普通股，每股5元，占乙公司总股份的20%.乙公司2002年初的净资产200万元，乙公司2002年净收益40万元，2002年12月31日支付现金股利60万元（每股1.2元）。2002年——2003年累计净收益150万元。
1、公允价值法
（1）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交易性证券，则使用公允价值法。一般说来，证券划分为交易性证券的前提是有容易确定的公允价值，因而假定2002年12月31日、2003年12月31日乙公司股票市价分别是每股8元、6元。2004年1月20日出售此证券，收到现金60万元。则账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12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5）=300000元。账务处理为：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30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公允价值的变化额为100000×（8-6）=200000元。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账户是虚账户，其余额反映在损益表中。
⑤2004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100000.
（2）若甲公司将购入乙公司股票划分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甲公司使用公允价值法
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会计分录同②。
⑥2002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300000，贷记：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300000.
⑦2003年12月31日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每期末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股东权益的累计其他综合收益中反映。
⑧2003年1月20日出售证券时，借记：现金600000，借记：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1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证券销售已实现利得200000.
（3）若美国公司购买证券后未进行分类，SFASNO.115规定每期末需对投资证券重新分类。若交易行证券转为可供销售的证券，则损益表中已确认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不再调整，只是变更年度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化时变换账户名称。
⑨记录变更当年公允价值变化时，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20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00000.
⑩若可供销售证券划为交易性证券，则在变更年度应将已记录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损失通过下列分录转记到损益表中，并记录公允价值变化。借记：未实现的持有损失/损失300000，贷记：重新划分权益性证券已实现利得300000.
2、若美国公司运用成本法，则对投资的核算如下：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因为2001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股利收入为400000×20%=80000元，借记：现金120000，贷记：股利收入8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40000.
2003年乙公司未分配股利，甲公司不做帐务处理。
3、若美国公司选用权益法，则进行如下的投资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会计分录同①
2002年12月31日实现投资收益，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2002年12月31日取得股利时，借记：现金20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120000.
期末，由于取得投资的成本高于在乙公司净资产中所占份额，应将此差额（50万-200万×20%=10万）分配给资产及商誉。假定8万分配给未记录商誉，摊销期限20年；2万元分配给低估的固定资产，摊销期限5年，会计分录为：借记：投资收益8000，贷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8000.
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
借记：普通股票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二、中国上市公司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我国上市公司对购入的权益性证券，按照下列投资决策选择投资核算方法：第一，投资权益性证券是否作为剩余资金存放形式，不以控制被投资单位为目的？如果是，则按短期投资核算，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如果否，则考虑投资是否是为了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第二，如果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权益法；如果不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1、购入的证券作为短期投资时，初始价值按成本计价，每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短期投资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1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短期投资120000.2002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8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003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6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③2004年处置此投资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短期投资38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2、若选用成本法，则进行下列核算：
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2002年12月31日，因为2002年度乙公司的净收益400000元小于支付得股利600000元，所以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0000×20%=80000元，收到的股利小于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差额（120000-80000=40000）冲减甲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账务处理为：借记：现金12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40000.
3、若选用权益法，则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2年1月5日记录股权投资差额时，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投资成本）100000.
③2002年12月31日确认实现的投资收益，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80000贷记：投资收益80000.
④2002年12月31日，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每年摊销100000/10=10000元，借记：投资收益—股权投资差额摊销10000，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10000.
⑤2003年12月31日应确认投资收益为（1500000-400000）×20%=220000，账务处理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22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三、中美对权益性证券会计处理的异同
从以上实例分析中可得出：除了所使用的账户名称不同外，美国和中国运用成本法和权益法对于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的会计处理相同，并且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也相同。下面比较两国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差异：
1、美国和中国对权益性投资的分类不同。我国将普通股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短期投资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若不存在对被投资单位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美国未进行长短期投资分类，而将权益证券分为交易性证券和可供销售的证券。若对被投资单位存在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购入证券的公允价值很难确定，采用成本法；若不存在重大影响且公允价值容易确定，采用公允价值法。
2、权益性投资在会计报表上的列示不同。我国将短期投资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中，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列入利润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在长期投资中列示。美国将交易性证券列入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或损失在损益表中列示；若可供销售的证券期望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期内变现，则将其列入流动资产，否则列入非流动资产，可供销售证券未实现的持有利得/损失在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中列示。
3、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之间相互转换的会计处理不同。对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短期投资或短期投资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我国会计制度没有规定。而美国SFASNO.115要求在每期末对投资进行重新分类，可供销售的证券可变更为交易性证券或相反，并规定了相应会计处理。
4、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不同。在使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时，我国对低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或未计的商以及高估被投资单位资产所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采用统一的摊销期限摊销于每期的投资收益账户。而美国将股权投资差额分配于资产和商誉或都分配商誉中。
5、非现金方式取得权益性投资，其初始成本确定不同。我国对以非现金资产抵债或以应收账款换入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以非货币易换入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是以账面价值作为计价基础。而美国对非现金补偿方式取得投资，投资成本的计量基础是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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