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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经济学文献综述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文献分类；定位
按照国内一般的文献分类，“经济”都是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因为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科社会活动和各科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活动和关系，所以各部分类法将“经济”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都是正确的。关于经济类目的位置，大概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将“经济”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政治”、“法律”、“军事”之前。例如《中小型表》、《科图法》、《武大法》、《大型法》等。第二种是将“经济”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政治”、“法律”、“军事”之后。例如《中图法》。第三种是将“经济”列在“社会科学大部”之下，“政治”与“军事”、“法律”之间。例如《人大法》（白国应，2002）。从国际来看，比较流行的是经济学论文中经常用到的JEL的经济学文献分类系统。该分类系统由著名经济学杂志JE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创立并推广实施。产业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二级学科，产业经济学课程也是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必修课。由于大部分的国内产业经济学在内容上不同于国际上的产业经济学，本文试图从文献分类的角度分析一下国内产业经济学的内容在经济学文献分类中的定位。由于文献分类方法众多，这里仅仅分析在国内《中图法》中的定位以及在国际上JEL分类法中的定位。
一、国内产业经济学的内容框架及其在《中图法》中的定位
国内《产业经济学》教材的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与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基本内容，还有的教材涉及到了产业集群、产业技术创新等内容。按照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划分，产业组织、产业集群属于微观层面的内容，而产业结构与产业关联、产业关联以及产业政策则属于宏观层面的内容。
在中图分类法中，F代表经济。由于产业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如果是研究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F015，微观经济学是F016。
第一，产业经济学可以看成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分类号是F06，具体产业经济学是F062.9。但由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从各个分支学科来看，主要与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和知识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以及信息经济学有关系。所以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主要看研究内容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具体关系为：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产业组织、以及产业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分别和中图分类法中的区域经济学（F061.5）、科学经济学和知识经济学（F062.3）、技术经济学（F062.4）、信息经济学（F062.5）、计量经济学（F064.1）等分类相对应。
第二，在“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F1）”中，中国经济分类号为F12，其中产业结构为F121.3。由于在产业经济学教材中，产业结构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内容，所以应该归入这一部分内容。另外国际或者国内的经济地理的分析也和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布局、产业关联等内容有紧密的关系，所以根据内容的侧重点可以归入这一部分内容。
第三，从产业经济学的数量研究方法上来看，涉及到了博弈论方法、经济统计方法、投入产出方法以及运筹学方法等。而这部分内容应该归入“经济计算、经济数学方法（F22）”之中。具体有经济核算（F221）、投入产出分析（F223）、经济统计学（F222）、经济数学方法（F224）等。
第四，在产业组织中必然涉及企业理论问题。企业理论有单独的分类，位于企业经济（F27）中的企业经济理论和方法（F270）。
第五，产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紧密相关。对于工业经济中的各个部门，产业经济学都有相关的研究。在“工业经济（F4）”中，各个部门的分类号如表1所示。如果研究的是特定部门的问题，则可以归入这一类。
如果研究的是国际工业经济各个部门，则划分到F41中，如果研究的是中国工业经济部门则应该归入F42。
二、在JEL分类法中的定位
JEL（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是经济文献杂志的缩写，1969年始在美国经济协会（AEA）赞助下每年的3月、6月、9月和12月季度发行。该系统将所有的经济学文献按内容分为A、B、C、D、E、F、G、H、I、J、K、L、M、N、O、P、Q、R、Z共计19个领域，每个领域又细分为若干个子方向，在每个方向之下再设有专题内容。其中各领域和方向都有专门的综述栏，专题就不再设有综述内容栏。
西方的产业经济学主要是指产业组织，在JEL分类中分类号是L，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根据国内产业经济的研究范围，还有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集群以及一些数量研究方法。这些内容在JEL分类中的定位如下：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主要在“经济发展、技术转变和增长”分类中，分类号为O，具体包括“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O11）和“工业化、制造业和服务产业以及技术选择”（O14）；对于“产业关联”的分析应该定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城市和农村分析（O18）；“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内容则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主要是产业组织的相关内容和其他JEL分类中相关内容的结合。
三、国内和国际产业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区分及其演进
国际上的产业经济学主要是指产业组织理论，国内的产业经济学包括的内容则比较广泛。目前在中国的产业经济学中基本上沿用“行业”或“部门”的含义，没有从“市场”的角度分析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结构和政策的不同。在结构问题上，国内产业经济学不仅仅研究产业结构，也研究市场结构问题，而国外的产业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结构及其市场竞争。在政策方面，国内的产业经济学不仅研究产业结构政策，也分析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策），而国外的产业经济学则只研究产业组织政策（竞争政策）问题。
第二，研究方法的差异。内容的不同决定的研究方法的差异。在国内产业经济学教材中，产业结构和产业关联部分的内容更多使用的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产业组织研究中，则更多的是使用博弈论方法。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则是二者通用的。
第三，研究内容的演进。国内产业经济学最初主要研究工业经济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他产业发展和竞争问题的研究也显得日益重要。所以当前的产业经济学涉及的产业范围增加，不仅有第二产业的研究，也有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白国应.关于经济文献分类的研究[J].图书馆,2002(6).
2、刘廉生.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0(5).
3、王凯.文献分类工作的现状与发展[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4).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看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的人还看了：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研究人员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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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空间经济
一、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大概有180多年的历史，生产区位理论是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首先，德国的经济学家利用比较成本学说和地租学说，始创了古典区位理论。其代表学者冯·屠能驻足农庄十载研究农业的区位问题。冯·屠能所持的理论强调的是在农业的布局与经营的方式上，与距离相关的地租与运费是最为重要的首要因素。此外对空间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有劳恩哈特和韦伯。劳恩哈特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阿尔弗雷德·韦伯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他在该理论中阐述了严谨的原理与规则，搭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此外他还指出了影响工业具体区位的要素。
其次，在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开始高度关注区位选择的问题。在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渐增多，其代表学者提出的理论具有很深的影响力。恩格兰德尔和普瑞德赫尔两位学者把区位选择融入价格理论进行研究。帕兰德创立的不完全竞争空间市场理论成为区位选择的高层次的发展阶段。而德国的一位著名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理论。此外德国的经济学家勒什在克里斯塔勒建立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心地理论加以完善从而建立了产业市场区位论。以上的理论属于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利用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理论来研究微观主体的最优区位选择问题。
此外，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分析方法和理论的逐渐成熟，则新古典区位理论问世了。新古典区位理论更接近现实，其核心是宏观最优区位选择过程中一般均衡问题而不是只关注区位选择时局部均衡问题。所以新古典区位理论提出了“网络区位”。该时期的主要代表学者有雅克·弗朗科伊斯·斯塞和凯克尼等。
二、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学的贡献
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空间就一直没有能够被成功地结合进经济理论的主体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间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特征即运输成本和生产与消费的报酬递增在标准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双双被抽象掉了。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建立了一个分析垄断竞争的一般分析模型（简称D-S模型）此模型成为解决运输成本与报酬递增等一系列问题的强大而有力的工具。克鲁格曼利用该建模技术发展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中，他把固定规模报酬这一传统假定去掉，于此同时提出了规模经济，他指出在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驱动下，由于产出规模扩大而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促进了各国通过发展专业化的贸易提高福利。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贸易与区域发展是分不开的，他在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很好的利用运输成本和外部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解释了区域中心与格局、区域的工业集中等空间经济问题。1991年，克鲁格曼在“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学”中，创造性的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核心模型，又称核心-边缘模型，该模型的创建把空间经济融入了主流经济学当中，从而带动空间经济学实现了质的“飞跃”。
尽管经济学家在早期就开始关注区位与贸易地理和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但一直以来经济地理学并没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然而保罗·克鲁格曼的巨大贡献使得经济地理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更改了主流经济学忽略空间结构的历史轨道，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保罗·克鲁格曼的倡导下，许多经济学家投入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并且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认可。
保罗·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开创了一种研究的思路，该思路指的是通过引用规模报酬递增来分析并解释了集聚的模式，这样使得经济地理学中的多种不同方法彼此连接从而形成了统一框架。保罗·克鲁格曼所创立的经济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个理论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关于规模报酬递增；其次是建立不完全竞争模型；最后是关于运输成本，保罗·克鲁格曼使用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创建的冰山理论，通过一系列假设建立了上面所提到的核心-边缘模型。经济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学科的发展。引进空间的概念后，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同时思考和研究，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贸易等众多领域的经济问题都能归属于同一个框架之中。
三、空间经济学应用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各异。80年代以来，我国也有学者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称之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没有构建出来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大多数研究的是关于实际问题和任务的对策性研究，研究的重点核心内容是区域政策，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于是在理论方面目前还是没有形成体系。二是缺乏微观理论基础。三是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不清楚。四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区域产业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经济学；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来自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的核心问题（区域经济发展）还缺少自己的理论。
因此，区域经济学此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克鲁格曼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科理论的搭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可以很好的描述并解释非均衡发展区域、地域集中和增长极的快速增长；可以分析并阐述区位与产品的差异，公司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分析空间的比较优势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贸易模式；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等；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例如改革开放梯度推进的空间决定因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地域差异比较、中心地区的现实选择、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分析等。
尽管有人指出该理论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在保罗·克鲁格曼对该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引领下，空间经济学不但可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学科，而且为中国这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空间经济学起到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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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亚明.简评保罗·克鲁格曼及其对经济地理学的贡献[J].生态万象.
>> 信用卡安全启示 信用卡套现现象的透视与治理对策 浅析信用卡套现行为与治理措施 母子信用卡：方便与安全孰重 安全注销信用卡等 王克强:安全使用信用卡 你的信用卡安全吗? 信用卡设置密码更安全 BillGuard 保卫信用卡安全 信用卡，信用坑？ 玩转信用卡 信用卡时代 漫谈信用卡 用好信用卡 “夺命”信用卡 奢华信用卡 剪掉信用卡 巧用信用卡 信用卡热 信用卡诱惑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一方面，央行全国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立与运行，从激励与约束的制度层面引导了社会公众信用意识的改善。湖南省政府2010年的 “社会公众信用意识调查”显示：积极参与者学历层次高，经济实力强，反映了信用意识、信用行为与经济能力的相关性；人们基本了解信用与财富、违约与不良信用记录的相关性及后果，但尚未普遍形成对信用隐私保护意识，不清楚不良信用记录如何修复，缺乏使用自身信用的习惯。另一方面，社会信用指数信用指数是评测信用发展变化的综合指标。通过周期计算和公布信用指数，考量信用水平。因信用指数的设计参照因子与基期设定不同，指数意义与结果有差异。约略提升，但在社会变革中社会信任度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亚洲经济组织信用平均指数是1.9%，而中国信用指数2003年为3%，2007年上升到4%[16]。但马得勇的研究却中国不同阶段信任度有波动，但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90年为60.3%，1995年为52.3%，2001年为54.5%，2003年下降到46.3%。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2002年的数据显示了更大下降幅度，中国大陆地区的信任度为41.8%，比199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低了18.5%（马得勇.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J].开放时代，2008，（4）：74）。这一判断从《小康》杂志社与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 “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数据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调查数据显示： 65.7%受访者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整体诚信度高于现在。以及李小红的研究 “失信行为首先在商业领域大量出现，然后蔓延到司法系统、学校、医院甚至慈善机构”、 “从政府部门到公司企业到公民个人失信行为蔓延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社会信用环境出现了总体退化”（李晓红.中国转型期社会信用环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52-153）。中有所印证。由此，中国社会信任度并未与信用需求状态同步，甚至局部性地出现信任危机。
（2）社会信任与信用背离症结及其代价
社会信任度下降以及局部性诚信危机意味着信任与信用状态的背离，也隐含着深刻而复杂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资本相互作用背景。首先，社会经济转型及其社会不确定性引发了社会资本模式改变。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是市场化和现代化并行的过程，必然导致包括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社会经济状态发生巨大变化，“因现代化而引发的不确定性对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可能不仅会造成信任的下降，而且也可能要求信任的结构发生转变”[17]。卜长丽认为，互惠性的特殊主义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利益来维持，或者说伴随市场利益机制的形成，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和行为得以展现，利益考量成为人们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决定人际关系亲疏重要标尺。一旦利益受损，即使血缘、伦理纽带也可能瞬间断裂，信任崩塌。而多元的合作性的社会资本人际关系更加扩展，形成多元关系依赖。其中，个体对单位的社会依赖减少，但当单位把原先自身承担的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功能推向市场时，相当于把个体置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场[18]。在这个缺乏有效约束与规则的风险场，网络链合难抵利益冲击，人与人关系紧张，惧怕合作，背信合同、逃废债务、欺诈行骗，社会信任度下降。
其次，社会信用正式制度供给与非正式制度演进失衡导致信任与信用背离。新制度经济理论认为，正式制度呈现较大的强制性和外在约束力。通过信息传递使交易参与者对对方行为形成合理预期，在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的同时，激励信守规则方获取预期收益，惩戒或约束背信方。与非正式制度比较，正式制度虽然不是缓慢演进，但由于立法的程序性、适应性等原因往往滞后于制度需求，甚至出现制度真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伴随市场机制的渐次推进，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过程也体现出渐进性。在正式信用制度供给不足的前提下，“宏观上难以及时吸纳体制变迁中被甩出社会的游离、逃逸的个体，社会日益碎片化。在微观上，小网络内部利益整合不够，成员之间普遍信任、互惠合作的理性化程度低”[19]，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信任与信用背离，甚至局部性地出现了诚信危机。
四、基于信用卡安全视角的社会信用环境治理对策
关于社会信用环境治理，已达成的理论共识是：视之为系统工程，逐步推进与实施。既要构建信用正式制度，确立信用规则与秩序，又要强化信用意识，倡导信用道德，重塑诚信理念；既要培育信用市场，提高信用效率，又要规范信用管理，确保信用机制良性。本文主要从信用卡安全及金融安全视角考量对策选择。
1.以金融信用立法体系化、规范化为目标，确立社会信用环境正式制度框架
信用立法旨在给出信用行为边界和规范，使信用主体预见到行为后果，趋利避害，依规则行事。为此，边界和规范必须清晰、合乎逻辑，并自成体系，力避矛盾与冲突。金融信用法律体系化首先要确立依法征信和失信惩戒框架。即在保障个人隐私、企业商业秘密和国家经济安全前提下，对公共信息、征信数据征集与使用，对违约与欺诈行为予以法律规制。首先，通过《信用管理法》、《政府信息公开法》、《隐私保护法》、《征信管理条例》、《公平信用报告法》等对征信数据界定、采集、查询、开放、服务等予以规定，明确信息公开与征信原则、主体、范围、方式、途径，以及违法行为法律责任。其次，通过修改《商业银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平等信用机会法》、《信用卡管理法》、《房屋抵押公开法》等法律法规规范金融机构业务与行为。最后，通过修改《民法》、《公司法》、《证券法》中有关民事责任及《刑法》有关失信、欺诈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提高违约背信成本。
2.以金融信用信息市场化为导向，构建信用信息资源交易与传递机制
信息、档案、数据是信息社会愈加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作为反映物质本身特征的形式或符号，因具备非排他性和一定的非竞争性，多人可同时使用，具有共有资源（非纯粹公共品）属性。但信息权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譬如，德国法律体系中，个人信息权不仅是民事权利，也是宪法权利。法律天然保护其自行使用权和处分权。信息资源因此具有一定的私人物品属性，不应无偿使用。
信息资源属性的复杂性决定其使用方式的特殊性。建立信息交易和传递机制，使信息资源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金融信用信息市场化的难点在于存量信息资源的整合及信用信息运作、管理平台的建立。现行信息资源系统中，市场交易主体的信息分散于多元主体，性质与隶属关系复杂，在无法律规制条件下，征信市场较为混乱。央行征信管理局虽承接了信贷征信管理行政之责，却难以整合社会散乱的信用信息，更遑论市场化平台的建立。可选之策是政府首先在法律层面明确权威主体，整合工商、税务、财政、社保、劳动、人事、司法部门以及水电、金融等公司企业所保存的与信用相关的信息资源，分类建立数据库；其次，通过对征信、资信评估等信用信息市场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规范管理和监督，确保其在法律框架内，运用专门知识与经验，对增量信用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客观、公正、独立地为交易主体有偿提供真实信用信息。
3.以信用意识行为化、信用行为常规化为引领，改善社会信用非正式制度环境
理论与经验表明，正式制度自身是难以支撑一种制度框架的，只有非正式制度条件成熟了，被社会群体普遍认同，制度框架才能够获得发展动力。换言之，社会信用法律能否有效激励与约束交易主体信用行为选择，最终要取决于人们信用意识是否自觉，守信行为、信用行为是否能够大众化、常规化。唯有当诚实守信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时，守信才能成为自觉行为，只有当诚实守信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时，背信才会受到谴责与唾弃。这将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需要在重建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上，经由教育和培训，进行文化偏好、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层面的强化性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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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风险；传导；文献
一、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传导的理论根源
1.金融危机传导的最早研究。最早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他的《狂热、恐慌、崩溃―金融危机的历史回顾》一书，是西方国家第一部系统研究金融危机的学术论著，也是第一次提出了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上，该书从分析1636―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热”开始，到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市暴跌、1990年11月日本股市的暴跌等，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周期的波动密切相关，经济繁荣时期，投资、信贷迅速扩张，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快速飙升，人们被繁荣的景象所陶醉，这种繁荣的陶醉感会从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传播，经济泡沫愈加膨胀，最后以危机的爆发而强制解决。
2.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研究。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重要根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在增强。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会通过金融市场进行传导。关于金融市场的联动程度研究，Stehle(1977)的固定收益的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国际资产价格均等化理论，表明证券市场间的联动效应很高。后Errunza 和Losq(1985)的中度市场分割理论 、Bekaert 和Harvey(1995)的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证券市场的关联性。Baig 和Goldfajn（1999）也认为股票市场是相关的，即一个市场的变动会引起另一个市场的变动。从众心理、羊群行为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助动力。经济学文献的研究表明，从众心理、羊群行为也是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根源。金融主体的从众心理是金融主体无法对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时，便依赖于其他主体的行为进行决策。
二、关于金融脆弱性理论
关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理论探讨，海曼明斯基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在他的《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中提出：私人信用创造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贷款者，有不断经受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冲击的内在特性，金融中介的困境会传递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危机。明斯基从企业角度将借款企业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抵补性借款企业。此类企业是最安全的借款人。第二种是投机性借款企业。该类企业收支基本相当。第三种是“蓬齐”借款企业。“蓬齐”借款企业风险最大。另外，明斯基认为，形成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代际遗忘，即当前金融业的繁荣使人们忘记了上一次的金融灾难，本性的贪欲战胜了对过去危机的恐惧，认为当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持续下去，于是又了重演了历史悲剧。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认为贷款人出于竞争的压力而做出了许多不谨慎的贷款抉择，因为他们为了赢得顾客和市场。
三、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随着货币危机爆发频率的提高和危害程度的强化，激励着学者们对货币危机认识的深化，迄今为止，学术界已发展出三代完整的货币危机模型，包括：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由克鲁格曼（1979）提出，他认为，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的汇率政策之间的不协调造成对固定汇率制的冲击，从而造成本币贬值，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不得不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本币，但外汇储备耗尽时，固定汇率制崩溃，货币危机发生。第二代多重均衡、自我实现模型，由奥伯斯特费尔德（1994）提出，与强调经济基本面因素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不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预期在货币危机中所起的作用。第三代道德风险模型。该模型认为由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免费担保，使他们具有很强的投资欲望而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从而引起投资过渡、资产泡沫破灭、危机爆发。总之，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危机的生成及其传染，其原因归纳起来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投资者的预期及金融市场上道德风险的存在。
四、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传导理论的主要观点
李小牧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理论，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就是在一国金融泡沫化基础上，货币危机向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业危机，进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包括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应该泛指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与扩散，既包括金融危机国内传导的溢出，也涵盖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联系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即接触性传导，它是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溢出效应。
刘立峰（2000）研究了宏观金融风险的传导。认为风险形成以后，会通过各种渠道与形式向外扩散、传播，形成新的风险。宏观金融风险反过来影响经济、投资、贸易和金融过程，影响制度的变革与政策的修订。不同的宏观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都会有其风险的传导机制与过程，但通常情况下，宏观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形成及发展的原因是综合的，传导机制也是复杂的。
石俊志在他的《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2001）中分析了推动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主要因素：一是恐慌心理的传播是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动力；二是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互动性是金融危机传递和扩散的重要机理；三是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现实性是金融危机在不同地域之间传递和扩散的重要媒介；四是某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密切形成金融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递和扩散的纽带；五是国际间金融协调与干预机制跟不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步伐，为金融危机的传递和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
姚国庆在分析经济虚拟化条件下金融危机的传导时认为，将金融危机的传导分为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传染机制。金融危机在一国内的传导与扩散为金融危机的内部传导。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扩散称为金融危机的外部传染机制。形成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金融联系、实际联系和政治联系。因此，危机倾向于集体出现，一国危机之后紧接着就是另一国的危机。
从上述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传导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对于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是非常广泛的，从内容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包括金融危机传导的具体内容、金融危机传导与扩散的形式、金融危机传导的原因等。但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其研究结论仅适用于某次金融危机，如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仅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第二代金融危机理论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金融危机，而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则适用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即这些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都带有一定的时滞性、特殊性。而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金融风险的极端表现，因此，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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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金融效率 现状 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图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图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图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图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3）存贷比的经济意义是每一单位的存款放贷出多少单位的贷款，均值为85.66%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个单位的贷款。从经营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即存贷比最多只能是100%；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不超过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着存在风险。再从图2看，该指标变化很大，从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银行的贷款在相对下降，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增加，这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指标联系起来看：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426单位转化为国民储蓄，其中有0.2042单位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存款）；在一个单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的存款转化为了资本，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因此通过金融机构这一途径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是0.078单位。
（4）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该指标均值为102.35%，即一单位的新增贷款能带来1.0235单位的新增GDP。相对于以上三个指标，新增贷款生产率大起大落，最高时超过了180%，最低时接近40%，但波动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窄，总体的趋势与存贷比相似，呈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动反映出这个时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其波动幅度逐渐变窄，也意味着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趋于稳定；其下降的趋势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50%，而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说明更多的资金是从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资，反映了金融机构筹资效率的相对下降。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均值为37.94%，说明通过金融机构渠道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贷比表明相当数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这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经济主体缺乏资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通过金融机构融通的渠道不通畅；新增贷款生产率趋于下降反映贷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下降。这些指标表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从而反映出我国较低的宏观金融效率。
2、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应该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私营企业是活跃的市场主体，运行效率高，因此应该获得与贡献度相当的资金支持，这也体现了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私营企业获贷比指标是考察宏观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私营企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占比12.3%；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90.3万个，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44.4%。
我们从表1的有关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种企业类型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全部从业人员人数这六个指标的合计占85%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居绝对优势；在七个指标中，除了资产总计外，私营企业的其余指标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数据表明，工业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较高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从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并不理想。根据前面的提议，私营企业获贷比的经济意义意味着每一单位贷款总额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营企业。图3是2001―2008年私营企业的获贷比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营企业获贷比仅为1.39%，数据充分说明一个单位贷款只有0.0139单位贷款流向了私营企业，这一比重不仅在贷款总额中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与私营企业的社会贡献极不相称。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效益好、运行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私营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对等的。私营企业获贷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融资难”的本质问题，融资难进一步制约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层面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目的在于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还是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现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宏观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和研究，及时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长期而艰难的考验，把希望寄托于国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中，选择投资拉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消费拉动内需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当然，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并非是单边战略措施，它必须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多项改革整体配套，协调推进。
第三，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社会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来的政策、制度设计成为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软肋，虽然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可是本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从社会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设计金融资源的配置政策、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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