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6:02:10
导语：在古代文学研究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心学思想曾经在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生学习明代文学必须对此有所了解，但是相较于教师从纯粹思想史的维度介绍心学思想，通过经典文学作品可以更形象地加以诠释，更有助于学生理解把握。《西游记》《牡丹亭》这两部明代文学巨著便深受心学思想影响，其中显示出心学思想在中晚明时期的发展演变脉络，因此，笔者选择从这两部文学名著切入设计微课。《戏笔中的厚重——孙悟空与陆王心学》分为三个板块：1.概述陆王心学的主要观点和发展脉络；2.解读《西游记》中孙悟空对心学“发明本心”“道由心悟”“放心收心”等观念的演绎；3.历史辩证地评价心学，揭示其注重内省，发现自我，正确处理个体价值、自我意识与群体利益、现实环境关系的当代价值。《仁者至情——〈牡丹亭〉与泰州学派的儒学新变》同样设计为三个部分：1.概述泰州学派对阳明心学的继承发展，将儒家“仁学”与情感体验、感性追求相统一，倡导情感道德发乎天性，去伪存真，作出富有新意的时代诠释；2.揭示汤显祖受泰州学派影响创作的《牡丹亭》中所提出的“至情论”是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充分发挥；3.启发学生在自我塑造中注重情感培养与道德建设的统一，积小爱成大爱，修小善成大道，不断追求人生境界的升华。两部微课作品在解读文学名著与心学思想发展互动关系的时候，引导学生历史辩证地评价心学，揭示心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以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目标方面，笔者将教学目标划分为知识目标，能力、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三个层级。知识目标：了解陆王心学、泰州学派的核心观点和发展概况，深入挖掘文本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能力、方法目标：一是启发学生打通文、史、哲学科内在连通路径，培养学生研读经典名著的意识；二是培养学生分析、评价文学作品中思想、人物和情节等要素的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一是引导学生历史辩证地认识心学思想；二是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体价值、自我意识与群体利益、现实环境的关系，使其在自我塑造中注重情感培养与道德建设的统一，以逐渐提升自身的情感境界与道德水准。在方式方法上，两部微课主要采用：1.讲授法。教师口头讲解作品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帮助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还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故事叙述语言，配合相应的肢体动作，营造活跃的教学氛围。2.情境教学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动画、图片、影像资料、配乐等，通过服装、道具、布景等手段，引起学生的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学生对作品进一步地感知与理解；3.表演法。在《戏笔中的厚重——孙悟空与陆王心学》中，尝试了角色扮演方式，教师饰演重返东土的唐僧，向学生解密孙悟空的身世秘密，这使课程具有戏剧性，让学生有一定的代入感，充分调动学生观课的兴趣，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教学具体实施环节
《戏笔中的厚重——孙悟空与陆王心学》教学环节1.导入。预设三个问题：（1）究竟什么是心学？（2）《西游记》是如何体现心学思想的？（3）心学对当代人有何启发？2.从学生相对熟悉的理学入手，宏观比较理学与心学的区别，使学生对心学思想和代表人物有基本了解。（1）朱熹认为，宇宙天地生成前，就存在着一种“天理”，世间万物都是因“理”而生，自然也蕴藏着“理”，所以要体察万物、多读书，方能悟到“理”，所谓“格物致知”。陆九渊则认为“心即是理”，他的“理”更偏于道德伦理，认为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并非外力作用，所以不必多读书，也不用考察外物，而要“发明本心”，不断进行道德的自我反省、自我完善。明代王阳明更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将“心学”发扬光大。所谓“良知”，就是没有被私欲沾染的心之本体；在实践中时时自我反省，去除私欲，保持良知，同时按照良知指引去行动，为善去恶，这就是“知行合一”。阳明的传人中后来出了“异端”，号称“王学左派”，循着“心即是理”的逻辑，宣称七情六欲也是人心的一部分，并不违背天道，从而引发晚明社会个体意识觉醒，掀起人性解放的思潮。（2）问题设计：理学、心学与孙悟空的形象有什么关系？3.结合小说文本，从师承关系、颠覆封建纲常和经历磨难等方面解读心学思想在孙悟空形象上的体现。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角度来讲，唐僧与孙悟空有师徒之名，而无师徒之实。悟空的一身本事得自菩提祖师。“菩提”是智慧的意思；菩提祖师住在灵台方寸山的斜月三星洞中。灵台方寸便是人的脑门，斜月三星正是一个“心”字。菩提祖师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其寓意就是头脑、智慧、心灵，孙悟空得道恰恰印证了“发明本心”“道由心悟”的心学观念，他真正的老师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心学以精神意识为世界本源，掀起了明代后期精神解放的潮流，晚明士风狂放，心学的“放心”——纵放本心之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孙悟空打破传统伦理纲常的行为更是惊世骇俗。“天地君亲师”，这是古人最看重的基本伦常。孙悟空想要将玉帝赶下台，不忠君；从石头里蹦出来，没有父母，不必遵从孝道；以自己的本心为师。他是天地自然所生，眼中除了天地就是自己，个体自我价值感极度膨胀，堪称古今第一狂人！心学认为，心纵放得过度了，便要“收心”。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在西天取经路上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这些都是为了收束他的狂心。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当自我过度膨胀时便会迷失方向，需要挫折与磨炼，才能学会与生活和解，但依然有着自己的个性。孙悟空的形象艺术地表现出了心学“放心”与“收心”互补的人生自我进化之路。4.引导学生历史辩证地评价心学，揭示心学的当代意义。（1）有两个词可以用在评价心学上，一个是“时代局限”，心学毕竟产生于宋明时期，一个时代的思想总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一个是“辩证”，凡事都有两面性，心学在历史上有着积极作用，但也有其自身的弊端。心学注重内省，不断发现自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人贵自知：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身存在的价值，知道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代大学生要学习后来西行取经路上的孙悟空，有本事有个性，但不任性，更有责任担当，能用自身能力带领整个取经团队走向成功，这也说明只有个人价值和群体利益共赢，才能终成大道。（2）课后思考题：在阅读《西游记》时，思考唐僧、猪八戒、沙僧和心学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仁者至情——〈牡丹亭〉与泰州学派的儒学新变》教学环节
1.导入：欣赏《牡丹亭》经典唱段，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引出这部戏曲与泰州学派渊源的话题。2.从学生熟悉的《论语》入手，通过师生讨论，解析王艮及其后学对孔子“仁学”的继承发展，使学生对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与核心思想有基本了解。（1）孔子在《论语》中对“仁”作出过“仁者爱人”[2]“刚毅、木讷、近仁”[3]“克己复礼为仁”[4]等解释，这些定义看似没什么关联，其实孔子本人对“仁”的解释就是多义性、开放性的，这给后人理解“仁”留下了巨大的诠释空间。王艮的思想源于孔子但是又体现出了儒学至晚明时的新变。关于什么是“仁”这一儒学核心命题，王艮定义为“能爱身”“能爱人”“能敬身”“能敬人”[5]，认为这便是“所谓至诚无息，一贯之道”[6]，而这种“道”就存在于普通人言谈举止、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中，“百姓日用即道”[7]。由爱生敬，推己及人，王艮心中的“仁”不是冰冷森严的纲常，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天道，而是源自生活、有温度的情感体验、感性追求，是对自身和他人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王艮的传人罗汝芳、李贽提出了“赤子之心”“童心”之说，进一步强调情感道德要像初生婴儿的心灵一般发乎天性、自然流露、去伪存真。到罗汝芳的弟子汤显祖时，他终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至情”思想，并演绎出不朽名著——《牡丹亭》。（2）问题设计：孔子在《论语》中如何解释“仁”？源于生活的情感的最大特点是什么？3.从《牡丹亭》剧情切入，结合汤显祖的相关论述，解读“至情论”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挥。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8]他认为发乎人的天性可以超越生死的“至情”，已经上升到了与本体意义上的“道”相融的高度，所谓“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9]这种“道”在《牡丹亭》中，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杜丽娘并不需要见到柳梦梅，她的爱情萌发自与生俱来的天性，她为追寻爱情而生生死死，根本上是在追寻自由的真我，那才是杜丽娘青春生命的全部意义。“至情”发乎天性，与道相合，因此最强调的就是本真。在汤显祖看来，儒家伦理基于发乎天性的纯真“至情”，所谓“孝则真孝，忠则真忠，和则真和，清则真清”，[10]不容半点虚伪矫饰，这才是儒家精神的内核，是真正的“仁”。“至情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思想对程朱理学造成冲击，所以泰州学派向来被视为思想启蒙学派，引领了晚明人性解放思潮，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后来《红楼梦》中的“大旨谈情”与《牡丹亭》“至情论”有着直接渊源。4.引导学生认识以“至情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思想的当代意义，从而在自我塑造中注重情感培养与道德建设的统一，逐渐提升自身的情感境界和道德水准。（1）从王艮到汤显祖，他们都注重情感体验对道德伦理的重要作用。价值观、道德规范如果没有真实情感的内在驱动，便容易沦为空洞、虚伪的说教，所以塑造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品质，离不开真诚美好的情感。情感有不同的境界，正如道德也有不同的水准。自珍、爱情、亲情，这是小爱；民族情、家国情，这是大爱。孝顺、敬业，这是小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大德。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格局有更高的追求，积小爱成大爱，修小善成大道！（2）课后思考题：《红楼梦》“大旨谈情”与《牡丹亭》“至情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总结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1.抄写传播时代抄写作为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始发于秦汉，秦代时已具雏形，至西汉已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形式。如《尚书》中的“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就可以看出当时古代文学已经开始以抄写记载为主要传播方式了。自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及汉代颁布的“废挟书令”后，古代文学通过抄写整理加以广泛传播得到了巨大发展，抄写传播的载体也经历从简牍到绢帛再到纸质的发展历程，简牍作为载体其主要普及于秦代和西汉时期，绢帛和纸质作为载体则出现在东汉年间，且前者还曾经风靡一时，后者则在一些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广泛应用，如《后汉书》就是采用纸质进行记载的，然而这一时期抄写载体依然以绢帛为主要形式。
2.雕版印刷传播时代雕版印刷时代出现于隋唐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其对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是抄写载体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学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传播力度更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更加简便快捷。在经过了漫长的纸质作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后，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生产数量及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纸张质量的提高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其在民间的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经典文学，被通过纸质载体记录下来，有效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加之民间藏书风气的盛行及书籍买卖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这些对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书楼歌》中写道“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延神记》”，可以看出当时书籍市场已经较为发达了。我国当前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都是通过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并作为载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语言传播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在没有文字等传播方式之前，口语传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相互间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社会经验的积累，口耳相传愈发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的创作及传播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来实现的，如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说”等也是通过古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待到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后，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产生了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如《诗经》中的风雅颂等都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下来的。二是乐工说唱传播。乐工对诗词进行说唱演奏并成为风气始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乐工采用说唱的形式将诗词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乐工向文人索词并赠金，不仅可以让文人获得物质上的利益，通过乐工的说唱传播，还可以将其作品广泛传播，增加知名度，两者可谓相互促进及共赢的关系，因而当时有不少文人为迎合乐工的需求，而创作一些具有很轻押韵美感及诗词。如柳永赴京时，出现“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的情况。三是唱和及说书的传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经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我国很多名诗名词也是在文人名士聚会中现场创作的，并经过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广泛传播下来，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时，当场创作《滕王阁序》，经名流官宦推崇传播后，流传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民间还有一种说书的形式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传播，如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原本并不是流传十分广泛，反而是通过民间说书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说评，才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间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间说书人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评说。
2.文字传播文字的出现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上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效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播所具有的时间及空间的局限性，还改善了口头传播容易误传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传播载体的不断发展及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成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方式。题壁传播题壁传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加之那时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发达，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兴致十分浓厚，这也为他们将诗词题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诗词，因而通过题壁的形式，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如诗人陆游的《钗头凤》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都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文本传播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学书籍作品的借阅及抄写更为简便，古代部分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读书，经常采取借阅和抄写的方式。此外，对于部分经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兴而对其进行抄写收藏，这使得古代不少文学作品能够在民间传播开来，如《文选注》等作品;同时古代部分禁书，为了防止其失传，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如《金瓶梅》等作品。通过借阅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都得以保存传播下来，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贡献。
三、结语
幻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意境,是中国艺术中别具神韵的审美境界,尤以那些想象神奇、意动九天的诗歌和小说幻境最为集中地阐发了幻境美学之特征。
(一)非实冥空———意中之意、境中之境
中国山水画讲究以幻悟真,以幻启真。苏轼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主张在幻境中体验生命的真谛。幻境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艺术家心灵境界的呈现,它所描绘的情境要么借鉴于神话,要么发自于内心,不受时空的障碍,创造出一种现实不能出现或不能实现的人生过程。这种“意境”体现得最多的就是诗歌和小说。王维虽然以“田园诗”名扬天下,但在他的着名诗篇《桃源行》中,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蓝本,描绘了一处诡奇、梦幻的世外桃源。最擅长以“象”化“境”的诗人当属“诗鬼”李贺,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说,李贺诗“盖《骚》之苗裔,辞或过之。”认为尽管李贺诗中不少意象,“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但“求其情状”,例如在看他的《浩歌》中扪心拷问“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又说“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诗中各种意象应接不暇,有的采自神话传说,有的采自历史故事,有的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诗人将所有意象作了打破时空秩序的“蒙太奇”式的组合。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梦幻艺术的又一典范,众多想象的意象,亦幻亦真,使整部作品处于一个如幻如梦的境界之中,用一种浪漫的近乎神秘的笔调展示出人世的苍桑巨变,显示了人生中美的东西被践踏、被毁灭的现实,展现了一出女性和人生的大悲剧。青埂峰下的顽石既是这人生悲剧里的见证人,也是参与者,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跛足道人、癞头和尚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借他们之口用一种荒诞的手法传达了对人生深邃的感悟和感叹,以及饱经富贵与浩劫之后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豁达。
(二)即真即幻———行而无常、法而不空
中国传统之儒家,在学术思想上讲“经”讲“常”,以为天不变则道不变;但在立身治国上,则纯粹是针对人生生活面,所以讲仁义礼智信,讲诚正修齐治平,而不谈生前,不论死后,既无天国信仰,也不相信有来世,唯一确实掌握者为其现前自身之生命。这种观念,使中国人成为纯粹的现世主义者。然而岁月无情,现在转瞬即化为过去,万岁赓替,虽圣贤亦然。求长生而长生不可得,求及时行乐纵情声色而乐往哀来。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伟大诗人屈原亦早有感叹: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曹子建的“天地终无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处处皆显示人生无常苦短之恸,故令霸气逼人的曹孟德亦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之慨。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根本上也就是透过贾府人物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的道理,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曹雪芹在第五回即安排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事,警幻仙子显示金陵因果名册,演唱十二曲红楼梦,暗示出生命的虚幻无常,与命运前定的因果观念: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巳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众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徼律;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述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三)不落有无———元而不盈、通透达心
佛教东传以前,中国本土原也有类似思想,但却与佛家所云大相迳庭。大抵言之,儒家讲的是“天道福善祸”,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种将人事因果归之于天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往往令人有一种天威难测、捉摸不着的感觉,故而对儒家此种说法的确实性与周遍性,颇有商榷之余地。佛家之果报思想则不然,讲的是生死轮回、三世业报。生死乃人生之大事,生从问来?死归何处?大圣大智之若孔子者,对此问题,尚仅覆之以“未知生,焉知死?”遑论其余?而佛家轮回之说,非但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也为果报之说做了一圆满之答复,因为“命系于业,业起于人;人禀命以穷通,命随业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小说发展史上看出这种趋势: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用梦来表达他痛定思痛,不能消除的悔罪意识;用梦来承载他“千红一窟(哭)”、玉石俱焚的悲剧意识;用梦来寄托他怀金悼玉的泛爱意识,这三重意识,“构成了作者心灵广袤、深邃的、奥秘无穷的内宇宙”。
二、幻境之说的原始生命观
应该说,中国幻境之说或者说古代神话过早过多地被历史化,以屈原《离骚》中对于鲧描写为例,“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王逸注谓“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化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图》云“犁丘山有应龙者,龙之有翼也。……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此应龙与禹的密切关系印证鲧化为龙的神话。另外,《天问》谓“伯鲧腹禹”,这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父子意义,甚至不仅仅是鲧的腹中生子的奇异,这是鲧的直接复活。不管是黄龙,亦或黄熊,还是禹,都是鲧的新生命。当然这些又非完全偶然:禹继承鲧治洪水的心愿和神力,龙与鲧初生时的称呼“白马”关联,《周礼?夏官庾人》记“马八尺曰龙”,天马化龙,也就十分自然的事了。后来的应龙更是在治水中频频现身,透出鲧义不容辞的治水热情。它们属于鲧的生命图腾,而这图腾不是简单的崇拜或是奇异的幻想,在原始生命观中,它们是“互渗”的。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写到“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的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中国神话中正包蕴着这种原始生命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轻易陷入神话历史化以后的许多“理性”解释而曲解神话的本意。如果说《离骚》中记载的神话仅仅是原始生命观的萌芽,那么明清小说则将这种原始生命观发展成熟。例如,《西游记》中一段“众僧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原由……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传说,都揭示了原始生命观中神秘的互渗律和生死循环、磨炼复生的信仰,然而平心而论,在《红楼梦》确实将这一思想诠释得最婉转曲折、深辟入里却又自然生动、逼真如实。例如在书中,通灵宝玉历此半生,再非初始“自悼自叹”的未用补天石,他与空空道人讲:“历来野史,或仙修君相,或贬人妻女,奸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滥,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竟不如我这半生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反映、继承、传递了古人朴素的原始生命观,而这些智慧的感受,灵性的领略,也不仅仅属于原始人,也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共通的生命感受。
三、幻境之说的哲学渊源
关键词：中职语文；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设计
中职语文教育，尤其是中职语文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教学设计上。只有重新探索课堂教学设计，才能真正实现中职语文古代文学教学。因而我们对中职语文古代文学的课堂设计进行归纳总结，并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职语文古代文学作品的课堂教学设计要注重情趣性
在教学中进行情境创设教学法。比如榜样作用的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课内游戏，角色扮演，诗歌朗诵，绘画书法，情境模拟来创造情境。情，就是由外界条件而引发的喜怒哀乐等情趣，可以说是知趣，也可以说是心情，因人而异。任何人都是会注意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并积极地探索。文章中提到的情趣性是狭义上的情趣性，专指学生在学习教材的过程中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激趣一词的含义是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尽一切方法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每一个老师都渴望让自己的学生在自己的课堂能够激发出无限的兴趣，从而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孔子有言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此言甚妙，人生中最好的老师是兴趣，有了兴趣学生就有对事物探索的热情，从而达到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的境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感悟生活。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体会生活的诗意。正如刘建德所言，“对个体生命的热爱和多方面发展的关注与促进，应该成为我们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1]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是热爱生活的，也同样充满着智慧意识和一定的审美情感，与此同时兼具有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每一个学生都是潜力无限的有能力自主的走进生活中去体会文学。（2）反复诵读。诵读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在情绪中体验知识。着重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诵读教学的意义：“第一，有利于学生对文言篇章的整体把握与感知”；“第二，有利于学生文言语感的形成”；“第三，有利于学生文学素养与审美能力的提高”；“第四，有利于学生接受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熏陶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2]关于诵读教学的具体实施，研究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胡虹丽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诵读教学的方法改进”：“兴趣是先导、理解是基础、感受是关键、想象是桥梁、技巧是保证”。井源则具体论述了诵读教学的可实施步骤：“初读———不求甚解、熟读———庖丁解牛、吟咏———感悟内化、背诵———回忆再现”。这些关于诵读教学的研究为当今语文教育中诵读教学的具体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3）课外阅读。通过课堂教学中多布置阅读任务，让学生爱上阅读，善于自主的从书本或网络中搜集资料来完成学习任务。学生觉得阅读有用，有趣，就会主动去学习，主动去思考，主动去寻找答案。所以在中职语文校本教学中要注重课前任务驱动教学法的运用，多让学生广泛阅读，提高知识面的广度，有了阅读的广度才有可能提高思维的深度，从而开展深层次教学，意义教学。
二.中职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选文的课堂教学设计要注重人文性
语文教师应该把课堂当作学生思考、认识、理解、体验、演绎人生的舞台。进行素质教育而不是单纯的知识教学。好的语文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灵魂的感悟和启迪。在新教材里，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魅力尽情展示，人生的感悟涤荡着求知者的灵魂。例如，毕淑敏的《提醒幸福》，提醒我们不要让幸福擦肩而过。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把我们带入了缥缈朦胧的美妙境界，抒发了热爱和追求美好自然的情感。学生在欣赏之余得到的是一些微妙的人生感悟和文学的熏陶。同样，在新教材中也不乏弘扬爱国主义，教人立志向上的文章。教师需要借助语文课文，寓教于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学生共同赏析，激起学生的共鸣，在一种平等、和谐、自由、愉快、民主的课堂氛围中，启迪、引导学生感悟人生，让语文陶冶情操。[3]
三.中职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选文的课堂教学过程要注重创设情境
教师要学会创设意境，一堂成功的语文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胆的教学设想，这种设想与我们过去使用的按部就班的教案相比有了很大突破。刘建德曾经指出，“课堂，是生活的诗化”。[4]他作此论调不无道理。在他看来，课堂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形式，更是一种生活的形式。而处于生活中的我们，总要富有诗意地去感受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雨巷诗歌教学，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创设诗歌意境在江南小巷中进行情境表演。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教学，也可以在山塘街进行情境模拟配乐朗诵，运用环境陶冶学生的情操，运用音乐激发我们的情感。我立足语文教学实际和学生实际，通过设计组织形式多样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激发职业学校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鼓励帮助学生寻找、发现、感受身边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提升职业学校学生的人文素养，构建开放、有活力、有内涵的职教语文教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现行学校教育一个很明显的弊端，就是没有将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相结合，从而很难实现知行合一。为克服这一弊端，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应该开展游学班课程。户外游学既是走进了生活，又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能主动学到知识，既锻炼了实践能力，又陶冶了情操，是一举数得的学习方式。
四.中职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选文的课堂教学过程要注重艺术性
生活是一门艺术，课堂也是一门艺术，要求语文教师要有一定的艺术追求，运用艺术的手法进行语文教学，比如注重平时自身的要求，练习书法、绘画、乐器，茶道都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艺术性。同时运用榜样法将中国中传统文化精髓的部分传承下去。人们都说：“教学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由于语文课程包括中职语文教学具有“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特点，艺术性和科学性在中职语文课堂上更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二者要完美结合，就必须构建一种“善教”与“乐学”互动模式。“善教”要求教师具有创新意识，能创设良好的教学情景，引导把握知识的重点、难点，注重启发与诱导学生，善于激发学生的兴奋点，能把学过的知识加以培植、发散。“乐学”意味着学生从被动转为主动，在教学过程中不再是消极的“等、靠、听、记”，而是主动地参与讨论、思考、质疑和创新。课堂教学若只限于学习课本知识，内容僵化、单一，较难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效率自然也较为低下。我们应结合实际，从“大语文”的角度去审视语文的课堂教学，因此，对教学内容的拓展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关键的一环。比如，设计开放性作业布置，大胆创新，允许学生自主设计任何形式的作业来展示学生对本堂课的理解和感悟，真正实现创新课堂的意义，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总结
文学是社会、生活、地域的缩影，古代文学更是地域的反应，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文学中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地反应文化、文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内容。古代文学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地域文化文学。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思想认识模式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最主要的是考虑古代社会的发展和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在古代社会思想转型期间，人类文学领域的精神活动发生较为深刻，如果采取以文学地域文明和文化作为参照坐标的话，就需要认真考察和考虑某个地域和地理文化的显著影响，以及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中的类型能够不断发展并且产生的额外表现。如果那样，则促使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思路。
这种研究领域和思路的焦点就在于，能够始终针对某个地域或者地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基点，对于所蕴含的文化理论知识、以及其重要影响下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生成的现象，要进行更加具体的、科学的把握。
从有利于文明发展的两个角度来把握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的类型或范式，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和采取针对某一个较为特定的地方、地理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进一步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诸多本土文学家的发展轨迹，以及他们作品中的地域鲜明的风格或者本土特征。另一方面，能够较为深入地研究出某一个较为特定的地理和地方始终发展壮大的非本土的古代文学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中及其产生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并努力形成古代文学作品和地域文化研究之间的作用与发作用的关系。
引论----------------------------------------------------1
一.律、律学------------------------------------------2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2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2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3
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4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5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6
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的历史性终结--------------7
尾论---------------------------------------------------- 7
内容摘要：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制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扩充了法的内容，解决了由于成文法条的抽象性、具体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诸多法律适用问题。从先秦到明清，古代律学因应时代，一脉相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古代法制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持久稳定的动力，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整个东（南）亚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法理支持。其斐然的成就、独特的法学视角和学术文化系统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乃至于国家法治的最终实现都有着特殊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律学 律学成就 阶段分野 再认知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引 论
法学论域内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也是中华法系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古代法学中的至显之学，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1 。本文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古代律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阐述和再认知。
一．律、律学
“律”，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经》和《尚书》中亦有之。《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释，“均”是一种木制的工具，长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调声。“布”是分布之义。用“均”将十二种音调和谐地分布在乐器上，即为“均布” 。从古人对“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律”的本义为音律。古乐中有以六律较五声（宫、商、角、徵、羽）之说。以律较声，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归于一”的引申义 。律在师旅中又引申为纪律、约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的说法），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军队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2，制定了秦律 ，“律”即成为当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秦汉以来，律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斐然，不仅出现了如郑玄、张斐、杜预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学家，而且产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诸多律学经典著作。可以说，律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时期律学研究的萌芽，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则中就有了针对犯罪主观心理状态如眚[过失]与非眚[故意]、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明确区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狱[刑事]、讼[民事]之别，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法的现象与其适用的问题。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从概念上对法的含义予以阐释，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 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作《竹刑》，虽然该书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执政者将其作为成文法加以应用来看，《竹刑》当属萌芽期的律学著作，邓析本人也被后世奉为古代“讼师”及律学研究的鼻祖。战国初年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轻罪”的重刑主义原则，初步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封建律典法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秦时期初萌律学的发展还很稚嫩，这种探索性研究其本身还处于偶然和自发的状态，其初衷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义倾向；然而它却为律学在秦汉时期的发轫乃至于后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
律学在秦汉时期的诞生，以秦代法律注释书《法律答问》等的出现、西汉和东汉相继展开的以经释律、以经注律活动等为主要标志。律学在这一时期滥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备等,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其次,这一时期成文立法的发达、立法活动的频繁以及法律数量的日益庞杂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再次,秦汉时期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经学的发达以及语言学、文字学和逻辑学的进步为以法律注释活动为主要表征的秦汉律学研究的展开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作为以法家理论治国的典型,秦王朝虽然由于其高压的集权统治而对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均予以取缔和镇压,但却异常重视法制,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从而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支持(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注释书的风行即是很好的例证) 。尽管秦代律学由于缺少其他的学术支撑而在表现形式上仍略显稚嫩,但它却为两汉时期律学的持续的开创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朝建立后,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两汉的统治者逐渐认同并采用了“外儒内法” 、“霸王道杂之” 、“德主刑辅” 、“明刑弼教”的治国方针,通过说经解律、引 礼入法以及推行春秋决狱等,把封建法制与儒家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封建伦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进程。因应这种时代的政治背景,两汉时期的律学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董仲舒等儒家经学大师的以经释律及东汉学者将经学方法应用于律学研究并进行的以经注律的实践。如果说西汉的律学研究因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东汉时期通过训诂方法(经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律学研究则变得更为系统、周密和严谨。据《晋书-刑法志》载: 对当时(汉)的律文“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东汉学者的律章句,是东汉时期最典型的律学著作,为秦汉时期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儒者们通过律章句对汉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较精确的界定和阐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学,秦汉诞生期的律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它内容更加丰富,注释也更为详尽。秦汉律学有对某项法律、法令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演变的阐述分析,有对律文的立法宗旨、含义的归纳总结,还有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训诂、解读和界定,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的状态。其次,律学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趋势明显。秦代律学对宗法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而两汉时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维与视角所同化。汉时的儒者不仅用儒家经义来阐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经学方法来诠释法律概念。再次,秦汉律学开创了立法与编撰律疏同时（如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注释与私学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经释律等传统,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极大。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
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
〈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
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 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
〈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封建法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因应立法发展、法学教育全面展开、法学世界观进一步成熟的时代法制背景，在总结吸收前代律学成果的基础上，律学在隋唐时期步入了历史性的成熟与发达阶段。主要表现在：
1）官方及私家编纂的律学著作为数众多（代表性著作为唐长孙无忌等人奉诏编著的《永徽律疏》）且社会普及度较高；
2）以儒家为核心并综合各家精华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到律学的研究之中 3；；
3）律学研究中有关法律体系的理论进一步成熟，体现立法学成果的法典的结构也更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为丰富，刑罚的体系更加完善；
5）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入；
6）律文注释更为全面（如在阐述“十恶加重”原则时，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立法意图和宗旨均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论证，并阐释了与之相关的皇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及贵贱尊卑等级原则等），法律名词概念的解释更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议在探讨“罪刑法定”问题时虽然指出：“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但同时也认为人主之断为个案，强调“不得引为后比”）；
7）律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学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巅峰时刻”，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律典和人类历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则是这一时期律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从唐律的结构体系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 ，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 前人有言,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范围甚详，节目甚简”。的确，唐律不愧为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历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达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代封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社会稳定发展、成文立法发达，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律学便会兴旺。隋唐律学的成熟与发达，尽管有其历史积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规律的具体体现。当然，律学在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达已经有着浓厚的总结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衰”的哲理——然而这却并不构成我们置疑隋唐律学之辉煌成就及其历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由动荡的五代十国进入到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宋辽夏金元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阶段（其中宋元法制较为完整）。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趋势明显。然而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宋元时期律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时斑斓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构。元朝未设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律学研究的偃旗息鼓。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元代的法制有着浓厚的夷族色彩（如确认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保留蒙古习俗、赋予宗教僧侣法律特权等等），但其主要的趋势是汉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从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编撰“附会汉法”，到处可见律学的影子（应用了汉人历代政权的律学研究成果）。虽然元代律学无法同隋唐甚至两宋的律学研究相比拟，但我们必须看到其在夷法汉化、封建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其凭借元朝强大的军政帝国实力所达致的周边影响力也同样不可轻视。
6. 律学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性终结
处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础上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端强化的背景下又有所发展，法制因应集权专制的需要而更加严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古代律学也终于在僵化的总结与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极的因袭与保守中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当然，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律学对邻国较之前代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的影响。
有明一代，立法活动主要集中于开国之初。从历30年编纂始成的以“严”、“简”著称的《大明律》，到堪称古代中国社会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诰》以及各种例典，无不是在明初统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作为明代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刑用重典”表征着汉唐以来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此成为明代律学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尽管律学在明代总体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僵化，但明代律学著作的极大丰富与较为完好的保存、其时中国律学对满清一朝及周边诸国尤其日本、朝鲜和越南法制建构的突出的影响力 ，却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律学史中占有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与明朝相比，满清时期的律学 异中有同。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构凸现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也有带上了浓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袭明制并走向终极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这一时期的律学发展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虽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极一时，但出新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当然，这种整理旧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学较为活跃的体现，而且也确实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比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学对周边国家的法制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不管怎么说，渐渐的近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即将涌动，我们的古代律学也将在隆隆的近代化的号角声中走向终结。而清末律学家沈家本因应时代而进行的中西结合的律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兼具传统底蕴的近代化的句号。
尾 论
绵延千载的中国封建社会成就了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三代以来从未停息的法制进程也成就了讲求“法条之所谓”的中国古代律学。古代律学的辉煌成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古代律学家们的治学精神和敬业态度值得我们在仰瞻的同时躬身实践。当前，我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与之相应，法学研究也日益繁荣。对古代律学（成就）进行历史的回眸 ，从中汲取有益于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发展的合理养分，无疑将大有裨益——这也是笔者于此不吝笔墨展开论述的原因。只要我们不懈的进行相关的探讨和努力，我想，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样的一幅远景：在古代律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法学至显，法治昌明。
[参考书目]
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
何勤华 《略论明代中国律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沈家本 《刑法杂考》
薛允升 《唐明律合编》
官修正史《晋书-刑法志》 《旧唐书-刑法志》
《清史稿-沈家本传》
1. 有必要说明，尽管在此笔者对古代律学发展的脉络予以了阶段化的描述，但这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对各个时期律学发展主要特点的一种粗线条的勾勒。历史的发展、学术的演进其事实的状态应是曲线而非沟壑分明的梯级。3.这一点可以从《唐律疏议》中得到证明，因为其中不仅有儒家的学说，也包含有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墨家的观点。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网络的广泛应用,古籍电子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大型的单机版、图像版、网络版的电子古籍检索系统被开发出来,各种单行的古籍电子文本在Google、Baidu中一搜即得。而传统教学中信息的传播依赖于老师的语言和板书,再会调动课堂气氛的教师也有疲惫的时候。教师面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从教学内容、策略、方法、步骤,甚至学生做的练习都是教师事先安排好的,教师口授,学生只能被动地参与这个过程,学生很容易乏味走神而丧失学习兴趣。而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符号、语言、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把多媒体的各个要素按教学要求,进行有机组合并通过屏幕或投影机投影显示出来,同时按需要加上声音的配合,以及使用者与计算机之间的人机交互操作,完成教学或训练过程。这种教学中影音媒体的应用会大大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开讲文学史总绪论一节时,把文学史家及其着作、文学史一主两翼、三古七段等都做成不同类型的图表,又把文学史家及其着作辅以影像图片;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古典小说、戏曲作品的剧场、图片或影视音像画面,都可结合教学内容,或片断、或剪辑,直接播放给学生观赏;将文学名家的原作、手迹、电影、歌曲等音像画面,直接展示;赏析古典诗词,将诗文配之以诗人画像、景物画面以及中国十大古典名曲,声情并茂,讲解、观象、点拨、赏析,文学与人文的结合,恰到好处。这样既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又能提高课堂气氛,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学应使学生从中产生发现的惊奇、自豪,满足求知欲的愉快和创造的欢乐等各种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带着高涨的、激动的情绪进行学习和思考,使教学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活动。应用多媒体课件和电子化古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认知作用,较好地实现了上述要求。
2.有效增加课堂知识容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多媒体教学通过图文并茂、声音、视频把枯燥的内容生动地表现出来。让学生动眼、动手、动耳、动脑,使学生通过身体的多个感官来获得相关信息,不仅能缓解教学内容过多而学时较少的矛盾,而且有利于教师角色的转换,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对知识的理解,从而增强课堂效果,提高学习效率。科学研究已证明,人们通过各种感官获得的知识比率为:视觉83%、听觉11%、其他6%,视听结合可获得几乎是最佳的知识保持率。心理学家研究记忆率时发现,对同样的学习材料,单用听觉,3小时后能保持所获知识的60%,3天后下降为15%;单用视觉,3小时后能保持70%,3天后下降为40%,如果视觉、听觉并用3小时后能保持90%,3天后可保持75%。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中,诸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还是赏析六朝志怪、唐传奇、明清小说以及元明清杂剧、传奇等戏曲作品,有大量以抒情性见长的古典诗词,意境深邃、含蓄,表达的情感也是委婉的、深沉的、复杂的,若能辅助以适当的信息技术,把与这些作品相关的形象、生动的图像,直观的文字呈现、相关评论或声情并茂的朗诵运用于课堂,这样既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外部刺激,提供与联想方式相近的信息组织结构,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又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从而大大改善教学效果。并且可大量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知识阐释,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
3.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增加教学信息量的传递
古代文学教学,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必须加大学生的阅读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而目前新的古代文学教学大纲对教学时数大量压缩,许多高校的古代文学基础课较普遍地存在着教学容量大与教学时数少的矛盾。因此,为完成教学任务,许多高校便往往只能通过压缩作品的阅读与分析量和对文学史进行浮光掠影的讲授来达到。这样来教学,无疑只是在形式上提高了效率,完成了教学任务,其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教师应该适应古籍电子化的趋势,采用多媒体教学,把电子古籍和多媒体课件两者结合起来。电子古籍具有资料丰富、携带方便、容易检索、可以复制等优点,这为教师备课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多媒体教学纲目清晰,材料丰富,可以节省教师课堂板书的时间,增加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古籍电子化和多媒体教学的应用,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传统教学中课堂知识的传播主要来源于教师的口授与黑板板书,这两者速度的局限性限制了课堂信息含量,使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情况势必造成学生学习的狭隘性,学生除了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之外,没有更多更好的途径去阅读,获取更多的知识,而多媒体教学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具有快速、准确、大容量的特点。我们采用从电子古籍中直接转录资料到课件中并让学生在课堂上阅读仅限于一些大作家和经典作品,由于课时原因,学生没有时间在课堂上大量阅读,这就需要教师换一种方式,即通过电子古籍获得原始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通过Email、QQ、MSN、个人主页等方式提供给学生课外阅读,教师只需在课堂上检查即可。
关键词：古代文学 教学模式 人格 当代意识 文本
2015年12月11日，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至此，复旦大学投毒案告一段落，两个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悲剧给国内的高校和高等教育者敲响了警钟，中国大学的教育将何去何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人文精神的缺失、生命教育的忽视、人格培养的疏漏等将如何在各科课程的教学中渗透，成为每个教育者深思的问题。当今教育功利化、职业化、文学无用论等观念盛行，大学生重实用、轻素质， 重功利、轻人文，使古代文学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被边缘化甚至陷入了困境。但是古代文学是人文学科中的核心课程，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的作家作品、深刻的思想哲理、浓重的人文关怀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塑造起着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逐步为各高校提倡和实践，本文结合古代文学的学科现状和教学改革实践对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有以下几点思考：一，育人为本，注重人文教育；二，古为今用，树立当代意识；三，突出文本，重视经典阅读。
一.育人为本，培养健全人格
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品性、能力、责任和人格。大学首先培养的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人才。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是以“文”化人而非以“识”造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工作发展就把育人文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人格是各种心理特性的总和，也是各种心理特性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它都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使他具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心理品质。人格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能决定一个人的品质。[1]古代文学教学应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出发，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现代教育意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正是一个展现古代文人志士的理想高尚人格，并引导学生在古人理想人格的感召下磨砺和提升自己，从而建立自己的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讲到：“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2]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结合作品和作者经历深入阐述古人的人格魅力，文学是人学，作家的经历和人格定可以穿越时空与当今的大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心灵的共振。屈原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3]的高尚贞洁和“受命不迁，生南国兮”[4]的忠贞爱国；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5]的淡然洒脱和“既轩冕之非荣，岂袍之为耻”[6]的安贫乐道；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7]的仁爱忧民和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苏轼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8]的旷达超然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9]的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范式均可以成为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塑造健全人格的良好教学资源。“任何健全人格的构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当前经验与以往经验在文化积累中的一种综合。”[10]大学生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可以从古人的人生经历中吸取经验，从他们的人生智慧中汲取营养，从他们高尚的人格中吸收能量，从而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培养健全高尚的人格。
二.古为今用，树立当代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应坚守文学本位、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的总体原则，突破传统的“重文学史的传授而轻文学作品讲授”的史学模式，从文学的学科定位和教学理念上更新。既不要给学生留下古代文学课程就是古代历史课的印象，还要结合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属性，树立当代意识。教学从当下出发，联系时代和新闻热点，寻找古代文学与当今大学生现实人生的契合点，学古识今，古为今用。陈平原在追忆程千帆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古典学者’应该具有‘当代意识’。……而（程千帆先生）在90年代中期与学生程章灿的对话中，则再次强调：‘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11]教育的当下性关怀，是所有课程改革的重点，古代文学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过程中活用热点新闻，把当下事件适时引入课堂，既可以拉近古今的距离，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课堂教学效果。2013年河南周口的平坟复耕事件可以在清明节前后授课时提及，并结合中国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2]的文化传统和关于清明时节的诗文引发学生讨论并思考“清明”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当今文化节日传统观念淡化甚至歪曲的现状，形成一种学习、保护、捍卫传统的文化自觉。2012年央视新闻中心在重阳节推出的大型新闻公益活动“2012我的父亲母亲”，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天津老人发出的“恨不得快死”的悲凉无奈之声是对大学生进行感恩和孝道教育的经典教材。若把视频播放和古代文学中的孝悌文化和相关文学作品相结合，学生会从古典诗文中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13]、“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4]等文本中更好地体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孝道文化，并可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践行自己的所思所想。另外《汉字听写大会》的盛况播出和全民关注与“握着鼠标忘了笔杆”的汉字文化的衰落；复旦大学投毒案及大学生自杀跳楼案件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坏，孝之始也”[15]的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生命教育；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古代文学定时代的文化输出和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与中国的中医等传统国粹的落寞与新发展等都可以引入课堂，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中国古代文学史源远流长，作家作品包罗万象，每个教师都应联系实际，以人为本，树立当代意识，适时寻找古代文学与当今学生现实人生的契合点，让学生“臧往以知来”，在古代文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经典作品的赏读中净化心灵，提升修养，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挫折，成为一个具有健全人格和浓郁的人文情怀的大学生。
三.突出文本，重视经典阅读
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应当要有浓厚的文本意识，立足文学本位，重视文本分析和经典阅读。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灵发展史，中国古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就是古代士子人文情怀和情感体验的艺术外化，对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情感教育、挫折教育、感恩教育等，存有无可替代的潜在功用。“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辞以入情”[16]，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比较早地论述了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情感的互动和审美活动的完整过程，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更是强调了情感在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中的重要性：“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于声，莫深乎义。”[17]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引导和启发学生结合具体时代和作者经历领悟文本中渗透的作者的浓厚生命体验、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而这些体验可以穿越古今与当代的大学生在心灵上产生碰撞，在情感上产生过共鸣。“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18]，这便是古代文学经典作品阅读意义的最高阐释了。爱情是中外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主题，如何引导学生在当今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树立正确合理的婚恋观，除了心理专业讲座外，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典爱情诗篇的解读更能发挥其由内而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元稹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全是对亡妻韦丛生前身后琐事的描写，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其诗句“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19]和“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20]更是情真意切，充满哀思，感人肺腑。“夫微之悼亡诗中其最为世所传诵者，莫若《三遣悲怀》之七律三首。……所以特为佳作者，直以韦氏之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夫唯真实，遂造诣独绝欤！”[21]若结合苏轼悼念结发妻子王弗的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解读，爱情的真挚和长久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卿卿我我，还是日常生活的相濡以沫、相知相守不言自明。 学生在品读赏析“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和“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22]经典中定能领悟爱情与金钱利益和权势富贵的关系，定能领略古今中外伟大爱情的真谛，从而培养合理的婚恋观和择偶观。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题材包罗万象，经典更是不胜枚举，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大文本分析和经典作品阅读的力度和深度，让学生在润物细无声的作品熏陶和感染下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审美情趣和人文情怀。
四.结语
“忽视或轻视文科教育，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导致这个社会的庸俗化。”[23]毋庸讳言，文科教育在今后的高等教育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等院校发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优势，具体到古代文学教学的课程改革和创新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探索和实践：一，育人为本，注重人文教育；二，古为今用，树立当代意识；三，突出文本，重视经典阅读。古代文学教学任重而道远，每一个古代文学教师都应根据学校、学生和时代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和创新课堂，开拓进取，丰富教学模式，发挥学科优势，让课程本身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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