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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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启蒙话语；现代性反思；启蒙终结论；新启蒙体系
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启蒙从新时期之初知识界的“共识”沦为反思的对象。在其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均备受质疑的今天，坚持启蒙立场不仅需要一种勇气，还需要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的论证。文学批评领域启蒙话语的论证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呈现了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存在形态。
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告别启蒙，还是解构启蒙，都是认为五四和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存在诸多问题。有批评从后殖民立场来质疑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理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影响；有批评从底层立场和视角出发，认为1980年代的一些启蒙者持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精英主义霸权话语；还有批评者将1990年代以来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原由简单归结为启蒙文学对人性的张扬。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时代语境下，1990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呈现出诸多前人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
为此，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合理性进行重申，就成为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评者重新论述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现实意义，学者徐友渔驳斥了“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如一些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的是对西方话语的臣属，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识分子话语为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霸权”说，论述了启蒙话语之所以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同样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现代批评视野中，是“为了告别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构1980年代一些理论话语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这里，却是为了重申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在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还是一种立场和态度问题。
面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解构者的立足点多为其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展开的，较少关注具体的时代语境。如“后殖民”批评认为启蒙话语是一种“西方化”甚至“殖民化”产物，而一些“新国学”批评则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色彩。这些批评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认识是基于新的理论生发的新的批评视角所致，但这些“后见之明”如果不充分顾及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具体时代语境，就难免会在“后见”中渗入一些“偏见”。
与此对应，启蒙话语的捍卫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面对那些解构启蒙的话语，这些现实意义固然能够解释启蒙在当时的必要性，但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来对抗解构者在理论层面的一些质问和质疑。理论资源的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反启蒙”理论话语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来，反思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应该同时兼顾现实意义和理论反思两个方面。1980年的“新启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国学”语境中的缘故。实际上，它最应该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语境中。谈论1980年代是无法离开“”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肯定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说明后来者的反思一无是处或者毫无必要。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一些命题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是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因为“意义”从来就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当一种命题本身所附着的话语系统消逝或者转变之后，它的某些意义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依据。不同的语境也在置换不同的时代命题，一些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和选择，时过境迁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取消，这种话题本身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对于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强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而是如何面对19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来寻找和发展启蒙话语的时代命题。
二、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坚持启蒙立场
当下已经“无蒙可启”，这是“启蒙终结论”者宣布“终结启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现论资源的批评者，他们极力将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已经结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文学的“世俗化”走向所蕴涵的犬儒化色彩不仅毫无批判意识，反而积极地为之寻找理论支持。
后现代批评之所以宣布“启蒙已无必要”，是认为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素潜在地解构了启蒙的文化语境。所以捍卫启蒙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阐释，重新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不少批评家对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新阐释，丁帆就将当前的文学形态概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更多学者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的任务不可逾越，只要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历史就必须进行补课。持这种“补课观”的批评者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新国学”和“后现代”在“重估现代性”的旗帜下对启蒙主义进行清算时，高远东就以长文《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做出回应，十余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意义仍然不减当年。该文回应了“新国学”和“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质疑，指出了它们内在理路上的同构性，特别对后现代批评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反思启蒙主义有着具体语境，即便是在它产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又被加以误读。其实在西方被质疑的一些启蒙命题在中国并非都失去了意义。
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的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文化语境，而且增加了启蒙的难度。当下启蒙所处身的文化语境使它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首先，它必须延续1980年代未完成的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其次，它还要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挤压，对西方启蒙历史上业已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警惕；最终它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当下中国由于“文化滞差”的畸形现实而出现的新的蒙昧，这才是启蒙的真正难题。它既不能依靠启蒙主义的固有思路来解决，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来解读，而这些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并处于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
三、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
寻求批评的价值尺度和思想资源，是启蒙批评的最终落脚点。思想资源的找寻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返回历史，在历史中寻觅适合当下的理论资源；二是针对现实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体系构造。这两种理路在当下的启蒙批评中都有着自己的实践形态。在这个消解启蒙的语境中，启蒙批评的意义无须多说，这里我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们在返回历史和体系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先看返回历史的一路。将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的一种思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资源将启蒙话语合法化。新世纪来临，文学批评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确宣称“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他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尺度：“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而“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紧扣着五四现代人文精神的母题，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帜，是为了给文学和文学批评重新找到一个价值基点，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启蒙立场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该书的《绪论》阐述了全书编写的指导原则、方法和目的。在开头处，编者就阐明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编者在批评了当前批评界存在的“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等“反现代化立场”后，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的基本精神。’’
在反现代性和消解启蒙成为时髦的今天，作为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性尺度的坚持、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对“人的文学” 标准的高扬，这一切都因为难能而可贵，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场还是让人有些疑问。
以五四为准绳，以人性为底线，《新稿》一方面将“当代文学”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另一方面以启蒙立场对种种反现代、反人性的症候进行审视。这样，历史的“链条”～如编者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合乎逻辑。但是当代文学史是否就是一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对立统一的历史呢?在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文学史，显然是将复杂文学现象置于启蒙立场的准绳上衡量，很可能会遮蔽或误读一些作品的意义，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从而将复杂的文学史景观本质化。
同时需要商榷的还有“五四”这个精神旗帜，上述批评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文化旗帜的缘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五四精神?这一切都被一个“现代化”笼而统之地覆盖了。实际上，“五四”本身也蕴涵着不同文化精神，由它开始的启蒙运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外在的社会变动之外，与“五四”本身身分复杂和充满矛盾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固然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如果将它化约为“启蒙”并成为衡量后来所有时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一概用永恒不变的启蒙立场对不同文学时段加以梳理或评判，显然有些不太合适，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启蒙固然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但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担心这种启蒙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诸位主编如此高调地提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启蒙立场，针对的显然是当前批评界的一种消解启蒙、反对现代化的倾向，以此来重申启蒙立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如此看来，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不难理解。
回归“五四”，既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高调的姿态掩饰不住的仍然是启蒙批评思想资源的匮乏。如何探求新的启蒙思想资源，并重新激活它在当下语境中的潜在能量，建构当下新启蒙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些致力于启蒙思想研究的批评者关注的重心。
新世纪开始不久，一场关于“新启蒙主义”的争论将启蒙这个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话题重新置于学术前沿，这场争论是由张光芒的长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分析之后，张光芒试图对中国启蒙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构，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人”的问题是张光芒构筑新启蒙体系的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将启蒙的问题锁定在“立人”方面。围绕着“人性启蒙”问题，张光芒从历史、理论、现实层面上论述了对“新启蒙主义”的深层需求。历史地看，近现代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理论上说，1990年代以来，“现代性”反思的诸种学说将启蒙问题驱逐出理论视域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最后，“新启蒙主义”是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他认为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与偏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道德形而上主义”即是张光芒为当下“人性启蒙”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是他给中国屡屡挫败的启蒙历史做出的诊断。在批判了中国启蒙历史过于实用化的特点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
显然，“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借助文学启蒙来达到人性启蒙的最终目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虽存在着一定偏激，“但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意义”。在这个启蒙备受嘲讽、反启蒙的力量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却被一种“傲慢与偏见”裹挟着的当下社会，在这个蔑视道德、“人性最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道德的启蒙有着它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道德形而上主义”将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启蒙”分为三个层面，将启蒙的最终完成归结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方面，这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启蒙设想，是有意识将启蒙与现实中国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启蒙的辩证法”，而是“欲望的辩证法”。在这个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历史遗留的由封建土义，至专制主义造就的蒙昧，还要面对欲望化时代一种新的“愚昧与偏见”，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批评者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蒙任务而提出的一种路径。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文学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逻辑，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再者，如果我们还承认“启蒙”的内涵是将人“从蒙昧中解脱出来”，那么认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学蕴涵着道德“启蒙”色彩并具有“启蒙”大众的人生选择的观点虽不失新颖但不脱荒谬。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作者陈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无不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阐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果说“启蒙”是让自己具有自主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决不认为塑造了这样的“英雄”的文学作品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用。批评者弃“启蒙”的真正本质于不顾而大谈“启蒙”，无异于舍本逐末。
关键词:幼师班;儿童文学;赏析教学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语文教学实施了系列的创新改革。在小学语文教育里将儿童文学加入其中，主要是利用一些儿童文学形式的文章对学生实施教育，使学生能有效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及其蕴含的思想道德品质，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回顾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儿童文学与其发展有着很重要的联系，且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优势越发的明显，极大地改善了当前小学语文教学当中的缺陷。
一、儿童文学发展研究
儿童文学以其特定的受众命名，将受众本位思想的重要性充分展现出来，也体现了与其他文学有着很大不同的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质。在教育教学中，儿童文学不仅是为了满足思想启蒙的需求，更是为了满足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实施相结合的不可或缺的产物。儿童学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大责任，这个特殊的责任使得许多儿童文学家不断完善自我，创造出更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儿童思想的上进，充分体现出其在小学语文教育当中的功绩。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儿童文学也在快速的发展着，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逐渐形成了潜移默化的灵魂地位。此外，因为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及其结构不断优化，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得到良好的提升，有着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儿童文学这种教育形式的重要性，积极主动的采用儿童文学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进行塑造，培育儿童健康的人格特征，充分发挥了儿童文学的强大作用。对我国语文教育以及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国儿童文学的起源要追溯到“五四”时期，那个时期的思想启蒙深入人心，不仅是我国文学历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我国中小学生语文教育课程设置得以逐步完善的时期，儿童文学的产生及其发展为小学语文教育注入一股创新的新鲜血液。“五四”时期是属于各类思想演进及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各类文学得到鼎盛发展、获取成就的重要时期，儿童文学在这时候产生和发展是各大启蒙思想家所做的巨大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儿童启蒙教育以及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和优化，为现如今小学语文教育的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完善了小学语文教育的知识结构。思想启蒙阶段对儿童文学做出了详细的分类，它以年龄层次作为划分的方式把儿童文学分为与其相对应的阶段，这样的划分方法能对儿童文学进行有效整合，使其能满足不同年龄儿童身心发展的不同需求，充分体现了儿童文学的受众本位思想，展现了儿童文学的人文性特点，最重要的是这种层次划分方法为我国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素材归类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依据。在思想启蒙阶段，建立了将儿童文学作为课程标准列入小学语文的教育大纲之中，这个大纲是小学语文教育的执行依据，同时也是对小学语文教育进行创新改革的相关原则以及重要标准。所以，把儿童文学列入小学语文教育的大纲中的做法是对儿童文学的肯定，这种肯定不仅是因为儿童文学对儿童启蒙思想以及社会的积极影响，更是因为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有效运用，使其充分发挥了效用，促进了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
二、儿童文学赏析教学在幼师班中的有效应用
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科学与民主的基本论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符合时代的需求，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不仅是文化鼎盛时期的表象，更是为了满足一些特定人群对于知识与文化的渴求。儿童的求知欲绝大多数体现在其日常生活中，儿童文学家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个特点尽心创作，跟随思想变革的历史洪流，使儿童文学走上文化的领先地位，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使青少年儿童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得到提高，体现了社会结构的不断优化。小学语文作为学校教育的其中一种，其教育方式及水平的优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强调要顺应儿童本能及其兴趣，唤醒儿童对自身文学的关注。因此，小学语文教育作为学生启蒙当中的一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将儿童文化赏析教学应用到幼师班里，能促进幼师专业学生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在赏析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合适的材料。例如，在赏析《淘气包马小跳》这部作品时，该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的创作非常具有特色，其形象的创造突破了以往树立品学兼优的“榜样式”的主人公形象，他们虽然没有优秀的成绩，但是青少年应具有基本品质他们都是具有的。在《淘气包马小跳》中，马小跳是一个被老师认为的“坏学生”，没有优秀的成绩，而且淘气，但他却是一个勇敢、热情有担当的孩子。在《忠诚的流浪狗》中，他和另外三个小伙伴被误认为撞了狗，虽然被误会了，但他们仍然热情地将狗狗送去救治，还拿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压岁钱。后来，他们才知道狗狗是因为生病遭到了主人的遗弃。马小跳与伙伴同狗狗一起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最后这只狗狗被流浪收容所收留了。尽管，马小跳并非是一个学习优异的学生，但却具有勇敢、热情、善良等品质，这也是现代少年儿童所具备的特质，通过赏析可以发现马小跳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具有一定教育意义。
三、促进儿童文学教学的有效对策
1．丰富学生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是开展语文学习的关键，为促进儿童文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实施，教师应采取有效对策丰富学生情感体验，让学生深层次地了解作品。例如，教师在讲述《女生日记》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会到作品内涵，应对作品进行赏析，该作品的主人公是冉东阳，她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学生，尽管她不是最突出的，最漂亮的，但她却是许多男生心中的天使，同学马加父母出车祸之后，她主动照顾马加不满一周岁的弟弟，还在自己生日的时候送给妈妈12枝康乃馨，但她也会有成长的忧伤以及成长带来的困惑。通过作品内容的讲述，引起青春期女生的共鸣，让她们知道成长的道路上有快乐也有痛苦，有成功也有挫败，但无论面对怎样的局面，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总地来说，《女生日记》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极具现实的故事，它贴近生活，充满了孩子在成长期遇到的所有快乐烦恼，这种毫不避讳的创作中，给所有家长都上了一课，只有直面现实，正确的认识到成长中遇到的任何事情，才能对孩子起到真正的教育意义。
2．拉近与学生间的距离
儿童文学的受众本是学生，因此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显得十分重要，如教师在对《男生日记》进行讲述时，首先应对作品内容进行梳理，《男生日记》的主人公是吴缅，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这篇以日记形势记录吴缅成长过程的儿童文学，展现出了当代儿童成长中的快乐和烦恼。吴缅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男孩儿，他喜欢数学、电脑，经常会做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六年级毕业后，他和身为摄影师的爸爸一起领略了的风土人情，参加中学面试，为自己选择学校，还同妈妈一起参加晚会、表演节目，等等。吴缅的父母并不经常来往，但是在吴缅成长的过程中依然尽到了各自的职责，吴缅并不缺少父爱或者母爱。现实生活中，许多学生来自离异家庭，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创伤，严重影响到学生的生活和学习，通过《男生日记》的赏析，让离异家庭的学生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及重视，这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学习都能起到引导作用。单亲家庭成长中的孩子，并不全都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变得极端，只要父母尽到其应尽的职责，对孩子的成长并不会有太大影响，反而会让孩子更多的认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吴缅是一个有责任、热情的男孩儿，而吴缅的故事也影响了许多单亲家庭下成长的孩子。
四、儿童文学所带来的启示
儿童阅读对儿童成长具有促进作用，儿童时期作为受教育的关键时期，也是最为基础的课程，语文能力高低会严重影响到其他课程的学习。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教学的开展能促进儿童文学素养的全面提升，教师的阅读指导应当有明确的目的和要求，以避免指导的随意性和与课堂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在“五四”思想启蒙的时代背景里，小学语文教育有效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依托，是儿童文学进行创新、改革的背景，这个背景使儿童文学发展成为我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内容，成就了儿童文学的特殊地位。所以，小学语文教育是儿童文学发展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儿童文学的发展引发了时代对于儿童及其思维、发展模式的深入研究，使其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小学语文教育中不能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课程设置的重要资源。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成为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模式，小学语文教育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使儿童文学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而儿童文学的发展使小学语文教育变得更加科学，符合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和知识需求。
五、结束语
对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进行探析，可以发现儿童文学的发展及其改革创新是与小学语文教育的改革同步进行的。由于历史与社会的需求，人文与学术的突破，儿童文学才可以发挥出自身的重要作用，使小学语文教育能形成特定的教育模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的进步，只有对小学语文教育进行创新改革，提高儿童文学水平，使两者能有效结合，延长教育弧线，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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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莱辛 《拉奥孔》 美学 群雕
1.引言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年）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文艺批评家、剧作家，德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奠基者，德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歌德和席勒的直接的先驱。别林斯基谈到德国民族文学的诞生时说道：“德国文学的革命不是由一个伟大诗人开始，而是由一位智慧而刚毅的批评家莱辛来完成的。”这句话说明了莱辛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1766年，莱辛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拉奥孔》（Laokoon），他通过比较雕塑“拉奥孔”和史诗中的“拉奥孔”的不同，深入细致地提出关于诗的特殊规律的思想，关于诗的规律与其他艺术规律相区别的思想。这对当时的德国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并成为后来文学上现实主义美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19世纪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科技高度发达、审美艺术百家争鸣的今天来重新审视这部美学巨著有深刻的意义。
2.莱辛《拉奥孔》的基本观点
莱辛的《拉奥孔》论证了诗和造型艺术的区别和界限，阐述了各类艺术的共同规律性和特殊性。
莱辛认为，一切艺术皆是现实的再现和反映，这是艺术的共同规律。只是绘画、雕刻以色彩、线条为媒介，诉诸视觉，其擅长的题材是并列于空间中的全部或部分“物体及其属性”，其特有的效果就在于描绘完成了的人物性格及其特征；诗以语言、声音为媒介，诉诸听觉，其擅长的题材是持续于时间中的全部或部分“事物的运动”，其特有的效果则是展示性格的变化与矛盾和动作的过程。他还讨论了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刻和时间艺术的诗是可以突破各自的界限而相互补充。绘画和雕刻可寓动于静，选择物体在其运动中最富于暗示性的一刻，使观者想象这物体在过去和未来的状态。诗可化静为动，赋予物体的某一部分或属性以生动如画的感性形象。莱辛看到了文艺的共同要求，就是赋予描写对象以生动的、丰富的具体形象。就各类艺术所表现的美学理想看，“表达物体美是绘画的使命”，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诗则不然，它所模仿的对象不限于美，丑、悲、喜、崇高与滑稽皆可入诗。［1］
3.莱辛《拉奥孔》的历史意义、地位和作用
莱辛的《拉奥孔》诞生以来，一直受人关注，对它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
朱光潜认为：“《拉奥孔》这部美学著作不但是德国古典美学发展中的一座纪念坊，也是启蒙运动的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这部著作涉及了当时德国文化界一些争论激烈的根本性的问题，它的联系很广泛，而它的内容也很丰富深刻。”［2］
歌德说：“这部著作把我们从一种可怜的观看领域引到思想自由的原野。这样久被曲解的一句话‘诗犹如画’忽然被清除了，造型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区分明晰了，两种艺术的顶点从此分开了，虽然它们的基础非常接近……这种美好的思想，犹如闪电一样，照亮了我们，一切到现在为止还在起指导作用的批评都像是穿旧了的上衣一样被抛弃了。”［3］
《拉奥孔》对美学的主要贡献不仅仅在于一些个别论点，还在于对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推动力。《拉奥孔》一出版，立即引起德国学术界的普遍的重视和热烈的讨论。对《拉奥孔》给予高度关注的还有席勒、黑格尔、马克思等世界一流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
4.莱辛《拉奥孔》的局限性
莱辛的《拉奥孔》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朱光潜指出，在《拉奥孔》中，莱辛仿佛把文艺看成一种独立的而且孤立的自然现象，与社会基础并无直接的关联。
莱辛的这本著作副标题为“论诗与画的界限”，但他却主要分析的是雕塑，以它代替了对画的分析。雕塑同绘画同是空间里的造型艺术，本可相通，但雕塑是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表现型，绘画是在一个平面的二度空间里表现型，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莱辛美学思想的另一个弱点是它缺乏辩证思维。莱辛一方面承认，现代画已经能够模仿自然的一切，美的事物只不过是自然中极少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他为了维护“美”这一所谓的“艺术的最高原则”，而把形象丑排斥在绘画题材的范围之外。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5.结语
《拉奥孔》对诗学、文学和美学的发展具有的革命性的意义，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今人在学习、研究和探讨莱辛的《拉奥孔》及其美学思想时应该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客观正确地去审视和评价。
参考文献：
［1］张潇月.浅析莱辛美学名著·拉奥孔［J］.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学报，2008，（4）：24.
［2］莱辛著.朱光潜译.莱奥孔［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学界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便从未停止。尽管当代文学能否成史迄今仍存有争议，但通过对文学现象的删繁就简，当今的文学史家业却已然构筑起了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经由文学史写作所建立起来的文学谱系，能否恰切反映历史的真实？它是否真如文学史家所言，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学链条”？事实上，当我们在今天重新检视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就会发现这种“连续性的文学链条”仅仅还原和解释了文学史事实的某个侧面，而潜隐于文流之外的种种边缘话语，却均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付之阙如。那么，文学史家究竟是基于一种怎样的理论认知建构起了当代文学的文学谱系？
一
在解释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时，文学史家通常认为，一种文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信任何一种文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这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则是本质主义者的天然使命。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连续性概念的寻求，其结果便是对纷繁芜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某种规律性的整合。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文学史写作已在事实上构筑起了一个以文学谱系学为表征的文学史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文学史中的那些连续性概念，“不连续性的概念”反而“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恰如某些论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整体叙述中，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之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被简单处理：“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类似的不连续性显然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建的文学谱系。实际上，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文学史家会主动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连续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说家在文学史中的暧昧身份，只不过是文学史家对于史料进行“组织”和“分配”的结果。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反本质主义者的挑战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为反本质主义者对历史边缘性话语（如不连续性概念）的重视，必将摧毁他们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而文学谱系学这一“历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学史家眼中是“历史”本身的代名词——在本质主义的迷思中，文学史家也许并不关心“史实”这一历史内核，反倒对文学谱系学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这一历史形式被抹杀，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由文学史家组合而成的知识共同体面临解体，毕竟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势必会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虚构”本质。那么，这一知识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当代文学史事实进行组合虚构的叙述意图又具有怎样的理论考量？
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对他们而言，求善的启蒙诉求似乎远大于求真的知识学原则。为改变这一学风，一些研究者适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
“纯文学”的提出，与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将文学从知识的谱系中单列出来，如何在文学史内部寻求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已经成为了一批学院派文学史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深陷各类知识的包围，只有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中，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分析和建构文学自身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才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确切地说，这种理论期待其实已经隐含了八十年代文学史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迫切需要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希望通过本质主义的科学概括，提炼出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律。倘若真能寻求到这一规律，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或历史的文化附属品，它会因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特征而独立于其它知识，并且在一种自足的文学谱系中获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观之，不论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均能证明文学史家已经具备了某种相似的文学史观，由此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自会在“组织”与“分配”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发挥其构筑文学谱系学的叙事意图。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界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兼具社会学和文学谱系学，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知识共同体中，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於可训和陈思和诸位先生将其文学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书中予以了详尽表述。尽管这些论著对文学史材料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均代表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文学史观却受到了本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描画的文学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断裂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他们的整体性叙述中寻求到历史源头。文学史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奔腾不息的文学主流，倒不如说是对文学河床的重建。那些边缘性的文学支流，以及诸多不连续性的文学潜流，也只能在他们预设的文学河床中各寻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说史为例，在这一知识共同体对各类创作现象进行“组合”与“分配”的整体性叙述中，八十年代小说的文学谱系已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它知识的现代性品格。伤痕、反思、寻根直至先锋小说的文学谱系，不仅串联起了当代小说的历史主流，而且也在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中自成一脉。在这一文学谱系中，伤痕小说的兴起，是新时期初中国作家“”记忆的整体呈现，也是“五四”新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而反思小说的缘起，则是伤痕小说家愤怒情绪的理性升华；至于寻根小说，无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说对文化问题的持续叩询。相较之下，在解释先锋小说这一明显断裂的文流时，文学史家对其历史源头的追溯便显得十分谨慎，但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多元论，还是文学现代性的实验论，都不能掩盖这一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他们确信，正是因为此前小说潮流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才在文学内部催生了一种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而这种现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也预设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格。就此而言，先锋小说的形成恰是自伤痕小说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文流与文学史家“预期的‘世界化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在讨论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时，便格外看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只有彰显这一异域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充分提炼出八十年代小说致力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规律，也唯有这一规律，才能构筑起从“伤痕”到“先锋”这一八十年代的文学谱系。
三
【关键词】寓言 幼儿教育 道德启蒙 美感培养 认同感培养
寓言是民间文学中历史悠久而生命力强大，并且影响广泛的一种文体。从公元前三千年的苏美尔寓言算起，寓言已经有了5000多年的历史，其产生的时间仅仅晚于神话与原始歌谣。寓言将哲理寄托在一个形象的、劝谕或讽刺性的故事里，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伊索寓言》 是一部世界上最早的寓言故事集。中国古代寓言早期多是一些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豪壮情怀的知识分子阐释自己的主张、施展自己的抱负的最佳“武器”。但不管是西方的《伊索寓言》，还是中国古代寓言，这种在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拥有短小精悍的语言、清晰深刻的寓意，实为文学作品中的瑰宝。因此，将寓言运用到幼儿教育中，也是不可不做的。
一、深刻的寓意――道德启蒙
幼儿期是人的成长历程的关键时期，幼儿的价值观和认同感都处于尚未形成的阶段，是容易塑造的时期。道德寓言是一种反映群体道德观，对违反道德的现象进行劝诫的小故事。由于寓言篇幅短小、完整连贯，与幼儿的欣赏适应能力相适应，因此更容易让幼儿接受。其实寓言的启蒙作用，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在雅典，《伊索寓言》是儿童故事的主要来源。在学校里，低年级的学生从中学习民间的智慧，而高年级的学生利用它们进行修辞训练。罗马的著名教育家昆提利安在自己提出的教育计划里，将《伊索寓言》列为儿童入学后首要接触的读物。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在理性思维还不够发达的古代，使用寓言说理是一种大智能。清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认为：“古代的笑话专尚风趣，内容缺少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只能用来助酒。伊索之书，则既可使儿童得到乐趣，又能使他们逐渐领悟物理之心，于发蒙大为有益。”
幼儿阶段是发展理性的重要阶段，因此，借用寓言这种含有隐喻或者暗示的方式，可以对儿童进行早期的启蒙教育。如《伊索寓言》中《狼来了》的故事，让孩子形象地感受到什么是诚实以及为什么要诚实，从小懂得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学会诚实守信的做人道理。以龙为民族象征的中国，《叶公好龙》的故事家喻户晓。故事中的叶公并不是真正地喜爱龙，降落人间的真龙把他吓得魂飞魄散，这就告诉幼儿做人要表里如一，不要虚情假意。另外，中国人喜欢用麒麟、凤凰这两种代表吉祥的动物来说明某些道理。冯梦龙《笑府》中的《蝙蝠不至》，便是利用凤凰、麒麟、蝙蝠三者的故事清晰地刻画了蝙蝠处世滑头的心理，借以讽刺那些爱耍两面派的人，告诉幼儿不要自私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人、对事、对物。
二、故事的表述――美感培养
寓言的表述是简洁、凝练的，它使用极其简洁的警句式的语言，发人深省，启迪智慧，因此，寓言具有语言美的特点。寓言故事形象生动，精细简练，简洁质朴，它极少有臃肿的结构、烦琐的描绘、冗长的议论，而是三言两语就能勾勒出一个可感生动的形象来。另外，寓言中含有大量的文学表达手法。夸张，能够突出事物的特征，也塑造了很多大家熟知的典型形象，比如狡猾的狐狸、懒惰的兔子；拟人化，能增强乐趣，丰富情节，使所有事物都变成会说话的生命体。当然，我们在给儿童讲寓言、读寓言的过程中，很少关注到寓言中文字的表述，可能孩子们也不会理解这些手法，但是先前的接触能够让儿童有足够的文学阅读经验，从而发展他的文学阅读理性，发展对美好文学语言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寓言也是一种对幼儿进行文学审美教育的手段。
中国有众多的成语都是由寓言提炼加工而成的，如“愚公移山”“叶公好龙”“守株待兔”，这多半是因为寓言故事本身就有很强的概括力，故事的叙述本身就非常简洁明了。而寓言中，精炼的、浪漫的、质朴的语言特点，也充分体现了文学中的艺术表达特色，因此，借助寓言可以让幼儿感受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美、形象美、结构美，发展对美好事物的了解与认知。精简的语言让幼儿知道并不是复杂的事物才最吸引人，简单有时也是另一种美；夸张、拟人化的手法让幼儿知道在不失真的基础上，怪诞的形象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三、民族的内容――认同感培养
民族认同一直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共同关注的一个交叉领域。关于民族认同的含义，以往一些研究将民族认同的界定局限于种族划分和国家归属。但是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民族认同的内涵也在逐步拓宽，更关注成员对民族文化的接纳，或者更强调对本民族价值和态度的共享。一般情况下，很多人会把民族认同等同于种族认同。的确，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比如种族认同更多是从体貌特征、基因、肤色等生理维度来界定，而民族认同更关注的是社会维度、文化维度。因此，民族认同强调的是本民族文化、价值观、民族信念的认同。我国较早研究民族一体化问题的民族学家先生认为，从本民族实际情况出发，民族认同感指的是对由众多民族集合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国外研究发现，儿童在5岁以后就会产生民族分类意识，并产生内群偏爱，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感的培养是必要的。
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认同感产生的源头和认同的基本内涵。寓言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因子。一个民族常常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进行自我识别和认同。因此，寓言教学中教师的有效引导，可以让幼儿感受民族文化的真谛。而民族文化的熏陶，会让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充分渗透并体现在每一个幼儿的实际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对本民族的认知与认同。例如，《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这篇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即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墨守成规是不可取的。《亡羊补牢》告诉我们知道错了，能够及时悔改也是不晚的，其中也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忧患意识。
综上所述，寓言在幼儿教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寓言不可避免地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有的甚至是必须淘汰的糟粕。因此，不加分辨、不加选择地“拿来主义”、照抄照搬是不合理的，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取舍地加以选择，争取做到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王舸.《韩非子》寓言的批判性研究[J].学理论，2015（02）.
[2]周蓉.动物寓言式讽喻小说创作手法之比较――以《动物庄园》与《猫城记》为例 [J].名作欣赏，2015（01）.
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为“拟”许钦文而作，更意在扶持许钦文。从表象上看，许钦文的创作成功，是一位大师对一个后学的提携与扶持，但作家间的师承关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从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考量，许钦文的创作出自鲁迅的精神嫡传，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两者共同的文化传承背景。同一文化土壤的滋养使他们在文化人格、思维特征、审美倾向上颇为相同，从而能够实现更多的精神沟通。地域文化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往往会对作家的文化人格乃至文学创作发生重要作用，此种精神资源的自觉承传，必使鲁迅与许钦文在乡土写作上的师承关系有了更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此可以作出多方面探寻，下述几点，是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其一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意识，造就了作家开拓进取精神的趋同。越地的“面海”环境是越人走出封闭、外向拓展的重要地域因素。“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 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方式，使古越文化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一种好动善变、外向开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此种精神前后相续，内化为越人开拓进取型文化人格，流淌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在近现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得到加倍的张扬。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故乡到外地，从域内到域外，广纳博取异质文化，终于造就一代文化伟人。这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精神的集中展现，对后起越地作家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感召。许钦文的青年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时代潮流风云激荡，他不甘于无所作为，反感于故土封建传统陋习甚深，毅然来到北京谋生求学，接受新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鲁迅的感召。他到北京后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主要是仰慕时在北大任教的“乡贤”鲁迅之名，对鲁迅的授课是每课必听，于是就有了从鲁迅那里直接受教的机会。北京的生活与学习，为他获取了坚实深厚的思想文化储备，对他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乡土文学家至关重要。鲁迅在评述许钦文的乡土小说时，曾称其为“侨寓文学”，意即此类乡土文学非在故乡产生，而是“侨寓”外地所作，作者“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 1 ](P255)。这是对此类小说特质的精当概括，当然也揭示了作家具有鲜明的外向拓展意识。正是由于未被都市流浪生活消弭的浓郁乡土情结，所以与鲁迅一样，虽身处异地，仍心系故土，他的创作也常常带有鲜明的越地区域性特征。其二是在秉承越人强烈的反传统方面表现出精神趋同性。越文化中的刚性质素蕴含着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激烈的反叛精神，鲁迅几乎先天性地对故乡特立独行、富于叛逆和反抗的精神进行了自觉的承继与张扬。他最为推崇的越地先贤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尤其对起于越地的“浙东学派”的启蒙先驱敬仰备至，如明末流亡异乡的“逆民”朱舜水，以身殉节的文学家王思任等，并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由是遂有鲁迅“硬骨头”性格的形成，也才有其创作中对旧文化思想体系的摧枯拉朽的批评。
越文化人格中的坚硬品性，亦铸就了许钦文的文化人格。他自觉承继了越文化“刚硬坚韧”的精神特质，极其敬仰“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强的魂灵”，并在作品中数次表达对富于叛逆精神的“乡先贤”的向往，诸如躬自蹈厉、坚忍犷悍的越王勾践，批判神学化儒学的东汉思想家王充，重气节操守的明末思想家王思任、刘宗周等，无不成为其仰慕对象，每每行诸笔端，表达崇敬之情。他和鲁迅一样，经历了家道中落及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使其能深味人间苦难，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原始残酷的传统乡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悟，而对故乡下层民众的同情又使得他情系故土。于是，许钦文与鲁迅的乡土写作，便有了创作视角与精神指向的惊人一致: 特别能感受传统“无意识”笼罩下农民灵魂的痛苦与精神的愚昧，并给以艺术的表现。其三是基于对越文化民间艺术的共同喜好，在审美倾向等方面产生诸多共同点。鲁迅习惯于在反常的艺术思维中解构传统与正统: 他绝不重视“正统”或“正宗”，“却另外去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即着力于发掘被压抑在民众潜意识中的本真的生命形态。他喜欢看越地的目连戏和赛会中的“无常”，他赞扬“女吊”是“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正源于鲁迅试图用民间“异端”的鬼怪世界去颠覆正统的但却是虚伪的现实世界。许钦文亦对传统文化中那种“正统”的伦理道德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曾回忆“记得幼时看‘大戏’、‘目连戏’、‘跳吊’总要到半夜后，虽然未到半夜已经疲倦，但我也要熬着看了才肯回家”。正是由于“女吊复仇的坚决很感动人”，“女吊的本身是美的，她受苦，被迫害，使人感动”[ 7 ](P59)，故此，他的小说集《故乡》封面即采用了友人陶元庆所画的复仇之鬼“女吊”形象。他还从小喜欢看社戏《白蛇传》，尤其对于横加干涉并压迫别人个性自由的法海和尚，充满了愤怒。越文化中这一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在他青年时期即可见端倪: 面对家庭的包办婚姻，他与妹妹联手反抗，走出了家庭，终至被“驱逐到异地”。同鲁迅一样，此种思想也灌注在他的乡土写作中，作品渗透着他对自由与民主的呼唤，对专制和愚昧的反抗，从而与越文化思想精髓贯通了精神联系。
创作文本: 承续鲁迅的乡土言说
许钦文的乡土写作承续于鲁迅，不仅可从文化接受越文化视阈下的乡土言说——— 许钦文师承鲁迅的乡土小说独创性意义源上发见，考察两者的创作文本，此种精神内涵的承续性可以获得尤为明晰的呈现。基于对传统文化下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深入体认，鲁迅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故此，鲁迅的乡土小说落笔于深远的历史文化积淀，透过对越地乡风民俗的细致描绘，深刻剥露传统中的负面因素，包括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犀利的剖析。承续鲁迅的这一创作思路，许钦文的小说也在审视乡土、乡村批判与解剖封建宗法制度中展开，既渲染面对故乡昨是今非的感伤和失落，更表达对乡土中国人生悲剧的深广忧愤，表现出越文化“土性”深重的一面。两相对照，不难看出许钦文小说所展示的乡村文化内涵，在诸多层面上承续着鲁迅的乡土言说。环境设置。小说设置的场所、环境，即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也往往成为一种文化符码。鲁迅乡土小说中的环境设置在“鲁镇”、“未庄”或“S 城”。这里蒙昧、封闭，封建礼教盛行，带有越地地域文化的鲜明印痕，亦是古老传统文化的缩影。许钦文的不少小说描写的是鲁迅同一的“故乡”，小说背景就径直指为“鲁镇”，有时则用“鲁镇”所属的“松村”，显示出两者的直接关联。诚如杨义所说:“以‘鲁镇’和鲁镇所属的‘松村’作为故乡的代名，透露了这些作品与鲁迅小说的乡土因缘和文学因缘。”而背景设置的相似性，正表明了文化内涵的同一性。与“鲁镇”和“未庄”一样，许钦文笔下的“松村”也是一个闭塞守旧、落后愚昧的地方。小说《老泪》以“松村”为故事背景，回叙一个70岁的老太太彩云坎坷的一生，表现的正是对越地传宗接代落后民俗的批判。小说《鼻涕阿二》的环境设置也在“松村”，作品展示的“松村文化”特征更酷似鲁迅笔下的“未庄文化”:“维新势力虽曾一度影响这个村子，但犹如一阵清风吹过池面，过后还是老样子”;“人力车夫比起轿子，本来是一个进步，因为一个犯人坐过这种车子上法场处斩，反维新的人就说这种车子是‘杀头车’，讲人道的维新家也不敢坐了”;“自由恋爱传到村上，但自从一只大黄狗与一只癞皮狗在路上交尾，被人呼做自由恋爱后，就变成污秽的名称了”;“松村人重男轻女，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松村人尚‘藏拙’，有着‘毋多事，多事多败’的格言”和“‘有力的就是有理的’习惯”，如此等等。这些描写，只要稍作对照即可发现，“松村人”的陈腐观念、处世哲学与《阿 Q 正传》中的“未庄人”简直毫无二致，它深刻剖示了古老乡村的陈规陋习，承续着鲁迅的笔触作深入开掘，无疑深化了许钦文小说揭示的文化意义。风俗习惯描写。#p#分页标题#e#
民风乡俗的落后与野蛮，在乡土小说家笔下往往构成他们对宗法制社会犀利抨击的锋芒指向。在鲁迅小说中，祝福祭祀、捐门槛等风俗习惯成为他展开文化批判的切入口。许钦文亦如此，借助剖析风俗习惯的阴暗面以加强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蕴。如《老泪》写乡村的“接种”习俗: 彩云丈夫临死时，要她和别的男子“接种”，以便产下“遗腹子”为其接续“香火”，这给彩云带来无穷的痛苦。小说中关于松村妇女烧香拜佛的描写，写媒婆做媒的种种繁琐习俗，无不令人啼笑皆非。此外《鼻涕阿二》中关于对死人超度的迷信习俗，以及《过年恨》中关于浙东过年的禁忌习俗，也都是落后愚昧的文化心态展露，可以在鲁迅小说中找到印迹。落后的文化心态总是在隔离的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土性”深重的乡民总是难以摆脱狭隘的眼光造成悲剧。许钦文的小说也表现了乡民们这种蒙昧的文化心理。《石宕》以采石工人毙命石窟的惨剧为叙事焦点，又以村人为谋稻粱，自甘冒险，前赴后继，仍采石为生的凄境作结，以沉郁凝重的笔触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意韵悠长又感人肺腑的展示。因此，有论者认为:“‘土性’在他那里，可以说无论是坚硬为石还是凝结为血，都有一个共同指向——— 刚劲，而刚劲背后映出的却是愚昧与悲哀，其蕴涵的文化批判意味是不难体味的。”病态灵魂的刻画。本着揭示国民劣根性并设法疗救的根本目的，鲁迅的创作“始终紧紧抓住‘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其乡土小说正是以病态灵魂的深入剖析而直击古旧中国的本质所在。承传鲁迅的创作精神，许钦文也用生动的笔触刻画了诸多求做稳奴隶而不得的奴性形象。《鼻涕阿二》是最典型的例证。小说描写宗法制社会毁人于无形的冷酷: 因是二胎女儿而为全家鄙视，落了个“鼻涕阿二”的绰号; 生活加于她的每一苦难都是“默默服从”，丈夫阿三沉水死去，婆婆把她卖给一家姓钱的，“她并不觉得怎么样”，同样默默承受。一旦为人作妾，从此灾祸丛集，为“争取做人”，她虽用尽心计，耍尽手腕，但仍到处受欺侮，最后死于困窘，连在丈夫的牌位上刻下自己名字的资格都没有。在阿二身上，既有祥林嫂式的无知、麻木，又有阿 Q 式的“精神胜利”: 在经受重重欺凌之后，她稍有机会，便去欺侮比她更弱小的女性。小说揭示了依据封建等级制判断个人价值，进而规定个人命运的乡土生活逻辑与社会心理，写出了宗法制乡村人的心灵扭曲与悲剧性人生轨道。其小说的病态灵魂揭示，注重社会价值，谙于心理分析，当他将思想内容与心理分析技巧圆熟地结合起来运用时，便能产生鲁迅式的忧愤深广的现实主义效应。妇女悲剧命运探究。鲁迅在表现古老中国苦难乡村的不幸人们时，常常把视线投向承受更多重压迫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写出了《祝福》、《明天》这样的传世名作，这对出于同一地域的后起乡土小说家也是一种有力的感召。许钦文也有不女题材作品，承续着鲁迅对妇女悲剧命运进行探究。《老泪》从批判落后习俗视角切入，表现一个妇女的悲剧人生: 因丈夫早死，她只能通过和别的男子“接种”而生下“遗腹子”。儿子长大讨了媳妇后，不料死了儿子，于是又为媳妇招来“女婿”，却又死了媳妇。其悲剧命运，颇近于《祝福》中的祥林嫂，这里当然有对“传种接代”习俗的讽刺，但集中批判的是封建传统观念。《大水》表现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女子的一生，造成妇女的终生痛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疯妇》是从另一个视角探究妇女的悲剧命运。作品写农民双喜之妻，本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妇女，她希望得到丈夫的爱，追求美好的生活，因而总是喜欢穿戴着丈夫买给她的漂亮服饰，站在河边凝神眺望丈夫回家的方向，但这却招来了婆婆与村中长舌妇的交头接耳、飞短流长，让她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发疯死去，旧的礼教扼杀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作品写一个儿媳妇被逼至疯至死的故事，并没有简单地将此归咎于婆婆的个人品质，而是引导读者将审视的目光越过俗套的婆媳不睦而投向作为人物生活背景的封建礼教，以引起人们对妇女价值的重审，无疑对妇女的悲剧命运有更为深入的开掘。
“领路”效应: 乡土写作的价值提升
在文学史视野内，鲁迅开拓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范式，成为这一派文学的领路人，其“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苏雪林曾评述: “自从他创造了这一派文学之后，表现‘地方色彩’，变成新文学界口头禅，乡土文学家也彬彬辈出。”[ 14 ]许钦文便是此种“彬彬辈出”者之一。由鲁迅“领路”，他踏入乡土文学殿堂，其师承鲁迅以越文化为背景的乡土言说，体现了越文化精神的现射，其创作显示了较高的艺术品位，乡土写作的价值由此得以大大提升。此种师承经验和“领路”效应显示出丰富内涵，值得认真总结。首先是选择特定文化地域观照乡土，为乡土言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越文化除了“远传统”显现刚健风骨的古越文化精神，还有“近传统”即宋明以来由“浙东学派”开启的启蒙文化思潮显示的强大影响力，正如梁启超所说，出于浙东的启蒙文化思想已处在当时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它成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动力”，由是遂有近现代浙江启蒙文化甚盛的态势。这与五四反封建传统、实现人的精神启蒙的特定时代要求相遇合，便显出特殊意义。对于五四新文学而言，表现启蒙的最佳视角即是乡土。由于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业老家”，因而从文化根底深挖开掘“土性”浓厚的乡土中国，便走向了改造古老民族文化的启蒙之路。鲁迅作为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开掘中看到了乡土表现的巨大潜力，才有其对乡土文学的深情关注。在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精神的引领下，许钦文也把鲜明的理性批判锋芒投向乡土文化和它的集体无意识。其创作中关于对古老乡村民风民俗的文化批判，关于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启蒙，关于女性命运的文化关怀，以及关于乡民生存状态的文化观照，等等，都有着独到的发现与艺术表现。其创作以“土性”基调融入“五四”乡土文流中，改变了五四小说的发展方向，提升了乡土文学的品位，其价值是颇引人注目的。将小说视角移向色彩丰富的乡村精神领域，丰富了“人生”的表现内容，弥补了“五四”初期文学缺乏生活实感的欠缺。其以清新的泥土气息吹拂文坛，也延伸了新文学启蒙的广度和深度，不啻使“五四文学”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其次是以独特的乡土视角表现重要的文化命题，特别是延续了由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蕴含改造国民性重大主题的文学传统，深化了乡土写作的文化蕴涵。鲁迅作为文化先哲，率先以深邃而远见的目光看到了描写“老中国的儿女”之于改造国民性的意义所在，乡土小说即是其观照国民性的重要视点。在《故乡》、《阿 Q 正传》、《风波》等作品中，鲁迅从生存与精神双重视角观照毕生受着压迫的农民，尤注重乡民悲剧人生、精神病态的描叙，寄寓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许钦文是在鲁迅的直接引领下走上乡土写作之途的，秉承鲁迅教诲，自然也会把写作重点移向反封建、改造国民性等的探索。正如他后来所提到的，他是跟着鲁迅学写小说的，“当时鲁迅先生是在指导我们揭发封建制度的罪恶”，要“注意反封建，攻击旧社会黑暗的根源”。#p#分页标题#e#
其创作也是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生活中取材，着重剖析沉浮在破屋下灰色人生中的“受难的灵魂”，力图从老中国儿女的心灵深处寻绎民族悲剧的病根。如《步上老》叙写乡民的悲苦人生，主人公纯朴忠厚，长年辛勤劳作，仍然无法摆脱颗粒无收饿肚子的结局，而其“上门女婿”的身份使他一辈子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则写出了乡民的精神痛苦。《难兄难弟》、《风筝》等小说，同样写出了勤劳节俭的农民物质匮乏与精神受戕害的双重苦难。在这些小说中，他将笔触伸入到传统文化中积习难返的陋习弊端，于对乡土风俗的反思中展开激烈批判，探寻改造民族文化，使之走向现代化的深邃意义。再次，透过“民俗文化”这一最佳窗口，表现乡村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拓展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在乡土观照中，民俗文化描叙，最能切入本真的乡村生活，也最能体现地域色彩。因为民俗表现的是“一种民族的区域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当我们从文化这一视角去审视民俗时，它就不仅仅是民俗与文化的结合，而是一种对生存方式的解读和进入了”。正以此故，无论是鲁迅还是许钦文，在其乡土写作中都非常注意风俗民情描写，为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题材多样的、色彩斑斓的越地民俗画。自然，越地民俗存在多样形态，但“随着第三次海侵的开始，越族祖先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化，灿烂的河渡文化被迫中断，所以，直到春秋战国，初民尚处于愚昧状态，民风也很落后。秦汉以来浙东尚多各种迷信祭祀，禁忌、巫祝、厌祝、招魂尤见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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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即为未从事基础教育的学习者学习文学的基础课程。对于这一课程，教育学者和专家都抱有极大的重视，一方面，《儿童文学》教学课程的设置为小学教育方向的学生了解相关儿童文学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儿童文学》是小学教育方向的学生在文学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承载，《儿童文学》的学习方向和特点就注定了儿童文学普及的重要性。然而，我国现有的《儿童文学》教育却存在有各种弊端，这些问题来源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价值观的缺乏以及专业课程设置不当等。因此根据目前对《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和个人经验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
《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作为语文素质培养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儿童文学一直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关注，这也使得儿童文学教学在教学课程中的设置至关重要。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体现外界对儿童文学教学的重视程度较低，中小学教师对儿童文学专业知识缺乏等现象，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与高等院校《儿童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想改变现有儿童文学发展受困的局面，对《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显得尤为必要。
一、我国《儿童文学》教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思想观念的落后我国小学基础性教育教学历经百年，但是思想观念却还停留在封建时期的观念中，很多人以为儿童教育只是代替家长对学生进行陪伴。家长认为小学生教学不在于知识的培养,那些文化知识都会在日后的较高级教育中教授，对于文学教育更是淡化，这样观念的形成导致大量的中小学教师缺乏对学生文学素质的整体培养以及语文素质的教育，使得《儿童文学》没有起到对日后素质形成铺垫式的作用。这样的局面对于儿童文学素质的培养有着重要的障碍性，不利于实现素质教学的推进。
2.价值观的不正确随着各种“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之类口号的提出，很多家长在学生的能力培养中很下功夫，但是大多都流于艺术形式，各种舞蹈、音乐、兴趣班，不仅给了儿童很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得文化知识变成可有可无的事情，然而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很必要却不应该淡化原有的文化知识教育，而文学素质的培养更是需要在学生刚开始接触系统学习的时候加以引导。然而几乎没有家长会注意到学生文学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就给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院校传递了错误的价值导向，不利于实现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
3.专业知识的缺乏在基础教育中，中学教师急功近利片面地追求升学率，小学教师往往只重视课堂教学形式的多样化而缺少对儿童文学的引导，而幼儿教师的专业化程度更低，即使教育部一再要求幼儿和小学教育教师的学历必须在本科及以上，但是,我国幼儿教师的特点依旧是学历低层化，无论是人格魅力还是素质教育都很不完善，甚至很多教师自身就心智还不成熟，更加不可能为初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模范作用。除此之外，很多偏远农村教师视野狭窄，阅读量不大，图书资源匮乏，甚至很多孩子只是单纯地学习拼音，学习课本上的内容，对于课外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避之不及。这些教师能够带给学生儿童文学上拓宽的程度可想而知。
4.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据调查，高校师范类中文系开通了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的学校屈指可数，即使有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等专业开设了儿童文学课程，课时也是大大缩减，而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如果对这样的情况还听之任之的话，在不久后很可能出现高校中文系再无儿童文学课程的局面，学校本身对于儿童文学的忽视使得社会普遍对于儿童文学的认识存在误区，这样不合理的课程设置必将会对儿童文学的日趋消亡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要想实现教育素质的全面提升，课程设置的改革必须要得到大家的重视。
二、《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1.《儿童文学》教学与儿童道德素质萌芽作为小学教育专业中文方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儿童文学》完全按照我国教师的现代化教学环境的选择和要求，充分体现了儿童教育低龄化的特点，旨在全方位地帮助基础教育者掌握所学文学知识与理论，使其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一方面，它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儿童文学》的学习，很好地了解儿童文学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加大学生知识面的发散与拓宽，认识到儿童文学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儿童文学》的教学，可以加深基础教育者对于常见的文学文体和写法的了解，从而培养儿童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欣赏的能力，对以后学生学习文学起到重要性的作用。因为儿童文学最契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通过儿歌、童话故事或者寓言故事让儿童明辨是非，认识真假善恶，形成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者掌握儿童文学的这些特征，能为以后的道德思想教育提供前期的理论铺垫，更好地为日后的教学打下基础。依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知识启蒙和道德培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贴近于儿童的生理状态和成长轨迹，具有很强的操作意义和启蒙价值，值得重视的是《儿童文学》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儿童的道德素质初期萌芽。
2.《儿童文学》与基础教育者的素养培养儿童文学的出发点不是要求初学者掌握多少文学知识，而是儿童文学作品完全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要求，它能够引导学生认识世界，领悟生活，逐步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从而推动他们的思维发展。教育专家一直在讨论学生的语文素养，那么究竟语文素养是什么东西？其实，语文素养很难用语言来概述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文学素质在语文素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语文课程的教学安排中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上都有提及与涉猎，而这就是从事基础教育的教育者所考虑的问题。一方面，要想实现语文素养的提升，不仅要对语文的基本知识有所掌握，还要具备起码的对于语文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要上升到个人的思想境界、人文修养、审美标准等，而这些都是与《儿童文学》的培养离不开的，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文学》是儿童在文学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承载，从事基础教育的教育者对于初学者的人文素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三、《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策略探讨
1.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重新设置课程结构由于课程内容的设置直接的影响着儿文学童教学的质量，为了更好地对《儿童文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对课程内容的调整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对《儿童文学》课程进行改革之前，首先要对其教学的根本要求与目的进行探讨，然后根据这些选取内容上贴近的课程，诸如儿童教学的知识储备、能力培养和语文素质等，尽量实现理论与文学的高度统一。在原有的理论课程设计中，我们要做到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方面，要对原有的理论知识与课程设计进行统筹，对于长期形成的经验教学要有选择地借鉴与传承；另一方面，要积极地根据现代教学模式对于课程设计进行适度的修改，把新兴的技术以及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改革中来，使得《儿童文学》更具有时代性与应用性。内容选择上要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特点、文学理论、创作过程等对于儿童语文素质启蒙有重要联系的内容。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的学习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课程设计内容要具有时代性与历史性，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要有所涉及，要具有传统性和创新性，既要有原著的原汁原味，又要有改编的大胆创新。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给予学生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适时的给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籍，分配课外搜集的任务，安排学生进行实践活动，对于课堂中保留下来的问题要让学生去搜集材料，并进行相关材料的整理，进而对已有的问题交流与分析，这样有效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扩宽了知识面的掌握。
2.培养师范生的文学能力，加强自身文学体系的构建在儿童文学的教学中，教师难免会遇到文学创作问题，所以师范类院校加强培养师范生文学创作能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培养师范生文学创作能力，有助于引导师范生增强个人对于儿童文学的热爱，可以为日后的语文教学奠定基础。在掌握了基本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再适时地进行有关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当代从事基础教育师范生必须要涉及的新领域。一方面，要摒弃原有的创作理念，加入对正规语文工具课的学习，另一方面要针对儿童的个性特征进行艺术的创新，不断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和思想的培养，以便更好地适应日后的文学教学。在日常的儿童文学教授中，教师除了要加强自身的文学素养，同时也要做到对于儿童校园文艺的编排能力，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的同时加强学生文学素质的提升。在很多师范类学校中都明确把校园文艺编创和指导作为师范生掌握的一门必要技能来学习。儿童校园文化集中地体现了学生对于文学能力的整体掌握度。随着素质教学的不断推进以及教学内容、课程的不断调整，《儿童文学》的教学方式必然也不断地随之改变。对于《儿童文学》的教学中的理论知识教授，学生单靠自身搜集的知识不能满足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这一部分必须要由老师主导，教师要尽可能地完善儿童文学体系，对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作家要有推荐，引导学生深入地学习。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学生独自的欣赏水平与审美水平的引导，一方面，要加强其对于儿童文学课程基本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为他们日后学习语文打下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生本教育教学理念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校把学习的主体留给儿童，由单纯的教师教授儿童被动接受向儿童自主学习转移。将儿童诗、寓言童话、儿童故事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电影等不同的儿童文学依据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
四、小结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行，教育界对于儿童的基础性教学也日渐重视，尤其是《儿童文学》也因为其重要性的特点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儿童文学》与其自身基本学习特点，《儿童文学》教学与儿童道德素质萌芽的关系也使得课程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家长思想观念落后，教师自身知识薄弱，课程设计结构不合理使得幼儿教学面临很大的问题。为此，我们教育界要对《儿童文学》课程改革加以重视，调整教学评估方式，加强全面素质的培养，实施基础与实践并重，加强学生与老师交流，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重新设置课程结构，最终实现课程改革的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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