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14:55:55
导语：在产业发展规模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6月7日，第21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评选在沈阳揭晓，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是第一届百强企业的96倍，比上届增长16.9%。
百强企业呈现集中态势
从本届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所在地区及行业分布等情况来看，都明显呈现一种集中态势。全行业约1/4的营业收入、1/8的利润和1/2的税收都集中在这不足企业总数2‰的100家企业中。而这100家企业的大半营业收入又集中在前10家企业里。
目前，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百强企业有25家，其中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海尔集团公司双双超过1000亿元，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有限公司均超过500亿元。百强企业的经济集中度较之前明显提高。同时，百强排行中“十强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从统计数字看，本届排名前十位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达6040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量的53.7%；上缴税金167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47.7%；出货值1292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43.5%；研究开发投入241亿元，占百强企业总额的55.6%。
在地域分布上，目前以百强企业为骨干的区域产业集群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区域内共包含了76家百强企业。
另外，百强企业中很多都集中在某些特定行业。统计数据显示，百强企业中元器件类企业46家，利润贡献率为42%，利润率为3.7%；通信类企业13家，利润贡献率为31%，利润率为4.7%。2006年，百强企业彩电销售7124万台，占全行业的85.1%；程控交换机销售2300万线，占全行业的31.1%；计算机销售2588万台，占全行业的27.7%；手机销售6427万部，占全行业的13.4%。“从营业收入总体规模增长情况来看，目前通信行业增长最快，计算机和元器件行业次之，软件行业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家电业增长稍缓。”信息产业部表示。
此外，我国电子信息企业的专利申请也大多集中在这些百强企业中。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末，海尔集团公司拥有专利数7008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575项、联想控股有限公司2331项、美的集团有限公司2210项。
突破结构瓶颈成为产业发展重中之重
虽然百强企业的龙头效应正不断增强，但其主体地位却在逐年变弱。数据显示，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占产业总量的比例已由2000年的50%左右下降到2006年的24%，销售利润率则由2000年的6.55%下降到2006年的2.09%，且利润总额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4.64%)，电子信息产业遇到了深层次的结构性瓶颈。这种结构瓶颈如果得不到突破，将最终导致产品结构性过剩，利润被跨国企业拿走。因此，加快进行结构调整，努力突破结构瓶颈成为本此会上讨论的重点话题之一。
会上指出， 产业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产业增长方式不合理，对出口依赖程度过高。我国信息产业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增长，产业增长高度依赖外贸。目前，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已经进入微利阶段，产业发展亟待转型，必须坚持结构、规模、质量并重，推动产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第二，产业链结构不完整，核心基础产业相对薄弱。我国信息产业链间断点较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或事实标准较少，与国外的知识产权纠纷频频出现。第三，软硬件产业比例倒挂，软件业发展相对滞后。自1998年以来，我国软硬件产业销售收入比例一直徘徊在1∶9的水平，而美国软硬件的比例为3∶5。我国软件产业在全球软件市场中所占份额不到6%，2006年软件产品出口约60亿美元，不足硬件出口额的2%。国内部分优势企业特别是软件企业，经常面临跨国公司恶性收购的危险。第四，企业结构不平衡，三资企业发展较快，本土企业发展相对缓慢。2000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三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约占行业总量的50%，而这一数字到2006年已成长为80%。第五，对外贸易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贸易结构不平衡，使得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第六，人才结构不合理，劳动力素质不高，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短缺。目前电子信息产业700多万从业人员中，一般员工过剩，高级人才明显短缺。
以上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制约百强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必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信息产业部表示。
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提升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大企业的骨干作用不容忽视。会上信息产业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电子百强企业的支持，积极创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法规环境，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继续推进节能和环保，继续推进国际化战略，着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除了这些方面外，信息产业部还表示，要解决产业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依靠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一、我市旅游业发展有长足进步，更有巨大潜力
（一）产业规模逐年壮大。“*”前三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96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13亿元，年均分别增长25.7%和33.5%，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幅。仅2008年，接待国内游客就达1948万人次、入境游客24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16.9%和25%；实现旅游总收入132亿元、旅游外汇收入8688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9.1%和27.9%。特别是近几年“农家乐”旅游迅速兴起，在致富农民、发展经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市已经拥有省星级乡村旅游点6家，省级农家乐特色村（点）20个，农家乐经营户861家，其中三星级以上农家乐经营户50多家。
（二）品牌特色初步形成。全市范围内初步形成了“*、古镇、竹乡、名山、湿地、古生态”六大旅游品牌，各县区都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有相当带动力的旅游项目，对周边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逐步加大。旅游产品开始从单一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商务会展、购物娱乐等综合型、多元化方向发展，名镇名湖名山观光游、古城古镇古生态文化游、*竹乡休闲游、乡村山林体验游等一批组合线路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迈出新步伐，*明珠、*码头等项目加快推进。
（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我市与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快捷交通圈已经基本形成，市域内的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成效明显，旅游交通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景区景点的开发建设力度逐步加大，目前全市已拥有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1个；A级旅游区（点）10个，其中4A级景区4个。加快宾馆饭店和旅行社的发展，旅游接待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全市已有星级饭店57家，其中四星级6家、三星级23家，一批五星级饭店正在建设中；有旅行社61家。
（四）营销推介切实加强。发挥“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效应，积极与上海等周边地市开展区域旅游合作，主动参与和推动长三角无障碍旅游区建设。注重“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积极组织和参与省内外各类旅游交易会，成功举办了“绝色江南·吴越经典”四城市整体旅游形象推介、“接轨世博·相约*”上海旅游节花车大巡游、“世博之旅在*”旅游推介、“长三角世博体验之旅*高峰论坛”、惠民旅游工程等一系列宣传促销活动。特别是在古镇旅游推介上，“游遍江南九十九，不如南浔走一走”的宣传口号已经打响。这一系列举措，在宣传推介*旅游产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这几年我市旅游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周边旅游经济发达的地区作比较，以自身相对比较丰富的旅游资源来衡量，我市旅游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不够。在长三角区域中，*具有生态环境良好、人文底蕴深厚的独特组合优势，具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我们在长三角真正拿得出手、能够一枝独秀的旅游项目、旅游品牌是不多的，“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把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的水平仍然不高。市区范围内散落在多个部门的旅游资源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造成旅游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现在一些景点能够吸引很多人，但留不住人。特别是市区旅游资源内容不少，但缺乏主题，形不成气候。不可替代的资源是最大的优势，如果不可替代性没有了，那么优势也就减弱了。为此，我们必须学会推陈出新，不断创造、推出、深化旅游主题。
二是市场需求很大，但集聚辐射不够。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实力和活力的地区，居民旅游消费需求很大，出行旅游档次也相对比较高。而且，随着高速公路网络化格局的形成以及宁杭铁路的建设，我市对外交通条件越来越完善，理应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但是，*旅游对周边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还不够强，缺乏成熟的、大型的、知名的旅游项目。我们仍然更多地停留在传统的观光游产品上，没有很好地发展和占领休闲游、度假游、体验游等高端旅游市场。
二、注重资源开发，努力实现旅游业发展提档升级
旅游资源开发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中心环节，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形成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的鲜明标志。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没有旅游产品体系的支撑，就谈不上旅游业的大发展；没有旅游精品线路的打造，就很难做“火”旅游市场。目前，我市旅游业发展正处在由传统观光游为主向生态观光游、文化体验游、休闲度假游并行发展的转型期，按照“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的基本要求，抓紧开发一批与之相适应的有特色、有品位、有影响的旅游项目和产品，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兴衰，这既是长远战略，也是当务之急。旅游资源的开发，要注重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一）注重休闲性。天人同序、颐乐养年、静心休闲是人的本能和向往，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善生之道，也是现代社会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在今后生活中，人们在这方面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人们将普遍产生休闲需求，达到3000美元时城市就会有休闲经济的爆发。目前，在发达国家，人们休闲度假的比重达到50%。在长三角区域内，各个城市的人均GDP基本上都已经突破5000美元，到了休闲经济的旺盛期，发展休闲旅游业的时机非常之好。旅游产品的开发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别是大的休闲旅游项目更需要相对超前的运作。我们要按照旅游休闲项目开发的规律，加快发展都市休闲、生态休闲、体育休闲、湖滨度假、山林度假、温泉度假等旅游项目。特别是*旅游度假区，要建成融酒店、商务、居住、娱乐、旅游景观和生态保护于一体，有国际水准、国内一流的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二）注重娱乐性。娱乐，是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是人类追求愉悦与欢快的一种天性，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文化现象。娱乐性是旅游产品文化力和生命力的综合体现。旅游项目的开发只有注重娱乐性，才会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目前*旅游景点不少、游客不少，住客不多，原因在于*旅游还缺乏娱乐性的元素。我们要加快开发一批娱乐性强的旅游项目，使游客不仅有地方可看可游，还要有地方可休闲可娱乐，快乐于全程。
（三）注重体验性。现代旅游业，从本质上讲是充分人性化的体验经济。人们出行旅游，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平时得不到的美好体验。*旅游资源开发成功与否，关键是旅游者能否在*获得独到的一种幸福体验。这是一门大学问。现在，游客需求心理和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对旅游活动的内容有着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陈旧模式，更多的是注重参与其中、身心愉悦、过程体验。每一个旅游板块、旅游项目、旅游产品，都要让大家参与其中。
（四）注重商业性。旅游产品既有文化属性，更有商业属性。旅游产品的商业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像商务旅游、会展旅游、购物旅游、美食旅游等旅游项目，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度开发、提升水平。*中心城区的步行街区（爱山广场）、衣裳街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是城市改造、文化保护的项目，同时也是旅游开发的项目，必须切实做好结合文章，使之成为城市建设、人文涵养、休闲旅游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是最美满的联姻，只有文化没有旅游，就缺乏活力；只有旅游没有文化，就缺少灵魂。现在一些文化性项目缺乏活力，我们要借助旅游开发的作用使其更具生命力。
（五）注重差异性。差异出特色，差异就是吸引力，也是难以替代性。差异能产生巨大的人流、物流、商流，能产生巨大的效益。旅游产品的开发本身是全球性、国际性的。作为*，必须具有全球化眼光，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把生态、人文的文章做深做透，彰显*旅游的独特魅力。
三、落实工作举措，加快推动旅游业发展取得大突破
（一）加强规划引导。要根据浙江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加快制订公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和旅游国际化行动计划，科学编制各类旅游专项规划，重点编制*城市旅游规划、*城区水上景观与水上旅游规划、全市乡村旅游发展纲要、*山——*山生态文化景区规划等，并做好《总规》与*经济、社会、城市等规划的衔接工作。按照“布局优化、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区域联动”的要求，加快形成*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南*生态文化休闲度假旅游、安吉竹乡生态文化旅游、德清名山湿地古镇旅游、长兴古生态茶文化旅游、南浔水乡古镇文化旅游等六大板块。如果我们把如此密集的旅游目的地资源开发利用好，将对*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加快项目推进。全面实施旅游项目“十大百亿”工程，推进以*华东世界名牌旗舰现代服务产业区、长兴*湾旅游度假区项目、*山度假区、*明珠——*码头、市区旅游资源整合提升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下渚湖湿地风景区、西山景区、大场坪休闲度假项目、南浔古镇保护与利用项目、丰华五星酒店项目等为重点的十大项目建设，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培育有重大影响的十大品牌景区、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和十大特色旅游商品。
（三）抓紧整合资源。制定出台《*市区旅游景点整合提升实施方案》，加快推进市区旅游景点整合提升计划，使旅游资源加快整合、联成一体、对外推介。充分利用并提升法华寺、万寿寺、莲花庄、飞英公园、飞英塔、铁佛寺、中国湖笔博物馆等市区现有景点，开拓挖掘赵孟兆页、陈英士、沈家本等名人资源，引入新的旅游主题和内涵；充分依托*旅游度假区，精心打造*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品牌；充分利用市民广场和旄儿港公园等设施，重点策划推出大型水景夜游项目，吸引市民和游客夜间游览消费，形成仁皇山新区的旅游和商业氛围，打造市区旅游新亮点；整合挖掘*山茶文化景区、*山等名人名山名词资源，规划*山——*山生态文化景区项目，打造融名人观光、茶文化旅游、乡村休闲等于一体的精品旅游区。计划组建*旅游发展总公司，并成立*市区旅游景点整合提升管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统一协调解决市区旅游景点整合提升实施和运行管理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四）强化宣传推介。旅游经济是眼球经济。旅游业要发展，虽有“天生丽质”，但“蓬头垢面”是不行的，还要“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加强宣传促销，推动深度营销，把人的目光吸引过来。要进一步开拓以上海为龙头、杭州和南京为两翼的长三角客源市场；大力拓展华东、珠三角、环渤海湾客源市场。加强海内外市场的宣传推介工作。紧紧抓住海峡两岸实现“三通”、空中航线“截弯取直”、旅游成本降低的机遇，充分发挥*现有的名人效应，打造“民国文化”旅游产品，逐步开拓以台港澳为主体，东南亚、欧美等为重点的境外旅游市场。
（五）提升企业素质。加快培育“十大旅游企业集团”，积极鼓励以大旅行社、大饭店为主体的旅游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使之上规模、上档次，向集团化方向发展。
（六）创新体制机制。一要放宽准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激发广大市场主体的创业活力，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二要推进整合。推进旅游资源的深度整合，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推动产业融合集聚发展。推进经营主体的整合，以资本为纽带，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升竞争力。推进旅游管理资源的整合，支持各地开展文化与旅游、林业与旅游等旅游资源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合力推进旅游发展。三要拓展网络。以品牌建设和经营方式创新为重点，推进连锁经营和集约式服务，加强网上旅游市场建设，构建旅游营销体系。四要集聚人才。大力引进高端旅游人才，加强旅游职业教育和从业人员培训，强化旅游业发展的人才支撑。五要保障安全。落实旅游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重要时段的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现场管理，进一步树立文明安全的*旅游形象。
1 基本概念及国外典型案例分析
1.1 农业产业化及规模化概念及其必要性
农业产业化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导向，重点开发主导产业产品，提高经济效益，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形成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等一体化经营体系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
由于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农产品大市场的矛盾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而实行农业的产业化和适度规模化的合作经济能有效缓解这一矛盾和问题。
1.2 国外典型案例
日本模式：日本是温带季风气候，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人多地少，跟我国在农业经济客观条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在此经济条件基础上，通过专业化、组织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经营，实行区域专业化生产，建立农业产业区，并以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为主体，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形成一条小农背景下的劳动密集型现代农业之路。
俄罗斯模式：普京所推动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与尝试，在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方面，有显著成效。
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选择主要依据其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制度只有与农业发展相匹配才能有效的释放劳动力、激活生产力。农业技术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支撑，政府的引导和调控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外援保障。
2 单纯的农业规模化不适合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
2.1 从经济学角度看
我国的农户经营规模不应该迅速扩大。我国耕地资源稀缺，人口众多，人均耕地不足。并且在耕地方面融资不足，加上充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少，不适合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由于农业活动的非标准性，使得农业雇工的监督成本很高，从管理成本这个角度来讲，就不能大规模的雇工，所以得用自己的劳动力，所以农业规模不可能很大。
土地流转难。目前土地大都集中在众多分散的农户手中，难以有效地流转。建设用地紧张。国家土地政策严格，农业企业很难取得建设用地。
2.2 从技术角度看
我国科技水平尚低，以目前的农业技术设备，实行单纯的农业规模化是不太可能的，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农业规模化经营，在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仍无法避免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甚至有可能把风险也一并“规模化”了。因此，单纯的农业规模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受到了人多地少等种种不利因素的制约。我国农业要切实发展适度的规模化。
3 农业产业化必须与适度规模化相结合
3.1 单纯的产业化存在的弊端
单纯的产业化将使得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无法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衔接，乡镇企业与农业生产无法协调发展。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销售脱节，农业生产的社会效益高但自身效益却低，这就影响了农业稳定发展。
3.2 适度推进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新动力
适度规模经营是开放式中国的大趋势和发展方向，到目前为止，我国农地规模太小，和现有技术水平、机械化使用根本不配套，农民经营收入很有限，生产积极性不高，所以适度规模经营非常重要。
农业产业化中会遇到小农制分散经营等问题。无论是单纯的适度规模化还是单纯的产业化都无法走出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困境， 只有把农业适度规模化与产业化结合起来， 走农业产业规模之路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根本之路。
4 如何把农业产业化与适度规模化结合起来
4.1 大力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加强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水平，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也能为农业现代化培养合格的人才，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4.2 延伸产业链条，完善扶持政策，探索产业化资金投入新机制
农业产业化源头是农户、终端是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条能及时传导市场信息，带动农户规模化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
4.3 通过分工、专业化生产等手段来增加专业化组织的收益
我区县域经济发展基本呈现农牧业、加工业、商贸、资源开发四大类型，面对经济形势变化，传统产业发展减速，新兴产业发展不理想。县域经济发展因资源分布、区位、资金、人才和政府政策等影响因素不同，使各旗县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同时，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工业发展缓慢、农村和牧区经济发展落后、县域企业基础薄弱、分布零散、集聚效益较低等问题。
一、县域经济发展在产业选择领域遇到的阻碍和制约
（一）自然优势因素导致各旗县产业选择循规蹈矩，难以突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瓶颈
自然优势分为自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县域产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之所以能屡次位居全国西部百强县前位，与煤炭资源的丰裕程度密不可分，同时，因煤炭资源丰富，产业选择大多都是与煤炭资源开发相关。地理位置决定着一个旗县的区位状况，决定着它的交通状况、对外开放条件与开放程度等。显然，具有区位优势的旗县发展较快，如阿拉善紧邻乌海、银川，并拥有与蒙古国交接的两大口岸，靠区位优势，成为一些大企业的生产加工基地。这些自然条件决定了当地居民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以及县域产业发展方向，并且原有传统产业已根深蒂固，新兴产业难以引入。
（二）产业定位多而散，传统产业开始走下坡路
从我区县域产业发展现状看：一方面，产业定位不明确，县域产业选择有跟风政策倾向。比如，矿产资源丰富的旗县为跟随政府政策而调整主导产业方向，由资源型产业向非资源型产业转变，传统资源型产业还未发挥规模报酬递增效益，则被地方政府忽视。如准格尔旗陶瓷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这些产业并不是当地优势产业，但是地方政府产业定位目标将这两产业打造为主导产业。另一方面，各旗县盲目过多地选择产业，分布零散，形不成规模。现在大多数旗县产业定位过多，如赤峰市巴林左旗产业定位以矿产品冶炼、化工、煤炭加工、农畜产品深加工、制药等为主导产业定位，事实上该旗主要是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旗县，煤炭加工产业在该旗没有发展潜力，不具备发展优势；阿荣旗以农畜产品（大豆、马铃薯、柞蚕、猪、牛、羊、鹅等）精深加工、支农支牧（化肥、地膜、饲料等）和矿产资源开发（水泥、白灰等）三大产业立旗，像大鹅产业全旗可能就某一村有人饲养大鹅，根本就形不成一个产业。全区县域产业发展基本都类似此情况，只要某些生产活动或者资源存在，就定位一个产业，而且各产业之间关联度小，没有自己的特色，形不成规模。
（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落后
旗县里的大多数嘎查、村的生产方式落后，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机械化程度低，有的地区主要靠人力和畜力；在仅有为数不多的工业生产中，信息化程度极低，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生活方式方面，农民及城镇人口保持着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大家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制约县域经济发展。
（四）政府政策与竞争机制滞后
一是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优惠政策仅制定出台，并未落到实处。在政治方面不但未给非公有制企业优惠政策，甚至连平等政策也未落实，如非公有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很难进入政府；二是干部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县乡干部很难优胜劣汰；三是企业家机制未形成，管理队伍的培育工作滞后。
二、促进县域新兴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新兴产业是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是县域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传统产业是支撑县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但一些传统产业技术仍停留在初建的技术水平上，如包头工业老城区的钢铁、炼铝、军工产业。这些产业技术改造、产品更新上比较困难。新兴产业发展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产业的完全取而代之，而是通过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其成长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区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贫困落后旗县产业较少，尽力引进发展适合当地的优势产业。尽管这些产业在某些地区可能成为成熟产业，引进另一地区就成为该区的新兴产业。对于我区以农牧业为主的县域，将农畜产品初级交易转变为农畜产品深加工，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牧民收入，增强县域经济实力。
三、规模化是县域新兴产业应对环境的不得已选择
在现有的政策、市场环境下，私营小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小商贩等，形不成规模就很难占有市场，最终被淘汰。目前以矿产资源为原料的化工产业、煤炭开发利用相关产业、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在我区多数旗县均有分布，集聚水平较低，导致各旗县专用性基础服务设施使用效率不高、项目多而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产品附加值偏低、产业链控制能力较差。园区与园区之间、板块与板块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联动不足，未能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新兴产业主要建立在新企业的基础上，一个新的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和市场等问题，走规模化发展道路能弥补企业资金不足，进入市场难、创新资源匮乏等问题。
四、县域新兴产业规模化的途径
根据现有资源、产业科学定位不同旗县发展方向，准确找到各旗县适合发展哪些产业，政府行为应如何建立一个适合县域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一）充分有效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
政府政策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政策制定要有科学性，并有效地发挥政策效应。如鄂尔多斯通过政策导向利用煤炭资源换回的装备制造业，引进奇瑞汽车、华泰汽车等多个大型汽车制造企业，项目不经科学论证，盲目引进。
政府行为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要维持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并且在当前市场失灵情况下，通过本地产业规划适当地干预经济。我区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表面上表现为资本、劳动力和资源上的差异，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原因。劳动力和资本理性上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劳动力之所以流入到某一地区，都是因为有利可图。然而，偏远的农村、牧区制度落后和政府行为低效，使得该地区生产效率低下和交易成本增加。
（二）积极调动起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代表的社会力量
政府应尽量消除制度壁垒，给个体、私营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吸纳更多的非公经济主体进入市场。通过财政政策，采用基金、BOT等方式扩展社会资本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发挥非公资本的社会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较快，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如资本积累明显。剔除了物质要素的贡献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作出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完全发挥。由于受有限资源的约束，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直依赖于以生产要素投入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寻求用技术要素替代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途径，从而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才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中国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关键是要形成创新的中国要素，而创新的中国要素则离不开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规模。不同于以往的“市场换技术”道路，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创新模式主要是利用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来驱动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鼓励企业创新时不应该忽视本土市场的作用。“以市场促创新”应成为中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产业升级的新动力。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市场规模与技术创新(或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如Davis and Weinstein(2002)对日本的研究表明，区域市场规模每增加一倍都会使该地区生产率提高3.5%。 Acemoglu and Linn(2004)提出了潜在市场规模与创新之间的理论假说，即一种产品的市场规模越大，其通过销售刺激创新的可能性也越大。Klaus and Stephen(2010)从需求弹性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机制，即规模大的市场更容易提高企业竞争力，并进行生产工艺的创新。国内学者中，徐康宁和冯伟(2010)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与案例分析，提出了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张国胜(2011)也借助案例分析，认为本土市场规模能够影响企业技术能力与产品市场需求。但总体来看，目前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仍比较缺乏。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推动了本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对于一个市场需求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可以通过本土市场的需求规模和容量所内含的对企业创新研发动力的激发，内在地培育出本国的自主创新发展能力，这被称之为“需求所引致的创新”(Zweimuller，Brunner。2005)。因此，中国制造业能否借助本土市场规模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摆脱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现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
Krugman(1980)在提出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理论时指出，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基础上，当两个国家进行不同质产品贸易时，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会产生大规模生产和高效率，并使本国在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之外还能增加出口。本文所涉及的本土市场规模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但又有别于Krugman(1980)的思想，主要指一个国家(地区)内部的市场容量，突出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并不包括外部市场规模或出口规模。
本文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市场范围”假说理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由此也提高了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创新。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提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市场范围”假说。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社会分工越精细，规模经济就越显著、生产率也越高。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假说也得到了众多经验研究的支持，如Ades and Glaeser(1999)等。Ossa(2011)以新贸易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模型推导，发现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专业化组织间的劳动分工更加深入，而分工深化与贸易自由化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从一个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Ossa(2011)一文也被认为是斯密“市场范围”假说的一个形式化表现。
本文的理论基础之二是市场需求引致技术创新理论。企业创新行为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行为，会受到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双重影响。当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时，市场需求也随之提高，企业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技术创新。因此，只要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继而产生足够的市场需求，企业即有足够的激励和意愿增加要素投入，并进行技术创新。早在1912年，熊彼特在提出创新理论时就指出，在创新与需求的关系中，创新是主导的，是创新企业的市场努力使消费者改变了需求偏好。Schmookle(1966)认为专利活动或发明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基本上是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是受市场需求引导和制约的。他认为市场需求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市场需求牵动了技术创新，并由此提出了“需求引致创新”的理论。Mowery and Rosenberg(1979)提出的“技术创新与需求互动”理论则进一步认为市场需求与创新是以一种双向互动的方式在技术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增长理论在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同时，还强调了市场规模在知识扩散、人力资本积累和R&D中的重要作用(Romer，1986; Lucas，1988)。Romer(1990)还指出新技术的产生主要是在市场利益驱动下，是追求新技术并最终盈利的结果，新技术的生产量是由新技术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共同决定的，这一思想也是其内生技术变迁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创新同样也会受到市场理论与市场规律的影响。
在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有关本土市场规模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或途径的问题也逐步得到了回答。Combes et al.(2007)认为，规模大的市场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来源于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和企业选择效应(Firm Seleciton Effect)，集聚容易增强企业之间的互动，而企业选择效应则是通过竞争使得更有效率或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可见，本土市场规模的作用机制主要可以归纳为两大类：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一方面，市场规模越大的行业，越容易吸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集聚，而集聚又会产生“集聚租”，如规模经济、技术溢出等，这将会对行业生产率增长及行业内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市场规模效应有助于强化产业的竞争力，并诱导企业大量投资大规模的生产设备、发展技术、提高生产率(波特，2007)。另一方面，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数量和产品种类也会不断增加。企业数量的增加使得企业之间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也会“逼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企业为了保持原有的技术优势，也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创新。Melitz and Ottaviano(2005)研究发现更大规模的市场导致了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由此带来了更低的市场价格和更高的生产率，无论是在封闭的经济模型中还是在开放的经济模型中，都得到了这一结论。Klaus and Stephen(2010)认为，在规模大的市场中，随着需求价格弹性的变化，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仅会驱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且还使得企业更便于吸收先进的技术。规模更大的市场中的企业与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主要得益于集聚经济的作用，集聚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一个多样化的机制产生的(Duranton and Puga，2003)。同样，竞争效应也可以通过一个多样化的渠道发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各类要素的流动与整合，而这一过程对技术创新或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多样化的。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传统的方法是索罗余值法，这一方法实际上暗含了100%技术效率水平的前提假设，但经济决策单元(DMU)在现实中可能并没有达到其生产可能性的前沿边界，使得生产率的变化不仅可能源自技术进步，也可能来自效率的改进。因此，为了避免人为设定生产函数及其相关参数带来的估计误差，我们采用了基于产出视角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计算反映生产率增长的Malmquist指数，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效率改进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
1.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2001—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本土市场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之间的关系。根据相关理论及研究目的，我们设定了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制造业行业和第t年。被解释变量TFP代表生产率增长指数、 EFFCH代表效率改进指数、TECH代表技术进步指数。解释变量HMS表示本土市场规模，Control为控制变量(具体见下文变量说明)，c为常数项，α、β为相关变量所对应的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ln为自然对数符号。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根据前文所述，我们采用DEA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DEA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非参数方法构造出最佳生产前沿面，所有观测点都位于这个前沿面之上或之下，然后将决策单元的生产组合与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进而得到各决策单元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相关指标。
总产出、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是DEA分析必不可少的三个变量。本文的总产出数据以各行业的增加值表示，为了消除不同年份间的价格差异，我们采用各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行业增加值进行平减，最终折算为以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值。劳动投入以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表示。关于资本投入，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固定资本来衡量，但如果仅以固定资本表示，可能会使固定资本依赖性强的行业产出率偏低，所以还应该考虑流动资本的投入(钱学锋等，2011)。因此，我们最终以固定资本加流动资本作为资本投入的原始数据。在计算的过程中，流动资本使用统计资料中的流动资本净值平均余额表示。为了计算固定资本，首先需要确定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目前我国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分为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设备价格指数和其他费用指数。参考李小平、朱钟棣(2005)和钱学锋等(2011)的做法，我们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置为：
(2)核心解释变量：本土市场规模(HMS)。目前，有关本土市场规模的衡量方法主要有几种：一是以总产值减去出口额加上进口额表示(Weder，2003);二是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占工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表示(杨汝岱，2008);三是以行业销售产值减去行业出货值来表示(邱斌，尹威，2010)。考虑到分行业研究的特征，我们最终采用邱斌和尹威(2010)的方法来衡量本土市场规模。
(3)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密度(K)、研发密度(RD)、人力资本(H)、对外开放度(Open)。各变量具体衡量方法及数据来源详见表1。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制造业分行业数据，时间跨度为2001—2010年。由于200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分类发生了变动，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连续性，我们剔除了发生变化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废弃资源与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最终选择剩余的28个行业。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所有统计资料中均未公布2004年及2008—2010年各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我们通过其他方法寻求替代数据。其中，2004年各行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郭克莎(2007)，2008—2010年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行业增加值增速计算而得。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由于模型可能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在选择计量方法时，如果直接采用OLS进行估计很可能得到有偏误的结果。通过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我们并没有发现非常严重的自相关问题，但异方差现象较为明显。考虑到有些指标跨行业的变化程度较小，不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杨汝岱，2008)。我们最终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以此克服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1.整体估计
表2给出了模型(1)、(2)、(3)的整体估计结果。其中，第1、2列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的估计结果。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本土市场规模变量(HMS)的系数为0.017，并在1%水平上与TFP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不足以表明两者之间就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需要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来作进一步分析。根据表2第2列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在控制了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后，HMS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0.021)，但系数显著性有所降低。表2第3、4列是针对效率改进指数的估计结果。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HMS的系数显著为正(0.042)。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HMS系数仍显著为正(0.023)。这一结果说明随着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效率改进指数也呈现上升的趋势。表2第5、6列为技术进步指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0.022)。加入控制变量后，HMS系数同样十分显著(0.018)，但作用力已相对减弱，且显著性也有所降低。总体来看，整体估计结果表明，以“市场促创新”或“以市场规模驱动创新”的假说是成立的。本土市场规模每增加1%，将会促进生产率指数增长0.021%、效率改进指数增长0.023%、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18%。总体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效率改进的作用最为明显。
在控制变量中，资本密度(K)对生产率指数、效率改进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资本深化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这与李小平和朱钟棣(2005)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发现资本形成是1998年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
研发密度(RD)对效率改进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均不显著，总体上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不显著。研发投入没有明显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多文献中都得到了印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研发投入本身存在的时滞效应;二是行业研发的使用效率和投入结构等存在一定的问题①。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当期增加研发投入不仅不会迅速发挥作用，反而会因占用更多资金而无法显著地推动生产率的增长。
人力资本(H)对效率改进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总体上对生产率指数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提高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对外开放度(Open)对效率改进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一正一负，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上对生产率指数的影响也显著为负。由于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有很大的比重。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生产过程切片化、生产流程组装化的分工形式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加工贸易模式。这种面向全球生产网络的生产流程，对生产效率要求颇高，这必然会推动企业提升效率，但同时由于产业链短、生产过程模块化、可供技术学习的机会和空间却极为有限，因而可能产生在低端价值链和低技术水平上的锁定(邵军，徐康宁，2011)。尽管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FDI流入中国，但邱斌等(2012)发现FDI大多流入了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FDI进入这一制造业环节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
2.分行业估计
考虑到制造业28个行业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有必要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间是否存在差异。参考谢建国(2003)的方法，我们按照要素密集程度将28个行业分为三类，即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②。表3报告了分行业的估计结果。
表3第1—3列是针对生产率指数的分行业估计结果。其中，本土市场规模变量(HMS)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虽系数为正(0.005)，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明显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但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HMS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3第4—6列为是针对效率改进指数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三类不同行业中，本土市场规模与效率改进指数都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关系。表3第7—9列是针对技术进步指数的回归结果。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HMS的系数非显著为正。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HMS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显著地促进了效率的改进，但对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却并不明显。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均显著地促进了生产率增长、效率改进以及技术进步。从系数绝对值大小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最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弱。由此可见，本土市场规模作用的发挥更依赖于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与资本密集程度，而对行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则并不敏感。
技术密集型行业聚集了大量的科技资源，整体上科技水平较高、创新能力较强。当本土市场规模扩大时，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容易激发创新，这更有利于生产率的增长。此外，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由于对技术依赖程度较高，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才能赢得市场竞争。如IT行业中著名的“摩尔定律”(每18个月产品的性能提高一倍)，说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更新十分频繁，如果不注重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将会被市场所淘汰。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拥有广阔的市场，但由于对劳动力本身较为敏感，而科技水平却普遍较低，创新意愿也普遍不足。在缺乏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情形下，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走着一条“粗放”的发展道路，也容易产生创新“惰性”。但为了能赢得市场竞争，引进先进的设备、培训熟练的工人，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效率是必要的。中国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大多数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始终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事实也证明劳动密集型行业无法很好地获得技术的外溢和创新的激励，但跨国公司更青睐于生产效率较高的代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率的增长，一味地依靠劳动力资源丰裕的比较优势是无法很好地提高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加快技术创新才是实现产业升级的根本出路。资本密集型行业是一个国家(地区)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所需大力发展的行业。在此类行业中，资本的大量投入不再是为追逐廉价的劳动力，而开始注重对技术的追求。尽管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整体上不如技术密集型行业，但市场规模的扩大对技术创新的驱动也不会像劳动密集型行业那样存在明显的“惰性”。此外，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关键要素——资本的投入会显著增加，而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也会驱动企业进行创新。朱钟棣、李小平(2005)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同样发现行业之间创新的差异导致了行业之间生产率增长的差异。
在控制变量中，资本密度(K)对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间存在着差异。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资本密度对效率改进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与技术进步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总体上对生产率的影响也显著为负。我们在前文提及，生产效率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砝码。
--------- 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企业愿意采取各种方法改进效率。但由于技术水平低、创新激励不足，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劳动密集型行业往往会将本应用于研发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资金用来继续扩大低端的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很容易形成创新“惰性”，并陷入技术创新的“死胡同”。而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度对三个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与整体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研发密度(RD)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三类行业间差异较大。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研发密度对效率改进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却非显著为负。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研发密度对效率改进、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作用均未通过至少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研发密度对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很可能与各行业的科技水平以及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有关。如技术密集型行业科技实力比较强，研发效率相对较高，增强研发投入会迅速发挥作用。
人力资本(H)与对外开放度(Open)在三类行业中表现相同，与整体估计结果也是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作用最为明显，尽管作用程度不如技术密集型行业，但这也充分表明人力资本在促进低技术行业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Young(1998)认为，他人可以通过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可以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可以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润。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也就愈多，这样“偷生意效应”(Business Stealing Effect)也会大大增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会出现负的规模效应。因此，Young建议政府不应更多地激励产品的模仿，而应制定政策立足于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研究的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
当前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所谓“山寨”商品，这正是一些企业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利润的典型表现，而这些商品又主要集中于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产品模仿由于其成本较低，很容易进入并占领市场，但产品模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因为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别人手中。当这些低技术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时，企业往往更愿意进行模仿，并生产更多的“山寨”产品，而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技术创新。长此以往，必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即使在本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前提下也得不到提高。我们分行业的估计结果印证了这一现实，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一般来讲，当本土市场规模足够大时(假设不存在垄断)，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或升级，以便长期保持一种优势。但如果自身技术水平较低，企业往往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且时常处于被跨国公司“俘获”的地位，很难真正分享因市场规模扩大而带来的规模递增效应，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了印证。而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行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但整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明显，所以还应借助本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优势，依靠市场来驱动创新。
五、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通过不断扩大本土市场规模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假说是成立的。那么本土市场规模又是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其作用途径或机制是什么?这些作用途径的影响程度如何?则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1.作用机制影响程度计算
根据表2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控制了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等变量之后，本土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程度与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相比均发生了变化，这表明本土市场规模主要通过上述几个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说，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是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途径。为此，我们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建立如下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各个成为作用途径的变量与本土市场规模之间的关联情况，并在此基础进一步计算各作用途径的影响程度。
式(5)中，作用途径Ζ包括模型(1)—(3)中的控制变量，即资本密度(K)、研发密度(RD)、人力资本(H)和对外开放度(Open)，c为常数项，γ为相关变量所对应的系数，这也是我们所需要获得的数值。
表4给出了本土市场规模作用途径的估计结果，其中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与本土市场规模都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都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可以带动固定资本投资、增加研发投入、增强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提高对外开放度。但这些作用途径对生产率指数影响如何?还需要对表2和表4中相关变量的系数值进行计算才能得到各作用途径的影响程度，最终的结果具体见表5。
针对生产率增长指数的计算结果中，资本密度、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均为正，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为负。可见，本土市场规模扩大通过提高资本密度、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正向作用，而通过对外开放度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所有的正向作用中，人力资本贡献了47.06%，资本密度贡献了29.41%，研发投入贡献了23.53%。
在针对效率改进的计算结果中，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的影响均为正，这说明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通过提高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度对效率改进产生了正向作用。在所有的正向作用中，人力资本贡献最大，为47.83%;其次是资本密度，贡献了30.43%;第三是对外开放度，贡献了13.04%;研发投入贡献最小，仅为8.70%。
在针对技术进步的计算结果中，资本密度、研发密度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同样均为正，但对外开放度的影响为负，这与针对生产率增长的计算结果一致。在所有的正向作用中，人力资本贡献了47.37%;资本密度贡献了34.21%;研发投入贡献了18.42%。
总体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与人力资本等途径传递。本土市场规模对效率改进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度等途径传递。在所有的作用途径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最大，对三大指数的贡献均接近50%。
2.作用机制影响分析
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过程中，就突出了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Lucas(1988)指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有助于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而人力资本作为影响生产率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也不断地得到证实。在本文的所有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主要是得益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两个关键性作用：一是人力资本决定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Romer，1990);二是人力资本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的速度产生了重要影响(Nelson and Phelps，1966)。中国作为一个非技术前沿的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对世界先进技术的吸收和模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则是吸收和模仿的主要实行者(彭国华，2007)。从这一点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此外，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具有“同化器”的作用，如许和连等(2006)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尽管学术界关于资本投入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仍存在争论，但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基础性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投资并不断积累的过程。技术进步也并不是独立于资本之外，投资的过程往往也是物化技术得到应用的过程，因而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促进技术的进步(邵军，徐康宁，2011)。李小平等(2008)也认为，由于资本品内含一定的技术水平，更新的资本品也代表着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资本深化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一般认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其技术含量也越高，技术进步也越快。但盲目过度的投资往往会导致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这应当值得关注，而在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整体上并不高，而且这一作用在统计上也并不明显，这表明可能存在一些因素制约了研发投入作用的发挥。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李小平等(2008)的研究均发现研发投入对生产率增长和效率改进不仅没有产生正向的作用，反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他们就此认为中国工业行业研发的使用效率和投入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认为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与结构不仅与中国固有的体制环境有关，还与行业本身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而分行业研究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对外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复杂的，它阻碍了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但却促进了效率的改进。李小平等(2008)认为中国出口贸易主要是由劳动力、土地、优惠政策等优势所致，这不仅不能提升工业行业的效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反而会使工业行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压力，从而阻碍生产率的增长。但参与国际分工就必须要适应全球生产网络的流程，加上迫于跨国公司的代工要求与压力，参与出口的中国企业只有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才能赢得更多的订单。比如，苹果公司为什么将很大一部分产品交由富士康公司生产，除了成本低廉外，主要看中了富士康的高效率③。
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等可以说是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作用途径，这些作用途径可以进一步归纳为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随着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大量的资本、人才、技术等会加速集聚，主要表现为资本投入的增加、研发费用的增长、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以及对外开放度的提高，等等。另一方面，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会加剧市场内部的企业为了生存而引发的竞争，这也会促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增强研发能力、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等。而行业集聚程度、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本土市场规模的规模递增效应和专业化分工效应，从而促进了行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企业间集聚与竞争行为也加剧了本土市场的竞争程度，而竞争的存在客观上也驱动着企业为了生存而创新。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1—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分析了本土市场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以“市场促创新”或“以市场规模驱动创新”的假说整体上是成立的。本土市场规模每增加1%，将会促进生产率指数增长0.021%、效率改进指数增长0.023%、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18%。此外，资本密度、人力资本对生产率增长、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研发密度对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及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对外开放度对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一正一负，总体上对生产率指数的影响也显著为负。分行业估计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土市场规模作用的发挥更依赖于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与资本密集程度，而对行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则并不敏感。
从作用机制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与人力资本等途径传递。本土市场规模对效率改进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度等途径传递。在所有的作用机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最大。总体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归纳为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
关键词：支柱产业；月饼产业；产业发展阶段
支柱产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因此推动县域支柱产业快速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忻州市神池县的支柱产业是神池月饼产业，2012年神池月饼产业总产值为1.2亿元，而2012年神池县的年生产总值为4.8051亿元，月饼产业占神池县2012年全县总产值的24.97%，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可以得出神池月饼产业就是神池县支柱产业的结果。所以本文力图产业发展阶段理论，以神池月饼产业为个案研究对象，深入探索县域支柱产业快速成长的制约因素。
一、神池月饼产业发展阶段判断
1.产业发展阶段特征理论
产业发展阶段的特征具体如下 ：产业发展形成期特征为企业数量少；产业规模小；市场结构完全竞争；产品工艺不稳定；产品质量差。产业发展初期特征为企业数量加速增长；产业规模加速扩大；市场结构近似完全竞争；产品技术创新极为活跃；产品质量加速提高。产业发展中期特征为企业数量缓慢增长；市场规模缓慢增长；市场结构垄断竞争；产品技术创新减慢；产品质量缓慢提高。产业发展后期特征为企业数量趋于稳定；产业规模趋于稳定；市场结构寡头垄断；产品技术创新进一步减缓以至于停滞；产品性能成熟。
2.神池月饼产业发展阶段判断
认清神池月饼产业目前的阶段性特征是判断该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下面将从多方面分析该产业目前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判断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
产业规模扩大。与神池月饼产业内企业数量变化类似，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随着月饼产业规模扩大，产值额稳步升高。据当地年度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月饼业产值额为1.2亿元，2008年增为1.6亿，到现在直逼2亿。
产品技术创新行为活跃。目前神池月饼产业内产品技术创新行为活跃。由于大量投资者进入该产业大多携带着技术创新，而在位企业面对进入者的压力也技术创新，在双方争夺市场主流技术、市场份额和市场竞争压力过程中产品技术创新行为活跃。
产业固定成本上升、变动成本下降。由于神池月饼产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在位企业为增大市场份额、增强市场竞争力，引进先进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生产产量，无形中产业固定成本上升。在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人力之后，企业变动成本下降。
结合产业发展阶段特征理论和目前神池月饼业产业发展阶段特征得出神池月饼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目前神池月饼产业发展阶段特征为产业规模在扩大；产品技术创新行为活跃；产业固定成本上升、变动成本下降。与产业发展初期阶段特征做比较基本吻合，由此可以判断该产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
二、神池月饼产业加速成长的制约因素
1.产业缺乏竞争力。虽然神池月饼产业发展较快，但是与国内其他知名品牌相比竞争力缺乏。首先，产业链虽然形成但是又短又弱，而且没有形成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其次，就整个神池月饼产业价值链而言，虽然企业的生产处于深度加工的下游区，但是龙头企业数目少且缺乏实力未形成规模经济。最后，就资源优势而言，所处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工作人员素质差、缺乏企业家队伍，难以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2.原料生产基地建设不完善。原料生产基地建设不完善是月饼产业的一个短板。其主要问题是品种选育与生产加工需要脱节。胡油是生产神池月饼的主要原料之一，胡麻作物的含油量直接关系到油的产出率和生产成本。但是神池县在品种选育和种植胡麻作物方面与生产加工脱节，满足不了月饼加工企业对优质胡油的需求。
3.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是神池月饼产业加速成长的一个棘手问题。虽然各方对神池月饼产业产业化经营逐步形成共识，县委、县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多数政策措施存在落实不理想的问题。
三、神池月饼产业加速成长的对策及建议
1.完善和延伸产业链。神池月饼产业要想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不仅要完善现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而且要适时延伸产业链、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神池月饼产业已形成原料供应、生产、包装、运输的产业链。推动月饼包装行业的发展能完善产业链，而月饼新品种的研发、胡麻生产基地的建设和连锁经营能延伸产业链。
2.加快产品差异化调整。产品差异化调整可以通过几种方法。首先，产品价格定位差异化。产品高、中、低档定位不同，消费群体就不同。其次，产品技术差异化。引进先进机器设备、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研发个性化、创造性产品。最后，产品文化差异化。了解销售对象的文化取向差异，产品销售不同的文化。
3.落实和调整政策。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提高现有扶持政策的实际效果。根据政策执行情况和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调整和完善现行政策。现有政策中的龙头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企业技改优惠政策、龙头企业贷款优先、优惠政策要不打折扣地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甄建英：让神池月饼更飘香[J].2007，（1）.
国内外对现代服务业的分类目前尚无定论，一般为分生活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两类，生活型服务业以提供生活必需品，满足日常衣食住行需要为主，以提升服务质量及完善服务覆盖范围，使生活居住便利，提升生活品质为主要目标，也可以间接满足人群的精神需求。生产型服务业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进技术及产品创新为重点。
作为城市新兴区域，面临产业发展滞后、就业不足、人口稀少等问题，单一发展现代服务业存在较多制约条件，通过发展模式设计，我们构建了区域发展的三阶段目标，通过构建必需的生产生活设施，大力改善区域基础设施，改善区域认知，构建产业发展条件；通过招商引资、发展总部经济等举措做实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通过发展商贸、物流服务、金融、文化创意等产业推动区域持续发展。通过对现代服务业的整体研究，我们构建了在城市资源评价、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等模型，构建了完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体系。
阶段一：现代服务业分类研究，核心解决现代服务业指标统计口径不统一，驱动因素错杂的问题。首先，就现代服务业构建了分类标准，理清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形成产业发展条件矩阵,分析表明，决定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主导因素是城市经济规模，通常情况下，城市经济规模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正相关；其次，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后期生产业高度发达，以美国为例，目前其生产业占GDP比重接近40%。
阶段二：城市经济研究。构建了城市资源、发展水平等相关模型，通过研究城市的生产业发展状况，确立区域发展方向。
* 城市资源评价体系，相关指标：城市GDP规模、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状况、制造业聚集程度等；
* 生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相关指标：物流、金融等基础业在城市经济的比重；
* 不同区域产业发展现状评价，相关指标：区域产值规模、技术实力、配套服务、产业链控制点、产品辐射范围等。
* 发展定位：在新兴区域内制造业不发达情况下，结合区域自然禀赋，通过构建产业链的控制点，增强区域辐射力等举措，验证了构建宜居、宜商的第三代新城，成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的可能。
阶段三：城市新兴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设计。
* 产业选择方法，遵循区域发展阶段模型，结合不同阶段区域发展主导产业的差异，综合评价产业的功能性指标、经济性指标、发展性指标，综合判定主导产业、先导产业及配套产业发展时序。
* 产业发展模式，通过设计强势介入、因势利导、高端切入等模式，借助产业价值链分析、行业盈利性分析、市场集中度分析等手段，切入盈利性高、带动性强的行业。可以通过自主经营、招商引资等手段以点带面，带动区域产业发展。
* 配套产业选择，结合城市、区域未来发展规划，界定区域配套产业发展容量，同时通过弥补城市产业链中某些关键环节，如：制造业的设计研发、展示，消费业的教育、医疗、旅游等产业，在城市新兴区域内构建比较完整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 产业对于区域价值分析，强调功能性指标，在完善城市功能，带动区域价值提升的维度，界定产业的重要性。如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可以界定为两类，即对于土地价值的保健和激励因素，保健因素能够实现一定商业价值的，对区域认知有提升作用的产业，如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将动漫、网游等界定为激励因素，保健因素对于完善区域功能产生积极作用，激励因素作为区域新兴产业培育重点，可以进行积极的尝试。
为加快畜牧产业发展步伐，促进农民增收，推进生猪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现就实施生猪产业“三百工程”提出如下意见。
一、“三百工程”的内容及目标
（一）“三百工程”内容
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走以加工带养殖、以龙头连基地、以品牌拓市场的生猪产业发展路子，着力实施“生猪产业建设基地化、基地建设规模化、规模养殖园区化、园区生产标准化、产品安全生态化”的生猪产业发展模式，转变生猪产业发展方式，实现生猪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从年开始到2015年，市生猪产业发展实施以如下内容为主的“三百工程”：
1．建设100个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每个小区饲养能繁母猪300头，年出栏肥猪5000头以上，增加出栏肥猪50万头。
2．扶持100户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企业（场），每个企业（场）饲养能繁母猪300头，年出栏肥猪5000头，增加出栏肥猪50万头。
3．扶持100个生猪标准化养殖专业村，每村扶持养殖户100户，每户出栏肥猪50头以上，增加出栏肥猪50万头。
（二）发展目标
目前，我市年出栏肥猪245万头，通过实施“三百工程”，力争用6年的时间，到2015年，全市增加肥猪年出栏150万头以上，使全市肥猪出栏突破400万头。
二、“三百工程”规划布局
（一）主要建设地点选择
根据全市生猪产业现已形成的优势产区，从年起，选择生猪产业基础好、饲养水平高、交通便利、领导重视、群众积极性高的35个重点乡镇实施“三百工程”，通过政策的扶持引导，进一步发挥优势，做大做强，建成主导产业。（规划布局详见附表一）
（二）实施“三百工程”年度规划
从年到2015年,全市实施生猪产业“三百工程”，建设总体目标计划分6个年度实施。（各县区分年度实施计划详见附表二）
（三）发展模式及布局
1．标准化养殖专业村：布局在群众基础好、养殖积极性高的重点村，有选择性的扶持。
2．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布局在领导重视、群众积极性高、生产条件好的坝区、热区和半山区。
3．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布局在坝区、热区和半山区。
（四）主要技术措施
1．推广“约长杜保”、DLY杂交组合，生产优质肉猪和仔猪。
2．能繁母猪二元杂交化，改良配种以人工授精为主，本交为辅。
3．实行计划免疫，控制主要疫病，推进健康养殖。
4．严格按生猪养殖无公害生产技术标准，推行《市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规范及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规范全市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
5．推广生猪生产“八改”、“五统一”实用畜牧科技集成配套技术。“八改”：改旧式圈内积肥为卫生圈舍，改劣杂品种为规范化杂交，改仔猪随母猪吃奶为提早诱食补料，改传统饲料为配合饲料，改熟喂为生喂，改吊架子饲养为直线育肥，改春秋两防为按免疫程序综合防制；“五统一”：统一生猪品种、统一防疫程序、统一饲养管理规范、统一健康养殖标准、统一圈舍工程标准。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为形成抓好生猪产业发展的工作合力，一是成立市、县发展生猪产业领导小组，由市、县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畜牧、发改、财政、国土、扶贫、农业、金融、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体联动，齐心协力抓好生猪产业发展的工作格局；二是强化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建立领导挂钩生猪产业和交纳风险抵押金制度，明确任务，细化责任，实行目标管理，为生猪产业发展提供保障；三是实施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特别要在招商引资方面加大力度，重点突破，高位推动，引进和培植有规模、上档次的加工龙头企业，打造畜产品的优势品牌；四是加强畜牧兽医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二）完善政策，加大扶持。一是认真落实畜牧业用地政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37条的规定，把生猪产业用地纳入乡（镇、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认真贯彻执行《国土资源部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充分利用“四荒”土地和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建设、改造猪舍，养殖场（户）建设畜禽养殖小区、养殖企业（场）用地按农业用地处理，免交各种费用。同时，要注意防止以借发展养殖业为名乱占土地的行为发生。生猪加工龙头企业的用地政策按《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开放投资市场扩大投资规模的若干意见》（云政发〔〕45号）给予扶持。二是采取信贷支持、财政补贴、社会投资等方式，建立“业主投入、部门帮扶、信贷支持、项目支撑、政府奖补”五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投入机制，激活民间资金，吸引外地资本进入。推进银政合作，积极争取省、市金融部门每年发放畜牧业专项贷款1亿元，用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养殖场、养殖专业村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发展。增加小额信贷资金对生猪产业的扶持，对年出栏肥猪50头以上的养猪示范户，每户给予0.5万元以上的小额信贷资金扶持。建立企业担保、合作社担保、养殖户联保等方式并行的担保机制。
（三）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养猪产业属于“短、平、快”项目，在发展初期需要一定的贷款支持。一要用好国家扶持畜牧业的政策资金。当前，生猪产业发展面临中央强农惠农政策资金用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生猪外调大县奖励等难得的政策机遇，要将这些专项资金用出效益。二要加大补助资金筹措力度。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的项目资金支持；市县财政适当补贴；项目业主或农户自筹；争取小额信贷等金融支持。三要有效整合支农资金、集中打捆使用。对移民搬迁、扶贫整村推进、农业综合开发、小额信贷及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村容村貌治理、国债沼气项目等支农项目资金进行整合，用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建设。四要结合山区综合开发工作，逐步实施林畜结合、茶畜结合、种养结合，使产业相互依托，共同促进，提升效益。
（一）武汉市生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
武汉市是中国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发展重地，在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同时，与之具有双向互动关系的生产业也随之兴起。总的说来，武汉市生产业的发展状况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生产业的规模逐步扩大。2006年武汉市国民生产总值为2590.76亿元，其中服务业增加值为1279.1亿元，而生产业的增加值达583.53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5%，比2003年的21.8%增加了0.7个百分点，2006年生产业的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5.6%，比2003年增加了2.8%。近几年武汉市生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主要的生产业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在当年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第二，生产业的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交通运输业、仓储邮政业等行业发展放慢，而信息服务业、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等新兴的生产业发展较快，特别是信息服务业，在得到政策扶持之后，已经成为生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2006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的增加值为84.57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106.6%。
第三，生产业的就业人数明显增加。从1994年起，武汉市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就一直超过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资金密集行业在服务业中并存，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生产业之中，因此，近几年生产业的就业人数明显增加，2006年末武汉市生产业的在岗职工人数39.12万人，比2003年增加了5.36万人。
（二）生产业的分类及统计标准
生产业，又可称作“中间投入服务业”，也就是市场化的非最终消费服务。在生产业中虽然并不涉及直接的物质生产，但同样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由于学者研究方向的不同，对生产业的分类概括也有区别。西方学者比较认同的分类方法认为，生产业主要指以信息加工和处理为主要任务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管理、会计等。而香港地区生产业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专业服务：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组装与构造、工程、测量等；（2）信息和中介服务：电讯、电影、广告与市场研究、信息技术服务、出版业等；（3）金融保险服务：银行、保安、保险、风险投资、债务市场、基金管理等；（4）贸易相关服务：会展、进出口贸易、航空运输、海上运输、快件、仲裁与调解等。按照联合国的《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一般认为生产业大致包括五个方面：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本文在考虑国际分类标准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及武汉市的实际情况，认为生产业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流通服务业、商务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具体包括以下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科技教育产业。
二、武汉市生产业发展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分析
（一）武汉市生产业发展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一个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利用产业经济学的评价产业发展的指标，结合武汉市生产业的实际情况，选取了三大类6项指标作为评价生产业发展综合实力的依据。
（一）产业发展数量规模指标
产业发展数量规模指标包括产业增加值和产业就业人数，可以反映产业的经济总量和规模大小，以及产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作用。考虑到生产业的统计口径，本文用生产业在岗职工人数作为反映就业的指标。
（二）产业发展比例结构指标
生产业发展比例结构指标包括生产业产值比重和生产业就业比重两个指标，生产业产值比重，也就是生产业增加值与城市GDP之比，是产业经济学中衡量产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生产业产值比重越高，说明该城市生产业的发展程度越高；在计算生产业就业比重指标时，结合统计口径，将指标定为生产业在岗职工人数与城市在岗职工人数之比。
（三）产业发展质量效益指标
生产业发展质量与效益指标包括人均生产产品占有量和生产密度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是衡量城市生产业发展水平的绝对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比重指标的不确定性。其中，人均生产产品占有量就等于生产业增加值与城市总人口之比，人均生产产品占有量越高，也就说明城市生产业发展水平越高。而生产密度即为生产业增加值与城市面积之比，反映生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分布状况，同样，生产密度与城市生产业的发展水平成正比。
（二）武汉市生产业发展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分析
首先，从数量规模指标来看，武汉市生产业的增加值总量不高，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比上海、北京、广州等国内生产业发达的城市要落后很多，上海在1998年仅房地产业一项就达到185.4亿元，生产业增加值更是超过了1000亿元。从发展速度上来看也比其他城市要低。武汉市是我国特大型城市之一，生产业规模应该进一步扩大。
从比例结构指标中可以看出，生产业在武汉市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就业方面也作出了不菲的贡献，这与武汉市历史上以商为重是分不开的。城市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倚重生产业，美国在1996年生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32%，由此可以看出，武汉市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政策，促进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质量效益指标主要反映了武汉市生产业的产业效率，由于武汉市的人口较多，因此导致人均生产产品占有量及生产密度偏低，与上海、广州等城市还有着较大的差距。
三、武汉市生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武汉市生产业发展综合实力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武汉市的生产业存在着发展规模不够、产业结构不完善、产业效率较低等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生产业内部结果不完整，如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缺乏，科技服务业所占比例太低。另一方面，城市内部需求不高，武汉市很多企业大多依靠外来的生产业，对本地生产业缺乏信心。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促进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重视政策引导，调整生产业内部发展结构。要促进生产业企业的总量扩张，提升生产业在服务业以及GDP中的比重。在考虑到要素密集度、劳动生产率、技术带动以及城市发展特色的同时，依据投入产出表进行的服务业内部最优调整规划，武汉市在政策指定中，要倾向扶持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现代金融业、科技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行业的发展。特别是要借助信息技术扩大武汉市生产业的规模，提升生产业的产出效率。
第二，充分发挥生产业发展的聚集效应。通过政府引导，加大土地、基础设施、土地供应、政策措施、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的配置力度，引导生产业有序的聚集。同时，以聚集区为着手点，以点带面，注重行业资源整合，形成一些具有各自特色的生产业聚集区，构建多层次、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
第三，注重市场管理，引导产业内部有序竞争。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生产业也出现了规模化扩张。本地服务业应在积极扩大生产业的开放力度和范围的同时，汲取外界营养，完善自身发展，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加快生产业企业的电子化进程，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政府机构或者是行业监管部门可以制定市场规则和行业标准，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市场管理方面以透明、规范、高效为准则。
第四，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人才在知识密集型产业集中的生产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城市要想发展生产业，首先要重视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在人才培养方面，武汉市要充分利用自身高校与科研机构数目多的优势，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加大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拓宽人才培养途径，按照生产业的需求有重点地培养人才。在人才引进方面，开拓人才吸引的视界，创新人才吸引政策，积极吸引国际资本运营和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等方面的海内外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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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生产业，其服务的产品不是卖给消费者，而是卖给生产者，其中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科技教育产业等行业。评价一个产业发展的综合实力，需要一个系统的指标体系。生产业发展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三大类6项指标，对武汉市生产业发展的现状作出了科学的评价。
关键词：武汉；生产业；综合实力评价；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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