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1 11: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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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展开，但是这个时期主要是中华文明影响日本，而到了近代以后中日的文化交流呈现除了相互学习和影响的局面。两国在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后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不断加深，特别是中日建交以后首届驻日公使对于两国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在驻日公使到达日本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一大批文人达到日本，和日本的文人及贵族建立了友谊，在日本传播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诗词，同时将日本的一些文化传播到中国来。其中王治本对当时的日本文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日本文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王治本（1835―1908）浙江慈溪黄山村（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黄山村）人。家谱记载“：黄山庸德三子。讳仁成，改名治本，字维能，号园，晚号改园。郡增贡生，候选库大使调充出使日本翻译生。知诗能文，伉爽不羁，往来日本三十余年，国人多与酬谢唱，或以兼金购其诗文。所著有《栖栖行馆诗稿》、《食砚斋文稿》等书凡四种。配陆氏，副室：日本风间氏、横井氏。公与陆氏合葬潭肚河之原。副室二氏俱出姓。子四：义巢、义明、义海、义江（义海、义江日本妾风间氏所出）。”
王治本是清朝末期东渡日本文人的一个重要代表，在留日30年期间留下了许多作品和足迹，成为现在人们研究王治本的一个重要依据。王治本到达日本不久晚清政府就和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与副使张斯桂是同乡所以同使馆的官员有一定的往来，当时东渡日本谋生和交流的文人也较多，王治本和这些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双方都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及日记来记叙这些事情。王治本本人的作品由于受到的影响现存世的只有《舟江杂诗》一卷、《食砚斋文稿》二卷、《栖栖行馆诗稿》八卷、《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其中《舟江杂诗》被王宝平教授收录在《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栖栖行馆诗稿》原始诗稿有两卷藏于宁波天一阁，而《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这些文章当中现今面世的只有《舟江杂诗》，并且没有任何的相关研究，而其他的文章的研究更是没有展开。
同时和王治本同时代到达日本的文人对于王治本也有一些记载，1880年畅游日本的李筱圃在他的游记《日本纪游》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惕斋来，言伊有族兄王园，现馆废藩源辉声家，专论诗文”，对于王治本有了第一的认识和介绍，在其日记当中对于王治本还有其他的记载。王韬在自己的《扶桑日记》当中也有多处记载王治本，但王文中将王治本记为漆园。现有的王治本和文人的交流都集中在王治本和日本文人和贵族的交流而忽略了王治本和同时期去日本的中国文人之间交流的研究。王治本和本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也应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样可大大的丰富对于王治本思想的研究。
实藤惠秀是最早对王治本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在其研究大河内辉声的时候汇编了一本大河内辉声和驻日公使馆官员和文人的笔谈资料之时整理出了《园笔话》。并且整理和写有《明治日中文人的交游》，（《文学》34卷2号）、《王治本在金泽的笔谈》《近代日中交涉史话》，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和日本的文人贵族之间的交往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实藤惠秀还指出王治本在日期间进行了几次漫游，在日本各地都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接待，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序跋。实藤惠秀先生在1965年3月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介绍王治本漫游日本的情况并希望进一步收集王治本在日本各地活动的资料，在之后收集到一些关于王治本的资料和遗墨照片。利用这些资料实藤惠秀先生整理出王治本在日本活动的年表和几次旅行的大体路线如下。
但是在国内学者王晓秋认为实藤惠秀的研究当中遗漏了王治本在北海道的活动，在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当中指出王治本曾经于1883年和1884年两度到过北海道的函馆。《函馆新闻》1883年（明治十六年，癸未）7月15日报道：“在东京以诗文书画闻名的清客王园、王侯、王琴仙三氏昨日从新泻地方乘船来函。三氏在东京与文墨诸大家共游，诗书画均妙，是清客中屈指可数之人。本地文雅之士求其挥毫者一定很多。”
国内学者刘雨珍利用《大河内文书》和其他的一些笔谈资料汇编成了《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里面收录了大量王治本和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芝山一笑、增田贡等的笔谈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为王治本和日本友人之间的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目前对于这些笔谈资料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笔谈资料的意义，以及黄遵宪和日本友人的笔谈资料研究，王治本的研究还未展开。本文将大量的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生活和思想。
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一版）中的第七章民间往来第三节“漫步览胜蓬莱岛”当中对王治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当中也有提及王治本，但是内容基本上和作者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相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主要还是以介绍为主，深入的研究还未展开。
郑海麟教授在《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当中辑录了王治本致冈鹿门的四通信函，两首赠诗以及《赠言》题词。但在这本书里只是简单的收录王治本的一些遗墨，对于这些诗词和信函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也没有对冈鹿门是为何人做任何的介绍。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宝平则对王治本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而由于作者是做日语方面研究开始的，所以作者在自己的《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当中对身为首届驻日公使馆的“学习翻译生”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活动也做了一些介绍。作者提出王治本对于日本较为熟悉而被公使馆聘为使馆随员，向使馆的官员介绍了许多日本贵族和文人，并且为日本人题写了大量的序跋和评语。并且校订出版了一些介绍日本的汉文书籍。在王宝平的研究当中认为王治本是于1907年客死于日本，但是据王氏后人的回忆王治本是1908年死于家乡慈城黄山村。在对于王治本著作叙述中只提及了《舟江杂诗》而未提到将王氏族谱中提及的《食砚斋文稿》和《栖栖行馆诗稿》。
王宝平教授在《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文献》季刊，2009年10月第4期）当中收录了大量王治本为日本人所做的序跋。作者收录的上起光绪三年（1877年），下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横跨进30年，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历史、书法等领域，全文以序跋时间排序。限于篇幅，王治本为《附评维新大家文抄》（松本万年，明治十年，1877）和《众教论略》（加藤熙，明治十年至十一年）所撰之序省略。
宁波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玉祥先生在《晚清王治本与中日文化交流》（《宁波通讯》2010年第10期）当中也对王治本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明确罗列出王治本现存世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存的地方。在王玉祥的文中提到了王治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且简单介绍了两次日本友人来访王治本家乡黄山村的事情。但是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有很大的重合性，没有太多的突破，作者在文章的结束之时也希望王治本的研究能有更多新的发现。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如安在《天涯随处著游鞭――宁波海外旅行家王治本事迹初探》当中对王治本也是做了一些介绍，和其他文章不同的而是这里开始关注王治本在去日本之前的一些人生经历。文中提到王治本原先家道殷实，拥有田百余亩、钱庄等店数家，在咸丰年间由于受到太平天战争的影响和家道中落。王治本的一等增广生，为了生计长期在杭州教授生徒。并且王治本生性好漫游，自称“天涯随处著游鞭”，且由于生计的原因最终选择东渡谋生。张文中对于王治本的介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展开，并且涵盖了王治本在去日前后的事情，是目前介绍王治本较为详细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还只是简单介绍了王治本的人生经历，对于王治本的思想等方面的介绍还十分缺乏。
关键词：中西文化；定义；交流；冲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成熟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中国进一步融入了世界这个大家庭。再加上网络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交通和通讯的无比便利，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期。自然而然，中西方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有了各种接触，这中间有冲突碰撞也有交流融合。事实上，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就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汉代的张骞通西域，自那以后，两千多年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便再无中断，即使是战争期间，民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如火如荼。
一、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且具有权威的。泰勒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尽管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但目前最常用的文化定义就是这个。
具体来说，我们的中国文化一般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所以中国文化就是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统领的主流文化。
同样，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都是气象万千，源远流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具体地域上，就是指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文化系统中占有统治地位、被普遍认同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各种亚文化不包含在内。
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应该从开始。清代后期，中国古老的国门被迫打开，自此之后，西方文化元素就争先恐后地，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后，迅速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融合，如“洋泾浜”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它们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当然，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正在不断走向世界。
近些年，从各种媒体上，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华人组织庆祝节日活动，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关注、欢迎。所以当代社会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逐渐显得多元化。不仅有西方对中国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影响到西方一些国家。事实上，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自上而下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域都参与和感受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无论是在物质文化层面，还是在制度抑或精神文化层面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娱乐文化深深的影响到中国人的传统娱乐观念。比如说作为西方文化元素代表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它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好莱坞电影不仅打开了中国庞大的娱乐市场，这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这种娱乐文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而且使当代中国人更倾向于这种文化娱乐方式。还有就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餐饮文化、着装文化等都已然在中国落地生根。现在西装已经成为中国普遍的服装，当然在全世界这都是基本惯例；快餐上两大巨头肯德基和麦当劳毫无疑问，早已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人们逐渐接受西方的这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住建欧式别墅，去西餐厅吃各种西餐，去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喝咖啡、讲英语成为很多人理想的有品位的生活的象征；尤为甚者，在西方的节日面前，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堪一击，现在我们过的是圣诞节、情人节甚至愚人节，而我国本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节俗，逐渐被人忘记。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念方面，西方人重利，这种观念无疑改变了中国人关于利和求利、钱和赚钱的传统看法。个人用正当手段去追求利益、追求合法的利润，不再被看作不道德、丑恶的事情，而逐渐变得正当合理，相对应的金钱也不再被人们看作是万恶之源。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中国人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金钱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且必要因素。
交流都是相互的，西方文化在影响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积极走向世界。近些年来兴起的汉语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毫无疑问，汉语的对外输出是国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放眼世界，一股汉语热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汉语志愿者走出国门，一座又一座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数的外国人开始学汉语。据报道孔子学院如今已经遍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令人自豪的是其中海外学院和教学点总数已达 140 多所。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武术。它是中国的国粹，融合了中华精神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最开始的时候，武术为国外所认知与了解，是通过那时候的中国武侠电影的风靡而走向世界的。现如今，在国外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武术，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武术是神秘而又极其具有魅力的，也有很多外国人迷上了武术，或者在当地学艺或者直接来到中国学习。此外，还有中餐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餐馆，很多西方国家的客人逐渐能够接受中餐，学会了使用筷子，夸赞并喜欢上了中国美食。
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从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其实是输给了西方国家。西方的文化已经逐渐开始深入中国并影响到大多数国人，而中国的文化，在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微乎其微，中国在文化上的话语权还是非常有限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方面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另一方面困难与希望同在。在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抵挡住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袭；应当如何借助高科技传媒技术将中华民族文化进一步传播到全世界，从而扩大我国的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于语和. 试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 .
[关键词] 中国典籍文学作品 英译研究 跨文化交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3.06.043
跨文化研究跨越社会、政治、心理学、文学等诸领域。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成为新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学中心论”拓展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采用有效途径英译并输出中国典籍作品成为增强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典籍”，据《辞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书》等书目的阐释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二是法典、制度。以《论语》这一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语工作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孔子学院正在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遵循什么原则、输出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差别会导致译本的多样性，而译本的多样性对文化输出目标群体意识的影响必然不同。典籍“翻译绝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与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许钧）。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典籍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典籍英译，建国以来已出版多套相关丛书，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等。
2.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1）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文体分析等）；（2）译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研究许多属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中对等的实现。随着近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人们的研究视角突破了语言层面，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从外部因素来审视典籍作品英译阐释的多元性。然而，总体来讲，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从某一具体角度，如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来审视译本，存在研究角度趋同，研究视野偏窄的现象。
国外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历史较长，主要集中在汉学界，以译本序言中的评述、书评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者多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因此，国外研究大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分析也较为深入。例如，Ames，Roger T . & Henry Rosemont， Jr.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等。《论语》的重要性使其在中西交流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以来，《论语》便成为了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中国经典之一。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语》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此后，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Wliam Jennings（1895）、辜鸿铭（1898）、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1951）、李天辰（1991）、Simon Leys（1997）、Edwa Slingerland（2003）等人。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Brain Bruya（2005）等。
3.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途径
翻译活动本身是译者在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修养以及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等大环境影响之下，对原文的主观上的解读和再创造，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也因此强烈地影响着译作所体现的风格特征，译者主体性的差异是导致译本多样性的重要原因。利用阐释学和目的论，探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不同译者的不同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别，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导致译本多样性方面所起到的主导及影响作用，是目前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主要途径。
译者的主体性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的创造力。
伽达默尔提出的阐释学（Hermeneutics）和由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可以用来研究译者的主体性。
阐释学作为文本分析的方法，其意是解释、阐释，同时也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形式和揭示隐含意义的过程。翻译时，因翻译的前提是译者积极地、准确地去理解原文，即首先进行语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汉代汉语的转换）然后才能进行语际翻译（由古代汉语向现代英语的转换），因此，译者作为阐释者或第一读者去解读原文，经过译者的再创造，把原文中的意义和信息传达给读者，并让读者接受。理论上，阐释学肯定译者对原文的积极解读。作为认知主体，译者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译者在对原文阐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审美价值观、信仰、人生经验、文化特征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译文也会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和个人特点。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和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手段”。
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选择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译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发现译者的主体性特征。微观层面从词、句、篇章特点着手，考察其在语篇连贯、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征并考察反映不同译者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如主题词、高频词、特色词、独特词，译者所添加的副文本（如注释、序、跋等），以及译文中的核心文化词、习语、特殊句式、修辞格等的处理模式等。宏观层面主要从原语文化语境和译入语文化语境出发，探讨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等因素在译者文体中的反映。目的不在于评价孰优孰劣，而着重观察不同译本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并领略不同译本的优秀之处。
例如，为了探讨不同典籍英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可以选择《论语》作为研究对象。其既是中国典籍作品的巅峰水平的代表，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典籍英译作品中的经典代表。自1809年至今，《论语》的英文翻译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产生了近百个英语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论语》贯穿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部历史进程，成为了最受西方关注的中国作品之一。第二，在众多的《论语》英译本中，笔者选择了理雅各与辜鸿铭的两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原因在于：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翻译的《论语》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家和翻译家，以其轶事之怪异、著译之独特、思想之极端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保守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倡导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对欧洲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他的译著《论语》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极具影响力。因此，关于二者的译者主体性分析不仅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走向深入，同时能极大地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终达到中西合璧。
为了在阐释学和目的论的框架下，发现译者主体性，可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论语》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包括（1）在微观层面，理雅各与辜鸿铭在词、句、篇章等方面的选择和处理的特征并考察理雅各和辜鸿铭在译本中体现的个人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的语言要素；（2） 在宏观层面，研究促使产生两英译本差异性的译者所处历史背景、社会规范、文学观念以及读者期待；（3）《论语》两英译本，在译者不同主体性的影响下，分别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结合对比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客观地阐述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在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目前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解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在阐释学和目的论框架下进行译者主体性微观和宏观的研究，使得典籍作品的英译和输出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62 （3） ： 563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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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理论；文化交流；发展历史
翻译理论是一个世界范畴的研究概念，不是简单的英语对中文翻译，它是一个世界范畴中文化交流、社会经济分工的重要工具。当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参与全球化的分工与协作，都需要进行文化等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加深让翻译成为必要的工具，也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古罗马文学翻译、翻译的人文主义思潮、改变观念的反叛者、翻译诗学、霍姆斯译学的基本构思、雅各布逊与等值翻译、卡特福德的等值转换理论、奈达：翻译科学的构筑、纽马克：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穆南倡导的翻译的语言学转向，这些翻译界的学派和理论是世界翻译理论发展的见证，这些理论无疑充实了翻译界。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起步很早，中国最早的翻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这个原则被认为是最初的直译说。晋、前秦时道安即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
“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在道家所处的时代，佛经的翻译成为翻译理论建构的主要依托，当时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三不易”“五失本”之说。其意思是，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因此必须慎之又慎。随后，随着唐朝、宋朝、明朝等朝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
多，势必会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诞生主要是在五四前后，这个时期伴随文学革命运动，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国外新思想、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五四前后最有名的多产翻译家林纾，林纾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
《王子复仇记》（Hamlet）等，这些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繁荣，也让国人开眼看世界，了解更多外国的事情，这为发展以及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认为译者是第一读者，要
让自己的主观体验作为翻译的重要前提，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这种交流是真实的感受。周桂笙是更早于林纾的重要翻译理论家，他的译作所采用的并不是古文，而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这种文字读起来并不晦涩，普通民众都可以阅读。
廖七一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指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对于几本没有对外国翻译理论著作的译介，国外翻译理论要比中国的发展体系完善，这套理论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
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无视或鄙视国外译论并不符合吸收人类一切有用文化成果的精神。如：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解构一切规则和理论，当然这一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接受习惯、创作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具有地域地理显著特征的民族性，解构主义的诞生对学术界整个学术伦理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翻译界，到底何种翻译才是好的，翻译的本质是否推动了世界交流，这些看似合理的理论基础都在接受挑战。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是颠覆性的创新，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翻译本体的唯一性。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的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这种交际形式涉及三种文本：原语文本、译者的图式文本和译语文本，这三个文本相互影响和制约。
对于原语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辞功能正确理解原语的修辞功能，是产生理想图式文本的关键。而正确把握原文的认知图式又是正确理解原文修辞功能的基础。理想的图式文本来自原文的认知图式，来自于对原文作者修辞意图的准确把握。在这个图式文本的基础上，产生怎样的译语文本，除了修辞功能等之外，还应该考虑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对象。
参考文献：
[1]杨晓荣.翻译标准制约因素分析[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4（6）.
本课题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些文学史涉及到以韩国人为题材的中国现代小说。80年代以后，尤其是中韩建交后，中韩近现代作家的跨界交流与叙事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交流文献资料整理、文人的交往与思想传播、双向译介与跨界叙事等也逐渐成为研究焦点，国内外已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前沿性和科学性。
一、课题的学术价值
第一、通过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为构建东亚文化新秩序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中韩近现代文学的交流经过从传统的文化认同到“尊重他者、互为主体”的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该选题的研究能够发现近代化过程中的东亚精神和价值，为21世纪的中韩人文交流乃至建构东亚新秩序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启迪。
第二、通过对重要文学史实的全面梳理，拓展多学科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主要体现在跨界交流与叙事作品，系统的文献整理工作将为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
第三、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刻阐明跨界叙事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探讨跨文化、跨学科比较文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为解决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新的依据。
第四、通过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的典型个案研究，全面带动中国与周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是东亚格局发生剧变之后建立的新的互动与认知，阐发其新的特点和规律、价值和意义，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与周边文学交流研究。
二、本课题内涵的总体问题、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1.总体问题：本课题内涵的的总体问题是：近现代（1840年～1949年）中韩两国文学交流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的特征、发展规律、历史经验、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等。
2.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文献整理和数据库建设、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作品的互译与影响、文学创作中的双向跨界叙事等几大方面。
3.主要研究内容
（1） 发掘和整理文献
调查和整理记载两国文人交流的信函和日记、两国文学的相互翻译和介绍、文本的传播、两国文学中相互以对方的国家或国民作为题材的作品、两国文学评论家或研究者相互之间的评论或批评等文本。
（2） 建构“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文献数据库”
将建构包括作品原文、作者生平、研究论文、年表等数据材料，并具备作者、关键词、年代等多途径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
（3） 中韩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的传播研究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追踪和还原申纬、李尚迪、吴庆锡、李建昌、姜玮、金泽荣、申奎植、朴殷植、申采浩、柳子明、李陆史、李范]等韩国近现代文人与王锡祺、董文焕、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黄遵宪、孙文、柳亚子、、、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国近现代文人的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特征。同时，全面系统分析来华韩国人的文坛活动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及其文学成就。通过对两国文人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传播的分析，探究相互之间的知识、学术、思想等方面的传播，进而阐明交流与思想传播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4） 中韩近现代文学作品的双向译介研究
通过广泛、全面的文献调查，搜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及金东仁、李泰俊、李北鸣等韩国作家的作品在中韩两国的译介文本，探究译介者的身份、译介文本所处的语境、译介的目的等，并在此基础上挖掘译介文本作为知识话语、文学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和意义。
借“江苏杯”扩大江苏影响
继2010年成功在日本东洋学园大学和北陆大学举办“鉴真杯”汉语演讲比赛之后，2011年的汉语演讲比赛升格为“江苏杯”汉语演讲比赛，演讲和提问内容都更加注重围绕江苏知识展开，并经过充分沟通联络后在日本知名高校举办，进一步扩大比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经过名古屋大学和京都大学各自组织的初赛选拔，共有60多位选手参加决赛。他们来自文学、理学、化学、医学、农学等学院，都把汉语当作第二外语学习。由不是中文专业的日本大学生参加汉语演讲比赛，在日本尚属首次。
根据参赛学生掌握汉语的不同程度，决赛分为初级和中级两部分。初级比赛内容为朗诵中国古代诗句和近代散文。在自我介绍里，学生们用不太娴熟的汉语，表达着对汉语的喜爱。名字叫“优士”学生的自称为“优秀的绅士”，叫“正贤”的自称为“正宗的贤者”，言语中充满自豪感，引起师生和评委的阵阵笑声。选手们都是初学汉语，时间最短的才学了半年，但他们态度认真，努力做到字正音准。他们或背诵白居易的《忆江南》、张继的《枫桥夜泊》、刘禹锡的《乌衣巷》，或朗诵郁达夫的《江南冬景》、陆文夫的《苏州深巷里的琵琶声》和朱自清的《南京》等描写江南风景民情的散文。中方代表团一遍遍听着日本选手朗诵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家名作，倍感亲切。
中级比赛内容为演讲和回答提问。首先播放了由江苏省委外宣办组织拍摄的最新外宣片《美好江苏》DVD，请选手们为回答评委提问环节做好准备。在自我介绍时，选手们纷纷介绍学汉语的原因，有的是为了将来工作后，能在与中国以及江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语言优势；有的是到中国旅游和短期修学后，对汉语产生了浓厚兴趣；有的为了两年后参加在台湾举办的国际物理研讨会时，能用汉语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的是曾经受到中国留学生的帮助后，对中国非常向往；有的是喜欢中国的电影、武术、音乐文化；有的是因为大学里教汉语的老师非常和蔼可亲。
讲述“我与中国、江苏”的故事
在以“我与汉语”为主题的演讲中，选手们娓娓道来，诉说着和中国、江苏的情缘，每人的演讲都情真意切，有的甚至让评委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在中国邂逅另一个我》、《学中文使我的世界更精彩》、《中国食物的魔力》、《无法切断的中国结》、《我的中国缘》等为题的演讲，朴实无华，以小见大，表达着日本年轻一代对汉语以及中国、江苏的喜爱。一名韩国在日留学生也前来参赛，她认为汉语今后会成为世界语言，相信学汉语会对人生有很大帮助，希望今后能作为使者，更好地促进中日韩文化交流。
在回答问题环节中，选手们根据《美好江苏》DVD中介绍的内容，一一回答评委提问。江苏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有：通江达海、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经济发展飞速，教育资源发达；古代文明和现展相融合，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有选手事先做了充分准备，自信地表达着对蜿蜒万里的长城、一望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鱼米之乡江苏和温婉江南小镇的向往，赢得师生和评委的赞誉。还有选手是日本自行车俱乐部会员，已经骑车游遍了日本各地，他说今后最大愿望就 是骑自行车游遍江苏，然后再游遍全中国。
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架桥铺路
两所大学的校领导和国际交流部的领导职员都非常重视此次比赛。由中方提供的《美好江苏》DVD原版配音是英语，京都大学老师特地找了一位天津留日研究生用缓慢的语速进行了中文配音，非常适合选手们听学。教汉语的日本老师非常敬业，从动员报名到组织初赛，从辅导学生到筹备决赛，都倾入了大量心血。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五年的绿川老师用流利的汉语表示，自己在京都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希望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培养出更多热爱中国的日本学生，为中日世代友好贡献力量。
例：宋元时期的文化特征如何？其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什么？
（1）特征：高度繁荣、领先世界、人才辈出、成就辉煌”。
（2）原因：①两宋时期局部统一和元朝大统一的实现，社会相对安定。②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海外贸易的极大发展。③民族交往频繁，民族融合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高峰。④对外关系空前活跃。⑤隋唐时期文化发展的基础。
我们知道，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一定时期的文化反过来又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般规律。
一、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原因
①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②统治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③经济发展或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物质基础。④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相互交流、融合。⑤对外交流频繁，吸收了外来文化成就。⑥继承了前代文化的成就。⑦古代学者的艰辛努力。
二、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表现
①科学技术。②哲学与宗教。③文学。④艺术。
三、中国古代科技的一般规律
⒈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的一般原因
（1）经济发展为科技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
（2）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3）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
（4）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有利于科技文化的正常交流与发展。
（5）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6）前代科技文化成就的基础。
（7）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组织。
⒉明清时期中西方科技的一般差别
（1）内容上，中国在科学上的主要成就属于应用科学，西方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探索。
（2）研究方法上：中国主要采取传统的整理典籍和总结经验的方法；西方科学家则注重实验方法。
⒊明清时期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的一般原因
（1）腐朽的封建制度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物质基础和动力。
（2）封建闭关政策既使中国失去了外贸主动权，更隔绝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3）明清教育的落后
（4）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与清代的“文字狱”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失去了政策支持。
⒋西方科技在近代领先的原因
（1）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动力。
（2）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传播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3）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不仅巩固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资产阶级文化，并且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4）工业革命使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
⒌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与局限给我们的一般启示
（1）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2）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3）要重视人才，尊重人才，鼓励知识创新。
（4）要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中日韩近代翻译词汇形成传播中日韩三国的很多汉字具有相同的形态和使用方法。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用语是最典型的例子，即汉字的写法相同发音则是各个国家语言的发音。
中日韩汉字以同一种形态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三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日韩三国语音虽然各不相同，但由于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通过汉字这个媒介，很容易实现词汇的交流。直到近代以前，词汇的传播方向是从中国向韩日方向传播。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开始，西风东渐，词汇传播方向发生了改变。
近代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认为从对西方门户开放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为了翻译传播西方的技术思想而创造的词汇，可称为近代翻译词汇。
一、中日韩三国近代翻译词汇的形成
近代，伴随着门户开放，从西方涌进来大量技术、思想和文化，为了理解和学习它们，近代翻译词汇应运而生。翻译也被称为是第二次创作，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接受翻译者本人固有的概念体系的影响。翻译不可能是把一种概念体系一对一翻译成另一种体系，所以，翻译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1.中国
中国较早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设立译书局，进行翻译工作。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充分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要实现改革，必须使国内具有健壮体魄和远大理想的人多读西洋书籍，理解西洋文化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改革。因此，翻译书籍是使改革变成现实的最紧迫的意见事情”（梁启超，1898）。以后，香港、上海、宁波等地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中心地，他们创办报刊杂志，编辑介绍基督教教理、西方文明的书籍，涌现出大量翻译词汇，如“权利”“意味”，等等。同时，不少杂志流传到日本，汉语的翻译词汇也流传到了日本。
2.日本
日本通过翻译实现了国家主导的近代化。日本的明治维新设立了翻译局，由国家推进翻译事业。为了实现近代化，日本政府最先在军队里设置了外籍教师，随后邀请外国教师到日本大学任教，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作为探索独立自主之路、了解西欧的一环，德川幕府开始推进翻译事业，医学、工学、哲学等翻译专门术语，最迟在1890年前后已经固定下来。日本学者创造的翻译词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重新组合汉字，对其进行创新。如“哲学”（丁巍/付元清，1999）“定义”“抽象”等；二是借用科学家使用的词汇。如“神经”“水素”“炭素”等；三是参考中国古汉语，并赋予新意。如“经济”“理性”，等等。
3.韩国
1870年前后，从中国传入的近代汉字和韩国自创的翻译词汇是通用的。中国的开化论书《易言》（1875）的汉字本-《读解本易言》（1883年）传到韩国并为韩国所接受。除此之外，西方的有关哲学、科学、天文、地理、宗教知识的中文译本也传入了韩国。并且很早就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按照西语-汉语-韩语的顺序，以汉语作为中介语言传入韩国，并在民间广泛扩散。自19世纪末期开始，韩语翻译开始起步，渐渐地变成了西语-韩国语的直译（Kim，2004）。
此外，受日本侵略影响，从1910年到1945年，韩国的翻译词汇日本式色彩鲜明。在近代韩语翻译词汇中除了原有的中国式汉字词的词语之外，出现了大量的日本式汉字词。例如，韩国学者俞吉睿的《西游见闻》，就是受日本开化启蒙的影响，书中大量采用日本式翻译词汇。因此说，韩国语中的翻译词汇受中国和日本影响很大，大量采用了中、日两国的翻译词汇和语言习惯。
二、中韩两国近代翻译词汇的传播情况
新的翻译词汇以它的生成地为中心，逐渐向周围扩散，使用领域也随之变宽，频率也会增高。翻译词汇通过书籍、电话、广博、电影等媒介，实现空间的转移，由一个中心点移至另一个中心点，并由新的中心点向周围扩散。这种翻译词汇的传播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都通过汉字这个媒介，积极地进行词汇交流。在各个国家间的词汇传播过程中，如留学生交流、翻译书籍等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近代翻译词汇存在的问题
为了将西方语言文字系统转换成汉字文化圈的文字，以使两者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近代翻译词汇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但是为将思想概念不同的文化圈间的词汇准确表述明白并为易事。在汉字翻译词汇中，由于当时对西方思想理解不够充分，译者在接受外来思想时，往往夹杂着个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或偏见，从而导致翻译错误。
对于儒教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来说，理解并接受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思想观念是比较困难的。“society”这个词刚传入东方的时候，中日韩三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因此，最初这个词被翻译为“同事”“交际”“世界”等，包含的意思很多。后来，产生了“社会”的翻译词汇，译者一看到“society”这个词，就会机械地将其替换为“社会”，缺乏深入的体会。“社会”这个词语的意思与“society”基本上没有什么违背的地方，但同时基本上也没有共同的部分（石冢正英，2002）。类似这种情况，即由于在当放的原有概念里，缺乏切合西方词语本意的表达，因此译者创作此类词汇。而且，当此类词汇一旦用法固定，该词汇就不能在认为是还缺乏乔当意思的用语了。因为使用该词汇的当事者即使不知道，但词汇本身已被看作是原本就具有它现在所表达的深远的意思的用语了。还有一些词汇，因为译者不清楚其意思，词汇本身跟别的词汇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被滥用（Yanabu，2003）。
一般来说，翻译词汇多为专门学术用语，但在西方，这些词汇原是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在被翻译成汉字并为人们所接收到过程中，生活用语和学术用语之间产生了距离，对我们来说就有了距离感。
四、结论
中日韩近代翻译词汇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冲突的过程中适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当时，三国国内自创了不少与西方文明概念相关的词汇，同时也吸收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邻国的翻译词汇。宏观探讨近代翻译词汇在中日韩三国的传播状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翻译词汇。近代翻译词汇尽管在翻译过程中经过不少推敲，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即由于对西方文化理解的不够充分，导致翻译词汇表述不够准备、形象。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戊戌记.中华书局.
[2]丁巍，付元清.中国文化小百科全书.中国物资出版社，1999.
[3]Kim Insu.韩国基督教会的历史（上）.长老会神学大学出版社，2004.
物质生存方式的改变浸染到人们的精神领域。此前作为支配社会精神生活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和古典情怀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下时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的现实改变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昔日远离人们生活进行训诫式的贵族艺术形态已逐渐被人们放弃。比如,大众化美术形态是今日美术生存的必要前提。平民化,是当下时代社会文化现实对美术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影响了美术的题材选择、语言行式及精神诉求:日常琐屑生活场景及感受的大量入画,乃至某种程度的媚俗倾向的出现,都是现实文化逻辑使然。
当下时代这种新的物质与精神的现实是艺术题材变化的现实文化根据。物质现实的变化促使艺术创作者以多方面的准备,使大量新材料进入美术界语言范围。非架上美术形态的发展才真正获得了自己的实现根据与可能。装置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渐成主流、影像艺术的被大众接受,都与当下时代现实中新的物质生存方式的变化密切关联。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西方各种信息的涌入,对中国旧有的艺术形态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从多方面影响着当代的美术面貌,使当代美术开始摆脱工具主义命运,远离功利主义而回归本体,这是当代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逐渐宽松的文化生存环境中,当代艺术家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观念的继承、吸收、借鉴、取用甚至拿来都逐渐正常。而近10年的美术实践也表明,真正正常的交流不仅不会使我们与传统割断联系、成为西方的翻版;反而,自由的选择、对比还会更快地促使我们走出古老禁闭的神话,寻找到属于现代也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文化环境的多样性意味着不同面目和性格的精神方式的共存,这使当代成为一个充满疑惑、期待的年代。当代美术作为时代精神的重要力量,怎样以自己特有的面貌为当代文化提供责任和力量,是时代的期待。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当代的中国终于开始逐级地融入到这个世界。经济交流的频繁架起了通向世界的桥梁,也为文化交流带来了便利。更多的西方美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进入中国;更多的国内美术家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研究西方美术史上的精品;更多的国际艺展和拍卖行中开始出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和声音……当然,这种交流的畅通也给当代美术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为当代艺术家全面及时地了解世界美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条件。在对西方美术观念、技法的借鉴中,全面深入地研究是有选择地取用的必要前提。艺术家们在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表现中运用的西方艺术手段与自己的现实情境间已有了更为恰当的融合;观念与技法的学习借鉴更为积极有效地表现了作品的内涵。这种艺术创作中学习、借鉴的自由境界的获得,的确得益于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给艺术家带来的更为开阔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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