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09:20:54
导语：在民国文学与文化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大学英语；民族文化；“失语”现象
就目前我国大学英语的教学活动来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明显不够，这也就使得对于大学生来说，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清楚地认识，进而使得其无法正确地使用英语来对中国的文化进行表述，使得交际活动难以开展，这样一来，将会使得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了解程度出现偏差，这也使得学生对大学英语的学习缺乏了民族文化的底蕴，其教学活动的开展难以延续。在本文中，通过对我国目前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结合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进而使得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能够对“失语”现象进行解决。
一、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失语”体现以及产生原因分析
1.现象分析
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开展过程中，除去对英语专业的学生之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教育课程较少，进而使得对于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普遍存在。其主要的体现为：一是对比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过于注重对英语语法的学习，而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介绍，使得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较低；二是针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理科生来说，对于语言的学习缺乏系统性以及相关理论的学习，进而使得对于英语的学习拘于表面，难以深入。
2.原因分析
教学观念老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今天，对于中国文化应当如何实现在西方的有效传播，应当是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对于大学生来说，作为推动时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对于我国文化的了解是实现该项任务能够顺利完成的关键所在。但是，就目前其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发展模式存在着由于教学观念的老旧而导致教学活动的开展成效难以实现这样的现象。
二、大学英语的教学活动应当主动融合中国文化
1.在英语教材中，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就目前，我国大学的英语教材内容来看，其内容主要是对西方文化的介绍，而对于我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介绍的较少，使得西方的文化观念、社会习俗以及风土人情能够实现在我国的有效传播，而我国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显得束手无策。针对于这一现象的产生，我国相关教育部门在进行教材编写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使得学生能够在系统的学习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进而使得其英语表达能够顺畅，最终，促使中西方文化能够实现更好地融合。
2.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纳入教学大纲中去
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是在教学大纲的要求下进行的，因此，想要使得大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与认可度能够进一步发展，将这一要求纳入教学大纲中去，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3.注重于对词汇的比较，实现传统文化的教材融合
对于词汇的有效记忆，能够推动中西方文化的具体结合，其结合方向不仅局限于对表达形式、发音不同，文化所指也不尽相同：西方人提到早饭，头脑中想到的是牛奶、鸡蛋和面包；而中国人提起早饭，头脑中想到的是稀饭、包子、馒头、豆浆、油条、鸡蛋和咸菜。在教学中，如果遇到英文“breakfast”这个词，教师就可以同时让学生知道豆浆、油条、包子、馒头和咸菜的英语表达形式，并融入东西方饮食文化习惯。
4.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纳入对英语水平能力的考核中去
通过测试的方式来实现对大学生英语水平的考查，是英语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使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得以进一步发展，将其纳入对其具体考核内容是极为有效的。为此，应对评价订体系进行改革，将中国文化纳入大学英语测试与评价体系之中，制定符合大学英语教学特点的文化测试标准。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意识，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消除原有测试与评价体系的片面性，使大学英语测试与评价体系更具科学性。
总的来说，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需要解决的是其在大学英语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对于其重视程度不够这一问题。想要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大学教育机构以及工作在一线，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得我国大学生的自身文化素质实现进一步提高与发展。
关键词：文化消费；文化“硬件”和“软件”；文化质量；文化产品和服务价格；文化消费能力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2－0086－05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扩大文化消费，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文化消费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消费主体素质，乃至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对其研究的理论较多。凡勃伦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皮埃尔・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区分的独特模式，同一时期，丹尼尔・米勒提出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中国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用西方理论诠释中国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这一研究不断深入。郭志仪、马丹丹(2011)通过模型分析发现，满足一定条件时，不同的文化形态对于人们的消费水平有重要影响，当一种文化形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时，国民消费水平和居民效用会得到提高，整体社会福利会相应增加。河南文化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2006)对河南1020户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河南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着比例偏低、消费结构单一、消费预期较低等问题，提出改变文化消费观念、营造文化消费环境、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文化服务及产品等促进文化消费的对策。关于中国农村文化消费的研究较少，张金桐、刘雪梅(2007)指出，河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投入比重较低、消费结构单一、农民的文化生活单调，提出引导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培育农村文化消费市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对策。马元斌、李平贵、李宝芬(2011)指出，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凸显。当下农村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塑造和提升农村文化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也重视农村文化消费，提出“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在国家致力于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的背景下，了解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现状，找出制约因素，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对策对于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现状
随着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从2002年的46.25％降为2010年的41.1％，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文化方面的满足，用于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不断扩大，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从2002年的210.31元增加到2009年的340.56元，如表1所示。从文化消费内容来看，看电视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传统方式，且电视机的档次逐年提高，黑白电视机从2002年底平均每百户48.14台下降到2009年底的7.65台，彩色电视机从2002年底平均每百户60.45台上升到2009年底的108.94台，如表2所示。农村居民观光旅游增多，旅游人数从2002年的4.93亿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9.99亿人次，旅游支出总花费从2002年的1030.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949.9亿元，旅游人均花费从2002年的209.1元增加到2009年的295.3元。农村旅游人数的增加也带动了旅游随身设备消费的增加，农村居民照相机从2002年底平均每百户3.34台上升到2009年底的4.76台。农村居民拥有的现代化娱乐工具即家用计算机拥有数量迅猛提高，从2002年底的平均每百户1.10台上升到2009年底的7.46台。农村网民人数也不断增加，2011年6月底达到1.3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也不断提高，从2005年的2.6％提高到2009年的15.0％。
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绝对支出虽然不断增加，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文化消费占纯收入的比重即文化消费倾向呈倒u型，2009年文化消费倾向与2008年相同，说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农村居民用于子女教育费用高，用于自身教育培训的费用低；用于文化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支出多，用于读书看报与文化服务方面的支出少；上网比例还比较低，网络购物、在线音乐、网络电视的消费较少；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中还存在赌博、迷信等消极的一面。
三、制约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因素
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之所以存在上述种种问题，是因为存在制约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因素，本文选取了其中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1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表3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收入等级越高，文化消费支出比重越大，高收入户高出低收入户3.02个百分点，说明随着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高，文化消费支出会随之增加。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居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低下，2009年中国东、中、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1.87：1.26：1，这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在去除子女的教育费用外所剩无几，无力承担娱乐、旅游等其他文化消费支出，降低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付能力，影响了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扩大。从农村居民储蓄来看，2009年末中国农业存款达到14568亿元，是2002年的3.87倍。由此，农村居民的低收入与农村居民的高储蓄出现了矛盾，其原因在于中国当前尚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国虽然建立了新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但还很不完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居民医疗负担，但存在医疗费用高、报销手续繁琐、医疗费用不透明的问题。2010年末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10277万
人，人数较少；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影响着农村居民的预期，且当前农业化肥、食品等物价的不断上涨也使农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他们把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都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
2 农村文化“硬件”落后，“软件”缺乏。文化“硬件”包括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文化“软件”指农村文化工作人员。文化基础设施是文化消费的场所，是文化消费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所以，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状况也影响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中国大部分农村尚无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文化广场、戏楼等基础设施，网吧、学校较少。中国乡镇(街道)文化站不增反降，从2002年的39 273个减少到2009年的38736个。有的乡镇虽然设有文化站，但要么用作其他用途，要么只是摆设，没有充分利用，产生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2009年，广播节目农村覆盖率为95.10％，电视节目农村覆盖率为91.9％，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17523万户，农村为6863万户，占全国的39.2％，比重较低，2009年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只有27.77％。从“软件”方面来看，农村文化人才缺乏。学前教育在农村还很薄弱，农村教师数量不够多，教师整体知识水平有待提高；2009年乡镇(街道)文化站从业人数为86325人，平均每个乡镇(街道)文化站从业人数只有2人，专职人员少。2009年农村化技术培训学校(机构)有129443所，教职工数为212637人，其中的专任教师只有96967人，占教职工数的45.6％。有的农村文化工作人员知识更新速度慢，专业水平低，导致乡镇文化站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农村文化消费产品供给少，质量不高。文化消费要以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为前提，文化产品及服务的数量取决于文化供给。文化供给主体不外乎两个――政府和市场。近年来，政府实施“文化”、“科技”下乡工程，推动了农村文化供给的增加。但中国乡镇尚无官办文艺团体，农村也没有固定的文艺表演团体，导致农村的娱乐活动少，难以满足农村居民对文化的需求，农村居民看电影难、看戏难的问题依然突出。从市场对文化的供给来看，由于交通的因素，市场供给的文化产品如报刊书籍、磁带、音乐CD、影碟等较少，农村居民可选择的余地不大。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质量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科学、健康的文化产品及服务能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和各方面能力。当前，面向农村的一些文化产品及服务粗制滥造，精品稀少。因为一些文化创作人员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没有深入到农村中去，而是闭门造车，导致创作出来的作品难以引起农村居民的共鸣。电视是农村居民经常消费的文化项目，但针对农村居民的节目少，广告多。一些面向农村居民的书籍，专业性强，农村居民难以读懂，数据更新慢，时效性不强。且由于农村监管存在漏洞，文化消费市场法律法规滞后，农村文化市场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盗版侵权更是常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4 文化产品及服务价格。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价格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文化消费也是如此，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需求的高低也取决于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价格。文化消费相对于物质消费而言，层次较高，属于奢侈品，所以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即文化消费量对文化价格的变动反应灵敏，价格的小幅度上升会引起文化消费较大幅度的下降。当前，中国农村有线电视费、手机通讯服务费、上网费较高，影响了农村居民对电视、手机、网络的使用，而这些文化产品及服务对于农村居民了解外部信息，增长知识具有重要作用。教育费用尤其是大学阶段的学费、食宿费用对农村居民而言依然是重要负担，而教育是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较高的教育费用必然会抑制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商业演出和电影票价高，书报杂志价格也呈现直线上升的势头。一些旅游景点门票价格高，使得农村居民对旅游敬而远之。较高的文化产品及服务价格，不但导致中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处于低层次状态，影响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结构的升级，也制约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提高。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2]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1.1阅读宗旨：提升西学素养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并未制定统一的大纲，在英语文学阅读中则注重提升西学素养，通过英语文学素材的阅读了解相关的外国文化、外国思维等，在英语阅读的讲授上也往往使用全英教学。如据李良佑、刘犁在《外语教育往事谈》中提到，上海大同大学一年级英语文学阅读的书本有两本“均为美国出版，一本是很厚的英、美文选，一本是高级修辞学的教科书。每班有学生六七十人，每两日早晨早读英语文学篇章一次。”（李良佑、刘犁，1988）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的英语文学阅读课程则更恰切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对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视与西学素养的旨归。如在注重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方面采用Read:BackoftheNatives教材，由林语堂先生全英文讲授；在英国文学史略课程的教学中采用Manly:EnglishProseandVerse教材，由张歆海先生全英文授课；在英文散文的教学中采用StandardEnglishProseFromFishertoworthy教材，由郁达夫先生全英文授课。这一时期英语文学阅读不仅是一本教材，而是分英语文学史、英文散学、英文阅读技巧等多本教材；不仅是一个老师授课，而是由多个老师授课，且采用全英文教学，在英语文学的阅读中感受异国的文化与异国的风情。1.2阅读要求：注重情景交融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注重经典英语文献的品读、注重温习文法、注重会话尺牍、注重作文应用，在英语文学阅读中则尤为重视。在英语文学阅读的要求中提出注重情景交融，为营造英语阅读达至情景交融的环境，通常在例行会议、辩论会、演讲会、组织会等活动中与年刊、报刊、校报等刊物中都鼓励引用英语阅读中的素材，以频繁性的英语阅读材料的使用、回味，互动性的英语活动提升英语文学阅读的目的。在阅读的具体方式上则通过合作阅读、限时阅读、质疑作者、动词识别阅读、同伴指导、自选阅读等方式提升对英语文学阅读的理解与吸收。在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对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视得到最佳体现的即是在教会型大学，如民国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既注重英语文学阅读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还重视对西方文化的熏陶、英文经典的品读、英语阅读的相关技巧，如吴贻芳所著的《金女大四十年》中就提到定期举办英语话剧节、英语文学座谈会、英语阅读读书等活动。
2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
民国时期英语开始作为一种工具引入大学教育，听、说、读、写、译作为英语的五项基本要求也即受到重视。阅读作为输入的来源，作为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作为扩大词汇量与提高写作水平的主要载体在英语教育的各项能力中尤为突出。探究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得出自主开放的办学定位、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是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深层根源。2.1自主开放的办学定位依据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发的《大学令》，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普遍遵循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下形成的是自主开放的办学之风。具体在英语教育上即成立教授会，在英语学科的教授中选拔，大致以1/5的比例选拔，成立的教授会是该门学科的最高指导机构，该组织厘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教师的晋升制、英语教学的课时安排、学生成绩的判定等。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办学并没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统一的教学通令与章程，而是以自主开放、兼容并包的定位开展办学。英语文学阅读在自主开放的办学条件下能根据当时的社会要求制定相应的课程时间、课程要求等，民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时期，而英语文学阅读是输入的重要来源，也在此背景下英语文学阅读可以自主的定位并得到重视。2.2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理论以通才学达为宗旨，1932年的《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中即明确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所，其所研究之学科，必由基本而专门，作有系统之研究。”（教育部，1934）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也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得到了有效贯彻，如清华大学在大学英语教育的教育方针上则不仅仅是掌握听、说、读、写的能力，而是强调“中西兼重”之原则，以英语的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进而“整理国故”，以中西文化之博雅救国兴国。大学英语教育还结合各系学科的特点，将英语学习与相关学科如历史、中文、哲学等相结合，如在历史系则强调中外历史的并重、中文系则强调中外文学的接融、哲学系则强调东西方哲学的互补。北京大学则在1932年《国立北京大学学则》中明确规定国文系学生需要外文佳、外文系学生则需要国文佳，通德通才。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也在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散文家朱光潜的论述中可给解证。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梅贻琦，2001）通才学达的教育理念运用在英语教育中则需要听、说、读、写、译等各项能力的相通，阅读在各项能力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也即受到了相当的重视。2.3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传统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等是这一时期各仁人志士为那一时期的中国的救亡图存开出的处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开启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开端，而后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不断推进。北京大学的校长则在大学教育层面推进中西交融的文化氛围，将西洋近代哲学、科学思想等陆续介绍到中国，从“传统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推进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学习。中西交融的文化下也彰显着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如1938年国立清华大学对英语科目作出的介绍为“英文也是6个学分，为第一年所必学。本科之主要目的，在培养学生之英文根底，使能通熟应用，首先注重温习文法及纠正发音，又就会话、默写、尺牍、作文诸端多多练习，俾使学生咸能以英文表达其思想，自然正确而无困难。”
3民国时期大学英语教育中英语文学阅读重视的当代启示
在价值多元化的新世纪，青年亚文化弥漫的消费氛围中，重新审读民国时代富于传奇色彩的少女们，给予契合时代精神风貌与情趣的认知和审美解读，这本身就是一大看点。风华绝代林徽因，临水照花张爱玲，英姿飒爽谢冰莹，一代妖姬白光，持灯使者冰心，早慧命苦的萧红，物质女孩唐瑛，绯闻名媛陆小曼，问题女孩丁玲，红色文青王剑虹，出走女生庐隐，诱杀汉奸的郑苹如……可谓色彩斑斓，落英缤纷，显示了时代的繁复和丰富。她们变幻了民国的色彩，增益了民国的声部，添置了民国的图案。民国一定要有她们，没有她们的话，就好像没有了魂或魄。
不仅如此，项静还深情追忆了民国的才子和少女们的往事以及才子们笔下的少女想象，以此激发了读者新的想象，拓展了民国少女的天空，虚实辉映，令人在现实和理想构造的世界彷徨与陶醉。鲁迅身边的少女们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让我们看到绝不宽容老人温情和慈祥的一面，而翠翠让沈从文对边城魂牵梦绕，小英子让汪曾祺的梦穿越时空，丁香姑娘的忧郁变成了戴望舒的诗性气质，雏菊那娇憨的笑靥令刀光剑影的白洋淀有了几分诗意和柔美。
历史容不得后来者有过多的想象，民国的历史也容不得它的少女们做太多的梦。但是，项静用自己的笔，展示了很多被遗忘的细节和人生境况，并用当下社会景观和人生势态去激活她们。于是，民国少女就变成当代少女，成为我们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内容简介：
《汉品》本辑的专题是“说园”，关注的是中国的“传统园林”。我们希望能从当代文人的眼光而非传统的专业性的角度来体验和传达对于文人园林的感悟。因此，摄影师、画家和诗人是我们的首选——从他们独特的视角来探寻自己对于园林的印象，以及编排与之相关的各种叙事。本辑内容还有一个次主题，套用音乐上的术语，如果“园林”是“主部主题”，那么“汉字”就是“副部主题”。
2.
内容简介：
《苦恼人的微笑》探求某种情感的真挚在当代是如何有可能的，进而，它追忆、索引、改写中国近现代过程中的一些情感历程，从“浮生六记”、王国维、“青春之歌”到“苦恼人的笑”，作者以此探索在人类行为背后的情感动力学，它隐秘地趋动着人类的存在，并突破诸种意识形态的框架。
3.
内容简介：
在浪漫主义诗学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启示下，罗斯金的美学思想逐步走向深入。他认为美的理想就是道德的目的，对美的感受能力，不是智力和感官，而是“道德知觉”。他认为道德感是与生俱来的，美是本能性的和非概念性的，道德与审美彼此互动，任何审美情感都是道德意义上的评价结果。
4.
内容简介：
本书辑录叔本华关于阅读、写作以及文学、美学方面的文章，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发现，这位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于阅读与书籍的判断力，是那样精确而富有远见，其对大众阅读趣味的评判，穿过历史的尘埃，准确无误地击中今日时弊，就好像他的这些文章是为未来而写。经典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适合一切时代的读者，甚至往往历久弥新。
5.
内容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代表了俄国文学哲学与思辨的最高水准。而他的读书随笔，他对俄国作家作品的评论，不仅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哲人小说家在散文创作上的非凡成就，更为我们站在大师的肩上从思辨的角度理解俄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的精髓提供了一种可能。
6.
[关键词] 民国；基督教；圣诗；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098―05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督教文学在民间一直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民国基督教文学的社会价值却多因其的超阶级性和乌托邦性而受到忽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为作家的基督教信仰所湮没。事实上，西方基督教信仰不但没有与作家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相抵触，其宣扬的那一套“平等、博爱”反而避免了爱国主义思想发展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社会的理性思维走向。
作为基督教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圣诗对基督教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圣诗通常出现于宗教场合，是基督徒为表示对神的赞美、崇拜或祈祷而作。自《圣经》诞生以来，大量圣诗随传教士的足迹跨越国界，传遍世界。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后，大批传教士携带基督教经典作品进入中国，为配合传教活动，众多中西基督徒合力编译了《普天颂赞》《团契圣歌集》《颂主诗歌》等数本圣诗集。这些圣诗以其内容上对神的赞美、对人的灵魂抚慰，及形式上对新诗的启发，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随着教会中中国信徒所占比重的日渐加大，教会及基督教文学作品的本土化特征也愈发明显起来。然而，中国基督教文人在改译、创作圣诗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往往因其宗教热情而受到以往研究成果的忽视。因此，本文欲藉重整中国圣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之机会，澄清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积极的社会意义，客观地重评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的社会价值。
一民国现实语境与圣诗选译标准
欲探寻民国时期圣诗中所蕴藉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需要回到其历史生成语境，分析此情此境中关于圣诗的选译标准，以从中窥见民国现实语境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其具体的圣诗选译行为的影响。
民国时期“政客弄权，祸国，党派私裂，贿赂公行。全国的同胞转徙沟壑之中。……国内军阀当道，杀气弥天，兵火所至，但见死亡相枕藉。……名为友邦，却趁乘我们的艰难，利用我们的颠苦，助长我们的内乱，借藉我们的愚鲁，运转我们的罪恶，来侵占我们的土地，攘攫我们的财源，鱼肉我们的同胞，剥削我们的，轻蔑我们的文化。”[1]（p422）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有识之士深感拯救民族命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亦注意到了其所处时局与基督教诞生之初犹太民族的艰难境遇有着一定的可比性。众所周知，创立基督教的犹太民族千百年来饱受磨难，身负着命运重荷跋涉前行。上帝的存在、启示及救赎则是支持犹太人顽强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事实上，在赵紫宸、刘廷芳、杨荫浏等民国基督徒看来，犹太民族于苦难历史中凝结而成的基督教精神――坚忍、博爱、虔诚，正是此时中华民族所急需之品质，因此，他们身负十字架，开始了布道之路，坚守着“中华归主”和本色化教会的理想并竭力将之付诸实践，以期借助基督教文化为正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华民族重建民族信心，重整民族文化，继而真正解决本民族的现实问题。
选译圣诗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欲完成重整民族文化理想所迈出的第一步。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各族信众共创作了数十万首圣诗，以何为标准筛选圣诗经典并进行译介？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所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赵紫宸等人正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准筛选圣诗。反映世间民众之苦难处境以及上帝予以信众的援助，突出信仰于人之必要性成为该时期选译圣诗的主要表现主题。《平安歌》中，诗人将时世描绘为“邪恶尘寰”“尘事忙烦”“忧患交煎”“亲朋离散”“前途黑暗”，并一再重复着“如何能得平安？”（《普天颂赞》第二八七）的疑问。在这般绝望的生存环境中，被视为“救主”的上帝本着博爱的心向世界各族信徒伸出援助之手：或是以温情抚慰人心，赋予民众生存的信心，创作于危难之际的《灵友歌》道，“耶稣，我灵好友朋，容我奔投主怀中；洪涛暴雨冲我身，狂风卷浪高千寻；当此大难临头时，恳求拯救勿延迟；直到风静浪亦平，助我依旧向前行。”（《普天颂赞》第二八五）；或是召唤信徒为生存而战斗，鼓励众人奔赴前线，在《信心基础歌》中，上帝道，“若遇烈火升腾，阻碍你行程，我赐你的恩，更广大，更丰盈！烈焰不伤你，却使你更真纯，消诸般渣滓”（《普天颂赞》第三四一）。这类圣诗所描绘之景状与民国社会的混乱状况极为相似，诗人所抒之忧虑也正与民国基督徒所思类同，后者正是借此以影射民国社会民不聊生之现实，而诗歌中呈现出的耶稣之视救赎世人为己任、信徒之乐观心态以及面对灾难时的坚强意志，则给予了身处混乱之世的中华民族信心和希望。
在早期的中国教会所使用的圣歌集中，由异族诗人创作、经由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转译为中文的圣歌占多数，但是，伴随着本色化运动的进展，中国基督徒逐渐开始在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信仰，朱维之、赵紫宸等人亦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不仅需要直译他国基督教文学作品，还应在翻译圣诗的过程中结合民国语境的现实需要进行再创作。
赵紫宸即译有《为国祷吁歌》（《团契圣歌集》第一三七）：
一、世界威严之上帝，俯鉴我众忧惶，
悲我国家多艰难，百姓漂泊沦亡。
强邻虎视益眈眈，裂我锦绣山川；
求主振作我民心，使能抵抗强权。
二、求主拯救我民族，脱离残暴颠危，
脱离诳骗恶宣传，脱离龌龊行为。
保我国权与荣誉，使我努力警醒，
破除私斗崇公德，创造统一和平。
三、求主引导我中华，赦我罪孽重重，
拯我亿兆苦同胞，脱离水火之中。
鼓励男女众青年，使能力振颓风，
挽回狂澜于既倒，奠国基于无穷。
在这首诗的翻译中，赵紫宸不再仅限于文本的直译，而是对这首祈祷诗进行了再创作。诗歌前两节中，诗人向主祈福，迫切地期盼主能拯救处于忧惶艰难、“残暴颠危”中的国家民族，这是译者遵原作直译而成；第三节则是译者的创作，从原诗所描绘的苦难景象中，译者联想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因而发出“求主引导我中华”的祈祷，并在文末附上祷文：“大海翻涌，孤蓬一片，慈悲的父啊，求你救援中华，引导我们乘风破浪，安抵彼岸。我们载着五千年的历史，四万万的同胞，渡着险阻艰难的前路，神啊，保护我们。”由诗文可以看出，译者对于国家的命运无比担忧，在此，他将信仰的重要性置于亿万同胞眼前，期待主的庇佑和启示能引导“男女众青年”乃至中华民族走向光明。
由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文人为推广基督教信仰作出的努力。作为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整体推广至中华民族的媒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价值导向的作用，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译介工作，一方面有利于基督教文学在新环境中的被接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展出合传播者与接受者文学优势于一体的本土化基督教文学，因此，一定程度上的“误译”、“再创作”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译介主体的民国基督徒绝不仅是为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进程而选择将基督教本土化，借取基督教文化品格以满足本国社会及文学发展之现实需要，则是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因而，民国基督徒编写的圣诗集极具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对社会改良同样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主义立场与圣诗译作策略
如果说，民国的现实语境为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生成土壤，影响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选译圣诗的标准，那么，民国基督徒的民族主义立场则具体影响了其译作圣诗的本土化策略，并为其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实践空间。
正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所受到的质疑一般，近代以来，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最初是被赋予了一部分文化扩张的内涵。然而，承载着西方文化命脉的基督教事实上是一种有着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足力量的宗教实体。因此，维护民族自尊，立足于民族主义立场接受、传播基督教文化是中国教会人员从事传教工作的根本原则。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曾提出“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口号，为达到“自养、自治、自传”[2]的目的，民国基督徒在继承、发展西方圣诗传统的基础上亦注重圣诗的本土化改良，具体表现为采用适当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并创作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中国圣诗，以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丰富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传承注入新的生机。
为推动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民国基督徒做出了诸多卓越的贡献，在恪守中国语言文化传统惯式的基础上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即是其一。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格律美和节奏美，因此，为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圣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字词的斟酌、句式的对仗及节奏的和谐。他们多移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常用语词以及文体翻译圣诗，比如，将‘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译为“圣哉，圣哉，圣哉！全权的神明！”（《圣哉三一歌》，《普天颂赞》第一）译诗借用了“哉”这一文言语气助词，既渲染了情感的神圣，同时也实现了诗歌的韵律美。而文体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类：离骚体，如“耶稣纯美兮，超瑰奇与莹；生为神明兮为圣人，主我景仰兮，主我所崇尊，我心所宝兮逾奇珍”（《耶稣纯美歌》，《团契圣歌集》第三六）；骈文体，如“上主之灵，恳求降临我心；默化我心，潜移俗念世情；垂怜卑弱，显主大力大能；使我爱主，尽力尽心尽性”（《上主之灵歌》，《普天颂赞》第六三）；绝句体，如“虔诚奉献我全生，静候主命谨遵行；虔诚奉献我光阴，赞美歌声永不停”（《奉献全生歌》，《普天颂赞》第三一三），以及律诗体、长短句等等。这一特殊翻译策略的融入，使得这批外来圣诗经中文翻译后对仗严谨、格律严整，读来琅琅上口，易于传诵，从而推动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作品的传播。
与此同时，为真正实践其爱国主义理想，民国基督徒亦创作了大量中国圣诗以摆脱西方文化及思维惯式对于自身的束缚，并于本土化中国圣诗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宗教情感及民族期待，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中华民族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道德伦理，展现该类观念的文学作品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样，这一主题也是中国圣诗不可忽略的表现对象。《纪念祖先歌》道，“戴履兮，我藐躬，身体发肤何所从？抚躬自问，最难忘，水源木本，祖德宗功。抚养兮，父母恩，鞠育劬劳爱挚诚；午夜思维，最难耐，更残漏尽，月落黄昏。家训兮，历代传，铭心刻骨记真铨”。（《普天颂赞》第四三二）该诗取用楚辞体式记录了诗人对父母、祖先的感恩、缅怀。此外，《孝亲歌》（《普天颂赞》第四二六）亦言，“人生世上谁无双亲？父母俱存是福份；想念父母教养苦心，我生何敢负亲恩？父亲母亲当孝敬，上帝诫命当遵行；孝敬父母，遵诫命，成全神旨乐天伦。”该诗描述了双亲于子女，血缘于家庭之影响，继而将双亲与上帝并置，以突显家庭伦理与信仰于人之重要。由此，中华民族重血缘亲情、重孝道的民族性格可见一斑，而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延续使得民族文化传统得以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自基督教入华以来，中国基督徒文人一直保持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即在不损民族尊严的基础上接受基督教文化，同时，以借鉴为途径，以原创为目标，继承本民族风俗、文化成果，创作属于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归根结底，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即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直接呈现。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圣诗在此后各教会编纂的诸部圣诗集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且民族特色愈来愈鲜明，民国基督徒逐渐倾向于以圣诗这一异族文学体裁为形式，向其中注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他们对于民族自立和文学自尊理想的坚持影响了其民族化特色鲜明的译作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侵蚀，也促进了后者的良性调整和发展。同时，在中西文化交织、碰撞的复杂语境中，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亦可凸显出来，民族主义意识继而获得了稳固。
三爱国主义内涵与圣诗创作原则
由上得知，时势复杂的民国语境使得一群忧心于社会现实的基督徒赋予乌托邦的基督宗教以入世性，他们所坚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则推动了其完成圣诗本土化进而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进程。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对民族自尊的追求，都使得他们译作的圣诗中蕴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国基督徒看来，基督教文化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于中华民族有着启示作用。基督教集出世性与入世性于一体，一面提倡信众超然于尘世苦难的束缚，一面却关注信众在尘世中的生活。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品质是“爱”：爱己，爱人，爱民族国家。在圣经文学中，诗人担任着“先知”的角色，怀揣着“爱”的理想，将神旨传至世间，诗人大卫曾以诗歌的形式向耶和华呼求，“我的神啊！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常在我的心里。我要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福音；我必不禁止我的嘴唇”（《诗篇》40：8-9）。先知（诗人）的作用在民族苦难来临之时更显重要，他们承载着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奔走呼告；他们渴望涤清人类的罪恶，驱逐世间的磨难，挽狂澜于即倒，赋予人类生存的希望。
于民族患难中，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亦担负起了“先知”的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如果说，根据实际需要译介西方圣诗展现出一个民族在借鉴异族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那么，体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关键还是在于本民族作家的独立创作。出于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大批民国基督徒文人不但没有让自身的理性思维湮没于宗教热情或“学西方”的非理性热潮之中，反而积极投身社会，由“问题”出发，择取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化中相应的精神品质及问题的应对模式，以期有效地解决此时中华民族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怀揣着深沉的焦虑和担忧，诗人在《宣传福音歌》中叹道，“同胞呼救声殷殷……东起黄海浪潺潺，西渡云岭逾蜀山，北望广漠过榆关，南顾琼州到海湾，四万万人在水火，切望天惠早来颁；信徒岂可偷安闲，奋起救济时世艰。”（《普天颂赞》第二二二）在诗人充满焦虑的眼神中，广袤大地上的四万万同胞正在苦难中煎熬求生。关注社会现实，拯救民族与艰难时世，是肩负着先知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诗人的当务之急，也是其从事文学、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该时期大量来华西方人著述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民国基督徒在圣诗创作中还原了美好的中华民族形象，“历代迭生圣贤，功业裕后光前，感谢上帝保全，中华我国。地面宽洪辽阔，山川平原衍沃，中华美地；五谷百果俱陈，矿藏各种奇珍，众人均沾主恩，中华美地。”（《中华美地歌》，《普天颂赞》第二二九）即使此时的中华民族正为黑暗所笼罩，诗人仍能拨开阴霾，呈现出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圣贤辈出的美好中国。在这一美好的中国形象中，沉浸着诗人对祖国的热爱。正是出于这份深沉的爱，诗人感谢上帝向中国播撒福音种子，并祈祷中国能在主的福庇之下万世永昌。为中华祈福的同类诗歌占据了中国圣诗中的多数，另有许地山创作的《神佑中华歌》，“神明选择赐予，一片荆园棘地，我祖开辟；子孙继续努力，瘦瘠变成膏腴，使我衣食无亏，生活顺利。旧邦文化虽有，许多消灭已久，惟我独留；求神永远庇佑，赐我一切成就，使我永远享受平等自由。恳求加意护庇，天灾人患永离中华美地；民众乐业安居，到处生产丰裕，信仰、道德、智慧，向上不息。”（《普天颂赞》第二三）诗人向主展示了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星火相继、携手创造的“瘦瘠变成膏腴”的神话，并以此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护庇。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生了突变，自《马可波罗游记》起建构的神秘、富饶、乌托邦的中国形象认识传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大举入华而被强行打断，在《真正的中国佬》《变化中的中国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著作中，美丽富饶的东方帝国形象一去不复返，“落后闭塞”“保守自大”“懦弱愚昧”成为了这一代中国人的代名词，古老民族的自尊心严重受挫。因此，这批中国圣诗维护了中国的美好形象，对于亟待重建民族自信的中华民族极其重要。
此外，秉持着爱国主义信念的民国基督徒文人理性地区分了作为的基督教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推行基督教信仰的同时绝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的轻视和欺凌，他们秉着本色化基督教的信念，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基督教会势力的依赖，建立了独立的品格。同时，他们清醒地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发起了反抗，赵紫宸在该问题上鲜明地宣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教会革新的第一件事情，是扫除自己的房屋，廓清自己的圣殿，把粪秽肮脏一齐排弃出去。中国教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美国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完全地彻底地断绝关系。”[3]（p220）以赵紫宸为代表的一群为实现“本色化”理想的民国基督徒一直以来都在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宗教实体严格区别于社会意识形态，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追随者亦截然不同于西方殖民势力的维护者。
忧国之危难，爱国之美好，盼国之复兴，基督徒文人与那些高举着社会革命或改良大旗的民国知识分子承载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只是选择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齐声高唱着“爱我中华民国”，称赞着祖国的“万里河山广漠，汉满蒙回藏族，共享平等幸福”，建构着“伟大事业造成，历史记载光明，友邦相慕相钦”的美好愿景，（《爱我中华》，《颂主诗歌》第二六八），虔诚地期盼以信仰的力量使世界走向大同，以此彻底扫除一切战争、犯罪、殖民主义等对纯净的心灵及和平的世界造成的侵害。面对着堪忧的现实及前途，诗人们仍旧充满信心地对归主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乌托邦式的构想：笃信基督，赎救罪孽，解放身心，友邻互助，归属基督教世界的中国社会也将重获光明。在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爱”这一品质的全新诠释。爱己，即爱国，关注个人及民族在尘世间的苦难处境，并以自己的身躯在黯淡无光的社会中探出一条通向光明之路，甚至牺牲自我以拯救喘息中的民族；爱人，即在自尊自重的基础上将爱由己及人，坚持民族独立性，坚决反抗一切触及本民族根本利益的帝国主义行为，理性鉴别外来文化中的不同成分，借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塑民族精神品格，重建民族信心，以使全族人民在这阵爱国主义浪潮的翻涌中齐心走出困境。
由此，不同于反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对民国基督徒的非议，即斥责其以基督教为政治工具宣扬西方文化，并借此殖民中国社会；或指责基督徒文学沉迷于精神而忽略现实……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那颗“爱耶稣爱中国的心”[4]（p186），他们认为，“爱耶稣”和“爱中国”并不冲突，“爱中国”是因，“爱耶稣”是果，“爱耶稣”更是为实现他“振兴中华”的宏愿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他们关注现实，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以宣扬基督教义为手段，以信仰为力量，为中华民族设计了一条社会改良之路。他们亦相信，“中国人含蕴着伟大的创造力，要继绳祖武，在社会的组织，政治的结构，法律的规定，人生的意义上作一番自出心裁的创造。”[4]（p186）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民族自尊不可抛弃，民族自信必须重建。同时，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反能避免爱国主义极端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万方团契歌》赞美道，“在主耶稣基督之中，不分南北西东；整个广大无边世界，契合在主爱中。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信主弟兄，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普天颂赞》第二四一）尊重各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独立性避免了“唯我独尊”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既提倡对民族文化的维护及发扬，以此建立起民族凝聚意识并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同时又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审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借鉴其文化精华以发展本族文化，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重整本民族精神体系。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开放而理性的文化视野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优化发展，对如何看待异质文化交流这一经久不衰的文化主题至今仍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紫宸.祷文（七）国庆日.祈向[A].赵紫宸文集・第四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2-423.
[2]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J].《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27.6-7.
[3]赵紫宸.中国教会革新中的自传问题[A].赵紫宸文集・第四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20-230.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美文学评论；影响；分析
各民族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世界文坛的绚丽多彩，使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大潮下，对在世界文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英美文学评论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影响英美文学评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对英美文学评论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当属英美文化差异。世界文坛的绚烂性和多元化离不开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文学评论的内容包括戏剧评论、诗歌评论、影视评论、小说评论和散文评论等。加强对英美两国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分析，有利于对英美文学正确的、合理的作出评论，促使文学评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英美文学及英美文学评论的发展概述
通常，文学评论与文学自身是相伴而生的。英美文学作品是英美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的艺术结晶，是英美文学的文艺性的表现形式；而英美文学评论则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英美文学的深刻剖析与思考。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广泛而深刻的。同时，在探讨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时，应该站在对英美文学发展史了解的基础之上，故而，对英美文学发展时进行简要梳理是十分有必要的。
1.英美文学发展史概述
英国历史悠久，其文学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从盎格鲁 撒克逊时代的史诗到中世纪文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到十八世纪的新古典文学，之后又迎来了英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时期，进入二十世纪，虽然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逐步降低，但其对于世界文坛发展仍是举重若轻。由于受多元化社会大潮的影响，当下英国文学正朝着多样化方向健康发展。
相对于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的英国文学而言，美国文学的历史是较为短暂的。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建国至南北战争，其在文学上较多的模仿之前的宗主国英国，文学成就较少。但自南北战争结束后，奴隶制度废除，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在十九世纪末突破了英国文学的藩篱，开启了一条具有强烈的美国特色的自主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逐步提升，甚至发展成了世界文坛的执牛耳者。
2.英美文学评论发展概述
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通过文学理论来研究英美文学的实践活动，旨在研究英美文学的内在规律，为英美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其形式多种多样，可根据文学作品的形式分为散文评论、小说评论、诗歌评论、戏剧评论等等。其对读者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文学作品主旨，提高读者文学阅读与鉴赏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文学作品创作者掌握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了解旁观者的建议与意见，对作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加工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英美文学的繁荣发展，英美文学评论也在蓬勃前进，进入辉煌时代。受多种思潮的影响，尤其是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时至今日，英美文学评论可谓发展的十分成熟了。评论手法的多种多样，评论思想的日益革新也是英美文学评论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语言差异的影响
英国文化源远流长，同时，英式英语作为英国文化的嫡传正宗，极大的保持了英国良好的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方面英式英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很好的表现英国的文化传统。可能是语言方面的原因，多数文学评论家从潜意识里发出对古老语言的崇敬与膜拜，而总是十分小心翼翼的评论英国文学作品，在使用语言方面十分的谨慎、小心。相对于奔放创新的美国文学评论而言，英国文学评论显得十分中规中矩，缺乏张扬创新的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传统有关系，因此可以说是英国的民族传统在很大成上影响着英国文学评论。
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和近代较大的移民国家，其语言使用的仍是英语，但受当地印第安文化影响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者影响，越发的脱离英式英语的藩篱。同时，美国作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其几乎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一个新生体。这些反映在文学评论的语言使用层面上，文学评论家则无须小心翼翼，显得十分张扬，且极具个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的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
2.人本差异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一种理念，它体现了人类价值、本质、地位和使命。虽然，英美文化传统中都极力的推崇人文主义思想，但由于二者的发展历史、实际情况不同进而决定了对二者的文学评论中人本主义的表现不同。在英国的文学评论中对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是趋于保守的，这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其文学评论较多的表达的是禁欲主义和神权思想。相对而言，美国文学发展时间较短，受世界多种优秀文化的影响，且美国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在之后的发展中又形成了自由、民主、创新的文化创作氛围，所以其文学评论极具民主、自由、创新、冒险的特色，其文学评论思想较为激进。
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虽然，文学评论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以及评论者自身的素养；一个人的个人阅历、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兴趣爱好和社会环境等都会对英美优秀文学评论造成一定影响，其中由于文化背景产生的文化差异对评论的影响最大。但通过以上的一番论述，不难发现，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影响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占主导作用的。同时，英美文学评论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胡元潮，阮江军，杜志叶，阮羚，杨帮华，普子恒，姚璋.刍议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J].英语广场，2012（15）.
当我们涉及到一些西方文学的时候可能会被其中浓郁的文学氛围所折服，对于他们的文化底蕴和文学风格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特别是对于英美文学评论这一块儿来说。文学评论是直接与文学著作挂钩的，我们在阅读一些文学著作的时候就是在阅读他们的文学评论。一般来说，文学评论深藏在文学著作当中，文学著作的内容就是一种文学的见解，换句话说，文学著作就是文学评论的内容。
1.英美文学所具有的特点
1.1 英国文学的特点
英国文学的历史悠久，最为人熟知的要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大繁荣了，自文艺复兴后，英国文学经过发展相继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阶段。在这些阶段中，英美文学得以快速的发展，并在不同时代掀起了一股股文学思潮。在每一股文学思潮的背后，都有一大批的文学追捧者和拥护者，当然每个时期也有批判主义思潮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来说，这些思潮都不影响英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反而进一本文由收集整理步推进了其文化的发展。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英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也是许多学者争先学习模仿和研究的对象。英国文化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变得更加写实了，也更加注重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更加注重实践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英国文学目前正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在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和全球化的影响下，英国文化更加发展完全。
1.2 美国文学的特点
对于一个民族历史并不悠久的国家来说，美国文学的成长是短期的、多元集合的。美国是在二战后许多移民的迁入才逐渐的壮大发展的，对于美国来说，它的文化具有模仿他国的现象。不可否认，美国的移民政策为其争取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口，美国这个新生代国家因此汇集了不同种类、不同肤色和不同国度的人民。当然，随着这些不同地方的人来到这里，带来了他们各自地区的思想文化、民风习俗以及科学技术，其中许多不同的文化思想在这里得到大融合、大碰撞，并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
美国文学深受其它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繁荣的英国。在19世纪以前，美国由于自身特殊的国情，对于文化的接受都是从别的国家“移植”过来的。但是随着民族的融合，思想的交流和发展，在20世纪之后美国逐渐的形成了自身独立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建立在多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由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所决定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历的文化斗争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名族文化，即多种文化的汇合。
也正是由于美国文化的特色，使得美国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很快的壮大并对一些其它的国家造成“唯马首是瞻”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逆袭，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全球化逐渐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现如今美国文学又逐渐的多元化起来，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所在。
2.影响英美文学评论的文化因素
2.1 语言文化的差异
文化认识决定了文学发展，文学发展又决定了文学评论的发展。对于文化差异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语言文化的差异。语言文化的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没有统一的约定俗称的语言，那么群体就不会形成，相对应的国家也就不会形成。虽然有些国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他们还是对这些语言都能理解和够运用的。拿印度来说，印度的语言就有许多种，常见的就有印地语和英语两种。通常情况下英语是作为官方语言进行运用的，而印地语则是人们平时使用的语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掌握这两种语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们通常会根据场合来选择语言的运用，通常情况下人们一般在社交场合会习惯性的使用英语，而在与自己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候则会选用印地语比较多。
对于英美两国来说，他们一般都采用的是英语（美国北部有少数印第安人除外），但是即使是同样的英语也有不同之处。随着各自民族的发展变化，一些合成词和新生词的不同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行成的特殊词汇的衍伸，导致了英语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特点，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把这两种语言区分为“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对于这两种英语来说，他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发音和词义时有发生，尽管他们本来是“本家”的，都是由原始的英语衍伸而来的。语言差异是造成英美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2.2 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的发展。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文化也在不断地加速发展，从而出现繁荣。对于英国来说，因为其继承了许多古典文化的传承，加上其民族文化的庄重，反而减慢了社会文化的发展。随着英美文化出现的差异不断加深，英美文学评论的方式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中国小说；译介模式；依据；构建途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78-01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迅速增强，中国文学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小说的英语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对于提升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目前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小说英译译介模式提出的主要依据以及构建的主要途径，从而让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广泛地传播，更好地“走出去”。
一、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现状
中国第一部译成英语并出版为单行本的中文小说，是1761年由英国伦敦多德斯利公司出版的《好逑传》。中国小说真正开始稍具规模的英译是在19世纪末，当时一批学习过西方文化的有识之士将中国小说翻译成外文，以此加强外界对中国的理解。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需要以及政府的支持和干预，中国小说的译介数量开始激增，80年代迎来了出版。中国小说在百年间的英译数量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小说种类和出版形式也变得越来越丰富。目前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存在如下特点。
（一）对古典小说的英译更为重视。以《红楼梦》为例，在1830年就有了第一个英文译本，此后的半个世纪，共出了4个版本的译本。20世纪后，又陆续出了好几种英译本，当然，这些译本有摘译、节译、全译等不同的区分。此外，国内对于英译书目的编纂也较为完备，198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书，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的翻译情况以及相关作品的研究性论著都有详尽介绍。
（二）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得还不够广。民国时期，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才刚起步，本身作品数量不是很多，因此英译规模也较小。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小说数量明显增多，再加上政府机构外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小说英译数量明显增多，但与古典小说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以本土译者翻译为主。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的翻译模式是官方翻译，但这些官方翻译的小说不仅在数量上有限，而且在质量上也参差不齐，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二、中国小说英译译介模式的构建途径
（一）译介主体。中国小说的译介除了采取官方学术机构和本土译者翻译外，还应当采取中外合作的译介模式，因为国外汉学家能够与中国译者优势互补，将更多的小说精品传播到国外去。
（二）译介内容。将中国小说译介到国外，应当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尽量避免翻译与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正面冲突的小说。目前最为紧要的是要提高小说创作的质量，这样才会有更多内容上的选择。
（三）译介途径。中国小说“走出去”的译介途径除了国内的官方宣传和出版机构的支持外，还应当加强同国外出版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此外，还可以将优秀的小说拍成影视剧、利用国内外杂志媒体进行宣传等。总之，译介途径不能单一，要努力寻找多渠道的译介途径模式。
（四）译介受众。中国小说在进行英译时，一定要考虑英语世界的阅读受众。因为一部作品译得出色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反应态度。中国小说“走出去”要以受众为中心，既要考虑到高校的专业读者，也要考虑到一般的普通读者。所译的小说要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意识，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找到共鸣感。
（五）译介效果。小说的译介效果是建立在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和受众的基础上的，只有科学地制定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把握传播规律，才能得到好的译介效果。
总的来说，中国小说要想“走出去”，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就要意识到目前所处的困境，并通过积极构建英译译介模式的方式，使小说英译得到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美国译介为例[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2]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J].小说评论，2011（5）.
[3]曾景婷.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以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为例[J].翻译论坛，2015（2）.
[4]王建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传播及研究方法刍议[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15-22+7.
[5]花亮.传播学视阈下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70-76.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