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4 09:21:05
导语：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解决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同时也要看到乡村环境问题也是制约乡村总体发展的生态短板，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指导下，内在规定着必须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构建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走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重塑人与自然关系，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1]，是协调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逻辑使然，对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内蕴的自然观
基于人类文明嬗变的历史考察，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阶段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怎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适应性回应及必然性选择。深入剖析不同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来源于实践又走向实践的自然观，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立足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深受宗教观念影响的部分西方学者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分歧，导致双方在对待自然与人的态度、理论建构以及价值目标上出现分野。一方面，基于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考察，从人与自然的存在态来说，自然界和人都是不受到主观意识影响而改变自身存在性的客观实在，并且自然界具有先在性，即在时间维度上而言，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先于人类而存在。因此，从发生学意义来说，自然界作为最根本的先在，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过程中孕育产生了人类，作为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提供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物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态而言，“人靠自然界生活。”[2]自然界作为先于人类存在的客观实在，不仅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物质资料和生产劳动资料，也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实践场域这一现实基础。人与自然的产生顺序决定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人是在自然界之中生存和发展的，不能脱离于自然界单独存在，同时人也不是凌驾自然之上的优越性存在，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支配、摆布权。相反，人与自然相生相长，自然条件制约影响着人的发展程度，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实践深刻作用于自然界，改变着自在自然的人化程度，这种被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共同又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像爱惜人类自身一样去保护环境，按照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才能在自然提供的条件中更好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无论在哪种文明形态之下人和自然之间都具有同一性。
（二）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存在，坚持以系统眼光看待全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论及一种“对象性关系”，即从主体论来说倘若两种客观事物存在对象性关系，那么这两种事物必定互相是对方的对方。“对象性关系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普遍具有的互为对象、彼此共在，各自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存在状况、生命活动和本质力量的一种现实存在而必然发生的关系。”[3]人与天然的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和非天然的人工系统内各要素构成整个大系统整体，人类和大系统内其他万物互为对象性存在物，二者的对象性关系体现为人是大系统内万物的客观存在物，大系统内万物反过来也是人的客观存在物，二者的互证关系确证了对方存在的可能性，也阐明了自身的存在意义和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维持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断与自然界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自身的存在以对方的存在得到确证，一方的变化势必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因此，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唯一主体，必须考虑到联系的普遍性，立足整体看待全局，坚持各生物要素、人与自然之间都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遵循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以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需要的同时，要考虑到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可能性后果，坚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爱护自然。同时，还要看到自然系统内各生态要素是互为存在的对象性关系，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要注重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意识到各个要素都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以及各生物对于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和其他生命的影响，统筹兼顾各要素系统治理。
（三）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意识作为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标识，在劳动的作用下实现了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人与自然作为相互影响的客观实在，必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桥梁和纽带才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构成具有相互关系的统一体。人类通过实践使自然受动于自己的支配，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这种对象化劳动异质于人类力量对自然的绝对征服和控制，是在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的合理改造。在以客观自然界为前提下，人类凝聚智慧充分发挥主体的劳动改造能力，在这种对象化劳动中创造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对象和劳动产品。一方面，先于人类存在的自在自然为人类的劳动提供了自然资源和基本劳动对象，为人的生存和对象性活动提供了具体对象，并为人自身的存在提供了确证。另一方面，人类辅以相应的技术运用将自然界提供的自然资源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实现了自然资源到物质资料的转换，同时也利用劳动开展全面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对象世界。同时，在对自然界采取劳动时一定要注重度的把握，否则就会出现质的飞跃式变化，资本推动下的反生态“过度劳动”成为人与自然出现矛盾的根源，由此造成的异化劳动不但成为限制人类发展的枷锁，还直接导致了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自然造成了破坏。坚持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就是要从实践出发，在尊重规律客观性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利用自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生产，又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对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
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演变进程内在地、逻辑地厘定了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秉承的态度，对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把握人与自然的互动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我们应该在认识和利用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既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又改善乡村环境，促进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增强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不同文明时期都折射出人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的依赖，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共和、共利、共荣关系推上了新高度。意识作为行为的先导，支配着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调控着实践主体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针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做出的行为选择，人因具有意识和能够劳动而与动物区别开来，理应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合理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内在规定着人们要与时俱进更新理念树立生态意识，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存的新价值观，在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不但要重视环境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还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软件建设。“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4]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然而受制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不高的现实束缚，多数农民目光短浅仅看到短期的局部利益，为提高农业产量造成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和农膜残留等问题，并沿用传统的思想观念凭借主观经验处理生态问题，以长远眼光观之，乡村发展和生态修复亟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规范指导生产行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对于清除思想沉珂具有解放意义，也是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要求人们与时俱进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坚持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不断激发保护生态环境、投身绿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平衡。
（二）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
对象性关系告诉我们要立足全局，整体看待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联系。“生命共同体”理念串联起山、水、林、田、湖、草六部分，已存在可能性和必要性规约着各天然的自然生态系统要素和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生命相依的互动关系，田作为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连接起人与整个自然，揭示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影响机理。这要求我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以系统眼光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还要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全面治理，以实现乡村的生态稳定。首先，从总体上说，两个共同体的构建都以人为实践主体，人采取措施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时不能单独对某一要素进行分割式管理，忽视其在整个生态系统链条中的重要地位，在对任意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必须考虑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和局部对全局的作用。其次，要意识到生命共同体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每个部分的功能和角色都存在差异，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其在生态、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不能片面地以是否能带来短期效益为衡量标准评判各要素的“有用性”。最后，在乡村振兴统筹各要素综合治理过程中，还要看到乡村的个体差异和发展走势，精准施策[5]。乡村振兴不是千村一面的平均主义，而是考量发展需要，立足具体的地域特征、地理条件、产业基础等现实条件因地制宜进行生态环境的治理。
（三）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计划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点内容，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较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关乎国民经济的发展，打造先进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刻不容缓。新时期农村经济建设除产业化的合理调整之外，新农村环境建设也十分重要。以打造生态文明为方向，新农村建设重在优化居住环境，通过对农村景观建设、农村居住房屋建设、农村交通道路建设等工程来完成新农村建设目标。新农村建设战略以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以优化农村环境为途径。
古往今来，农村交通问题一直是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交通道路的封闭，农村经济产业输出十分艰难，同时，农民的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新时期农村交通建设关系到农村经济产业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提高，在经济与环境建设中，新农村经济战略需要借助农村交通道路的改善来实现发展目标。另外，农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交通建设工程的实施能够兼顾二者，在促进农业经济输出的同时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状况。笔者在研究2020年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202031）、2020年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项目（202029）的过程中深刻思考了农村交通建设的实施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并参考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收入效应及形成机理》。该书以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战略之下的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为基本研究内容，以西部11省农村交通建设为案例，详细论述了农村交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编者从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挖掘农民收入增长的可能途径，以收入不平等、增长、交通基础设施的三角联动关系为分析框架，全面说明了三者的内在关系。新时期农村交通工程建设对农村经济产业流动、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有着重大影响，在农村经济建设方面，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是实现农村经济产业衔接城市经济市场的接口，将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工业经济有效结合，有效引进先进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技术和人才资源。在城市工业经济与农村产业有效结合的经济体系中，农民是主要的农村产业支持者，通过农村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农村产业模式得到扩大化，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产业，开始在产业营销模式、电子商务等新型经济运营模式中进行农产品营销，扩大产业营销市场，提高收入。在实现经济产业工业化和增收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农村交通工程建设是对农村封闭落后面貌的初步改造，唯有实现交通通畅，才能实现农村地区的富裕目标。
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农民的生活状态与经济发展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工业化迅速发展，但落后地区的小农经济模式依然不变。由于交通的局限性，其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农民的出行受到了很大限制，尤其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农村居民缺乏走出农村的交通条件。新时代农村振兴战略中，解决农村交通问题十分紧迫，交通建设战略关乎农村全面发展，唯有解决农村交通问题，振兴战略才能得以有效展开。农村交通工程的建设重在安全建设，不论农村交通工程如何紧迫，安全保障是第一要务，这需要交通建设人员具有专业的建设能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在整个交通工程建设中，需要投入充足资金来保证交通建设基础设备的安全与牢固，另外，应定期检查交通设施的安全性。当然，交通建设最根本的安全保障是工程建设的专业性，在资金投入充足的情况下，交通建设者需要具备专业的建设能力，打造安全牢固的交通工程，才能确保农村交通道路质量的合格与安全。交通工程的建设同时也是美化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保障基本道路安全的条件下，绿化景观建设项目也可以融入交通工程建设内容中。就建设工程来说，道路建设是一种建筑工程，建筑工程讲究美观原则与安全原则的统一，农村的绿化资源十分丰富，在整个交通工程建设中，绿化带建设是交通建设工程需要考虑的内容，绿化景观建设有利于丰富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美化农村道路。在交通工程建设中，绿化景观建设主要是交通道路两旁的绿化带建设，通过道路两旁的花草绿化带造景，提高农村交通道路环境的美感，另外，交通建设工程可以修建自助服务建筑，提供休息场所，来完善交通建设的多元化功能。
新时代背景之下，农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村交通工程的建设是经济发展战略，又是生态环境策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美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村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全程性的交通建设工程中，应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保障基本的交通工程安全与持久，与此同时，跟进交通道路美化项目，实现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的统一。
作者：李冰 单位：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关键词】 苏商 经济转型 品牌战略 品牌强省
一、苏商品牌战略现状与存在问题
中国近代工业史上，作为浙商、潮商、徽商、晋商等五大商帮之一的苏商，在荣宗敬、荣德生，杨宗濂、杨宗翰，周舜卿，薛南溟，唐定谦、蔡缄等人“实业救国”号召的引领下，掀起了振兴民族工商业的热潮，从1895年到1911年，“苏商”共有218家工矿企业，资本总额4252万元，占全国新办民族工业的50%，产业涉及丝绸、棉布纺织印染，粮食、茶叶种植加工，日用化工等，培育出一批如“福新面粉”“申新纺织”等令国人自豪，与洋货抗争的民族品牌。
1978年，我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变革，无疑为“苏商”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乡村工业蓬勃兴旺，资本市场逐步解禁，一代“新苏商”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壮大。据统计，截至2009年，全省共有各类“苏商”企业近百万家，几乎涵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年创造地区国民生产总值34061亿元，贸易遍及世界各国。
如果说，当今中国是巨大的世界工厂，那么“苏商”就应当是这个工厂的核心车间或中坚力量。经济增长年均12.6%，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进出口总额4000亿美元，年销售过百亿的企业超100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达49%，世界排名500强的企业，有381家在江苏落户。一组组数据足以说明其发展势头异常强劲。但是，在这些骄人业绩的背后，仍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实质性问题，那就是“苏商”的品牌战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由于国际市场疲软，“苏商”企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出口订单锐减，产品交货期缩短，使得生产力急速膨胀的外贸企业不堪重压，尤其是服装纺织业普遍开工不足，超过半数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残酷的现实，给“苏商”敲响了警钟。
著名营销学家拉里・莱特曾经精辟的指出“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更为重要，而拥有市场的唯一办法是拥有占统治地位的品牌”。事实上，“苏商”恰恰就缺少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品牌。据相关资料显示：江苏经济总量虽已稳居全国第二，但自主品牌的拥有量只能屈居第五，大量的“苏商”企业均属加工型厂家，主要靠承揽加工配套产品或生产贴牌产品生存。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苏商”生产的产品遍布全球各地，市场上却很少看到江苏的品牌，“苏商”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却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费。尤其是风险来临时，“苏商”的境况最惨、最悲壮。付出与收入不相符，风险与收益不匹配。为什么？只因为“苏商”品牌在市场中并没有完全立足，“苏商”企业不同程度的受制于人，没有话语权。由此可见，仅有“世界工厂”的美誉是不够的，“苏商”必须要有自主的品牌，能赢得消费者，在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
论及“苏商”品牌战略现状，有几个普遍现象令人担忧：其一，只有工厂，没有品牌。为数不少的企业家们，任劳任怨的“为他人作嫁衣裳”，长期满足于加工承揽，生产贴牌产品，至今不去设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其二，有品牌，却没有品牌的经营理念。一些企业只把品牌当作普通的商标名称，品牌的定位不准确，品牌策划、品牌管理、品牌维护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其三，品牌质量不高，在市场上叫不响。据相关资料显示：江苏全省共有品牌注册产品数十万件，但其中拥有省级和国家级的名牌产品不足800个，产值仅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比重的25%。
造成“苏商”企业品牌战略现状滞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主观方面：因为“苏商”企业很大成分上是家族式企业，企业家们多数是由新式农民转化而来，文化层次不高，传统意识浓厚，对品牌在市场中的作用缺少足够的认识。
客观方面：一是众多“苏商”企业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工业、村办企业演化而来，底子薄、基础差、人才缺乏，而品牌建设需要长期的资金、技术支持，经营者能力有限。二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时间较短，而品牌的确立需要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市场考验。三是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市场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绝，企业维护品牌成本过高。四是社会消费者盲目崇拜外来货，对本土品牌缺少情感与忠诚度，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商”品牌战略工作的实施。
二、苏商品牌战略应具备的几种理念
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使得商品市场的竞争由传统的供求竞争、价格竞争转变为品牌竞争。大卫・奥格威认为“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它是品牌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的无形总和，品牌同时也因消费者对其使用的印象以及自身的经验而有所界定”。由此可见，品牌的内涵极其丰富，竞争是全方位的。所以，在制定和实施品牌战略过程中，应当具有以下几种现代经营理念。
1、产品经营与品牌经营同步进行的理念
“苏商”企业往往重视产品经营而忽视品牌经营，因为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产品经营似乎更便捷、更直观，而且投入少，见效快。因此，在传统的经营理念中，“苏商”企业的生存往往是靠加工、销售产品，发展方式是粗放式的扩大生产规模。他们认为品牌只是产品的名称，并不重要。实际上，企业营销产品的同时，也存在着营销品牌的行为，企业产品的质量、服务、信誉、文化等诸多因素，最终都将沉淀、并积累于品牌之中，而品牌对产品具有反作用力，一旦市场认可了某种品牌，它将转化为生产者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消费者的信任感与忠诚度，能为企业提高质量水平，减少营销成本，增加附加值，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2、短期利益与持久利益统筹兼顾的理念
品牌的确立往往需要漫长的培育与不断地验证，一个成功的品牌要靠几代人的积累。如杰尼亚西服一套能卖出13万元，是经营者坚持品牌经营近百年的结果。路易・威登皮包售价过万元，缘于其制造专业化、规范化的运作与品牌维护。而“苏商”企业大都由乡镇企业演变而来，或是乡镇企业的复制品。企业家首先考虑的是谋生，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考，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过分重视眼前效益，对品牌建设热情不高，热效不长，使得一些原本有发展前景的品牌中途夭折，令人痛惜。因此，企业在考虑短期生存利益的同时，也要着眼于持久发展的利益。
3、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互为促动的理念
品牌也是一种文化，企业的创新、创牌更离不开文化，“苏商”企业应当正确处理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有了社会民族文化的底蕴，品牌才有了根。有了企业文化的特质差异，品牌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本。现实中，有的企业往往片面强调企业文化，忽视了民族文化，最终只能昙花一现。也有的企业只追逐民族文化，忽视了企业文化，结果长期混同于一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品牌的存在价值。可见，只有使这两种文化交叉互容，才能有品牌的健康发展。
4、企业功德与社会公德相互溶合的理念
品牌是为企业利益最大化服务的，但这种最大化的利益是通过为消费者服务、为社会服务实现的，所以任何品牌必须首先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消费者在注重品牌直接利益的同时，也应当关注社会公德、公共环境等相关因素，如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对环境造成污染，用工形式与员工待遇缺少人性化，经营者见利忘义，没有社会责任感等，往往会使得品牌黯然失色，为社会与消费者所抛弃。
三、苏商品牌战略应整合三方资源
“苏商”品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充分整合企业、政府、社会三方资源，致力打造和谐的内外部环境。
1、“苏商”企业
企业是实施品牌战略的最基本要素，它既是品牌的承载者，又是直接受益者，品牌的创建首先要从企业做起，这就要求“苏商”企业必须具备四项基本条件。
（1）决策者、经营团队、全体员工必须要具备较强的品牌意识与品牌经营理念。坚持将品牌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并能在企业创办、经营、未来发展过程中予以贯彻。
（2）有一支品牌建设专业队伍。企业可以通过培养自身的品牌专业人员或聘请品牌顾问的方式组建一支专业团队，为企业品牌策划、定位服务。
（3）健全品牌管理与维护的相关制度。品牌应当是企业的一种稀缺性资源，需要有计划的管理与维护，保证其应有的品质，任何无节制的使用资源的方式都将对企业品牌造成伤害。
（4）重视品牌创新工作。品牌是动态的，不能一劳永逸，随着社会观念改变，科技进步，消费者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在变化。因此，任何一种品牌都需要不断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2、各地政府
品牌战略的重要性与系统性，决定了各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当投身其中，通过法律、政策、公共管理与服务等，推动与保障品牌战略的实施。
（1）培训与指导。我国目前对许多类专业人员做出了相关的资格准入要求，如会计、工程、技术、法律等。建议应当将品牌专业人员列入其中，在对企业相关资质审核把关的同时，也对企业经营者、包括品牌专业人员做出具体的要求，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培训指导，为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提供人才保障服务。
（2）政策、法律保障。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对实施品牌战略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企业维权不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且往往收获甚微。所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不但要对企业创牌给予政策上的扶持，更应充分利用《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武器为企业保驾护航。
（3）舆论引领与监督。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媒体资源，一方面发挥舆论引领作用，为实施“苏商”品牌战略宣传造势，另一方面运用舆论监督手段，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商贩进行抨击，不断净化市场环境。
3、消费者与社会公众意识
一个好的品牌不仅是企业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消费者的财富，这就需要广大消费者与全社会共同维护，但如今我国民众对民族品牌的情感与认识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一是追求品牌，但更关注价格，热衷于购买假冒商品。二是追逐外来品牌，甚至宁愿花费高价购买“留过洋”的贴牌商品。这表现出人们一种不健康的心理，贪图小便宜，盲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民族品牌的培育、生存与发展。
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族品牌之所以立足市场、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品牌，如韩国以开自己国家生产的车、穿国产品牌的服装为荣，即使是最普通的日用品，也多自觉使用本土产品，客观上造成进口商品价格远低于本土商品仍很难打开市场的局面。
因此，培育民族的健康心理，提高社会公众素质，形成用本土产品，爱“苏商”品牌的民众意识，形成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支持民族工商业的社会氛围，是推动“苏商”品牌战略顺利实施的一项不可忽视且任重道远的任务。
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跨越了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我们仍应看到差距，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我们坚信，有了“苏商”企业、各地政府、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江苏商人定能在新时期实现新的跨越，让“苏商”品牌誉满全球。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培训课堂外学员管理
在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下，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水平对各项任务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干部培训机构通过集中化的学习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的思想认识和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工作能力。为使培训卓有成效，对培训内容精心研究的同时，更需要不断创新学员管理的方法，确保培训效果。
一、明确管理对象和主要任务
干部培训的工作主要包括教学安排、学员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面。这些工作有其相对独立的任务，同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培训班的学员来自不同省市、不同单位，且都是基层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管理人员要充分考虑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学员的需求差异，遵循“科学管理、以人为本”的要求，为学员做好各项服务。
二、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管理原则
干部培训机构在教学班次设置上虽然遵循“分类别、分层次”的原则，但培训对象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学员管理的特殊性。这些基层干部眼界较开阔、思维较活跃，也具有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对管理的要求高；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发展现状有差异，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基层干部所关注的问题也不一致，因此必须按照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既遵循一般的管理制度，又根据不同班次学员的特点，制定不同的管理办法。
三、围绕培训目标，发挥班主任的作用
要做好培训学员管理工作，必须充分发挥班主任的作用。1.强化全心全意地为学员服务的意识。班主任要具备党性强、业务精、修养好、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素质，要严于律己，能够为学员全心全意地服务。倾听学员的意见，做学员学习上的引导者、活动中的协调者、生活上的保障者。
2.从严管理、从严要求。在培训教学过程中，班主任是各项活动的组织者。班主任对学员要做到从严管理、从严要求，保证各项纪律准则的贯彻执行，这是搞好学员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教学计划顺利进行的基础。
3.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班主任是教与学的纽带，因此班主任在工作中要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随时了解和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并将教学效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教师，促使培训目标的顺利实现。
4.关心学员的生活。班主任除了要关心学员的学习，也要关心学员的生活，要主动了解学员的生活需求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使学员切身感到培训机构如家一般的亲切和温暖。
四、遵循管理规律，创新学员管理方法
［关键词］科学精神；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
一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培养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国内外对“科学精神”这一概念进行的专门探讨并不少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大学生的科学精神问题引起了不少关注，例如秦元海、赵一铤、吴薇、张潇等多位学者都曾分别对科学精神进行了理论阐释[1-4]。虽表述略有差异，但基本都认同“质疑、求真、思考和创新”等核心内涵。总结前人研究结果，可以认为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对待问题的一种态度和精神信念，面对具体理论学说与现实问题时表现为“不盲听盲从、不唯师、不唯书”，而是依靠理性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或创新方法。这种敢于质疑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是与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强弱紧密相关的。就旅游管理专业而言，能抓住旅游行业的特殊性，针对其具体现象和问题能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反思，敢于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的态度与信念，即为旅游领域中的科学精神。这是推动旅游科学和旅游实践不断取得进步的核心力量。
（二）科学精神与旅游创新能力的互动关系
科学精神首先是指不盲目崇拜权威、敢于质疑和创新的精神；其次是这种精神会促使一个人勤于思考，逐步形成理性创新的潜在能力。怀疑精神驱使我们去发现问题，但只发现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思考和创新，探寻改进措施、方法和途径。完成一次怀疑与创新，就是科学精神的一次发扬与体现。创新能力也就是在这样的实际活动中反复磨炼而逐渐得到增强的。就旅游行业从业人员而言，科学精神与旅游创新能力的互动逻辑关系更加明显。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是尚不成熟的新兴专业，无论是社会实践发展，还是学科发展，都处于摸索和不断创新改进的阶段。长期以来，从本科到硕士教育层次，国内旅游高等教育长期呈现出“供需错位”现象，即毕业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旅游企业招聘者总在抱怨找不到理想的人才。面对旅游专业毕业生就业时出现如此“相悖”的现象，高校不应一味埋怨当前的旅游企业过于挑剔，而应在人才培养方面适时做出自我调整，培养学生具备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和实践创新潜力。在旅游行业，实操经验与技能是就业基础，而旅游创新能力则是从业者的发展潜力。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培养具有旅游行业实践创新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而要实现增强其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首先就必须培养和强化其科学精神。
二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强化科学精神培养的紧迫性
（一）就业状况反映出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缺乏就业竞争力
随着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旅游管理专业已经升级演变为更多、更贴切行业实践需要的细化专业。然而从社会现实看，旅游管理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并不太理想。由于这些毕业生对本专业认可度并不高，自认为缺乏明显的从业竞争优势和职业发展前景[5]，所以大多数旅游专业毕业生选择跳入其他行业就业[6，7]。与此同时，却有大量的非旅游专业学生投身旅游行业工作，例如外语类专业学生考取外语导游证，比旅游专业学生做外语导游更具有竞争力；还有一些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生也纷纷在旅游行业就业，他们的从业表现和旅游专业毕业生相比并没有太大差距。总之，旅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反映出旅游专业的专业技术壁垒并不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并不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旅游专业学生缺乏突出的创新能力分不开的，而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强化则必须以强烈的科学精神为支撑。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的重点任务在于增强其旅游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旅游就业竞争力。显然，以提升旅游创新能力为培养目标，首先就应塑造和强化学生的科学精神。
（二）旅游行业实践迫切需要具备科学精神的从业者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旅游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近几年更是日新月异，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国务院、原国家旅游局和相关部门下发的多项文件可以看出政府在持续不断地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二是旅游消费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国家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已经超过50亿人次；三是旅游企业集团并购行为频现，其他行业领域的企业也纷纷进军旅游业，旅游竞争日趋激烈；四是各地方政府重视旅游业已经成为常态，不重视旅游业则是非常态。目前是政府主导驱动旅游业成为热点、旅游市场消费成为热潮、旅游企业跟进形成热流。虽说我国旅游业发展在总体上是“形势一片大好”，但具体到微观，国内众多旅游企业经营并不十分景气，可以说是“宏观报喜、微观报忧”。例如在酒店业、景区游览业中占多数的中低等级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而收益良好的主要是占少数的高等级酒店和旅游景区。造成这样两极分化的状况说明我国大多数中小型旅游企业缺乏旅游竞争力，而缺乏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缺乏创新型人才。在这样的旅游业发展环境下，从国家到地方，再到各旅游企业，都迫切需要具有科学精神的时代“弄潮儿”，需要大量具有旅游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
（三）旅游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结合急需更多具有科学精神的专业人才
在旅游实践飞速发展的同时，理论学界也在不断涌现新思潮新理论。这些新名词、新理念、新理论都是与旅游实践相结合，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创新和发展。例如旅游遮蔽效应、产业融合理论是在旅游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文化创意旅游理念是将创意产业、创意思维在旅游领域中的运用；智慧旅游是在智慧技术支撑下，将智慧城市理念在旅游业中的运用，并衍生出智慧酒店、智慧景区等一系列新理念；而“旅游+”理念则是在“互联网+”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的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更是对旅游业发展整体升级的模式创新。然而这些新理论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要充分发挥旅游理论对旅游实践发展的指导作用，就客观需要更多具有科学精神的专业人才进行深入探索和创新。
三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科学精神培养思路
在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应把培养科学精神放在首位，在培养方案上以职业化、能力化和专长化为导向，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实践教学的数量与质量，在课堂教学上注重解决旅游实践问题能力的提升。
（一）培养方案层面的科学精神培养总体指向
高职高专类旅游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职业实操化导向，而旅游本科和硕士教育则需要注重旅游实践应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从社会实践状况看，旅游管理研究生毕业生需要一定实操技能基础，更需要较强的思考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案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总体规划，是实现专业教育目标的战略性总纲，指导着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等具体问题。在培养目标上，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应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培养，努力培养出有创新头脑的“思考者”，而不是简单的被动“执行者”。在培养方案中，在素质、知识和能力培养基础上，需要注重对学生就业观念和价值观的引导，提升其对旅游行业的认可度，减少流向其他行业就业的可能性[8]。在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应围绕培养学生在旅游领域中的科学精神为目标，以增强旅游创新能力为主线，使学生从专业学习中不断获取专业优势感，进而爱上旅游行业。
（二）专业课程设置上的实践导向
要增强学生的旅游创新能力，首先必须增强其专业实践应用能力。专业课程是对培养方案的具体化落实，是专业教育的内容框架。由于不同旅游类院校的培养目标定位略有不同，所以在特定培养方案指导下设置而成的专业课程体系也必然各有差异。但在设置专业课程的整体思想上，都需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为导向，考虑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旅游实践应用与创新机会。一方面应设置更多贴近旅游社会现实的实践类课程，另一方面在同一课程的教学环节上，应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解决旅游实践现实问题的机会。
（三）专业教学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培养
专业课程教学是对专业教育的贯彻实施。旅游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性，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抓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侧重点，注重培养和提升学生发现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管是进行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任课教师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具体手段上都应积极发动学生参与教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师必须相信并做到“Lessismore”，即教学重点不在于讲解多少内容要点，而在于能否启发学生进行质疑与思考，推进其参与到教学问题当中，重点在于使学生掌握思考问题与创新改进的技能与方法，以此增加教学吸引力[9]。在课堂教学中必须使学生逐渐形成质疑和思考的习惯，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步提升创新能力。总之，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应贯穿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同时使其增加专业自信心以及对行业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四基于科学精神培养的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学实施路径
课堂教学是对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构建知识体系的具体化落实，是培养和强化科学精神的核心环节。以增强学生的旅游创新能力为驱动力的课堂教学应在培养学习习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三方面得到体现。
（一）培养形成勇于质疑和勤于思考的习惯
就旅游业而言，无论是实践发展还是理论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比以前进步很多，但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新兴与不成熟”的特点。例如近年兴起的智慧旅游概念正在逐步渗透到酒店、景区、旅游交通等领域，但其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不成体系，而且实践应用也是在部分地区、部分企业的探索性应用。对于这些不成熟的旅游业新概念新理念，还有大量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运用空间。这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投入其中，探寻当前的不足，不断对其优化。从心理学视角看，习惯是行为的持续强化和惯性表现。质疑和思考一旦形成习惯，就会持续产生创造力。反过来，随着创新能力的增强，也更容易产生质疑和思考的习惯。作为具有活跃思维的年轻人，学生只要勤于思考，就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灵感和创造力，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总之，在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必须着重培养学生形成敢于质疑和勤于思考的习惯，在逐步强化科学精神的过程中增强其旅游创新能力。
（二）在理论教学中拓展质疑和创新空间
理论教学是旅游高等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也是增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基础。对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而言，他们不仅需要知道“是什么”，还必须明白“为什么”。但这并不是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充分条件。在进行旅游理论教学时，教师需要对学生客观阐释现存理论学说及其争议，鼓励和引导学生去质疑和思考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例如“有什么限制性条件？有何不足？还有哪些改进的余地？”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线索，思考“从哪些视角和路径去思考和尝试创新”，帮助学生拓展思考空间。通过参与式、互动式、讨论式理论教学，对现存理论举一反三，让学生形成勇于创新的意识，这才能进一步激发其创新潜能。
一、对江苏沿海开发三年来成绩的基本判断
1、沿海开发战略对江苏经济均衡发展已产生重要影响
江苏经济发展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但南强北弱的格局始终制约着全省经济快速与均衡发展。没有大面积苏北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崛起，江苏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将难以持续。回顾江苏沿海开发战略实施三年来的成绩，其最重要的是沿海开发战略对江苏经济均衡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一是从高层次理清了江苏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由过去的探索阶段转入实施阶段；二是从思想观念上给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指明了发展方向，振奋了精神；三是南北开发区共建模式已从具体项目体现出南北经济协调发展的业绩。当然，江苏沿海开发是一个宏大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三年时间只是开端，实体经济发展不可能有较快的飞跃，但沿海三市所呈现出的发展新思路、新蓝图、新气象值得肯定。
2、沿海三市正在把海洋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重要内容
回顾过去，江苏沿海三市虽然靠海，但实际海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并不是支柱产业，其经济结构仍然是陆域经济占主体。即使现在，江苏沿江、沿海经济也还是依赖陆域产业发展，海洋产业才开始纳入国民经济规划内容。
连云港市以港口资源为核心，构建“一体两翼”港口群，建设长三角北翼国际航运中心、全国综合运输体系重要枢纽，以石油、铁矿石、大宗散杂货运输为主，服务于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发展，并承担中西部地区能源等重要物资出海口功能。建设连云港航运交易市场和大陆桥国际航运中心功能区，大力发展港口物流，拓展保税、国际贸易、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功能，加快建设成为大陆桥国际航运中心。
盐城培育沿海优势特色产业，明确沿海产业定位，优化产业布局，科学使用港口岸线、风光资源、海域滩涂、盐田等战略资源，按照特色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要求，鼓励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临港特色产业。突出“东方湿地、鹤鹿故乡”主题，大力发展海滨旅游、湿地旅游、红色旅游、海盐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规划建设丹顶鹤国家旅游度假区和麋鹿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进一步深化与江苏旅游新干线、江海旅游金三角等区域合作，开辟港、台自由行，开拓东北亚旅游市场，逐步建成东部沿海重要的旅游城市和湿地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强绿色食品产业园建设，力争将沿海5个经济区建成省级开发区。加快建成新能源基地。
南通抓住《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机遇，及时编制并实施《南通市沿海开发规划》及行动纲要。突出构筑大桥、大港、大学、大园区、大产业、大城市等战略支点，推动江海联动开发和接轨上海、跨江合作实现重大突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打造长三角北翼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重点发展海洋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打造国家级海洋工程产业基地、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基地、长三角新材料研发转化生产基地，加快培育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智能装备等成长型产业。着力推动船舶及重装备、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向高端发展，提高产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生产业，规划发展物流园区，加快建设长三角北翼现代物流中心。
3、沿海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临港产业发展开始起步
按照“一体两翼”组合大港框架，连云港区30万吨级深水航道、徐圩港区30万吨原油码头、赣榆港区10万吨级航道都在扩建、兴建中。完善口岸“大通关”体系，建设电子数据交换信息管理系统，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盐城港4个港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6条通港公路全面竣工通车，临港产业新能源及装备、造船、盐化工、港口机械、粮油加工、太阳能滩涂地面电站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相继落户盐城。南通港口遍布沿江、沿海，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现在为适应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对周边港口资源整合的需要，将吕四港、洋口港作为重点海运港口，把沿江岸线作为海洋工程与船舶修造的核心产业带。苏通大桥、崇启大桥相继通车，使南通有效融入上海1―2小时经济圈，南通已开始发挥上海辐射江苏沿海的通道枢纽作用。
4、省政府已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带动全省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
江苏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紧紧抓住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江苏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放大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叠加效应，加快苏北振兴、苏中崛起、苏南提升，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应加快建设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加快区域性、功能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连云港为核心，联合南通港、盐城港共同建设沿海港口群，推进淮安、宿迁等城市借港出海。加快连云港深水航道和深水泊位建设，积极发展大型仓储和港口物流，完善口岸“大通关”体系，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加强与陇海兰新沿线地区的合作，推进连云港建设东中西互动合作示范区，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窗口和东中西合作平台作用，增强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服务能力。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基地建设，在沿海地区形成一批千亿元级产业板块。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重点发展远洋运输、远洋渔业和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机械、海洋化工等产业，积极开发盐土农业，尽快在一些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加强海洋学科建设，支持建立海洋研究机构。
在江苏省“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江苏省又制定了“十二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发展目标是：至2015年，海洋经济总体实力显著增强，成为全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海洋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显著优化，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显著提高，科教创新体系逐步完善；环保监管能力显著提升，海洋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初步建成全国重要的海洋产业示范区、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区和海洋生态宜居区。至2020年，基本实现海洋经济强省目标。
加快连云港、盐城、南通3个中心城市建设，扩大城市规模，增强城市功能，促进生产要素集聚，增强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服务支撑能力。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坚持错位发展、合理分工和良性竞争，以个性化发展强化海洋产业特色，以优势互补提高开发效益，建设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3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江苏北部海洋经济区、中部海洋经济区和南部海洋经济区，提高区域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
二、江苏沿海三市经济转型与海洋产业发展
1、以国际视野，审视江苏海洋经济发展方向
全球海洋经济发展基本有三大模式：一是美国模式：陆域主导，海洋突破。现在在美国经济中，80%的GDP受到海岸地区的驱动，海洋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农业的2.5倍，美国的海洋经济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二是日本模式：陆海联动，全面开发。目前日本已认定19个地区建设产业集群，形成了多层次的海洋经济区域。港口及海运业、沿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等四种产业已经占日本海洋经济总产值的70%左右。三是新加坡模式：以港兴市，工业为辅。在新加坡的产业比重中，工业已经退居次位，港口运输、旅游等第三产业则成为第一大产业。
江苏陆域经济发展已走在全国前列，但海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薄弱，因此应该走以陆域经济带动海样经济发展之路。在国际视野下观察，江苏陆域经济仍然不够强大，与支撑高科技海洋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转型升级；而江苏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若要达到高起点、高科技发展目标，需要花大力气加强沿海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使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实现有效对接、联动发展。如果把江苏沿海资源放在全国、全球海洋经济发展大背景下审视，其发展方向清晰可见：南通以江海岸线资源为核心，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点发展国际海工船舶产业；盐城以沿海特殊生态资源为核心，打造国际海洋生态之都，重点发展海洋生态绿色产业；连云港以港口为核心，建设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北翼大港，重点发展国际海陆运输枢纽和临港产业。沿海资源空间有限，任何急功近利占用沿海资源发展经济的短期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江苏沿海三市虽然资源优势各不相同，但在经济转型上所面临的任务基本相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陆域经济由粗放、低效益、低科技型向集约、高效益、高科技型转变；二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逐步增加海洋经济的比重，由传统封闭的陆域经济向现代开放的海洋经济转变。
2、连云港应走以港兴市之路――城市发展必须服务港口建设
连云港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虽然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但长期处于港口与主城区分离的状态，无疑削弱了港口的服务功能。近年来，这一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需加大港口连云区的建设力度。如果从国际性大港的服务功能标准来考察，连云港港口城市的服务功能存在的差距，仍将是制约港口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在重视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必须把港口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跟上去。连云港经济转型需要全方位面向港口、面向发展海洋经济，从产业政策上引导，走出“以港兴市、港口特色城市”之路。
3、盐城应发挥海洋独特生态资源优势――必须在绿色产业上作文章
盐城作为一个地级市，拥有享誉国内外的湿地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区，其绿色农渔产品也倍受国内外的欢迎。现在，盐城滩涂、风能、生物能源的发展也有新突破。因此，盐城应发挥海洋独特生态资源优势，在绿色产业上作文章。以良好海洋生态系统、优越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绿色产业为品牌，打造盐城海洋特色经济，让盐城成为生态之都、绿色之都，这是盐城最具发展潜力、最为长久的战略选择。生态休闲和文化产业，也是盐城尚待开发的重要领域。绿色能源产业是可供选择的工业项目，而任何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都是短暂的、急功近利的，与生态环境相违背。
4、南通应以江海岸线为核心――立足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国际海工船舶基地
随着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南通海工船舶修造产业迅速崛起，已在我国船舶工业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船舶修造中心向亚洲转移、江苏沿海开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南通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南通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打造海工船舶修造及海洋服务产业一体化品牌，向国际领先地位挺进。南通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江面、海面宽阔，岸线资源丰富。近年来，南通大力发展船舶工业，先后吸引了中远船务、中远川崎等大型造修船企业来此落户，目前已成为了继上海、大连等老牌造船大市之后的全国第三大船舶修造基地。
南通海工船舶修造及海洋服务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是：确立南通百年发展主导产业――海工船舶修造；注重培育完整的海工船舶修造、海洋服务产业链；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提升技术管理水平；融入上海，充分实现海工船舶修造及海洋服务产业一体化发展。
（注：本文系连云港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2012LYGSKL078。）
【参考文献】
[1]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Z].2010.
[2] 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Z].2009.
[3] 江苏省十二五规划[Z].2011.
[4] 连云港市十二五规划[Z].2011.
[5] 盐城市十二五规划[Z].2011.
[6] 南通市十二五规划[Z].2011.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城市规划
一、关于科学发展观
所谓发展观就是为什么要发展，怎么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科学的发展观的内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和自然相和谐的发展，更具体的说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二、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规划编制工作
如今规划编制得好不好，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了科学的发展观，是否用全新的理念和思维来指导各项规划编制的全过程。编制规划必须结合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创新发展思路，提高发展质量；必须认真学习、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好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观点。
（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能以物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本体、核心，把人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本质，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标志。在现实社会中，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规划的思想理念要从人的需要考虑。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划的综合性、先导性、关联性，把规划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来统筹考虑和谋划，把规划与富裕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积极发展切合实际的相关产业，是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有效途径。
（二）规划编制要考虑到全面发展
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要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搞单打一。
（三）规划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思想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基础的发展。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三个基本国策，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四）要坚持“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者具有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克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加快社会发展必须加大投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第二，城乡协调发展。从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小康，必须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第三，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国家提出了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以城市规划为例谈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
在未来20年的关键发展时期，我国城市能否得到科学合理的发展，关系全局。而城市规划能否科学合理的制定与实施，又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能否真正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头等大事。
（一）在主导思想上强调人文意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世界各国区域规划的主导思想逐步从生产为主转向侧重于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态问题，并将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视为规划的重要目标。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从物质建设规划转向社会发展规划。对生活福利、生活环境、就业等非生产领域的问题越来越重视。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指出：表征生活质量的“3E”（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公平-equity）正日益成为评判区域在国内外竞争力大小的标准。近年来，各国更是将创造适宜的人居环境作为区域规划的终极目标之一。
（二）在总体目标上越来越强调综合性和战略性
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区域规划在内容、范围、理论研究与方法技术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域规划越来越由单目标的物质建设规划或经济布局规划为主开始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目标规划；另一方面，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条件下社会环境多变的要求。为保证规划的灵活性与弹性，区域规划的目标也逐步向弹性目标转变。将原来过于具体的刚性规划转变为应变能力较强的弹性规划。体现出多目标、多方案的弹性特征。以具备更大的应变性，防范各种风险与被动的境况。
（三）在关注重点上越来越强调解决核心问题
各国普遍意识到区域是一个处于时代变化中复杂综合体，区域规划只能是有限目标的规划。因此，国外的区域规划逐步走向解决核心问题的规划。强调针对每个规划的特定区域、特定时段、特定背景要求抓住区域规划。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内容进行规划，力戒面面俱到、泛而无物，以此提高区域规划的编制效率与效果。
如日本的历次国土综合规划就分别确定了不同的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一次主要是实现生产力的最优经济布局，第二、三次主要是逐步解决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第四次着重强调人口高龄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把建设舒适开放的安居社会、形成安全而富饶的国土、整顿充实长寿社会中的生活空间和整备交通信息和通信体系作为主要议题，第五次则将提高日本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地位与能力及建立高水平的地域文化目标作为规划的主题。
（四）在资源利用上强调可持续发展
区域发展必然要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也是区域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日趋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约束，主要国家普遍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目前，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通过区域规划具体实践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实现自然资源的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五）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城市规划在这方面遇到的矛盾可能最多。2003年的“非典”，暴露了国家发展中重经济，轻社会的问题。在城市发展中，社会发展的现状怎样？怎样去加强？这是重大的课题。城市作为人类居住的集中地，它的环境主要看社会发展的水平。在城市发展中，在继续加强居住环境的建设，大力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建设的同时，笔者以为，更要着眼于城市社会发展的公正、公平与和谐。比如对城市建设中拆迁的问题怎么认识和处理？这就是当前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严格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合理确定拆迁规模。这给我们城市规划提出了重要任务。当然，拆迁绝不仅仅是与规划有关，它更涉及到城市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在许多社会问题面前，市场无力，甚至失灵，国家和城市政府必须调控，城市规划是调控手段之一，在这方面肩负重任。我们必须兼顾经济的发展和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城市规划在改革开发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城市规划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和适应，仍然很不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当前，在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国家正在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这个问题必然在城市发展中表现出来，我们在工作中应当十分关注。
（六）科学发展观要求城乡协调发展
在规划方面，长时期以来，总体来看，可以说是重城市，轻乡村的。总理最近指出：“城市发展要和农村发展相协调，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必然还要进一步发展，但要防止规模过大、标准过高的倾向，注意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差距。”这既为我们指出了城市发展要带动农村发展，又指出了在城市发展中应当注意规模和标准问题。这是我们在城市规划工作中体现科学发展观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七）努力推进规划决策科学化
目前规划的科学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特别是取决于领导的决策科学化。
我认为，在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规模和标准的认识上，由于领导在不同的角度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存在不求实际、好高鹜远、求胜心切等问题。东部比较发达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当然更要快；西部要赶上来，要跨越式发展；中部要崛起；中西部城市要跨越式发展。这样，全国城市都在考虑怎么加快发展。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的预测和安排，这种种巨大的积极性和热情，往往突出地表现在城市规划上，表现在规划中对城市发展的规模预测和标准的确定上。
我们应当充分理解城市加快发展的积极性。问题是必须将这种积极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将积极进取精神同科学求实态度结合起来，求真务实，克服城市规划建设指导思想的问题，正确处理需要和可能、近期和远期、局部（城市）和整体（国家）的关系，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使得城市规划既有远见，更从实际出发，减少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提高科学性。使我们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减少盲目性，增加自觉性。
总之，要提高城市规划决策的科学性，领导应当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尊重规律、尊重群众。在制定规划中，要进行多方案比较，建立和实行严格的专家评审制度。现在有的城市把专家评审当成过场和形式，这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城市领导应当真心诚意地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那些和自己有不同看法的意见。同时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真正让群众参与到城市规划的制定过程之中来，城市规划应当保持连续性。不能一任领导一个规划，换领导就换规划，城市领导在城市发展的长期任务中，要“跑好接力赛”。
参考文献：
1、陈银蓉,梅昀,汪如民,赵冬.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协调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
关键词：师范教育；教师职业；教师素质；教育结构；教育过程
师范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我国教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师范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师范教育现代化是适应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迅速达到先进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大工程。师范教育现代化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又是师范教育高度发展的一种状态。
一、 全面审视师范教育的重要作用，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
我国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1](P374)，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1](P.88)作为普及教育之本的师范教育办得好与不好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事。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有适当的国民，“就全靠教育”，“要造就适当的国民，须有适当的教员。”[1](P374)而要想有适当的教员，就要有适当的师范教育，所以陶行知先生认为“师范学校负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1](P374) “国家所托命之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2](P139)将师范教育提到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密切关联的高度来阐明其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对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实施，使全社会认识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关键在师范教育。这就是说，只有师范兴，教师兴，才能教育兴，国家兴。师范教育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技开发等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功能，还具有为基础教育服务的特殊功能。
师范院校要为基础教育发挥全面的服务功能主要表现为：一是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二是加强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和服务指导，包括中小学教材教法改革研究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形成职前职后师范教育一体化的办学体制；三是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教育决策咨询。全面发挥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功能，是师范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师范教育重要功能的体现。这为教师专业化提出了迫切要求。教师专业化是适应新形势、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的客观要求，也是师范教育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促成教师是一种专业的认识，得益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的《关于教师地位之建议书》（1966）指出：教育工作应被视为专业。就目前来看，教师工作只是在“服务重于报酬”这一点上符合专业的标准，而在其它所有方面几乎都远离专业的要求。[7]（P98）教师在专业化过程中存在并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第一，由于目前的教学是以讲解式为主，所以无需专业性学习，教学可以凭经验而得，这与低技术型行业一样。第二，学校课程、教学内容、考试时间等无一是由教师根据需求自定的，因此实际上也不存在所谓专业的自由。第三，教师职业的修业时间远低于其他专业。第四，教师就业资格较易获得。
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就要建立统一的教师专业标准和严格的教师资格制度，组织相应的教师资格考试和颁发教师资格证书。依法保障教师素质，从教师队伍的入口把住质量关。随着国民整体素质的大幅度提高，普通教育师资的来源要由以培养为主转变为以选拔培训为主。
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将会使我国独立存在的师范教育体系被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所逐步代替，这意味着师范教育从“师源”到“生源”的开放，即鼓励有能力的教育机构积极参与教师教育工作；鼓励非师范院校的学校毕业生经过规定的培训取得教师资格证书，从事教育职业。今后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概念将代替“师范教育”一词，对教师职前、入职和职后教育进行全程设计。所谓教师教育一体化就是适应社会和教育的改革要求，针对现有师范教育中职前在职隔离、体制机构各自为政、教育内容重叠交叉、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据终身教育思想、教师职业生涯理论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构建一个体系完善、机构合理、内容科学的一体化教师教育模式，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6]
二、 重新整合师范教育培养目标，使教师素质综合化
培养合格的教师是师范教育的根本任务。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要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从社会需要出发，在不同的时期对教师的要求就不同。教育学家陶行知曾提出：在提倡新教育时期，对教师的培养目标是：其一，“要有信仰心”；其二，“要有责任心”；其三，“要有共和精神，事事与学生共甘苦”；其四，“要有开辟精神”；其五，“要有试验精神”。在试验乡村教育时期，对教师的要求是能够做到：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把环境的阻力化作为助力，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精神；做人民的朋友，有献身教育事业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难教育时期，对教师的培养目标是：应当解决国难而不可加重国难，必须追求真理，讲真话，跟学生学，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教师的培养目标是：教师必须虚心好学、宽容，理解学生，能解放学生的眼睛、双手、头脑、嘴和时间、空间，跟民众学习，放下先生架子等。陶行知在各个阶段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尽管内容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基本精神。[3](P637)
陶行知关于师范教育培养目标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它体现了师范教育的专业特性，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培养有生活力教师的教育目的和办学宗旨。对于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师范教育改革，培养合格师资仍具有借鉴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发展，对教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有必要借鉴陶行知师范教育培养目标的思想，重新设定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要求师范教育培养的学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有机结合于一身。
确立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特别要注意：第一，专业素质与文化素质相结合，使教师的培养建立在较宽的学术视野的基础上。第二，突出教师素质培养的重要地位，使学生具有为人师表的职业特质。第三，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为学生今后教书育人、确立高度的教育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打下坚实基础。第四，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使学生既有从教的知识，又有从教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有强烈的敬业精神，科学的教育理念，追求真理的品性，优良的人格特征，好学习、善创造、讲奉献、为人师表，能够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
然而，我国目前师范院校现行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与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方面：师范教育没有自己的特色；师范专业结构模式简单；师范毕业生不具备从业竞争优势；师范教育教学不能适应中小学教学改革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现代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的要求，师范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1）优化师范教育课程结构必须做到四个结合，即提高整体素质与强化专业基础相结合；拓宽专业口径与适应中学教育改革相结合；开拓专业新领域与适应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突出师范特色与面向普通中学相结合。
（2）优化师范教育课程结构：首先是明确师范教育课程结构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强化基础，拓宽口径，文理渗透，提高能力；其次是把握建构优化师范教育课程结构体系的统一性、实践性、广博性、衔接性和超前性等主要特征。 （3）优化师范教育课程结构体系的途径与方法：首先是预测未来，确立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改革与发展措施，要建立“师范教育一体化”模式，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的师资一体化；其次是努力增强师范教育体系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再次是合理使用师范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必须重视解决重复办学的问题。笔者认为师范院校应与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合并，以更好地实现“师范教育的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实现教师素质的综合化。
三、建立全方位师范教育培养体系，使师范教育结构多元化
二十年代初，陶行知曾根据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我国师范教育的经验，提出了“广义的师范教育”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广义师范教育对于师范教育的办学方向、教育功能、结构模式、培养目标、教学机制、管理体制等都赋予广泛的含义。
一是确立面向大教育的师范教育办学方向。主张师范教育必须面向全部学制的要求。全部学制包括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样的教育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文素质的提高，逐步从小教育裂变为大教育。大教育也就是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师范教育必须为大教育培养和训练各种各样的教育人才。
二是全方位的师范教育功能。广义师范教育不仅要培养训练教员，而且要培养训练教育行政人员、各种指导员、各种学校校长和职员；不仅要培养未来师资，而且要训练在职教师；不仅要培养训练教师具有一般的学识才能，而且要分别因学校等级、市乡情况、学科性质而培养训练教师具有特定的学识才能；不仅要培养教育工作人才，而且要培养教育科研人才；不仅要有学历教育，而且要有岗位培训，等等。总之，“教育界要什么人才，就该培养什么人才。”[1](P448)
三是多元化的师范教育结构。1977年后，我国针对中小学教师学历普遍较低的现实，我国政府对师范教育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师范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截止到1997年，我国拥有高等师范院校232所、教育学院229所、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中等师范学校892所。至此，一个与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基本相适应的师范教育体系也逐渐形成。
我国现行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主要分成以培养新师资为主的各类师范院校教育和以训练在职教师为主的教育学院、进修学校、广播电视教育等师范继续教育。这样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总的来看存在着不够完善、不够灵活的地方：一是重视新师资的培训而忽视在职师资的继续教育；二是重视教学人员的培养而忽视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三是重视学历教育而忽视素质培养；四是重视学校教育人员的培训而忽视社会教育人员培训；五是重视正规化而忽视机动性。
目前教育的发展又向师范教育提出了不少新功能需求，首先是来自中、小学在职教师学历水平提高的趋势；二是对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干部的培养要求的提出；三是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继续教育，在学历和实践经验都达到一定水平后，要求科研型的进修，为培养创新型的教育专家服务。为了克服目前我国师范教育功能缺失的问题，确立新的师范教育发展理念，变“终结性师范教育”为“终身性师范教育”，变“知识传播型的师范教育”为“知识催生型师范教育”，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层次、一体化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纵向沟通，横向联系，协调发展，形成整体优势，以实现师范教育结构多元化达到符合全部学制需求的目标。
四、 全面提高师范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过程现代化
师范教育必须适合社会生活和学生的个人需要，其培养的方法必须与社会生活实践和学校教育的实践结合，坚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提高师范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过程现代化。
第一，开展多元的生活教育，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学校要根据社会发展和培育人的需要，在学校组织健康的生活教育、劳动的生活教育、科学的生活教育、艺术的生活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教育等。在现代生活中还要进行现代教育，“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4](P248)
第二，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对学生进行生活教育，可通过集体生活进行。因为集体生活是全部教育的基础：其一，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二，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其三，集体生活用众人力量共同创造出合理的生活。
这种集体生活可以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集体自治，目的是让学生在集体自治中学会自治；二是集体探讨，目的是让学生通过集体的努力，追求真理；三是集体创造，目的是让学生运用有思考的行动来产生新价值。这种集体生活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而是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并注意个性发展。
第三，坚持“教、学、做合一”的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二是对事来说是做，对己来说是学，对人来说是教；三是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乃是教人学做事，无论哪方面，‘做’成了学的中心，即成了教的中心。[5]坚持“教、学、做合一”原则最主要的是要处理好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使之彼此达到整合。
教与学都要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学”，这就是要把实际生活中的事拿来研究，一面动手干，一面动脑想，手、脑相结合，以达到“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教与学以“做”为中心，就是说教与学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上进行。这种做有三个特征，即行为、思想、新价值的产生，[5]也就是通过学习、思考，进而创造。
教与学是教育活动中两个基本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教，不在教学，而是教学生学。教师不能“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而应该主动了解学生，改进教学方法。同时，教师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提高自己，去教好学生。
第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进行生活教育，必然需要依赖并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的自动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就要提倡“自动主义”，即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
“智育注重自学”，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学，不是坐而受教。学生除了跟教师学，还要跟伙伴学、跟民众学、到图书馆去学、到社会和自然界中去学。“体育注重自强”，就是动员学生自觉、积极地“建立健康堡垒”，因为，“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的身体是为了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所有。”“德育注重自治”，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自治“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适应学生之需要”、“辅助风化之进步”、“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1](P.29)
当前我国教育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素质教育是一场深刻的教育革新，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素质教育是当今社会文化，特别是其生产和科技发展水平及其趋势对学校教学客观要求的反映。目前师范教育也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轨压力，我们有必要构建现代化的师范教育模式，以实现教育过程的现代化。
第一，师范教育要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基础教育的现展意识。我国现代化建设既为师范教育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给师范教育内容提出了丰富的教育素材，“运用它来增加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力量，增加我们的信仰。”
第二，创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健康教育环境。知识、才能、创造性已成为确立教育目标的三个支点。现代教育特别要注重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个性。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是生活的主体，而生活的真谛就是自我选择，人的这种主体性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产物。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丰富个性的教育环境，其中重要的是在教育中必须把师生关系放在一个民主、平等、友善和合作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
第三，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彻底改变过去以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封闭式的教学模式，建立一种新的开放式教学模式，使课内与课外结合，实行多渠道施教；知识与能力结合，倡导实践出真知；实行主导与主体结合，坚持学生本位观念。
综上所述，大力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不仅是师范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师范教育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一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陶行知全集.第八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陶行知全集.第四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4]陶行知全集.第三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5]陶行知全集第二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关键词]市场细分；冒险倾向；活动参与；近冒险者；多阶段细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22-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08
引言
随着游客消费心理的日趋复杂和分化，目的地营销工作对市场细分“精准性”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市场细分”即根据游客的特征将整体市场划分为若干个内部同质、外部异质的细分市场的过程[1]。这意味着需运用创意性的细分基础和方法为目的地寻找到运营上最具“成本-效益”的吸引对象。
当前我国入境旅游就亟待精准化市场细分的指导。近年来，在出境旅游持续升温的映衬下，我国入境旅游则表现平平。2010―2015年的年均入境游客增长率仅为0.8%，且有3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造成巨额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2014年已超过1000亿美元）[2]。入境旅游是我国旅游业融入国家战略的基石和缔造旅游强国的基础性指标。尽管再现游客年均增长率近20%的往昔辉煌不太现实，但旨在超越全球国际旅游的平均增长水平（目前为4%）应是我们必要的奋斗目标。“十二五”期间游客量的反复“下降”或“停滞”透露出衰退走向，入境旅游的振兴势在必行。鉴于当前我国对国内旅游的“井喷式”增长已然应接不暇，集中有限资源瞄准一个小的市场切入点应是最佳振兴途径。本文即以美国消遣游客市场为例，探寻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振兴上的精准目标市场识别问题。
美国游客被选作案例人群，原因如下：首先，作为经济最发达和出境游历史悠久的国度，美国公民的价值取向和需求态势对我国主要客源国（如韩国、日本）具有显著示范效应，可充当我国整体入境旅游发展的预测符。事实上，近10年来美国游客的访华状况与我国亚洲客源在变化趋势上非常接近（如图1所示，亚洲市场因为规模更大，反应更显灵敏一些）。其次，美国本身也是我国的第3大客源国和远程旅游市场开拓的重心，其当前访华市场遭遇的发展瓶颈恰似我国整体入境市场的一个微缩写照：如年均访华美国游客增长率同样从早先的10%以上下降到0.8%（2011―2015年）[3]。因此，针对美国游客所思考和开发的营销举措预期将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
1 相关文献综述
1.1 促成最大化访问增长的Plog心理类型理论
心理类型不同的游客对目的地代表具有不同含金量的市场，这一共识反映在国内外诸多关注游客心理特征的研究中[4-7]，但唯有Plog心理类型理论最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游客心理特征?目的地兴衰变迁”的内在联动机制。该理论的提出源于1967年Plog市场调查公司对美国航空业开展的国家范围样本调查，发现了决定顾客行为差异的“冒险倾向（venturesomeness）”概念。应用此概念，Plog将每个美国顾客划入反应不同冒险倾向程度连续链的一个特定位置，形成了冒险型（venturer）、近冒险型（near venturer）、中间型（mid-centric）、近依赖型（near dependable）和依赖型（dependable）5个心理细分市场，以中间型的规模最大（近60%）。其中，冒险者（4%）综合展现出所有积极方面的心理特质，依赖者（2.5%）则与消极特质紧密相联[8]，其他细分市场的心理特性由其命名与这两个极端人群的关联度所鲜明诠释。
Plog认为，目的地兴衰变迁的奥妙就在于伴随旅游设施开发不断升级，其产品的独特性和冒险价值发生了转变，进而使吸引人群从冒险型悄然转变为近冒险型、中间型……直至最终转变为依赖型。当越过心理曲线中点，目的地的客源基础彻底转变成依赖型一方时，衰退便出现了[8]。这是由各心理细分市场的规模大小和心理曲线的影响方向无从更改所致。
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其强调基于选择性吸引的系统规划是决定目的地走向衰败/多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Plog公司的大量调查显示，与其他人群相比，冒险类游客具有一些特别积极的消费特征，如出游频率高、参加活动多、人均花费多[8]。近年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冒险者在一系列忠诚维度上的得分不低于（甚至超过）依赖者[9]，打破了认为其缺乏忠诚的传统假设。鉴于客源基础变化是目的地兴衰的根本原因，Plog明确指出，对于游客来源转向依赖型一方的目的地，若要延缓其日益衰退的发展趋势，就应瞄准吸引近冒险型游客中的某一核心人群。因为这种定位具有最广阔的吸引面，能扩及影响曲线中规模最大的一批人群（近40%，即近冒险型?中间冒险型）[10]，实现游客来访量的逆转性增长，即“最大化访问增长”。借鉴该理论，通过识别、接触和说服这一核心人群产生访问行为，目的地便能借助一个小的支点撬动规模庞大的大众市场跟随来访，即在拓展游客规模上实现事半功倍的“杠杆效应”。
1.2 目的地市场细分
当前对目的地市场细分方法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细分结果的来源分为前验法（priori approach）和后验法（posterior approach）[11]。前者根据研究者的常识性推断主观地分割市场，而后者的细分结果源于数理统计分析。二者亦可联合使用，以前验法作为更深入的后验法的应用基础。另一种是按使用细分变量的数目及涉及阶段划分为“单阶段”、“二阶段”和“多阶段”方法，分别对应使用1个、2个和3个以上的细分变量[1]。为获得更精准的细分效果，本文的细分设计综合包含了这两种分类方法的元素，即在整体的多阶段细分框架下涵盖对“前验法”和“后验法”的次序性运用（图2）。
在细分变量的选择上，旅游学者经历了从早期集中使用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到转而强调心理特征（psychographics），再到现今注重联合使用多细分变量来实现多重目标[12]。新的细分趋势是先以某“高预测力”变量为核心细分基础，再对其细分结果应用若干次级重要的变量辅助勾勒群体特征。本文也遵循这种前沿的综合性理念，且在细分市场生成上应用“双核心变量”做了更精细的二次细分。首先，Plog的“冒险倾向”概念被选作第1个核心细分变量。尽管“动机”（或称“寻求利益”）是被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心里细分变量[13]，但它对特定人群的划分结果易随目的地、决策情境和时尚潮流等因素的改变而改变，缺乏稳定性。相反，“冒险倾向”的分类结果则有跨地域、跨文化和跨情境的稳定性，因为人的个性极少或仅微妙地发生变化[14]。此外，该变量还有一个独特功效。因各利益相关者对吸引游客的主张不同，目的地官方在组织联合营销时始终面临目标市场应如何取舍的难题[15]。绕开这一固有争议，Plog强调吸引有最大化访问增长潜力的冒险类人群，则便于以“把整体蛋糕做大”的思维惠及所有利益实体。
然而仅依据Plog理论作细分也存在不足。如有学者指出，这种传统的理论推断分类法并非真正调研意义上的市场细分，因为其结果不是数据驱动的[16]。尽管本文采取基于数据的“前验分类”[17]来尽量弥补此缺陷，但仅根据整体心理特质的市场细分无法启发精细化营销和管理工作的开展。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色就是要以更流动和分化的视野厘清特定心理细分市场（即近冒险型群体）内部的深层需求差异，基于细微但有显著营销价值的差异点精准识别目标吸引对象。目标市场挖掘得越深入，越利于目的地全面发挥自身的资源和管理优势、提高营销预算利用效率、与竞争者形成深度区分。这就需要应用更具体的需求特点做二次细分。如果此细分变量恰恰是“现实行为”本身，则不仅有利于提高研究效度，更能为目的地产品开发和服务传递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基于这种考虑，“活动参与（activity participation）”被选作本研究的第2个核心细分变量。作为一个行为导向的细分基础，它已在大量情境下被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8]。应用该变量产生的细分结果可揭示抽象动机下的现实行为组合模式，为模糊心理倾向的有形化分解提供了指向。此外，由于该变量是个体利益相关者偏爱的细分基础[12]，将其纳入还有利于使目的地官方的宏观策略制定最大限度地与利益相关者观点相契合，打造精诚团结的联合营销。最后，为促成有效营销接触，按照旅游市场细分研究的惯常做法，在第3个细分阶段更多变量被用来辅助勾勒群体特征。
2 研究方法
2.1 抽样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是关于中国国际旅游定位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其具体目标为通过多阶段细分识别对未来瞄准美国近冒险型消遣游客市场最有价值的人群。这里的“消遣游客”是对国际旅游研究专业术语“leisure traveler”的中文翻译。国际研究中对“消遣游客”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将旅游者分为3类：消遣游客、商务游客和探亲访友游客；广义上，则将旅游者总体上分为两大类：消遣游客和商务游客，其中，消遣游客已包含了以探亲访友为目的的群体。这两种分类法在大多数英语国家（如美国）的旅游官方统计报告中清晰可见。本文采取广义的理解法，将 “消遣游客”操作化为：除了因公出差的商务目的外，基于任何旅游动机在我国大陆目的地停留2日以上（含2日）、年龄超过18周岁的美国公民。
调研于2015年3月至4月在中国内陆7个海外游客吞吐量最大的国际机场开展。样本规模由“置信区间法（confidence interval approach）”确定[19]，即总体变异率设为50%，在95%的置信区间和1.96的标准误下所需样本规模为385人。假设问卷反馈率为75%，不可用率为10%，共需招募593名（385/0.65）游客。因本文涉及对近冒险型游客再做第2次细分，为保障所得细分市场的规模，实际共发放问卷2400份（≈593/0.4，保守估计1/4的样本为近冒险者）。
抽样过程分为两阶段。首先，为消除游客及资源类别的地域偏差，开展涵盖中国内陆国土7大区域（即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全范围比例分层抽样（proportionate stratified sampling）。各区域内最重要的一个国际机场被继而选作具体抽样点。“层次子样本规模”由各区域的美国游客接待量占全国总量比例来确定。接下来是通过系统性随机抽样（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来选择个体样本，采样间隔由飞往美国航班的平均容客量和登机率计算得出。由受雇大学生在候机室对接触到的每个第5名待返回本土的美国游客进行招募，向其陈述调研目的、方式等信息，发放自填式问卷。首先考查年龄、访华目的和停留时间3个筛选性问题，遇到不符合条件者跳过，从下一名合适游客起继续实施5间隔的随机抽样。一套中国的风景明信片被赠送来激励游客参与。
2.2 问卷
整体问卷包含涉及目的地竞争性定位的诸多问题，其中3部分与本研究具体相关。（1）“冒险倾向”测量。本文采用直接描述旅游情境下具体冒险行为的此类量表，融合了Weaver开发的10题项[9]和笔者补充的2个描述纪念品偏好和支出心态的题项，共12个题项。被访者需在5点李克特量表上圈出他们对各题项陈述的同意程度，其中1=强烈不同意，5=强烈同意。（2）“活动参与”测量。探寻被访者在此次访华期间是否参加过以下28种消遣活动中的每一种。活动列表来源于对先前活动细分文献的回顾和对主营入境游业务旅行社员工的深入访谈。（3）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特征测量。其中的“访问动机”量表包含提炼的7个最适合当前情境的推力因素。为更清晰地展示动机的不同重要性，要求被访者只从中选出他们最关键的3个访华原因。美国游客在华的总体支出费用和停留天数分别由开放式问题来请求游客填写。为确保获得真实和足够多的反馈，培训调查员在介绍研究时要特别强调其保密性和仅用于学术目的，并坦言这两个问题对研究的重要性。预测试于2015年2月对180名到访上海的美国消遣游客开展。问卷初稿据此作了微小的措辞和发放程序修改，并证实了各量表均具有良好信度（Cronbach’s alpha值均超过0.70）[20]。主要变量的具体问卷题目见表1所示。
2.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包括4个步骤。第一，计算被访者对12个冒险倾向题目的评分总数，以人为设定数值距离将全部样本划分为Plog描述的5种心理类型。第二，聚类分析，根据游客参与活动的相似和差异性将近冒险型群体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子细分市场。采用经典的二阶段聚类法，即：首先通过将个体两两合并成单一集群的层次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识别恰当的细分市场数目，再以指定的聚类数实施快速聚类法（K-means cluster analysis）重新调整个体归属。第三，应用一系列χ2检验对各子细分市场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特征进行描绘并比较。第四，对识别出的每个子细分市场应用经济价值组合矩阵（economic value portfolio matrix）[21]分析其可盈利性，指导目标市场的选择。
3 研究发现
3.1 基于数据的前验细分结果
因样本中冒险倾向量表的实际取值范围为14～58点，设组间距为8，则可分别用14～22点（依赖型）、23～31点（近依赖型）、32～40点（中间型）、41～49点（近冒险型）和50～58点（近冒险型）的得分者来分别表征Plog的5种心里类型群体。实际回收可用问卷1680份，其中，近冒险者为507人，占30.2%。样本呈现出中间型游客数目占比最大（34.5%）的偏态分布模式，说明中国作为一个目的地当前最主要是被中等冒险程度的美国游客所青睐，已成为成熟的旅游热点地域。尽管具体数据无从比对，但可以确定这与Plog早年对中国作目的地心理类型定位的结果[8， 22]已发生根本改变。因为前两次研究都是鲜明地将中国界定为美国近冒险型游客的天堂。不过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并非转变迅速的国度，因为非洲和一些南太平洋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在2001年研究时就已从1974年的冒险型目的地变成了近冒险型（中国在两种心理类型间的转变则经历了约40年）[22]。需指明的一点是：目的地的心理类型定位是因客源市场而定的，即当前研究对中国成为中间型目的地的判定是特指美国市场的情况。事实上，如果参照对象变成了亚洲近程市场，中国可能已进入近依赖型、甚至依赖型阶段，而对于南美洲国家则可能尚处冒险型。
整体上看，本文关注的近冒险型游客表现出此类人群的典型特征，即：女性略多（56.8%），多为年龄、学历和收入均偏高的人士（45岁以上者占54%，本科以上学历者占71.2%，60.2%的人年收入超过6万美元），旅行经验丰富（44.4%的人在过去2年内旅行5次以上），更偏好以散客方式自由出行（66.5%），在目的地停留时间较长（平均13.8天）。
3.2 基于活动参与的子细分市场识别
对近冒险型游客的聚类分析识别出4个基于活动参与的子细分市场。刺激性户外活动最适合用来界定“聚类（cluster）1”（63人，12.4%）的活动域，因为其在该市场中的平均参与率显著较高，如水肺潜水、皮艇等水上冒险活动（73%）、攀岩（57.1%）、蹦极（52.4%）、滑雪（42.9%）、溪流下降（39.7%）等。该市场同样对骑马、骑自行车/远足、打高尔夫/网球等普通康体活动有较高参与热情，最排斥文化类活动，故被命名为“户外刺激体验者”。 “聚类2”（205人，40.5%）是规模最大的市场，他们主要对大众休闲娱乐活动感兴趣，如访问风景地标（100.0%）、观光（93.2%）、购物（91.2%）、访问游乐场/主题公园（89.8%）、乡村度假（85.4%）等。对文化类活动也有一定参与率，但刺激性户外活动则明显与其悠闲轻松的心理诉求不相符，故“休闲娱乐追求者”是对他们的贴切诠释。“聚类3”（143人，28.2%）是显然的“文化探求者”，因为他们对典型文化活动有极高参与率，如民俗表演（100%）、访问博物馆/画廊（100%）、参加节事活动（98.6%）、游览名胜古迹（97.9%）、古镇/古村落旅游（96.5%）等。其他参与率高的活动也都具有文化反映性，如品尝当地美食。“聚类4”（96人，18.9%）除了在访问风景地标上的参与率达到了100%外，其他活动基本上都是中等程度的参与率。他们的平均活动参与数目最多，不特别热衷、也不特别抵触哪类活动，故“兴趣广泛者”应是对他们的一个适当界定。
3.3 基于多变量的子细分市场特征描绘
χ2检验发现了聚类成员在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特征变量上的一系列显著差异。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中，年龄、雇佣程度和年收入充当了显著的差异符。旅游特征上，聚类成员在除“出游模式”外的所有变量上都表现出显著差异。此外，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在访问动机方面，“文化探寻者”对“文化学习/开阔视野”题项并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其他市场的绝对性重视，而且，就该游客群体汇报的访问动机而言，消遣和康体才是他们的核心述求。表2对各子细分市场的综合特征进行了汇总。
3.4 目标市场识别
本文基于最大化游客访问增长的目的进行细分方法和吸引方案的选择。在确定目标市场上，因近冒险者杠杆效应的发挥需经历一段时间，保障目的地在这个过渡时期的盈利性至关重要。因此，通盘考虑目的地的发展局势，“经济吸引力”在此应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基础。这里采用Lee等的“经济价值组合矩阵”[21]。其优势在于通过整合“经济产出（economic yield）”和“获利效率（the efficiency of generating profit）”两个维度从利润结构的角度揭示各细分市场的真实经济潜力。“经济产出”即一个市场所能为目的地带来的经济收入总和；“获利效率”则是在参照了一个市场在目的地停留时间因素后衡量其相对获利能力，即停留时间越短、经济产出越高的市场获利效率就越高。
本文根据全部美国游客“每人每天平均支出”和“平均停留天数”数据的交叉点构建包含4个象限的经济价值矩阵，将每位游客归置在1个特定象限之内，为其分配1个“SSI指数（stay-spend index）”。SSI-1代表“首选市场（priority market）”：即总体经济产出最大，获利效率也相对较高。因冒险类别游客具有较强的资源保护与管理合作意识[9]，延长其停留时间预期将为目的地带来更大的综合效益，故笔者认为具有如上属性的市场在本情境下应属“首选市场”。SSI-2代表“有利市场（favorable market）”，即总体经济产出较大，同时获利效率最高，表现为在短期内集中消费目的地资源。SSI-3代表“低价值市场（low value market）”，因为尽管其获利效益较好，但总体经济产出量最低。SSI-4代表“后备市场（back-ups）”，其获利效益虽然偏低，但因为停留时间较长，总体经济产出还是可观的。
各子细分市场的经济潜力由其SSI指数构成和整体市场规模所决定（表3）：兴趣广泛者的SSI组合尤其引人注目，来自首选市场和有利市场的游客分别占52.1%和29.2%。但该群组的规模较小（18.9%），预期整体经济价值并不显著。休闲娱乐追求者规模最大，但该群组中有数目较多的游客被归入低价值市场（24.4%），且其所占首选市场者的比例是最小的（仅为18%）。户外刺激体验者在各SSI指数分配上没有显著差别（都在20%左右），且规模最小（12.4%），亦不具有可塑性。作为目标市场的机遇落在了规模第二大的文化探求者身上，它同样拥有较良好的盈利组合，因为属于首选市场和有利市场的游客合计占到84.7%。尽管其后备市场的比例最小，但以上特点足以支撑它作为瞄准对象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所能带来的庞大价值回报。
4 探讨
4.1 管理启示
本文基于Plog的心理类型理论，为识别美国近冒险型消遣游客市场上对访问增长具有杠杆功效的核心人群提供分析指导。文化探求者这一子细分市场被发现最具未来精准性营销潜力。需注意，该市场是本研究中唯一一个在参与活动与实际动机上发生错位的，其要求更加独特和定制化的吸引方案。典型文化游客的动机被认为是丰富知识，或基于遗产个人关联性和思乡情结的情感介入[23-24]。但在本研究中这只是被排位第3的动机，逊于放松/舒适和身体康健，同时自尊/社会地位提升也发挥较大作用。这是否意味着近冒险型文化游客属于一些学者所界定的“非驱动型（unmotivated）”文化旅游参与者[24]？当前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游客最关注的并非文化活动的质量和深度，而是与此相伴的轻松欢愉和体力锻炼。对他们而言文化或许是一种“软冒险”，是其探索多样化世界和异域差异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能因为他们年事已高，又具有鲜明的社会动机，才选择了这种内涵较强的替代性冒险活动。就吸引这类人群而言，首先要维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因为这就意味着神秘和陌生感，也是促发他们以此作为冒险元素的根由。其次，文化景点的常规项目设计必须通过“活动编排（programming）”注入一些新亮点[1]，提供其所需要的趣味性、参与性、能动性和挑战性。另因该市场并非坚定的文化热衷者，嫁接一定知识/社会地位符号的大众休闲康体活动亦可能对其产生吸引力。
4.2 理论启示
本文对当前目的地市场细分文献有如下两个方面理论启示。第一，文章证实了“冒险倾向”和“活动参与”是两个可被次序使用的有效细分变量组合。长久以来在目的地细分变量的选择上，Kotler提倡的“综合法”[25]，即以多个补充变量验证基于1个核心变量的细分结果被广泛采用。Morrison的“阶段法”[1]却极少被实际应用，尽管普遍的研究逻辑暗示着多核心变量的细分效度会优于前者。在当前研究设计下，两个核心变量的各自优势都得以发挥。仅着眼微观举措的市场细分无法回答“目的地最可能和最应该吸引何种类型的游客”这一根本问题，故“冒险倾向”被运用来通过“游客选择”操控目的地生命周期演变。“活动参与”是对心智模式的外在反映，可帮助厘清深层需求差异驱动下各子细分市场的产品消费取向。它最利于识别当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需求匹配度、竞争性定位、谱系完善性及未来开发着眼点。对两个变量的整合实质上是需求方消费者内心世界和供给方产品特点的有机链接，为“需求-产品”对应关系提供了更细致、清晰的解读。
第二，通过多阶段细分，本文揭示了对近冒险型游客市场进行深入探究的必要性。以往学界仅关注纯粹意义上的冒险类游客，即那些热衷于高体能消耗的身体冒险性户外活动、排斥常规旅游项目的游客群体。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需求层面。规模更大、更具吸引价值、与大众市场关系更紧密的近冒险型群体被普遍忽视。与习惯性认识不同（即认为近冒险者会表现出与冒险者相似的行为特点），本研究发现参加“硬冒险活动”的个体在近冒险者中的实际占比非常小（12.4%）。绝大多数近冒险者都是在类似大众旅游取向的休闲、游览活动中调节身心、与亲友欢度时光。这支持了Weber对冒险旅游与特定情境和风险维度相关性的剔除，即需要更加综合和多维的冒险旅游概念界定[26]。
近冒险型游客在很多消遣活动的选择上已近似大众市场，但在实质动机、所需的活动组合与提供方式上又有其特性，且其内部又可分化出具体需求指向和活动程度各异的若干子细分市场。这支撑了它作为一个要求独特关注、研究的新需求层面。而且，鉴于近冒险者的较强环境意识及对大众市场访问的杠杆作用，深化对其的研究有可能成为目的地有效链接冒险市场与大众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业务量增加共生、并存的突破口。
4.3 局限和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的第一个局限是在“冒险倾向”测量上主要采用了Weaver量表，因为这是当前可接触到的、最全面的非抽象量表。然而，该量表的“心理质量（psychometrical quality）”很大程度上未被检测。故未来学者应致力于开发更加有效、可信和具有可推广意义的冒险倾向量表。第二，本文使用的是将个体分配到固定组群的传统细分方法。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掩盖了多重动机和活动偏好的真实消费环境，细分市场间可能并无互斥性[27-28]。因此，未来研究可将“重合性细分（overlapped segmentation）”方法和本文的细分变量组合设计相融合，更贴切地描述游客消费图景。第三，本文的活动细分基于的是当前我国所实际提供的各种活动。但事实上，若通过先期定性研究增添一些游客感兴趣、但尚未开发的新活动项目，将更利于发掘未来市场开拓或竞争致胜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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