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16:19:08
导语：在粮食生产调研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和衡量指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时期的一定地区，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由各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可以稳定地达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由耕地、资本、劳力、科技、环境等要素的投入能力所决定，由年度的粮食总产量所表现。耕地、资本、劳力、科技、环境等要素每年能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去的质和量，就决定了粮食产出的质和量，即产出能力。粮食生产能力要变为实际产量，由国家政策和粮食供求关系等因素形成的粮食比较效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耕地保护能力。主要指能够保持有多少数量和质量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二是政策支撑能力。包括政策措施的保障悄况，投入增加的状况，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等。三是科技服务能力。包括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推广体系状况。四是抗灾能力。包括排灌设施条什、物质装备状况和粮食种子储备情况等。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衡量指标：一是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农业部“十五”计划提出要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到2005年耕地面积不低于1．28亿公顷(19．2亿亩)。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考虑，“十五”期间，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7亿公顷(16亿亩)左右。二是粮食单产。可综合反映粮食的产：出水平。2000年我国粮食单产为4261公斤／公顷(568斤／亩)，“十五”时期的亩均单产应高于这个水平。三是抗灾水平。可反映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状况和粮食生产的稳定程度。可用受灾面积‘孙览灾而积之差占受灾面积的比重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抗灾率一直在50％左右。
二、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农户对粮食生产的物质要素投人不断增加。化肥施用总量(按有效成分100％计算)由1978年的884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4146万1吨，有效灌溉面积由1978年的6．74亿亩增加到2000年的8．08亿亩。主要粮食品种良种种植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60—70％。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由1978年51亿元增加到1999年357亿元(同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6％下降为2．67％)。由于投入增加，生产条件改善，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虽然粮食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但总产量由1978年的6000亿斤增长到1996年的10000亿斤。近几年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为稳定粮食生产，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1999年以来，粮食产量和面积出现连续下降。1999—200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累计减少770．7万公顷(11561万亩)，年度分别比上年减少62．6万公顷(939万亩)、469．8万公顷(7047万亩)和238．3万公顷(3575万亩)。粮食总产量累计减少1193．2亿斤，年度分别比上年减少78．2亿斤、924．2亿斤和190．8亿斤。
近几年粮食面积和产量下降，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
一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农民自主调减粮食面积。1996年以来，受粮价持续下跌和农资、机械和劳动力等粮食生产要素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实际出售粮食价格接近甚至低于成本，种粮效益明显下降。据湖北省农业部门测算，2000年粮食作物每亩成本纯收益率为1％，亩均税后收益为3．26元(其中水稻为0．09元)，不足柑桔(712元)、绿茶(436元)的1％。湖北省京山县有关部门测算，2001年度种植水稻亩纯收入约200元，较1996年下降150元左右，比种植沙梨、蔬菜等经济作物少300元左右。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粮食主产区及60％左右的纯农户人均纯收入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二是政策引导结构调整，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据统计，2000年全国因结构调整主动调减粮食面积333万公顷(4995万亩)，占粮食播面减少总数的70％。近两年粮食主销区省份大幅度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主产省份也调减了粮食面积。浙江省德清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1997年的553，5万亩，调减到2001年的175．5万亩，减幅为68．4％，其中，2001年调整农田发展多种经营面积184．5万亩，占农田总面积的59．2％。浙江全省2001年粮食播种面积2812．5万亩，比1997年减少1396．5万亩，减少幅度为33％。今年一些省区开始取消或部分取消保护价，通过粮食购销公司补贴收购部分粮食，但补贴面小。如湖北省今年给17个粮食主产县按每公斤补贴6分钱汀购3()亿斤优质粮，对其他县区不下达订购补贴任务，这些地区就相应地自主调减丁粮食种植。
三是实施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减少了耕地和粮食播种。近两年全国因生态建设退耕，调减部分粮食种植面积。湖北省粮食种植面积由80年代的7699，5万亩，减少刊现在的6000万亩，其中退耕399万亩(退耕还林还草319．5万亩，退耕还湖约79．5万亩)。据估计，全国因退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约100万公顷(1500万亩)。这项计划的实施，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是有利的。四是农田基础设施老化，粮食生产抗灾能力低，因灾降低·了粮食生产能力。90年代以来，国家预算内农业资金投入总量有所增加，但投资比重没有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重点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直接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明显偏少，农业基础设施滞后，田间排灌设施陈旧老化，农业抗灾能力脆弱，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靠天吃饭”。1990—2000年间，全国平均每年受灾面积8。1亿亩，成灾面积3．9亿亩，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48％，抗灾率仅为52％，与80年代水平相比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如1978年的水平(57％)。2000年因灾损失粮食1300亿斤，比上年增加600亿斤。近几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水平趋于下降。全国年度粮食播种面积由多年稳定在1．10—1．13亿公顷(16．5—17亿亩)，减少到警戒线1．07亿公顷(16亿亩)以下。2001年为1．06亿公顷(15．9亿亩)，2002年预计为1．05亿公顷(15．7亿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有些因素是不可逆的，要恢复起来代价很大。例如耕地的减少，2000年耕地占用2349万亩(其中建设占用244．5万亩，生态退耕1144．5万亩，农业结构调整占用867万亩，灾毁耕地93万亩)，耕地补充436．5万亩(其中未利用土地开发276万亩，废弃地复垦99万亩，土地整理增加耕地63万亩)，占补相抵，2000年耕地实际减少1912．5万亩。从1999年以来的情况看，在粮食生产和流通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利润，粮农的生产积极性难以得到保护，投入粮食生产的各种要素会减少，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保持和提高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三、粮食供求趋势预测
(一)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
由于我国人口继续增加和粮食转化与深加工的进一步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将早刚性增长。近年来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中长期预测很多，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1、2005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10620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985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369斤；饲料粮需求量4108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38．7％；加上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及损耗，人均需求量为786斤。
2、2015年的粮食需求量为11670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503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312斤；饲料粮需求量5545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47．5％；加上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等，人均需求量为804斤。
3、2030年的粮食需求量为13195亿斤，其中直接消费量为4160亿斤，人均直接消费原粮260斤；饲料粮需求量7244亿斤，占粮食需求量的54．9％；加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损耗等，人均需求量为824斤。分品种来看，今后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增长主要来自饲料粮增长。据预测，从目前到2030年，稻谷需求略有上升，小麦需求持续上升，玉米需求大幅增长。玉米2005年需求量占粮食总量的比重为28．4％；2015年需求快速上升至31．9％；2030年需求量进一步上升至35．2％。
(二)未来粮食产需缺口较大
从上述需求和目前10000亿斤的粮食生产能力看，2005年、2015年、2030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分别为620亿斤、1671亿斤和3195亿斤。按照粮食最低自给率95％计算(粮食净进口控制在总产量的5％以内)，为实现产需基本平衡，粮食生产能力需要比目前分别提高约100亿斤、1100亿斤和2540亿斤，提高幅度分别为1％、11％和25％。这在目前的投入和科技水平下，困难和压力很大。从最近十几年的情况看，我国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不大。1990—1994年5年粮食单产在533斤／亩左右，1995—2001年7年粮食单产在573斤／亩左右，1990—2001年12年单产提高幅度仅7．5％，年递增0．6％。在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粮食产需平衡，粮食单产必须有相应的提高。
(三)影响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
一是粮食比较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目前国家资源未能有效的补贴到农民，在粮食流通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如无有力的保护措施，不解决粮食的比较效益问题，农民种粮积极性将进一步下降。
二是耕地和水等资源紧张。我国耕地数量和水资源不足而且不断缩减，是阻碍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和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左右，人均占有耕地仅1．59亩，为世界人均数3．75亩的42％。即使现有耕地总是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到2010年和2030年，人均耕地也将降至1．43亩和1．34亩。农业用水也严重紧缺。现阶段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的25%。预计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时，在降水不减少的情况下，人均水资源将下降到176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警戒线。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灾害的能力不强。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小，干旱半干旱面积比重大。全国耕地中有灌溉设施水田和水浇地为7．91亿亩，仅占总耕地的39％。全国40％的耕地退化，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水土流失危害。每年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干旱、洪涝、低温冷害、台风、早霜、冻害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袭击，给粮食生产造成较大的损失。
四是科技储备不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由于体制不顺、科技与生产、科研与推广脱节、经费不足、机构重叠、力量分散、人才流失等问题仍很突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各类试验、示范等科研推广工作难以很好地开展，粮食生产领域科技储备不足，技术推广队伍不稳，粮食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更新推广速度较慢，直接制约着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
五是基本农田环境污染状况加剧，耕地的持续生产能力下降。由于工业和城市“三废”对基本农田的污染，造成耕地质量下降，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和质量。全国已有1000万公顷(1．5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占灌溉总面积的7．3％，’且呈上升趋势。每年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数千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亿元。由于地力下降、环境污染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直接影响，难以估计。
四、建议立足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要从长远战略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使藏粮于库与藏粮于地有机结合，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一)依法保护耕地和水资源，确保粮食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由于部门分割，制定的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相互脱节，造成破坏粮田、滥占耕地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耕地和水足粮食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要树立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就是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观念，建立健全耕地等农业资源保护法制体系，依照《土地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和水资源，保持耕地数量的动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和水资源利用率。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减少国家对耕地的低价征用和高价出让，避免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二)实施农业补贴，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国粮食产品成本高、品质较差，国际竞争力不强，逐步增加的粮食进口势必会冲击国内粮食市场，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高。因此，我们应在WTO规则框架内，利用政府补贴弥补完全市场调节的缺陷，调节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方向，实施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三)加大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力度
近些年来，粮食作物科研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薄弱，科技储备严重不足。种质资源创新与品种选育相对滞后，优质品种不多，专用品种不全。农民迫切需要的新品种、新技术、新器械仍比较缺乏。要树立储备科技就是储备生产能力的思想，加大粮食作物科技投资力度，集中资金，集中人才，大力开展粮食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器械的研究，力争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建立对良种和适用新技术推广的补贴制度，加强技术推广力度，确保粮食单产水平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市场竞争力。
(四)加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水平要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则，特别是国内支持保护的“绿箱”政策，借鉴国际经验，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资力度，加强基本农田没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抗灾能力和土地生产力，直接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粮食主产区选建500个优质商品粮基地县，加强农田灌排体系、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农机服务体系和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建设，在这些基地县，形成年产粮食5000—6000亿斤的生产能力，保证每年提供2000—2800亿斤商品粮。
(五)建立国家粮食预警体系，及时调控粮食市场版权所有
在粮食市场全面放开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粮食市场和价格大幅度波动，国家应建立粮食预警体系，确定粮食警戒线，进行指标监测。同时对粮食预警进行立法，确保粮食供应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发出警报，要求各级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应。
关键词：农民 种粮积极性 苏南 苏中 苏北
我国的粮食主要是由小规模农户生产的，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而且，我国农户的粮食生产属于半自给半商品的生产，农民生产的粮食既要用于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又要适当地向市场销售[1]。因此，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直接作用于粮食生产，影响到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对粮食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地种粮的政策好（包括价格政策），科学技术能够很好地转化为农民种粮食的现实生产力，农民生产的粮食能卖得好价钱，能够增加收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则高涨，促进粮食生产[2][3][4]。反之，则不能促进粮食生产[5][6]。因此，研究分析不同区域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差异，对政府进一步完善和促进地方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1 问卷设计及调查分析方法
1.1 问卷设计说明 问卷包括以下四个部分：①被调查农民的家庭基本情况，如所属区域、家庭人口、年龄、性别、劳力情况、家庭经济状况、耕地面积等。②当前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效益是否满意？③当前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什么？④当前农民在粮食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1.2 调查点选择本研究是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苏南地区发放问卷150份，苏中地区发放问卷150份，苏北地区发放问卷220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133份、120份、207份。
2 调研结果
2.1 不同区域农民对粮食生产效益和前途的认识
苏中和苏北地区肯定“种粮效益低”的分别为65.00%和58.25%，分别较苏南地区高21.49和14.74个百分点（见表1）；苏南地区只有2.27%的被调查农民认为“粮食生产有前途”，低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而苏中地区又明显低于苏北地区（见表2）。这说明苏南地区农民对种粮效益的满意率和种粮前途的信心率明显低于苏中和苏北地区。
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意愿度（种植面积）将降低，但绝大多数农民将会种植满足自己口粮所需的粮食作物，三个地区粮食种植的面积均会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地区，这种趋势预期将较苏北更为明显。
2.2 不同区域农民的粮食生产目的
从粮食生产内部分析，农民种粮食的目的至少可从三个基本方面分析，一是满足自己的口粮需要，二是家庭养殖需要的饲料粮，三是以出售为目的商品粮。研究表明，苏南地区近90%的农民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口粮，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表3）；苏中和苏北地区还有相当比例的农民由于缺少技术或不知道还能种植什么作物而无奈选择了种植粮食。
假如有技术、市场和效益都能保证的作物，三个地区的农民表现趋于一致，只有20%左右的农民会放弃种粮而全部种植这种高效作物，绝大多数农民会选择在确保口粮种植的前提下，剩下的耕地全部种植这种有较高效益的作物。可见，无论是苏南、苏中还是苏北，满足家庭口粮的基本需求是农民配置耕地资源的一个基本目标，农民在粮食作物和其他高效作物的种植进行选择时，保证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基本口粮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出发点。
2.3 不同区域农民在粮食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与期望
被调查农民反映他们在粮食生产上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粮食价格低和粮食成本低等影响粮食生产效益的问题，其次是粮食生产的技术问题。苏中、苏北地区的农民更多的期望粮食价格的提高，而苏南的农民更期望能够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不同地区农民对目前粮食生产技术的需求重点不同，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对粮食生产省工的技术的需要程度也在提高，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省工技术已经超过良种而成为农民最为关注和渴望的技术。
虽然自2004年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不断扩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种粮热情，但近年来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粮食价格偏低、流通渠道不畅等因素仍然制约了农民的种粮行为；再加之农业科技进步缓慢，农业基础设施配套见效慢，也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各地政府因根据当地的粮情民况，进一步关注21世纪农民，培养新型农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徐芳.农户售粮储粮行为的形成于引导.农村经济，2002（6）：56-57.
[2]闵锐，王雅鹏.种粮不赚钱与粮食安全问题的浅析.粮食问题研究，2007，（3）：25-27.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 ；粮食区域补偿基金；增加农民收入；工业化及城镇化； 机会成本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036－007
一、引 言
自从国家对粮食生产者实行直接补贴后，逐渐建立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利益补偿机制，对稳定粮食生产，保护粮食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粮食生产连续出现8年增产的局面，粮食供需做到了基本平衡，种粮农民领取了国家的补贴，得到了实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也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补贴并没有改变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资金紧张、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城镇化滞后的困局，“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粮食生产越多，经济越落后，财政困难越多，长期下去，势必影响粮食主产区政府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甚至放松粮食生产，把重点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上，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当前很多学者对我国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进行了研究：（1）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的必要性研究，学者从粮食安全、农民增收、比较优势等多方面阐述了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1］ ［2］ 。（2）对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现状及问题研究，通过调查和政策梳理分析我国的粮食利益补偿机制的现状和问题［3］ ［4］ 。（3）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协调研究，从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角度分析粮食生产协调问题［5］ 。（4）粮食生产者进行利益补偿的方式研究，对粮食生产进行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 ［6］ ［7］ 。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局限在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利益补偿和对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协调的局部调整研究。按照这些研究成果的逻辑，粮食主产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生产粮食，牺牲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成本，维护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只能获得微薄的利益补偿，根本不能改变粮食主产区经济落后、财政状况困难、公共服务低下、城市化水平不高的状况，这是对粮食主产区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种多方位的、新型的、高标准的粮食生产区域利益补偿机制，通过财政横向转移支付，使粮食主产区人民和发达地区人民一样都能分享到国家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粮食生产区域利益失衡表现
（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粮食生产负相关
当前有一个有普遍现象，“粮食大省，经济弱省，财政穷省”，粮食主产区大都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财政收入少，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粮食主销区大都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收入多，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高。为了揭示这种现象的规律性，利用全国2000年、2005年、2010年截面数据（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下同）进行回归，即各省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GDP与人均粮食产量进行回归，检验全国各省人均财政收入、人均GDP与粮食人均产量的关系：
1．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粮食产量呈负相关
运用EViews 6.0对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截面数据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得2000年的回归方程为：
y1=1531.97－2.7078x1
t=（6.005536） （-3.901061）
R2=0.44163 F=15.21828
y1、x1分别为2000年全国各省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粮食产量，x1项回归参数t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05，t显著。但一般截面数据作回归时要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若存在异方差，采用OLS法估计模型参数，可能导致参数估计值虽然是无偏的，但不是有效的，参数t显著性的检验实去意义［8］ 。用EViews 6.0对方程结果进行White’s（怀特）检验（表1）结果显示，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2，拒绝零假设，即模型存在异方差，要对模型进行处理。
表1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求得方程为：
y1=1376.641－2.392946 x1
t=（6.005536） （-3.901061）
R2=0.540646 F=34.13219
用EViews 6.0对方程结果进行White’s检验（表2），结果显示，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1648，不能拒绝零假设，即模型不存在异方差，x1项回归参数t统计量对应的p值接近为0，F值的相伴概率p也接近0，t、F值显著。
表2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同理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方程异方差，求得2005年的人均财政入与人均粮食产量方程为：
y2=2845.804－4.090937x2
t=（40.44591） （-15.85421）
R2=0.89656 F=251.3559
y2、x2项分别为2005年全国各省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粮食产量，回归系数x2的参数t的相伴概率p值接近为0，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参数也接近0，t、F显著。
同理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消除方程异方差，求得2010年的人均财政入与人均粮食产量方程为：
y3=4483.437－3.453148x3
粮食是我区农业的传统产业，但受种粮比较效益低的影响，近年来粮食种植面积始终难以提高。如何有效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今年以来，我区以**镇**村为试点，创立了“**”模式，即通过组建一家种粮专业合作社，为全村农户提供早稻生产“五、十统一”的全程社会化服务。通过资金整合、资源整合，有效降低农户的种粮成本，使该村早稻种植面积比上年提高近7倍。“**”模式为全区早稻生产扩面工作提供了借鉴，在区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各产粮乡镇纷纷开始推广该模式。截止 4月13日 ，全区共建立种粮专业合作社115家，其中今年新成立100家。
各地干部群众到底对“**”模式认不认可，推广得怎么样？这一问题无时无刻挂在我心上。 4月2日 ，我抓住区学习实践办统一开展“蹲点调研周”活动的良机，选择一个有种植早稻习惯且面积较大的村--全旺镇**村蹲点调研，调研的重点是了解“**”模式面上推广情况，帮助农民解决发展粮食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扩粮增收的有效途径。
上午，我和粮棉站、植保站的同志一起来到**村，全旺镇的责任农技员、**村的村干部陪我们去看了该村的早稻示范片，我们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谈，通过交谈，使我对该村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全旺镇**村共有19个生产队，农户386户，总人口1408人，以粮食、柑桔为主要收入来源，20xx年村民人均纯收入4050元，低于全区农民的收入水平。全村耕地面积共1376亩，柑桔1010亩， 去年早稻面积760亩、单季稻350亩。今年，通过宣传发动，该村落实早稻种植面积1500亩（包括从附近村承包种植的面积），比去年翻了一番。目前，已成立了“衢江区新粮农粮油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水稻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
随后，我又邀请村干部以及种粮面积较大的农户，在村会议室召开了以“多种粮、种好粮”为主题的民情恳谈会，倾听种粮农户的想法和要求。通过座谈，了解到村民们都比较认可“**”模式，认为“**”模式是节本增收的好法子。一是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整合政策资金、地方政府扶持和规模化经营，降低了农户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农户种植早稻的积极性，实现了节本增收。农户加入合作社，接受全程社会化服务后，可比散户增加收入277元/亩，增加的收入包括早稻订单补助、政策补贴资金以及规模经营后节约生产成本等。二是减少了耕地抛荒。农户可结合自己的实际，自由选择流转托管、全程、部分托管的服务模式，既有效解决了外出务工农民和无力耕作农户空闲田的季节性抛荒的问题，又有效降低了农民的管理成本。三是提高了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五”（代耕、代育、代管、代收、代订单）、“十统一”（统一机耕、统一品种、统一育秧、统一管理、统一植保、统一机收、统一保险、统一订单、统一测土配方和统一农资采购）等社会化服务，有效解决了一家一户生产所解决不了的机耕、机收、统防统治等问题，使耕地经营权和耕作服务逐步向合作社流转，既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又使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合作社掌握更多的耕地经营权，促进粮食生产逐步向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最终，使整个区域的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都能稳定在较好的水平上。
同时，村民们认为，当前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种粮面积扩大。一是农资成本高。今年，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相对于原油价格的下跌，降幅过小，农资仍然偏高。二是土地流转难。目前，村集体早已将土地分到家家户户分散经营，要从每家每户承包土地的难度较大，影响大户连片承包，增加大户生产成本，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发展有顾虑。对国家早稻扶持政策的连续性没有把握，大户不敢与农户签订长期的承包合同。
在与村民座谈过程中，我了解到村民遇到了直播稻栽培的草害难防治、油菜田种植早稻季节紧张等难题。对直播稻栽培的草害难防治问题，我要求区粮油蔬菜首席农技推广专家周爱珠当场给予解答，详细讲解直播稻草害防治的技术。并且，粮棉站已于近期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对粮食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进行先进适用的种粮技术培训。对油菜田种植早稻季节紧张问题，我安排技术人员现场讲解双季双抛栽培技术，告知村民可以通过塑盘育秧技术解决油菜田种植早稻季节紧张的问题。
蹲点调研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依然触动很大。在走访座谈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农民有多种粮、种好粮的愿望，也很希望通过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实现增收，毕竟农民有种植粮食的传统习惯，只要粮食种植效益上去了，农民还是很愿意多种粮食的。今年，市政府发出号召，要求各县（市、区）把早稻扩面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手段，而要实现早稻面积大的突破，彻底改变目前粮食生产的被动局面，最直接的办法是提高粮价，大幅度增加种粮的经济效益。但粮食价 格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粮价受到国家严格调控的前提下，只有采取宣传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进一步创新模式、整合资源、完善考核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实现扩粮增收。为此，在粮食生产发展上，我建议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模式要全面推开。实践证明，“**”模式是扩粮增收的好法子，各地群众对“**”还是模式比较认可的。对于“**”模式，各级领导都给予高度评价。茅临生副省长批示：请农业厅将各地好的做法在面上推广，送新闻单位宣传。衢江区的这一做法贵在抓得实，既服务了农民，早稻面积有望增两成，也把政府的扶持资金用在点子上。省农业厅副厅长朱志泉、区长蔡晓春也都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大力推广“**”模式。为此，各乡镇（街道）要进一步加大“**”模式的推广力度，加大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培育力度，凡早稻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要逢村建社，或几个村联合建社，着力扩大国家种粮扶持政策的受益面，尽量将省市种粮补贴政策用足用活。当然，也要避免仅仅为了套取补贴资金而建社，各种粮专业合作社一定要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发挥作用。
二是督查考核要动真碰硬。当前，我区的粮食生产指标考核办法主要采取年终一次性考核的办法，这种考核办法存在很大缺陷。因为粮食生产是有季节性的，早稻、晚稻有不同的收割时间。而水稻一旦收割掉，要检查种植面积也就无从谈起。为此，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考核应该注重平时，早稻、单季稻及连作晚稻都要采取季节性实地抽查验收的方式，以真正发挥考核的监督约束作用，改变各级政府目前对待粮食生产普遍存在的“喝个口号、开个会议、下个计划、填个报表”搞数字游戏应付了事的现象。同时，粮食生产考核办法要根据各乡镇（街道）的实际，科学制定考核目标，考核目标可以分为硬性指标和目标指标，简单地采取“一票否决制”并不科学。要进一步加大奖惩力度，将粮食安全工作与乡镇（街道）主要领导的年度奖金、人事任免等相挂钩，通过直接的经济或行政手段提高他们的重视程度。
三是农村土地要加快流转。家家户户种粮，为的是家里的口粮，图的是有饭吃。而大户种粮心里想的是要通过规模连片经营，让土地多产粮食、多赚钱，从而能够提高土地的粮食产出率。在目前农村的农业生产经营多元化、就业门路日趋宽广的形势下，要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十分有必要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推动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壮大，实现土地向种粮能手的适度集中，同时也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推广应用的步伐，提高我区粮食生产的整体水平。为此，建议区政府出台土地流转政策，通过政策激励，提高农户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加大种粮大户培育力度，加快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程度。同时，各乡镇（街道）都要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进一步做好流转信息的收集、，指导合同签订，资料归档等工作。
关键词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产量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9-0100-07
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理论上讲，粮食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但是实际效果能否达到理论的预期效果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有的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甚微，究竟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以及调查样本选取上的差异以外，还有就是对粮食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问题认识不清。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产量效应，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研究进展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研究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的效果。粮食补贴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就在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供给量大幅度增加[1-3]；张海阳、宋洪远[4]和张照新、陈金强[5]的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恢复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刘鹏凌、栾敬东、蒋学雷、孙东升等[6-7]则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农民满意、政府满意的效果。
但也有学者认为，低水平的粮食补贴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不明显。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过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8-10]；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无论采取何种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11]；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目标与增收目标没有有效耦合[12]；尤其对于“脱钩”的补贴政策，难以实现理论上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13-14]。
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从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明显缺乏对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尚未充分关注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及其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仅有少数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把粮食补贴作为政策虚拟变量，也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粮食补贴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理论模型，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实证检验现有的粮食补贴水平对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并据此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理论模型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上。粮食补贴政策是国家向农民发出了鼓励和重视粮食生产的信号，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达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那么，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对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会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投入吗？本文将构建农户粮食生产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2.1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考察的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15]。假定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市场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农户对种植结构的调整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作物的产量和成本与种植面积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要素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粮食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看作是种植面积的函数。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2.2对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投资决策行为是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多个生产项目之间进行投资优化组合的过程。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假定农户的经济活动仅为两种，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其他经济活动包括从事粮食以外作物的生产和外出打工活动；农户对粮食市场价格、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相关信息充分了解，并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决策，实现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资本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函数，其他要素资源数量丰富，农户投资决策行为仅受到资本的限制。
根据上面的前提假设条件，农户生产活动的收益为：
Y=P・Q（K1，E1）+Y2（K2，E2）（5）
其中，Y为农户的总收益，包括从事粮食生产获得的收益和其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P为粮食市场价格，Q（K1，E1）为粮食产量，粮食产量是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K1）和其他要素投入（E1）的函数。Y2为除粮食生产以外的资本投入（K2）和其他要素投入（E2）的函数。
S.T.K1+K2≤K（6）
K表示农户家庭可以利用的总资本投入量。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得到：
[JZ（]P・Q/K1=Y2/K2[JZ）][JY]（7）
式（7）中，P・Q/K1为粮食生产中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即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Y2/K2为农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根据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操作方式，分别讨论不同粮食补贴方式下的农户投资决策行为：
（1）按照农业计税常产和计税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脱钩的农业补贴，虽然不会改变农户在粮食生产领域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的投资边际收益水平。但是，这种补贴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粮食生产投资。
（2）按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挂钩的农业补贴，农户粮食种植面积越大获得的粮食补贴金额越多。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粮食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农户粮食生产中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激励农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3）按照种粮农民向国有粮食企业出售的粮食数量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方式相当于提高了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利激农户将资本从其他经济领域转移投入到粮食生产领域，并且努力寻求提高粮食产量，获得更多的国家粮食补贴。
综上所述，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
2.3对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是在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优化配置劳动时间，以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16]。假定农户全部时间可以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分配，农户最优的时间分配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在这三个部门相等。
根据基本假设条件，得到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方程为：
MaxU=U（Y，L）（8）
时间分配约束为：
[JZ（]T=L+H+F，[JZ）][JY]（9）
预算约束为：
pyY=wH+pfYf-wfXf+V（10）
其中，U表示效用；Y表示消费品；T表示农户家庭的时间禀赋；L表示农户的闲暇时间；H表示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F表示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py表示消费品Y价格；w表示非农劳动工资率；pf表示农业产出Yf价格，wf表示农业投入品Xf价格，投入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农用柴油、土地租金等；V表示政府的粮食补贴，粮食补贴收入看作是农户非劳动收入。
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成了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约束：
Yf=f（F，Xf，C，Lf，R）（11）
农户的农业产出函数由农户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土地投入以及当地客观环境资源等因素决定。其中，C分别表示户主的人力资本水平；Lf表示农户土地种植面积，包括自有土地和租赁土地；R表示地区环境特征，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
将生产技术条件（11）代入预算约束（10）中，得到一般的约束条件：
pyY=wH+pff（F，Xf，C，Lf，R）-wfXf+V（12）
将农户的非农业劳动时间（H）、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对粮食补贴（V）一阶求导，得到如下方程式：
[SX（]H[]V[SX）]=-1/w
[SX（]F[]V[SX）]=（pf・f/v+1）/w>0，
[SX（]L[]V[SX）]=1/w>0（13）
从上式可以看出，粮食补贴（V）与农户非农劳动时间（H）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与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获得粮食补贴的农户将减少非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3实证分析
粮食生产研究一直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注于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多数将补贴政策看成是虚拟变量（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年），没有考虑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本文根据调研获得的农户粮食补贴数据，采用扩展的CobbDouglass 生产函数测算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增产的贡献。
3.1变量选取
理论上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直接因素，如土地、劳动、肥料、机械、农药等的生产要素投入；第二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间接因素，如政策、制度、技术进步、农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等。间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直接因素而影响粮食生产，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旨在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投入行为，达到调控粮食生产的目的。根据以往文献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情况，本文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产量的解释变量：
（1）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粮食实际种植面积来衡量。粮食种植面积是解释粮食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2）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劳动时间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劳动投入时间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3）资本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必备的投入要素，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结构和数量显著影响农业的产出量。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基本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4）粮食补贴作为政策变量，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激励农户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5）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行为。本文以上一年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来衡量，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6）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户在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本文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7）其他变量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如人口、收入等），户主的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技能等）以及本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地势特征等。
3.2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拟采用CobbDouglas双对数粮食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产量”作为模型的因变量，选择“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农户亩均粮食补贴”、“农户上一年人均非农收入”、“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和“其他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另外，根据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中设置补贴政策与要素投入水平的交互变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3.4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为66.956，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696，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政策变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亩均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亩均粮食补贴的弹性系数达到了0.05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亩均粮食补贴水平提高1%，将促使农户的粮食增产0.056%，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种粮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用粮食补贴与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变量来反映这一关系。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Land）
的系数为0.16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土地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Investment）
的系数为0.10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劳动的系数为0.076，且未能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理论假设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粮食补贴水平还不足以显著改变农户劳动时间分配行为，另外劳动投入本身对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粮食播种面积、亩均物质资本投入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每增加1%的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增产0.875%；每增加1%的亩均物质资本投入，粮食产量增产0.279%。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家庭总人口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且分别通过10%和5%的显著性检验。本地地势特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值，这是因为地势特征是反映耕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耕地质量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
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农资价格上涨幅度的估计系数在方程中为负值，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现象以及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现代农业生产基本上机械化作业，从播种到收割基本上都是机械作业，对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具体要求不高，从实地调查也可以了解到参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4结论及政策建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亩均补贴水平提高1%，将使农户的粮食产量增量提高0.056%。另外，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物质资本投入交互变量的系数分别达到0.169和0.109，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和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含义：
第一，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实证分析表明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粮食补贴、物质资本投入以及播种面积；但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目前靠增加播种面积实现产量增加的空间不是很大，物质资本虽影响较大，但单凭农民的投资实力还是有些薄弱，相比之下，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
第二，粮食补贴政策必须与农资价格市场监管相配套。农资作为粮食生产的必备生产要素，且需求价格弹性呈现刚性，随着农资价格的上涨，农民的种粮收益在减少，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在实行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时，必须加大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
第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鼓励农村实行土地流转。我国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的现象，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另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也限制了粮食增产的潜力。因此，积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适当向种粮大户倾斜，鼓励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提高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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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粮食生产能力；影响因素；提升措施；陕西扶风
中图分类号 F3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2-0262-01
粮食稳定生产直接关系国泰民安，确保粮食安全历来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陕西省扶风县是传统的农业古县，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典型农业大县，更是有名的产粮大县。粮食作物主要以小麦和玉米为主，年均种植面积为5万hm2，总产值2.5万亿元以上，占种植业总产值的63%以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扶风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提升，种植业结构不断调整，实现了向经济效益型的转变，粮食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也得到了一定提升，但也遇到了制约因素，限制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有效增进。本文通过对扶风县粮食生产能力现状和影响扶风县粮食生产能力的因素的评价分析，明确当前粮食生产中面临的困境，结合扶风县粮食生产的实际，提出综合生产能力增进的有效措施和对策，为挖掘扶风县耕地生产潜力和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水平提供依据[1-3]。
1 扶风县粮食生产能力评价
1.1 县域基本情况
扶风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西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光照2 000 h以上，年平均气温12.4 ℃，无霜期209 d，土地质量好，地势平坦，土层深厚，以黄绵土为主，农业自然资源与农作物生长发育过程匹配性较好，但农业水资源相对短缺，对调入水依赖性比较大，是陕西关中平原主要的灌溉农业区域，适于发展粮、棉、油等多种作物。近15年来，全县人口持续下降，人口总数保持在42万人左右；年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虽然农业产业收入总量较2000年农业收入大幅增加，增幅达到了518%，但在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逐年降低，从2000年30%的份额降低为19.6%；农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1 396元增加到9 736元，提升近7倍，倍增效应特别显著，二、三产业反哺农业能力得到了广泛增强，为粮食能力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4-6]。
1.2 粮食作物生产水平
扶风县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以小麦、玉米为主，辅以豆类、油料和薯类作物。在井渠灌溉条件下，主要实行小麦复种夏玉米一年两熟单作种植制度。近15年来，扶风县常年耕地面积虽然有了大幅锐减，与2000年比较减少了逾1万hm2，但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却保持在4.8万hm2，粮食总产水平稳定在27万t。这主要得益于扶风县不断优化种植结构，着力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狠抓单产水平提高，基本稳定了粮食作物面积，实现了总产稳中有增。但是与陕西省高产田块相比，扶风县的粮食生产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近5年来，为了确保扶风县粮食作物生产能力，结合粮食生产实际，对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进行种植区域布局，形成了城关镇、法门镇、午井镇三大优质粮食生产区域，这3个乡镇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水平占到全县的70%以上，成为扶风县粮食作物主产区。而绛帐镇、天度镇由于地缘、地质、气候等因素，由过去的粮食作物主要种植区发展成为了优质苗木和苹果生产区域。粮食作物种植区域的变化，对粮食生产能力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8]。
1.3 肥料支撑能力
除环境因素外，粮食生产能力高低受控于资本和技术因素的投入水平。其中肥料的支撑能力是影响粮食生产能力最为主要的因子。扶风县粮食作物化肥总用量3.96万 t，其中：单质肥料用量2.357 1万t，占总量的59.5%。分别为尿素 1.30万t、碳铵5 460 t、普磷5 062 t，平均用量依次为261.0、109.5、100.5 kg/hm2；复混肥、配方肥用量1.610 5万t，占总量的40.7%，平均用量322.5 kg/hm2。有机肥料主要来源于前茬作物秸秆还田，平均用量6～9 t/hm2。从近3年小麦和玉米施肥状况来看，发现尿素、碳铵、普磷、二铵等施用量逐年降低，而根据特定植物或农作物的习性、吸收规律、土壤供肥能力等制定的配方肥施用量逐年增加[9-12]。
2 扶风县粮食产量限制因子分析
结合扶风县近5年来粮食生产实际情况，分析了粮食作物生产能力与劳动力数量、播种面积、肥料施用量和柴油使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扶风县粮食总产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28.99万 t降低到2014年的26.62万 t，降幅8.2%。导致扶风县粮食总产下降的直接因素应该是耕地和播种面积减少，机械和劳动力投入水平降低也是重要的因素；肥料投入增加可能促进了粮食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但肥料对粮食作物增产能力被上述减产因素遮掩，也有可能肥料长期不合理利用，导致土壤退化和耕地质量下降，进而限制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13]。
3 扶L县粮食生产能力提升措施
3.1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加大良种推广力度
扶风县毗邻我国农业科技城――杨凌，是我国高度集中的农业科研教学基地，可以为扶风县的粮食生产提供优越的科技支撑。特别是在粮食作物新品种培育、绿色高产高效栽培、节水农业技术集成等方面提供技术服务。因此，应积极依托杨凌农科城的科技平台和技术人才优势，加大粮食作物生产的科技投入，大力推广作物新品种，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主攻粮食单产提高，最终实现粮食作物生产能力提升。
3.2 改造中低产田，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在城镇化进程中，扶风县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很难扭转，加之粮食作物生产效益较大，稳定粮食种植成为重中之重。因此，应做好耕地利用顶层设计，合理布局，统筹城镇化所需土地与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的关系，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控制非农业用地， 防止工业化、城市化过度挤占耕地，尤其是优质耕地，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同时，加大中低产田建设工作，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对其进行重点改造，不断完善水利设施，加强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进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确保粮食作物单产水平不断提升。
3.3 加大扶持力度，促进产业化发展
全面以落实中央和陕西省关于发展粮食产业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动力，制定和出台相应的政策加以扶持，探索设立粮食产业化风险基金，增强粮食生产的抗灾能力。积极推进粮食作物全产业链生产体系，扶持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尤其是对粮食加工企业准入和建立予以支持，激活粮食生产的产、加、销各环节，提升粮食作物生产效益，促进扶风县粮食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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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然而，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很快消失，反而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都已外出。根据蔡（2007）的估算，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这同原来剩余比例为三分之一的观点差距巨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的特征正发生变化——越过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
笔者在广东河源招元村、长洲村、黄石村等地的调研对上述观点给予支持。例如：黄石村村委会的该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数据显示：2007年该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约占黄石村总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员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户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户，只有16户家中无人外出打工。而家中无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无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广东龙川县长洲村进行的为期一周住户调查亦发现农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因此可以对形势做出一个基本判别，即作为我国经济最早起步亦最发达的广东农村中的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供给方分析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预测，劳动力转移将促进农地集中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笔者在广东的调研显示实际情况同理论预测大相径庭。
第一，撂荒现象严重并有加剧的趋势。黄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已经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之外。胡靖、张威2007年调研发现，在食物消费得到保障之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继续投入劳动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即使是拥有上等的水田，他们耕种的欲望也并不强烈，更不用说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种的田。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时黄石村水田总面积534.3亩，目前，在七个小组中，有六个的“撂荒率”都超过了10%（其中五个超过15%，1个超过10%）。刘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个低于10%的。而这是由于刘屋是黄石镇的镇府所在，学校、机关、工商业用地大部分都要从刘屋征得，因此，刘屋的水田面积是七个村小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况就相应地轻了很多。到2003年，黄石村水田的面积减少到413.78亩，减少量为120亩。
第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集中的现象没有发生。黄石村的水田统计显示，除上寨小组外的六个村小组，共计246户，其中除5户的耕地数量没有减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村民看重的是耕地平均分配，这一点在刘屋组表现的最为极端，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使得村民们对地权变动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时，村民们一致同意全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调整一次，可见土地按人头分配是黄石村民的普遍意愿。
第三，农业生产呈现老人农业的特点。就家庭而言，最典型的分工模式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种田务农并带孙子。目前广东的家庭农业生产已经由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
应该说目前发生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已经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户不再重视农业生产，撂荒现象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高素质劳动外流使得农业生产由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主流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将农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才能破解目前农业面临的难题，笔者对此也表示认同。然而叶剑平等（2006）发现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如理论界所预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笔者2006～2007年间在广东农村的调研也只观察到显著的劳动力外流现象，而没有发现与之相匹配的农地流转发生。
显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会必然带来农地流转。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较为容易的在城市找到一份收入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但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工依然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类保障，无法在城市安家置业，当其老去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返回农村养老。农地在事实上成为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所以黄石村的农民虽然不重视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自然而然同以效率为取向的土地流转和集中经营方式相抵触。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前，由于承包土地具有最后的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社会价值，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会发生也不能发生，作为土地流转的土地供给方——外出务工农民不会愿意将其流转出去。
三、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需求方分析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后，已经转移的农民会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例如：成都在城乡统筹的试验中就采用“双放弃换社保”的方式，成功推动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实现了农业的集中规模经营。但是这样只是解决了土地流转中的供给方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的需求方问题，即由谁来承包农民放弃经营的土地，承包后又经营何种项目，就像黄石村中存在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免费的短期经营，却无人愿意耕种。
从目前的农地流转实践看，广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主要被企业用于发展优质经济作物、反季节作物和水产养殖等高附加值农业（张德扬，2004；杨志平、林少俊，2002）。如果仅仅从产值上来衡量，这些土地流转无疑具有较高经济收益，但是从中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几乎没有流转后的土地是拿来集中生产粮食的。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3～2006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谷物种植亩均净利润大约在150元左右浮动，在所有种植品种中位列倒数第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不会主动投资生产利润率最低的种植品种。因此，任由土地流转在市场的力量下自发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萎缩。
既然规模化种植对企业依然缺乏吸引力，那么机械化是否就不重要呢？广东和湖南粮食生产情况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调研发现，在广东几乎没有多少农户愿意扩大粮食种植规模，一些原本高产的良田都闲置了。胡靖对广东部分农户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微观分析发现，如果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水田可以净收入两百元左右。在不采用机械化的现状下，只要将劳动成本计算在内，则不管是上等田还是普通田，被访的所有农户都是亏本的。而在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湖南地区情况就不同了，撂荒田很少，而且仅限于不便于生产的低产田或难灌溉田。周异2008年对湖南杨桥村55岁马姓种粮大户的调研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户采用机器来进行耕田与收割，在当地承包了20亩水田。在2007年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种植的20亩两季水稻总收益依然达到一万元左右。以2个月农忙时间计算，夫妻两人每月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元。他们对此比较满意，并表示机械化种田不累，还愿意继续扩大耕种面积。
可见在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今天，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证粮食种植依然能够对农民拥有吸引力的关键。广东的经济发达，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使得其务农的机会成本要高于次发达地区。而较低的机械化水平又使得其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广东农户自然会很理性的将自己的粮食生产萎缩在了自给自足的规模，并且改为家庭中机会成本最低的老人来从事粮食种植。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扩大了规模，农民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粮食生产就能够保持稳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机械化并没有彻底解决农业的产业缺陷。水稻种植的产业缺陷决定种植者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同样是间断而零散的。如果按照9个月的生产周期来平均，杨桥马姓种粮大户的月均收入就下降到555元。因此，规模化种植在湖南也只是吸引了非农就业相对困难，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而对可以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同样缺乏吸引力。粮农会按自己能力的强弱顺序，由强到弱依次放弃粮食生产，最后存在的粮农必定是农村能力最差的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农业特别是其中产业缺陷最为明显的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以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随着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紧缺现象日趋加剧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农业生产已经由农村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这无疑给农业安全的未来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是在未来保证农业安全的必然之路。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土地分配在基层以公平为导向，而并非效率。给与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是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的基本前提。
第二，农业项目的机会成本或利益最终在决定着农地的流转趋势。收益高的菜蔬、水果等，更容易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自然也更容易实现产权的变迁。
第三，劳动力流动使得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持粮食种植对农民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但是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返回农业的话，针对农地流转的政府补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容易，有利于扩大土地流转的供给意愿，但也会提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导致农户扩大农业规模、集中经营土地的意愿下降。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天然地易于实现农地集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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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围绕稳定生产总量，增强生产能力，提高质量效益的粮食生产总体目标，以主攻单产、改善品质为重点，坚持示范带动，大力开展水稻产业提升行动，深入推进小麦高产攻关活动和玉米振兴计划；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市的各项惠粮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着力推进土地流转，促进规模化种植，努力提高粮食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使全市的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
二、目标任务
2012年全市粮食产量稳定在170万吨，争取180万吨，其中县60万吨，县55万吨，县50万吨，城区5万吨，粮食品种品质结构和区域结构进一步优化，粮食优质率提高到85%以上。
主要粮食作物的目标任务：
水稻：大力开展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强化政策支持，加快现有关键技术的集成推广，加大投入力度，创建知名品牌，全面提升水稻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突出发展优质稻米生产，力争优质率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达到80%；以主导品种和主体技术的集成推广为主攻方向，以核心示范区建设为突破口，加快优质专用品种推广，强化“一增四推”关键技术的落实，促进良种良法配套和农机农艺结合，全面提高水稻单产和质量水平。力争全市水稻单产较上年提高6%，达到500公斤以上，水稻播种面积稳定在290万亩，水稻总产达到145万吨。
小麦：深入推进小麦高产攻关活动，依靠科技、主攻单产，突出“大县、大片、大户”三个重点，落实优良品种、科学播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四项关键技术，强化“三情”（苗情、土壤商情、病虫情）监测、新品种、新技术试验、小麦良种繁殖基地建设、技术服务建设等四项基础服务，加快核心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增强带动功能和示范效应，精心组织实施好小麦良种补贴项目，积极支持和发展小麦种植大户，提高小麦生产规模经营水平。力争今年秋种小麦面积稳定到80万亩，良种覆盖率和优质率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来年单产达到350公斤，总产达到28万吨。
玉米：精心实施玉米振兴计划，以主攻单产为重点，以现有关键技术集成推广为支撑，提高玉米综合生产能力。通过高产创建，力争建成亩产450公斤以上的万亩核心示范片，在核心示范区内推广高产专用品种、合理密植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机械化播种和收获等五项关键技术。加强政策支持，强化新品种展示、新技术试验、苗情监测、病虫害测报等基础服务。优化品质，发展饲料专用玉米，开发玉米秸杆青饲青贮综合利用技术。力争2012年全市玉米稳定在24万亩左右，单产达到330公斤，总产7.9万吨。
薯类：积极开发和选育适宜我市不同地区、不同用途的优质专用薯类高产品种，特别是引进、试验、示范一批高产优质马铃薯品种，重点抓好春马铃薯脱毒良种标准化技术、秋马铃薯稻草覆盖及免耕栽培技术推广，完善三级脱毒良种扩繁体系。加强薯类病虫害监测和防治，支持薯类加工，促进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力争2012年全市薯类面积达到8万亩左右，单产达到300公斤，总产达到2.4万吨。
三、重点工作
1、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扩大种子工程成效，提高良种覆盖率。按照产量和品质并重的原则，重点推广产量潜力在580公斤/亩以上，品质达到国家优质二级米标准的高产优质品种，水稻优质品种覆盖率达到90％以上。
2、集成高产技术。创新农艺技术措施，主攻水稻高产制约环节，因地制宜，集成示范，创新高产栽培技术体系。组织水稻高产示范，集聚综合技术措施，确保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取得更大成效。
3、加强病虫害防控。坚持“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和“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构建病虫预警平台，推广高效低毒新农药，加快推进农业有害物及病虫害预警监控体系建设，强化重大病虫草鼠害防控工作。加强对迁飞性、突发性、流行性水稻重大病虫害的监测力度，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品种，积极开展统防统治工作，提高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
4、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推广高效和环保新肥料，按照测土配方施肥总体工作计划，以测土配方施肥项目为载体，以土壤养分构成和作物需肥规律为基础，以高产创建产量目标为指标，制定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方案；围绕测土、配方、配肥、供肥和施肥等基本内容，做到测土配方卡发放到户，配方施肥技术培训到位，配方肥料供应到户，为示范区科学施肥提供技术服务，提高肥料利用率和施肥效果。全市计划推广以水稻为主的专用肥料3万吨，力争水稻每亩化肥用量减少5%。加大商品有机肥推广。
5、建设标准农田。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巩固高产田，提升中产田，改造低产田”的思路，大力配套完善粮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的产出能力。要抓住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土地整治的有利时机，将项目资金重点向优势区域、向高产创建区域倾斜，整合土地整治、农业开发、农田水利和农业发展等财政重大专项支持，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科学规划基本农田布局、统一集中整治的原则，，积极实施优粮工程、种子工程、植保工程、沃土工程“四大工程”等项目，强化高产稳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和装备水平，努力减轻灾害损失，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6、推进机械化生产。在粮食主产地区示范推广机械化生产技术，提高粮食生产作业效率和种植效益；围绕水稻、小麦、玉米、豆类、薯类等主要粮油作物的关键生产环节，大力推广机械深松、复式整地、精量播种、机械化栽植、联合收获、低温干燥、节水灌溉、保护性耕作等重点农机化技术，努力提高粮食生产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加强配套农艺措施的研究与推广，促进农机与农艺有机结合；注重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保护性耕作和机械化旱作节水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建立和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机大户的技能培训，创新和完善农机经营机制，扶持农机作业协会、经纪人等农机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机服务的组织化程度；积极落实农机购机补贴政策，规范操作办法，提高实施成效，促进经济、实用、高效的中小型农机进村入户，加快农机推广普及步伐，促进农机化快速发展。
7、培植规模种植大户。充分利用国家种粮直补中的大户倾斜政策、种粮大户农机奖励政策、农业部门的新型农民培训和科技扶持等措施，培植规模种植大户。通过政策驱动、科技促动、产业化拉动，促进土地通过委托代耕、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向种植能手集中。建立促进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与提高科技推广紧密结合的新型农技推广机制。在各类项目的实施中，依托种植大户建立示范片、建立试验示范基地，稳定提高大田作物的产品供应能力。在全市培育一批规模种植大户。要落实农技人员联系种粮大户的工作奖惩政策，探索建立培植种粮大户的长效机制。
8、加强农资质量监管，确保优质农资供应。做好肥料、农药、种子等农业投入品的质量检测检验，开展农资市场监管，农资打假专项整治和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加强禁限农药品种监管。坚决杜绝禁用农药销售与使用，保障农民用上放心农资产品。
9、狠抓粮食流通和加工，促进粮食产品增值增效。坚持以市场促流通，以加工促增值，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培植壮大粮食加工龙头企业，鼓励和引导粮食加工企业自建基地，发展“订单农业”。坚持以粮保畜，以畜促粮，借力畜牧业发展，推进粮食过腹转化增值，实现农牧业良性循环发展。
10、组织实施粮食生产“十百千万”示范工程，即在全市建设10个万亩高产示范片，100个千亩高产示范方，培育1000户种植50亩以上的专业户，1万个种植20亩以上的大户，实现水利化、良种化、道路林网化、机械化和销售合同化，着力提升全市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水平。
四、组织与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和落实粮食发展工作制度，市农委成立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服务小组，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制，化片包干，切实加强对粮食生产的督导力度，保证粮食高产创建顺利进行。建立粮食生产工作会议制度，整体协调推进各项工作，定期交流情况，开展技术指导、工作督导、专题调研、信息服务等。各县区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成立工作小组，开展相应的工作。全市农业系统要进一步增强粮食生产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形成关心粮食安全，支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浓厚氛围。
2、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种粮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使党的惠农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严格各项补贴资金发放程序，一切按规章办事，加强督导检查，协同财政、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深入农户对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系统检查，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3、增加资金投入，建立粮食生产发展多元化投入机制。积极争取省、市各级资金支持，多渠道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确保各方用于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持续增加，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科技入户、测土配方施肥、重大农业技术推广等项目要向粮食高产示范片倾斜。各区县应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重点是落实好粮食生产资金的专用，把各项惠粮政策落到实处。
4、大力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不断提高科学种粮水平。一是借助实施良种补贴项目，推广应用优质高产新品种。二是普及粮食高产综合技术。三是抓好技术培训，各级农业生产管理和技术推广人员要情系三农，立足职能，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加大技术指导力度，提高农民种植和管理水平。“三夏”“三秋”等粮食作物生产关键时期，市县区农业部门要组织粮食作物高产培训班，逐县逐乡逐村开展技术讲座，做到“村村办班，户户受训”。“一家一张明白纸，一户一个明白人”。将高产栽培、测土配方、标准化生产实用技术送到千家万户。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在目前全世界陷入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检视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粮食流通体制，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如何评价超百万的“粮食经纪人”及他们的经纪行为，如何在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下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需要辩证客观的态度。
我国的“粮食经纪人”是伴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而出现并壮大的，要给“粮食经纪人”的功过定性，首先要给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定性。笔者认为，相对于计划经济下的粮食统购统销，农产品市场化改革以及伴生的“粮食经纪人”制度，至少解决了五个问题，一是刺激了粮食生产，基本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二是上门收购，解决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三是避免了“粮食白条”，让农民拿到了现钱；四是促进了粮食加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兴起；五是促进了粮食专业化、集约化的生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效率。因此，笔者认为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没有错，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前提。
只要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没有错，就不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粮食经纪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粮食经纪人”队伍的兴起与壮大，正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当然，我国目前确实存在“粮食经纪人”过多过滥的问题，“粮食经纪人”囤积居奇的问题，“粮食经纪人”压低级别压低粮价的问题，“粮食经纪人”违法倒卖粮食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相对于“粮食经纪人”的贡献来说仅是枝节。
其实，目前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不仅不应该否定“粮食经纪人”制度，而且应该鼓励和引导“粮食经纪人”制度健康地发展。一方面，改革的惯性会让“粮食经纪人”队伍自发整合，只有那些效率高、信誉好、规模大的“粮食经纪人”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大多数“粮食经纪人”会被整编，或者被淘汰。另一方面，国家应该认真调研和总结我国的“粮食经纪人”制度，通过立法，提高准入门槛，建立信用档案，进一步规范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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