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9 08: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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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客户明文顺于2009年6月2日在A银行阳城支行解放路营业部办理银行卡存款转到存折上的手续，银行工作人员严重失职以及环境、设施、措施等方面的不完善及过错，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导致明某当场损失20010元。随后，明某向该县法院，要求银行对其进行赔偿，法院于2011年12月5日以裁定准许明某撤诉结案。2012年，明某再次因此事由提讼。
原告明某诉称，原告在2009年事发后向法院，法院在主持调解中提出让原告撤诉，由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部分损失，诉讼费、律师费被告承担，并由银行领导设宴招待赔礼道歉。原告不同意调解，法院裁定中止诉讼二年之久，于2011年9月恢复诉讼。银行再次提出若原告撤诉，则以10000元作为赔偿，当场便给付，并口头承诺，只要撤诉，剩下的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300元、律师费500元等和银行领导沟通后再给予原告；若不撤诉，10000元赔偿拿不到，法院若判败诉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于是原告不得不写撤诉书同意撤诉。但撤诉后，被告及其代表人并没有兑现诺言，被告既没有赔偿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等，也没有赔礼道歉，原告精神受到严重损害，要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10元、诉讼费用800元、精神损失10000元，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辩称，原告被告已于2011年达成调解，原告承诺被告支付其10000元后不再提其他要求，一次性终结双方纠纷，被告已支付现金10000元，原告再行违背和解协议，请求驳回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2日，原告明文顺在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办理银行卡存款转存存折手续过程中，被人骗走20010元。2009年6月23日，原告向阳城人民法院提讼，要求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精神损失100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1年12月5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在撤诉申请书中承诺在A银行阳城支行给付其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一次性终结双方的纠纷，自愿放弃其他一切诉讼请求。被告于当日给付原告10000元，阳城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原告和被告均签收了民事裁定书。
法院认为，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了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在该次诉讼中，其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此次诉讼虽以裁定准许撤诉结案，但原告在撤诉申请书中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了处分，承诺在被告向其支付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其也接受了被告支付的10000元，故原告再次因此事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诉讼费用、精神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明文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明文顺负担。
争议焦点与其反应的问题
银行对客户应负的责任问题
明某2009年时法院主持调解，以及本次诉讼法院的判决中，双方当事人对银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似乎都没有争议，只是对银行应予赔偿的数额没有以明示、确定的方式达成一致。而法院亦没有就银行对明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法律依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对于因第三人侵害行为造成客户权益损害的，该条规定并不能成为受害者直接的法律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责任是“相应的补充责任”，也即银行既是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失限度内承担责任，又是在第三人无力偿还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受到双重限制。显然，第三人直接从事侵权行为，是第一位的责任人，只有在第三人不能向受害人承担责任或不能承担全部责任时，银行才承担补充责任；银行也不是就受害人未能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的部分全部予以赔偿，而要考虑银行的过错程度。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银行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在实务中，判断银行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具体分析，从多方面了解事实，寻求证据。如银行的安全保卫标准是否达到法律法规的要求、银行的安保能力、侵害行为的力度、侵害发生时安保人员是否及时实施救济措施等。本案中原告称“银行工作人员严重失职以及环境、设施、措施等方面的不完善”，银行有较大过错，原告有权就不能从第三人处得到赔偿的部分要求银行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而非原告期望的全部损失20010元。
关于原告在撤诉申请书中对自己实体权利作出的处分
阳城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告明某在撤诉申请书中已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了处分，承诺在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向其支付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故明某再次诉求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诉讼费用、精神损失于法无据，因此判决明某败诉。明某的确书面承诺不再提出其他要求，表面上看是与银行达成了新的协议，但实际上不然。
其一，我国现行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第144条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可见，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权利有处分权，当事人撤诉的事实并不影响撤诉后诉讼权利的再次行使，更不该影响再次后法院的审理和判决。
其二，撤诉申请书中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一方面，申请书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撤回、终结诉讼的意思，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是对诉讼权利的处分，而非对双方权利义务纠纷的实体解决。即使原告在撤诉的理由中可能涉及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也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当事人可以反悔，或由于其他原因重新提讼。
因此，本案虽经过法院调解，但最终并非以调解书的形式达成一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结案，而是以原告明某撤诉的方式结案，申请撤诉处分的是诉讼权利，而非民事法律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明某在撤诉申请书做出“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的对实体权利义务的承诺没有法律约束力，明某有权撤诉后再次提讼，法院以撤诉申请书中的承诺为由判决明某败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关于口头协议是否存在及证明责任的问题
原告明某诉称被告曾口头承诺“只要撤诉，剩下的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300元、律师费500元等和银行领导说好再给”，明某撤诉后银行并没有兑现承诺。此处的“承诺”并非民法中与“要约”相对应的“承诺”的概念，而是一个口头协议。
口头协议是当事人以口头方式而不用文字记载意思表示的合同，简便易行，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协议内容，如果双方对口头协议是否存在或权利义务的履行产生纠纷，调查取证时就相对困难，只能依靠其他证据类型，更加重视证人证言、手机短信、录音录像等方式。本案中，明某相对于银行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加之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寻求证人或录音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诉讼中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举证不力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只有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不利于己的案件事实予以承认，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才可免于举证。双方既然对口头协议是否存在产生争议，主张协议存在的一方就应提供证据，否则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没有证据支撑的主张不会被法院采信。明某的诉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原因在于A行阳城支行不认可曾对明某作出口头承诺，认为明某在撤诉书中已经书面承诺一次性解决纠纷，不再因此提讼，且向法院提交了当时的准许撤诉裁定书作为证据支持；而尽管存在银行私下许诺赔偿明某剩余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但明某未能对该口头协议是否存在及内容真伪提供证据支持，便要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法院如果基于明某的证据不足判决其败诉，则无可厚非。
对银行的启示
加强对营业厅的安全保护，减少工作人员的疏漏。银行营业场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等硬性规定，安装摄像监控以及报警装置，保证这些安全设施24小时完好，并定期检测运行状况；对自动取款机安装自动报警装置，遇犯罪分子用技术手法改造等非法侵害时自动识别并报警；确实执行“一米线”制度等；营业场所的安保人员要积极巡视，保持警惕，银行应定期对安保人员进行必要技能培训、实战演习，在侵害发生时能迅速作出反应，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客户利益。
做好安全提示，提高客户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银行对营业场所的环境安全保障是基本义务，但其防范和控制力度也是有限的，对侵害的防御也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银行只对客户损失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所以提高客户的防范意识对预防事故发生尤为重要。银行应该在ATM旁等客户办理业务的地方显著设置提示标语、语音广播、动画视频来告知报警电话；告诉客户办理各类业务中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提醒客户注意周围环境，提高警惕，一旦察觉不安全隐患，要停止相应的操作；取大额款项要避免引起公众注意而诱发犯罪动机。银行还可以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客户通报新型犯罪手段，使客户及时知悉，避免受害。
设置系统全面的监控录像。这不仅能够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可以监督和鞭策银行工作人员尽职尽责，预防侵害发生，避免银行过错。同时在客户因第三人侵害要求银行赔偿时，银行方面便于举证，能够提供案发时现场状况的客观证据，证明己方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有助于诉讼顺利进行。
银行可以为不安全因素投保，分散和转移风险。我国目前的信用卡保险主要包括两个种类，信用卡信用保证险和信用卡意外责任险。信用卡意外责任险是保险公司以持卡人作为被保险人，对因信用卡丢失或被盗后在信用卡部规定的挂失生效期之前被他人冒用所造成的无法追偿的、本应由持卡人自负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这种保险的对象是持卡人的风险，对第三人侵害客户权益的情形，目前尚没有针对银行所做赔偿部分的保险机制。信用卡丢失或被盗，持卡人可能存在保管不善的过失，后被冒用，是客户财产权被第三人侵犯的情况；同样，本案中第三人侵害发生在营业厅内，银行可能存在安全保障不力的过错。前者是为持卡人投保，减少持卡人的损失，后者亦可以从保护银行的利益出发，为这种不安全因素投保，分散银行要承担的风险。
银行应积极从正面、根本上解决纠纷，重视以书面形式确定地解决纠纷。如此既是保护客户的权益，又可减少可能发生的后续纠纷，节省银行的法务资源。第三人侵害客户财产权的案件层出不穷，是银行经常要面临的问题，不管银行对客户的赔偿请求采取诉讼外调解、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调解、当事人和解，还是以法院判决的形式结案，银行都应以正面的态度回应当事人的请求，以法律的思维进行抗辩、维权和充分协商，为客户的利益提供充分保障，尽可能使双方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结束纠纷。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调解制度构建
近年来，尤其是和谐社会理念提出后，行政诉讼调解这一行政
诉讼法学理论及审判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虽然我国行政诉讼第50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以"协调"、"和解"的做法来变通适用调解。调解在审判实践中已是公开的秘密，从我国居高不下的行政诉讼和解撤诉率就可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收案数的1/3，最高时达到57.3%，个别地区一度竟然高达81.7%①。
如此高的行政诉讼调解率，不仅在实质上缺乏法律依据， 在形式上也违背了现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显然不利于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对此，我们应先行从理论上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予以探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并最终为行政审判的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一、调解概述
根据我国学理界对其的一般定义，所谓调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在法院法官主持下，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教育规劝，促使其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1]。就我国实践来看，调解历来均特指民事诉讼调解， 法院运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纠纷是人民司法的一大传统；刑事诉讼方面，除自诉案件可进行调解外，其余刑事案件一律不得适用调解；在行政诉讼领域，《行政诉讼法》更是明文禁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行政赔偿案件除外，以下涉及之行政诉讼均不包括行政赔偿诉讼）。
二、行政诉讼调解的原则取向
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是否可以照搬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抑或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设计的原则取向。
借鉴他国经验和中国的审判实践，笔者认为，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应以"有限调解"作为行政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取向，以凸显行政诉讼的特点。所谓"有限调解"原则，是指在调解的适用范围上应当受到限制，在调解的过程中应当受到法院的监督，在调解的结果上应当不能损害第三方利益和公共利益。在行政管理领域，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均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对其行政权力不能擅自扩大、缩小或不当行使。如果扩大处分，就是超越职权；如果缩小处分，就是不履行法定职责；如果不当行使，就是。这就与私法领域中"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为"的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行政诉讼调解，其实质是允许行政机关处分其行政权力，因此，行政诉讼调解应当受到限制[2]。
三、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目前我国立法中只准许当事人就行政赔偿诉讼进行调解， 适用范围过于狭隘，不利于及时解决行政争议。
当前学界普遍根据行政行为的分类作为行政诉讼调解适用范围的界定标准。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是相较于其他的标准更为具体明确，也便于实践。本文认为，根据法理基础、实际需要以及可行性，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可以包括：群体性纠纷案件、存在自由裁量行为的案件、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直接或者间接涉及民事纠纷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案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案件、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法律规定与相关政策不统一的案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具有规制性的行政指导案件、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等共计十类[3]。
四、行政诉讼调解的启动和阶段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申请书，即使由法院提出也必须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这是由行政诉讼的特点决定的。
至于调解阶段，应当在开庭后且法院已经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人民法院在一审、二审和再审过程中均可以进行调解。由于调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所以我们不应对调解的阶段进行限制。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只要双方达成合意，人民法院均可以予以认可。但是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裁判方式会有所区别，二审和再审中调解结案的，将会面对如何对待一审裁判的问题，这就要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协商一致而定。
五、行政诉讼调解的运作程序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严肃的法律行为， 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
第一、调解应当由受诉法院管辖。行政诉讼中的调解作为诉讼法律行为的一种，必须由已经受理诉讼的法院管辖。这就要求原告和被告不能因为原管辖法院对调解有异议而到另外的法院重新；
第二、法院应当对调解申请书进行全面审查。包括是否属于可调解的案件、有无胁迫或者恶意串通等；
第三、制作调解协议书。如果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调解申请合法， 则应当作出准予调解决定，并主持调解及制作调解协议书。如果经审查后认为不能适用调解，也应当作出不予调解的决定，并告知不予调解的理由；
第四、如果调解的案件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则法院应当依职权或者依申请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注意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六、行政诉讼调解的瑕疵救济
对调解中瑕疵的规范及其救济是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行政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笔者在这里稍微提下自己的看法。
虽然行政诉讼调解协议在其本质上是公法合同，但笔者认为，应当考虑行政诉讼调解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特征，对调解协议瑕疵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行政诉讼调解无效可以包括： 第一，调解主体与诉讼标的无权利义务关系，或者调解主体无诉讼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人未参与调解；第二，调解协议因欺诈、胁迫、强制而损害国家、集体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行政诉讼调解协议可撤销可以包括： 第一，重大误解。当事人对协议中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错误或者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由于行政诉讼调解双方在诉讼能力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具体案件中重大误解对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而言应该有程度上的差别；第二，显失公平。非出于自愿原因，调解协议的结果对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对他方当事人过分不利[5]。
行政调解协议虽然是在法官的参与下自行达成的，又经过了合法性审查，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调解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仍应当设计相应的救济制度。但这种救济权是通过上诉来实现，还是通过请求继续审理来实现，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笔者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量更赞同向原审法院申请继续审判。至于审理期限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他国或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
七、结语
本文从行政诉讼调解的原则取向、适用范围、启动和阶段、运作程序、以及瑕疵救济五个方面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建议。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要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注释：
①参见孙林生、刑淑艳： 《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高居不下？--对365 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6 第3 期。
参考文献：
[1]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社，2002，235.
[2]付洪林，刘峰.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J].2012，2.
[3]方世荣.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模式及方法[J].法学评论，2012，2.
关键词：申请；抗诉；再审；撤回；处理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64-02
问题提出：王某与某渔场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2010年6月13日判决；渔场上诉；2010年9月1日二审法院判决；渔场仍不服，于2011年7月26日向所在省高院申请再审，同期向省检察院申请抗诉。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送达受理通知书。省检察院2011年11月30日向省高院提出抗诉。2011年12月3日，渔场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2011年12月8日，省高院裁定准许。2012年3月21日，省高院依省检察院的抗诉书裁定再审，由省高院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
一、审判监督程序和检察院民事案件抗诉的法律制度体系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已生效裁判和调解书出现法定再审事由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1]。抗诉是指检察院对法院已生效民事裁判，发现具有法律规定的事实和理由，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再一次审理，从而启动再审程序的制度[2]。目前我国涉及审判监督程序和抗诉程序的主要规范有：《民事诉讼法》，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民诉意见》）、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审监程序解释》）、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受理申请再审意见》）、《最高院审监庭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几个具体程序问题的意见》（《抗诉程序意见》），《最高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撤回抗诉的若干意见》（《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检察院抗诉规则》” ），合计167个条文。
二、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
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但不能当然引起再审的发生[3]。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78条、《民诉意见》第205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1条，即对已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可向原审法院也可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申请抗诉是检察院发现法院已生效裁判错误的重要途径之一，检察院应当受理并由有抗诉权或有提请抗诉权的检察院立案进行是否提起抗诉的审查 [2]。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和《检察院抗诉规则》第4条，即最高检察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裁判，发现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应当提出抗诉，接受抗诉法院应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检察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来源：（一）当事人申诉的……”
当事人同时申请再审和抗诉的现实基础主要是：第一，裁判对己方不利又不甘心接受该结果，所有可能性的补救程序“绝不放过”；第二，无论申请再审还是申请抗诉，较一、二审程序难度更大、程序更复杂、把握性更小，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案件认识确实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力争“广种薄收”哪怕争取到一个程序启动即可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第三，申请再审可能直接被审查驳回而一旦检察机关抗诉则必然可进入审判机关的再审程序，抗诉的“效益”明显更大；第四，一定程度上担心审判机关考虑系统关系而“袒护”下级法院的可能性，对申请抗诉寄予更大希望。第五，是否接受申诉决定抗诉的认定权在检察院而是否接受申请裁定再审的认定权在法院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同时申请抗诉意图引发再审程序的制度结构原因[3]。
三、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要求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3条，即“有权在法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程序要求为《受理申请再审意见》第23条、《审监程序解释》第23条和第34条，即审查过程中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再审期间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裁定准许的应当终结再审程序。
当事人撤回抗诉申请的程序要求为《检察院抗诉规则》第22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即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院应终止审查；申请抗诉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检察院撤回抗诉，应当准予”。
四、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并行情况处理的现行制度缺陷
《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检察院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撤回抗诉、提出抗诉且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不撤回抗诉而由法院依法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抗诉程序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等情况下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收到抗诉书后正就同一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进行审查的终止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审监程序解释》第26条对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应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目前立法对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再审，在检察院提出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未作规定。
对此事项则存在程序处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由检察机关撤回抗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抗诉程序意见》由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比照《审监程序解释》由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五、检察院抗诉后法院裁定再审前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又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裁定准许，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一）上述三种观点均难以成立
检察院不应撤回抗诉。首先，检察院此际并未发现抗诉出现“不当”而无法主动撤回；其次，当事人并未书面申请撤回申诉而无法被动或酌情撤回；再次，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是向法院提出，检察院未必知情因而欠缺撤回基础或难以具备撤回条件；最后，如此撤回抗诉有越俎代庖之嫌，容易造成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权界分混沌、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的权力体系混乱。
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诚如前案，省检察院于2011年11月30日提出抗诉，则按照《抗诉程序意见》，当日应已发生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无论效力内容如何，再以“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性质、主体、内容、效力完全不同的全新事实“逆向重复”发生“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匪夷所思。
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同时纳入审理范围同样存在悖论。首先，法院裁定再审的基础是再审审查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这一积极、前进式的职权活动，而不是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消极、倒退式的个体行为，否则审判权和诉权将地位颠倒；其次，申请人享有实体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申请撤回至少意味着在向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权利范围内已确定放弃，再“纳入审理范围”明显剥夺了当事人处分权并有逾越“不告不理原则”之嫌；再次，即便再审程序已正式启动（无论启动原因），按照《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当事人仍有撤回申请权，且法院有权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则此时如果还要致当事人的申请于不顾“强行”裁定再审、嗣后再由当事人提出撤回申请后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实属徒然无益消耗本不充裕的审判资源。
（二）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第一，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诉提起抗诉的法定事由基本一致，无非《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种，两种申请的目标追求与程序价值趋同一致、诉求大多相同，则其功能效果同类相当确属正常。既然向检察院申请撤回申诉申请足以达致终止抗诉审查，就没有理由在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情况下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第二，两种申请均源自当事人的积极主观因素，并未涉及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的职权适用，即仍属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范畴，则处分意愿理当得到尊重。而建立在当事人处分行为基础上的程序处置于公平价值方面无可厚非。
第三，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被动性”原理当然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和裁判权威。再审审查的终止就个案而言无疑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获得“解脱”，当事人也可以免去后续诉讼成本之累，而原生效裁判就此恢复执行力也有助于凝塑司法权威。
第五，符合于畅达逻辑的要求。诚如前案，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进入审查，省检察院11月30日抗诉，渔场12月3日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省高院12月8日裁定准许。因为整个过程中的各行为均为程序意义的性质（抗诉引发的也无非是“进入再审”的程序后果而与再审的可能性裁判结果无关，即“法院接到抗诉书后无论其认为原裁判是否有错误都应当依法进行再审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 [4]，但再审后至少可能“对正确裁判和瑕疵裁判予以维持”） [5]，至此，该案程序理当完结。
否则，省高院“应”于11月30日终止再审审查而按抗诉案件处理，作出再审裁定并将再审申请书的请求纳入审理范围，则12月8日裁定准许撤回将无可理喻；而如裁定准许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正确处理，则此后2012年3月21日依抗诉书裁定再审、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使“死灰复燃”，在逻辑上确定陷入两难死局。
第六，符合效益原理。当事人在允许范围内放弃相关权利转而选择尊重服从原生效判决，却还裁定再审，使申请人、对方当事人、检察院同时牵涉其中，而结果已经了无实益，无谓的程序拖延而已。
关键词：支付令；债务人；异议财产；保全；完善
督促程序是在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且不存在争议的前提下适用的一种独立的非讼程序。它具有适用案件的特定性、程序的开始和终结特殊性、审判组织、审理方式的特殊性等特点，以其“简便”、“快速”、“经济”的特征满足了人们的要求，能够高效地解决纠纷，有着非常光明的前途和发展空间。我国的督促程序设立之初被理论界和实务界寄予了高度的期望，然而我国现行的督促程序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适用率较低。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督促程序的相关立法规定进行了完善，如对于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要经法院审查，审查通过后才能终结督促程序。修改后的督促程序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我国现行督促程序的不足
（一）缺少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制裁措施
从督促程序的内涵可知，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提出的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要求有异议时，就可以提出书面异议，导致督促程序终结。在实践中，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拖延时间以转移财产，随意地提出其实并不是很合理的一些书面性质的异议，平白的为债权人增添了诉累，同时也为法院的人力和物力增加了负担。即便这样，我国立法也没有规定究竟该采取何种制裁措施来遏制债务人滥用异议权。要想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案首先要分析问题的产生的根源。
究其原因，债务人之所以滥用异议的权利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社会诚信越来越缺失。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很多人都缺少最基本的市场诚信观念，因此导致了社会行为也相应严重失范。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商人缺乏信用，与此同时相关法律不健全，存在漏洞。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把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诉讼程序公平、正义地进行。由于社会诚信问题的愈发严重，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而设立的民事法律制度，包括督促程序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一味地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也是于事无补的。所以我国社会的信用一日不恢复，与此相关的民商事法律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诉讼费用负担原则不合理
以前督促程序案件申请费一律为100元，2007年对申请费的标准进行了改革。根据2007年4月1开始正式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其中第14条第3款的相关规定，凡是依据法律规定正式申请支付令，应该根据财产案件所规定受理费用的标准的三分之一进行费用交纳。这项规定的执行会让法院由于支付令规定申请费用太少所以不愿意依照督促程序进行案件的受理这样的情况相应减少。但是却同时依然会存在费用负担不合理情况，因为与此同时现阶段的法律也规定了督促程序如果由于债务人提出异议导致终结的申请费用应该由申请的人承担。这也就意味着不管债务人提出异议究竟合理还是不合理，只要提出了书面性质的意义，经过法院进行审查以后异议成立的话督促程序就会终结，申请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权人对督促程序终结的结果不服的话，就显然侵害了债权人原本应该享有的利益，这样的情况明显的并不利于真的达到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的法律成效。所以，债权人才会宁愿选择直接提讼也不愿意申请支付令。
（三）督促程序中申请人无申请财产保全的权利
设立督促程序的初衷是快速解决债权债务纠纷，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而设立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以后生效的判决能够得到及时地执行。在督促程序中，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有15日提出异议的时间，这就给了债务人规避法律，趁机转移、隐匿财产的机会。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本来想借助督促程序快速、便捷地实现债权，没想到无意中会给对方通风报信的效果。即便这样，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却依然还是没有规定申请人也有同时申请财产保全的相关权利。
除此之外，督促程序是因为申请人提出申请才开始的，但是在实践中，会发生债权人申请错误情况的发生，而我国法院对债权人的申请并不进行实质性地审查，从而导致法院会发生错误发出支付令的情况。而民诉又规定对于生效的错误的支付令当事人不得上诉，这就使得对于错误的支付令没有补救措施，而财产保全措施恰恰可以起到补救的效果。
（四）督促程序转入诉讼程序的具体衔接机制不完备
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内容表明，如果支付令失效需要转为诉讼程序，但是申请支付令的其中一方当事人如果不同意转入诉讼程序的就会除外。虽然这样的规定可以让督促程序和诉讼程序进行衔接，规定了债务人如果提出的异议经过审查成立以后，督促程序就可以转为诉讼程序进行处理，然而现阶段法律所规定的这种衔接条款仅仅也只是为诉讼程序增加了提出依据，其实实际的操作中就会发生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转为诉讼程序后的管辖权问题，申请支付令的案件转入诉讼程序就有可能发生标的额超过了受理支付令本该属于基层法院受案范围的，但是仍然还是再由该法院管辖，于是这就和级别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又产生了冲突和矛盾，这个问题还有书的补正问题，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可以说是本次修法的一个缺陷。所以，如何完备督促程序转入诉讼程序的具体衔接机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完善我国督促程序的思考
（一）针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行为作出经济制裁规定
督促程序通常都是由于债务人提出书面的异议最后终结于是转为诉讼程序的，假如经过法院审核调查，债务人如果是为了故意逃避法律制裁，借此机会想要隐藏或者转移财产从而能够拖延给付或者造成无法执行给付就属于滥用异议权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如果导致债权人无法及时实现合法利益，或者造成其他经济损害的，法院应该给予债务人一定程度的合理经济制裁，才能逐渐杜绝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现象出现。具体的规定可以是让债务人承担相关的诉讼费用，或者赔偿诉讼阶段应该的债权利息以及原本的申请支付令费用。假如债务人所提交的书面异议经过审查其主观意愿的产生是恶意行为还可以规定一定程度的经济罚款。 [徐才春.督促程序良性运作探析.[D].2007年.华东政法学院]
（二）改变申请费用承担方的规定原则
督促程序是由于债务人提出了异议才终结，申请费用应该是申请人承担，债务人没有提交书面异议的，申请费用则应该是债务人承担。因为在司法实践里面，债务人常常会滥用异议权最后致使督促程序终结，所以这种负担方法显失公平。因此应当改变现有的申请费用负担原则，笔者建议，申请费的负担应按照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当债务人提交书面异议导致支付令失效的时候，假如债权人并没有及时的进行诉讼费用的补交，证明其不同意进入诉讼程序，那么申请费只能由债权人负担；第二种情形，当债务人提出异议致使支付令失效后，如果债权人及时补交诉讼费，证明其同意进入诉讼程序，那么申请费与其他的诉讼费一并处理。因此，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这种申请费用的当事人双方承担规定原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最常见的法律规定原则。
（三）在督促程序过程当中赋予申请人有申请财产保全的权利
财产保全具有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利益，保证生效判决能够及时执行的好处。在督促程序中，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的当天开始至十五天以内都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的异议。因此其实这十五天其实也就变相的给予了债务人转移财产的可趁之机，而财产保全制度正好可以限制这一做法。所以笔者认为，在督促程序中适用财产保全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督促程序中适用财产保全措施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护生效的支付令能够执行，快速实现债权，及时保护债权人权益。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遏制被申请人利用提出书面异议的期间故意转移、隐匿财产的做法，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当然，债权人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必须提供相应的担保，如果不能提供担保或拒绝提供担保，法院应当驳回其财产保全的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为错误的生效支付令提供了补救，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义务达到对等。
（四）完善健全督促程序转为诉讼程序的具体衔接规定
1.对管辖权的归属应该有更明确的规定
督促程序终结后，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自然转为诉讼程序，那么相应的后续诉讼程序就业应该属于当初受理支付令申请的法院所管辖范围。然而因为支付令在受理的时候并不被标的额所限制，一旦转为诉讼程序以后，就会发生这样两种状况：其中一种是依据案件标的金额，如果应该归纳于基层法院管辖范围之内，那么就该由基层法院管辖；另外一种是由于案件的标的额太大超出了基层法院一审所规定的受理标的额，这就会造成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相关级别管辖发生矛盾和冲突。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管辖权问题呢？笔者认为，如果申请支付令自然转为诉讼案件但是案件标的额超过了基层法院管辖范围的，可以由基层法院向具有更高管辖权的上级法院报请审理。
2.法院有权要求申请人补充状
基于督促程序的特点，支付令所表明的事实以及证据应该简单化，假如债务人有异议并且提交书面异议，导致督促程序终结并且转为诉讼程序，那么意味着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也就相当于是诉讼的，那么当初的申请书所记录的事项也就可能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中对书的相关规定。所以假如一审程序把债权人当初在督促程序所提交的申请直接当作债权人诉讼程序的书就很明显并不符合条件的相关规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赋予法院要求申请人补充状的权力，并规定补充书的期限。即在督促程序转入普通程序之后，由受理的法院通知申请人在10内补充书有关内容，10日内不补充的，视为撤诉。
（五）培养督促程序生长的社会环境
1.完善我国的信用制度
诚实守信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奉和推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诚实信用已经成为所有市场交易的最基本基础要求，同时也成为当前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行为道德标准和要求。然而，在实践中，债务人出于不想还债的目的，随意提出不合理的理由，滥用异议权，导致督促程序的终结正是诚信缺失的表现。
笔者认为，应当完善我国的信用制度，使督促程序真正发挥其功能。建议增设不良信用记录制度。通过参考世界上发达国家关于信用评价体制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重视发展我国针对资信评价方面的行业，增强经济主体诚信状况的透明度。例如，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经常因为欠钱不还被告到法庭，那么他的信用肯定会产生不利影响。假如社会存在不良信用记录方面的相关制度，这样的不良影响就会直接对其个人发展和经济利益也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有可能为他们带去经济都难以衡量的损失，这就会让人不得不权衡利弊不会去贸然规避法律恶意提出异议。 [ 朱红.督促程序评析.[D].2008年.复旦大学]
2.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加大法律宣传与普及
随着依法治国的提出以及国家对法治建设的重视，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很浅薄，甚至一些老百姓根本就不了解法。因此有必要继续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对公民进行法律教育。也有必要重新树立现代法治观念。因此，一方面要开展法律宣传活动，使普法活动真真切切地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广泛宣传法律关于督促程序的规定，使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都能了解和熟悉，提高公民适用督促程序的意识并自觉维护督促程序应该拥有的法律权威性。同时另一个方面法院应该重视转变审判人员重诉讼轻督促的工作思想，针对那些满足支付令适用条件的案件应该及时引导债权人选用督促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朱红.督促程序评析.[D].2008年.复旦大学]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19-239.
[2]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25-241.
[3]章武生主编：民事诉讼法新论[M].法律出版社2002：138-162.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程序经济，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负担，故对诉讼费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民事诉讼规则》第43章至第48章皆是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定，2000年6月14日又修订了有关诉讼指引，并于2000年7月3日生效，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则及诉讼指引篇幅浩大，近八万余字。这样，先前复杂的诉讼费用规则有所简单化。本文拟就英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费用及其评定作一简要介绍和评述。
一、有关诉讼费用的一般规则
在英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费用（cost）基本上相当于诉讼成本的概念，它与我国的法院费用不一样，指如诉讼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诉讼费（fees）、法院收费（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开支（expenses）、报酬（remuneration）、补偿费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额索赔审理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由非专业诉讼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或报酬（reward）。规则还规定，法院可评定如下费用：在仲裁人或公断人前进行程序的费用、在审裁处或其他法定机构进行程序的费用、委托人应向律师支付的律师费用等。鉴于律师费用在诉讼成本中占据主要部分，因而，在英国所谓诉讼费用评定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指的是核定当事人应向律师支付的费用。
（一）诉讼费用承担的规则
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规则是，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诉讼费用。但这一规则不适用于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就高等法院家事法庭的诉讼提出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以及就遗嘱认证程序或家事诉讼中的裁决或命令提起上诉，而在上诉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英国普通法中所谓的布洛克（Bullock）命令就体现了诉讼费用承担的一般原则。比如：P是D驾驶货车的乘客，该车与D 驾驶的汽车相撞，D 和D 相互指责，法院裁定由D承担事故责任。在此情形下，胜诉的被告D有权从原告P获得诉讼费用补偿，因为他没有过失而原告却向他提起了诉讼，P应补偿D 的诉讼费用，而D应补偿P支付给D 的诉讼费用。这就是布洛克命令。
法院亦可不依一般的诉讼费用承担规则而另行作出诉讼费用命令。对于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他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承担的诉讼费用金额、以及支付诉讼费用的时间，法院拥有自由裁量权。
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的，比如，当事人或诉讼人未依规则或法院指令对诉讼费用提起详细评定程序，或法院认为当事人或诉讼人为启动诉讼费用评定程序，在程序提起前或进行中的行为不合理或不适当的，则法院有权不准许补偿经评定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或者责令有过错的当事人或诉讼人承担其他任何当事人因其过错行为而产生的诉讼费用。
法院在决定是否就诉讼费用作出命令时，须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当事人行为；当事人是否部分胜诉；法院业已注意的、一方当事人提出向法院付款或和解要约。所谓当事人行为，包括诉前及诉讼中的行为，特别是当事人遵循有关诉前议定书的情形；当事人提出、坚持或抗辩某一特定主张或系争点是否合理；一方当事人对案件、某一特定主张或系争点坚持主张或进行抗辩的方式；原告虽胜诉，但是否在全部或部分范围内夸大了诉讼请求。判决或命令已确定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须自判决或命令中载明的日期14日内，在其他情形下自诉讼费用证明书指定日期14日内，履行支付诉讼费用的命令。
（二）诉讼费用评定的基础
法院评定诉讼费用的金额，依标准基础或补偿基础。所谓标准基础，指依诉讼请求金额比例收取的费用；补偿基础，指对实际产生的合理费用予以补偿。两种基础各有其合理性和弊端，但对诉讼成本的衡量一般以费用占诉讼标的金额比例而定，而英国尚没有依诉讼标的金额比例收费的具体规定，故诉讼请求金额与诉讼费用之间没有比例关系，特别在小额诉讼中，诉讼费用的比例可能高于诉讼请求的金额，有可能等于、甚至超过案件的争议金额。在伍尔夫勋爵主持的《接近司法》项目中，哈扎尔？甘（Hazel Genn）教授对高等法院的上诉费用进行的实证调查表明，请求金额12500英镑以下的案件，仅胜诉方诉讼成本在10000至20000英镑的就占31%，超过20000英镑的占9%，且所调查的案件中近一半以和解结案，只有1/4的案件经开庭审理以判决结案；请求金额为12500至25000英镑的案件，诉讼成本占请求金额的比例，人身伤害案件为41%，建筑合同纠纷为96%.
如法院作出有关诉讼费用命令，未表明诉讼费用评定基础的，或既非依标准基础亦非依补偿基础评定的，则视为依标准基础评定。但无论根据何种基础，法院皆不准许承担不合理产生的诉讼费用或者金额不合理的诉讼费用。如基于以下规则产生诉讼费用权利的：第3.7条（对不支付特定费用驳回诉讼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3条第1款（原告承诺被告提出第36章要约或第36付款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6.14条（被告承诺原告提出第36章要约的，原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第38.6条（原告撤诉的，被告对诉讼费用的权利），推定诉讼费用命令依标准基础作出，有关诉讼费用应支付利息的，自产生费用权利的事件发生之日起开始计息。
法院在裁决诉讼费用金额时应考虑如下因素：当事人行为，特别是诉前、诉讼中的行为，以及为尝试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涉及任何款项或财产的金额或价值；有关事项对所有当事人的重要性；有关事项的特殊复杂性，或者所提出问题的难度或新颖性；涉及的技巧、努力、专业知识以及责任心；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办理业务或部分业务的地点以及环境。
（三）诉讼费用评定程序
法院责令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支付诉讼费用的，既可对诉讼费用进行简易评定，亦可责令由诉讼费用官员对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故法院的诉讼费用评定包括二类程序：一是简易评定，指法院在作出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时，责令支付一定金额款项的诉讼费用之程序，简易评定不适用固定诉讼费用或详细评定规则；二是详细评定，指由法院官员根据规则第47章之规定，对诉讼费用金额进行裁决之程序。
二、固定诉讼费用
所谓固定诉讼费用，指在法定情形下明确规定许可律师收取的定额费用，包括固定起诉费、判决登记费、其他固定诉讼费用。此外，法院亦可收取适当的固定手续费。比如，小额索赔案件中的固定诉讼费用包括表一规定的固定起诉费，以及原告承担的法院手续费；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固定诉讼费用，为80英镑另加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应承担的有关法院手续费。
（一）适用范围。固定诉讼费用适用于如下情形：一是原告只提出一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特定款项金钱之诉的，且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取得缺席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14.4条第3款取得基于自认的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14.5条第6款取得基于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的、或根据规则第24章取得简易判决的；或法院已根据规则第3.4条第2款第a项作出驳回答辩命令的、或适用规则第45.3条的；二是原告仅提出一项要求给付财物的诉讼请求，法院在签发诉状时即可确定审理日期的诉讼；三是上述情形中，诉讼请求金额超过25英镑的案件。
（二）固定起诉费的金额。见表一。
表一：固定起诉费金额
有关级别 由法院或通过原告送达以外的其他方式送达诉状格式的 由原告亲自送达诉状格式的；并且只有一个被告的被告一个以上的，每增加一名被告由原告按单独的地址对其送达诉状格式的诉讼请求金额25英镑以上500英镑以下的 50英镑 60英镑 15英镑诉讼请求金额500英镑以上1，000英镑以下的 70英镑 80英镑 15英镑诉讼请求金额1，000英镑以上5，000英镑以下的；或者提出的唯一诉讼请求为交付财物，但在诉状格式中未明确或陈述财物金额的80英镑 90英镑 15英镑
诉讼请求金额5，000英镑以上的 100英镑 110英镑 15英镑
（三）判决的登记费用。见表二。
表二：判决登记的固定费用
判决金额超过25英镑但低于5，000英镑的 判决金额超过5，000英镑的
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通过请求，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金钱之诉的判决登记）之规定，没有送达认收书时作出的判决22英镑 30英镑
根据规则第12.4条第1款（通过请求，对诉讼请求仅为给付金钱之诉的判决登记）之规定，没有提出答辩时作出的判决25英镑 35英镑
根据规则第14.4条（基于自认的判决）或第14.5条（基于对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之规定作出判决，并且原告接受被告关于付款方式的建议，对此种情形作出判决的登记40英镑 55英镑
根据规则第14.4条（基于自认的判决）或第14.5条（基于对诉讼请求部分自认的判决）之规定作出判决，由法院裁决付付款方式和期间，对此种情形作出判决的登记55英镑 70英镑
根据规则第24章之规定进行判决，或者法院根据规则第3.4条第2款第a项之规定驳回答辩，在上述情形下，基于当事人申请作出的简易判决之登记175英镑 210英镑
根据《1974年消费信用法》（59）所指协议提出交付财物的诉讼请求，对该诉讼请求作出的判决之登记，以及本表未列明的其他判决之登记60英镑 85英镑
（四）其他固定诉讼费用。见表三。
表三：其他固定诉讼费用
由当事人送达任何需要本人送达文书的，包括向受送达的各自然人准备和复制送达回证 15英镑
根据规则第条作出的命令，向受送达的各自然人采取替代方式送达的 25英镑
域外送达文书的 苏格兰、北爱尔兰、萌岛或英吉利海峡岛屿 65英镑
其他任何地区 75英镑
三、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
（一）详细评定的一般规则
1.详细评定的时间。一般规则是，至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方可对有关诉讼程序或者部分程序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除法院责令进行即时评定的之外。所谓诉讼程序终结之日，指法院对诉讼系争事项作出终局性裁决，不论是否发生上诉程序。根据规则第41章作出临时性赔偿裁决的，视为对系争事项作出终局性裁决。即使诉讼程序正在进行的，法院亦可作出指令，或者当事人可通过书面协议，将诉讼程序视为终结。如诉讼程序继续进行没有真实可能的，则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可作出准许提起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的命令。
规则第47.2条规定，上诉程序未决时，对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并不中止，但法院指令中止的除外。在上诉程序未决期间，申请中止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程序的，可向作出上诉命令的法院或上诉审理法院提出。
2.详细评定程序的管辖地。详细评定程序中的所有申请书和请求函，皆须向法院适当的部门（the appropriate office）提交。法院可基于当事人申请，或者法院依职权自行，根据规则第47.4条第2、3款作出指令，指定特定法院、区登记处或部门为诉讼费用详细评定的适当部门。法院在依职权自行作出上述指令前，应给予当事人陈述的机会。法院指令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为适当部门的，须考虑诉讼费用清单、涉及事项的难度、听审程序进行可能的时间、当事人的费用以及任何其他有关事项后，认为适合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进行评定的，方可作出有关命令。
3.法院授权官员之权力。司法大臣授权评定诉讼费用的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和家事法庭主登记处的法院官员，如为高级主管官员（senior executive officers）的，有权审理主张诉讼费用不超过17，500英镑（不包括增值税）的案件，如为首席官员（principle officers）的，则有权审理主张诉讼费用不超过35，000英镑（不包括增值税）的案件。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时，拥有法院之全部权力，但不包括：（a）作出规则第48.7条规定的浪费诉讼费用命令（wasted costs orders）之权力；（b）根据第44.14条（诉讼参加人行为不当时法院之权力）、第47.8条（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延迟之制裁）、第47.3条第2款（对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的异议）作出命令之权力；（c）对委托人应支付给律师的诉讼费用进行详细评定之权力，除非有关诉讼费用已根据规则第48.5条（应向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支付款项案件的诉讼费用）进行评定之外。
如当事人对法院授权官员进行详细评定程序有异议的，法院可责令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主持程序。如受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详细评定程序中的其他当事人达成协议，不由法院授权官员对诉讼费用进行评定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请求法院确定听审程序日期时，须告知法院，法院应安排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主持听审程序。在其他情形下，反对由法院授权官员主持诉讼费用评定程序的，须根据规则第23章（有关申请法院命令的一般规则）之规定，向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提出申请，列明异议理由，如果理由充分的，法院应责令由诉讼费用法官或区法官进行评定。
（二）详细评定程序的启动
1.程序的启动与文书的送达。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有关文书格式载明的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时，详细评定程序启动。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采取第N252号文书格式；诉讼费用清单能够复制成磁盘的，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请求提供磁盘的，应在7日内向其免费提供磁盘。
如详细评定程序涉及的诉讼费用不包括任何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就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的手续费而言，辩护律师及任何专家收费收据副本、有关主张其他补偿及补偿金额超过250英镑的书面证据、列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拟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的任何受送达人姓名和地址的陈述。如仅涉及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诉讼费用清单副本、额外责任的有关细节、列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拟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的任何受送达人姓名和地址的陈述。如详细评定程序既涉及基于诉讼费用，又涉及额外责任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向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士送达上述两类文书。
2.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见表四。
表四：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详细评定的权利来源 须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期间
判决、指令、命令、裁决或其他决定
自判决等作出之日起3个月。如在上诉期间详细评定中止的，自解除程序中止命令之日起3个月
根据规则第38章撤诉
自根据规则第38.3条送达撤诉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或者自根据规则第38.4条请求驳回撤诉通知书之申请驳回之日起3个月对规则第36章规定的和解或付款要约的承诺 自产生诉讼费用权利之日起3个月
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未在表五或法院指令的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则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命令，要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法院指定期间，启动详细评定程序。如在法定期间不启动详细评定程序的，法院可取消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本可享有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费用。
3.诉讼费用争点书。详细评定程序的任何当事人，皆可通过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或详细评定程序的其他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points of dispute），对诉讼费用清单中项目提出争议。诉讼费用争点书应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准确陈述争议的性质和理由；标明对诉讼费用清单提出争议的每一项目；如切实可行的，就寻求降低的每一项目提出建议的金额；由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签署。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争点书的当事人，须同时向详细评定程序中其他所有当事人送达副本。诉讼费用争点书能复制成磁盘形式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在收到诉讼费用争点书14日内，请求提供复制有诉讼费用清单磁盘的，则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须在收到请求书7日内，向其免费提供磁盘。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一般期间为，送达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21日内，但当事人可协议延长或缩短，亦可向法院适当的部门申请延长或缩短这一期间。
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期间界满，未向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包括责令支付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执行程序，可不由最高法院诉讼费用处签发。但在法院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前，当事人送达诉讼费用争点书，法院可不签发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
如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无权取得诉讼费用的，则法院须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在其他情形下，惟有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充分理由，且提出申请的同时提交诉讼费用清单副本、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副本、以及申请时建议送达的诉讼费用争点书草案的，方可依规则第47.12条第2款撤销拖欠诉讼费用证明书。法院在决定是否撤销或变更时，还须考虑寻求法院命令的当事人是否立即提出申请。
4.诉讼费用协商一致的程序。如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与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就诉讼费用达成协议的，则可申请法院作出金额协商一致的临时性或终局性诉讼费用证明书。如在详细评定程序中，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主张，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已同意支付但却并未支付诉讼费用，亦未就当事人协议提出申请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申请法院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上述申请须有证据支持，由签发诉讼费用证明书的法院官员审理。申请的相对人至少须在举行听审程序前2日，提交并送达其依赖的任何证据。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可根据规则第38章撤销诉讼费用的详细评定程序。如当事人请求举行诉讼费用详细评定听审程序的，则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不得撤销详细评定程序，但可协议撤回诉讼费用清单。
（三）诉讼费用清单
诉讼费用清单应载明：标题页；背景信息；标题项下主张的诉讼费用项目；清单每一页的全部诉讼费用汇总；非常规出庭的时间列表；有关证明书等。
1.标题页须列明：诉讼程序的完整标题；开列清单的当事人姓名，以及表明其评定诉讼费用权利的文书介绍；如主张的诉讼费用包括增值税的，则诉讼人或其他涉及主张增值税的人之增值税号码；就诉讼费用清单中载明的费用主张而言，法律援助证明书、法律服务委员会证明书和有关修正证明书的细节。
2.背景信息须列明：对至启动详细评定程序通知书签发之日的诉讼程序作简要介绍；关于收取诉讼费用的律师或律师雇员地位之陈述，以及（若以小时费率收费的话）各人提出的小时费率；简要解释影响诉讼费用清单中主张诉讼费用的、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与其律师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
3.诉讼费用项目，大致包括：律师出庭费用；接受诉讼费用当事人出庭费用、通讯（包括信函或电话）费用；证人包括专家证人出庭费用、通讯费用；为诉讼程序目的对财产或地点的勘察费用；其他人士包括公共记录官员的出庭费用、通讯费用；与法院和律师的通讯费用；文书准备费用；为诉讼和解而进行有关协商谈判的费用；其他费用，比如准备和核实诉讼费用清单的费用。每一项目皆连续以数码编号。
上诉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1]并且需要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2]由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上均面临着种种问题，并进而影响着整个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在我国，由于制度设计上固有的缺陷，加之司法实践中颇具中国特色的请示报告之风盛行，再审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大，“终审不终”现象普遍存在，民事上诉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均存在着比其他国家更加难以克服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但影响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动摇了司法的根基。[3]学者普遍认为，我国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与重构势在必行。[4]
在英国，民事上诉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普通法的形成的初期就形成了分别针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复查制度。不过这种复查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其基本的特点是：对于不重要的、从判决的表面能发现的法律差错有很好的处理办法，但对于影响审理的进行以及陪审团活动的法律错误只有粗糙的处理办法，对于纯粹的事实方面的错误，则毫无办法。为此，英国《最高法院规则》在民事上诉制度中确立了“重新听审的方式”（bywayofrehearing）的基本模式，赋予上诉法院享有第一审法院所有的修改诉讼文件的全部权力，以及就事实问题接受新的证据的全部自由裁量权。[5]而在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的民事上诉制度一直未有重大的修改，系统的改革是随着英国大规模的民事司法改革，在改革理念的指引下逐渐展开的。
英国近年来在民事司法改革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6]本文侧重介绍英国民事上诉制度改革的理念与规则，以期为我国民事上诉制度的重构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二、英国法院体系与民事上诉制度的基本架构
在英国，民事法院体系由郡法院、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法院和上议院四级法院所组成。[7]其中郡法院负责受理一般的一审民事案件，而上诉法院、上议院作为主要的上诉审法院，基本上只受理上诉案件。至于高等法院，它既是重大、复杂民事案件的初审法院，同时也受理针对郡法院一审判决提出的上诉案件。在英国的民事司法架构下，当事人不服郡法院一审裁判的，可以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对高等法院一审裁判不服的，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如果对上诉法院的二审判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上议院提起第二次上诉。通常认为，英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而就上诉审的审理对象而言，第二审原则上为法律审，一般不涉及事实问题，但在特定情形下亦涉及事实，第三审则为法律审。[8]当然，以上的说明只是对英国民事上诉架构的粗略勾勒，事实上英国民事上诉制度的内容相当繁杂，并且随着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变化。
如前所述，郡法院是英国审理民事案件的基层法院。对于郡法院受理的案件标的额，最初有一定的上限限制（1977年为2000英镑，1981年提高到5000英镑），不过根据《1990年法院与法律服务法》，现在郡法院的民事案件管辖权不再受到金额上的限制，但是仍有地域上的限制，即当事人不能选择郡法院进行诉讼。当事人对郡法院地区法官的裁判不服的，只能向郡法院巡回法官提出上诉，上诉案件仍在郡法院进行审理。如果案件是由郡法院巡回法官适用多极程序或特别程序审理的，则可以上诉到上诉法院。除此之外，对郡法院的其他裁判，只能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英国的高等法院是根据《1873年司法法》（theJudicatureAct1873）而建立的。作为民事法院，其管辖权在实质上不受任何限制。为了方便司法，高等法院分为大法官分庭（ChanceryDivision）、王座分庭（Queen’sBenchDivision）和家事分庭（FamilyDivision）三个分庭，行使平等的管辖权：王座分庭审理诸如违约和侵权的民事案件，只由一名法官审理。这些案件无一例外都由法官听审而无需陪审团，并且大多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只有1%的案件需要由法官作出判决。[9]王座分庭附属的商事法庭审理有关银行、保险、等方面的诉讼；海事法庭则负责审理由于船舶碰撞引起的人身伤亡、货物损失的赔偿诉讼以及有关船舶所有权、海难救助、船舶拖曳、船员工资等的海事纠纷；大法官分庭初审管辖权包括审理有关土地的转让分割、抵押、信托、破产、合伙、专利、商标、版权以及涉及公司法的案件。此外，大法官分庭的独任法官可以审理针对税务官作出的有关税务决定的上诉案件，以及来自郡法院的关于个人无清偿能力的上诉案件；家事分庭管辖一切有关婚姻的纠纷和事项（无论是初审或上诉），还审理有关婚生子女、未成年人的监护、收养等事项的案件，以及《1989年儿童法》、《1996年家庭法》等婚姻家庭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案件。家事分庭由庭长和其他普通法官组成。根据《1978年家事诉讼与治安法院法》提起的上诉案件，通常由两名或更多的法官组成法庭审理。但如果上诉只涉及分阶段或一次性的费用支付问题，则将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10]根据《1989年儿童法》提起的上诉通常由一名法官审理，除非庭长另有指示。
根据英国《1981年最高法院法》，上诉法院由大法官、上议院常任法官、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高等法院家事分庭庭长等法官组成。除此以外，上诉法院或高等法院的所有前任法官以及高等法院的所有现任法官，都可以被要求参加上诉法院的案件审理。前任的法官可以拒绝这一要求，但现任法官无权拒绝。上诉法院包括民事上诉庭和刑事上诉庭，其中民事上诉庭主要审理来自高等法院所属三个分庭以及郡法院的民事上诉案件。从1970年开始，在特定情况下，一些民事案件可以通过“蛙跳”（leapfrog）程序越过上诉法院而从高等法院直接上诉到上议院。这样的上诉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审判法官发给证书、所有当事人同意、案件涉及重大公众利益问题或者法官受到高等法院或上议院先前判决的约束；（2）上议院同意受理。[11]
对于不涉及欧盟法律的案件，英国上议院是联合王国的最高上诉法院。上议院作出的司法决定只能被成文法或上议院在以后的案件中拒绝遵循先例的决定所。上议院议长是大法官，同时也是最高法院院长。协助大法官工作的人包括7—12名上议院常任法官以及任何现任或曾任高级法官职务的上议院议员，例如前任大法官或已退休的上诉法院法官。上议院常任法官是上议院终身议员，[12]他们经常被称作法律议员（LawLords）。上议院的初审管辖权十分有限，一般说来只对涉及贵族的爵位继承争议案件和侵犯上议院自身议会特权的案件行使初审管辖权。不过随着《1948年刑事审判法》的通过，上议院审判贵族犯罪的初审管辖权已被废除。任何民事案件要在上议院提起上诉，必须首先获得上诉法院或上议院的许可，其具体的程序现在由《2000年适用于民事上诉的上议院诉讼指引》（HouseofLordsPracticeDirectionApplicabletoCivilJustice，2000）所规定。
根据《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自1973年1月1日起英国成为欧共体成员国。这样，欧共体法院（TheCourtofJusticeoftheEuropeanCommunities）就取代上议院成为英国的终审法院。但是，欧共体法院仅处理具有欧洲因素的案件，对于国内案件，上议院仍是联合王国的最终上诉法院。而所谓的“涉及欧洲因素”，一般指涉及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案件。大多数提交到欧洲法院的案件都涉及商业贸易问题，但欧洲法院也就许多社会问题（如同工同酬、性别歧视等）作出过权威性裁判。[13]
根据英国《1833年司法委员会法》，枢密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ofthePrivyCouncil），作为24个英联邦领地和6个英联邦独立共和国的最高上诉法院。为了方便司法，司法委员会设在伦敦。法庭应由至少3名委员会成员（实践中通常为5名）组成，并且这些委员一般都是上诉法院的常任法官，因此司法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但必须注意的是，委员会的决定对英国法院不具有绝对的拘束力。从技术上讲，委员会对一个案件所作出的决定不是判决，而只是向女王提出的建议。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建议需要通过枢密院令才能得到执行。[14]
劳工上诉法庭是根据《1975年劳工保护法》而建立的，它主要受理来自各种工业和劳动纠纷法庭的上诉案，其涉及领域很广，包括裁员补助、平等支付、雇佣合同、性别、种族和残疾歧视（限于劳动雇佣领域）、不公平解雇、非法扣减工资、雇佣保护等。除了藐视法庭的案件外，劳工上诉法庭对事实问题作出的裁判都是终局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当事人可以向上诉法院或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上诉，并可进一步上诉到上议院。
三、英国民事上诉制度改革的进程与理念
在英国，民事案件的上诉率一直居高不下，并且有大量的案件得不到及时的审结。1990年，法院总共审理了954件民事上诉案件，而其中的573件处于未决（outstanding）状态。而到了1996年，提起上诉的民事案件总数达到了1，825件，未决案件而随之增加到了1，288件。[15]为解决英国民事上诉案件数量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诉讼延迟等问题，英国司法大臣迈凯（Mackay）勋爵委任鲍曼（Bowman）勋爵对上诉法院民事审判庭进行综合性评审，并于1997年9月出版了《对上诉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评审》报告。在上述报告第二章“民事上诉制度的基本原则”（Principlesunderlyingacivilappealssystem）中，鲍曼勋爵对英国民事上诉制度改革的提出以下12项基本原则：
1．民事上诉，应符合沃尔夫（Woolf）勋爵建议的民事司法制度应具备的原则。[16]
2．上诉不视为自动进行的诉讼阶段。
3．对案件结果不满意的当事人，应有机会向上级法院上诉。上诉审法院将初步判断原审判决是否不公正，如不公正，则允许上诉程序继续进行。
4．上诉程序应尽可能将结果不确定和诉讼迟延降至最低。
5．上诉程序既具有私人目的，亦有公共目的。
6．上诉制度的私人目的在于，纠正导致不公正结果的错误、不公或不当的法官自由裁量。
7．上诉制度的公共目的在于，确保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心，并在有关案件中阐明并发展法律、惯例和程序；以及协助维持一审法院和审裁处的水准。
8．对上诉的审理，应与上诉理由和争议标的性质相适应。
9．惟有提出了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惯例问题，或者存在再次上诉的其他强制性理由，再次上诉方具备正当性。
10．向上诉法院提出的特定上诉，如可由比一审裁决的法院或法官具有更高管辖权的法院或法官审理，则通常应由下一级法院审理。
11．一般而言，上诉不应由仅包括担任上诉审法院法官助理的下级法院法官组成的法庭审理。
12．在特定情形下，审理上诉的法院应吸纳具备专业知识的法官。[17]
以上述12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对上诉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评审》报告对英国民事上诉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报告所提出的许多建议后来都载入1999年4月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CivilProcedureRules，以下简称为新规则），并成为新规则第52章的重要内容。此外，1999年的《接近正义法》（AccesstoJusticeAct1999）也对英国民事上诉制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英国民事上诉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以新规则为中心
随着新规则的生效，英国的民事上诉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02年《民事司法改革中期报告》的归纳，新规则中有关上诉程序的改革集中于以下8个方面[18]：
1．当事人必须先取得法庭的许可才可以对原讼法庭的判決，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
2．拟提出上诉的任何一方，必须证明其上诉“有实在的成功机会”或证明“有其他充分的理由，令法庭不得不聆讯其上诉”，方可获法庭批准上诉许可；
3．针对案件管理决定而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原则上不会获得批准，除非该案涉及原则方面的争论，而且其重要性足令法庭认为，即使批准进行上诉对诉讼程序及诉讼费支出会造成影响，也是值得，则作别论；
4．此外，针对上诉判决而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原则上一般都不会获得批准，除非该案涉及在原则或常规方面的重要争论，如有其他充分的理由，令法庭不得不批准上诉，则作別论；
5．如引入向上诉法庭上诉必须申请许可的机制，容许上诉法庭在遇上一些相当于滥用法庭程序的上诉许可申请时，可无须进行口头聆讯便拒绝申请，但须容许申请人有最后机会向法庭书面说明，为何法庭不应在沒有进行口头聆讯下否決其申请；
6．若上诉许可的申请获准，上诉法庭可实施案件管理措施，以提高上诉聆讯的效率；
7．将上诉法庭的角色限于复核下级法庭的決定，但上诉法庭仍可行使酌情权将上诉视为重审；
8．上诉法庭的角色只限于复核下级法院的决定，这项规则在原讼法庭行使上诉司法管辖权的時候亦适用。
如果进一步概括，新规则对英国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上诉许可制度、上诉审案件管理、上诉审审理范围的限制。
1．上诉许可制度（therequirementforleavetoappeal）
所谓上诉许可，指当事人提起上诉需经原审法院或上诉法院审查，获得许可方可进入上诉程序的制度。目前，德国、日本、巴西等国家都实行了上诉许可制度，而英国新规则确立的上诉许可制度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有关这一问题最详尽、可操作性最强的规定，其成功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上诉许可制度对于民事上诉审程序中贯彻分配正义的诉讼理念的重要意义——与其说上诉许可制度限制了上诉权的使用，毋宁说它是一种起平衡作用的程序装置。[19]具体说来，英国上诉许可制度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上诉许可的提出。根据当事人提起上诉的对象，新规则就上诉许可规定了不同的情形。如果当事人针对郡法院或高等法院的一审裁判提起上诉，须经上诉审法院或原审法院许可。如果就上诉审裁判提起第二审上诉的，须经第三审法院许可。作为特例，郡法院或高等法院发出的拘禁令（committalorder）、拒绝签发人身保护令（refusaltogranthabeascorpus）或依《1989年未成年人法》第25条做出的住宿保障令（secureaccommodationorder），无须获得上诉许可。而之所以规定这样的特例，主要是考虑上述三种裁判都影响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因此赋予当事人一种特别的权利。
（2）上诉许可申请的受理。当事人提起上诉许可申请，既可以向原审法院提出，亦可以向上诉通知书（appellant’snotice）载明的上诉审法院提出。如果当事人在审理程序中未以言词方式提出上诉许可申请，原审法院拒绝作出上诉许可申请或驳回上诉许可申请书的，当事人可依新规则第52.3条第2、3款申请上诉审法院作出上诉许可。如上诉人向上诉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的，须以上诉通知书形式提出请求。
（3）上诉许可的理由。根据新规则第52.3条第6款，上诉许可的一般理由包括以下两项：第一，法官认为当事人提起上诉具有胜诉希望的；[20]第二，具备对上诉进行审理的其他强制性理由。另外，如果当事人提起的是第二次上诉，根据新规则第52.13条第2款，惟有上诉许可申请提出了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惯例问题，或者存在第三审法院进行第三审的强制性理由，方得许可第二次上诉。另外，即使当事人提起第二次上诉符合有关的条件，上诉法院仍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财力有限的当事人第二次上诉，上诉法院受理是否对其公正；法院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救济措施等。
（4）上诉许可的审查。根据1999年《接近正义法》第54条第4款，上诉审法院可以不经听审程序而径行审查上诉许可审查。如果上诉审法院仅通过书面审查就驳回上诉许可申请，根据新规则第52.3条第4、5款，上诉人有权在通知书送达7日内要求法院通过听审程序重新审查上诉许可申请。但是如果当事人未申请重新审查的，期间届满该决定就具有终局效力。
（5）上诉许可做出时的事项限制。根据新规则第52.3条第7款，上诉审法院在做出许可上诉申请命令的同时，还可以就上诉审的争点（issue）进行限制。这样，在其后的上诉审中，法官就可以迅速地驳回当事人就其他争点进行审理的申请。不过在得到上诉审法院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在上诉审中提出其他的争点，但是这种申请被要求应该尽可能早地在诉讼的初期就告知上诉审法院及被上诉人。
2．上诉审的案件管理（CaseManagement）
作为普通法系民事诉讼的源头，英国传统上是一个实行典型对抗制诉讼模式（adversarysystem）的国家。在这种讼模式下，法院不能也不愿承担调查争点的职责，而仅仅是充当公平仲裁人的角色，法院以及法官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自由为已任，而不能对其有所限制。为了追求案件的公正，法官往往并不在意当事人所采用的是否过于繁琐与耗费。而当事人为了达到在经济上拖垮对手的目的，往往在包括上诉审的各种环节中滥用对程序的控制，造成诉讼不必要的拖延和费用。可以认为，对抗性诉讼模式与由此产生的诉讼文化成为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所有弊端的深层次原因。认识到这一点，沃尔夫勋爵主张必须对英国现有的诉讼文化进行重大的变革，法官必须取代当事人对案件的各个阶段进行控制，即加强对案件的管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只能在法官的管理下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21]为此，新规则第3.1条第2款在明确规定法院案件管理命令的范围的同时，还特别规定法院为管理案件和推进新规则的基本目标，可以采取其他任何程序步骤或作出其他任何命令。
（1）上诉许可程序中的案件管理
为了避免上诉许可制度的实施使当事人较之从前不采用该制度时承担更多的诉讼费用，新规则对上诉许可程序规定案件管理规则。首先，为了督促当事人及时提出上诉许可申请，根据新规则的诉讼指引（PracticeDirection）第52章第4.6条，当事人申请上诉许可，须通过言词方式，在作出拟上诉的的裁决之审理程序中提出。如果当事人在审理程序中未提出上诉许可申请或下级法院拒绝作出上诉许可，上诉审法院可以无需举行听审程序而径行对上诉许可申请进行审理。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许多上诉案件是显无上诉利益（unmeritorious）可言的，当事人寻求上诉救济其实只是在滥用上诉程序，因此在这些案件中不赋予当事人口头听审的权利就直接拒绝其上诉许可申请被认为是正当的。[22]不过，一旦下级法院的拒绝上诉许可的决定是以书面方式作出的，则寻求上诉救济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在上诉审法院通过口头的听审对其上诉许可申请进行审理。之所以这样做，英国政府出版的关于新规则的“白皮书”（WhiteBook）解释说：“这些规定的整体效果要让每一个在一审程序感到失望的当事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至少在上诉审法院获得一次简易的听审，以使其主要的抱怨能够通过口头的方式得到宣泄。”[23]也正因为如此，上诉审法院举行这样的听审程序时，通常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制，法院可以不要求被上诉人参加，甚至也不需要通知被上诉人有这样的听审程序发生。
（2）上诉审理中的案件管理
当法院作出上诉许可，案件进入上诉审程序进行实质审理时，同样必须对案件进行有效的管理以确保当事人已经为上诉程序的顺利进行作了充足的准备，并且将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为此，诉讼指引第6.4条规定上诉法院可以向上诉人送达一份上诉问题调查表，要求上诉人向上诉法院提供其为进行上诉审理所准备的各种信息。具体说来，上诉问题调查表须载明的事项包括：（1）如上诉人委托诉讼人的，其律师对上诉审理程序的时间预估（timeestimate）；（2）如证据笔录与上诉相关的，若上诉案卷中没有证据笔录的，则确认已做出提交证据笔录之命令；（3）确认上诉案卷副本已准备就绪，并应可提交上诉法院使用，并保证已按上诉法院要求提出上诉案卷。就上诉案卷而言，可接受程序笔录之影印件；（4）确认上诉问题调查表及上诉案卷已送达被上诉人，并载明送达日期。
时间预估是上诉问题调查表的核心内容，如上诉人不同意有关时间预估的，根据诉讼指引第6.6条，须在收到上诉问题调查表之日起7日内通知法院。如被上诉人未提出上述通知书的，则推定其接受律师代表上诉人提出的审理程序时间预估。
“白皮书”在强调上诉听审中准确时间预估对提高上诉审效率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要保证这样的时间预估的准确性是困难的。不过，“尽管存在这样的困难，对立的法律顾问仍然需要运用他们的经验努力作出他们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法律顾问之间要进行必要的交流以确定上诉听审可能的进程及其时间。如果法律顾问对上诉听审的时间预估未付出认真的努力，可以认为是抛弃了他们对法庭应担负的职责。”[24]
（3）上诉判决前的案件管理
当上诉案件经过了实质审理，并且上诉法院已就判决准备就绪时，如果上诉法院希望被告知判决作出之后当事人要寻求的结果性命令（consequentialorders），诉讼指引第15.12条规定上诉法院可以在宣告判决前2个工作日内向上诉人的律师提出书面判决副本，但有一个限制条件：在预定的宣告判决1个小时前，当事人的律师不得将判决内容告知其当事人。因此，在实践中判决的第一项目皆标明如下字样：“未经批准的判决：不得复制或在法庭上使用。”英国之所以规定这种制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法院进一步进行合议时让上诉人的律师能够就未决的争点进行有效的准备。因此，一旦当事人没有委托诉讼人，根据诉讼指引第15.14条，则可与其他当事人的律师一起获悉判决副本，但在宣告之前判决仍属保密。
（4）对案件管理决定的上诉
根据诉讼指引第4.4条，当事人可以就当事人的案件管理决定（注意这里的案件管理决定包括了一审案件中法院所做的所有案件管理决定）提出上诉。但为贯彻民事诉讼基本目标，法院只能对大量案件管理决定中的一小部分给予上诉许可。当事人申请法院对案件管理决定做出上诉许可的，法院只能基于如下的因素进行自由裁量：A.有关事项是否足够重要，以致支出上诉费用为合理；B.上诉的程序法律后果是否比案件管理决定更为重要；C.在开庭审理时或开庭审理后，对有关事项作出决定是否更加便利。
3．上诉审审理范围的限制——上诉法院的角色定位
根据理论界的一般看法，当今世界各国民事上诉制度可以分为复审制、事后审制与续审制三种模式：复审制是指上诉审法院从头开始审理，当事人和法院均得重新收集诉讼所需要一切证据，而不论一审法院的裁判正确与否，也不问第一审法院所使用的诉讼资料为何的制度；事后审制是指第二审法院专门以审理第一审法院的判决内容及诉讼程序有无错误为目的，仅审查第一审所使用诉讼资料及当事人的主张，而不使当事人在第二审中再提出新的事实与证据的一种制度；续审制则是指第二审法院续行第一审程序，审理时不仅承续第一审程序的全部诉讼资料，当事人还可提出新的证据支持其主张。
英国民事上诉的传统模式，根据成文法的规定，似乎可以认为采用的是复审制。因为根据《最高法院规则》O59r3（1）的规定，上诉法院处理上诉，以重新听审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上诉法院与过去的普通法法院不同，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限于认为原审理有缺陷时，才命令进行新的审理（newtrial）。如果自从原来的听审之时起，当事人的权利由于具有追溯既往效力的立法的制定而受其影响，或者案件事实方面发生重大的改变，上诉法院应该考虑这些新的情形。”此外，按照《最高法院规则》O59r10(2)，当事人在上诉审中可提出关于事实问题的新的证据，这些新的证据通常包括“自从审理之后发生的事实”与“关于非接着发生的事实”两大类。[25]
必须指出的是，在英国的判例法上，上诉审中提出新证据的做法逐渐受到限制，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通过1954年的LaddvMarshall案所形成的“LaddvMarshall规则”。根据该规则，在上诉审中，只有当新证据属于下列情形时才可以被接受：（a）在下级法院的听审中虽经合理的努力仍难以获得；（b）将很有可能对案件产生重大的影响；（c）具有明显的可信性。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督促当事人在一审中就尽可能地提出证据，而避免有意将争点留到上诉审，以期获得证据突袭的效果。
在对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接近正义》最终报告中，沃尔夫勋爵将上诉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能的模式区分为以下三种情形：[26](a)完全的重新听审（completerehearing）。这意味着整个案件将被重新听审（即便这并非应一审案件的原告，而是应上诉人的要求）。上诉法院将不受下级法院行使裁量权的约束。一旦二审审理开始，口头证据将被重新审理。事实上，这与其说是上诉不如说是第二次的听审。(b)重新听审（rehearing）。这种模式已经在《最高法院规则》Order59,rule3(1)中得到了使用，也就是说上诉审理的范围受到上诉人请求的约束，所有证据的提出与案件的审理可以通过书面的方式进行审查，法院可以直接作出判决以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但是口头证据将不会被听审并且仅在有限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提出新的证据。（c）对裁判的审查（reviewofthedecision）。如果认为裁判确有错误，将发回下级法院进行重新的审理，它更接近于司法审查或民事案件的“废弃案件程序”（cassation）。”
现在，随着新规则的生效，我们不难发现立法者已经明确地将英国所有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的角色定位明确地指向了上述的第三种选择，也就是说尽管法院亦拥有重新审理上诉案件的自由裁量权，但原则上上诉审将被限定在对下级法院裁判的审查上。作为此论点最好的论据，新规则第52.11条规定：“（1）任何的上诉皆限于对下级法院裁判进行审查，除非——（a）有关诉讼指引就特定类型的上诉作出特别规定；[27]或（b）法院认为，在自然人上诉的情况下，重新举行听审符合司法利益的。（2）除另有指令外，上诉审法院不接受——（a）言词证据；或（b）在下级法院未提出的证据。（3）下级法院的裁判具有如下情形的，上诉审法院应支持上诉——（a）确有错误；或者（b）在下级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中，因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或其他违法，而导致裁判不公的。（4）上诉审法院基于证据，如认为适当时，可进行事实推定。（5）在对上诉的审理程序中，当事人不得依赖上诉通知书中未载明的事项，但上诉审法院许可的除外。”这里所谓的“严重程序违法”，通常是指存在错误引导陪审员、不当地认可证据或未对正当的证据予以采纳等情形。[28]而上诉审在进行事实推定时，既可以基于一审中所提出的文书，也可以基于下级法院的法官所认定的事实。[29]
新规则对民事上诉审理范围的限制一方面使上诉审模式出现由复审制（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话）向续审制的转变，另一方面更以成文法的形式认可与发展了“LaddvMarshall规则”，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上诉模式已经接近事后审。英国在民事上诉模式上这种改变是如此深远，以至于“白皮书”的编辑者认为，“引述任何以前规则的权威性做法也不可能帮助法院解决在适用诉讼指引第52.11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30]根据2002年8月英国大法官办公厅发表的《进一步调查：民事司法改革的持续评估》的说明，这种改革最直接的影响，是使民事上诉案件急剧地减少了。[31]
五、结语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比较法研究是极有用的。通过比较法研究可以刺激本国法律秩序的不断的批判，这种批判对本国法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比局限在本国之内进行的‘教条式的议论’要大得多。”[3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司法改革在立足本国国情、重视本土资源的同时，还应当借鉴外国司法改革的经验教训。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本国司法制度的考察，我国的司法改革将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考察英国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从理念到规则”的进程，即在全面审视与深刻反思本国民事上诉制度之缺陷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国情设定改革的目标与原则，并在该目标和原则的指引下逐渐展开具体的规则设计。其中引人深思的一点经验是，英国所确立的民事上诉制度改革目标和原则，并不囿于上诉制度本身，而是蕴涵着该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整体理念，从而使上诉规则的设计能够与民事诉讼的其他制度相互协调与配合。把握这样一种改革进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英国民事上诉改革措施的原因并进行理智的借鉴或移植，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我国民事上诉制度的重构昭示着一种进路。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361005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法学院
注释：
[1]一般认为，上诉审制度的功能包括吸收不满、纠正事实错误、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以及巩固司法体系的合法性等。参见[美]罗杰•科特威尔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271页。
[2]这种矛盾根据英国学者StuartSime的解释，是在鼓励判决的终局性与纠正判决的错误之间求得平衡（balancebetweenencouragingfinalityandcorrectingmistakes）。参见StuartSime，APracticalApproachtoCivilProcedure，BlackstonePressLimited，2000，p489.
[3]近年来，在各种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报道。例如：《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载《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两审终审制：无法终审的现实》，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10期；《诉讼七年还在二审，如此延宕谈何效率》，载《法制日报》2001年3月24日。
[4]参见陈桂明：《我国民事上诉审制度之检讨与重构》，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张家慧：《改革与完善我国现行民事上诉制度探析》，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杨荣新、乔欣：《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探讨》，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5]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600页。
[6]参见齐树洁：《接近正义：英国民事司法改革述评》，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9月12日。
[7]有关英国法院体系的具体论述，参见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8]徐昕著：《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67页。
[9]TerenceIngman，TheEnglishLegalProcess，BlackstonePressLimited，2000，p19.
[10]FamilyProceedingRules1991,SI1991,No.1247,r8.2
[11]参见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
②AppellateJurisdictionAct1876，S.6.
[12]徐昕著：《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3]TerenceIngman，TheEnglishLegalProcess，BlackstonePressLimited，2000，p96.
[14]CatherineElliot&FrancesQuinn，EnglishLegalSystem，PearsonEducationLimited，2000，p376.
[15]沃尔夫勋爵在其《接近正义》（AccesstoJustice）的中期报告中指出，民事司法制度应具备的原则包括确保诉讼结果的公正性与公平性、以合理的速度审理案件、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所理解、节约司法资源与组织案件的管理等。具体内容可参见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页。
[16]参见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365页。
[17]CivilJusticeReform:InterimReportandConsultationPaper，HKSAR，2002.civiljustice.gov.hk/civiljustice（2002年9月9日）
[18]王建源：《论民事上诉制度之重构——以上诉权为中心》，全国法院系统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有关英国分配正义哲学的论述，参见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8页。
[19]所谓“具有胜诉希望”，根据沃尔夫勋爵（LordWoolf）的解释，要求这种希望是现实的（realistic），而不是空想的(fanciful)。SeeSwainvHillman[1999]CPLR779.
[20]AccesstoJustice—FinalReport，Chap1，para3.
[21]CivilJusticeReform:InterimReportandConsultationPaper，HKSAR2002.civiljustice.gov.hk/civiljustice（2002年9月9日）
[22]WhiteBook52.3.8
[23]WhiteBook52.3.32.
[24]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05-606页。
[25]WFR，p161，§32.
[26]根据诉讼指引第52章第9.1条，如对行政官员、其他人士或机构作出的裁决提起上诉的，且行政官员、其他人士或机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则对上诉的审理应重新举行听审程序：（1）作出有关裁决未举行听审程序的；（2）举行审理程序并作出有关裁决，但所适用的程序未考虑有关的证据的。
[27]TanfernLtdvCameron—MacDonald[2000]1WLR1311.
[28]TheMouna[1991]2Lloyd’sRep221.
[29]WhiteBook52.0.12.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仲裁裁决;承认或执行;撤销或不予执行
商事仲裁按国籍可分为内国仲裁、外国仲裁和国际仲裁。而外国仲裁就是外国的内国仲裁。中国加入WTO以后,经贸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有交往必有争议,有争议必有仲裁。国际商事仲裁比之国内商事仲裁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国企业和公民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无论是胜诉还是败诉,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应对的问题。本文拟就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撤销及不予执行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期对将要面临或正在面临国际商事仲裁的中国企业(法人)或公民(自然人)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关于仲裁机构与仲裁地问题
商事仲裁的起点始于仲裁协议。国际商事仲裁也不例外。仲裁协议与仲裁的关系是:有协议方有仲裁;无协议便无仲裁。所以在实践中,当事人(主要是败诉方)用以颠覆裁决的最有效办法之一便是指控仲裁无协议(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或是协议无效。仲裁协议既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前签订,也可以在争议发生之后签订;既可以在合同中用条款加以明示,也可以在合同之外,另订专门的协议。协议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在协议中,双方当事人要明确约定解决争议的仲裁机构的名称。仲裁协议中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虽有约定但不明确(如“请北京的有关仲裁机构仲裁”),争议发生后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法院可依法裁定仲裁协议无效。[1]
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个仲裁的“最为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则,[2]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选择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既可以选双方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当事人所在国的仲裁机构,也可以选双方当事人之外的别的国家的仲裁机构。通常,为了防止任何一方当事人在选择仲裁机构时不公正地得到好处,当事人一般会选择双方所在国之外别的国家的仲裁机构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应当提醒双方当事人的是,在选择仲裁机构时,必须仔细研究该国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习俗等背景情况。因为任何国家的仲裁机构在受托解决他人的争议时,都不会不受所在国法律的约束,都难免要打上该国宗教、文化、习俗之烙印。除此之外,该第三国是否为“纽约公约”成员国,多边或双边协议的签字国,也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关系到它如何裁决,而且还关系到裁决作出之后能不能被执行或被撤销的问题。例如,有些政教合一的国家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白酒的,如果双方是关于白酒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争议,那就应当加以回避,切不可在这个(种)国家申请白酒争议的仲裁。
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仲裁地是一个能起到多重作用的因素。
其一,仲裁地能影响协议准据法的确定。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要判明当事人提供的仲裁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就必须确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根据各国的国内立法和有关的商事仲裁规则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如果当事人无明示选择,按国际惯例,应当以仲裁地国的法律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欧洲公约》及《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公约》都肯定和确认这一规则。[3]
其二,影响商事仲裁程序法的确定。在诉讼程序中,程序法的运用是既定的,即只能运用法院地国的程序法。但在商事仲裁程序中,程序法的运用却是未定的。既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任何国家的程序法,也可以按其他规则加以确定。在当事人无明示选择时,通常都适用仲裁地国家的程序法。此外还须另加说明是,即使当事人明示选择了其他国家的程序法,所选之法也不能与仲裁地法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冲突了,还得运用仲裁地国家的法律。
其三,影响商事仲裁实体法的确定。程序法只规范仲裁程序,实体法是解决实体问题的依据。直白一点说,实体法是最终解决争议双方谁胜谁败以及胜败程度的法规。实体法不同,仲裁结局就会不同。仅此一项就足让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地时谨慎行事了。在国际商事仲裁实务中,关于实体法的选择一般按以下几种办法确定:(1)坚持“领域理论”的国家规定,必须按仲裁地国家冲突规则指引原则确定准据法;(2)有的国家允许仲裁庭在当事人无明示准据法时,直接运用仲裁地的实体法,连冲突规则指引的形式也免掉了。(3)有些国家为了慎重起见,在确定实体法时,增补了一个“最密切联系原则”,即使按这个原则选实体法,最后也还是联系到仲裁地了。因为仲裁地显然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连结因素。
其四,影响到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所谓国籍问题是指认定裁决属于哪一国的裁决,是国内裁决还是国外裁决。一般而言,国内裁决适用国内法律。国外裁决适用国际公约或多边或双边条约。尤其在执行或撤销裁决时,国籍就成了唯一重要因素了。
二、关于对裁决的承认或执行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与国内商事仲裁的程序大致相同,都要应双方当事人请求,须有仲裁协议,由当事人自主选择适用法律,仲裁规则,依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事实和证据作出裁决。如果当事人授权,也可以依非法律的,公正友好原则作出友好裁决。
如果说和解是双赢的话,那么裁决就只有一个赢家。同时,赢输的程度也要用金额或其他特征加以量化。不乏趣味性的现象是,仲裁庭一旦作出裁决,它自己的历史使命便完结了。至于裁决本身的命运如何,能否得到执行,或者被撤销,它是即使想管也无能为力了。因为作出裁决以后,仲裁庭便人走庭散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院对自己作出的判决是可以负责到底的。执行裁决也好,撤销裁决也好,都需要转移“阵地”,都转变成了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事情了。裁决作出以后,当事人胜败已定。作为胜诉方,他当然希望败诉方能自觉地履行裁决义务。这也是法律和仲裁规则的要求。如我国《仲裁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如联合国贸发会仲裁规则规定:“裁决应书面作出,且是终局的,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毫不迟疑地履行裁决,”[7]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规定:“凡裁决书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将争议按本规则提交仲裁,各方当事人均负有毫无迟延地履行裁决的义务”。[5]国外有人统计,在实践中,裁决多数都能得到自觉履行。这正是商事仲裁事业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并非每一裁决都能被义务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义务方不能自觉履行义务时,权利方的可选办法就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假如中国当事人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中属于胜诉方,那么他就应当重点研究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的有关问题。我国的仲裁法论著者较少对承认和执行的区别进行专门研究。在这方面,英国的艾伦·雷德芬和马丁·亨特合著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作了很准确、很有特色的研究和结论。作者在该书中认为,承认是一个防御性的程序,[6]只要得到承认就可以了,而不用或不必执行。比如,争议双方对一个标的物的所有权问题发生的争议在裁决中已明确由A享有,且该标的物已经在A的控制之中。当事人B对此持有异议。A为了使自己的胜利成果得到巩固,须向法院申请承认。法院若承认了仲裁裁决,不存在执行问题,A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便巩固了。该书作者认为,相对而言,执行就是一种进攻性的程序。[6]承认不一定需要执行,执行则一定包括了承认。执行就是胜利方向义务实现权利,“把你的变成我的。”作者认为与纽约公约的“承认和执行”提法相比,1927年的日内瓦公约的用语“承认或执行”更为准确。
由此及彼,撤销和不予执行同样也存在着质与量方面的区别。撤销是个主动行为。撤销了,无疑也就不执行了。而不予执行则属于一种被动行为。我虽然无权撤销,虽然不能撤销,但我可以选择不予执行。例如非裁决地国法院,依法无撤销裁决之权力,但可以选择不予执行;再如执行地国法院认为执行一项外国裁决有违本国社会公共利益,也只能选择不予执行。
胜诉方向管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向哪国哪家法院递交申请?从理论上说,当然是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从实践方面看,天下法院多的是,哪国哪家才是享有管辖权的呢?真正有管辖权的可能只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按照国际惯例(此惯例也体现于国内立法之中),有管辖权的法院当首选义务人住所地法院,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就是户籍所在地法院。如果当事人的住所地与其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比如他的户籍地在甲地但却长期居住在乙地,那么次选法院就是其经常居住地法院。再如果其财产都不在甲、乙两地而是在丙地丁地,按照经验,此时最应当选择的法院就是其财产所在地之法院。关于财产所在地的问题,实践中在选择时往往还需考虑到许多复杂因素。例如他在几个国家都有财产,选哪一国?这需要看财产的性质。一般来说,不动产是首选标准。因为不动产不能隐匿不能转移,也不便恶意处分。相对而言,同为财产,存款和动产在执行时就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银行存款,当事人只需轻摁键盘,余额立即就变化了。同是不动产,选哪一国?这要了解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背景,有的国家法院对执行请求持乐意帮助的态度,有的国家的法院对执行请求持漠然冷淡的态度。还有,执行地国是否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是否多边条约或双边条约的缔约国都会直接影响到申请能不能被受理。在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申请人所属国与执行地国同属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但裁决作出地国不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如果执行地国法院坚持依裁决地作为受理标准,则此申请就面临不被受理的危险。宗教问题在实践中同样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上述种种情况说明,正确地选择仲裁地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公约成员国问题解决了,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还没有!还要看成员国在加入公约时是否提出过保留声明。例如中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就作出了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声明。所谓互惠保留,是指中国只承认和执行在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对于在非缔约国作出的裁决则不予承认和执行;所谓商事保留,指的是中国只承认和执行依据中国法律判断属于商事仲裁裁决。非商事的裁决恕不“受理”。例如我国《仲裁法》就明确规定,合同争议和其他财产权益争议属于商事仲裁范围,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争议均不属于商事仲裁范围。劳动争议,行政争议,农村土地承包争议也不属于商事仲裁范围。如果你获得的裁决碰巧与两项保留相冲突,自然就无法得到承认和执行。
根据外国仲裁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胜诉方要实现自己的利益,除申请司法救济之外,还有以下几种手段不妨一试。(1)施加商业压力。采用此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存在继续贸易关系。胜诉方可示意败诉方,若不履行义务,可能会失去继续贸易的可得利益。败诉方权衡得失,可能会选择自觉履行以争取继续贸易之利益;(2)威胁曝光。采用此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同为一个协会的成员,且协会支持胜诉方这种作法。败诉方若不履行义务,协会会在本会范围内进行曝光,这会提醒其他会员,不要与不诚信的败诉方进行交易。(3)选择败诉方不敢得罪的仲裁机构解决争议。裁决作出后,败诉方由于惧怕不履行裁决可能产生的后果而被迫“自觉”履行义务。例如,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作出的全部仲裁中,败诉方都自动履行了义务。有人认为[8]败诉方可能担心不履行义务会影响其在世界银行的信贷评估等级。
上述问题一一解决之后,接下来就要向有管辖权的法院递交申请了。此时,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当注意:第一,必向法院同时提供仲裁协议的正本,仲裁裁决的正本或能证明的副本。第二,语言不同时,还要翻译成执行地国的语言且经过证明。第三,遵守执行地国家立法中关于承认或执行程序开始和终止的期限之规定。
三、关于对裁决的撤销或不予执行问题
如果说申请有管辖权的法院承认或执行裁决是胜诉方的“专利”,那么,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就是败诉方的“专利”。除此之外,如果执行地法院认定执行裁决有悖于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不用败诉方申请,他们也会主动地裁定该裁决不予执行。如此败诉方等于免费“搭乘了一回法院的专列。”
先看看中国法律关于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有关规定。我国《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仲裁协议的。”这就叫无协议便无仲裁。仲裁法在紧随其后的第七十一条中又规定,还是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的那个事由,若“当事人”换成“被申请人”(即败诉方)时,法院应“裁定不予执行”。证明撤销和不予执行的事由可以是相同的,只是法院在拿捏的时候,可以有所区别而已。
关于提出申请的时限问题,《仲裁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第六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另有三款,也是关于可以撤销裁决的情形的规定。其中第二款规定:“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第三款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合的。”第四款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以上四款都是需要申请人用证据证明的情形。本条还规定了一种勿须申请人举证即可不予执行的情形:“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仲裁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在本文的第2个部分已经介绍过的,由于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了两点保留声明,因此凡与保留声明相冲突的,同样也是不予执行的。
在国际商事仲裁问题上,具有法律效力的两个最重要的文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即纽约公约)和《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1985年6月21日联合国贸发会通过)也都详细地规定了可以撤销或拒绝承认或不予执行的情形。《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提出有关下列情况的证明的时候,才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①第二条所述的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对他们所适用的法律,当时是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或者根据双方当事人选定适用的法律,或在没有这种选定的时候,根据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律,下述协议是无效的;或者②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没有被给予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由于其他情况而不能对案件提出意见;或者③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所没有提到的,或者不包括仲裁协议规定之内的争执;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但是,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内的事项的决定,如果可以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的决定分开,那么,这一部分的决定仍然可予以承认和执行;或者④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同当事人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当事人间没有这种协议时,同进行仲裁的国家的法律不符;或者⑤裁决对当事人还没有约束力,或者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撤销或停止执行。(2)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如果查明有下列情况,也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①争执的事项,依照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或者②承认或执行该项裁决将和这个国家的公共秩序相抵触。
《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7条规定:(1)“只有按照本条第(2)和(3)款的规定申请撤销,才可以对仲裁裁决向法院追诉。(2)仲裁裁决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被第6条规定的法院撤销:(a)提出申请的当事一方提出证明:(i)第七条所指的仲裁协议的当事一方欠缺行为能力;或根据当事各方所同意遵守的法律,或未证明有任何这种法律,则根据本国法律,上述协议是无效的;或(ii)未将有关指定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的事情适当地通知提出申请的当事一方,或该方因其他理由未能陈述其案情;或(iii)裁决处理了不是提交仲裁的条款所考虑的或不是其范围以内的争议,或裁决包括有对提交仲裁以外的事项作出的决定,.......或(iv)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各方的协议不一致,或并无这种协议,或与仲裁所在国的法律不符;或(v)裁决尚未对当事各方具有约束力,或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院,或根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院已将裁决撤销或中止;或(b)如经法院认定:(i)根据本国的法律,该争议的标的不能通过仲裁解决;或(ii)承认或执行该裁决与本国的公共政策相抵触。面对裁决,败诉方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觉履行义务,要么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该裁决。从应当诚实守信这个角度讲,裁决若确无不公或不妥,败诉方应当选择自觉履行裁决义务。因为在长期的商事活动中,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只能作胜方而不会作败方,或者相反,只会作败方而不会作胜方。从长远看守信才是最佳选择。
如果裁决确有不公或不妥之处,当然败诉方没有理由不对裁决提出异议。与胜诉方申请执行时管辖法院的多选性相比,败诉方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裁决的管辖法院可选余地则要小得多了。一般情况下,只能向裁决作出地法院申请。特殊情况,才可能向适用法律国法院申请。例如印度就曾经公开宣称,不论仲裁在何处进行,裁决在何处作出,只要适用了印度的法律,此裁决便都属于印度的国内裁决,撤销之申请只能向印度递交,按印度法律进行裁定。
管辖法院确定之后,搜集撤销理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理由是否充分,列举是否得当对于能否撤销都是至关重要的。从程序上说,申请是向法院提出的,法官是以法断案的,能不能撤销,法官依的是法律而不是申请书。所以,不论当事人有多少条自认的理由,最终都要看能不能向法律的有关条文上靠。靠得上的理由才是真理由,靠不上的理由,都是无用的。比如,仅“没有仲裁协议”这条就可以把全部仲裁;再如,仅“仲裁处理了不是提交仲裁的条款所考虑的或不是其范围以内的争议”,也可以把裁决。当然“靠”是要证据的,靠上了,就有胜诉的希望,靠不上胜诉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在实践中,有经验证明,在自觉履行义务的前提下,不是不可以与胜诉方再讨价还价的。你可以明示胜诉方,如果能再让一步,我就可以一次性尽到全部义务。如果不让步,胜诉方就要花代价去申请执行,而且还要冒裁决被撤诉的风险。用这种方法可轻易减少一些损失。
四、关于一方撤销后另一方还可以继续执行的原因问题
这种情况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并不鲜见,所以值得研究并注意防范。当有管辖权的法院当真找上门来要求强制执行时,你从另一方法院申请得到的“撤销裁决”之裁定是完全帮不上忙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简单的答案是作出撤销决定的法院和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法院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法院。他们之间互不隶属,各自适用本国的法律,各国法律不同,所以出现了截然对立的两种作法。
撤销裁决,从客观上分析,可以认为存在着可依法撤销的情形,撤销是法院依法办事;从主观方面分析,也不排除法院是为了维护败诉方的利益。例如,败诉方正是作出撤销裁决的法院国之国民,保护袒护本国公民不能认为是一种过错。假如中国公民在中国仲裁机构作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中败诉,而对方是一个与中国不太友好的国家公民时,中国公民向中国法院请求撤销裁决,很可能会获得同情和支持。法院要找到一条可以撤销的理由肯定不是一件困难之事。例如:“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就是个很好的借口。而实际上,我国各地方法院也确实这样做过,且不止一地一次。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才决定出台一个“内部报告制度”。该制度规定,凡一方当事人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如果人民法院认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不符合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或不符合互惠原则的,在裁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前,必经报请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拒绝承认和执行,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拒绝承认和执行。这等于说,要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找到谁谁都可以自主决定,要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哪级人民法院都无权决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决定,比死刑复核管得还严。这样做,好处当然是很明显的:防止地方各级法院轻易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的裁决,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际声誉,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胜诉方将来申请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时获得友好回报。但坏处也是明显的:(1)与法理相悖,如此一来地方法院还有还无独立审判权就成了疑问;(2)不合理地剥夺了地方法院的审判权。地方法院可以判处被告死刑,却无权裁定拒绝承认和执行一件国仲裁裁决,岂不令人费解?
在裁决已被仲裁地国法院或法律适用国法院撤销之后,执行地国法院仍然坚持要强制执行,只能解释为替胜诉方负责或维护胜诉方的利益。胜诉方如果与执行地法院没有一定的关系,法院可能不会冒险去这样做的。具最大的可能是胜诉方是执行地国的公民。当然这样做要想获得成功,得有一个提前条件,被申请人有可执行财产在执行地国,否则便无成功的可能性。因为一国法院不可能跑到别国去“执行”一件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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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商业实践中，企业往往不会把它最核心的技术申请专利出售或公布，因为那意味着向全世界公开其技术，而是通过保密措施对技术进行保护，以永久性地将商业秘密留在企业内部，如可口可乐配方历时百余年，仍然是公司内最高级别的商业秘密。但是，商业秘密“一旦丧失就永远丧失”，不具有专利权那样的排他属性。西方商界流传一句格言：“公司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公司内部的职员，因为从竞争对手那里失去的只是利润，而从不忠的雇员那里失去的将是真正的财富。”
在知识经济时代，商业秘密在知识产权体系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美国商业泄密案件类型也层出不穷，商业秘密权利人采取各种形式保护其权利。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法案和政策，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在日益加强，商业秘密有可能在知识产权竞争中发挥出关键作用。目前，我国企业已经成为美国商业秘密法律诉讼指控的重点对象，跟踪并研究美国涉及商业秘密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有益于我国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加强对国际规则的掌握，在规则框架内积极应对纠纷，并思考预防措施。
一、美国商业秘密案件的新特征
（一）美国商业泄密案件类型层出不穷
在美国，商业秘密案件正快速的增长，其中，盗窃商业秘密的联邦案件，从1988年到1995年间翻了一倍，从1995年到2004年再次增加了一倍，预计到2017年将再翻一番。目前，美国商业泄密案件主要有四种类型：
1.离职雇员把保密信息提供给新雇主。例如，2013年8月，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法院判决的Marsteller 诉ECS Federal,Inc案件中，法院了一条规定，即使在被告没有实际使用的情况下，对前员工滥用商业秘密诉讼的请求也可以成立。又如，2013年2月8日，美国政府在旧金山向包括攀钢集团在内的五家企业以及五个自然人提起诉讼，指控其从杜邦公司窃取有关钛白粉技术的商业秘密，目的是帮助这家公司发展大规模的氯化法钛白粉生产能力，其中包括计划在重庆建造10万吨的二氧化钛工厂。五个自然人中包括杜邦公司两位前雇员Tze Chao和Robert Maegerle。攀钢集团认为这一种无根据的栽脏，当时就提出了反起诉。
2.原告和被告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是被告非法使用或者披露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例如，2013年月第六巡回法院判决的美国政府诉克拉克艾伦·罗伯茨和肖恩·爱德华豪利案中，两被告都是Wkyo轮胎技术公司的工程师，促使Wkyo与Goodyear轮胎橡胶集团建立了商业关系，为Wkyo秘密复制了Goodyear的设计。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两公司间的保密协议，2012年12月联邦陪审团认定他们有罪。第六巡回法院支持了关于两被告的有罪判决，但撤销了田纳西州东区法院做出的从轻判决，认为地方法院错误地认为两被告滥用商业秘密没有产生损害，所以不能减少对被告的惩罚程度。
3.商业秘密通过盗窃或者商业间谍的方式被提供给侵权人。美国经常报导别国以商业间谍的方式窃取美国的商业秘密，这类问题肯定存在，但很多时候也是捕风作影，如2013年9月第七巡回法院判决的美国政府诉前摩托罗拉员工金函娟案件。金函娟1998-2007年间在摩托罗拉供职，她被海关发现行李箱中有31,000美元、去中国的单程票、下载的摩托罗拉1000多份文件，大部分文件都存于手提电脑、4个移动硬盘、拇指驱动器和其他存储设备中，文件描述了摩托罗拉的iDEN移动通讯系统。第七巡回法院判决金函娟窃取商业机密罪4年有期徒刑，但因为没有证据证明金函娟是中国的商业间谍，最后金函娟被上诉法院宣布无罪释放。
4.基于网络和电子邮件的恶意攻击是网络犯罪的主要攻击形式。互联网的兴起提供了历史上最快速和最有效的通讯方式，但同时出现了网络操作和黑客盗窃商业秘密的现象。大部分攻击的运作方式是向特定的人或者人群发送私人邮件，确信他们打开包含有恶意软件的附件，从而使得网络黑客进入他们的计算机系统。虽然美国是这方面的始作俑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军事机密，商业秘密大行其道，但美国也难免其害。美国盗窃知识产权问题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的一份报告指出，互联网与传统的间谍方式结合起来，正在被用来盗窃美国最有价值的商业秘密，在过去的两年中，针对美国大型公司、非营利性机构和政府，已经发生了大量的网络攻击行为。
（二）美国权利人倾向于利用ITC保护商业秘密
2011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天瑞诉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案件中的判决，促使被侵权企业对境外遭受的商业秘密盗窃行为纷纷向ITC寻求法律救济。法院判决的依据是《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现汇编于《美国法典》第19编第1337节）， “禁止带有不公平竞争方法或者不公平行为的物品进口……进入美国……如果此种手段或行为……将破坏或严重损害美国某一产业。”长期以来，司法机关根据该项规定处理发生在美国国内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虽然本案争议的商业秘密盗窃行为发生在中国，而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Moore法官也认为美国的商业秘密法当然不可延伸至管辖全部发生在中国的行为，美国没有权利管辖中国的贸易行为，但是，巡回上述法院仍然认为案件调查可以在ITC继续进行。之后，大量的企业开始使用ITC作为对抗涉外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而不论侵权人是竞争对手还是企业自己的雇员。337条款演变至今更像是美国特有的一种贸易壁垒，成为美国企业阻止竞争对手进入美国市场的合法手段。据ITC官方网站资料显示，2013年美国共发起337调查42起，其中涉及我国企业的有17起，占比高达40%，我国仍居涉案国之首。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业秘密权利人选择向ITC寻求救助反击海外滥用呢？一是ITC程序快捷，337调查案件从递交申请书到最后立案，一般有30天时间，而且立案率很高。ITC解决争议的时间仅为联邦法院的一半。二是ITC在解决国际案件上更高效，可以对外国企业行使管辖权，且有更高效的手段来调查国外企业。三是ITC对进口产品也有相应的对物管辖权，选择ITC处理境外商业秘密盗窃行为便不会存在对人管辖权的问题。这也使得ITC在处理被告为外国企业的争议时，程序更简便。例如，美国法院域外送达时会花费时间、资源，甚至由于海牙送达公约的限制，会导致送达失败；而ITC则仅要求被告只能对一级航空邮件的送达进行控诉，且ITC规定邮寄形式也可完成送达，这比法院对送达方式的程序要求低很多。四是虽然ITC不能判定金钱损害赔偿，但可以颁布禁令，禁止产品在美国的进口和销售，这对企业在美国的竞争市场打击更大。
二、美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变革
（一） 美国商业秘密立法
伴随着长期丰富的商业实践，美国的商业秘密立法一直在不断完善和更新。为了明确商业秘密的定义，健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以鼓励科学研究和发明，维护商业秘密诚信和道德，从上个世纪30年代末开始，美国法学会和律师协会相继了《侵权法重述》（1939年）、《统一商业秘密法》（1979年）、《不正当竞争法重述》（1995年）。这些文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及确立的基本原则已被美国多数州的立法所接受，成为处理商业秘密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商业秘密保护原来主要由各州的刑事和民事法律管辖，多为普通法。
随着商业秘密法律保护问题日益突出，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经济间谍法》，第一次把侵犯商业秘密列为联邦刑事犯罪，惩治严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保护国家利益。《经济间谍法》下第一个判决的案件是美国诉钟东樊案。钟东樊因被认定偷窃了原雇主波音公司的航空航天和军事技术，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经济间谍法》的一个重要便利是它的域外管辖权，针对盗窃的法律保护体现在三方面：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内；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外，但进一步的违法行为是在美国境内；违法者是美国公民或组织。因此，《经济间谍法》既可以起诉外国人，也可以起诉发生在美国境外的盗窃活动，只要违法者是美国公民或者组织，或者进一步实施的违法行为在美国境内即可。
除了《经济间谍法》，对企业网络的攻击也可能触犯《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联邦窃听法》和《存储通信保护法》等。
（二）国会商业秘密新法案
近年来，美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法案，比较重要的一个法案是《2012年盗窃商业秘密澄清法案》，于2012年12月28日由奥巴马总统签署。该法案回应了近期发生的涉及高盛程序员的案件。某程序员在即将离职时，将500,000行源代码转移到一个私人服务器并带到了他的新工作岗位上。在初审法院判他构成盗窃商业秘密罪后，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指出被盗窃的源代码不构成商业秘密，认为商业秘密是与产品有关的或包含在产品之中的。《2012年盗窃商业秘密澄清法案》修改了《经济间谍法》第1832(a)条，删除了它的适用限制，扩大法案的适用范围至“被使用的或者打算使用的产品或服务”。这一小小的变动在两个方面扩大了《经济间谍法》的适用范围：第一，删除了产品上商业秘密的限制，并且把服务也定义为秘密；第二，删除了法律仅适用于州际或对外贸易商品流动的限制，使与州际或海外贸易相关的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机密盗窃行为也可适用《经济间谍法》。
还有一个已经通过的法案是，2013年1月14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2012年海外经济间谍行为惩罚强化法》，规定增加对海外经济间谍行为的处罚，美国国家量刑委员会应当考量联邦量刑准则和政策声明，使它们能够正确衡量侵犯商业秘密造成的损失，并纳入打击该类犯罪所需的刑罚措施之中，打击将盗窃的商业秘密转移或试图转移到美国之外，甚至提供给外国政府、外国机构或外国商的行为。
近几年，还有五部法案提交美国国会的司法委员会，目前尚在审议中。其中《2013年网络经济间谍责任法案》还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条款，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活跃、最持久地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的国家，美国私营企业和网络安全专家曾报告均遭受过来自中国的计算机网络攻击，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利用网络经济间谍访问和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威胁到美国公民的隐私。
（三）美国政府保护商业秘密的政策
在美国现代司法实践中，为了追求在案件中维持公共利益和社会的公平，更多地考虑政府的政策，根据政策方向来选择法律，在判例法中选择方法，依靠利益分析来选择法律，更加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2013年2月，奥巴马政府了《打击美国盗窃商业秘密犯罪策略》，强调商业秘密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角色，提出促进政府部门合作的方法：采取外交努力保护海外商业秘密，包括与贸易伙伴持续不断地协调，使用贸易政策工具、合作、培训及其他手段；促进私有产业中自愿性最佳实践，以保护商业秘密，包括信息安全、物理安全和人力资源政策；加强国内法实施，尤其通过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的活动；改进美国国内立法，颁布一些法案，保护商业秘密；提高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识，鼓励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警惕商业秘密盗窃的危险。
2013年5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了《2013特别301报告》，其中第一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方面的进步》第三章讲述了商业秘密和被迫技术转移。报告指出，盗窃商业秘密和其他形式的经济间谍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失，对美国经济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而且这种情况还在恶化。该报告是依据1974年制定的《美国贸易法》第301条对世界各国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情况作出的评判。“301条款”因其贸易保护主义特性在业界备受指责。根据这项条款，美国可以对它认为是“不公平”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做法进行调查，并可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最后决定采取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停止有关协定等报复措施。
三、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商业秘密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最早出现在1991年4月9日修改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全面确立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法律是1993年9月2日公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次在我国立法史上对商业秘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对商业秘密的范围、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的主体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几种行为，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十年来，我国已建立起以国际条约为依据，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体,以合同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刑法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此外，国家工商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也针对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了相关的规定或解释，相关立法、解释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对商业秘密保护提出的要求。一些地方人大也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体范围从单纯的经营者扩展至从事与市场竞争有关的单位或个人，增加了行政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我国现行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制度虽然运行了二十多年，但仍然显现出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第一，商业秘密保护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法律法规中，显得有些分散和笼统。虽然这些法律对商业秘密的范围、构成要件、侵害商业秘密的方式及对侵害行为的制裁等均有涉及，但还是不够全面、系统，也不便于实际操作。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于从行政执法的角度，规范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对于企业与其内部职工的保密关系未加以调整。劳动法从规范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合同关系角度，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商业秘密转让中的法律问题未加以规定等。刑法第219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若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定罪处罚，但对重大损失的数额标准却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导致实践中对商业秘密侵权和商业秘密犯罪的标准难以界定。
第二，商业秘密行政保护规定不明确。面对日益多发的知识产权纠纷，有限的审批机构和力量难以为当事人提供充分及时的救济。在某些需要大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区（如各类技术密集型经济开发区），由于机构设置的原因，难以提供充分的司法保障。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商业秘密保护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导致商业秘密行政保护的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第三，现行立法关于商业秘密中的保密措施的规定不清楚。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中，对商业秘密的认定仅规定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却没有规定其具体内容。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中，关于保密措施的规定仅仅是权利人提出保密要求，标准显然过低。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虽然提出了保密措施的具体内容，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保密措施之间的关系，是适用其一即可认定还是适用全部方可认定，都没有更为具体的规定。
第四，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不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中并没有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其他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也没有关于商业秘密案件证明责任的具体规定。按照一般民法的侵权行为实行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在商业秘密案件中，这样的举证方式就十分困难，归责也无法进行。由于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中被告所使用的手段具有秘密性，一般很难为外人所知，权利人举证具有一定的困难，有人主张在此类纠纷中由被告就商业秘密的内容、范围及获得承担证明责任。但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还不能作为审判实践中普遍适用的规则。
第五，补偿性赔偿制度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已不能让商业秘密权利人获得有效补偿。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确立了对商业秘密侵权的救济采取补偿性赔偿的制度。这种单一的补偿性赔偿金虽然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但是相对于损失数额就显得十分有限，加上举证困难以及诉讼程序的繁琐，这就更让权利人觉得赔偿只是杯水车薪。近来，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修法中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侵权人起到震慑作用，其中新商标法已经颁布。
四、我国企业应对商业秘密纠纷的对策建议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业秘密的保护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国际间多边、双边谈判推动了各国对商业秘密的重视和保护。尽管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各国还存在着一些差异，但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世界一体化趋势，这种差异会逐步缩小。在日益加快国际化进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商业秘密纠纷。本文对国内企业提出三点建议，以期帮助企业降低侵犯商业秘密风险，有效增强应对商业秘密纠纷能力：
第一，适应新形势，完善法律制度。近二十年来，竞争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法律已很难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环境下，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和内容也在不断扩大，其存在的方式也开始多元化，尤其新兴的云计算服务更对商业秘密保护提出了挑战。云计算平台由于集中有大量用户的数据和应用，更容易吸引恶意的攻击和偷窃。而且，由于云环境下大量数据的集中控制和管理，对部分数据的窃取或破坏手段隐蔽，而引发的后果却是难以预料。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完善保密措施、权利主体、侵权主体、举证责任等规定，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当然，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完善对权利限制方面的内容，以达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使之成为与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并列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律之一，适应国际上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总趋势。
第二，区分成果类型，加强成果管理。企业可以将技术成果分为如下几种类型：需要、著作的职务作品；可以申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的软件；需要尽快申请专利的技术成果；需要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成果；以及需要综合运用专利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手段的技术成果。对于不便于以商业秘密形式保护的技术，国内企业应当积极地申请专利。另外，如果相关技术成果虽然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但是竞争对手很可能早已采用该技术并将其视为商业秘密，并且竞争对手数量不会因技术的公开而迅速增多，则企业也可以转而寻求专利保护。对科研成果进行有效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地阻止竞争对手的发难，还能够大大地降低商业秘密纠纷风险。
第三，加强员工管理，避免侵权。根据不同的对象，以及商业秘密的重要性，与雇佣的员工签订保密协议。保密协议构成保密措施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了确认。在利用员工掌握的经验和资源时，需要了解这些经验和资源是否属于原雇主主张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可否通过反向工程获得。只有在确保不侵犯原雇主商业秘密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利用并进入原雇主所在国的市场。员工在做出发明创造时，无论企业采用申请专利还是商业秘密的形式来保护，都要按照我国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以及企业内部的奖酬办法对员工进行奖励。近两年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等部委联合起草的《职务发明条例草案》，也专章规定了对职务发明人的奖励和报酬。企业应加强对核心人员商业秘密保护方面的管理，尽量防患于未然。
第四，了解规则，积极应诉。随着我国经济贸易的日益国际化，以及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智力密集型转型升级，我国企业需要加深对美国游戏规则的理解和掌握。贸易纠纷不可避免，它也是市场竞争中的一部分。遇到商业秘密纠纷时，要采取积极应对的策略，如前述的美国政府诉攀钢案，攀钢集团辩称他们在美国没有办事处、雇员或人,因此以无法被送达为由成功提起了撤销送达起诉书的动议。2009年，江苏南通外贸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应对美国嘉吉公司发起337调查，经过充分的材料准备后，迫使原告在立案之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便撤诉。纠纷并不是坏事，它能促进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进一步了解与认识。企业应诉的行为，不仅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还可以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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