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16:19:09
导语：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乡村振兴；土地利用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现有成绩
1.1 以“小组微生”为特色的成都模式。
成都市结合当地美丽乡村建设实际，提出了以“聚居适度、宜聚则聚、宜散则散”的新农村建设总体思路。在具体实施中，成都市探索出了“小组微生”土地整治新模式。这种模式充分考虑了乡村居住空间、配套设施辐射半径、乡村景观及生态要素重组等因素，使土地整治成为多要素、多目标、多方位的美丽乡村建设载体。
1.2 以郊野公园建设为特色的上海模式。
早在2014 年，上海市就相继确定建设浦江、嘉北、青西、松南、长兴、廊下和广富林等7 个试点郊野公园。这些郊野公园在规划时坚持了农地农用，同时兼顾生态、生产和生活，实现空间农业地的复合利用。在进行乡村景观风貌专项调查基础上，整合了乡村资源要素，形成了“聚焦生态功能、优化空间结构、尊重自然本底、兼顾游憩需求”的郊野公园规划理念。
1.3 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为特色的浙江模式
浙江省率先在2003 年开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浙江省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城乡一体编制村庄布局规划，确立了重点建设中心村、全面整治保留村、科学保护特色村、控制搬迁小型村整治建设思路，充分挖掘乡村人文特色，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形成了中心城镇为连接和辐射的村域布局体系。
2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总体策略
1 ）提升农用地利用效能，突出产业支撑优势。作为乡村空间重构的主要基础，资源禀赋和产业机制将通过以土地为载体的空间重构支撑乡村社会经济的重构。一是实现产业转型，使整治范围拓展到全产业链条。进一步优化农用地种植结构，激励农户发展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发挥特色产业对上下游周边产业链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乡村经济产业可持续发展。
2 ）优化居民点整体布局，构建宜居生活空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探索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储备制度，盘活农村建设用地，为美丽乡村建设畅通用地渠道；
3 ）改善跨区域生态环境，促成生态要素重组。土地综合整治是人地关系的再调适，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再组织和再优化过程，需要从跨区域层面树立正确的生态观，综合权衡和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一方面，构建基础生态网络和绿色发展体系，构建合理的区域生态空间布局，增强区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3 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3.1 规划引领，注重顶层设计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全力维护农民权益、盘活集体土地资产价值，统筹全域资源的整合利用，科学拟定整治的目标和方案，确保整治项目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要求在整治任务实施前，做好区域性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的衔接和编制工作。土地整治项目规划选址应以问题为导向，切实从耕地破碎化、土地利用效能低下、相关配套设施缺乏、乡村风貌退化等问题中寻找突破点，科学安排整治项目和时序。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全域土地整治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从整体上统筹协调，落实和保障好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参与权。
3.2 精准施策，提供制度保障
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积极探索，不断实践，强化政策供给，有效激活农村沉睡的土地资产。
一是探索构建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从总体规划、立项、设计、实施、验收等政策体系出发，加强过程监督和资金管理，为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拓宽公众参与土地综合整治的渠道，创新土地整治收益分配机制。社会资金的引入不仅可以减轻土地整治项目的筹资压力，还能使群众真正成为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者、监督者、获益者。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决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最终成效，因此，应明确土地整治收益分配方式；
三是创新规划用地指标使用制度，进一步挖掘存量指标，实行宅基地退出奖励机制。对零散耕地、零星建设用地进行及时整治后纳入后备资源库，通过提升质量和完善基础设施，形成与周边耕地或建设用地连片使用。
3.3 资源整合，实现多元目标
一是针对土地破碎化问题，做好通盘谋划，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以政策干预促进农用地规模经营。建立政府、企业、群众等多来源投资体系，实现统收统支，破除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壁垒，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使土地流转真正成为农民长效增收的新动能；
二是结合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做好村庄整治工作。村庄整治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关键，也是城乡增减挂钩项目实施的重点。通过撤并、保留、更新等手段，坚持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改造，消除脏乱差等现象，引导农村聚落形成和规模结构合理化，开辟乡村发展空间，对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同时，通过改造节点中心城镇，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真正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共荣的新局面；
三是按照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将生态修复工作纳入全域土地整治范围，使生态型土地还原其自然属性，有序推进盐碱化、荒漠化、水土流失等治理工作。同时，着力打造清洁田园，发展乡村旅游，使生态修复工作成为践行乡村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3.4 精心设计，创新整治体系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体系有别于传统土地整治模式，通过打破单一目标的局限，加强乡村生态治理和乡土文化培育，实现土地整治工程目标多元化、环境友好化和景观生态化。在土地平整工程设计中，需要考虑项目区地形、土壤等要素，避免干扰原生土壤理化性质而导致的土地退化及乡村景观风貌的破坏。土壤修复需要在土壤专业调查基础上进行，对土壤回填时机和客土的特性进行充分的研判，避免土壤养分二次流失导致的改良效果不佳问题；在农田水利工程设计中，应本着系统规划、连片治理原则，结合各地区水资源供水能力、作物需水特性等确定输水、排水方式，积极推进老田向标准化条田转变，切实提高用水效率，增强滞蓄能力，使整治区域保持畅通且连续生产生活空间，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在田间道路工程设计中，考虑方便乡村生产生活需要，注意生境避让，并做好道路防护，避免对乡村景观产生影响；在生态防护设计中，农田林网应注重树种搭配和季相变化，以及林带方向、宽度、间距等方面设置。同时做好污染处理工程，对乡村垃圾、污水、废气等进行有效及时治理，提高农田景观异质性，促进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多尺度效应。
4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内涵，从功能实现、实施内容、作用机制等方面与传统土地整治进行比较，并总结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成都、上海和浙江的具体实践。基于此，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坚持突出产业支撑优势、构建宜居生活空间、优化生态网络体系的总体策略，并从规划引领、制度供给、资源整合、工程设计等方面予以保障实施，以期为构建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理论和实践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 ］贺涌源.对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考［J］.浙江国土资源，2018 （4 ）：37-38.
关键词：经济法；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是为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包括农田水利、电力、通讯、医疗卫生服务等，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和自然垄断属性，这意味着农村基础建设面临比较复杂的经济关系。经济法是国家经济管理过程调整各类主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协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各方参与主体关系的重要指导。因此，有必要在经济法视野下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问题和路径等进行探讨，这既是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农村地区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对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地区发展，并出台各类措施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但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口长期流出，历史欠账导致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当前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呈现发展迅速但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十三五”期间，在中央实施的多项农村重大建设项目带动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截至2019年，全国耕地等级相比2014年提升7.94%，农业抗灾能力明显增强。在农村道路交通方面，“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新改建农村供给超过140万公里。在农村电力建设方面，2020年农村地区供电能力和服务显著提升，农村电网可靠率超过99%。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乡村光纤网络覆盖率达到97%以上，电话普及率接近100%。在农村人居环境方面，超过90%的乡村实现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接近70%。虽然当前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量上显著提升，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农村道路建设质量相对较差。一方面农村公路建等级不高，抗灾能力弱，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农村地区地形复杂，道路建设难度大，道路养护成本高，后期管理任务较大。其次，部分农村电力设备老化严重，能耗高且性能差，抗灾能力弱，这也是导致农村电网不稳定的重要的原因。再者，在生活用水方面，农村地区自来水覆盖率较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饮用水的水质仍然存在隐患。此外，截至2020年底，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足60%，相较于城镇接近80%的水平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尤其是老年人占比较高的农村地区非网民比例超过六成。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经济法问题
1.市场有效供给不足，政府职能缺位。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仅依赖市场难以自发形成有效供给，因此政府通常承担保障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然而，实践中政府在承担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时常面临各种问题。一方面，农村地区地理环境、产业发展等客观因素是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难的重要原因。相较于城市区域较为集中且集聚了工业、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在中央支持和经济内生动力下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迅速，而农村地区广阔分散，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相对有限，同时农村农业产业附加值相对较低，难以通过产业发展来吸引人口流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发展。另一方面，实践中各级政府的责权规定并不明晰。在中央-省-市-县-乡镇-村的多层级治理体制下，缺少法律法规对各级政府组织所应承担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职责作出具体明确规定，这意味着某一环节责权不清就会造成建设项目难以进行。尤其是跨区域的大型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需要各地方政府联合规划推进，如何协调各地方利益更需要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统筹协调。2.城乡发展不均衡，市场扭曲难以规制。我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户籍、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壁垒和差异，农村往往附属于城市。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区别，并造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扭曲。一方面，在城乡分割的市场体制下，以农业产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市场收益普遍偏低，这导致资本等要素进入农村地区十分有限，难以带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由于产权等问题，农村土地要素流转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农村土地用途转变必须经由国家征用后才能实施，使得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发展严重受限。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国家以城市经济发展为重心，通过政策倾斜大力扶持城市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引导各类社会资源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形成丰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法律问题实践，并出台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指导。相比之下，农村地区享受的政策力度有限，这使得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活动相对较少，并未形成比较丰富的相关法律实践，这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难以及时有效得到解决。3.农村纠纷复杂多变，法律政策不足。面对农村地区复杂的利益关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予以指导，但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避免面临诸如农地或宅基地占用等一系列问题，不同于城市动迁中的货币化补偿，农民的耕地和宅地往往是其生产生活重要来源，对此如何在法律层面设置合理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偿等标准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还有待解决。目前这方面的立法尚未完善，各地区的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实践中往往出现各种纠纷。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是推进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举措，但由于投资大、建设和回报周期长、收益率低等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普遍存在困难。虽然国务院在2017年出台了《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但目前还缺乏相关具体实施细则。在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如何管理社会资本和保障社会资本合理投资回报仍然缺乏法律法规指导。
三、经济法视角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路径选择
1.强化政府调控，合理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供给滞后不仅有公共物品属性下政府职能缺位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市场失灵原因，这些原因归结起来则需要政府依法强化宏观调控职责，合理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应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完善市场功能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要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对于全国性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应当由中央部门主导，同时规定各地区所应承担的职责；对于跨省市的水利、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有中央部门牵头，各省市协调共同负责；对于县乡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与县级主导部门负责，考虑县乡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由省级部门适度进行补贴扶持。再者，建立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度。合理的规制是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成效的关键。政府应当科学评估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服务的人口数量、空间布局、土地占用、环境影响等，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明确项目建设中主体责任范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应当严格按照项目规划实施。2.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法律制度，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由于投资大且回报率不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会面临融资难问题，这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法律制度，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能脱离政府扶持，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政府预算和支出制度，通过完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预算编制，使得各项资金收支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企业是市场中最具效率的主体，各级政府应当将民间资本纳入政府规划，制定和完善民间投资政策，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完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为企业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政府部门可以为民间投资者提供相关政策法规和农村农业信息咨询服务，同时也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管理，在合理确定其投资回报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农民补偿问题。此外，农村集体也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方和受益者。对于农村集体筹资建设基础设施的，应当合理引导和帮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充分保障群众利益，并依法监督资金合理利用。3.完善农村经济法治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改革有序稳定。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而造成农村地区要素市场化程度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经济法治建设落后，难以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村经济法治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改革。具体而言，一方面，当前农村地区的法律大多于20世纪末制定，其间虽然经过一些修订，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地区的要素供给和需求发生重要变化，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农村地区形势变化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促使农村法律、农业法规、地方行政规定等相统一。另一方面，法律普遍是原则性的条款，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导致实践中往往出现纠纷。这不仅浪费国家公共资源，同时极大地抬高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此应当出台法律实施细则和法律解释，提高法律条款的实践可操作性。此外，政府部门应当加快推进对农村集体资产、农户承包经营土地以及农村宅基地的法律确权，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在法律层面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孙玉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法思考［J］.农家参谋，2020（3）：44.
［2］李茜.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经济法的探讨［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16）：227-228.
[关键词]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113 ― 02
未来10到20年，是我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时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辽宁”，对拉动辽宁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一、辽宁省发展海洋经济的基础条件
（一）具有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辽宁省海岸线长2178（2920）公里，占我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12%，管辖海域面积15万平方公里，其中近海面积6.8万平方公里。海洋资源丰富，近海水域和海岸带海洋生物有520多种，现已为渔业开发利用的经济种类80余种，有远洋水域640万公顷，其中10米之内的浅海面积77.3万公顷，可供海水养殖业发展。现探明和发现的海洋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铁、煤、硫、岩盐、重砂矿、多金属软泥等。拥有海蚀景观、滨海湿地景观、天然海水浴场等滨海自然旅游资源。
（二）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港口牵动力。辽宁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结合部，北靠以沈阳为中心的沈阳经济区和东北腹地，南依东北亚航运中心大连市，是东北内陆的出海通道，拥有广阔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经济腹地。大连、营口、锦州、丹东、盘锦、葫芦岛6个临海城市的综合性港口，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其中大连港、营口港港口吞吐量在全国十大港口中分别位列第 和第 名，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位于第 和第 。临海与港口是我省海洋经济发展最具有潜力的标志性资源，也是海洋产业开发建设的最大依托点。
（三）具备良好的海洋产业发展基础。近年来，辽宁省加大海洋开发力度，海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海洋经济呈持续快速健康增长态势，2014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近4219亿元，占全省GDP的14.74%，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海洋造船、海洋盐化工业、海洋旅游六大支柱产业。
（四）具有多项国家发展战略支持。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辽宁省率先成为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支持对象。2008年，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规划方案》，辽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总体融入以天津为龙头的环渤海经济圈大环境。2009年国务院批复《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2010年沈阳经济区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是国家单独针对辽宁实施的发展战略。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辽宁成为其中的重要节点。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和正式生效，辽宁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一员直接受益。上述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使辽宁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获得了重要先机。
二、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海洋经济总量偏小缺乏规模效应。虽然辽宁省海洋经济在全省GDP中的比重增长很快，但与广东、浙江、福建、山东、上海等沿海省、直辖市相比，总量依然偏低。2013年，我省海洋生产总值5263亿元，在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9.69%。全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大连市海洋经济总产值占全省的2/3，其他沿海5个城市的海洋经济规模小，发展不够充分。涉海企业数量不少，但多数处于单打独斗状态，产业同构系数高，同类产品竞争内耗大，相互之间缺少足够的互补与协作，沿海地区整体优势没得到充分凸显，区域海洋经济的规模效应和比较优势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二）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相对粗放。从辽宁省海洋产业结构看，海洋经济现代产业体系尚未形成，海洋捕捞业、海上交通运输业等传统产业占全省海洋经济总量的60%左右，产业链条没能有效延伸，产业集群丰厚度不够。海洋医药、海洋生物工程、海洋能源开发和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海洋高科技产业在海洋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从海洋资源环境看，近海资源开发不够，利用效能不高，一些地方海岸线使用管理比较粗放，项目开发层次偏低，海岸线空间利用压力大。不科学的开发行为导致某些湿地、滩涂和海湾由海变陆，海域的性质被根本改变，近岸海域水质污染比较严重，海域功能受损，海洋生物资源量锐减，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和海洋经济人才不足。辽宁省有14家海洋科研机构，参与从事海洋科研的机构有30多个，拥有一批国家与行业重点实验室及国内有影响的涉海高校――大连理工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大连水产学院等，海洋生物开发利用、海事养殖、海水综合利用、远洋渔业、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盐业化工等领域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但在我国沿海11个省份中，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处于中游，位于山东、广东、上海、江苏、天津之后。除大连外，全省其他沿海城市海洋科研力量薄弱，海洋科技与经济发展结合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缺乏对海洋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提升的有效支撑。海洋产业人才总体不足，面向海洋高技术产业的专业人才、实用型人才以及技能型人才紧缺，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人才、高新技术领军人才极度匮乏。
（四）海洋旅游资源开发不够。辽宁省海洋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但由于分布比较分散、缺乏核心，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加之受季节性的影响，海洋旅游形式、产品相对单一，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较低，旅游服务团队综合素质不高，没能开发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纪念品，旅游与文化、历史的联系不够紧密，旅游吸引能力不足。
三、加快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思考
（一）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结合我省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结合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按照以陆促海、以海带陆、陆海统筹的原则，高起点科学编制《辽宁省陆海一体化经济发展规划》，不断完善《辽宁省海洋功能区划》、《辽宁海岸带保护和利用规划》和《辽宁省海洋产业发展指导目录》，明确我省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思想、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优化陆海空间布局，突出重点发展领域，搭建海洋经济联动发展平台，全面确立和实施陆海一体化发展战略。注重与沿海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土地规划、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相关陆域规划的衔接和配合，实现陆海空间的合理布局。
（二）构筑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洋产业体系。要调整与完善产业布局，坚持高端、高质、高效的产业发展战略，通过做强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制造工业和新兴产业，提升海洋传统产业，建成以现代港口物流和滨海旅游为龙头产业，以船舶修造和海洋装备制造业、新兴产业为中坚和潜力产业，以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为基础产业的海洋产业体系。全力打造港口物流与港航服务产业基地、船舶与临港装备产业基地、临港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海洋旅游产业基地、现代渔业产业基地和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基地，实现传统海洋产业高端化、新兴海洋产业规划化、民生消费海洋产业特色化，形成战略优势产业、骨干支柱产业、新兴高端产业鼎足发展的新格局。要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拉长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建设高端海洋产业集聚区，强化产业支撑功能。
（三）深入开发海洋旅游资源。以海洋旅游资源为核心，提升文化内涵，发展海洋景观、海洋渔业、海洋风俗、海洋休闲游精品旅游线路，以高端海滨旅游项目拉动辽宁海洋旅游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实施“海滨+X”发展战略。让海洋与辽宁的温泉、冰雪、重大节庆、生态乡村、沟域旅游、辽菜、户外运动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机组合，构建海岸―温泉―冰雪―古迹（历史）―美食旅游模式，形成发展合力，凸显地方特色。特别是在冬季，要适时推出冰雪特色游项目，解决海洋旅游的季节差问题。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纪念品，切实完善海滨旅游的服务水平和管理品质。继续举办大型旅游性节庆活动，广泛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对辽宁海洋旅游形象的宣传力度。
（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在渤海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从根本上防止无度填海用海。严禁开发影响海岸带稳定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超过资源环境承受力的项目、容易导致岸滩侵蚀和危害海堤安全的项目。在涉海用地安排上“有保有压”，“控制增量、盘活存量、管住总量”，引导建设项目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大力推进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实现海洋高效利用和土地集约使用。加大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力度，构建近海污染防控体系，强化入海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加强港口、航运污染治理，建立重大事故防治及应急机制防控海域污染的突发事件发生，科学规划海水养殖区域，有效控制渔业养殖的自身污染，提高环境监视监测能力，打造全省统一的海洋环境监测网，注重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强化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海洋科技投入与支持力度，优化海洋科技资源配置，提升海洋科技机构的研发能力，加大海洋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力度。加强涉海企业与海洋经济相关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共建，结成海洋经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海洋科技交流和联合攻关。努力打造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平台和风险投资、科技孵化、技术推广等配套科研服务体系。制定海洋经济高素质人才中长期规划，推进高等教育涉海学科建设，培养本地高层次涉海专业人才，研究制定并真正落实优惠政策，加快引进海洋经济科技创新领军人物和科技创新团队，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紧缺型人才，建立海洋经济研发资源和人力资源共享共育机制，逐步形成质量高、结构优的海洋经济人才库，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 考 文 献〕
〔1〕尹梦寒，董昕，林煦昊.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3，（10）.
【关键词】培训课堂外学员管理
在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下，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水平对各项任务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干部培训机构通过集中化的学习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的思想认识和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工作能力。为使培训卓有成效，对培训内容精心研究的同时，更需要不断创新学员管理的方法，确保培训效果。
一、明确管理对象和主要任务
干部培训的工作主要包括教学安排、学员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面。这些工作有其相对独立的任务，同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培训班的学员来自不同省市、不同单位，且都是基层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管理人员要充分考虑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学员的需求差异，遵循“科学管理、以人为本”的要求，为学员做好各项服务。
二、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管理原则
干部培训机构在教学班次设置上虽然遵循“分类别、分层次”的原则，但培训对象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学员管理的特殊性。这些基层干部眼界较开阔、思维较活跃，也具有相对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对管理的要求高；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发展现状有差异，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基层干部所关注的问题也不一致，因此必须按照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学员管理工作。既遵循一般的管理制度，又根据不同班次学员的特点，制定不同的管理办法。
三、围绕培训目标，发挥班主任的作用
要做好培训学员管理工作，必须充分发挥班主任的作用。1.强化全心全意地为学员服务的意识。班主任要具备党性强、业务精、修养好、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素质，要严于律己，能够为学员全心全意地服务。倾听学员的意见，做学员学习上的引导者、活动中的协调者、生活上的保障者。
2.从严管理、从严要求。在培训教学过程中，班主任是各项活动的组织者。班主任对学员要做到从严管理、从严要求，保证各项纪律准则的贯彻执行，这是搞好学员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教学计划顺利进行的基础。
3.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班主任是教与学的纽带，因此班主任在工作中要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随时了解和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并将教学效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教师，促使培训目标的顺利实现。
4.关心学员的生活。班主任除了要关心学员的学习，也要关心学员的生活，要主动了解学员的生活需求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使学员切身感到培训机构如家一般的亲切和温暖。
四、遵循管理规律，创新学员管理方法
〔摘要〕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关键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市场推动；政府引导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09B23914）
〔作者简介〕曹海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98。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践是西方合作经济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合作组织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陷入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着重剖析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与市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
合作行动（cooperative action）作为构成合作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与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具争议的研究焦点。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设，通常采用大量数据图表对合作行动进行定量分析，并建构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资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寻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会学看来，以上理论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设合作行动者能准确决定其行动后果和潜在效用。经济学假设显然不符事实，合作行动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制度运行环境，非经济因素对合作行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在社会学经典时期，马克思（1867）、涂尔干（1893）、韦伯（1921）等对合作行动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学基本范畴分析，强调制度建构及其有效实施的非理性基础（包括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同样对合作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在经济学视野中，经济合作组织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的组织，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应是市场经济的产儿。
事实上，世界合作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现代农民合作组织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理性选择。农民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而且还是当今世界合作运动的主体。鉴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根基及其发育成长动因也互不相同。从发生机理上看，现代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1。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市场化力量”的推动，而“市场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权和非垄断资源占有方式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及其功能组织，获得了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2亦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市场需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类活动，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
农业作为分散产业、农民作为技术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样亟需市场化力量的介入与推动。农业的自然生产与分散经营的特点，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是一个弱质产业。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不可忽视，这种矛盾很容易被视为市场化推动的负面影响或副产品。这就需要设立专业性的经济机构，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产销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服务缺位的问题，农业市场竞争急剧性和农业产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市场竞争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风险性的优势特点，同时市场化竞争的推动又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缺点。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在市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外还应有政府引导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导也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场化竞争存在的诸多不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引导，即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来实现市场化力量推动难以完成的任务，体现政府引导所具有的公益性、反应速度快和规模影响大的优势。更何况，“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这种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性，要求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合作社诞生之初的价值目标及其行为取向表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客观上要求市场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和有效配合，这种内在需要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赖性，决定了其实现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首先是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为保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不快，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很薄弱，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经营管理素质基础较差。农业生产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条件和规模经营不够的限制，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程度还不高。由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实地要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切需要构架以家庭承包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为基本框架的市场农业组织结构，提高农业市场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的统一大市场对接，实现农民合作组织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
二、引擎失衡：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畸变境遇
基于中国社会事实，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何会陷入更为艰难困境的疑虑与反思在学术界早就酝酿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果真如有学者质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农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利益驱动致使农民间的合作关系必然会迅速减少？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促使农民行为的原子化和农村传统组织的衰落进而造成农民合作变得更为艰难？毫无疑问，对这样的质疑回答“是”或“否”都显得极为草率。因为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特别是对转型期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剖析离不开我国特定的制度运行环境，不仅要重新审视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认真思考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因为经济行动不仅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还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4
回顾世界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合作组织发展的初期，合作组织是作为民间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经济互助自救组织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将“无涉政治性”视为重要的组织原则或组织行为准则。不过，合作组织的最初设想未必就会形成合作组织后来实践的现实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组织发展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强制性色彩极浓的经济运行体制，将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视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组织发展的价值指向及其运作轨迹开始发生偏移，原先作为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开始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牵制，经济合作组织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制度及其运作形式开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组装并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理想路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组织发展的意图就更为明显，即政府欲将合作组织作为推行其特定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开始套上国家行政化运作的外衣，而其发展自然也越来越背离“无涉政治性”原则。国家的行政意图明显左右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若将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其产权模糊，内部交易成本过高，合作组织的技术效率与企业组织相比有明显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组织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总是与国家对它的各种扶持联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国家行政化驱动力压市场化推动而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自然也就难以避免。
毋庸置疑，农民合作组织发育成长的根源基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民合作组织源于市场化，又能推动市场化。毕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换过程中，理性行动者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途径就是放弃原有物品，以获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农民在面对大市场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放弃原有物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动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既非源于市场化，更不能推动市场化，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越来越捆绑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及其意图而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境地。
非常明显，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变”发展与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密切相关。如果说50年代初运动中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还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规定层面的话，那么，随后的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则是国家在自己名义下，构造了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集体组织并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和法律权利，进而实现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主导。7重新审视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1950年代开始合作化之时，我国农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随后长达20余年之久的体制不仅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了质，没有了“合作”的实质内容，而且更使绝大多数农民丧失了对合作组织的兴趣及其参与的主动性，以至于对1980年代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造成无形的伤害。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参与仅仅是“被动式市场化”卷入，国家的行政意图及其指令毫无商量地将农民全部卷入合作化运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国家行政化合作运动注定造成两大后果，一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不再按市场化规则运行（事实上也无法按市场化规则运行），必然陷入实践困境；二是农民参加合作组织也不再是权利型的理性参与，实为农民的无奈选择。双重引擎的严重偏颇失衡必然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
三、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农民合作困境的突破进路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民的合作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动员的性质，特别是在国家主导乡村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凭借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将农民卷入各项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8毫无疑问，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显然扼杀了合作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高度集权的国家行政控制使得农民拥有的公共参与权利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一切权利因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层层控制而根本无法兑现。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参与只是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农民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体现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及其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运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国家行政体系，农民作为“合作主体”参与自上而下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而是迫于国家行政压力的无奈选择。建国后国家行政力量正是通过发动合作化等运动将农民成功卷入其中，这种“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实质上就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选择权利的被动行为，农民必然沦为缺乏自主意识与选择权利的一群“合作化盲从”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民合作行动的单向控制，显然无法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主动性。
毫无疑问，1980年代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的均衡运作初现端倪。乡村改革使农民真正获得了主动性参与的权利资格，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隶属于公社体制的“社员”，拥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确立了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组织必须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才能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农民自愿合作也就会成为农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9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有了特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也改变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性质，即由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卷入”式参与向新时期的“权利合作型”转变，农民合作参与的权利性日益突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均衡运作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性质与方式的转型并不就意味着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农村改革后农民的合作参与成为一种非强制，这就使得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很难避免“多数人参与”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能让我们轻率地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绩效与前景下结论，但至少促使我们思考在市场化主体力量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如何培育和发展的问题。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向“权利型”的转变，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更应有实质性内容的切换，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先决条件。从较大范围来看，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权利型合作中参与主体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合作主体的合作文化主要体现在合作主体在合作问题上对合作过程的行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类型对合作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的价值评价、合作的态度和情感表现、合作的方式选择、合作规则的认同情况、合作的行为向度、合作的效果认识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会潜在地发挥着制约作用。权利型合作不仅要求农民要有较强的权利观念，而且要求农民具备现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健全市场体制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农业市场化的直接体现是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农民才有可能选择合作组织这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既要求政府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求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各种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和农村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从而为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农民合作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关键因素。农民权利型合作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民以合作主体身份对合作事务实施民主管理的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农民作为合作主体不仅要积极参与合作规则的制定，而且更应成为农民合作规则的实践者与创新主体。农民合作规则的内容应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这既包括确立合作主体权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着眼于地方特色的农民合作章程（条例）。虽然两种合作规则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异，但参与制定的主体理应都是农民，农民合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能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真正实现。
其四，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证。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依赖于制度化的组织通道，农民合作参与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乡村改革以来，农民在空间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断，横向联系也相对缺乏，这种低度组织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必然使农民的合作参与因缺乏凝聚载体而出现弥散化和相对弱化，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表达和政策要求难以集中，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求切实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
其五，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农民合作形态的现实状况意味着农民合作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大小，农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农民参与形态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态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单一、空乏的总体性趋势，农民的合作行为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性的被动行为，农民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惯性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权利型合作多元形态的选择。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激发农民合作的主体性则是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1〕〔3〕世界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R〕.年度报告，1991.
〔2〕赵泉民.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J〕.学术研究，2005，（8）.
〔4〕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
〔5〕熊万胜.合作社：制度化进程中的意外后果〔J〕.社会学研究，2009，（5）.
〔6〕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
〔7〕曹海林.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08，（5）.
【关键词】 两型社会 武汉城市圈 旅游业 发展路径
一、武汉城市圈与两型社会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经济总体发展呈现相对滞后的局面，与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中国腹地中心身份不符。为了振兴湖北经济，使湖北率先在中部崛起，并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2003年11月，湖北省政府提出了“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武汉“1+8”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km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以及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周边城市。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资源综合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的申报获批，武汉将被推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最前端，既要有效节约资源、保护好环境，又要做到经济可持续发展。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武汉城市圈“综合改革试验区”，也就是以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为核心要素的改革试验区。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产出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在全国来说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中部的改革试验区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目标，是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考虑。武汉“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获批，将成为“两型社会”的重要示范基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的突破口。
二、“两型社会”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
1、旅游业发展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关系
（1）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有利于形成节约型社会风气。资源的稀缺性，不仅是经济发展长期面对的问题，而且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突破的瓶颈。因而，平衡供求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合理开发，而合理开发不是缩小开发的规模，而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下，对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划，结合特定的生态、地质、技术、文化与经济条件进行合理、有序、适度的开发。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有助于促进市场秩序走向良性运行，对于解决当前武汉城市圈旅游市场混乱局面有较好的治理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形成节约型社会风气。
（2）建立节约型社会有利于促进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旅游资源是在一定自然和文化积累基础上的稀缺资源，只有进行有效利用，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节约型社会恰恰是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它提倡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其核心是节约资源。旅游业发展只有在节约的基础上，才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
2、旅游业发展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系
（1）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成。“两型社会”的建成，将使一个城市变成天堂般的“宜居城市”、“和谐城市”，它将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它时时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尽可能多的欢乐、祥和、幸福。旅游业的发展，依托于良好的旅游资源与怡人、怡景、怡情的旅游环境。旅游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生活环境的过程，体现了人类对美的阐释和对和谐生活的追求。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宜居旅游目的地的建设，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生活环境的结果，旅游业的发展将会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成。
（2）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从人本身出发，不是把人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通过生产和过程达到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协调。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对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上，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就是注重合理开发的一种发展理念，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1、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现状
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市和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土地总面积为5.81万平方公里。武汉城市圈内旅游资源丰富、门类齐全，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资源总量占踞湖北省半壁江山。从自然资源来看，圈内现有3个山地森林生态自然保护区，11个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和3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从人文资源来看，拥有1个世界文化遗产，1个历史文化名城和25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此同时，圈内有3个全国优秀旅游城市，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1个5A级旅游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对武汉城市圈发展一体化旅游市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旅游资源拥有地缘优势和良好的互补性，武汉城市圈在旅游资源整合和区域合作取得了明显进展。2007年城市圈共接待国内旅游者5773万人次，同比增长23%，占湖北省的57%；接待入境旅游者57万人次，同比增长17%，占湖北省的43%，武汉城市圈为全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初，武汉城市圈开始推行旅游对接营销方案，在旅游规划、旅游品牌、旅游开发、旅游促销、旅游线路、旅游市场等方面实现一体化。由湖北省旅游局牵头，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建立了旅游局长联席会议制度，确立了“联手结对、联媒宣传、联合促销、联企开发”的思路，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武汉市发挥龙头作用，先后与孝感、咸宁等地签订了合作协议；城市圈内各城市开展了宣传推介、招商引资和旅游资源调查等活动；一批重大旅游项目正在建设中，成为城市圈的新亮点；以科教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三国文化旅游、温泉度假旅游为特色的城市圈旅游产品体系初步形成。目前，湖北省旅游局已安排专项经费，由武汉市旅游局组织各城市共同编制城市圈旅游实施规划和行动计划，确定建设重点与建设时序。
2、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旅游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如东湖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水中氮、磷、COD、BOD5等含量显著超标。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先进地区相比明显滞后，“食、住、行、游、购、娱”配套不够完善，尤其是城市至旅游景区之间道路等级较低，城市中的旅游设施建设滞后，景区环保设施和标识系统不完善。三是各城市的旅游资源开发总体上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缺乏对城市圈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如缺乏统一规划和统筹，圈内出现了部分低档次、低水平、近距离重复建设和项目同质化的现象。四是各城市对旅游营销没有形成合力和联动机制，因而缺乏整体推进氛围和武汉城市圈整体形象。五是各城市之间的合作机制不健全，区域界限、体制障碍、利益分割等突出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案。六是旅游市场秩序混乱，商业网点建设未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景点建设项目规划混乱，景点重复建设严重，景区内部管理无序，城市圈旅游发展大环境尚未形成。综上所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武汉城市旅游圈的形成与发展，而且使各个城市之间的旅游资源难以整合，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举措，使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得到协调、有序的持续发展。
四、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1、加强政府主导作用，优化旅游资源配置
在“两型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只能通过供求矛盾互动在事后，因此这种调节是以资源浪费为代价的。资源环境问题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要将负外部性的社会成本和正外部性的社会收益内部化，降低污染排放和资源滥用，需要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将旅游开发中的外部性内部化。围绕“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对武汉城市圈旅游资源进行普查和统一规划，确立城市圈旅游总体布局与资源整合方案，确定建设重点与建设时序，并按总体规划计划安排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项目与区域。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加强项目招商与精品旅游景区建设，避免重复建设和不合理开发。
2、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强化旅游环境保护执法力度
在旅游企业经营过程中，应以“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为指导，向游客广泛宣传生态旅游知识，提高保护生态资源的意识，倡导文明、和谐的旅游消费模式。建设“两型社会”，必须强化环境保护执法力度，建立以法律为主导的环境保护体制为。制度是推行资源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保障，资源环境保护错综复杂，单纯依靠政府，难以应付众多分散、流动的管制对象。因此，要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3、扩展与延伸旅游产业链，构建旅游循环经济系统
在旅游业发展中，促进城市圈二元经济结构（从传统生产部门向现代生产部门）的转化，如绿色食品生产和加工；推进产业转型，如观光农场、休闲牧场的出现以及乡村休闲游、工业旅游的开展；在传统第三产业中积极进行经营方式的创新，如产权酒店和分时度假型酒店，对房地产业销售方式的创新，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善原有产业结构状态，促进新的产业生长，如会展业、休闲娱乐业、旅游房产业、旅游餐饮业、旅游住宿业等。推动对武汉城市圈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商贸文化的挖掘，通过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创新，促进第三产业中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不断扩展与延伸产业链条，创新传统生产方式，构建循环旅游经济系统，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形成。
4、完善旅游集散功能，为旅游业良性运行奠定基础
武汉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但武汉市及城市圈中各城市的交通建设仍滞后于旅游业发展。因此，应完善水、陆、空等现代旅游交通体系，开通水上旅游运输专线、增设旅游专列、开展旅游包机业务，实现快捷集散的目标；充分利用城市圈内现有交通设施，完善旅游城市之间以及旅游景区之间的交通路网系统，使游客能方便迅捷到达旅游目的地，提高景区的可进入性，为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五、结论
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建设“两型社会”涉及到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涉及发展战略选择、观念更新、制度变革等因素。它要求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并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引导可持续消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因而，建设“两型社会”，是解决当前武汉城市圈旅游业问题的有效理念，在这一科学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将会带来旅游业发展上的变革，促进武汉城市圈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林鸿、张忠美：经济法视野下“两型社会”与武汉城市圈的构建[J].长江论坛，2008（2）.
[2] 朱俊成：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与战略分析[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4（9）.
[3] 贾晓娟：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两型社会”产业结构调整[J].理论与实践，2008（3）.
[4] 李勤：关于武汉城市圈旅游发展问题的思考[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08（6）.
[5] 徐钰：武汉城市圈领跑湖北旅游[N].中国旅游报，2008-3-21.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模式；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体系；城镇辐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特色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移民；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91.3；F127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1000108
一、引言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由于失衡发展而产生隔离的工业和农业、城镇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逐步进行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十”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并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和现状存在很大差异，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要根据各地区的区域特点、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地选择相应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典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由于工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19世纪末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本实现城市化的国家。英国为了解决因大城市过度膨胀使得城乡发展差距过大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采用“逆城市化”模式大力发展中小城市，通过转移政府部门、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带动各公共事业单位、企业和人口向中小城市迁移，进而缩小城乡差距，加快英国城乡之间融合（张计成，2007）。在英国的带动下，法、德、英、美、日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法国的“分散平衡发展模式”处理了人口、资源集中和分散的关系，克服了工业、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带来的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和城乡及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白永秀 等，2013）3842；德国“小城镇模式”（白永秀 等，2013）4347和美国“郊区模式”（孔祥智，1997）都是在已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上，以大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郊小城镇，使城乡迅速连为一体；同时加强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保体系，建立完整的农业产业链。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采用了“以工带农”的工业反哺农业模式，通过对农业发展实施金融支持，保护和扶持农业发展，组织和引导农户发展，从而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提高其消费水平（于培伟，2007）。
郭俊华，刘奕玮：西部地区省域内城乡一体化多元模式探析
从我国各地区的发展实践来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商品农业，为农村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黄伟雄，2002）；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苏南模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施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措施，进而以小城镇为枢纽带动城市化发展（夏永祥，2011）；上海模式以城市郊区化发展作为起点，逐步缩小工农间、城乡经济间、城乡基础设施间、城乡社会保障间的差距（安中轩，2007）；青岛模式通过把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渗透与融合，发展新型工业并改造农村传统工业，工业支持与农业自身发展互动，大大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孙兆明 等，2012）。以上这些成功经验大都是结合某一地区的地理、历史优势或经济发展特点，通过农业与工业相结合、农村与城市相结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实现以小城镇带动农村、工业带动农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然而，上述研究均是针对东部发达地区的，而在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虽然也有学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如张葆等（2010）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阻碍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障碍，从政策、制度、产业三方面提出了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但也是针对中西部相对发达的地区，缺乏专门针对西部落后地区城乡一体化模式的研究。由于城乡一体化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西部落后地区既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地区已有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予以完全否定。同时，西部各省域内部的地区差异也十分显著，在一个省区内也不可能采取统一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地采取多元城乡一体化模式。因此，本文在吸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对宁夏全区城乡一体化的两种模式展开进一步研究，以丰富和拓展相关研究，并为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宁夏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地表形态复杂多样，气候具有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日照充足等特点。宁夏全区现有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5个地级市，下设15个县、2个县级市、8个市辖区。
1.城乡差距
由于地形和气候的多样性，习惯将宁夏分为三个区域类型：川区（即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包括海原、同心、盐池）和山区（即宁南山区）。三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2010年川区、中部干旱带、山区的人均GDP分别为36 781.12元、8 379.53元、8 187.07元。
目前宁夏的总体经济发展态势较好，有一定的城镇化基础，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和良性互动共同发展。但是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宁夏城镇化发展仍存在不足：城镇拉动能力不足，城镇规模普遍偏小；局限于传统农业和工业发展，产业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城乡经济发展并不十分均衡，存在较大差距。
宁夏全区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人均创造的GDP差距较大，并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见图1）。宁夏全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十分显著，并不断拉大，在20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9.35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8.25倍，到2010年城镇消费水平已是农村消费水平的2.82倍（见图2）。按照恩格尔系数的国际标准，宁夏城镇居民在1995年时就已进入了小康社会，而农村居民在2000年时才勉强进入小康社会（见图3）。
2.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评价
为了对宁夏全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出准确评价，本文将宁夏分为三个区域（川区、中部干旱区和山区），选取相关的评价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测试和评价。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为了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价，选取的指标应包括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结合宁夏的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九项反映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非农业产值比重、非农业就业比重、城镇化率、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城镇与农村恩格尔系数比、农村与城镇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比（选取洗衣机、冰箱、彩电数量之和）、农村与城镇卫生技术员人数比、新农合参合率。以上指标的数值越大说明城乡差距越小，城乡一体化水平越高。根据表1数据，采用SPSS 16.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宁夏川区、中部干旱区、山区三个区域城乡一体发展化水平最终分值分别为3.53、1.36和1.43。
表1 宁夏城乡一体化分区域指标值
三、宁夏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两个模式
为了实现城镇建设与农业、农村协调统一发展，自2001年以来，宁夏先后提出“大银川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沿黄城市带和黄河金岸建设”“宁夏沿黄经济区战略”“宁南区域中心城市及大县城建设战略”以及“把宁夏作为一个大城市规划”等发展思路（杨巧红 等，2012）。但是，宁夏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川区比山区和中部干旱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高出很多。川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且自然环境占优势，城乡一体化水平最高；山区和中部干旱区由于生态环境发展受局限，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特定的区位和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宁夏不可能采取统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应根据不同区域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中部干旱区和山区的气候地理环境相似，社会经济不发达，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北部川区，因此，本文结合已有的成功经验，总结出宁夏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相应的模式。
1.北部川区模式：以城镇体系建设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宁夏北部川区即引黄灌区，是我国古老的四大灌区之一，让宁夏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天下黄河富宁夏”说的正是靠近引黄灌区的川区农业经济发展很好，坚实良好的农业基础同时也为该区城市和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大银川”战略的推行，一方面，以银川为中心利用本区的农业、农村优势，依托大城市发展农产品市场，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农产品销售网络。另一方面，对于城镇建设，银川市提出打造“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旅游观光城市发展目标；同时以以石嘴山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及周边小城镇为点，连点成线，利用“中心城市―小城镇”的辐射作用将城市与乡村紧密连接起来。这种“中心城市―小城镇”带动模式使宁夏川区逐渐形成一批工业拉动型、农产品贸易型和特色旅游带动型城镇，从而有助于城乡间商品、劳动力、信息等资源流动，有效地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也发展了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1）以首府城市为依托，以小城镇为带动，发展城乡经济。银川市地处黄河沿岸，有包兰铁路的便利，既是华北与河西走廊的商贸要道，又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作为引领宁夏经济发展的首府城市，银川是培育和提升全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竞争力的主要载体，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突破口。不但要发挥银川中心城市城区100～300公里内的“内经济圈”以及周边的“外经济圈”的集聚力、辐射力和带动力作用，带动全区社会经济以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繁荣，发挥“大银川”的城市综合优势；还要努力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构建符合宁夏未来经济发展需要的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体系，形成重点产业的合理布局与超前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应以首府城市作为依托调整城市规划，改变城乡分割的局面，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宁夏川区的农村大部分远离大中城市，因此要将传统的城市与农村分割规划管理变为把城市与近郊农村相结合，设立一个城乡并存的区域；对于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则充分发挥农业、工业发展已相对成熟的小城镇的带动作用，重点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建立优势产业体系以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强企业、生产基地和农户的组织协调，使得城镇和农村进行良性互动，金融、科技、信息、劳动力等资源双向交流，带动城乡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2）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特色化。川区是宁夏的绿洲农区，农业优势明显，但是传统的农业结构和耕种方式已经阻碍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宁夏对农业种植结构做出调整，适当压缩传统粮食作物在农业种植中所占的比重，加大经济作物、节水型作物、耐旱抗旱型作物和人工饲料的种植面积；在保证粮食作物充足的前提下延长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畜牧业，以农促牧、以牧养农，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产量，缓解了粮食与饲料间的矛盾，从而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由于川区的地理和经济优势，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干旱区和宁南山区，广建农业科技园区，集中现代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节水农业，农田普及滴灌器械。宁夏川区依托独特的地域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已涌现出一系列的精品农业品牌，如枸杞、葡萄、西瓜、红枣、清真牛羊肉羊绒制品、乳制品、中药材等特色产品，同时也培育出一批技术装备先进、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形成12个具有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的产业集群，成为带动宁夏农业经济发展并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支柱产业。特色农业占宁夏农业总产值的80%，农业家庭经济收入有一半来自特色农业。在发展农业本身的同时，加快建立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王瑜，2005），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振兴”工程，按照“小农户、大基地”“小规模、大产业”的模式，依靠龙头企业发展优势农产品、优势产区，延长农业产业链，打造品牌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3）积极发展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能源、煤炭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形成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宁夏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实施“工业强区”战略，迅速形成了以煤炭、电力为基础，石化、机械、冶金、轻纺、医药为支柱的工业体系。本着“重点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根据地区资源和环境条件确立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其中以银川市、石嘴山市为中心的工业园区所占比重较高。宁夏共有21工业园区，其中国务院批准的1个，自治区政府批准的9个，各市县区政府批准的11个。2012年工业园入园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了30%以上的增长，工业总产值和工业销售产值分别比5年前的2007年增长3.2倍和4.1倍。宁夏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优势独特，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据2012年数据显示，宁夏接待国内外游客达1 34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旅游总收入103.4亿元，比上年增长22.8%。近年来，宁夏立足当地实情，不断挖掘黄河文化、回乡文化、西夏文化等历史底蕴，加快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开展有宁夏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如阳光沙辽、葡萄酒庄体验、穆斯林社区参观体验等，让西北广袤土地的辽阔、壮美、深邃与厚重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2.宁南山区模式：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前提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从广义上看，宁夏中部干旱区和山区都属于南部山区，与北部川区相对应。该地区包括原州区、隆德县、泾源县、西吉县、彭阳县，吴忠市的盐池县、同心县和中卫市的海原县7县1区，自然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经济发展滞后，科技文化落后，人们生活贫困，均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对于该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应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结合退耕还林还草推动扶贫开发，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从而推进市场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进程。
对于宁夏中南部远离中心城市、地理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自治区政府实施了“扬黄灌溉”扶贫工程，使昔日贫瘠干旱、人烟稀少的中南部地区逐渐出现绿洲和一座座小城镇。以红寺堡发展为例，1998年扬黄灌溉工程按照“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脱贫、五年致富”的目标在红寺堡开始试点工作，通过水利、供电、通信、农田开放和生态移民，建成两镇两乡42个行政村，形成了2.4万平方公里的城市规模（强毅，2008）。“红寺堡”模式是传统移民模式与城市建设新机制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恶劣的人类生存条件，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逐年提高，促进了贫困地区城镇化发展。
（1）因地制宜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宁南山区地形复杂，土壤贫瘠、保水能力差，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民生活困难，大量开垦荒地。由于长期无节制、大规模、掠夺性的开发利用，使其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土壤侵蚀面积达29 575 km2，年均土壤侵蚀模数1 000～10 000 T/km2。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土壤贫瘠，土地荒漠化，农业生产率低，农民生活贫困。1999年宁夏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工程，逐渐抑制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以最终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实施生态移民，转移出大量的宁南山区剩余劳动力（王婷，2007）；同时，调整农业结构，重点发展马铃薯产业、草畜产业、劳务产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做好劳务输转，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过分依赖耕地的局面，从根本上解决“退耕又复耕”的恶性循环。
（2）大力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宁夏三面毗邻沙漠，是我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需要实施“封山禁牧”“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宁南山区荒漠化严重，于是将“治沙”做成特色产业，实现“人进沙退”。宁南山区气候干旱、土壤贫瘠，为了发挥资源优势、提高附加值，必须发展适应当地特点的特色农业。宁南山区属于黄土高原春作小杂粮区，小杂粮具有抗旱、耐贫瘠、稳产特点，发展优质小杂粮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从气候条件看，则适宜种植亚麻，当地农民采取广种薄收、不施化肥的纯绿色种植方式，对亚麻油的压榨提纯也确保营养物质不流失，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保障了产品的原生态价值。亚麻的种植和开发充分体现了宁南山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发展原则。宁南山区还建立了“盐池―同心―灵武”等代表宁夏清真品牌的牛羊肉产业带，以西吉为核心的400万亩马铃薯产业带，“同心―灵武”绒毛产业带，“灵武―同心―中宁―海原”45万亩红枣产业带，以及利用天然优势在南部山区、中部干旱带、北部部分地区形成的35万亩农作物制种、600万亩优质牧草产业带等。总之，“沙区产业”促进了宁南山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其生态效益也明显改善了生产条件和人居环境。
四、对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启示
宁夏川区和山区两个区域的差异明显：川区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农业机械化程度高，是宁夏农业的精华地段；而山区地处干旱地带，土地贫瘠，连年干旱，生态环境恶劣，农民收入低。川区依托首府银川、石嘴山等发达工业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同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交通便利，科技信息较为发达；而山区远离川区工业区，工业发展薄弱，交通条件差、信息相对闭塞（马步虎，2011）。因此，北部川区模式利用了该区的政治、农业、工业、生态环境优势，以合理的大、中、小城镇体系建设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并进一步开发其内在潜力促进城乡发展融合；南部山区模式则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在退耕还林还草、治沙的同时，推行生态移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牧业，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的贫困局面。
目前，宁夏城乡一体化水平仍然较低，处于城乡统筹的初级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宁夏的“北部川区模式”和“南部山区模式”坚持因地制宜地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以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为目的。按照以上经验，对于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启示：
1.充分发挥大城市在城乡一体化中的先锋作用
一线城市作为发展的龙头，生产基础条件较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达，应利用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城市经济、科技要素带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充分发挥大城市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宁夏正是通过首府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吴忠市等次级城市的拉动作用，实施产业集群战略，优先在城市聚集资源，推动核心城市的经济迅速发展，形成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导产业和大企业，形成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中心城市因而成为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当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到达一定的程度以后，由于环境和成本等问题加剧，经济增长的外部负效应开始显现，这时候就可以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资金、劳动力等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各种要素向周边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反向转移，促进农村和小城镇的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水平随之提高。
2.加快小城镇建设以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小城镇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重要纽带，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是农村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等二、三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理想场所。从传统农村向现代化城镇过渡的过程中小城镇应运而生，并且呈现出发展迅速的态势，对促进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在小城镇带动下，宁夏的城镇总体规模逐步扩大，城镇人口增多，加快了周边农村居民城镇化的速度。截至2011年底，宁夏全区共有建制镇101个，占乡镇总数的52.3%，同时小城镇作为城乡经济的结合点和新的增长点，为城乡经济更顺畅地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力地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3.城镇体系建设必须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建设合理的大、中、小城镇体系，并不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而应着眼于产业结构升级。如果不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如果不进行工业和服务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就得不到有效解决，农民居住环境就得不到改善，城市建设得再好，也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只有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为纽带，城镇体系建设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农民市民化，才能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宁夏北部川区在以首府城市为依托，以小城镇为带动，发展城乡经济中，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特色化，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4.在生态脆弱地区，城乡一体化应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前提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普遍存在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等严重问题，并且自我调节恢复能力弱，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其发展的关键和切入点，使得经济、生态、社会效益都得以实现才能达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地区，要防止以工业发展为主的城市建设再次造成的生态破坏或生态灾害。对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化、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应鼓励生态移民，以降低生态环境的人口压力，减缓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使原本脆弱并已失衡的生态系统逐步得以恢复与重建。宁夏政府通过扬黄灌溉工程、生态移民、绿化治沙对山区地区进行治理，许多小城镇在昔日的荒漠拔地而起。2011年，宁夏实施中南部生态移民，投资26.7亿多元，3万多移民入住新家，调整开发土地8.9万亩，实现移民劳务就业6 500人。使贫困农民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迁往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从农牧业转向加工、销售等二、三产业，从而促进小城镇的发展，这是生态脆弱地区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道路。当然，这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合作，通过农牧民自发移民、企业参与移民、政府资助移民等多种模式和途径，并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人口向城镇的有序流动与合理布局。
参考文献：
安中轩.2007.城乡一体化典型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12）：8285.
白永秀，王颂吉，鲁能.2013.国际视野下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黄伟雄.2002.珠江三角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与格局的探讨[J].经济地理（3）：335338.
孔祥智.1999.美国农村小城镇的发展[J].中国改革（7）：6263.
马步虎.2011.宁夏川区、山区农民收入差异分析[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1011.
强毅.2008.西部贫困地区小城镇发展模式探析――以宁夏红寺堡扶贫扬黄生态移民开发为例[J].前沿（1）：6267.
孙兆明，王宝海.2012.青岛市小城镇建设与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策略研究[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4（1）：3135.
王瑜.2005.宁夏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D].西宁：宁夏大学：1825.
王婷.2007.贫困山区劳务经济发展模式探索――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S1）：170175.
夏永祥.2011.“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与城乡关系转型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4）：169172.
杨巧红，王林伶.2012.城乡统筹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以宁夏为例[J].开发研究（4）：1922.
于培伟.2007.日本的城乡统筹共同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9）：7274.
[关键词]市场细分；冒险倾向；活动参与；近冒险者；多阶段细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22-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08
引言
随着游客消费心理的日趋复杂和分化，目的地营销工作对市场细分“精准性”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市场细分”即根据游客的特征将整体市场划分为若干个内部同质、外部异质的细分市场的过程[1]。这意味着需运用创意性的细分基础和方法为目的地寻找到运营上最具“成本-效益”的吸引对象。
当前我国入境旅游就亟待精准化市场细分的指导。近年来，在出境旅游持续升温的映衬下，我国入境旅游则表现平平。2010―2015年的年均入境游客增长率仅为0.8%，且有3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造成巨额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2014年已超过1000亿美元）[2]。入境旅游是我国旅游业融入国家战略的基石和缔造旅游强国的基础性指标。尽管再现游客年均增长率近20%的往昔辉煌不太现实，但旨在超越全球国际旅游的平均增长水平（目前为4%）应是我们必要的奋斗目标。“十二五”期间游客量的反复“下降”或“停滞”透露出衰退走向，入境旅游的振兴势在必行。鉴于当前我国对国内旅游的“井喷式”增长已然应接不暇，集中有限资源瞄准一个小的市场切入点应是最佳振兴途径。本文即以美国消遣游客市场为例，探寻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振兴上的精准目标市场识别问题。
美国游客被选作案例人群，原因如下：首先，作为经济最发达和出境游历史悠久的国度，美国公民的价值取向和需求态势对我国主要客源国（如韩国、日本）具有显著示范效应，可充当我国整体入境旅游发展的预测符。事实上，近10年来美国游客的访华状况与我国亚洲客源在变化趋势上非常接近（如图1所示，亚洲市场因为规模更大，反应更显灵敏一些）。其次，美国本身也是我国的第3大客源国和远程旅游市场开拓的重心，其当前访华市场遭遇的发展瓶颈恰似我国整体入境市场的一个微缩写照：如年均访华美国游客增长率同样从早先的10%以上下降到0.8%（2011―2015年）[3]。因此，针对美国游客所思考和开发的营销举措预期将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
1 相关文献综述
1.1 促成最大化访问增长的Plog心理类型理论
心理类型不同的游客对目的地代表具有不同含金量的市场，这一共识反映在国内外诸多关注游客心理特征的研究中[4-7]，但唯有Plog心理类型理论最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游客心理特征?目的地兴衰变迁”的内在联动机制。该理论的提出源于1967年Plog市场调查公司对美国航空业开展的国家范围样本调查，发现了决定顾客行为差异的“冒险倾向（venturesomeness）”概念。应用此概念，Plog将每个美国顾客划入反应不同冒险倾向程度连续链的一个特定位置，形成了冒险型（venturer）、近冒险型（near venturer）、中间型（mid-centric）、近依赖型（near dependable）和依赖型（dependable）5个心理细分市场，以中间型的规模最大（近60%）。其中，冒险者（4%）综合展现出所有积极方面的心理特质，依赖者（2.5%）则与消极特质紧密相联[8]，其他细分市场的心理特性由其命名与这两个极端人群的关联度所鲜明诠释。
Plog认为，目的地兴衰变迁的奥妙就在于伴随旅游设施开发不断升级，其产品的独特性和冒险价值发生了转变，进而使吸引人群从冒险型悄然转变为近冒险型、中间型……直至最终转变为依赖型。当越过心理曲线中点，目的地的客源基础彻底转变成依赖型一方时，衰退便出现了[8]。这是由各心理细分市场的规模大小和心理曲线的影响方向无从更改所致。
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其强调基于选择性吸引的系统规划是决定目的地走向衰败/多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Plog公司的大量调查显示，与其他人群相比，冒险类游客具有一些特别积极的消费特征，如出游频率高、参加活动多、人均花费多[8]。近年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冒险者在一系列忠诚维度上的得分不低于（甚至超过）依赖者[9]，打破了认为其缺乏忠诚的传统假设。鉴于客源基础变化是目的地兴衰的根本原因，Plog明确指出，对于游客来源转向依赖型一方的目的地，若要延缓其日益衰退的发展趋势，就应瞄准吸引近冒险型游客中的某一核心人群。因为这种定位具有最广阔的吸引面，能扩及影响曲线中规模最大的一批人群（近40%，即近冒险型?中间冒险型）[10]，实现游客来访量的逆转性增长，即“最大化访问增长”。借鉴该理论，通过识别、接触和说服这一核心人群产生访问行为，目的地便能借助一个小的支点撬动规模庞大的大众市场跟随来访，即在拓展游客规模上实现事半功倍的“杠杆效应”。
1.2 目的地市场细分
当前对目的地市场细分方法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细分结果的来源分为前验法（priori approach）和后验法（posterior approach）[11]。前者根据研究者的常识性推断主观地分割市场，而后者的细分结果源于数理统计分析。二者亦可联合使用，以前验法作为更深入的后验法的应用基础。另一种是按使用细分变量的数目及涉及阶段划分为“单阶段”、“二阶段”和“多阶段”方法，分别对应使用1个、2个和3个以上的细分变量[1]。为获得更精准的细分效果，本文的细分设计综合包含了这两种分类方法的元素，即在整体的多阶段细分框架下涵盖对“前验法”和“后验法”的次序性运用（图2）。
在细分变量的选择上，旅游学者经历了从早期集中使用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到转而强调心理特征（psychographics），再到现今注重联合使用多细分变量来实现多重目标[12]。新的细分趋势是先以某“高预测力”变量为核心细分基础，再对其细分结果应用若干次级重要的变量辅助勾勒群体特征。本文也遵循这种前沿的综合性理念，且在细分市场生成上应用“双核心变量”做了更精细的二次细分。首先，Plog的“冒险倾向”概念被选作第1个核心细分变量。尽管“动机”（或称“寻求利益”）是被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心里细分变量[13]，但它对特定人群的划分结果易随目的地、决策情境和时尚潮流等因素的改变而改变，缺乏稳定性。相反，“冒险倾向”的分类结果则有跨地域、跨文化和跨情境的稳定性，因为人的个性极少或仅微妙地发生变化[14]。此外，该变量还有一个独特功效。因各利益相关者对吸引游客的主张不同，目的地官方在组织联合营销时始终面临目标市场应如何取舍的难题[15]。绕开这一固有争议，Plog强调吸引有最大化访问增长潜力的冒险类人群，则便于以“把整体蛋糕做大”的思维惠及所有利益实体。
然而仅依据Plog理论作细分也存在不足。如有学者指出，这种传统的理论推断分类法并非真正调研意义上的市场细分，因为其结果不是数据驱动的[16]。尽管本文采取基于数据的“前验分类”[17]来尽量弥补此缺陷，但仅根据整体心理特质的市场细分无法启发精细化营销和管理工作的开展。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色就是要以更流动和分化的视野厘清特定心理细分市场（即近冒险型群体）内部的深层需求差异，基于细微但有显著营销价值的差异点精准识别目标吸引对象。目标市场挖掘得越深入，越利于目的地全面发挥自身的资源和管理优势、提高营销预算利用效率、与竞争者形成深度区分。这就需要应用更具体的需求特点做二次细分。如果此细分变量恰恰是“现实行为”本身，则不仅有利于提高研究效度，更能为目的地产品开发和服务传递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基于这种考虑，“活动参与（activity participation）”被选作本研究的第2个核心细分变量。作为一个行为导向的细分基础，它已在大量情境下被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8]。应用该变量产生的细分结果可揭示抽象动机下的现实行为组合模式，为模糊心理倾向的有形化分解提供了指向。此外，由于该变量是个体利益相关者偏爱的细分基础[12]，将其纳入还有利于使目的地官方的宏观策略制定最大限度地与利益相关者观点相契合，打造精诚团结的联合营销。最后，为促成有效营销接触，按照旅游市场细分研究的惯常做法，在第3个细分阶段更多变量被用来辅助勾勒群体特征。
2 研究方法
2.1 抽样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是关于中国国际旅游定位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其具体目标为通过多阶段细分识别对未来瞄准美国近冒险型消遣游客市场最有价值的人群。这里的“消遣游客”是对国际旅游研究专业术语“leisure traveler”的中文翻译。国际研究中对“消遣游客”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将旅游者分为3类：消遣游客、商务游客和探亲访友游客；广义上，则将旅游者总体上分为两大类：消遣游客和商务游客，其中，消遣游客已包含了以探亲访友为目的的群体。这两种分类法在大多数英语国家（如美国）的旅游官方统计报告中清晰可见。本文采取广义的理解法，将 “消遣游客”操作化为：除了因公出差的商务目的外，基于任何旅游动机在我国大陆目的地停留2日以上（含2日）、年龄超过18周岁的美国公民。
调研于2015年3月至4月在中国内陆7个海外游客吞吐量最大的国际机场开展。样本规模由“置信区间法（confidence interval approach）”确定[19]，即总体变异率设为50%，在95%的置信区间和1.96的标准误下所需样本规模为385人。假设问卷反馈率为75%，不可用率为10%，共需招募593名（385/0.65）游客。因本文涉及对近冒险型游客再做第2次细分，为保障所得细分市场的规模，实际共发放问卷2400份（≈593/0.4，保守估计1/4的样本为近冒险者）。
抽样过程分为两阶段。首先，为消除游客及资源类别的地域偏差，开展涵盖中国内陆国土7大区域（即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全范围比例分层抽样（proportionate stratified sampling）。各区域内最重要的一个国际机场被继而选作具体抽样点。“层次子样本规模”由各区域的美国游客接待量占全国总量比例来确定。接下来是通过系统性随机抽样（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来选择个体样本，采样间隔由飞往美国航班的平均容客量和登机率计算得出。由受雇大学生在候机室对接触到的每个第5名待返回本土的美国游客进行招募，向其陈述调研目的、方式等信息，发放自填式问卷。首先考查年龄、访华目的和停留时间3个筛选性问题，遇到不符合条件者跳过，从下一名合适游客起继续实施5间隔的随机抽样。一套中国的风景明信片被赠送来激励游客参与。
2.2 问卷
整体问卷包含涉及目的地竞争性定位的诸多问题，其中3部分与本研究具体相关。（1）“冒险倾向”测量。本文采用直接描述旅游情境下具体冒险行为的此类量表，融合了Weaver开发的10题项[9]和笔者补充的2个描述纪念品偏好和支出心态的题项，共12个题项。被访者需在5点李克特量表上圈出他们对各题项陈述的同意程度，其中1=强烈不同意，5=强烈同意。（2）“活动参与”测量。探寻被访者在此次访华期间是否参加过以下28种消遣活动中的每一种。活动列表来源于对先前活动细分文献的回顾和对主营入境游业务旅行社员工的深入访谈。（3）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特征测量。其中的“访问动机”量表包含提炼的7个最适合当前情境的推力因素。为更清晰地展示动机的不同重要性，要求被访者只从中选出他们最关键的3个访华原因。美国游客在华的总体支出费用和停留天数分别由开放式问题来请求游客填写。为确保获得真实和足够多的反馈，培训调查员在介绍研究时要特别强调其保密性和仅用于学术目的，并坦言这两个问题对研究的重要性。预测试于2015年2月对180名到访上海的美国消遣游客开展。问卷初稿据此作了微小的措辞和发放程序修改，并证实了各量表均具有良好信度（Cronbach’s alpha值均超过0.70）[20]。主要变量的具体问卷题目见表1所示。
2.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包括4个步骤。第一，计算被访者对12个冒险倾向题目的评分总数，以人为设定数值距离将全部样本划分为Plog描述的5种心理类型。第二，聚类分析，根据游客参与活动的相似和差异性将近冒险型群体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子细分市场。采用经典的二阶段聚类法，即：首先通过将个体两两合并成单一集群的层次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识别恰当的细分市场数目，再以指定的聚类数实施快速聚类法（K-means cluster analysis）重新调整个体归属。第三，应用一系列χ2检验对各子细分市场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特征进行描绘并比较。第四，对识别出的每个子细分市场应用经济价值组合矩阵（economic value portfolio matrix）[21]分析其可盈利性，指导目标市场的选择。
3 研究发现
3.1 基于数据的前验细分结果
因样本中冒险倾向量表的实际取值范围为14～58点，设组间距为8，则可分别用14～22点（依赖型）、23～31点（近依赖型）、32～40点（中间型）、41～49点（近冒险型）和50～58点（近冒险型）的得分者来分别表征Plog的5种心里类型群体。实际回收可用问卷1680份，其中，近冒险者为507人，占30.2%。样本呈现出中间型游客数目占比最大（34.5%）的偏态分布模式，说明中国作为一个目的地当前最主要是被中等冒险程度的美国游客所青睐，已成为成熟的旅游热点地域。尽管具体数据无从比对，但可以确定这与Plog早年对中国作目的地心理类型定位的结果[8， 22]已发生根本改变。因为前两次研究都是鲜明地将中国界定为美国近冒险型游客的天堂。不过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并非转变迅速的国度，因为非洲和一些南太平洋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在2001年研究时就已从1974年的冒险型目的地变成了近冒险型（中国在两种心理类型间的转变则经历了约40年）[22]。需指明的一点是：目的地的心理类型定位是因客源市场而定的，即当前研究对中国成为中间型目的地的判定是特指美国市场的情况。事实上，如果参照对象变成了亚洲近程市场，中国可能已进入近依赖型、甚至依赖型阶段，而对于南美洲国家则可能尚处冒险型。
整体上看，本文关注的近冒险型游客表现出此类人群的典型特征，即：女性略多（56.8%），多为年龄、学历和收入均偏高的人士（45岁以上者占54%，本科以上学历者占71.2%，60.2%的人年收入超过6万美元），旅行经验丰富（44.4%的人在过去2年内旅行5次以上），更偏好以散客方式自由出行（66.5%），在目的地停留时间较长（平均13.8天）。
3.2 基于活动参与的子细分市场识别
对近冒险型游客的聚类分析识别出4个基于活动参与的子细分市场。刺激性户外活动最适合用来界定“聚类（cluster）1”（63人，12.4%）的活动域，因为其在该市场中的平均参与率显著较高，如水肺潜水、皮艇等水上冒险活动（73%）、攀岩（57.1%）、蹦极（52.4%）、滑雪（42.9%）、溪流下降（39.7%）等。该市场同样对骑马、骑自行车/远足、打高尔夫/网球等普通康体活动有较高参与热情，最排斥文化类活动，故被命名为“户外刺激体验者”。 “聚类2”（205人，40.5%）是规模最大的市场，他们主要对大众休闲娱乐活动感兴趣，如访问风景地标（100.0%）、观光（93.2%）、购物（91.2%）、访问游乐场/主题公园（89.8%）、乡村度假（85.4%）等。对文化类活动也有一定参与率，但刺激性户外活动则明显与其悠闲轻松的心理诉求不相符，故“休闲娱乐追求者”是对他们的贴切诠释。“聚类3”（143人，28.2%）是显然的“文化探求者”，因为他们对典型文化活动有极高参与率，如民俗表演（100%）、访问博物馆/画廊（100%）、参加节事活动（98.6%）、游览名胜古迹（97.9%）、古镇/古村落旅游（96.5%）等。其他参与率高的活动也都具有文化反映性，如品尝当地美食。“聚类4”（96人，18.9%）除了在访问风景地标上的参与率达到了100%外，其他活动基本上都是中等程度的参与率。他们的平均活动参与数目最多，不特别热衷、也不特别抵触哪类活动，故“兴趣广泛者”应是对他们的一个适当界定。
3.3 基于多变量的子细分市场特征描绘
χ2检验发现了聚类成员在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特征变量上的一系列显著差异。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中，年龄、雇佣程度和年收入充当了显著的差异符。旅游特征上，聚类成员在除“出游模式”外的所有变量上都表现出显著差异。此外，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在访问动机方面，“文化探寻者”对“文化学习/开阔视野”题项并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其他市场的绝对性重视，而且，就该游客群体汇报的访问动机而言，消遣和康体才是他们的核心述求。表2对各子细分市场的综合特征进行了汇总。
3.4 目标市场识别
本文基于最大化游客访问增长的目的进行细分方法和吸引方案的选择。在确定目标市场上，因近冒险者杠杆效应的发挥需经历一段时间，保障目的地在这个过渡时期的盈利性至关重要。因此，通盘考虑目的地的发展局势，“经济吸引力”在此应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基础。这里采用Lee等的“经济价值组合矩阵”[21]。其优势在于通过整合“经济产出（economic yield）”和“获利效率（the efficiency of generating profit）”两个维度从利润结构的角度揭示各细分市场的真实经济潜力。“经济产出”即一个市场所能为目的地带来的经济收入总和；“获利效率”则是在参照了一个市场在目的地停留时间因素后衡量其相对获利能力，即停留时间越短、经济产出越高的市场获利效率就越高。
本文根据全部美国游客“每人每天平均支出”和“平均停留天数”数据的交叉点构建包含4个象限的经济价值矩阵，将每位游客归置在1个特定象限之内，为其分配1个“SSI指数（stay-spend index）”。SSI-1代表“首选市场（priority market）”：即总体经济产出最大，获利效率也相对较高。因冒险类别游客具有较强的资源保护与管理合作意识[9]，延长其停留时间预期将为目的地带来更大的综合效益，故笔者认为具有如上属性的市场在本情境下应属“首选市场”。SSI-2代表“有利市场（favorable market）”，即总体经济产出较大，同时获利效率最高，表现为在短期内集中消费目的地资源。SSI-3代表“低价值市场（low value market）”，因为尽管其获利效益较好，但总体经济产出量最低。SSI-4代表“后备市场（back-ups）”，其获利效益虽然偏低，但因为停留时间较长，总体经济产出还是可观的。
各子细分市场的经济潜力由其SSI指数构成和整体市场规模所决定（表3）：兴趣广泛者的SSI组合尤其引人注目，来自首选市场和有利市场的游客分别占52.1%和29.2%。但该群组的规模较小（18.9%），预期整体经济价值并不显著。休闲娱乐追求者规模最大，但该群组中有数目较多的游客被归入低价值市场（24.4%），且其所占首选市场者的比例是最小的（仅为18%）。户外刺激体验者在各SSI指数分配上没有显著差别（都在20%左右），且规模最小（12.4%），亦不具有可塑性。作为目标市场的机遇落在了规模第二大的文化探求者身上，它同样拥有较良好的盈利组合，因为属于首选市场和有利市场的游客合计占到84.7%。尽管其后备市场的比例最小，但以上特点足以支撑它作为瞄准对象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所能带来的庞大价值回报。
4 探讨
4.1 管理启示
本文基于Plog的心理类型理论，为识别美国近冒险型消遣游客市场上对访问增长具有杠杆功效的核心人群提供分析指导。文化探求者这一子细分市场被发现最具未来精准性营销潜力。需注意，该市场是本研究中唯一一个在参与活动与实际动机上发生错位的，其要求更加独特和定制化的吸引方案。典型文化游客的动机被认为是丰富知识，或基于遗产个人关联性和思乡情结的情感介入[23-24]。但在本研究中这只是被排位第3的动机，逊于放松/舒适和身体康健，同时自尊/社会地位提升也发挥较大作用。这是否意味着近冒险型文化游客属于一些学者所界定的“非驱动型（unmotivated）”文化旅游参与者[24]？当前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游客最关注的并非文化活动的质量和深度，而是与此相伴的轻松欢愉和体力锻炼。对他们而言文化或许是一种“软冒险”，是其探索多样化世界和异域差异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能因为他们年事已高，又具有鲜明的社会动机，才选择了这种内涵较强的替代性冒险活动。就吸引这类人群而言，首先要维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因为这就意味着神秘和陌生感，也是促发他们以此作为冒险元素的根由。其次，文化景点的常规项目设计必须通过“活动编排（programming）”注入一些新亮点[1]，提供其所需要的趣味性、参与性、能动性和挑战性。另因该市场并非坚定的文化热衷者，嫁接一定知识/社会地位符号的大众休闲康体活动亦可能对其产生吸引力。
4.2 理论启示
本文对当前目的地市场细分文献有如下两个方面理论启示。第一，文章证实了“冒险倾向”和“活动参与”是两个可被次序使用的有效细分变量组合。长久以来在目的地细分变量的选择上，Kotler提倡的“综合法”[25]，即以多个补充变量验证基于1个核心变量的细分结果被广泛采用。Morrison的“阶段法”[1]却极少被实际应用，尽管普遍的研究逻辑暗示着多核心变量的细分效度会优于前者。在当前研究设计下，两个核心变量的各自优势都得以发挥。仅着眼微观举措的市场细分无法回答“目的地最可能和最应该吸引何种类型的游客”这一根本问题，故“冒险倾向”被运用来通过“游客选择”操控目的地生命周期演变。“活动参与”是对心智模式的外在反映，可帮助厘清深层需求差异驱动下各子细分市场的产品消费取向。它最利于识别当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需求匹配度、竞争性定位、谱系完善性及未来开发着眼点。对两个变量的整合实质上是需求方消费者内心世界和供给方产品特点的有机链接，为“需求-产品”对应关系提供了更细致、清晰的解读。
第二，通过多阶段细分，本文揭示了对近冒险型游客市场进行深入探究的必要性。以往学界仅关注纯粹意义上的冒险类游客，即那些热衷于高体能消耗的身体冒险性户外活动、排斥常规旅游项目的游客群体。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需求层面。规模更大、更具吸引价值、与大众市场关系更紧密的近冒险型群体被普遍忽视。与习惯性认识不同（即认为近冒险者会表现出与冒险者相似的行为特点），本研究发现参加“硬冒险活动”的个体在近冒险者中的实际占比非常小（12.4%）。绝大多数近冒险者都是在类似大众旅游取向的休闲、游览活动中调节身心、与亲友欢度时光。这支持了Weber对冒险旅游与特定情境和风险维度相关性的剔除，即需要更加综合和多维的冒险旅游概念界定[26]。
近冒险型游客在很多消遣活动的选择上已近似大众市场，但在实质动机、所需的活动组合与提供方式上又有其特性，且其内部又可分化出具体需求指向和活动程度各异的若干子细分市场。这支撑了它作为一个要求独特关注、研究的新需求层面。而且，鉴于近冒险者的较强环境意识及对大众市场访问的杠杆作用，深化对其的研究有可能成为目的地有效链接冒险市场与大众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业务量增加共生、并存的突破口。
4.3 局限和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的第一个局限是在“冒险倾向”测量上主要采用了Weaver量表，因为这是当前可接触到的、最全面的非抽象量表。然而，该量表的“心理质量（psychometrical quality）”很大程度上未被检测。故未来学者应致力于开发更加有效、可信和具有可推广意义的冒险倾向量表。第二，本文使用的是将个体分配到固定组群的传统细分方法。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掩盖了多重动机和活动偏好的真实消费环境，细分市场间可能并无互斥性[27-28]。因此，未来研究可将“重合性细分（overlapped segmentation）”方法和本文的细分变量组合设计相融合，更贴切地描述游客消费图景。第三，本文的活动细分基于的是当前我国所实际提供的各种活动。但事实上，若通过先期定性研究增添一些游客感兴趣、但尚未开发的新活动项目，将更利于发掘未来市场开拓或竞争致胜的立足点。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Morrison A M. Hospitality and Travel Marketing （the 4th Edition） [M]. Albany， NY： Delmar Publishers Inc， 1996： 207； 392； 396.
[2] 2010-2015 inbound tourism statistics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China’s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EB/OL]. http：///zwgk/lysj， 2016-03-28. [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2010年―2015年入境旅游统计信息[EB/OL]. http：///zwgk/lysj， 2016-03-28.]
[3] 2010-2015 inbound US tourists statistics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China’s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EB/OL]. http：///zwgk/lysj， 2016-03-28. [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2010年―2015年美国入境游客统计信息[EB/OL]. http：///zwgk/lysj， 2016-03-28.]
[4] Jamal S A， Othman N A， Muhammad N M N.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Psychographics in homestay tourism in Malaysia [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1， 28（1）： 48-61.
[5] Veisten K， ViderHaukeland J， Baardsen S， et al. Tourist segments for new facilities in National Park areas： Profiling tourists in Norway based on psychographics and demographics [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5， 24（5）： 486-510.
[6] Yu Yong. Probe into the features of the tourists’ consumption psychology to forest park under the age of the experiential economy [J]. Journal of Shaanxi Administration School， 2008， 22（1）： 68-70. [余勇. 体验经济时代森林公园游客消费心理特征探讨 [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8， 22（1）： 68-70. ]
[7] Liang Zengxian， Dong Guanzhi. A study on tourism psychological capacity of theme park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 Human Geography， 2011， （2）： 139-143. [梁增贤，董观志. 主题公园游客心理容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1， （2）： 139-143.]
[8] Plog S C. Why destination areas rise and fall in popularity： An update of a Cornell Quarterly classic [J].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1， 42（3）： 13-24.
[9] Weaver D B. Psychographic insights from a South Carolina protected are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2）： 371-379.
[10] Plog S C. Leisure Travel： A Marketing Handbook[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Hall， 2004： 87.
[11] Dolnicar S. Beyond “commonsense segmentation”： A systematics of segmentation approaches in tourism[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4， 42（3）： 244-250.
[12] Tkaczynski A， Rundle-Thiele S R， Beaumont M. Segmentation： A tourism stakeholder view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2）： 169-175.
[13] Frochot I， Morrison A M. Benefit segmentation： A review of its applications to 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00， 9（4）： 21-45.
[14] Griffith D A， Albanese P J. An examination of Plog’s psychographic travel model within a student population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6， 34（4）： 47-51.
[15] Pike S. Tourism destination branding complexity [J].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 2005， 14（4）： 258-259.
[16] Johns M， Gyimóthy 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prediction of tourist behavior： The case of Bornholm， Denmark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2， 40（3）： 316-327.
[17] Dolnicar S. Insights into sustainable tourists in Austria： A data based a priori segmentat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4， 12（3）： 209-218.
[18] Mumuni A G， Mansour M. Activity-based segmentation of the outbound leisure tourism market of Saudi Arabia [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2014， 20（3）： 239-252.
[19] Burns A C， Bush R F. Marketing Research [M]. Englewood Cliff， NJ： Prentice Hall， 1995： 68.
[20] Hair J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with Readings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1998： 202.
[21] Lee G， Morrison A M， O’Leary J T. The economic value portfolio matrix： A target market selection tool for destination marketing organization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4）： 576-588.
[22] Plog S C. Why destination areas rise and fall in popularity [J]. Cornell Hotel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74， 14（4）： 55-58.
[23] Poria Y， Butler R， Airey D. Clarifying heritage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4）： 1047-1049.
[24] Yan G， So S-I， Morrison A M， et al. Activity seg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ritage tourism market to Taiwan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12（4）： 333-347.
[25] Kotler P， Bowen J， Makens J. Marketing 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he 2nd Edition） [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8： 332.
[26] Weber W. Outdoor adventure tourism： A review of research approach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2）： 360-377.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