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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逻辑程序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8-0029-03
政策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研究政策方案的可行性问题。政策分析专家戴维・韦默和艾丹・维宁认为，政策分析的主要目标是“对有利于公务员解决社会问题的备选方案进行系统比较和评价”。“；卡尔・帕顿和大卫・萨维奇也认为，“政策分析是对备选政策(或计划或项目)在技术、经济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实施策略及政策采纳结果的系统性评价”。作为避免决策失误的“预防”和“把关”环节，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政策执行的效果，进而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未作可行性分析，不作政策决定”已普遍地被遵奉为现代公共决策的圭臬。不过，许多经过可行性论证的政策最终仍没有能够逃脱失败的厄运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与作为复杂政治过程的公共政策过程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但也与作为一门学科的政策分析发展缓慢、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因而无法为决策者提供一套行之有效且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可行性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国内政策方案可行性评估的理论方法存在众多问题，阻碍了论证质量的提高，而欠缺成熟公认的方法和严谨完整的操作思路是此类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基于已有的研究，进一步反思我国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必要的。
一、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逻辑
任何能够被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的理论不仅在于它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能够经得起实践经验的反复检验，而且在于其结构具有逻辑上的完备性和一致性，能够经受得住逻辑分析和逻辑推导。因此，逻辑起点、逻辑进程和逻辑结论是所有科学的理论都应当具备的三个要素。
按照“政策过程的阶段论”范式，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是一种“事前评估”(ex-ante evaluation)，它前承“政策方案的创制”，后继“政策执行的监测”，是政策分析过程中一个独立而重要的环节。与“事后评估”(ex-post evaluation，即通常所说的“政策评估”)相比，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技术操作难度更大，研究过程和方法目前也未标准化，因此，无论是国内的主流政策分析教科书还是多数政策分析研究文献都没有对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环节期望达成的目标和任务作出必要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没有对这一环节的逻辑起点、逻辑进程(逻辑思路和逻辑程序)作出具体而周详的描述，因而其结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难以得到保障，特别是在决策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可行性研究”有时难免沦为“可心性研究”。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在我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引入“不可行性研究”(research on anti-_feasibility)，试图通过“逆向决策”来避免决策失洪。然而，如果我们无法科学而清晰地描述出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和任务的逻辑思路与程序作出正面构建的话，那么“不可行性研究”也只能是一种直觉或经验判断，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以好恶取代科学”。
1 可行性研究的目标和任务
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以保障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作为政策分析的一个环节无疑也应当拥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并围绕这些目标设定研究任务、形成研究思路，然后才能开始可行性研究工作。对于可行性研究的目标，国内学者普遍地将其界定为“政策方案是否可行”(方案的内容是否满足政治、经济、行政、技术等方面的可行性)以及“政策方案评估择优”，普遍忽略了这一环节还应当有其他的重要目标。众所周知，任何“最优”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同时，衡量“最优”的标准应当是该政策方案的执行效果，而政策执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执行主体、政策对象和外部环境，也取决于政策问题的性质与政策本身的质量。因此，可行性研究的目标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可行”和“择优”，实质上则是为了优化政策投入机制、排除政策运行中的障碍、增强和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可行性研究需要完成三项任务：一是研究备选方案的逻辑可行性；二是研究备选方案的现实可行性；三是从现实可行的备选方案中择优，并加以完善，推荐给决策者。
2 可行性研究的对象和逻辑起点
对于多数政策研究者而言，可行性研究的对象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即对前一环节形成的政策备选方案进行论证，无须再做进一步的讨论。问题在于，可行性研究的对象究竟是所有备选方案，还是在“择优筛选基础上形成的最终方案”。如果答案是前者，那就意味着备选方案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资源浪费或工作负担过重，甚至得不到明确的结论；如果答案是后者，那就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可行性研究。此外，人们在现实中还可大量地观察到这一现象，许多经过严谨、科学的可行性论证程序且无任何非正常因素介人的政策方案，在实施后才发现其不可行或无法实现政策目标；另一方面，那些看似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却奇迹般地变得可行了。“可行的方案不可行，而不可行的方案可能又可行了”在逻辑上固然有些令人尴尬捌，却表明可行性研究对象的界定直接关联着其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如果直接从现有的政策备选方案人手研究其政治、经济、行政、技术等方面的可行性，而不从此前的各个环节上继承相关的信息，那就不仅是在就事论事，而且很可能使研究视野无法超越“政策封界”(policy envelope)，使那些看似可行却无法实现政策目标或无法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被选中，政策分析就会丧失其应有的“防患于未然”的职业使命。
3 可行性研究的逻辑框架和思路
明确研究的目标、对象和逻辑起点只是可行性研究的开端，若不能形成完善、严谨的逻辑框架和思路，可行性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就会受到损害。作为连接目标和操作步骤的“桥梁”，逻辑框架和思路具有把握全局、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两个方面的功能，因而应当对“运用什么方法、需要做哪些工作才能实现既定目标”作出详尽的解释和说明。不过，由于可行性研究理论相对落后，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规范化的逻辑
分析框架和思路，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间接描述：或者简单地模仿和移植大型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的流程，提出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思路；或者将其一般化、模式化为“准备――实施――结束”三个阶段。如果说前者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话，那么“三步流程论”则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无法反映可行性研究作为一个环环相扣、逐步逼近研究目标这一科学特质，同时也割裂了目标与步骤之间的联系。
总之，依据公认的、科学的理论标准，现有的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还非常不成熟，难以为实践中的公共决策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从而也无法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公共政策问题作出建设性贡献。
二、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程序
如果我们承认政策分析过程首先是一个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过程，其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那么作为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环节，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也须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指导，遵循逻辑上合理的操作程序和步骤，才能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依据前述可行性研究的任务及其所担负的功能，我们可以将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程序划分为三个阶段。
1 逻辑可行性研究
公共政策是一种典型的“体验商品”甚至是“后体验商品”，其可行性只有在完全付诸实施后才能得到检验。作为付诸实施之前的对政策分析初次成果的真理性在主观范围内所做的初步论证，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基本是一种事前判断，且这种判断类似于理论或真理的可行性证明，具有某种“超验”的性质。正如理论的可行性首先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政策方案的可行性研究也是从审视政策方案的内部结构性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开始的。
任何政策方案都是为了解决特定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而设计的行动方案，因此，政策问题、政策目标、行动规划及其所遵循的思路原理是所有政策方案必不可少的四个核心要素。如果这四个要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特别是行动规划能够解决政策问题，且其遵循的思路原理是科学的、可检验的，那么基本可以断定该政策方案具备了逻辑上的可行性。
逻辑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步是重新构建政策问题。备选方案表面上锁定的是政策问题，但政策问题并不因为被认识到而停止变化发展，相反，政策问题的动态发展性决定了它既有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一面，也有受环境中诱因的驱动而发展变化的一面，这就要求研究者须跨越三个时空：以“现在”作为时间参照点重构政策问题(特别是研究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严重性和紧迫性)，回到“过去”以便理解政策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预测“未来”某一时空政策问题的发展变化状态，为整个可行性研究工作以及政策实施的宏观背景分析(特别是其中有利和不利因素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奠定基础。
逻辑可行性研究的第二步是分析政策目标。政策目标是政策方案中的纲领性内容，也是政策实施后期望达成的政策效果。不同的政策目标需要不同的方案来实现，而不同方案的代价可能完全不同，因此政策目标不仅给出了主要的制约条件，也暗中限定了方案的选择范围，因此不能不成为逻辑可行性研究的核心。同时，由于政策问题不仅具有历史动态性，也具有相互关联性，其产生、发展和演变通常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按照其与政策问题的密切程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政策问题根源、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相应地，解决政策问题的目标也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同时针对问题根源和某些影响因素的“标本兼治型”政策目标、针对问题根源的“治本型”政策目标以及针对直接或间接影响因素的“治标型”政策目标。“分析政策目标”主要是考察政策目标的科学性(是否针对政策问题，针对的是哪些影响因素，它们在政策问题中处于何种地位)、合理性(经过努力能否达到)以及效力(目标付诸实施后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或缓解政策问题，政策问题的作用机制是否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逻辑可行性研究的第三步是分析每一备选方案的行动规划及其遵循的思路原理。思路原理是实现目标的前提，是解决政策问题的方向性、整体性构想，因而是逻辑可行性研究的重点。科学的政策思路原理源于对政策问题产生、发展、演变的根源、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思路原理实际上是将政策视为一种工具或“刺激”，通过它来改变政策问题中的某一个或某些因素，进而达到部分消除或暂时缓解政策问题性质的结果。因此，思路原理的科学性(政策问题与方案设想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思路原理是否有相关的科学依据)与可检验性(能否从思路原理中导出可进行经验验证的陈述是这一步分析的关键所在。
毫无疑问，逻辑可行性研究的最后一步是，分析上述四个要素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鉴于这一过程主要是对前述工作的逐步核查。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比较容易地将那些在逻辑上存在严重破绽因而不具备可行性的政策方案排除在外。当然，看上去完美的理论未必不导致政策实践上的灾难，因此还需要对“剩余”方案进行现实可行性考察。
2 现实可行性研究
如前述所，现有的研究虽然将“可行性”界定为政策方案内容是否具有政治、经济、行政、技术等方面的可行性，但它实际上并没有正面回答“究竟怎样才算可行”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笔者认为，所谓“可行性”(feasibility)应当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政策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化、标准化和数量化特征，能够具体化为政策执行行动；其二，政策方案内容能够解决既定的政策问题，实现设定的目标，并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具有较强的技术效用；其三，政策方案与其被运用的相关条件或外在环境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里所说的“相关条件或外在环境”既是客观的(比如，政策方案是否具备充分的财政保障、足够的政治支持和政策执行能力)，也是主观的(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政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政策方案内容能够为政策各相关方所接受)。
现实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步是审查每一备选方案的内容细节。一个完备的、有价值的行动规划应当是一个为了解决特定政策问题、实现既定政策目标而制定的详细清单。就其内容而言，这一清单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实质性要素：要采取哪些行动，具体的行动步骤计划如何，由谁负责组织，由哪些机构具体实施，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范围内实施，实施的难易程度如何，行动规划的适用对象如何，需要动用哪些物质资源和设备，在各个行动步骤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等等；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言，行动规划应当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否则就无法预测结果。
现实可行性研究的第二步是预测和评估每一备选方案的影响。预测是以那些与政策问题相关的既有信息为基础，对政策方案实施所依赖的未来环境做出推断，同时预见政策对未来社会状况的作用后果。预测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外推预测，即基于过去的趋势、目前的状况和历史趋势，推出未来的状况，其实质是时序上的随机平稳性。外推预测更为具体的方法主要有时间序列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二是类推预测，即从随机抽样获得的样本值推出整体的状态，其实质是空间上的平衡分布性，主要使用的是统计推论技术。无论是外推预测还是类推预测，其共同的假设是社会政治系统的结构稳定性。因此，在预测中必须充分估计到未来社会政治系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重大突变。需要注意的是，方案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预期的和非预期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等等。因此，在预测政策方案的影响时，既要全面又要有所侧重。
现实可行性研究的第三步是评估政策方案实施的条件和环境。政策方案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也会对政策实施形成反作用力。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及其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在运用SWOT(优势、劣势、威胁和机会)技术评估方案实施的条件和环境的同时，要注意将时间因素考虑进来。
3 方案择优与完善
能够经受得住逻辑和现实可行性考量的政策备选方案可能一个也没有(所有方案都不可行)，但也可能有多个，客观上需要通过比较，从多个内容不同的方案中选择“何者为最优”，并推荐给决策者；同时，在可行的政策方案“丛林”中通常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绝对优势的或完美的政策备选方案。此外，一些条件的变化也需要对“此时最优”备选方案进行必要的修正。因此，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方案择优和完善，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
方案择优的过程是一个围绕事前确定的标准和指标，相互比较彼此“谁更符标准”的过程。按照沃克的看法，任何优秀的政策备选方案都应当具备以下12个特征：(1)成本。政策成本是政府能够负担得起的，且成本使用是有效率的；(2)稳定性。在常态下，无论遇到何种干扰，该政策方案都会被实施下去；(3)可行性。在既定时间内，实施该政策方案的概率都很大；(4)牢靠性。即使方案的一部分失灵或受损，该政策方案还会继续被实施；(5)灵活性。该政策方案还可能达到其他不同的政策目的i(6)风险性。该政策方案失败的可能性较低；(7)可传播性。该政策方案容易被非专业人士所理解；(8)功效性。该政策方案具有“表面效度”，能够直接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9)简单性。该政策方案易于执行；(10)相容性。该政策方案与现行规范与程序相适配；(11)可逆性。如果该政策方案遭到失败，那么再追溯那些先决条件的难度不大；(12)强韧性。在未来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实施该方案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可将这12个特征视为政策方案择优的重要参考，并以此对备选方案进行即时完善。也就是说，当发现某方案的一个或一些指标处于劣势时，有无可能通过完善和加深认识，使其不再处于劣势。
总之，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是一个由多阶段、多环节组成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一个科学研究过程，因此应当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步骤，尽管程序和步骤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可行性研究结论一定是正确的，但能够有效地限制和缩小这一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避免荒诞或不可行政策方案的出台，起到有效的“把关”和“预防”作用，减少因公共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恶劣的社会影响。我们当然也知道，政策的领域是一个政治的世界，其中充满了妥协、交易和平衡，并服务于统治、权力、控制和利益，并不一定遵循技术的逻辑，但不应因此而否定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科学特质；相反，正因为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相互竞争的利益、相互冲突的价值的“挤压”，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工作就更加需要威廉・邓恩所说的“多元复合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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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王卡鲁索的朋友—嗓音专家P•M•马腊弗奥迪指出：“意大利美声唱法（Belcanto）的传统教学模式是由教师教学生直接模仿，由一个好的歌唱家传给另一个歌唱家，如此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国传统声乐教学中也强调“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中外声乐教学已把“示范法作为声乐教学的主要方法”。国家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声乐必修课（主干专业课）教学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声乐教学体系、教学模式、教师示范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加强声乐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声乐学科教学改革与研究工作，做好声乐教学示范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分析研究；为声乐课程的教学实践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声乐教学示范研究将声乐艺术现象与艺术形态，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研究。
关键词：
示范；歌唱；教学；声乐
歌王卡鲁索的朋友—嗓音专家P•M•马腊弗奥迪指出：“意大利美声唱法（Belcanto）的传统教学模式是由教师教学生直接模仿，由一个好的歌唱家传给另一个歌唱家，如此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国传统声乐教学中也强调“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人类在长期的歌唱与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声乐及声乐教学是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历来具有重视实践的传统。中外声乐教学已把“示范法作为声乐教学的主要方法”。加强声乐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声乐学科教学改革与研究工作，做好声乐教学示范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分析研究，为声乐课程的教学实践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一、研究内容
声乐教学示范研究将声乐艺术现象与艺术形态，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研究。依据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物理声学、人体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声乐示范教学的理论与方法。根据声乐艺术悠久的历史传统积淀与丰富的艺术实践创新，研究声乐艺术的内涵与外延的本质规律。声乐教学示范研究以声乐艺术实践为基础，通过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梳理、提炼、概括，使感性（感觉、经验与体会）上升到理性（即理论）的高度，反过来对声乐艺术实践产生积极指导。是一个系统工程，以专业建设为重点，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教学管理等进行综合性改革与实践，声乐教学示范研究通过对声乐教学示范的基本概念、学科属性、学科体系研究，结合声乐教学实践的传统与现实经验，深入开展声乐示范理论、声乐示范技能、声乐示范修养、声乐示范文化、声乐示范教学、声乐示范实践的研究，并以我院音乐舞蹈系音乐学（教师教育）声乐课程教学为研究对象，实地开展对声乐教学示范体系、声乐教学示范模式、声乐教师理论研究示范、声乐教师实践研究示范、声乐教师课堂教学示范、声乐教师舞台演唱示范的研究，探索声乐教学示范的机制、模式、内容、方法、手段等科学规律，提高声乐教学示范的科学性，保障声乐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
（一）历史研究法
声乐教学示范研究应追根溯源、以史为鉴，用“搜练古今，博采沉奥”的精神，对中外声乐教育教学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为声乐教学示范研究挖掘历史依据，对揭示声乐教学示范规律，预测未来声乐教学示范趋势也有一定意义。
（二）文献研究法
声乐教学示范研究需要广泛研究、收集与综合类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教育声乐教学改革相关的各种资料，包括音像资料、图片资料、文字资料等，在此基础上，运用声乐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归纳，为声乐教学示范研究的科学、深入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
（三）问卷调查法
声乐教学示范研究还需要对所有声乐专业的学生进行声乐学习情况问卷调查，并对调查所得数据、结果，运用统计学进行整理、分析，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教学主体素材。
（四）个案调查法
声乐教学示范研究需要以某一届声乐专业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按照声乐教学示范研究所制定的研究方案进行声乐教学，将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为声乐教学示范研究提供论据和实例。
（五）行动研究法
声乐教学示范研究要按照研究需要和要求制定出方案，针对声乐教学实践和教学活动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对方案进行调整，重新开始进行新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活动，通过行动研究法不断地探索、改进和解决教学实践和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将实践研究所得经验记录、总结，并形成文字资料。
（六）经验总结法
声乐教学示范研究应将研究的对象进行全面考察，以实践所提供的事实为依据，将分析所得的材料上升到理论高度，为声乐教学示范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提供有效的科学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三、研究目标
跨入21世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声乐教育教学事业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对声乐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声乐必修课（主干专业课）教学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声乐教学体系、教学模式、教师示范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刚要》这两个重要的教学指导文件精神，声乐教学示范研究应对声乐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及教学实施工作进一步加强研究，紧跟国家级院校声乐教学示范改革步伐，立足综合类院校声乐教学示范前沿，在全国同类院校中率先创建声乐教学示范体系，完善声乐教学示范模式，改变现在单一化的声乐教师课堂教学示范形式，通过课堂内外各个环节，全面构建完整、科学的声乐教学示范体系，在重点做好声乐课堂师生互动教学示范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同时做好声乐教师理论研究示范体系、声乐教师实践探索示范体系、声乐教师舞台表演示范体系、声乐教师网络多媒体教学示范体系的创建工作。通过创建声乐教学示范体系、完善声乐教学示范模式，使声乐教学质量得到提升，从而，进一步推动声乐学科建设，为同类院校声乐教学示范提供借鉴模式与范本，同时，推动声乐教学示范科研的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声乐教学的改革与研究，同时还能为地方声乐艺术研究筹备有效资源。
[参考文献]
[1]邹本初.歌唱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同得兴选择苏州科技城作为二次创业的基地，不但可以得到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而且建设“江苏同得兴面业有限公司”这一平台与科技城的发展理念完全吻合。江苏同得兴可以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扩大品牌影响，弘扬面业文化，建立以中国面业文化挖掘、中国面业技能培训、同得兴面点中央厨房和配送中心等为基本内容的架构，带动科技城的餐饮文化发展，在未来更是可以建设组建“江苏同得兴面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多元化的经营，形成以同得兴面业连锁管理、同得兴面业文化传播、同得兴面业技术学校和中国面点名小吃文化博览中心于一体的产业集群，为高新区科技城的文化产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长江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机遇。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把“长三角一体化”的学术概念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推进长江三角地区实现率先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更好地支持中西部地区，促进全国区域共同发展；有利于发挥长江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极和发动机的作用，带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为长江三角一体化全面提速。世博会期间，苏州馆作为“城市最佳实践区”亮相，同得兴面业也作为苏州餐饮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以浓郁的吴文化特色而令人回味。上海轨交11号线北段规划延伸至江苏省昆山市花桥地区，对接苏州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成为全国首条跨省轨道交通后，上海与江苏省的联系愈发紧密。同得兴面业以上海为突破，面向长江三角地区进行业务的纵深拓展，正得其所。
中国餐饮市场历史性发展的机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餐饮市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餐饮市场竞争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餐饮需求层面的变化，随着餐饮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餐饮消费变得日益成熟。在饮食活动中不但要吃饱、吃好，还要吃出文化、吃出品味，越来越追求多样化、讲究个性化。而面对大多数中国餐饮企业严重同质化的现实，餐饮消费者对餐饮产品、服务及文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其次是餐饮供给层面的变化，由于相对于其他一些行业，投资餐饮业具有发展前景好、技术含量低、投资回报率高等优势，使得中国巨大的餐饮市场吸引着众多资本形态的进入，尤其是在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经济趋势下，中国餐饮业成为发达国家对外进行资本和品牌输出的载体。
世界500强的餐饮集团中有不少已在中国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美国百胜、麦当劳、汉堡王、温迪、达美尔、星期五、甜甜圈、赛百味，法国福楼集团、德国兰特伯爵、韩国BBQ、日本吉野家、菲律宾快乐蜂等外资、以及我国香港大家乐和大快活等餐饮品牌通过兼并收购、直接投资等方式在中国开疆拓土，渐成气候。伴随着餐饮产业并购的频频上演，中国日益成为国际餐饮巨头的角斗场。外资对中国餐饮产业的影响也更加深入，对国内餐饮品牌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面对形势的变化，中国餐饮企业已经面临背水一战的局面。大力发展连锁经营，不断进行体系建设，顺应时代潮流，增强企业竞争力是中国餐饮产业的必由之路。
目前，餐饮业新的竞争格局为: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群体企业之间的竞争;由生产能力的竞争转向生产能力与流通能力的竞争;由产品的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由行业存在形式的竞争转向商业存在模式的竞争;由直接争夺客户的竞争转向争夺销售终端的竞争。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严重关注。最近，随着一批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引起了全国人民对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的严重关注。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为广大中国普通消费者纠结不堪的大事，安全饮食成为大家每天都不可避开的一个问题。“瘦肉精”、“防腐剂”、“催熟剂”等添加剂的滥用已经严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引起了社会极大的信任危机。在面业领域，味千拉面的“骨汤门”事件也激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味千拉面一直以来号称用猪骨熬制的拉面汤底，其实是用专门的汤粉、汤料调制出来的，每碗汤的成本不过几毛钱。味千拉面“骨汤门”事件也激起了社会对味千拉面营养汤料的质疑，使味千拉面遭遇了信任危机。作为健康营养面的代表，同得兴面一贯追求的目标，正是当今社会消费者关注以及纠结的，而此时利用这个市场机遇切入将获得超出预期的效果。
因此，同得兴面临着一次发展的绝好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可以使企业以及品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提升企业竞争力，保持国内餐饮竞争的活力；反之，企业不但很难获得有利的发展机会，甚至在强大的外来餐饮竞争的冲击下丧失立足根本。
（2）威胁分析
国内通货膨胀持续走高。受中长期因素的影响，2011年中国仍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美国已经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将继续走弱；二是工业部门的资源和能源成本未来将逐步提高；三是中国农产品价格将继续上涨；四是低技能年轻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推高整个经济的劳动力成本，尤其是服务业；五是前期超发的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品，导致了土地和地产价格急剧上涨，使得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不断上升。因此，通胀将成为近期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作为通胀指标的CPI走势，也成为关注的对象。2011年以来，中国的CPI指数屡创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加息预期一直存在，居民消费欲望严重受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容乐观的压力。
外来面业竞争力度加大。目前苏州面业市场竞争激烈，除了本地老字号、新开店，大量的外来面业新军参与竞争，在争夺市场份额方面增添了很多变数。外来面业竞争者主要是近年来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外资企业，其中以日本风味的拉面和台湾牛肉面为主。日本餐饮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已经由来已久，近年来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加快。其中日本拉面独树一帜，尤其以味千拉面为代表，通过连锁加盟模式，以国际化经营理念为号召，在市场开拓方面来势凶猛，对本土面业经营带来的冲击已经凸现。而随之而来的其他中小日式拉面品牌也纷纷抢滩，再加上台湾著名的牛肉面的紧逼，大有形成烽火燎原之势。
平均无故障时间：平均无故障时间指的是可修复性较高产品，相邻两个故障期间工作时间的平均值，简称为“MTBF”，能够较为准确的衡量出数控机床的可靠程度，具体数值一般体现在产品标准中。一般来说，国外数控加工设备的MTBF为5000h~22000h，这是国产数控系统所无法比拟的该项指标主要反映的数控机床的无故障参数。故障指的是数控机床无法实现规定功能，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能够准确的反映出在无故障情况下数控机床正常工作周期，
平均修复周期平均修复周期：指的是数控机床从发现故障到恢复到规定功能期间的时间周期，与上述评定指标正好相反，其计算的是数控机床故障停留时间参数，英文缩写为“MTTR”。它包括确认系统故障发生的时间参数，数控机床维护时间、维护准备时间，维修团队响应时间、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时间等。可见，平均修复时间周期的参数大小不仅与产品本身设计参数相关联，与设备的使用方式、维修水平、维护准备充足性也有一定联系。
数控机床可靠性的影响因素
数控机床的可靠性并不是根据相关参数的运算推理得出的，而是产品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即便数控机床的可靠性可以通过零部件以及元器件的故障率参数加以评定，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与数控机床真实运行状态相符，其中存在着设计与实际制造的差距，在数控机床零部件制造以及装配过程中避免不了会出现一定的误差，此时数控加工设备的可靠性设计参数不再准确。此外，对于数控机床零部件以及元器件的故障率数据库也存在着数据不足的缺陷，以现有的技术水平还不能够制造出与可靠性设计的理论水平一致的产品。影响数控机床可靠性的因素可以归结为数控机床的规定使用条件、数控机床规定使用时间，数控机床规定使用功能，数控机床各个组成部分的参数影响等等。
提升数控机床可靠性的途径
1)正确体现数控机床的使用价值
一件产品只有合理的加以利用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效能，数控加工设备亦是如此，只有在使用，安装过程中依照相关的执行标准才能够维持其稳定性，数控机床可靠性的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不正确的参数设置、不完善的逻辑控制程序均能够影响数控机床的使用性能，进而能够影响数控机床的可靠性，因此正确合理的运用数控机床的系统，按照相关标准设定参数，并考虑到数控机床内部结构与参数之间的关系是提升数控机床可靠性的基本条件。
2)注重数控机床控制系统和零部件的质量性
数控机床的可靠性与PLC控制的自动化程度、伺服驱动装置、配套功能部件、电气元件、检测元件的质量性具有密切的联系。选择功能全面，稳定性较高的数控机床控制系统是保证数控机床可靠性的基础，目前市面上主流应用的PLC控制系统包括FANUC系统、西门子系统等，这些系统均由国外厂商设计完成，其控制功能较为完备，且自身的可维护性也较高。
3）重视数控机床维修信息
作为数控机床的使用者，应该及时将设备的运行状态反应到数控机床的制造厂商，方便于产品设计单位对设备运行状态的数据收集，进而也为数控机床的更新改造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如数控机床每次出现故障，其中不仅包括外界环境的影响以及人为因素，也存在着产品本身的设计问题。因此，只有将数控机床的维修信息以及运行数据及时得以反馈，才能够促使数控机床的功能更为完善，这也是提升数控机床可靠性的关键。
结论
【关键词】 航空公司 低成本 可行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各个行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民航业也是如此。2005年1月15日，《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规定》正式实施，放宽了对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不再对民营投资主体投资组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另作限制，民营投资主体就与国有主体投资者适用同等的准入条件。之后，中国民航总局进行了票价改革，给了航空公司更多票价决定的自由。原中国民航总局直属航空公司也都进行了重组，但中国仍有十几家航空公司，其中三大集团在中国国内市场占有80%以上的市场份额，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适者生存，弱者淘汰”，中国航空公司的未来和每家航空公司的命运将取决于每个航空公司如何定位。
一、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现状
（一）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获得持续的低成本优势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立于1967年，1971年6月18日正式开始运营，后来一直贯彻其短航程、低成本、低价格、高频率、点对点、多班次的经营战略。短短几十年中，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在美国航空业一片萧条之中独放异彩，并自1973年实现首次盈利以来，始终保持盈利状况。其成果的取得主要因为西南航空可以获得持续的低成本优势。这主要通过以下措施得到： （1）在二级机场或中枢机场的非繁忙时段运营；（2）缩短飞机转场时间；（3）始终采用单一机型；（4）单一的机舱布局，增加机舱座位密度；（5）“无花边”的服务；（6）直销力度不断加大；（7）灵活高效的员工激励制度。除此之外，西南航空还始终专注于这样的营销策略：经营点对点的短程航线，提供简单的几乎没有限制条件的票价，保持高密度航班和相当高的准点率。
（二）欧洲低成本航空公司运营情况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各国航空管制的逐步放松，以瑞安航空为首，欧洲航空市场相继出现了EASYJET，GO，BUZZ，KLM UK等一大批低成本航空公司，他们删除包机航空的所有花边服务，以更低的票价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低票价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由于市场环境不同，欧洲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赢利模式也略有变化，这种变化在降低成本的道路上较西南航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与二级机场的关系更加紧密；（2）产品和服务更加简单、朴实；（3）在机票分销问题上更新潮，全部无票旅行，旅客通过电话和互联网定座和付款，到机场出示定座编号或护照就可登机；（4）员工激励多采用生产效率与薪酬挂钩的方式，较少采用员工持股和分红计划。这样模仿并发扬光大西南航空的赢利模式，使欧洲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不仅仅相对传统航空公司占有更多的成本优势，他们的成本甚至比西南航空还要低。
（三）亚洲低成本航空公司
相对于欧美地区来说，亚太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较低，但低成本航空仍发展得如火如荼。在日本，天界航空公司推出的票价只有日航、全日空和佳速的一半，吸引了大批休闲游客，三大航空公司也相继成立了低成本的子公司，采取雇佣外籍飞行员、维修外包等方式削减营运成本。在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于2001年12月被Tune Air正式接管后，被彻底改造成为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并于2005年5月，亚航控股的泰国亚洲航空公司开通曼谷至厦门航班，成为首家飞入中国的外国廉价航空公司。在新加坡，飞虎航空公司由新加坡航空公司和美国、爱尔兰的伙伴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将采取一种完全没有机上服务的无修饰化经营模式，倘若旅客想要得到机上服务就必须为之付费。
透过低成本航空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各地区航空市场的逐步开放和航空业管制的逐步放松，低成本航空公司必定在短程航线上占据主导地位，冲击传统航空公司迫使其降低成本，改变世界航空业的架构。
二、国内航空公司低成本战略实施现状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民航领域对国内民营资本特别是航空公司的组建解除了限制，不少民营资本纷纷开始进入民航领域，组建民营航空公司。从2005年3月11日，以天津为基地的国内首家民营航空公司成功首航以来，中国的民营航空公司大量组建：以成都为基地的鹰联航空、以上海为基地的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以武汉为基地的东星航空、以云南大理为基地的祥鹏航空、以贵阳为基地的华夏航空等相继起飞。中国民航的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一下子激烈起来。在中国现有环境条件下民营航空公司大都选择低成本航空的业务模式，其中春秋航空就明确提出走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模式。在中国航空市场逐步开放航权，放开票价，引入市场竞争的今天，国内的一些地方航空公司己在低成本运营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海南航空、上海航空、深圳航空、山东航空。作为世界发展最快的航空运输市场，低成本航空在中国蓄势待发。
三、我国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都是一些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现状，通过分析和比较，特别是研究了国外几家发展较为成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可以分析在我国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所需要的构成要素。有些因素是航空公司自身可决定的，如飞机机型、机舱布局、销售渠道、服务品质等，这些只要新组建的一家航空公司，都是可以实现的。对于航空公司无法决定的外部政策和环境因素，下面做了简单分析：
1．高日利用率。想要提高飞机日利用率有两条途径：（1）在夜间飞行，延长飞行时间； （2）缩短飞机转场时间。在1959年，美国开始出现夜间航班，由于乘客下飞机时大多睡眼惺松，因此又被称为“红眼航班”。在我国，“红眼航班”主要是指加班的旅游包机，机票价格一般定的比较低，对乘客吸引力非常大。但现在“红眼航班”已被国家民航总局叫停，理由是“红眼航班”多为晚上10时至凌晨起降，空中指挥人员、地勤人员、飞行员在深夜工作，精神状态不如正常工作时间，对飞行安全不利。因此，现在航空公司要提高飞机日利用率，只能缩短飞机转场时间。首先，加快飞机转场速度，可让机场在有限的起降时段内增加进出港航班量，提高收入，也符合机场的基本利益，这是航空公司与机场共赢的方案。其次，航空公司可采取少配餐、不装货等措施，但这需要一些相关单位的密切配合。机场方面必须为旅客提供明确的指示和快捷的通道，加快行李的分拣和装运速度；航空管制部门则须有效安排起降，避免飞机无效等待。目前，国内有一些机场已经开始配合低成本航空了。
2．高密度航班。新成立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因为受到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必然存在一定的弱点，如航线网络的不足，我国民航总局规定只有基地航空公司才能经营从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中心枢纽和西安、成都、昆明、武汉等六个次级枢纽的始发航班，这些城市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客流量，而新进入的航空公司很难在这些市场中形成一定的竞争力。为了对此加以弥补，航空公司可采取高密度航班的方法，高密度航班又必须有大量的客流量支撑，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可以通过降低票价来吸引旅客。由于航班总量受到民航总局的限制，一些起飞和降落的时段较难获得，低成本航空公司想要通过在一些航线上增加大量航班的可操作性难度较大。
3．二级机场。二级机场指当一个城市周围有两个以上机场时，繁忙程度相对较低的机场。参考国外低成本航空，一般选择在二级机场运营，其特点：（1）可降低成本；（2）可避免与一些大型的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而在我国要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可借鉴这样的方式。与国外相比，由于我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机场资源总体比较匾乏，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二级机场，比如上海虽有两个机场，但这两个机场是同类的，由同一个主体经营，收费和运营模式都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航空公司也无法降低机场起降成本。一种方法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些机场密度比较高的地方，而在一些大城市附近的小机场可按照二级机场的模式来运营，用较低的收费来获得人流量。如在2004年，深圳航空公司在无锡开通了北京、广州、深圳三条航线，并按照低成本的模式运作，一个多月内，三条航线的平均上座率就达到了90%。另一种方法可将军用机场改造为民用二级机场，比如北京的南苑机场，广东的佛山、惠州，甘肃的鼎新，辽宁的鞍山等，如果航空公司可对其进行收购，获得这些机场和航线的经营权，就可以为运营低成本航空公司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4．销售与定价。低成本要能够运行，首先必然要可以采取自主定价，如果没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在市场中，低成本航空公司根本就不会有竞争力。通过研究国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对航空市场放松管制以前，低成本航空公司都很难得以发展，在西南航空公司成立之初，经过3年的努力才能够运营。在我国，三大航空集团重组以后，我国民航机票价格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革，在200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正式实施，该方案规定：国内航空运价以政府指导价为主，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由核定航线具体票价的直接管理改为对航空运输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的间接管理。国家发改委会同民航总局，依据航空运输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确定国内航空客货运输基准价和浮动幅度。航空公司在规定的幅度内，根据市场、机型、淡旺季、旅客类型等情况自主决定价格，票价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基准价的25%，除上述实行市场调节价和票价下浮幅度不限的航线外，其他国内航线票价下浮幅度最大不得超过基准价的45%。这个方案的实施，就给航空公司赋予了较大的自主性。
综上所诉，初步认为在我国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而发展中国的低成本航空，不仅是世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趋势，也是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对实现民航事业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民航强国的宏伟目标，在更高水平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改革开放事关重大。因此研究中国航空公司的低成本战略，以及中国的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运营模式对现有航空公司、新进入的航空公司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力加．《低成本战略与深航核心竞争力》．中国民用航空．2004（1）
[2]买明欣．《美西南航给我们的启示》．中国民用航空．2006（10）
【关键词】胃肠手术；快速康复外科；优化设计方案；临床疗效
【中图分类号】R47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7）06--02
快速康屯饪剖侵附行外科手术时，尽可能改进手术步骤，降低患者心理反应、应激反应和并发症发生率，外科手术中胃肠道手术时成功应用这种快速康复设计方案的手术[1]，本文研究胃肠手术应用快速康复外科（FTS）优化设计方案治疗的安全及可行性，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基本资料 抽取笔者所在医院2015年12月-2016年12月进行胃肠手术患者16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意愿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男性40例、女性40例，平均年龄（55.3±2.2）岁；对照组：男性42例、女性38例，平均年龄（54.4±2.1）岁。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方案，术前肠道致病、禁食禁水，术中术后置留腹腔引流管，患者完全恢复后允许下床活动。研究组进行优化设计方案，术前8h和临近手术前指导患者服用含糖饮品，不做术前肠道准备，术前不置入引流管。术中使用气管插管全麻，注重患者保温，腹腔冲洗液保持37℃，保障手术野的同时尽量缩小手术切口，严格控制静脉液体点滴量，术后不进行鼻胃管减压、不放置导尿管。患者术后6h口服高糖饮品，24h进流食，72h可食用烹饪软烂食物。指导患者完成床上翻身、活动四肢运动，根据患者体力恢复情况指导下床活动。术后24h使用微波热疗腹部。
1.3 观察指标[2] 术后恢复排气时间、切口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切口感染、恶心呕吐、尿路感染、肺部感染、吻合口瘘）
1.4 统计学处理 本文是回顾性分析，所有实验数据使用统计学分析软件SPSS22.0进行处理和计算，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进行检验。统计结果；P
2.结果
研究组术后恢复排气时间、切口愈合时间以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常规胃肠手术围手术期护理遵循治疗步骤，完成术前准备、术中、术后置管，处理不当会因此引发术后并发症，使得患者病情康复延误，患者心理和经济负担都加重。临床优化设计方案是指外科手术时减少不必要的置管、联合临床快速康复护理服务[3]。
本文对比常规护理方案和临床优化设计方案应用于胃肠手术治疗的效果，发现研究组术后恢复排气时间、切口愈合时间以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胃肠手术后结合应用快速康复外科（FTS）优化设计方案能够改善患者预后，具有安全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1]韩伟，颜冰，孙兴，等.胃肠手术快速康复外科联合微波优化设计方案的临床应用[J].广西医学，2012，34（10）：1287-1290.
橘子洲， 又名水陆洲， 长岛， 卧于长沙湘江江心， 襟连两岸琳琅市区， 是长沙城市“山水洲城浑然一体”宏观空间格局和风貌特色的一个“景眼”， 和国家级岳麓山重点风景名胜区范围的一个组成部分。20 世纪60 年代初规划确定全洲建为水上公园， 1975 年实施建园规划第一步修建了洲头纪念区。尔后， 全洲建公园的规划经湖南省政府专题批准。1980 版、1990 版长沙城市总体规划将其纳入相关专业规划内容， 长期予以严控管理。现在全洲建公园已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正当市民十分关注、纷纷为建园献策建言的热潮时， 一个建设“橘子洲世界城市论坛暨世界城市公园总体策划方案” (以下简称“世园构想”) ， “打破惯例”通过新闻会“隆重地”亮相于全市全省人民面前。这个由国际某专业机构的一位博士、主任“任国际顾问”、“国内众多专家参与共同策划”、某高等学府的某学院“历时年余苦心研究的科研课题成果”， 着眼于“当今世界论坛经济和会展经济”的热点， 从争取“把世界城市论坛永久固定地开到橘子洲这一核心理念”出发， 要通过进行系列具体建设开发， 将“橘子洲主题形象定位为世界的橘子洲， 中国的达沃斯(现在世界城市论坛非固定的地址) ”。这个构想方案较其他建议迥然不同， 把橘子洲公园一下提升到了世界高度， 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我， 自然也大为兴奋了一阵。尔后细思之， 感觉颇多雾水有点几摸不着北; 特提几个问题， 谨向策划该方案的专家们请教吧。
2 “世园构想”确实宏伟， 未必科学可行
“世园构想”， 要在橘子洲“现有全部区域内”， 兴建包括世界城市论坛主会场等9 个有关世界城市诸项内容的展示园(场、馆) ， 及2 个湖湘文化展示馆(廊) 。即是要兴建一个由11 大建设项目结集的庞大建(构) 筑物群落工程。常识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都只能落在地块上面不可能是空中楼阁，最基础的条件是其定点的用地状况如何。橘子洲全区范围土地面积为107hm2 (含几个子洲) 。除南头纪念区和几幢要保留的洋建筑占地面积外， 剩下100hm2 左右。以博鳌为例， 仅亚洲论坛会场、与会人员休闲俱乐部、别墅村(水城) 等3 个建设项目用地即近200hm2 ， 且仍在继续拓展中。这只是一个洲级论坛。“世园构想”要建容纳世界城市论坛的主会场、相应的俱乐部、别墅村等3 个项目， 把橘子洲全范围的面积用完可能还差很多， 遑论其他。长沙、深圳的“世界之窗”， 分别占地39 hm2 和48hm2 ， “世园构想”要建一个“世界城市主要建筑展示园”， 内容应比“世界之窗”更多、规模更大， 用地面积会是两者的几倍呢? 长沙和深圳的“民族文化风俗村”分别占地4016hm2 (含水面) 和23hm2 (不含水面) ， 仅22 个村寨， 只是省级和全国级范围; 现要在洲上兴建“世界城市文化风俗展示园”， 用地又该几何? 昆明世界园艺博物园占地218hm2 ， 上海世博会会址占地40hm2 ， 长沙五城运动会主会场及配套设施占地6617hm2 (不含运动员村) ; 现要在洲上建设“世界城市博物展示馆”究竟又需多少用地? 至于还要建世界城市“广场”、“城市首脑及杰出人物展示园”、“城市标志展示园”等等就更难想象其用地规模了;还有与各大建设项目配套的管理、办公、生活服务用房， 管理人员(不会是少量人员) 的住宅， 庞大的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也难以想象要多少用地了。尽管橘子洲随江流淤积泥沙堆成， 也决不会随着人们如此众多的宏大构想而急速膨胀起来的吧。
处于江心的一个小洲， 交通容量十分有限， 庞杂公建必然派生出庞大的人、车、物流交通，该如何解决? 特别是论坛会期间的高峰交通决非现状的一桥一支路承担得了， 总不能单修一条橘子洲专用的湘江大桥吧。
橘子洲本为泄洪洲、城市淹没地域。标高仅33～35m (个别点36m、长沙现状防洪高程为38m) ， 不论几级洪波都要淹没3～7 天。兴建众多世界级大体量工程， 抗洪怎么办? 即便不惜任何代价加高洲边堤防达到防洪标准， 是否又会阻碍泄洪? 是否符合国家还林还湖的环保战略精神? 洲堤内的排渍排污更不好办。洲尾的傅家洲东岸边是水厂取水源头所在， 经反复调研论证、以迁走当时洲上3 户农户、整个橘子洲规划建为水陆公园为前提条件而定点的， 属城市西北片几十万居民生活和生产用水的自然生态和水源绝对保护区。希图把论坛与会者的别墅村和俱乐部建于其上， 对城市生活生产有益否? 对环境保护有利否? 对论坛及其别墅村是好还是不妥? 总不能为此将一个日制水能力30万吨(远期40 万吨) 的水厂搬掉吧。
试想， 如按“世园构想”实施， 过多的人为矫装打扮， 超高强度的建设开发， 意味着对橘子洲的历史、自然的掠夺性索取和无情的建设性破坏， 其反弹的恶果必然招致对城市对人类的无情惩罚， 历史一再证明此乃不争事实。
3 民族的、地方的， 才是世界的
“世园构想”认为: “把世界城市论坛固定在橘子洲”， 其“主题形象”就会是“世界的橘子洲”了。甚至“长沙建设国际化都市、湖南进入世界目光的梦想， 将有可能通过这一想法成为现实”。
何为国际化都市? 长沙怎样建设国际化都市? 全省怎样进入世界目光? 囿于知识和水平， 我无资格就此问题说三道四。搞城市建设当然要面对世界放眼未来。问题在于橘子洲公园能否走向世界， 是否世界的， 不决定于主观臆断而决定于遵循国际省情市情洲情的客观发展需求与可能，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妥善为之; 还要靠实践的检验、获得历史和人民群众的认同。橘子洲之所以蜚声中外， 只因它是人文积淀的历史遗存与自然天赐的水陆秀美风光相凝结的“瑰宝”， 并非“镀金打造”“贴签拨高”所为其功的。“世界之窗”是不是世界的呢? “国际会展中心”堪称是现代化一样作品， 是否就是世界级的精品呢? 博鳌， 当前去旅游的人不少， 是否就是亚洲的博鳌呢? “迪斯尼乐园”前往的国际游客也多， 是否即为世界公园呢? 均只因其各具自身特点颇能引起国际游客的青睐所致。设若在洲上堆砌再多世界级的“国际性”建筑， 人们“似曾相识又相见”， 会有多大印象和吸引力?即便能给人们某些好的印象和感受， 也许只是一池泡沫而已。因此必须切实地正视橘子洲地地道道是中国湖南长沙的这一现实，完全摒弃“世界的橘子洲”的主题形象定位， 不热衷于“世界级”的捕风捉影， 充分发挥本省本市造园的人才和祖国园林艺术“品牌”的优势， 精心打造， 完善张扬橘子洲其本应具有的自然风貌、历史风韵、湖湘情趣和名城特色， 切实“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 真正做到“世界皆无我独有”， 自然不胫而走， 招来万国衣冠趋之若鹜群般; 不仅橘子洲乃至名城长沙的世界知名度和吸引力也将大增。道理很简单: 只有民族的、地方的， 才是世界的。
4 鱼和熊掌， 可兼得乎
据推介者称， “世园构想”是“会展经济时代的新宠”; 一旦抵成， “将在形象、开放、会展、旅游、投资、房产、城建、文体、品牌和综合等10 个方面”，“给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直接的经济效益， 3 年内橘子洲门票和旅游收入即可达118 亿元”。尽管推介者称“世园构想”出于“非营利性”考虑， 带动作用和经济回报却如此巨大， 真不失为一个诱人的“极好产品项目”，相信市民们会皆大欢迎并乐于为之奋斗的(我未调查研究， 权且信之) 。将此项目定点于橘子洲，策划者无非是想凭借橘子洲这个“品牌”以利参与国际竞争而一举获胜而已。然而， 任何城市为争取一个哪怕是极大极好的建设项目， 都不可能在城市心脏部位开花或牺牲城市久远历史的“珍藏”和市民们酷爱的传家“魂宝”以成其全的。南京、厦门、哈尔滨会不会献出湖岛、白鹭洲、太阳岛， 以其作为争取某一建设项目落户的砝码呢? 任何建设项目回报再好毕竟是有价的，然而如果能善待橘子洲， 将使城市品位更高， 则为城市带来的社会、环境、经济的隐性综合效益将是巨大而永续的。如能将争取该建设项目与定点橘子洲分开，另辟蹊径， 举全市之力“主动出击”， 也许二者可兼得之， 如将酷硬捆在一起， 既不可能， 也就只能成全其一。如果要我———一个市民来选择， 那我就只好按古人的哲学办: “鱼， 我所欲也，熊掌， 亦我所欲也”， 当两者不可兼得时，“乐取其鱼也”。这比较实在实惠。特别是任一市民都可以随心所欲随时方便地享受到它。
【关键词】 小儿间质性肺炎；中西医结合；可行性；效果初评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3.118
作为一种儿科少见的临床疾病， 小儿间质性肺炎在近几年却有着较高的发病率。小儿间质性肺炎在临床上多表现为毛细支气管炎以及衣原体肺炎， 由于不常见， 医护人员在临床的治疗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1]。因此， 本院开展本次临床治疗试验， 对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对小儿间质性肺炎的可行性及效果进行评价。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0月～2015年3月本院收治的间质性肺炎患儿114例， 通过抽号的方式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 每组57例。对照组中， 男26例， 女31例， 平均年龄（2.43±1.32）岁， 平均病程（7.43±1.08）d。治疗组中， 男27例， 女30例， 平均年龄（2.38±1.52）岁， 平均病程（7.26±1.14）d。两组患儿性别、年龄以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儿单用西医进行治疗， 治疗药物选择头孢噻肟钠25～50 mg/（kg・d）、新青Ⅱ50～200 mg/（kg・d）以及地塞米松0.5～1.0 mg/（kg・d）， i.v.gtt.。另外， 在对患儿进行地塞米松治疗时， 需在3 d后减少用药剂量， 并在5～7 d时停止地塞米松的使用[2]。治疗组则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处方选择泻白散加味。泻白散加味的主要成分有：甘草3 g， 川贝5 g， 地骨皮以及桑白皮各9 g， 赤芍、鱼腥草、地龙以及粳米各10 g。泻白散加味清水煎服1剂/d， 并可联合使用1支鲜竹沥。两组治疗间质性肺炎患儿的治疗周期均为1周。
1. 3 疗效判定标准[3] 间质性肺炎患儿的疗效标准分为痊愈、有效以及无效。当患儿临床症状、肺部音完全消失， 通过X线扫描肺部， 病灶完全吸收时为痊愈；当患儿临床症状有明显好转， 仅伴有轻微肺部音， X线扫描肺部， 病灶吸收效果良好时为有效；当患儿临床症状无任何变化， 且有严重肺部音， X线扫描肺部， 病灶无吸收迹象时为无效。总有效率=（痊愈+有效）/总例数×100%。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治疗组中间质性肺炎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高达91.23% （52/57），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的75.44%（43/57），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通过对本院病例进行分析， 并结合各类参考文献， 可以确定， 小儿间质性肺炎具有发病急、病变快的特点， 由于多发于婴幼儿， 若不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 很有可能引发患儿出现内陷厥阴以及心阳虚衰的症状， 较为体弱的患者疾病还会有一定的反复性， 不能完全被治愈[4]。
单纯对患儿进行西医的治疗， 其效用具有一定的暂时性， 并且药物治疗对小儿间质性肺炎的病原体敏感性较低， 因此治疗的过程会相对拉长， 并且长期用药会引起患儿肠道的强烈反应。
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泻白散加味， 不仅能有效巩固西医的临床治疗效果， 在另一方面也能缓解患儿治疗过程中的胃肠强烈反应， 提升用药的安全性。其中， 骨二皮、桑白皮、甘草以及粳米有平喘清肺的功效；地龙能促使支气管平滑肌扩张， 有解毒清热的功效；川贝有润肺止咳的功效；鱼腥草能提升患儿体内的血清备解素， 有提高患儿机体免疫力的功效；赤芍能对血小板的聚集进行抑制， 有生新祛瘀的功效[5]。
综上所述， 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医治疗， 能够有效缓解间质性肺炎患儿的临床症状， 并且用药更具安全性， 值得在临床治疗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程汝挽.立其丁联合间羟胺治疗小儿间质性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中外医学研究， 2011， 9（25）：29-31.
[2] 塔西甫拉提・阿吾提， 迪丽拜尔・克力木霍加， 巴哈提・哈立亚. 小儿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的临床、影像学特征及诊断.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十届全国磁共振学术大会， 2010：497-501.
[3] 刘秀云， 江载芳， 周春菊， 等.小儿急性间质性肺炎三例并文献复习.中华儿科杂志， 2011， 49（2）：98-102.
[4] 李云峰， 范宣云. 37例小儿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的临床分析.中国保健营养（下旬刊）， 2012， 22（7）：1871-1872.
[关键词]汾河流域，污染治理，环境生物修复技术，人工湿地
中图分类号：TM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9-0326-01
1 引言
汾河为山西境内最大河流，也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其由北至南贯穿大半个山西，流域面积约39471平方公里。汾河作为山西人民的母亲河，孕育了三晋大地悠久的文化，哺育了无数三晋大地的儿女。时至今日，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和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利用，汾河两岸工厂增多，加上人们环保意识的的淡薄、有关部门监管不力以及历史因素的制约，工业化在带动山西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给汾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汾河污染情况以中下游地区尤为严重，个别地区河水发黑发臭，水生生物大量死亡。针对汾河流域沿岸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汾河水质的急剧下降，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千里汾河，清水复流”的口号，并以生态治理、生态恢复为基本手段。
从“生态治理”的基本理念出发，汾河治理应该以汾河流域各区段实际情况为基本出发点，分地区、时区建立相对应人工工程，以引导生态系统自动修复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面子工程，唯此方能成功建立起良性循环、可持续的汾河治理工程。
2 流域概述
汾河为黄河第二大支流，全长713公里，流域面积约39721平方公里，北起山西神池县，一路向南，贯穿大半个山西后，于山西省万荣县汇入黄河。汾河支流众多，流域内各种水利设施星罗棋布，其中大型水库（库容量1亿立方米以上）3座，各N中小型水库、灌区、机电泵站数不胜数，具有灌溉、发电、工业和城市居民用水等多种功能。
汾河上游地区水质相对正常，但是中下游地区的污染问题以及流域内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较为突出和明显，应作为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的重点地区，通常意义的汾河中下游地区指汾河二库坝下到万荣县入河口，流经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五市。本篇主要对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段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治理和修复方案。
文水县境内汾河主要指汾河主要支流之一的文峪河，古称文谷河，又名文水，据历史数据显示，其基本情况见表1。
文峪河流域内地形较为复杂，其中山区3203平方公里，平川区909平方公里，地上地下河污染情况均较为严重，本次调研也得到当地村民（邢家堡村、贯家堡村）的积极响应以及村镇领导的大力支持，当地居民都迫切希望有汾河污染情况得到积极治理和改善。
3 生态环境破坏情况简述
3.1 河水污染严重
汾河在流经太原大同等中大型城市和介休、霍州等工矿城市，每年都要接受大量的工业生活废水达3.33亿吨，占到整个山西省的48%。据2008年时山西省水环境检测中心对汾河水质的评定显示，山西省河流污染程度进一步加重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在评价河段中，84%的河段被严重污染，河流污染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溶解氧、挥发酚和生物需氧量等。总体来看汾河上游污染较轻，城市附近和各主要工业城市附近污染较重，且污染项目多、超标倍数大。汾河主要河流水质状况见表2。
3.2 水资源严重短缺
据近几年观测数据显示，汾河中下游地区水流量正在减少，甚至个别地区已经出现断流情况，从汾河流域各区间资料整体对比，汾河河段总体呈衰减演变的趋势，2001-2013年段水资源量较1956-1979水资源量减少近30%，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减少；工业和农业生产对地下水的严重开采浪费；污水处理水平低下，中水回收规模小；中上游植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蓄水能力下降；煤炭资源的大量开采利用，造成汾河下垫面变化，地下水深度进一步下降。
4 环境生物修复技术的可行性探讨
4.1 环境生物修复技术概述
环境生物修复技术是一门由现代生物技术与环境工程相结合的新型交叉学科，指直接或间接利用完整的生物体或生物体的某些组成部分或某些机能，建立降低或消除污染物产生的生产工艺，也指能够将环境中有害物质吸收并转化为有用物质的人工技术系统。该技术在污染治理方面具有速度快、消耗低、效率高、成本低、反应条件温和以及无二次污染等显著优点，为从跟本上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创造了条件。
目前，环境生物修复技术在许多河流流域污染治理已得到应用，并初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针对汾河流域实际污染情况，可综合利用污水生物净化技术（高效微生物固定化技术）、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技术和人工湿地技术。
4.2 污水生物净化技术
造成汾河污染的物质主要包括酚类、氰化物、重金属、有机磷、有机汞、有机酸、醛醇等。微生物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可以解除污染物的毒害作用，并同时将之转化为有益的无毒物质。现在大多采用的是生物净化技术为固定化酶和固定化细胞技术（高效微生物固定化技术）。固定化酶技术指通过物理吸附或化学键合法和固态不溶性载体结合沉降，而微生物细胞是一个天然固定化酶反应器，该种方法可以高效处理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和无机重金属。
此技术在国外成功范例很多，近几年在国内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应用还相对较少，可以通过在汾河各主要河段以及库区建立生物沉降池，同时发挥本省学术优势，在菌种培育方面加大投入。
4.3 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技术
由于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利用，汾河许多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已不适合植物生长并进而产生一系列恶劣后果，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的物质为无机重金属盐离子，该物质对活性细胞具有巨大杀伤力。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技术的主要原理为：通过生物作用（如酶促反应）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化学形态，使之被固定或解毒，降低其移动性，与此同时增加土壤中有机物含量，激发微生物活性，由此改善土壤生态结构，这有助于土壤的固定、遏制风蚀水蚀等作用，防止水土流失。
5 结语
汾河流域存在的河流污染、水资源短缺现和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现象十分严重，针对汾河的大规模治理已经刻不容缓，而综合考虑汾河流域实际情况，环境生态修复技术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其中人工湿地具有较强实用性和环境技术优势，可作为主要技术。为实现源头、干流以及各支流的全流域综合治理，应该具体到每一区段环境，合理制定相关的环境生物修复技术方案和规划，针对性落实各项修复工程举措，同时也需要各个部门和各地政府的积极配合，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全社会共同参与，实现“千里汾河浊复清”的总体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 蔡金丽.汾河河道生态治理思路与措施[J].水利建设与管理，2011（1）：73- 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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