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5:16:23
导语：在新古典金融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货币金融学；经济新常态；教学改革；理论联系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86-03
《货币金融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作为金融专业的基础性入门课程，同时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货币金融学是引导学生学习金融学基础知识和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的前提课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枢纽和核心，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关金融理论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金融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有效结合，解决我国实际经济金融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当前教学的重要特点。但在货币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方法创新速度缓慢，以及教师金融理论更新程度不足等问题。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如果教师按照古典的金融理论教学，学生脱离实际只为考试而学习，势必造成学生工作后，所学非所用，所用无所学，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所以，货币金融学教学的创新，已经不仅仅是金融教育教学观念转变与金融教学实践的问题，也是影响着我国金融人才培养和实际金融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变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环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研究经济转型期经济主体的行为转变，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产生的影响，对金融学的教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雇佣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生产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少。据统计，2009―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也上涨了14.9%。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企业招工难。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老龄化人口占整个人口比重为8.9%。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2015年左右将处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人口比重在2011年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蔡P，2012）。这些使得曾经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今越来越受到挑战。
第二，原材料、矿产资源与土地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政策加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物耗、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事实上，由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制约所引致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也是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高排放和高污染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迫使我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科技含量高、污染低的新兴产业，将经济发展战略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并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模式，由依靠资源要素驱动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转变，通过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三，从国际角度看，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企业产品出口需求下降，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利润下降。经济转型期，国家出口导向的弱化政策使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实行消费主导型战略而弱化出口和投资战略的功能必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对拓展国内的消费市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这一发展模式的实行，对于部分特别是出口型中小企业而言，将会带来较大的冲击。在无法或者难以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在短时间内又无法拓展国内消费市场的情况下，这部分企业的发展将经受严峻的考验。
第四，技术更新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压力增大。过去几十年我国企业技术改进方式主要是向国外企业学习和模仿。但跨国企业在国内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国内企业不断“干中学”而逐渐消失。发达国家在研制出新技术初期，会严格控制其专利技术，以确保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随后为进一步获取利润才将已经落后的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学习和掌握了低端或一般技术后，我国企业若希望不耗费自主研究开发成本，直接复制模仿他国“高、精、尖”技术已基本不可能。另一方面，企业从国外引进高新技术，也因出口管制和贸易技术壁垒而难以进行。发达国家为维持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出口进行严格的限制，并采取技术壁垒等严密的高新技术保密措施，强化对技术输出的控制、抑制技术的转移，致使后者无法获取某些核心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
（1）系统地讲解和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给经济主体造成的各种压力和冲击效应。课程需讲授宏观经济转型压力和冲击对各类经济主体影响的机制，以及各类不同主体在具体经济环境下决策的动机、过程和最终达到的实际效果。
（2）货币金融学课程的讲授需将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别环境和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的各种行为选择整合起来，再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宏观经济的途径和机制，说明其中蕴涵的经济学逻辑关系，并构建和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验和计量分析。
（3）货币金融学需要讲解和比较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在上述经济机制中产生的作用和效果，研究各种具体情况下最优政策设计，分析给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的各项建议。
二、教学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在进行货币金融学的教学分析模型建立时，主要可以参考小中型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基础。小型模型主要参考Ireland（2003）和Ireland（2011）；中等大小的模型主要遵循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2005）与Smets和Wouters（2005）这两篇文献。下面我们不追求数学上的严格性，省略模型的推导过程和细节，主要介绍和说明模型的总体框架、研究思路和主要分析方法。
1.家庭部门。居民效用函数中包括消费变量和其滞后变量。这种设计主要是反映消费理论中的“习惯形成”和“棘轮效应”假说，也是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展的一个近似描述。如果滞后消费变量前的常系数较小或为0，则效用函数中前期消费产生较小效应，甚至效用函数中不再含有消费滞后变量，消费带来的效用只取决于绝对消费量的大小。这种情况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居民从贫穷不能达到温饱的水平上获得消费，其效用当然增加较大。如果系数较大，则表示只有当期消费比前期消费增加较多时，效用函数才有所提高。当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模型结构比较适合描述经济现实。我国经济已从过去贫穷和温饱水平正转变为全面的小康水平，甚至有的地方已开始走向富裕水平，因此，模型中加入滞后消费变量是对我国经济转型较好的描述。工作时间变量（系数为）和其滞后变量的构建与消费变量的形式一致。效用函数中工作时间这样的构建可以反映我国就业状况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要，转变到劳动力供给不足，也即被称为“劳动红利消失”的现实经济转型过程。上述效用函数中对消费和劳动变量的设计，为我们下面研究转型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转型对宏观经济和政策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提供相应研究的技术支持。如我们可以考虑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和等系数的变化，给企业行为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效应。
2.企业部门。本部分我们关注在金融融资环境的影响下，企业债务融资行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首先考虑企业家融资决策问题。经济转型中在来自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冲击作用下，金融部门决定的贷款利率可能导致经济产生更大的波动。有利的企业生产冲击，如企业获得了更好的产权保护或者政府直接减税，都会使得企业利润上升从而净值增加。净值增加导致企业融资杠杆降低，金融部门要求的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这些变化又使得企业在随后的生产中利润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良性循环效应。这一现象被研究文献称为“金融加速效应”（Bernanke 等，1999）。同样的逻辑，经济转型的一个负向冲击，如劳动成本的提高，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会使得企业利润减少，企业净价值增值减少或为负，而融资成本提高。这都导致企业更难以获利或难以维持生存。
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在我国可能更严重。国内中小型企业债务融资的逆向选择现象较严重，少数的几个大银行对小企业一般缺乏了解，贷款利率的杠杆效应较大。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银行与金融部门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主题。近期，银行业引入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趋势有所增强。什么样的金融改革方案，以及怎样的金融融资环境，才能使得企业债务融资的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得以减缓，是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方面的重要问题，也是教学中关注的主要政策研究内容之一。
3.银行部门。为考察金融环境对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分析讲授商业银行的策略选择和行业竞争效应。对此的讲解可以使得学生对我国金融发展转型和银行业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大银行垄断地位的呼声越来越大。少数大银行的行业垄断，使得银行掠夺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同时，少数大银行垄断和利率官方决定也使得信贷配给现象严重。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而小微企业则融资艰难。因此，银行业的垄断和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这些现实分别会给企业和经济带来哪些不同的影响效应，是现在我国金融银行业转型改革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4.政府部门。我们将政府部门划分为两类，一类中央银行部门，另一类称为中央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行为决策给包括企业行为的经济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课程的重要目的就是研究各种转型压力下的企业决策和行为，以及这些企业行为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的这些基本现实和其中蕴涵的经济规律，可使政府管理部门增加对我国经济转型变化规律的认识，从而制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策略和政策。
为应对经济转型冲击可能给经济带来的波动，政府部门可以运用多种经济手段调节和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每一期的货币发行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债券或票据发行利率来调节经济运行。中央政府可通过各种税务和直接采购或转移支付来调节经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或衰退时，政府部门一般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发行、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恢复。这些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当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时，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较之以前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供给面角度，劳动工资增加，资源及原材料成本上升，企业生产技术和效率有待提高，产品附加值低而且缺乏竞争力。从需求面角度，产品的国际需求下滑，而且内部需求不足，私有投资乏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压力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部门还是采用上述政策，可能不但对经济调节效果有限，甚至产生负面的效果。如现时期政府再大规模直接投资，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经济转型期政府部门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而这恰好是我们课程的政策应用关注的主要内容。课程应从政府调节经济的各种手段和途径来研究这些行为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价哪些经济调节方式在各种具体的经济转型冲击环境下达到的效果，从而为政府制定具体背景下各种最优调节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货币金融学的讲授，教师必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将最新理论与现实实际相结合来分析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个体最优化的角度出发，建立模型，得出最优条件，然后去校准模型参数，再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与实际经济对应的数据特征进行比较和分析，以达到解释经济现象的目的。但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市场是完全竞争且现实中经济没有摩擦。实际经济中，诸如商品、资本和劳动的异质性，价格工资的粘性及其各种变量变动的调整成本等因素，都会背离新古典理论所做出的简单假设。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研究者在研究宏观经济中引进市场的不完全因素，如价格、工资的粘性，或者假设各种变量的变化和调整是有成本，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经济学分析，进而提供政策建议。把市场不完全性和个体跨期最优相结合来研究宏观经济这样的理论称为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 Synthesis，简称NNS），它继承了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综合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因素，即价格和工资的粘性等市场不完全性和个体追求跨期最优化和理性预期。NNS理论把个体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引入动态宏观模型之中，同时也考虑到不完全的竞争市场、价格调整成本、动态价格设定等因素，以此来建立模型，并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具体说，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即出现非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或工资在此情况下是可用动态价格设定或价格调整等其他形式来设定的。同时，假设预期是理性的。在此假设下，消费者如果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然后求出最优条件，通过校准参数，看模型经济的模拟数据特征是否和现实经济中的数据特征相一致。如果大体保持一致性，则这个模型设定得较成功，它就能去解释经济现象，对经济政策进行评估和预测。NNS模型建立在价格或工资粘性假设基础上，并可进行政策分析。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在短期内名义量影响经济中的真实变量，同时它也能考虑到技术的因素，即NNS模型把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同时引进模型中解释经济波动，这样可以避免RBC理论只考虑供给的局限性（市场是完全的，RBC只考虑供给冲击）。由于在完全竞争的模型经济中，货币是中性的，不能解释“货币在现实经济中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一问题，只有在粘性价格下的模型经济中，货币才不显中性，所以NNS主要用于研究与货币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它可以把理性的前向价格设定、不完全竞争和个体追求最优化几个因素结合起来解释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演化金融学 演化博弈 证券市场
一、演化金融学的起源及在证券市场上的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复杂的市场现象时遇到了困难，比如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羊群效应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演化的理论解释分析金融问题。演化金融学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金融市场中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来研究金融市场，其核心思想是进化、突变和复制。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演化证券学、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制度演化、货币演化等。目前，演化金融学正逐渐成为金融研究的大方向，国外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滞后。演化金融学作为分析金融问题的新方法，虽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障碍，却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意识到金融市场中也存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随后，Fama（1965）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的策略生存下来，而非理性策略被淘汰，市场将在长期达到有效状态。但以上论证需在Eugene 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下才成立。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 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认为演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投资策略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后，Blume、Easley（ 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 分析了圣达菲人工（ Santa Fe Artificial） 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其次，真实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交易者的行为都更加的复杂，用常见的分布来模拟现实，或者不考虑理易者与非理易者的相互作用等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却只能得到不精确的结果。借助演化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即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给这样的复杂系统建模，是演化金融学可采用的一种工具。但金融市场复杂和不确定性还需要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FAMA E.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 - 105
[2] Blume， L.， Easley， D. Evolution and market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9-40
[3]Blake， L.Experiment in Evolutionary finance.Working paper August1995 revised： 1995
[4]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5]赵鹏举，刘玉敏.基于生灭过程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2011；3：39-45
已经初步形成产业化。全国初步建立公路网运行监管与服务体系，在部分重点路段实现了动态监控和跨省市的协调处理，在处置救灾、重大事件等活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智能交通；交通运输；经济学
大众对交通安全、交通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说明了人们通过智能交通提升生活品质的愿望，城市交通拥堵的大面积爆发让人们对智能交通改善交通环境带来更多的期望。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际智能交通企业、安防企业开始进入城市智能交通市场时，我们都明白城市智能交通迎宋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当代西方经济学集大成者的萨缪尔森将马歇尔传统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并将其整合成为目前为经济学界所公认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然而，这个经济学研究基础框架，也不断受到来自于经济学内部发展的挑战。如有研究者指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组织问题关系不大。大多数经济学家借助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它确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与企业的内部组织无关)这个黑箱，将企业的内部组织略而不计。尽管存在这样那样对于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争议，但是发端于斯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尤其一系列的基本假设还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现代金融学中引入时间和货币等因素，取得像期权定价等理论研究上的突破；还有公司财务领域，也是在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修正基础做出相应的成果；还有激励机制设计、最优税收制定等等理论研究突破，都从给予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做出的。这些成果许多获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同。研究实践表明，对经济学中假设的某些部分进行修正，并在相关研究领域做出相关的说明，将有助于该经济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国富论》，以及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化、概念化的马歇尔的这一支经济学研究脉络。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脉络联系，并不在于交通运输经济学一定需要获得主流经济学的承认。相反应当通过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实践，丰富和完善主流经济学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的解释力，使之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通过修正来自于微观经济学的假设，交通运输经济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微观经济学为交通运输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假设的基础，交通运输经济研究又反过来对经济学研究提供深化研究的样本。这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有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过程。交通运输经济研究的基础或理论假设前提也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产品需求、生产供给的角度展开。
第一，在微观经济学中，假设具有理性的个人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在价格机制作用下的市场，作为有效率的配置社会资源方式，可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一基本假设也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研究领域，但是需要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作进一步的界定。在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交通运输资源就是那些能够用于改善交通运输状况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又应当如何进行最优配置呢?在交通运输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比较低，相反一些非价格机制的组织活动对于交通运输资源的配置却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来，不通过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而透过公共领域资源配置资源就成为的研究领域。个人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理性的选择，这一点假设同样适用于交通运输经济中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分析框架下，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只有需求定律存在才能保证，价格机制正常的工作，协调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求定律实际上一个理性化的假设，因为任何物品所满足的需求都不会是一样的。交通运输产品的需求至少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空间不同点之间的位移达成；二是时间不同点之间的协调；三是交通运输过程中的可靠性。这些不同的需求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有时是单质的需求，如只求快速到达、或者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等等；有时又是多质的需求，如既要快又要舒适等等。在交通运输产品需求中时间的缩短和准点成为重要的需求指标，而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除了金融、货币等领域通过利息研究时间价值外，对于时间的需求研究如何涵盖在需求定律中却还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微观经济学研究生产过程时，在马歇尔时代还考虑分工组织生产问题，而在后来的研究中生产研究被退化为生产函数的研究，生产函数的研究却是基于投入一产出模式展开，通过计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探究，生产的“技术”水平。
关键词：金融学教育；投资学；公司财务学；CFO；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2-0078-03
一、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与西方大学的区别
(一)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的特点
目前我国金融学科内涵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1 传统金融学科的内容。从我国目前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大学，不包括理工类大学)来看，传统金融学专业的主要对象是货币经济学(包含货币起源、职能，货币供求理论，货币政策理论与操作)、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的运作和管理，包括银行的计划、财务、人事等方面)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多强调金融市场的功能性因素，忽视其对微观主体如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的作用)，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金融理论的宏观分析层面和金融理论的微观分析层面。
2 “海归”人士对于金融学内容的概括。“海归”人士对于金融学科内容的概括实际上代表欧美大学商学院(其中以美国大学商学院为主)的看法。他们把传统金融学的宏观层面内容归纳为Money Econourics，认为它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应该把它抽离出来，放在经济学院讲授。真正的金融学应是Finance或Financial Economics，这一部分内容应该放到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或管理学院。目前我国理工类大学的金融学科课程体系就是这样设置的。
(二)西方国家金融学专业的内涵
1 西方国家金融学专业的内涵。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c・默顿教授在其《金融学》一书中指出，金融学是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因此，国外金融学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二是投资者行为；三是金融资产的价格行为和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设计；四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投资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可见，国际通行的金融学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精神，其核心是从微观角度研究不确定条件下。能够实现资本最优配置的金融资产均衡价格。事实上，Finance在美国已演变为一门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决策为核心的学问。就其主要内容来看，翻译成中文，多以“金融市场学”、“资本市场学”、“投资学”、“证券学”等名目成书。至于分别就其中的某一方面，如风险管理、资产评估、衍生工具定价等单独讨论的著述和译著，种类繁多，很难一一列举。特别地，自从1958年莫迪利亚尼与默顿・米勒通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后，原本不相关的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就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金融学整体――Finance。从美国历届金融学诺贝尔奖得主以及罗斯、伯瑞汉姆和费玛等著名金融学家对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看，都是把资本市场理论(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效率市场理论等)和公司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因而他们也被称为财务学家。
2 西方大学金融学课程的组成。1997年，美国学者RonaldW.Melicher等在他们的著作《Finance》(金融学)第九版中将金融学分为如下三个部分：金融系统(The Financial System)、投资学(Investments)与公司理财(Business Finance)。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金融学家钱颖一教授则认为，美国的Fi-nance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融资，包括股权，债权结构、收购合并等；二是公司治理问题，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问题。第二部分是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它是对证券市场不同金融工具和其衍生物价格的研究。这两部分合起来就是国外所指的Finance，即金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学家郎成平更进一步认为：“金融学领域基本上包括了两大主流：第一是投资(Investment)；第二是公司财务(corporateFinance)。投资学主要是探讨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期权和期货)定价模式。关于课程方面，投资学领域可以开设如下课程――投资学(探讨金融市场的组织和特性，股票，债券和期权与期货的基本特性和基本定价)，固定收益债券(专门探讨政府债券和公司债的特性和定价)，国际金融市场(介绍国际金融市场的组织、运作和金融工具的运用，利率，汇率的定价和特性等等)，期权与期货(专门探讨期权与期货的特性和定价)。公司财务主要是探讨公司实物投资与财务运作的决策过程。公司财务学领域可以开设如下课程――公司财务，公司兼并与收购，公司治理。公司财务课程讨论如何评估(实物)投资项目的收益与风险，投资项目的融资，股利政策和破产与重组等等课题。公司兼并与收购课程探讨如何利用公司财务课程所学到的评估与融资手段进行企业或项目的收购。公司治理探讨公司财务政策对股价的影响，也就是如何透过公司财务的运作以追求公司价值极大化。”
可见，中西方大学在金融学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二、我国企业界迫切需要精通金融学与财务学的CFO人才
(一)现代公司制度中CFO的作用与职能
CFO(Chief Finance Officer)意指公司首席财务官或财务总监，是现代公司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顶尖管理职位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美国的少数跨国公司设立CFO的职位。到了20世纪末，随着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在资本市场充分发达的国家，CFO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在一个大型公司运作中，CFO是一个活跃在金融市场操作和公司内部财务管理之间、不可缺少的角色。其第一个任务是进行投资决策，第二个任务是融资。当公司的发展需要融资时，CFO就要到金融市场上去，分析哪些融资手段所获得的资金成本最低，最适合公司的资金操作模式并在时间上也匹配，并进行相应的融资安排。此外，CFO作为CEO的真正伙伴还参与公司决策，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CFO是职业经理人最向往的职业之一，但做一名成功的cFO并不容易。CFO必须具备丰富的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的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
在美国，CFO要负责财务、会计、投资、融资、投资关系和
法律等诸多事务。公司的财务部门、会计部门、信息服务部门都归CFO管理。除了负责公司与投资人的公共关系，CFO还要保证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拥有足够的现金，要保证有足够的办公和生产经营空间。此外，公司自身的投资事务和复杂的法律事务，也都由CFO来统筹管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国内对这一职位的字面理解不同，在美国担当CFO的人才并非财务人员，而通常是具有丰富金融市场运作经验的人。在公司并购活动频繁发生的今天，资本运营已成为公司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合格的CFO必须不断地盯着金融市场，寻找那些适宜的并购目标，或是发现哪些公司正在试图并购自己的公司，并进行相应防范。事实上，美国优秀的CFO通常在华尔街做过成功的基金经理人。
(二)目前我国企业CFO的知识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企业面临着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残酷的市场现实对国内企业在规模扩张、资本规划、融资筹资、资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资本管理水平上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据调查，目前我国只有极少数外向型的大企业设置有CFO职位，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企业的CFO主要有两类不同的工作经历背景：一类来自于传统的财会管理人员，另一类具有投资分析的工作履历。因而我国CFO的工作重点都有些偏颇：前者只注重于成本节约控制和风险管理，后者则只注重在投资领域利用财务杠杆和创新机制创造更多的财富。通过对比我们看到，现代经济社会对cFO的职能要求不仅包括以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知识为重的会计核算、融资与资金调度、成本与风险管理等传统职能，还更多地体现在以投资学知识为主的企业并购和价值管理等战略职能要求上。显然，目前我国CFO这种单一的知识背景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转型对其角色的要求。因此，国内企业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CFO财务体系已迫在眉睫。
三、CFO的职能为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CFO的职能为我国金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CFO的职能实际上是与美国Finance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的。1985年、1990年莫迪利亚尼和默顿・米勒分别获诺贝尔奖，他们的成名作，即把投资学与公司财务学结合在一起的MM定理也作为Finance的奠基理论而成为显学。马科维茨、威廉・夏普、罗伯特・默顿、迈伦・斯科尔斯等著名Finance学者在1990年和1997年纷纷获得诺贝尔奖终于使金融学，财务学在美国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CFO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脱颖而出和大放异彩的时代。
与之相对应，我国CFO的知识结构缺陷可以追溯到我国金融学的方向设置。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金融学专业侧重于投资学方向，并不重视财务管理方面，也极少安排公司财务学方面的课程。正是这种课程设置安排的缺陷，导致我国无法培养出合格的CFO人才。CFO人才的缺乏又进一步影响我国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不过，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比一百所大学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企业界对于精通投资学与财务学的CFO人才的迫切需要，对我国金融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借鉴西方大学经验，金融学专业应该担负起培养CFO人才的重任
目前西方优秀商学院金融学专业，是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在课程上称为投资学)为基本组成部分，以货币理论与金融经济学(专门探讨金融市场特殊的均衡定价机制和公司财务的经济学机理)为理论基础，以金融工程作为技术手段和金融机构管理作为管理技能训练，以金融市场作为金融的入门基础，金融学与财务学合二为一(而不像国内有的地方将财务学与会计学混为一谈)的完整独立学科体系。这样的学科体系，是与现代金融实践的发展相适应的，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成功的。为区别于我国目前的金融学体系，可以将这样的学科体系归纳为财务金融学。
关键词：资产定价理论；价格理论；金融秩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09-05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资产定价(assets pricing)是指资产所有者为了实现其基本目标而在资产的未来收益和有关风险之间所作的权衡(trade-off)，或者说资产定价理论主要研究投资者最优资产配置和最优风险均衡收益问题。资产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金融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假设完全理性的行为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且对资产的未来状态变化拥有准确的预测。因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出现所谓的“异常现象”，更不会发生本质上是定价错误的金融危机。而实际上，金融市场时常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当前，肇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甚至导致一些国家金融体系崩溃。这些问题在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框架下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资产定价理论显然存在问题。虽然资产定价理论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并没有针对资产定价理论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很少有对资产定价理论中内在的逻辑悖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一、资产定价理论研究概述
(一)新古典资产定价理论
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资产定价理论在金融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资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面临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构成了资产和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征。然而，“不确定性”本身是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必须将其转化成可以定量分析的范畴。因此，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形成过程的影响，就成为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核心。不确定性和收益是金融学理论和实践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般称为资产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资产组合理论是指由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资产组合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研究追求收益极大化的投资者将如何行事。具体地说，它研究的是投资者应该选择何种类型的资产作为其投资对象，以及各种资产的投资数量在总投资中的分配。Markowitz认为，在分析追求极大化的投资行为时，不能忽略其不确定性，因为在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实际上都不会更加偏好于一种分散的资产组合。人们在实际上采取的分散投资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的存在对理性投资行为的分析十分重要。在分析不确定性时，Markowitz假设投资者面对的是已知的概率分布。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他主要关心的是风险和收益，因此整个资产组合必须测定风险和收益，方差可作为测量资产组合风险的尺度。由于投资者有期望收益和风险这两个决策标准，所以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决策就相当于从帕累托最优期望收益、收益组合方差，即有效边界上选择一点。
广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在狭义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与狭义资产组合理论密切相关的理论。其中既包括Markowitz提出的有效组合决定模型的各种替论，也包括资本市场理论。资本市场理论主要包括资本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市场效率理论。其中，金融市场效率理论主要是指有效市场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包括：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论，Sharpe和Lintner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Black和Scho-les。的跨期五套利定价理论，Merton的跨期最优消费、投资和均衡定价理论，不完备市场中的投资与定价理论，Shefrin和Statman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等等。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是金融学的支柱之一，由夏普(Sharpe，1964)首创，经林特纳(Lintner，1965)和莫辛(Mossin，1965)的扩展而成的一种纯交换经济中的均衡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非常理想化的模型：1 投资者都是风险规避者；2 投资者遵循均值－方差原则；3 投资者仅进行单期决策；4 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借贷；5 所有的投资者有相同的预期；6 资产交易时不存在税收或交易成本。这其中最关键的假设是，所有投资者遵循均值一方差原则。在这些条件下，有CAPM的一般形式：Ei＝Ri+(Em－Rf)βim
可见，CAPM说明，投资者通过选择适当的资产组合，可以得到一个最优的资产组合。具有不同风险承受力的投资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风险承受力为0和τm(社会分析忍受度)的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前者为最小方差资产组合，后者是资本市场组合；其他投资者可以在这两者中进行选择以获得适当的组合。此即托宾两资金分离定理。
CAPM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 市场资产组合是有效的；2 所有有效资产组合等价于市场资产组合(包括借款或贷款)；3 预期收益和臼系数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CAPM的假设条件太过严格，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克服这些不足的同时，也推动了关于经典CAPM范式的进一步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特纳(Lintner，1969)的模型，它侧重于实际回报；布伦南(Brennan，1970)的模型，它研究了税收的影响；默顿(Meaon，1971，1973)引入了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机会的关注，建立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布莱克(Black，1972)，他考虑了无风险资产；鲁宾斯坦(Rubinstein，1974)的模型，研究了更为一般的效用函数；罗斯(1976)的套利定价理论；列维(1978)的模型，引入了交易费用；布理登(Breeden，1979)和卢卡斯(Lucas，1978)通过分析财富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着重研究投资者的消费偏好，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考科斯、因格索和罗斯(Cox，Ingersoll，and Ross，1985)等将生产技术因素考虑进去，从理性预期均衡中得到资产内生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默顿(Merton，1987)的模型，讨论市场分割；Markowitz(1990)的模型，考虑了对卖空的限制，等等。这些资产定价理论还是在有效市场范式内对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
(二)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是和有效市场理论相对应的一种学说，主要内容可分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和心理学两部分。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内在价值所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资者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是会犯错误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市场中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投资者都是起作用的(而非标准金融理论中的非理性投资者最终将被赶出市场，理性投资者最终决定价格)。
行为金融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规律不变的前提假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成果引入到金融市场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行为金融学家和经济心理学家们通过个案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及现场研究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人们对于经济行为人的各种经济行为的特征及其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Shefrin和Statman(1994)]放松了完全理性人的约束条件。在BAPM中，投资者被分为两类：知情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音交易者(poise traders)。知情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相当于理性经济人；噪音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两类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当知情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呈现效率，市场是有效的；当噪音交易者起主导作用时，价格没有效率，市场是无效的。BAPM中资产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 betas)，即正切均方差有效(tangent mean-variance-efflcl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音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该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噪音交易者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而且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使行为贝塔的估计比较困难。
(三)资产定价的基本方法
所有资产定价理论都基于一种思想：资产价格等于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或者以无风险收益率去贴现未来的收益，再加上一个代表风险溢价的误差因子。为此，资产定价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表示整个市场的变动情况或系统风险总体变动的随机变量暴露出来。资产定价总体上存在两种基本分析方法：无套利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
均衡定价法试图分析隐藏在价格背后的风险来源，它一般着重于分析影响经济结构的宏观变量，例如消费偏好、效用函数等。均衡定价法的优点是在原理上解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外部环境变化时价格如何变动。这种方法通过求解一定假设条件下投资者的选择最优化问题，或者市场处于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一组方程，就可得出资产价格的表达式。
无套利(No-Arbitragc)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摩擦市场里，当市场均衡时，资产价格与其未来收益一定存在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即定价规律。从本质上讲，金融市场上资产供需平衡关系决定了资产的价值，一旦资产的市场价格偏离了其价值，金融市场上会出现无风险套利机会，投资者会以疯狂的热情，极大量的资金构作套利资产组合，迅速破坏原均衡状态。形成新的均衡状态。
无套利假设是经济均衡的必要条件，即达到一般均衡的价格体系一定是无套利的，但是无套利的不一定是均衡的，因而无套利假设没有一般均衡的要求严格，假设要求的信息也比较少，例如适用于一般衍生证券价格的Blaek-Scholes微分方程，仅仅要求几个容易观察的变量，为后来风险中性定价原理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套利定价理论(APT，Ross，1976)假定资产收益率受N个共同因素(系统风险)和一个特殊因素(可分散的非系统风险)的影响。由于不同资产对N个共同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不同资产应有不同的收益率；反之，对共同因素敏感程度相同的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在均衡状态时(即对非系统风险进行剔除后)，将以相同的方式运动，即具有相同的预期收益率；否则，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便会出现，投资者就会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获得超额收益，直至其消失。这就是套利定价理论最本质的逻辑。
二、资产定价理论的逻辑悖论
(一)实证中的悖论
首先对CAPM提出挑战的是“小公司效应”。小公司效应是指小公司股票比大公司股票的收益率高。Reimganum(1981)发现，公司规模最小的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要比根据CAPM模型预测的理论收益率高，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有效市场假设。Siegl(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Lakon-ishok等(1994)的研究发现，高市净盈率的股票风险更大，在大盘下跌和经济衰退时，业绩特别差。市盈率与收益率的反向关系对有效市场理论形成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时已知的信息对于收益率有明显的预测作用。
同样对CAPM提出挑战并推动经典资产定价理论成果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CAPM实证中的一些“异象”(anomalies)。比较著名的有“股票溢价之谜”(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Mehra and Prescott，1985)和“无风险收益率之谜”(the Risk-free Rate Puzzle，Weil，1989)。Kocherlatoka(1996)发现，这些“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
交易成本是市场不完全的原因之一。Constan-tinides(1986)讨论了交易成本对交易的影响后，发现存在一个非交易区间，在每个交易时间，只要风险资产数量对无风险资产数量的比例在这个区间内，就不需要交易；一旦偏离这个区间，投资者就进行交易，使得该比例回到这个区间内。Constantinides和Duffle(1996)利用不完全市场和持久收入波动，研究了持久收入波动风险的影响，得出一个不同于新古典资产定价模型。
针对效用函数形式对资产价格和收益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效用函数中，把风险厌恶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分开；另一方面则是改变效用函数的时间可分性假设，在效用函数中考虑跨期消费的相互影响。Weil(1989)，Epstein
和Zin(1989，1991)建立了非期望效用函数。这种效用函数有一个特征：跨期替代弹性与风险规避系数之间可以部分独立。利用非期望效用函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股票溢价之谜”。Sundaresan(1989)，Constantinides(1990)和Abel(1990a)研究了“习惯的形成”(habit formation)对效用函数的影响，认为投资者今天的消费将对明天消费的边际效用产生影响。据此，Constantinides(1990)、Ferson和Constantinides(1991)解释了“无风险收益率之谜”。
表面上看来，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实证上产生的问题来源于CAPM的三个基本假设：完全市场、无摩擦市场和新古典效用函数。当更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时，可以发现，这些假设恰恰说明经典资产定价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逻辑悖论。
(二)认识论上的悖论
CAPM的逻辑起点是投资者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夏普(1990)认为，效用函数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原始效用函数，也可以看做是冯・诺依曼－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预期效用的近似值，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效用函数时，投资者也会按照Markowitz期望效用准则行动。因此，CAPM进行了高度的抽象，从主观的效用出发得出客观的资产价值。而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人们离开这种高度抽象而有些许偏离的话，那么实际就会与CAPM的理论值相去甚远。
我们知道，价格是资产成交的价格，是供求双方达到局部平衡的结果；价值则是该资产内在的本质的属性，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整体均衡的结果。关于个别价格和作为整体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指出，“经济行动总是仅仅与行动的人赋予他必须直接从中选择的那个有限的数量的重要性相一致。经济的行动与他支配的全部供给对他的重要性无关”，也与“关于人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供给对人类的重要性判断无关”。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必须只买一匹马时，他仅仅需要做出有关一匹马的价值的判断，无须关注100匹马对其值多少，或世界上所有马的价值几何的看法，也不会因此改变他的叫价。
(三)方法论上的悖论
CAPM事实上假定现实世界上的资产价格能够在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复制出来。CAPM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把动态的资本市场上的不确定状态转化为静态的确定状态，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演绎出CAPM。但是，在考虑到实际的人类行为时，这种方法就会出现问题。当人们试图用人工的量化模型来代替人类的实际行为时，由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经济环境的易变性和复杂性，他们就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方法论问题。而如果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也和CAPM一样，把不可用首先方式计量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以用数学方式计量的投资收益的概率分布，当做理性经济主体在并不知道客观概率时将按“概率信念”行动，并认为这些概率信念或“主观概率”完全像客观概率一样，这个时候也就忽略了人类有目的的主观活动与客观世界的本质上的区别，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市场的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检验CAPM科学性方面也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一方面，在理论上，CAPM是对事前预期收益的一种(主观的)预测，属于事前分析；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上所使用的数据却是(客观的)历史数据，属于事后分析。在实证时假设资产的报酬呈正态分布和市场是有效的，将事前的预期形式转换成事后形式。针对CAPM的这种实证分析方式，罗尔在分析了截面非正态证券业绩和CAPM的实证结果后，提出了“罗尔批判”(Roll’s Critique，Roll，1977)，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1 CAPM的唯一合理测试是确定市场投资组合是否具有均值一方差有效性；2 若证券业绩按照事后的有效指数计算，则从有效集的数学观点出发，当偏离证券市场线进行计量时，不存在证券具有正态分布业绩；3 若证券业绩按事后有效指数计算，则任何投资组合都是可能计量的，这取决于非有效指数的选择。罗尔批判表明，即使市场是有效和CAPM是成立的，截面证券市场线仍然不能作为计量证券事后业绩的方法，而且资产组合的有效性和CAPM的有效性假设也是不能计量的，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真正计量市场资产组合的有效性。罗尔(Roll，1977)声称，既然真实的市场组合永不可考察，那么CAPM也就永远不可检验，因此CAPM不应被视为用于资产定价的完美模型。这样看来，有关资产定价的理论与实际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外，对CAPM的实证分析还面临着与EMH的循环论证的问题。CAPM的一系列假设与EMH的假设非常一致，在理论上，CAPM也是分析市场有效性的基本工具，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市场是无效的，CAPM的基本假设也就不再成立，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对CAPM的检验。因此，CAPM的成立要以EMH成立为条件。那么，在这个范式内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实数据与模型预测数据如果存在显著的差异时，并不能证明CAPM是不成立的，而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无效所造成的；反之，如果发现了支持CAPM的证据，有可能是因为市场有效所造成的，也不能说明CAPM是成立的。因此，所有在EMH范式内对CAPM的实证研究，都是对CAPM和EMH的循环论证。
总之，CAPM在认识论上存在着混淆主观和客观、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用静态分析代替动态分析，忽略了二者间的本质差别而放大了其共性，并进行高度抽象，忽略了实际资产交易过程中本来是十分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个悖论，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资产(组合)的交易价格与理论价格上的差别。因此，CAPM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的悖论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资产定价研究的展望
不管是CAPM、APT还是BAPM，所有这些资产定价模型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难以克服的问题。已有的模型都是建立在诸多假设条件之下的，如果没有这些假设，那么有关模型也就不复存在，而这些假设有时看来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够完全找到甚至根本就无法找到。这是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实际之间必然存在的悖论!
资产定价模型的发展是基本假设不断放松求解的过程，但是，直到今天由于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仍然与真实世界相差甚远，资产定价还是一个谜。资产定价问题的研究必须摆脱原有理论的羁绊，立足于新的研究范式进行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要立足于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运用实际交易或实验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找出影响资产定价的主要因素，为实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那么，资产定价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资产定价理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对金融市场的实际状况的复制，在理论上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资产的理论价值，这个价值的波动性小。而资产的实际价格却由于种种原因，波动性较大，甚至会产生“泡沫”。所以，利用资产定价理论得出的资产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有两种情形，情形一：你已经决定去看一场戏剧，每张票的价格是30元。当你进入戏院买票时，你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你丢了30元。现在你还愿意花30元钱去买票吗?情形二：你已经决定去看一场戏剧，每张票的价格是30元。当你进入戏院验票时，你发现你的票丢了。现在你愿意花30元钱重买一张票吗?
研究表明，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更愿意去花钱买票。如果是票丢了，买两张票时，我们很容易感到是花了60元看一场电影：而掉了30元和买一张票时，掉的30元我们并不算作是看电影花的(另外单独做账了)。我们只不过是将丢失的现金归结为倒霉，仅仅使我们感到没有原来那么富有，而不会直接与看电影相关联。
显然，同样花60元钱，但是我们的决策不同。左口袋的钱和右口袋的钱是不同的。
在期货投资过程中，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说，从大豆期货中赚得的钱和从铜期货中赚得的钱是不同的，期货市场盈亏和生活中的财富的得失是不同的。很多投资者坚持某个亏损头寸，而不愿意止损，重新选择投资机会。这是为什么?
现代行为金融学用心理账户来解释，一般，心理会计可以在以下三个层次上进行：
一是“最小账目(minimalaccount)”式：这时人们在内心对各种决策进行比较时考虑的因素仅仅限于每项决策本身，如买或卖某支股票。
二是“局部账目(toplcalaccount)”式：这时人们对决策的评价将考虑某个特定参照水平，也就是说不仅仅考虑某项决策本身。
三是“综合账目(comprehensiveaccount)”式，顾名思义即将所有相关因素全部加以评估的决策分析方法。
塞勒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假设人们利用“综合账目”进行“心理会计”。而实际上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个体在做决策时往往会违背一些简单的经济运算法则，从而做出许多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些行为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心理效应：非替代性效应、沉没成本效应、交易效用效应。这些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心理账户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
“心理账户”(ThaIer；1985)本质上是一种狭窄性取景，表示投资者趋向于将不同的收益或损失划分在不同的心理间隔性账户上，并依据不同的心理账户进行决策。
论文关键词：跨国并购，并购动因，综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在世界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各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管制的放松的背景下，以善意、横向和强强联合为主导特的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跨国并购是进行快速扩张的一种有效途径，它克服企业通过自身积累实现渐进式发展的局限，为跨国公司实现快速发展实现了可能。企业跨国并购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东西方学者对其产生发展的动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发展，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多种跨国并购动因理论。以下简要介绍三种学科中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成果：新古典经济学派、金融经济学、管理学。
一、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两大假设为“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完全理性的经纪人”。该学派在这两大假设基础上以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来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并认为实施跨国并购能提高企业效率，达到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新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有规模经济学说、市场势力论和交易成本论。
（一）、规模经济学说（economiesofscale）
规模经济学说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补充和重新配置达到最佳经济规模。在经济规模下，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和生产效率。并购也使企业有能力在保持整体产品结构的前提下实现产品单一化生产，提高专业化水平。该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前生产经营达到经济规模、未取得规模经济性。
获得规模经济性事跨国并购的动因之一。Coase研究了并购中技术的规模经济性问题。他的研究表明跨国并购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在更大的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分摊高额的技术研发费用，实现技术的规模经济。
一些大的跨国并购能有效降低成本。例如1998年12月1日，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动用101亿美元收购美国第银行信孚银行的全部股权，合并后的银行总资产将达到8200亿美元，成为新的全球最大的银行。从2001年起，每年大约能节省10亿美元（17亿马克）的成本，2001年德意志银行每股利润可增加10%－15%。
规模经济学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和我国目前较为流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关于企业规模经济的论述成为学者们研究跨国并购的理论基础。它能很好地解释跨国企业的横向并购。但事实上规模经济在企业并购中的效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纽博尔德(1970)的研究表明，只有18%的公司在并购活动中承认并购动机与规模经济有关。
（二）、市场势力论（marketstrengththeory）
市场势力论认为企业并购能够增强市场控制力，增强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和长期获利能力，其体现在两个方面：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通过横向并购减少行业内竞争者数量，降低产业内竞争激烈程度，巩固市场占有率，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横向并购能够解决产业整体生产能力扩张速度和市场需求扩张速度不一致之间的矛盾，减少行业的过剩能力。对于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行业，并购能降低退出壁垒。另一方面，通过纵向并购能帮助企业实现对供应链和销售渠道的控制，降低买主和供应商的重要性，提高企业讨价还价能力，以此控制竞争对手的活动。
Whittington（1980）的经验研究表明大公司在利润方面比小公司的变动要小。这说明大公司由于市场势力较强，不容易受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规模、利润稳定性和企业市场势力三者是密切相关的。日益国际化的市场和竞争环境要求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更大的市场势力，而跨国并购是短期内获取市场势力的最佳途径。
有学者对市场势力理论有质疑如：有学者认为企业拥有足够大的市场势力使企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产业内集中程度的提高时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简单的合谋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可见关于市场势力论的一些问题仍有待解决。
（三）、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交易成本是指市场交易的代价，即获取信息、谈判、签约等交易活动所产生的费用。交易成本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为零（张五常）。交易成本理论最早由Caues提出，后来由Williamsion等学者发展。
根据Coase(1960)的观点，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机制。市场交易发生在企业之间，由市场来调节控制。这种交易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同时风险也大。而企业的主要特征是由企业家进行资源配置，组织经济活动。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协调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企业边界是指某一生产环节是否应保留在企业内部。企业并购就是确定企业边界的过程。企业通过并购是市场交易内部化，同时将较高的交易成本转化为较低的内部管理成本。纵向并购的边界条件是企业边际交易费用节约额等于边际组织费用增加额。在竞争市场条件下，实现纵向并购的这种均衡能导致企业生产和分配的有效组织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Williamsion(1975)进一步发展了Coase的理论，他深入研究了企业“纵向一体化”问题，提出交易费用理论的两个前提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他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加之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企业跨国经营时交易活动的不确定和复杂性，使交易成本增加。更高的交易成本使跨国企业更加倾向于将外部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即跨国企业对外国企业进行并购。交易成本越大，实施纵向并购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成本理论从企业边界来考虑跨国并购问题，为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提供了一般理论范式和工具。然而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忽视了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的组织形式，并且没有考虑并购后的额外效益问题，同时对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不能提供有力的解释。
二、金融经济学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一）、价值低估论
价值低估理论最早由Hannah.L.和Kay.J.(1977)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未能得以充分反应。后来学者Pedro，Geraldo和Richard（1998）发表《跨国并购：价值低估假说》证明了目标公司价值低估是跨国并购的动因之一。他们利用托宾q比率来研究价值低估学说对跨国并购的适用性。托宾q比率又称TobinRatio，即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当企业股票市场价值小于企业重置成本，即q时，通过购买现存公司的股票来获得扩张所需的资产，要比购买或建造相关的资产史便宜些。因此跨国并购的可能性大。相反，当企业股票市场价格大于企业重置成本，即q>1时，跨国并购的可能性小。
该理论提供了选择目标企业的一种思路，应用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目标公司价值被低估是短期现象，而且现实情况往往是目标企业价值被高估。同时该理论也难以解释第五次并购浪潮中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股票市场整体价格高速上涨与美国、欧洲跨国并购浪潮共存的现象。
（二）、多元化经营理论
多元化经营理论认为市场环境是不确定的，为了降低和分散风险，企业通常采用混合并购的方式实现多元化经营。当企业并购与原经营领域相关性较小行业时，整个企业在不同领域进行多元化经营。当某个领域经营失败时，可以通过其他领域内的成果经营而得到整个企业较平稳的报酬率。从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更易从资本市场或集团内部筹措资金，这有利于多元化经营的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企业处于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考虑而进行跨国并购。不同的国家，其产业结构、经济制度、生产力水平、市场成熟度等各不相同，其经济周期以及产品生命周期也相应地有所差异。当本国的某种产品已经走向衰退，市场开始萎缩将被淘汰时，可以选择该产品仍处于成长期甚至还未开发的国家实施并购，从而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降低了对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依赖，也降低了投资风险。
多元化经营理论曾经十分流行。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核心竞争力、价值链等新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倾向于采取专业化的经营模式。Seth(1990)的研究发现混合并购行为，与其他并购类型一样，不能降低企业的系统风险。因此用该理论来解释混合并购的动机从目前来看也显得缺乏说服力。
三、管理学视角下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一）、理论
理论由Jenson和Meekling（1976）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当管理者只拥有企业股份的一小部分时，便会产生问题。小部分的所有权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工作缺乏动力或者进行额外的消费，而由此产生的大部分成本又拥有绝大部分股份的所有者。Fama和Jensen(1983)指出，并购事实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外部机制。在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将企业的管理决策与控制决策分开，能降低人侵蚀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当目标公司有问题时，要减缓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所带来的问题，并购就成为解决目标企业问题的一种外部机制。通过并购获得控制权，可以弱化问题。
（二）、管理主义者理论
Mueller（1969）提出的假说认为并购行为一部分可以解释为企业管理者对自己利益的保障，一部分可以解释为企业管理者想拓宽新领域的愿望。假定管理者的报酬是公司规模的增函数，由于人的金钱和非金钱报酬是由企业规模的函数，而并购是最快也是最有保障的扩张道路。因此经理人有强烈的动机将企业规模扩大，管理者愿意接受较低投资报酬率进行并购，借此增加收入和提高职业保障程度。但Lewellen和Huntsman（1970）的实证分析表明，人的报酬与企业利润率相关而与销售水平无关因此Muller的理论收到极大地挑战。
（三）、管理者自大假说(HubrisHypothesis)
Roll（1986）根据拍卖市场特点提出的自大假说认为，并购企业决策者过多地关注目标企业的未来价值，从而忽视或有意回避两家公司合并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协同作用。并购决策者由于过度自信在评估斌巩固机会是过分乐观或过高估计其对目标企业的资源利用能力，从而进行并购活动。Mueller和Sirower(2003)以1978－1990年间大公司之间的168起并购为样本，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并购产生了协同，反而有相当的证据是被管理者的自利和自大所驱动。这一理论的提出，从并购决策者自身的角度出发，以决策者的行为来解释并购现象，增加了人们对企业并购动机的认识。
（四）、协同效应
Ansoff(1965)最早提出协同效应理论，即是指并购双方资产、能力等方面的互补或协同从而提高公司业绩和创造价值为社会收益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即合并后公司的整体业绩会大于合并前各自原有业绩的总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Jensen和Ruback(1983)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获得效率增进是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原因。当两个效率不一样的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形成一个企业时，则可以形成“1+1>2”的效果。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财务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方面。
1、财务协同效应
该理论认为，由于税收、会计处理惯例以及有关企业并购的法规的组合应用，企业可以从一些并购中获得货币经济利益，这种收益是通过财务运作带来的，被称为财务协同效应。获取财务协同效应是企业进行并购的一个重要动因。盈利的企业可以与一个有累积税收损失和收减免的企业进行合并，从而实现合法避税的目的。大多数国家税法都有此项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政策的优惠对于那些内部投资机会短缺而现金流动又很宽余的公司而言，是一个实施购并的直接动机。
2、经营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互补性。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可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范围，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纵向并购可以将行业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联合在一起获得不同水平间的更有效率的经营协同。
3、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管理能力层次不同的企业合并所带来效率的改善。如果一家公司其管理能力超过了公司日常管理的需求，该公司会倾向于收购另一家管理效率低的公司，使其过剩的管理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并购后，通过资产重组、业务整合，可以改善低效率公司的管理效率，达到惯例协同，提高企业价值。
（五）、自由现金流量假说（FreeCashFlowHypothesis）
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的现金在支付了所有的净现值为正的投资计划后所剩余的现金量。Jensen（1986）认为，股东和管理者在闲置资金配置问题上会产生冲突，由此产生成本。当成本很大时，并购活动可以适当提高负债比例，从而增加产出，提升公司价值，有利于减少成本。因此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在自由现金流量上的冲突而产生的成本是造成并购的主要原因。
四、总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不断发展、创新。然而通过对以上各种跨国并购理论的综述与分析，不难看出关于跨国并购的动因，学术界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性理论。现有的对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跨国并购的动因。一些学者采取了并购的视角，将并购的动因理论加入国际化因素用以解释跨国并购动因。另一些学者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学者从宏观、围观两方面探究跨国并购的动因。但是这两种分析体系的差异很大，难以融合为系统的理论。因此，就目前而言，理论界关于企业并购和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均较为成熟。但是对于跨国并购即将企业并购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这个领域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模型。虽然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理论模型，但国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研究中不断有新的理论提出并加以完善，他们的结论是值得肯定的。
从本质上来说跨国投资动因理论的研究室一项系统性工程。笔者认为影响跨国并购的各种因素之间是复杂多变的。因而如果想实现飞跃必然涉及不同学科知识和不同研究方法的双重整合。就学科知识而言，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应该跳出经济学的范围，融合金融学、管理学、行为学、应用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同时，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必须突破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束缚。只有如此，这一研究领域的真正飞跃才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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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精准扶贫;农村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最早是2013年考察湘西时提出的，它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指通过向贫困地区提供金融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实现偏远贫困地区经济的增长、贫困户的增收。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农村山区。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贫困地区有部分发展，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困境。要研究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就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史。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史看，从一开始只单纯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扶贫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渐被强调市场作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替代。上世纪80年代后，又提出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信用补贴理论发展的巅峰。这一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将政府当作市场的主体。该理论提倡政府等非营利机构根据农户不同的信贷需求，提供不同金额的财政支持，而且索要的利息将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息，为贷款的农户减轻负担。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处理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可尝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来减少农户贷款压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在信贷补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不必特意针对个人制定信贷政策，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资本中介的力量，机构独立经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发展强弱标准。随着发展，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发挥的功效并没有想象中大，仍需要政府介入来照顾小农户的利益。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差。对于偏远农村，贫穷和恶劣条件往往是因果关系。通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面积，只剩下条件最艰苦、基础设施最薄弱、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山区，使得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面对最艰难的“硬骨头”，这使得金融扶贫的成本增加。另外，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人口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缺乏与外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发展，甚至拒绝接受新事物。有些家庭开始蔓延读书无用论，觉得后代在家种地比读书来的实在，使得很多孩子失去了读书机会。教育缺失是帮助困难群体脱贫致富的深层阻碍。若村民识字都是难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学习金融知识了，这给金融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经济依靠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对贫困地区而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是由于农业结构落后，收成差价低，也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增加家庭收入。2.扶贫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帮扶对象的界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个别贪心的基层干部利用扶贫信息的不对称，在落实贫困户环节上存在腐败与渎职；二是不作为的村干部为争取扶贫款项而误导村民，将不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之内，造成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错乱；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状况难以确定，部分银行在小额信贷评级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户不符合扶贫建档标准。由于缺少信息网络系统，无法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实施动态监控，因此扶贫对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滞后性。3.金融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障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扶贫多延续老路子：确定需要资金或贷款支持的贫困村，继而为贫困村注入扶贫资金，或者向每个贫困户发放慰问资金。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未能脱贫，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一次性的帮助，缺乏后期服务。这种传统的扶贫思路不改变，金融扶贫的效果就一天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
1.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单一产业结构是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要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就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二是依靠科技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吸引有能力的客户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一些贫困地区风景优美，农作物栽培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促进资金引进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引进一批“两型”工业项目，保持经济发展。2.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可提高农村公众通达能力，有效解决交通难题。对于扶贫工作中需搬迁的农户，采取就近安置原则，稳步推进搬迁工作。把贫困家庭融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好了，就要发展当地龙头产业，就得占用当地矿产资源和集体土地，这样可能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可向村民说明，建起来的企业给农民每月分得股息，这样他们既可以安心外出务工又可每月获得一定收入，打好安居扶贫攻坚战。3.金融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等化。扶贫先扶智，利用金融资金支持，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教育深入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优等教育资源。强化教育救助，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政策体系，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外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培训力度，捐赠农业、金融等文化书籍，报刊，“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增长金融知识，使农民学会利用金融脱贫致富。4.金融帮助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走访或者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实际现状；其次是根据了解到的数据计算贫困户的月收入、年收入等具体资料，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是将调查的贫困户与周边地区被列入贫困户低保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认是否属于应该帮扶的对象。最终确认之后，将贫困户列入动态监测的金融系统下，还需要真正做到结果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作者:赵玉婷 崔凌云齐 单位: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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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噪声交易；过度自信；混合期望收益
[DOI]10.13939/ki.zgsc.2016.42.061
1 引 言
证券资产是一种未定权益（Contingent Claims），其所产生的现金流只能在未来实现，并伴随着不确定性。因此，证券资产价格一方面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大小、时间以及分布特征等；另一方面取决于投资者对这种不确定现金流的主观偏好、信念和信息。现代金融理论沿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最优化和均衡等思想，通过描述投资者效用最大化决策行为模式下风险与收益的均衡关系，来解释证券资产价格决定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关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许多现代金融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即所谓的“异象”，这激起了许多学者对建立在投资者理性基础上的现代金融理论的反思，从而促使行为金融理论的诞生。
行为金融学中讨论和应用最多的两个行为因素为噪声和过度自信。所谓噪声就是使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观察结果变得不太完美的东西，对信息的不完全观察就导致信息噪声。国外，Shiller（1984）[1]和Kyle（1989）[2]通过套利者对基础风险的厌恶，讨论了噪声对整个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Delong、Shliefer、Summers和Waldmann（1990）提出了噪声交易者的交易模型（简称DSSW），应用这个数理模型，可以对风险资产进行定价，噪声交易者通过“价格压力效应”和“杠杠效应”创造自己的盈利空间[3]；Morgan Kelly（1997）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认为噪声广泛地影响股票的价格，并进一步怀疑了有效市场的假说。[4]国内，杨胜刚实证研究证明，中国市场存在严重的噪声交易；贺学会指出如果噪交易者对资产的未来收益呈过分乐观状态，他们将对该资产产生与理性投资者相比过大的需求；苏冬蔚首次估计出符合我国股市微观结构的噪声交易高频时间序列，研究结果表明噪声交易使实际价差缩小，进而削弱了市场有效性。以上关于噪声的研究大多数都假定噪声交易者是过度乐观的，很少有人考虑噪声交易者带有悲观情绪时对资产质量的影响。而一级市场上，由于噪声交易者首次接受不完美的信息，他可能会高估证券的风险，从而低估证券的价格。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研究带有悲观情绪的噪声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相对于噪声，过度自信者也同样会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由于自己过分相信自己拥有的信息而导致对证券价格的过高估价。Daniel的研究中，表明那些对私有信号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对这些信号反应过度。当他们随时间更新他们的信心时，这种反应过度会在更正之前随时间变得更加严重，结果，就有长期的反应过度和股价纠正现象。Daniel，Hirshleifer和Subrahmanyam（2001）提供了一个类似CAPM的过度自信定价模型。[5]杨春鹏，吴冲锋研究了投资者心理对证券期望收益的影响，并基于投资者的理性心理和过度自信心理建立了混合期望收益模型，证明了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和自我归因偏差心理会影响证券的期望收益。
本文不仅考虑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心理而且还考虑了带有悲观情绪的噪声心理，借用过度自信和噪声这两个心理因素从动态角度建立了证券的混合收益模型。
2 噪声交易均衡价格和噪声――过度自信动态均衡价格
2.1 假设
第一，风险资产的终值θ即基于理性的风险证券的均衡价格服从均值为θ，方差为σ2θ的正态分布。第二，一级市场存在带噪声的公共信号而不是私人信号，有信息的投资者因首次接受公共信号，在一级市场中不会产生过度自信，可以认定有信息的投资者为悲观的噪声交易者。第三，在二级市场中，一级市场中带噪声的公共信息转化成有信息投资者的私人信号，这里的有信息投资者是过度自信的投资者，为了简化模型假定私人信号是离散的s2=1，-1。第四，无信息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不受信号的影响，能正确估计证券价格，但在市场定价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按照Daniel K，Hirshleifer D和Subramanyam A（1998）对投资者类型的划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者和无信息者，我们从行为角度将有信息者继续细分为理性投资者、噪声投资者和过度自信噪声投资者，他们分别用R、N、C表示，而无信息者用U表示。
因为本文的模型中，二级市场中私人信息的加入使得投资者对一级市场的有偏预期方式发生了进一步的修正。所以要区分EN和Ec。根据正态分布的性质，一级市场中基于噪声交易心理的风险证券的均衡价格为：
二级市场中，同时基于过度自信和噪声的混合均衡价格为：
由假设（1）知道基于理性的风险证券的均衡价格为θ，由于α>1，0≤βpN，pN
3 基于噪声和过度自信心理的混合期望收益模型
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分别得到了基于噪声心理、过度自信和理性心理的均衡价格。由于过度自信和噪声的存在，导致了投资者的估值偏离了理性均衡价格，我们把这种偏离称之为错误定价。笔者用M1=pN-pR表示由噪声引起的错误定价；M2=pc-pN表示完全由过度自信引起的错误定价；M3=pc-pR表示由于过度自信和噪声共同导致的错误定价；为定义资产的混合期望收益，我们首先将过度自信噪声均衡价格pc分解为理性均衡价格和错误定价之和：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综合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从行为金融的角度出发，借用过度自信和噪声这两个行为因素从动态角度建立了证券的混合收益模型。混合期望收益模型的结果表明，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和噪声交易会影响证券的期望收益，投资者可能高估或者低估证券的正确价格，当过度自信和噪声两种心理因素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能够相互抵消时，投资者才能正确评估证券的价格。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通过证券在一级、二级市场的交易从动态角度综合考虑了过度自信和噪声对证券均衡价格的影响。但是，本文只是考虑了过度自信和噪声两个行为因素，并未考虑影响证券价格的其他行为因素，这些因素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地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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