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6:20:37
导语：在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认知学习理论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认知学习理论的发展一日千里，并逐渐成为一种新思潮。到了70年代，认知学习理论体系日益完善，内容也更加丰富，在西方心理学中已经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现代认知学习理论主要是由布鲁纳的“认知结构学习论”，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构建主义学习理论组成的。
1.认知结构学习论
布鲁纳提倡发现学习，他认为学习过程是一种积极的认知过程，不论学习什么知识，都离不开获得、转化和评价这三个认知学习过程。认知结构学习论的实质是主动的形成认知结构，强调的是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者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学习者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将没有学过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2.有意义接受学习论
奥苏伯尔提出“有意义学习”理论，他认为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有意义地接受学习，教师辅助学生将新学的知识与原有知识发生联系，进而使得学习者获得新知识。有意义接受学习论的实质是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奥苏伯尔提倡逐步分化的演绎教学，提出先行组织者的教学策略。
3.构建注意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只是一种假设，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信奉的真理很可能会被推翻。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意义的主动构建者，把教师的角色定位为学生的合作者，学生意义构建的帮助者。
二、大学体育运动技术的特点
体育课是大学里的一项必修课，和其他课程不同的是体育运动技术学习的环境比较复杂，人和外界发生的相互影响比较多。由于学生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他们进行体育技能学习的时候表现也参差不齐。
1.认知定向阶段
在体育运动技术学习的开始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教师的言语讲解或观察教师的动作示范，试着去理解所学的内容，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粗略的表象，此时学生能够进行初步的实践。在认知定向阶段，学生主要依靠动作的比较与外部的反馈来学习，通过视听信息进行模仿练习。这个阶段教师精简扼要的讲解与准确优美的示范对体育运动技术的学习十分重要。
2.动作的连结阶段
在经过第一阶段的学习之后，学生已经对所学技术动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能进行初步的实践活动，这时运动技术的学习进入动作的连结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靠学生的思考与练习，将第一阶段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在动作的连结阶段，因为技能还处于初步形成时期，所以学生的动作还比较生涩，时常在完成一个动作之后忘记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完成动作时紧张的心情较之先前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完全消失，错误的动作仍时有发生，但在认知定向阶段经常出现的多余动作慢慢减少。经过多次练习，学生已经掌握所学内容，动作基本定型，多余动作、遗漏动作出现的频率逐渐降低。他们对自己的技术动作有了一定的了解，能够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努力改正，让各种动作更加熟练灵活，得心应手。在这一阶段教师应该特别注意完整教学和分解教学的灵活运用。
3.协调完善阶段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练习之后，学生对所学技术动作已经十分熟悉，动作以肌肉运动感觉为主进行控制，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衔接已经十分流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灵活的完成整个动作，对所学知识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甚至还能有所创新。此时达到动作的协调完善阶段。
三、认知学习理论对大学生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的启示
1.认知学习理论对教师教的启示
（1）重视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的过程与方法。在传统的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中，教学目标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仅是教学过程的出发点，也是整个教学工作的落脚点。认知学习理论认为在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中，不能只注重结论，更要重视过程与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知道这个技术动作应该怎么做，要领是什么，这么做有什么作用，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练习，启发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学习过程。教师应该改变自己在传统教学中的中心地位，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用命令式的口令来统领整个课堂，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而应该将学生已有知识作为出发点，把所学内容稍加点拨，让学生独立思考，依靠已有知识去探索更多的知识。另外，教师应该多与学生沟通，了解他们的顾虑，多观察学生，帮他们纠正错误动作，让学生在宽松的课堂氛围里学习。改变传统体育课中学生怕老师，怕练习，束手束脚做不好动作的局面。认知学习理论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高级合作者，应该积极的帮助和引导学生。在学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技术动作时，尤其在动作的认知定向阶段，一定要多鼓励学生，让学生有继续参与运动的动力。在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全面发展，交往互动的教学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个人专业水平、钻研教学方法上，让学生真正融入到体育运动中，这样也有助于学生体育运动技术的全面发展。
（2）重视学生体育基础和体育能力的差异。认知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在平时的运动和以往体育课的学习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待问题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就算是有的问题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仍然能够联系以往的经验对问题做出解释。由于学生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所处环境以及教育条件的不同，每个学生的体育基础和体育能力也不同，无论从速度、耐力、柔韧、灵敏、力量还是从意志力、认知力来看，每个学生的表现都不尽相同。传统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中为了追求所谓的“学习效率”“练习密度”而采取“一刀切”的政策，用同样的标准、进度、方法，忽略了学生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样容易打消学生的积极性，甚至让他们产生厌恶体育的情绪。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激发学生的潜能，配合学生已有的经验选择和制定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案，针对性的组织教学。对于一些体育基础薄弱，体育能力又比较差的同学，要以鼓励为主，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适当的增强练习并加以指导；对于那些体育基础好，体育能力高的同学，让他们学习更深层次的内容，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教师要重视学生体育基础与体育能力的差异，本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从每个学生的实际出发，让学生自觉参与体育运动并在主动参与中体验成功，让每个学生都有所收获，尽最大的力量提高大学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的质量。
（3）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学练兴趣。在大学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过程中，恰当的组织教法是培养学生兴趣的基础。教师应该循序渐进地安排课的结构，变换课的教法，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在课的准备部分，练习方式可采用集体或分组形式进行，既可定位练习，也能行进间练习，根据具体情况变换队形，提高学生学练兴趣；在基本部分的讲解中要注意语言的启发性，促使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结合完整、准确的示范动作可以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在基本部分的中段，也就是学生动作的连结阶段，教师可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安排一些辅助练习，诱导练习，灵活运用循环法、重复法、间歇法、持续法等合理安排课的密度，以增强学生的实践兴趣；在基本部分末尾可以安排一些教学比赛，竞技游戏，这样能够提升学生的竞争意识，将整节课的气氛推向。其次，让学生尝试自我创作。比如说在健美操的学习达到协调完善阶段后，学生动作已经十分流畅自然，对于所学内容有了自己的想法，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创作，然后选一节课让大家展示成果。这样会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增加成功的体验，让学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健美操的学练上。另外，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培养学生学练兴趣的一项重要内容。融洽的师生关系能够让学生更好的投入到学习中。教师要尊重学生，关爱学生，融入到学生中，才能赢得学生的尊敬与喜爱，达到师生互信，这样不仅缩短了师生的距离，还能增强学生的体育学练兴趣，使体育运动技术教学工作顺利完成。
2.认知学习理论对学生学的启示
（1）学会自主学习。在传统的体育运动技术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都是讲解、示范、督促学生练习，教学模式比较单调，而学生一般都是教师说什么就做什么，被动的接受，缺乏计划性与创造性。认知学习理论认为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学生不能过分依赖老师，而要增强自己的独立性和积极性，由被动变为主动，通过自己的努力，结合以往体育课上所学到的知识、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主动去探索，从而掌握动作的基本要领，而这种结合靠教师“手把手”的教是没有用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学会自主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变“学会”为“会学”， 掌握科学的健身方法，培养终身体育的意识。同时，自主学习赋予教师“教”以新的内涵，促进教学实践活动，达到师生之间的帮教互助。这样不仅能够开发学生的潜能，还能培养学习的责任感。
（2）重视合作学习。在体育运动技术的学习过程中，有很多技术动作需要多人来完成，这里就需要提到合作学习。合作学习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还可以提高集体凝聚力，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体育运动技术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切磋对技术动作的掌握有很大帮助。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针对一些问题一起研究，相互讨论，合作学习使他们有更多发展空间，看待问题也能更加全面，这样不仅培养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增强了他们的学习动机。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认知学习理论对对提高大学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水平有重要意义。不同于传统体育教学模式中单调的教、学、练，让学生觉得枯燥无聊，毫无兴趣，而是看重学生已有经验，把教师和学生都作为教学的主体，师生之间相互沟通，共同进步。教师应重视体育运动技术课堂教学的过程与方法，重视学生体育基础和体育能力的差异，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学练兴趣；学生应该注重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让认知学习理论更好的指导体育运动教学课堂，从而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关键词：科技 伦理道德 矛盾 进步
一次次的科技浪潮，在给世界带来许多惊喜的同时，也给整个社会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特别是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给我们带来了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生物工程等，给人们的生活以许许多多的方便。而与此同时，这些现代科技的产物也给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如：臭氧层的破坏、日益泛滥的黄色不健康印刷影视作品及逐日增多的高科技犯罪等等。作为维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科技的现状及其发展进步。这样，在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就产生了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一步一步地突现出来。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三种观点：(1)科技决定论。这种观点及其相近理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对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而且对社会生活的精神层面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2)道德决定论。这种观点及其相近看法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而社会的存在和维系又离不开道德，要以一定的伦理道德为基础，所以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伦理道德的存在，没有它，也就不存在科学技术了。(3)科技中立说。这种看法认为，对于科技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好与坏。要是科学技术为好人所掌握并使用，会给人类和社会造福，但如果一旦为坏人或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损失乃至无尽的灾难。于是就得出结论说科技与伦理道德无关，有关的也只是取决于人的素质罢了。
2、科技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1)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4.1 国际合作，建立国际科技、道德伦理约束与法律约束的双重制约机制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核技术等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就要求人们超越政治制度差异和民族国家界限,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人类的本性更多是讲求合作互助，而不是竞争，合作是竞争的前提和基础。同志明确表示“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拓宽科学合作的渠道，积极参加更多的重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合作项目” 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普遍繁荣，减少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各国政府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
4.2 加强科技伦理道德的主体建设和科技伦理道德的普及教育
科学活动是探索未知、寻求真理的认识活动，因此献身科学，追求真理，是科学家职业道德的根本原则。科学工作者是处于活动中心的人群,科学技术的成果及其应用直接来自他们的活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也使得他们对可能产生的危害比别人有更清楚的认识，科技伦理要求他们对明显的危及人道的科学问题不参与，对隐含的伦理问题提出警示。如对今天的高尖端的生物技术来说，这项技术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握，就有可能成为他们获取和满足个人私利的手段。此外，政府理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否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对未来社会非常关键。政府的作用如果发挥得好，不仅能有效控制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而且能使之造福于人类；相反，如果使之处于失控状态，将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在全民中普及科技伦理常识。在宣传伦理知识的同时，建立配套的规章制度，使科技精神人格化，让科技活动标准化。新闻媒体也应在伦理宣传中发挥作用，要灌输知情权原则和公众参与意识。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深入人心。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关键词：生命科技 发展 伦理价值 冲突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062-03
人类一直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的撞击与融合中寻求发展，而一次次的撞击无时不对科学技术与伦理的发展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没有什么比生物医学科技制造出更多新的伦理难题了。一方面，生命科技在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生命科技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人类有可能进入一个按照自身需要改造和创造生命及新物种的科学领域，它标志着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身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但同时，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传统的生命伦理秩序被打破，并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尤其进入到了21世纪，生命科技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正由于其发展往往具有超前性，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往往滞后，再加上社会舆论对生命科技的鼓吹，以及别有用心社会力量的诱导，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碰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当前其冲突的主要表现。
1.生殖干预技术遭遇伦理困惑。一般意义上的生殖干预主要是利用生物医学技术在生命体诞生过程中对生殖各环节实施有目的行为影响，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设立精卵库、代孕技术、避孕技术等。2002年2月，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伦理学中心主任斯科特.盖尔芬德博士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关于人造子宫和设计婴儿伦理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名称叫《自然母亲的终结？》，言下之意是随着人造子宫的研究向前推进，那种在母亲中怀胎分娩的自然生育方式或许会终结。”不可否认的是，从医学角度来讲，人造子宫（如果技术上可行）确实能够解决人类生育中的某些难题，但人们也对人造子宫技术所牵扯到的法律、伦理、道德等问题不得不表示担忧。其实，这反映出的是人们一直以来对生殖干预技术的担心。一方面，因为“这种人为的干预打破了自然生殖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遗传性状，使生命的产生具有强烈的‘人为’色彩，使人成为生殖的选择者、设计者和干预者，这种方式必然会引起人们关于生育模式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它还冲击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给父母子女亲情的严格定义带来疑问，对“血缘”亲情关系定义直接构成挑战，还关系到各种社会权益保障问题，引发夫妻关系、夫妇的权利与义务、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可见，生殖干预技术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且要以对传统观念（尤其是宗教文化和伦理观念）的突破为前提。
2.“克隆技术”引发伦理价值的反思碰撞。从克隆人体胚胎，然后到克隆人，克隆技术的不断突破，生命科技不得不面对社会价值的两难反思，引发科技与人性的深层次的争论。就目前来看，世界宗教界、民间和政府大都不反对用于医疗治病的胚胎克隆，但绝大多数明确反对克隆人。2002年4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呼吁参议院通过法律，禁止克隆人类，包括禁止克隆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布什在一次向175名医生、科学家、议员、宗教界人士和残疾人的演讲中指出：生命在于天然创造，而不是日用品。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不能以牺牲人类的良知为代价，当我们寻求可能发生的事物时，我们必须记住问一问什么是对的，我们不能忘记即便是最神圣的结果也不能用来证明手段是对的。在美国，曾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有五分之四的人都反对克隆人类，但这些持反对态度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出资资助干细胞研究。毕竟，克隆出人体器官用于移植的治疗思路太有诱惑力。另一方面以美国男科研究所所长授帕诺斯、扎沃斯为代表的三个号称“科学狂人”科学家等社会部分力量仍然坚持并积极从事克隆人的实验和研究。克隆技术这些生物、医疗技术上的潜在风险，以及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对传统伦理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提出了许多生命伦理学现在还难以解答的难题，而事实上这些难题的提出和解决又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目光加以看待。
3.“安乐死”面对的生命伦理的质疑。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力，有没有选择死的自由呢？怎样面对安乐死不仅是一个医学话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人们从伦理、道德、法律等不同维度去思量。东方传统和西方的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一般是顺应自然，提出要尊重人的生命，要尽一切可能去拯救人的生命。当前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因此保护、延续生命的行为被认为是绝对的善，反之，医务人员放弃抢救濒临死亡的患者的行为则是恶，何况是“赐人死亡”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垂危不可救治而自身又倍感痛苦折磨的人，采用先进的生物医疗技术去挽救是对这些临终病人的“延长生命”，还是“延长痛苦和死亡”呢？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何在，安乐死是不是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呢?虽然对实施安乐死限定了严格的条件，但有谁能确保安乐死不被滥用呢。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仍然反对安乐死。目前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曾一度出现了许多打算安乐死的人涌向荷兰求死的怪现象，这也不得不引发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去思考。
4.器官移植掀起道德争论的波澜。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人类各种同种器官移植以来，移植数量逐年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器官移植日益成为常规手术，同时脑移植也成为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心脏、肝、肾等都已可以成功地移植了，器官移植无疑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也为患病者带来了福音，但面对带来的伦理问题却经常难以给出合理答案。如捐献者与接受者的矛盾；什么时候可以移植？移植后的人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等等。就一般移植而言，也面对如移植是否符合传统伦理（特别是对身体、发肤很看重的中国传统伦理）；身体能否成为商品，供体是否可以自由买卖，如何定价，谁有优先权；废弃的病损器官归属问题等伦理争论。一方面社会大力提倡遗体、器官捐赠的风气，以造福别人，但同时捐赠器官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强迫，才是合理的手段。可见，关系器官移植的实施还有不少社会伦理问题要面对。
5.“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伦理的较量。所谓的“人类基因组”指的是人类体细胞核中一套染色体上的全部基因，它包括约6万到10万个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1990年正式启动，于2000年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2001年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进入全面解析人类基因组，绘制“全基因组序列精细图”的阶段。“基因是DNA上有遗传意义的片段，它携带遗传信息的由成百上千个核苷酸组成，是基本的遗传单位。它决定人的所有形状，甚至包括智力与行为。医学研究还表明，不仅是遗传病，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医学研究还表明，不仅是遗传病，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这项工作的研究进展已使我们对于人类自身(人类疾病与健康、包括生育健康)、人类的前途与未来有了新的认识。然而HGP的研究“在建立‘人类知识库’，提高人类生存质量，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如：基因研究和人类的尊严、遗传信息的隐私权及获知权、基因组图谱的信息使用与人的社会权利、基因组信息对个人的影响、基因资源的专利与资源争夺、基因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基因组研究成果应用的不可预测性等。特别是遗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如当前社会一部分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一样，若基因歧视再进一步，势必以基因划分人群，所谓好基因、优良基因人群与坏基因、缺陷基因人群，出现新的社会对立和分裂。
二、价值冲突的主要特点
1.冲击传统伦理。生命科技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它标志着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身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但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传统的伦理秩序被打破，并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及定义；人为干预生殖过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理解遗传、发育、进化的统一性；对健康的重新定位；对民族、传统意识文化的冲击；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健康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等等。
2.对“人的定义”、现有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提出挑战。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关于干预技术、“克隆人”的争论，必然涉及“人”的观念反思。生命伦理学的争论，提出了“人的存在”的内部界限或极限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或存在的空间与时间界限？笔者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动物。也就是说，种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恰恰是无法从技术上“克隆”出来的。因为从自然生命的“人体”到完整意义的现实“人”之间，客观上有一个社会发生的过程，主观上也有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界定问题。人类的繁衍受到生命科技的影响，由于生殖干预、克隆人有悖于传统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几千年牢固的血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定位也必然要受到质疑和挑战。
3.提供便利与增加危机并存。生命科技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征服力，但其技术所带来的对人类、社会潜在的威胁也构成了人们对生命目的和社会价值伦理的莫大嘲弄。除了上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着很多有关制约生命科学发展的危机。例如用遗传工程方法制成对人有危险的微生物或是新种生物完全可能造成人类对未来的恐慌；生物武器和毒素的研制和使用尽管与科学的道德规范相违背，但已确确实实地出现在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军事战场上。尽管科技本意是好的，是中性的，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防患意识，使得生物技术产品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造成各种危机、毁灭性灾难等。人们已充分认识到，生命科技在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增加给现代文明带来危险的可能性，曾发生在日本东京的沙林毒气事件和美国的炭疽菌事件等都是一个个血的教训。
三、价值冲突的成因分析
1.生命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生命科技与其他科技一样，由于独特的客观规律、价值尺度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其对生产、生态环境、文明的影响自然会显示出其双重性的作用。生命科技在人们摆脱自然界的威压，争得相当的人身自由的同时，又给人类降下了潜在的危机，如1960年避孕药的出现，但随之就是各种性病的泛滥。我们知道，生命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不仅涉及到从事科技工作的当事人，而且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成为人们探索生命本质，攻克重大疾病，提高生命质量的一把钥匙，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各种生命科技等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2.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发展的不同步性。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人类的道德水准与科技水平呈现交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命道德水准和生命科技水平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恰恰相反，生命科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处于日新月异的活跃变化状态；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包容了许多世代相袭的观念，没有大的触动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便导致了人类对生命科技的认识与接纳水准与生命科技水平之间经常处于矛盾状态。表现之一是人类生命科技水平超前和生命道德水准相对滞后。因此，新的生命科技出现必然导致生命伦理的真空或对未来恐惧。
3.传统消极科技观的影响。在20世纪以前，即使是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作用的人们，也只是把科学技术看成外在于社会、从社会之外作用于社会的独立力量。只是到了20世纪，人们才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处在社会之中、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一种社会建制。就认识根源来看，生命科技的负面效应首先要归咎于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实践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的对自然过程的复杂机制认识不足；其次是价值观上的原因，即人们在选择、运用生命科学技术时的某些短视行为，只顾眼前的效益和具体的、局部的或个体的利益满足，而忽视了人类长远的、整体的基本利益。
4.生命科学技术的非人性化发展。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塑造完美的人性，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遗憾地看到，生命科技的残缺经常被忽视，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如自然的生命那么和谐，原因就在于自然的生命经过了几十亿年的进化，已经形成了高度协调的体系。过分夸大科技的作用，只会导致生命科技与人性需求的异化，遭受自然和社会被动的惩罚。就社会因素而言，生命科技所追求的目的、实施方式和后果，都要受科技主体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经济、政策条件下，不同的技术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人类现在只是构建了基因草图，可以想象，如果实现基因重组的话，基因工程无限制地使用会导致一些不可逆转的后果，那样就可能出现新的物种，尔后可能构成现代人类自然物种一个崭新的但人类自身可能无法控制的生态环境。因为在自然环境下，每种物种都有天敌，天敌之间相互制约使得自然界的平衡不至于被打破。人为制造的东西，由于没有天敌，很可能出现极度的繁殖，进而出现生态失衡，给原来天然物种带来危险。
5.社会控制力的缺失，为生命科技成果滥用提供了可能。作为新生事物的生命科技往往是在人们的观望中诞生的，社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学术科研机构的约束都显得滞后。加上部分科学家、企业，包括大众媒介坚持技术无论点，技术至上主义过于甚嚣尘上，生命科技的运用容易失去方向和控制。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我们所面对的更多地是一个自然物的世界、甚至还有人类自身（现代医学中的器官移植）都已成为科技利用的对象，而真正的自然、或者说本原性的存在却隐而不显。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一样：科技的敞开越是透亮，自然的隐匿越是深沉。更进一步地说，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西方特有的狭隘的科学思维，对于科学内在价值的剥离，构成了世界现代化的支柱。市场利益与科技猎奇心理导致了生命科技滥用的内在动因。因此，现代社会在道德、思想和机制上都缺乏一种对生命科技负面作用的制约体系和应对灾难的准备，这本身就必然会产生生命伦理困惑，甚至是一种更可怕的灾难。
6.世界伦理一元与多元的矛盾。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得科学研究、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民族伦理观念的冲突。如：在对待人的生命优先价值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是以施悲曼为代表，认为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这种价值具有绝对性，神圣性、不容挑战和质疑，人的生命在任何阶段和情形下都应该得到维护和关照。因此反对堕胎以及宣布脑死病人为死亡等善意的对人的伤害。另一派则是以哈里斯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在其他生物面前有优先权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主体，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之人，因而认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谈得上拥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的完全道义上的生命权利。同样，对生命科技理解和运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看法是存在不同的。在对待克隆人、克隆器官，以及在器官移植等方面，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文化地区也都会出现分歧。如在对待基因技术知识产权，美国就与许多国家都有争议。因此，在21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和国际伦理研究组织建议成立地区性伦理协调组织，沟通和协调一些伦理观点，以便促进包括生物人体试验在内的研究工作开展，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益得到各界的关注，或许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
[本文为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基于生命伦理视阈，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系列成果]
参考文献：
1.南方周末.200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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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三联书店编著.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学技术的现在与未来：生命、农业.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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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凤莲.人类沉思.济南出版社，2000
关键词:科学;伦理;关系
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1 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 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会行为,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科技一旦不被正确地使用,必将产生恶劣的影响。科技发展必须重视伦理规范,以弘扬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从这一点来说,科技发展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科技活动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活动,存在着可能的或潜在的风险,也需要伦理规范,以预防不良后果或灾难的发生。如克隆人问题、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以[！]及基因武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涉及到人类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不可小视。试想,如果克隆人的科技活动允许自由进行的话,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人伦关系混乱,性别比例失调,希特勒优生理论沉渣泛起,所以应该禁止。又如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打破种属之间的遗传屏障,很容易在试管中进行各种遗传重组,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或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此类工作不仅需要伦理规范,还要制订一些专门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其行为,使其负面影响减小至最低程度。基因武器是近来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种族基因组多样性特点,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手段,有可能 设计、研制出针对某一种族的基因武器,从而对某一种族和国家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和巨大的威胁。对此,应达成国际性的伦理宣言和协议,反对和禁止此类科技活动。
3 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人与科技手段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中,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手段,科学技术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有能力支配科技手段从自然中不断获得自由,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尊重工具系统的规律和性能,服从工具操作要求。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从自然中获得自由是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那么人对科技工具的服从,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工具系统是以人工装置的方式体现了自然规律。工具技术对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压抑,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单方面地发展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人一定得到幸福和满足。要缓解和减轻科技手段对人的控制和压抑程度,必须需要伦理道德的关怀。伦理道德表征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作为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人文精神力求发现那些使人成为人或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要穷根究底地追溯人何以作为人存在、人何以会具有那些属人的东西。作为一种主体尺度,伦理道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积淀和集中表现,它是人作为主体的一切活动的内在根据。它内蕴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护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理想的人本意识,体征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人的精神的核心和灵魂。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所以科学技术是否运用得当,是否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所以,为保证科学技术的合理、正当运用,应该用伦理道德来协调其发展,使其发挥对科技的导向与规范作用,让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参考文献
[1]王文娟,李宏英.正确认识和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J].山西科技,2009,(3).
[2]岳磊,蒋富强.略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J].科学之友,2008,(12).
内容摘要：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直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某些科技活动对整个社会起到负面和消极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须从多个角度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对科技活动的引导和规范，从而使科技活动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危机科技伦理
引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共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如果失控，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为了克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通过科技伦理知识普及、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影响，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使人们的科技活动产生善的结果。一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危机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当事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一项科学成果，一种技术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行事，于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类生存、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些事物及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在运用科技手段对某些事物及其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时，只预期到好的结果，没想到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当人们为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时，往往会忽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苗头，当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时，往往积重难返。例如，由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不足所造成的，（2）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政治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为手段损害他国、他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利益。例如，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科技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把科学技术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3）为了小团体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利益。例如：一些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在向自然，向江河湖海、向大气中排放出污染物质，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恶化。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根本就不顾生产给自然、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4）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对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损害。如电脑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制造计算机病毒造成数据的丢失，系统的瘫痪或者闯入别人的计算机偷看别人的隐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5）由于人类盲目地滥用、误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难以处理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如生育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等等。特别是遗传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滥用会带来生命伦理上的混乱，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二科技伦理介入的必要性科技伦理是对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等的总和。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又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之后果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向准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人发出过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他一生发表的关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言论就有上百万字。他曾不倦地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弹屠杀当中。与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为缺乏科技伦理素养，被世人所唾弃。例如，当前有“女疯子”之称的“克隆援助公司”总裁布瓦瑟利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已经在克隆婴儿，这种违反科学伦理精神的行为，遭到世人的强烈批判。两类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动说明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性。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伦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义的规则系统，它可以告诉和教育人们：“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什么样的科技行为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人们应该通过科技活动为人民、为人类造福，而不应利用科技去作恶。”当这些规则系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公认的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自觉地按照这些行为规范去进行科学技术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科技行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不断增强,共同生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产生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对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为，被认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赞赏和表彰,给予某种荣誉，如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由于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而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共同生活的行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币、假冒商品、窃取各种技术资料、利用电脑作案等行为,认为是不好的、丑恶的,人们就会加以鄙视和惩罚。科技伦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评判，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违反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会往往就会通过舆论,通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对违反科技道德者实行帮助和“制裁”。三科技伦理创新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它并没有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管理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硬性约束，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惩恶。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科技伦理的规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1）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科技伦理道德，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成熟的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和规范，通过法律和规范的约束性来规范科技活动，避免科技活动超出道德的界线。如中国科学院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律准则》，就规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正确科技道德观的形成。（2）对某一些新的科技领域涉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要根据已有的实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条律条令，使人们的科技行为有明确的指导。如网络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等等，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防止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反面。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经走到了前面，如荷兰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科技活动的发展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也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3）世界各国应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伸张正义、遏制邪恶。例如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战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这些科学技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须把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科技伦理精神树立人们正确的科技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同时也要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理性的人类将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21世纪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服务全人类、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1]沈铭贤，科技与伦理：必要的张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2]甘绍平，科技伦理：一个有争议的课题，哲学动态，2000。[3]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吕耀怀，科技伦理：真与善的价值融合，道德与文明，2001。[5]吴恒斌，关于科技伦理与法的思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1。
雾霾是当今最为关切的一个环境问题。从上个世纪五十年生的“伦敦雾霾”事件，到我国国内目前大范围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据此前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全国20个省份104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的状况。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重度污染国家。它不仅在视度上影响人类，而且严重影响着路面交通以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更会给人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像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会造成一定时间内的交通不便，而霾是一种灾害性的天气现象，造成空气质量降低，影响生态环境，对人类、交通、供电、生物圈等均产生危害。
二、分析雾霾产生原因
（一）企业对环境治理的责任问题
当前，环境社会责任的缺失现象不断涌现，更大范围、更强力度地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以更大的破坏力动摇着社会对企业信任与诚信。例如：企业无视污染物的排放、废气排放等屡见不鲜。
（二）工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雾霾的出现和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经济快速发展，出现重速度轻效益的现象。一些企业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自然环境采取一种藐视的态度，表现出对企业环境伦理的无知。
（三）环境文化滞后
我国环境文化氛围的薄弱和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实现。从目前雾霾现象来看，我国的环境文化有一定缺失和滞后，在建设方面投入不足，相关产业不完善，教育体系没有形成。
（四）科技技术落后
我国的科技技术研发，缺少生态技术。这样的科技技术只会落后，不会延续。虽然科技技术利于人，利于企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雾霾的环境伦理反思
雾霾表面看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残破和恶化，生态平衡和净化能力遭到人为的破坏，表面看来是经济、利益、制度等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在自然面前迷失了自己的本真，迷失人的本质规定性，雾霾警示人们在面临环境危机。
目前经济、文化、哲学、科技、教育、管理等学科，都在围绕着如何保护和治理环境展开广泛的讨论，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今一股潮流。环境伦理学是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人类对自然存在物的恰当行为的需要而产生的。从环境伦理学反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界和自然存在物的道德责任，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环境伦理学与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考
1、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的新文明
环境伦理学是研究环境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其现实根据主要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人类提供新的伦理学的视野。十我国将生态文明，并作为国家的发展总战略提出来。正是要从总体上扭转工业文明给人类和生态带来的弊病。这个提法不但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同时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2、环境伦理中的生态视野
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学，既要考虑到作为价值理论对于现代人类科技的一个总导向问题，又要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的细节里头去，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可操作性的一套策略。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是“自然”“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的存在及其独特性是要靠自然整体体现出来。在这样一种思想传统下，把环境作为伦理思考的对象本身也就是水到渠成的。
（二）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观念
1、人与自然的问题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承认人类的存在，更应该承认自然界的生存，尊重自然。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必须是符合生态规律的，才能共同进化。雾霾是人类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是环境破坏的一种现象，人类的活动行为已经违反了生态规律，则这种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相反的，人类活动只是有利于自己，但没有利于自然，因此人类活动产生的雾霾是不符合生态规律的，不是相互作用，而是人类走向灭亡。因此，雾霾的出现，在反思过程中要认识到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实际上是在尊重人类自己。
2、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是环境伦理对处理人与生物关系提出的道德要求，最早是 20世纪50年代，环境论理学的创始人阿尔贝特.史怀泽就指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3、协同进化
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是环境伦理学的一条重要的环境伦理原则，能指导我们正确的定位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协同进化比较符合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发展中要坚持协同进化的原则，坚持用双标尺度的环境伦理标准来衡量。
（三）雾霾的环境伦理追问
1、雾霾的特征及其对人类发展的制约
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是连锁效应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急速的工业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各地的生态健康被严重破坏了。我国的雾霾天气，发展到最后看到的只是环境问题，我们未必比过去的人们更幸福。
发展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核心的观念。在如今却蕴藏经济主义。认为发展是必须的，发展是不能停止的，需要谋求发展，解决一些问题并不是要求停止发展才能解决的。
2、雾霾的环境伦理追问
环境伦理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人与自然这个话题上来。雾霾作为环境问题，对其进行伦理追问最终也要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入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和物质文明的膨胀，我们要做的是把人类文明的形态看作是以自然整体为存在基础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以身体感官为起点并扩散为人的诸多实践形式对自然进行回馈。
四、治理雾霾的对策建议
通过雾霾现象各方面剖析，可以看出，解决雾霾问题，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对策：1、转变价值观。从社会入手，确立生态化的科技價值观，倡导绿色科技；企业转变经济价值观，树立社会环境责任观念，建立起担负环境责任的价值观与生态经济发展相应的价值理念；个人转向生态化生活方式，树立环保消费理念。2、环境法完善也是目前治理环境的必要约束和可靠的保障，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管与执法力度。3、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制度层面深刻的、全面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现代经发展所带来负面的生态问题。4、加强伦理教育宣传。从培养公民的环境伦理观入手，加强伦理教育与宣传工作，提高国民对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德性、人格以及良心养成的教育。
五、结语
通过雾霾问题，从环境伦理理论中可以看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是相互的，人类在开发活动行为中应当善待自然，尊重自然也就等于人类尊重自己，只有这样人与人才能在环境思想上达到共识，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友. 雾霾引起的环境伦理学反思[J]. 2011（36）.
【关键词】科技时代 伦理 道德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当人不断塑造出新技术的同时，技术、工程反过来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人越来越离不开技术，而技术越来越趋近于人自身，带来一系列道德和伦理问题，亟待人们充分认识产生必然性和思想冲击，以减少其对社会生活秩序协调和稳定带来的影响，注重科技发展的同时加强科技伦理道德的构建和完善，使两者协同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一、科技时代凸显的道德难题
新技术在我们身边逐渐成长发展起来，它不但被应用于我们的衣食住行，还逐渐浸入我们的肌体。这说明：技术不止是从外部，还从内部影响到人。近15年以来，我们越发感受到技术对人的迫近。生物医学与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结合和相互渗透是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
新技术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比如，转基因食品是出于某种目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在为生产者带来利润的同时，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目前无法预测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体现在种子的转化或基因漂移等方面。在过去的20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人类社会也出现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新疾病。
1992年，有学者提出如下的技术伦理原则：当发明一种新技术（或研制出一种新产品）时，发明者有责任事先预测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潜在风险，并必须把这种有可能引发危机的潜在风险告知公众。这种技术伦理原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欧盟认可并执行了这个原则，而美国对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前些年在新技术竞争中，欧美已经出现过因为担心公示新技术风险会影响产品的销路而采取隐瞒手段的案例。
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科技在给人类带来巨大方便和快捷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对人类社会伦理的挑战。近百年来，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科技伦理问题一直都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对于如今的社会，科技对伦理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1945年，美国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此后，随着集成电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微型计算机应运而生，使计算机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结合后诞生了国际互联网（因特网），它的出现和发展急剧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交往方式，带来了划时代的巨大进步，但网络技术的发展也给伦理道德构成了很大冲击。如：电脑黑客问题、人格缺陷问题、信息污染问题、信息安全问题、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文化霸权等一系列有悖于传统道德的现象，变成了当今全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2）生物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生物技术作为世界上一项尖端技术和产业，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重大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农业、医学、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它所展现的美好发展前景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道德问题。如，人工生殖技术中人工授精技术、试管婴儿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影响人类进化、人类多元性和复杂性、人类的尊严、社会伦理关系等伦理问题；基因技术与人类基因组研究引发的基因专利化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人工干预生命的危险性问题、基因决定论与所谓“优生”问题、基因治疗中的负面伦理问题等，它会不会把人类带入一个未知世界，引起全社会的伦理恐惧。
（3）核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1945年7月16日世界第一个原子弹试爆成功，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它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也展现于公众面前，从此引起了人们对核战争、核污染、消除核威胁、以及超级大国的核讹诈等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类安全诸问题深深的忧虑。
（4）航天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自从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人类进入了航天技术（或空间技术）发展的时代，从此拉开了航天领域竞争的序幕。40多年来，航天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一个又一个的航天技术成果相继出现，与此同时，构建太空道德问题也日渐迫切。航天领域突出的道德问题如：空间资源的归属问题，和平利用太空问题，保护太空环境问题等引发成全球问题。
（5）纳米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纳米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能够通过调动单个分子、原子制造出某种微型和超微型的器件或某种体积很小的智能机器，它们可能被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被植入人体或人脑中发挥作用是其诱人的应用领域之一，但同时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无法预见的潜在危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道德真空”，给人们制造着“道德危机”的惊慌，给社会生活秩序的协调和稳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是科技伦理道德规范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科技活动须遵守科技伦理道德规范，因为“无论是从研究手段（实验）还是从研究目的（应用）来看，科技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行动，而是同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受制于普遍的道德准则与规范，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在设计与实施这一自觉的行为之时不仅不能忘记自己的职业道德（内在责任），而且更不能忘记自己的外在责任，即不能忘记自己面对社会的巨大责任，不能漠视科技伦理的存在。”科技工作者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自己的责任，以科技伦理道德规范为准绳，重视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同时也是科技伦理道德规范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由于科技工作者单单靠知识和技巧并不能使生活幸福和高尚，还需要进行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经由教育，使科技伦理道德规范指导科技工作者的行为活动，为他们的志向导航，是他们追求正当的、有价值的真理基石，也是制约科技工作者行为的规章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约束科技工作者的行为活动，这是科技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教育之使其言行举止合规顺矩。
（2）科技伦理道德教育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科技伦理道德环境。科学研究与伦理道德问题、科技工作者的道德修养及社会责任问题、人类中心主义论争的实质问题，以及科技伦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试管婴儿、器官移植、代孕母亲、安乐死等等现时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先行，21世纪是生物和信息技术世界，营造良好的科技伦理道德环境，加强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尤其必要，就象爱因斯坦所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科技工作者在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应该具有科技伦理道德责任意识，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以奉献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事业而自豪，以能够为人类的幸福生活作出贡献而快乐。通过教育，科技工作者能够自我约束，在创新活动中奉献自己的智慧，为营造良好的科技伦理道德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加强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具体手段
（1） 运用经济手段加强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在“科技―经济―社会”一体化时代，伦理不是抽象的、永恒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以一定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并反映和折射经济生活。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活动也是有目的的，经由一定的目的而进行自己的行为选择就会涉及到利益问题，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利益和伦理道德是分不开的，科技伦理道德的利益范畴关乎科技工作者的切身生活，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却影响着道德的变革，道德教育呈现出与科学技术日趋紧密结合的趋势，它是协调社会经济与道德问题的重要措施，运用经济调控政策，进行适宜的科技伦理道德教育，实行物质奖励措施，使个体安居乐业，满足其基本的生活生存需要，正如东汉王充所说：“礼仪之行在谷足”。因此，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科技伦理道德教育的深入开展，使科技工作者以富足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
（2）加强法律监督，建立道德约束体系。法律建设对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法律手段来组织和管理科学技术活动，调整科技社会关系，鼓励发明创造，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科技进步的良好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防范和禁止对科技成果的非道德和反人类的滥用。
（3）倡导建立新科技伦理道德观。一方面，科技发展影响和决定着科技伦理道德观的性质、方向和变革。科学技术以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又以空前的精神力量渗透到科技价值观念中。另一方面，科技伦理道德观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能动反作用。正确的科技伦理道德观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错误的科技伦理道德观会延缓甚至阻碍科技的发展。
（4）对科技人员加强科技伦理道德观教育。科技人员是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主体，加强其素质水平的提高，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将科技伦理道德观化为自己行动的纲领，从而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将这一思想不断外化为行动。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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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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