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03:52
导语：在民事诉讼法调解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在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在原始社会中，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在奴隶制社会中，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冲突和纠纷的地位。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个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 首先，我们应当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服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再次，我国现在的调解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也有所不同，但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对于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的后续程序方面的规定却较为模糊，有些规定党政军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的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有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
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由此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通常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相互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按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习俗、习惯，相互协商解决的。而对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产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同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冲突和纠纷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司吏中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2]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而在春秋时期，孔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始者，他憧憬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竭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法族规进行调解。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司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代起，我国就有了治组织。春秋战国乡时期的“调人”，就是当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代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通常是有官司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如果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组织主持调解的主体主要是州县官和司法机关，由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传统，故司法机关的调解包含在官府调解形式之内。
二、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提倡的“无讼”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此观念的支持下，息事宁人成为民事调解的重要原则，也是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构成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流动性小，往往是一个宗族，一个大家庭集中在一起，由此也导致了宗族观念的加强和诉讼观念的减弱，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简单滋生一种宗族内部事情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指导。由此带来调解者进行调解的主要目的不是明断是非，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矛盾的扩大，这种情况下，调解也往往是和稀泥式的，清代的幕僚汪辉祖曾说：“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问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3]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调解制度的实际状况。
其次，古代的调解过程往往伴随着道德的教化过程。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树立了各种理论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最主要的就是统治中国古代时间最久的儒家的“仁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的理论思想。两者的理念内核都是珍视原始民主，看重人际温情，强调中庸和睦。我们知道在调解中，往往是有调解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礼”这里的礼，在古代就是一种儒家的礼教思想。古人认为诉讼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堕落，故调处息讼之上策乃是对争讼者进行道德感化，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从而止讼。而且古代的司法官吏实际是由行政长官来担任的，行政长官的选拔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著作的掌握程度为标准来进行选拔的，所以在他们的脑子中，贯彻的更多的不是制度，而是伦理道德思想，他们以此来进行调处似乎是自然之中。古时的贤臣循吏更大多均以善用此法而闻名于世。案件至调解者处的时候，往往是先对当事者进行训导。
三、民事调解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个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
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了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政策上倾向于提高调解结案率，并对利用调解成绩突出之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过分强调调解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一味的强调调解，沿用古老的调解理念，使得调解不能够满足人们对自身权益的保护的需要，破坏了调解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纠纷处理方式的内在机理，由此，带来了调解制度的一段时间内的消沉，但是即使在此阶段内，法院的民事调解案件的数量仍然是很高的，中国人的和为贵的思想使得调解率并没有随着制度的滞后而急剧下降，这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底蕴和思想的彻底改变前的惯性的作用。随着世界窗口的打开，我们对于比较法学研究的增多，我们看到，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调解制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的现象，法院不胜负荷导致诉讼严重拖延，律师费、诉讼费过于高昂，案件多样化等等原因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和改革过分僵化的诉讼制度，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广泛的得到发展，调解作为“东方的经验”也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调解的审视也成为必要。
四、国外调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虽然在现代，国外都在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但是以美国在1970年以后兴起的ADR影响范围比较大，制度建立也比较完善，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所效仿。在此，我们就以美国的制度来做比较的研究。在美国，调解制度是包含在ADR制度之中，分为建议性ADR，推荐性ADR，和决定性ADR三类，p1其中，建议性ADR的裁决对当事人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不予接受，推荐性ADR裁决对双方也不直接具有约束力，但是如果双方表示接受，该程序可以转由法官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决定性ADR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所做的裁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在建议性ADR中，争议双方首先需要达成愿意采用该方式的协议，然后共同选出一名“中立听者”，这名中立听者通过对双方的希望的调解方案的缩小差距，从而拿出自己的建议，促成和解。另外一种称为“密歇根协议”是州法院有一份得以允许做调解员的律师名册，进入调解程序之后，争议双方在名册中各指定一名律师做调解员。这两名律师再选出第三名调解员。然后，调解庭安捧调解听证时间、地点，并通知双方在听证前十天将相关文件交各自指定的调解员，并附上各自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简要叙述。在听证日，律师可以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调解员在听证后十天作出判决，双方在收到裁决二十天内作出接受或拒绝的表示。若双方都表示接受裁决，则此裁决具有执行的效力，如果一方拒绝，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调解结果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纸袋里保存，如果法院的判决不超过或不低于原裁决的10％，则各方只负责自己的调解和诉讼费用；如果判决数额高于原裁决的10％，被告必须承担所有的调解和诉讼费用甚至律师费用：如果判决数额低于原裁决的10％，原告必须负担上述费用。推荐性ADR主要有小型审判和简易陪审团审判两种。小型审判主要是听证从而使双方能够有陈述案情的机会，之后双方在第三者的引导下寻求合意的作出，简易陪审团则主要是一种非严格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断的过程r双方在陪审团之前进行陈述，案件披露，然后陪审团给出基于此的判断，从而是双方预先知道诉讼的可能结果，为争议双方提供一条途径。决定性ADR则是在争议双方的请求下，法庭指定一名裁判者，通常是退休的法官，由他主持一个非正式的程序，作出由法庭强制执行的判决。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美国的调解中，虽然形式多样灵活，但是都是比较重视对于事实的认定，是非的判定，如果说我国的民事调解是建立在一种对和为贵的劝说上，则美国的调解更多的是给予当事者双方一个事实判断的机会，从而使当事者在对利益的权衡基础上作出相互的让步。
五、对我国现今民事调解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负责调解本地区或本单位的一般民事纠纷、简单的经济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行政机关的调解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为行政管理而引起的争议的调解．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在仲裁人员或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终结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活动。长期以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强调说服教育，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当事人在情面上作山让步，达成妥协。这是使得调解制度陷入消沉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是每个市场主体的内心心理动机，因此，我们的调解制度应当在借鉴古今与中外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改革，使调解制度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首先，我们应当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服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如调解的合意原则，应当加以强调，防止调解人员压制当事者达成协议的现象发生，尤其是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快捷的结案方式很容易导致审判人员不适当地适用调解来提高结案率。而且，审前调解与审判由同一个法官主持进行很容易导致法官将调解中的主观印象带到审判当中从而影响审判的公正性。由于审判与调解是同一个法官来主持，当事人也很容易有所顾虑，造成不应有的思想压力。所以，我们建议两者由不同的人来主持，适用不同的程序。
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从我国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调解制度给人的印象都是说和，劝和。往往都是首先对当事人先进行一番说教劝导，而且这种劝导中往往还残存着许多古代思想的残余。如，人们往往认为如果造成矛盾，那往往双方都会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之类的思想广·泛存在。这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但是调解程序中，我们应当端正这种思想，避免先入为主。美国的调解制度中，几乎所有的调解程序中都有听证程序来保证作出调解的基础事实清楚，而且越是正式的调解程序听证程序也越严格，甚至在决定性ADR中，整个程序十分接近审判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权衡利益，充分实现各项权利，也正是由此当事人才能完全心甘情愿的受调解协议的约束，减少反悔率，降低程序和资源的浪费。在我们国家重建调解体系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实体上的权利保障，调解也要分清对错，弄清是非，在此基础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
再次，我国现在的调解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也有所不同，但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对于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的后续程序方面的规定却较为模糊，有些规定党政军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的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一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将它认定为是一个民事合同，这其实只是对调解协议的实体内容予以肯定，但是在其程序方面没有承认其效力。在探求非诉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作为人民的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应当发挥其优势作用，将其发展成为我国调解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作用，使之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构建有序合理的调解制度体系。使古老的调解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2]曾宪义《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
(摘自《现代法学》2012年第2期)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模式及方法
方世荣
在修订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增加渊解制度，目前己成为司法政策的要求和学界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哪些行歧案件可适用调解以及可采用哪些调解方法等乃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认为，根据法理基础、实际需要以及可行性，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可以概括为：群体性纠纷案件、存在自由裁量行为的案件、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直接或者间接涉及民事纠纷的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案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案件、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法律规定与相关政策不统一的案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具有规制性的行政指导案件、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等共计十类。行政诉讼调解在调审关系的处理上，可选择较有效率的全过程“调审合一”的模式，但要把握好三个环节：调解时机、庭审中的调解、判后协调。而在调解方法上，则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找准问题调解、先协调后向被告提建议、内外配合进行调解和多层劝导、针对重点进行调解等多种方法。总之，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人民法院的调解目前有许多方法值得总结并通过修订《行政诉讼法》形成为调解制度，运用得好，将能充分发挥及时、有效化解行政纠纷案件的作用，切实达到案结事了的最终结果。
(摘自《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诱惑性侦查比较研究
谢安平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本文就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进行简要的论述，然后结合实际，探讨解决民事诉讼法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完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些看法。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什么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法学界看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制定和实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基本指导原则， ”“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指导着整个民事诉讼机制客观运行的基本准则。”有学者认为：“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的整个阶段起着指导作用的准则。它对民事诉讼的主要过程和主要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规定，集中地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精神实质，对民事诉讼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为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指明了方向。”还有学者认为：“基本原则是在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或者重要的诉讼阶段起指导作用的准则。它体现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实质，为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法活动指明了方向，概括地提出了要求，因此对民事诉讼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等等。
上述定义各有利弊。究竟该如何给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下定义？作为基本原则，其基本属性有三：一是内容的根本性；二是效力贯彻的始终性；三是功能的全面性。基于上述属性，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民事诉讼全过程，集中体现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实质和民事诉讼机制的运行规律的根本性准则。
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内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中第五条至第十七条是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共规定了十八个原则，即：
1、诉讼权利同等原则（第五条）；
2、对等原则（第五条）；
3、民事案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原则（第六条）；
4、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原则（第六条）；
5、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第七条）；
6、当事人平等原则（第八条）
7、法院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第九条）；
8、合议原则（第十条）；
9、回避原则（第十条）；
10、审判公开原则（第十条）；
11、两审终审原则（第十条）；
12、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第十一条）；
13、辩论原则（第十二条）；
14、处分权原则（第十三条）；
15、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原则（第十四条）；
16、支持原则（第十五条）；
17、人民调解原则（第十六条）；
18、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原则（第十七条）
作为法律专业术语的原则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法的最为根本基础的真理和原理；二是诉讼程序和判决及其机制运行过程中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标准的规则。任何原则都表现为真理性和行为标准两个方面。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基本原则的范围。他们将基本原则分为两类：一类是依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另一类是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并且将合议、回避、公开审判、两审终审作为基本制度排除在基本原则之外。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民事诉讼中的各项具体程序、制度、规则是基本原则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果一项规范是涉及诉讼主体如何实施某一具体诉讼行为的操作性规范，那么这一规范就不应该是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在诸多原则、规则中应该居于上位层次，其他原则、规则都不能与其精神相背离或抵触。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的思路
（一）从全局来看要分清原则、基本原则和制度。从法理上来看，要区分原则、基本原则和制度就要从其定义入手。基本原则是本质的、不可动摇的，对全局的发展起重要的宏观指导作用；原则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基本原则，而制度则是最具体的、最直接的，是基本原则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对基本原则和原则价值的唯一鉴定方式。从其体现的理论层面上看，基本原则应该是最具概括性的。鉴于此，调解原则、合议庭制度、回避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只能作为一般的原则或制度来看待，不能成为基本原则。
（二）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修正
1. 辩论原则。辩论原则应该是“约束性”辩论原则，具体是指双方当事人就有争议的主要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法院只能以经过当事人辩论的事实和证据作为判决的基础。同时，民事诉讼法的具体程序应与辩论原则相适应，使辩论原则具有约束力。此外，还应设置相应的制度和规则，如举证责任制度和言词原则等，以保证辩论原则得以贯彻。
2. 处分原则。处分原则的生成离不开主体、权利、自由等理念基础。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已经具有关于处分原则的规定，但是并不完全体现出这些理念。根据处分原则，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发生民事纠纷时，是否向法院，或者对谁，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而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不能代替当事人一方强行把原来不在诉讼之列的第三人带进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取消或限制法院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的规定。
关键词：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法 新定位 全面修改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目的就是解决人民群众所强烈反映的问题，使其更好地发挥维持社会安全稳定的作用。随着我国法治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民事诉讼法也进入了全面修改时期，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随着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民事检察监督也必然受到影响，使民事检察监督有了新的定位。
一、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与检察监督的定位
新一轮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所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诉讼程序、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诉外纠纷解决机制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司法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检察机关是检察监督实践的法律主体，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有效落实了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范围，从以往的法院民事审判监督转变为了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提高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另外，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也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机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充分发挥了审判程序、裁判结果以及审判执行这三者所具有的优势，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监督体制。
二、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对检察监督的影响
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后对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带来了新的挑战，其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公益诉讼方面，在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公益诉讼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并没有还原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的检察监督权利，也就是说并没有从司法角度对公益诉讼问题的解决方式进行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们的多元化利益需求，不可避免地会有部分公民出于各种需要而降低公益诉讼的门槛，从而很容易出现“诉讼膨胀”的问题，但是由于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的检察监督权力，会使得该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
二是在诉讼结果的监督方面，民事诉讼法在全面修改后，关于诉讼结果监督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在全面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检察监督过程中可以运用调查核实手段；2.在原有诉讼结果监督规定中，增加了同级监督的检察方式。3.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在特定前提条件下，民事检察监督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4.全面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对损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生效调解书的监督。5.在诉讼监督结果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民事检察监督申请的一次性原则，抗诉后的再次申请被驳回。恼庑┕娑来看，虽然进一步完善了诉讼结果监督的有关内容，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司法实践的效果。
三、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后的检察监督对策
在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后，为有效加强检察监督的效果，检察机关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相应的改进，民事检察监督的加强可以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
（一）明确案件处理结果
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后，对再审监督程序案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就公权救济提出了相关规定，虽然关于法院和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处理都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以方便错误案件的纠正，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事件，使得相关部门迫于工作压力对案件消极处理，因此，明确案件处理结果，规定案件的终结处理方式，能够更好地保障司法的公正性和规范性。
（二）优化检察监督结构
在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后，民事检察监督面临着新的挑战，检察机关要想充分发挥其监督的实效性，就必须注重思想意识的调整，改变以往的工作思路，对检查监督结构进行进一步优化和创新。检察监督以往的工作思路都是以刑事检察工作为主，对民事检察工作的重视较少，而在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后，要求加强对民事检察工作的重视程度，将检察监督的范围扩大到了司法判决、生效、裁定以及调解书等环节，进一步拓宽了监督的对象，所以检察监督结构的优化创新是加强检察监督的重要途径，只有司法人员全面顾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有效保障司法的权威性。
四、结语
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是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体现，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司法效率，同时也给检察监督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监察机关应针对检察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现有检察监督结构进行优化和创新，明确案件处理结果，保障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石东坡，陈俊.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评价与设计――以《民事诉讼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协同修改为视点[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
[2]周珍珍.论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4，（33）.
（一）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的诉讼当事人如何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利主体为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在重婚所致婚姻无效的情况下，还可以是当事人所在的基层组织。当无效婚姻诉讼的申请人为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时，诉讼当事人中的原告为申请人，被告为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这一点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关于原、被告地位确立的标准，实际操作中也不存在其他问题。但在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是当事人所在的基层组织提起无效婚姻诉讼时，当事人应如何确定呢？各国民事诉讼立法均以原告的攻击主张和被告的防御抗辩规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中，要求作为当事人基本结构的原、被告须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而新概念与传统当事人概念最根本的区别，是承认民事诉讼当事人可以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而只是纯粹当事人。基于是否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因素，诉讼权被具体化为两类“诉讼实施权”。一类是基于实体法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另一类是与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无直接关系而专门地基于诉讼法上的理由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在由无效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之外的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中，
利害关系人对婚姻的效力并无实体法上的权益，而是基于诉讼法上的规定和理由享有诉权，成为了原告。这种诉讼法上的规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在民事诉讼关于诉的理论中，当事人对提出的诉请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是引发诉讼的理由，无效婚姻诉讼作为一种确认之诉，是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争议的婚姻关系存在的具体状态之诉。因而无效婚姻诉讼属于消极性确认之诉。在德国与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只有对通过裁判来即时确定之事项存有法律上的利益时，方可提起确认之诉”（德民诉256条、奥民诉228条）。也就是说，确认之诉的当事人也必须对诉请享有 “法律上的利益”。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应是该种“法律上的利益”的对立双方。原告与被告两方当事人“法律上的利益”的对立关系成为诉讼的基本构造。主张利益者为原告，被主张利益者成为被告。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中，这种“法律上的利益”具体是什么呢？《司法解释》有条件地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其目的则在于能够在尊重当事人私人生活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
由此可见，基于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承担着多方面社会职能的原因，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当事人所在的基层组织以原告的身份提起无效婚姻诉讼的目的在于杜绝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对由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达法定婚龄等原因形成的违法婚姻对社会秩序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漠视，通过赋予婚姻关系当事人之外的利害关系人以相应诉权，减少或消灭违法婚姻对社会及其成员产生之不利后果（如因存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或者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所生有生理缺陷子女给社会及其成员所增加之额外负担。又如重婚行为对一夫一妻制度在婚姻导向上的冲击），这类无效婚姻诉讼的原告不是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作为“对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有某种联系或者有管理权的人”提起诉讼的，他既不是代表也不是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而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的考虑提起诉讼，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而是为了保护他人的民事实体权利。
社会公共利益或秩序应该就是利害关系人提起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上的利益”，由于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消极确认之诉中，造成这类诉讼中“法律上的利益”的侵犯者，或者说被主张利益者并非违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而是共同实施违法婚姻行为的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故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均应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也正是基于此，在处理有关婚姻效力的纠纷时，不能因双方当事人对本属无效的婚姻并无争议就不加追究，而应依法判明婚姻关系的效力，此时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人为原告，被告应当是违法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对此，国外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
（二）可撤销婚姻案件关于婚姻效力部分是否适用调解。
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那么可撤销婚姻诉讼中关于婚姻的效力部分能否适用调解呢？《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从《司法解释》的目的来看，规定无效婚姻诉讼的婚姻效力部分不适用调解是因为无效婚姻的存在已违反了法律规定，一经当事人申请必须认真审查，是否有效不能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这四种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不能因当事人的合意而改变该婚姻关系违法性的客观事实，婚姻经查证在提起诉讼时仍存四种违法情形之一的，就不能经由当事人合意调解为有效婚姻。那么可撤销婚姻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后是否能够通过调解确认涉诉婚姻为有效呢？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分开来看。从现行《婚姻法》的规定看，在四类无效婚姻（重婚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以及可撤销婚姻（受胁迫婚）中，实际上都是违反法律关于结婚规定的情形。但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具体违法性成因是有区别的，前者违反了《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原则和从优生学、婚姻道德伦理观出发所要求的结婚实质要件的规定，后者则违反了结婚自愿原则的规定。相比之下，无效婚姻违反了婚姻的公益要件，而可撤销婚姻违反了婚姻的私益要件。对于结婚公益要件的违反，由于其关乎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不论诉讼时案涉婚姻的状态如何，无效婚姻的继续存在都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损及这种法律所维护的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故一经提起诉讼就自然不能由当事人随意主张其效力。但是，作为可撤销婚姻的胁迫婚，由于这种阻却事由不会损及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纯属个人意愿和权益范围的事由，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调解维持原有的婚姻关系也不会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造成损害，故从这个角度上说，可撤销婚姻诉讼是具备调解结案的基础的。但这也并非等同于说所有的可撤销婚都能调解。
在实践中，胁迫婚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仅在结婚时或一段时间内受胁迫，一种情况是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都受胁迫，在前一种情况下，有很多胁迫婚双方在结婚后生活时间较长，甚至婚后育有子女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并逐生感情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对结婚自由原则的违背在诉讼时已经是过去的一种状态或事实，双方的婚姻关系存续已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非自愿的问题，当事人一方又以结婚时受胁迫为由申请撤销婚姻。此时，不宜生搬硬套婚姻合法有效的实质要件，从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角度出发，可以考虑对当事人的撤销申请进行调解。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司法解释》规定对无效婚姻案件的婚姻效力部分不适用调解，而对可撤销婚姻的婚姻效力能否进行调解没有明确，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情况下，根据《民诉法》关于调解的一般原则，此类可撤销婚姻案件是完全可以适用调解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胁迫的状态存续于整个婚姻阶段，在诉讼时，这种胁迫的违法因素依然存在，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调解合法的原则性要求，使调解丧失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后一种情况不应适用调解。
（三）关于无效婚姻之诉所适用的诉讼程序问题。
《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当事人因受胁迫婚而请求撤销婚姻的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也就是将特别程序排除在可撤销婚姻诉讼的程序适用范围之外。对于无效婚姻之诉所适用的程序则没有明确。根据《婚姻法》规定，无效婚姻诉讼有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之诉和由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提起的诉讼。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实践中，由于利害关系人对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以及子女抚养问题没有实体和程序上的权益，故人民法院对此类诉讼中“无效婚姻关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等问题不予处理，由无效婚姻关系当事人另行起诉 ”由于我国《婚姻法》对无效婚姻采用的是宣告无效而非当然无效，即只有经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婚姻才可归于无效并产生公示性影响。
这样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效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抚养问题已达成协议，只是因为法律的规定要走完宣告无效的法定程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一种是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同时，也诉请要求解决同居期间的财产和子女抚养问题。利害关系人和对无效婚姻期间所得财产的分割和子女抚养无争议的当事人本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均属单纯的宣告婚姻无效之诉，从特征上来看，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在很多方面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有相似之处，比如，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与大多数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样属于非讼的确认之诉，因为“特别程序是确定某种权利状态的有无或者法律事实是否存在，不是解决已有的纠纷，不适用审理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案件”。再比如，无效婚姻诉讼与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一样适用审终审制等等。
此外，由于《婚姻法》规定的四类无效婚姻（重婚、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患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未到法定婚龄）在无效原因是否成立的认定上基本是可以做到有据可查、有据可依的，认定上不存在太大困难，基本不属于重大、疑难案件，也是可以考虑适用人独任审理的。基于上述共同特征。从诉讼经济与效率的角度考虑，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是可以比照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特别诉讼程序的规定予以裁决，而无必要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1932年实施的日本国民事诉讼法就在第四章“民事诉讼程序”中有专门规定。但是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特别程序的适用严格限定在特定的几类案件范围内，又没有相应的比照适用的弹性条款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操作中还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按特别程序审理这类案件。但是《民事诉讼法法》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在适用范围方面尚有待于拓宽对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案件设立适应案件本身特点的特别程序应该是一个方向，可以考虑在修订《民诉法》过程中扩大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对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程序作出专门规定。
在非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中，实际存在两个诉请，一个是要求确认婚姻关系无效，一个是要求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事宜，由于解决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问题的基础是要求先行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无效，两个诉请之间存在着先决条件的关系。从理论上看，这种诉讼有些类似于“中间确认之诉”，即在诉讼进行中，当争议的权利和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对诉讼的裁判产生影响时，因原告或被告的要求对争议的权利或法律关系进行确认而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提起的诉讼。尽管两个诉请的原告与被告重叠，一般情况下受诉法院对两个诉请也均具管辖权，但若确认婚姻效力的诉讼适用特别程序的话，就存在两个诉请不能以同一诉讼程序进行的问题。人民法院可以考虑将处理民事权益争议与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分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予以处理，即对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仍就适用特别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先行裁决。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则适用普通程序，实行二审终审。也就是说，这类作为先决条件的确认之诉与有关财产的分割和子女抚养权问题的诉讼不能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二者应分开以不同程序进行。这样也可以解决好无效婚姻诉讼不适用调解，对其判决也不能上诉，而对财产、子女问题既可调解，对其判决也可上诉所引发的同一判决不同判项在调解问题和判决效力问题上的冲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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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进一步法完善了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扩大了检察机关监督范围，增加了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优化了监督结构。未来民事检察制度发展，执行监督将是民行法律监督的工作重点，而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对开创民行检察工作新局面意义重大。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民事检察制度；调查核实权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呼声，总结和吸收了近年来司法改革成果及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经验，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使得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监督制度在许多方得到完善和加强，预示着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正在从制约公权力的工具，发展成一种成熟的诉讼制度。
一、民事诉讼监督制度：法律修改与完善
（一）在监督原则上
在监督原则上，主要是从监督“民事审判活动”，到监督“民事诉讼”。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检察监督从过去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监督扩大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包括民事执行阶段。民事检察监督领域扩展既是对检察监督理论的落实，也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众所周知，执行阶段的司法腐败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可以说执行领域是司法腐败的高发领域或高危领域。为了防止和制止执行中的违法行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可以实施检察监督。
（二）在监督方式上
从单一的抗诉到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等多种手段并行。经过多年的实践，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监督效果，此次修改吸收了这一成功经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第三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在第二百零九条中还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等。
（三）在监督手段上
原先《刑事诉讼法》虽然授权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但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核实的程序和措施。检察机关对于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阻却违法措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民事抗诉权的弱化
（一）民行检察申诉案源面临新的考验
办案是民行检察的本质属性，是实现民行检察价值的标准。没有案源，民行检察的监督职能就无从体现。修改后的民诉法从总体上看虽方便了当事人申诉，但又从制度设计上限制了当事人对申诉权的滥用，修订前《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不服生效裁判的救济渠道采用“双轨制”，即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可选择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申诉。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将“双轨制”修改为“单轨制”，并且将检察监督置于最后一道环节。无疑民事申诉案源从整体上预计将会大大减少。
（二）增加了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新规定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在人民检察院主动启动抗诉程序的基础上增加当事人申请抗诉新规定。但过去的民事检察实践中，事实上抗诉基本上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或申诉，使检察机关民事抗诉职能表述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完整。
（三）首次将民事调解纳入抗诉范围
新修订《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改变了过去只能对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抗诉的范围，必将对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将调解监督限定为抽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将使对调解抗诉这一功能空间极为有限。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双方当事人串通，或者司法人员滥用职权，通过诉讼调解，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存在，但实践中大量的调解演变成法官引导下的强制调解，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司法公信力的情况。所以在修改过程中有的代表提出将其修改为“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才是正确的。所以调解环节的监督还要依靠启动法律监督调查程序。
三、民行检察工作发展完善：落实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一）调查核实权对开创民行检察工作新局面意义重大
1.加强对公权力运行情况的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权力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就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官是极少腐败的，德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而中国法官，却成为腐败高危人群，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讽刺。根据某网站2011年2月所作的调查，67%的受调查者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在于“司法腐败，权钱交易①”。从审判队伍构成现状来看，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已经实行了十年，提高了准入门槛，法官的专业水平大大提高了，司法腐败主要还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动机问题，而不是专业水平问题。司法人员枉法裁判问题仅靠抗诉这种监督手段是无法解决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就必须依靠法律监督调查这种监督手段。
2.调查权是各国检察官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力
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十一条鼓励各国检察官“在调查犯罪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职能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调查权。从调查手段来分，调查权分为一般调查权和强制调查权。强制调查权是采用法律规定的强制手段进行专门性调查的权力。一般调查权是采用一般性调查手段来查证违法行为是否存在的权力。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查办职务犯罪、公诉和诉讼监督三大职能。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在检察机关内部，承担该三大职能的各部门都拥有调查权，只是不同的业务部门的调查范围存在区别。
3.执行监督主要靠启动调查机制来完成
2010年7月的一天，广州街头出现了“8万元拍卖胜诉判决书”的一幕。原来，广东省云浮市某山区村民廖氏6兄弟经营中被拖欠了26万元货款而破产，早在2005年，他们便取得了对欠款方的胜诉判决，然而5年过去，他们却分文未得，无奈做出此举……
一、民事诉讼文书送达难的表现形式
1、直接送达难。送达人向受送达人送达诉讼文书时，经常难以找到受送达人，尤其是案件的被告。有的公民居无定所，有的明明是受送达人，却因送达人不认识就自称是受送达人的邻居；有的单位住所不明，许多诉讼文书需要反复多次才能送达，有的则无法送达。
2、留置送达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在直接送达时，当事人拒收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进行见证。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困难。有的基层组织或单位人员不是找不到，就是找到也不愿意来，有的既使来了也不愿意见证。而拒绝签收诉讼文书在司法实践中比比皆是，这种对留置送达见证形式的要求更加加重了送达难的程度。
3、委托送达拖。有的法院出于地方保护、本位主义等原因，没有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外地法院委托送达的积极性不高，敷衍了事，明明可以送达的，却说当事人找不到，或者能及时送达也拖延送达，甚至于委托法院的请求置之不理。
4、邮寄送达软。针对送达难的情况，目前不少法院在尝试与邮政部门达成协议，实行特快专递送达。特快专递的好处是在回执上可以注明送达材料的名称，有受送达人的签名，而且由邮政部门送达，可以减少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送达成功率较高。但特快专递仍存在不少数量的拒签收情况。有些心中有“数”的当事人，见到法院邮件会本能地拒绝签收。当事人一旦拒收，邮政部门无权留置送达，也不能让当事人的亲属代收，最终还是退到法院，由法院再送，这样就大大延长了办案周期，甚至还延误了送达、审理、执行的最佳时机。
5、公告送达乱。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都无法送达的，法院经常采取公告送达的方法。但各地在公告送达的做法上极不统一，有的只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有的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处张贴，有的通过法院报公布，有的通过其他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而且公告送达时间长，每次公告均需60天的时间，一个案件通常至少需要送达开庭传票和送达判决书两次公告，光送达时间就要花去4个月。如果公告要登报，则时间更长。虽然公告时间并不计算审限，但却延长了结案时间，延误了权利人权利及时得到保护或及时得以实现，严重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加大了诉讼成本。
二、民事诉讼文书送达难的成因
从现实方面的原因看，造成“送达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有的当事人借机规避法律，外出打工经商，长期不归，杳无音信。2、有的当事人虽然没有外出，但法律意识差，藐视法律，避而不见。3、有的是由于当事人的地址提供不详，或者当事人的地址发生了变化，没有及时通知法院。4、在留置送达中，有的基层单位或组织不配合。5、在委托送达中，有的受委托法院存在地方保护意识，怕得罪当事人，更怕当事人报复。6、在转交送达中，某些机关和单位对转交工作不够严肃认真，拖延时日。7、公告送达不规范，有的是法官的责任心不强，有的是当事人认为公告费太高，不愿登报公告。8、法院人力物力的紧张，导致送达迟延。9、交通事故引发的案件，受送达人大都是非本省市的，地处偏远，客观上造成送达难等。10、从立法上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具体也是造成送达难的重要原因。仅从条文数量上看，《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仅8条，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则有31条。
三、民事诉讼文书送达难的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因此，解决“送达难”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紧迫。为此，各地法院都在积极探索。比如有的法院开始使用特快专递，取代传统的挂号回执，有的法院成立专门送达组，负责送达。有的法官采取一些变通措施，如在调解案件时，为防止送达时找不到当事人，就让当事人先在调解书送达回证上签字，然后再邮寄。但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要从根本上解决“送达难”问题，还是必须从立法上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明确送达的主体。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送达的主体，司法实践中，一般由书记员或法官送达。针对“送达难”的现状，笔者建议，我国可以规定书记员、法警和邮政部门为送达人，随着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法官助理也可以为送达人，法官应集中精力进行裁判而不应参与送达。同时应从立法上规定邮政部门的邮政人员在送达时，享有留置送达权，这样既可以防止当事人规避法律，拒绝签收法院的诉讼文书而造成退件，又会大大减少“送达难”的现象。作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对此有明确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5条中规定“交邮局即视为送达而发生效力，即使因投寄不到而退回，仍然有效。”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124条中也规定，“送达，由法院书记官交执达员或邮政机关行之。由邮政机关行送达者，以邮差为送达人。”
2、确立新型送达方式的效力。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成熟，应明确电子邮件、互联网等电子手段送达诉讼文书的效力。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53-1条也规定“诉讼文书，得以电信传真或其它科技设备传送之。”由于电子送达的只是数字信号，目前只适宜送达传票、通知、公告等诉讼文书，以及双方当事人同意用此方式送达的诉讼文书，而不适宜送判决书。因为判决书通常当事人需要长期保存，在申请执行时又需要出示原件。
3、减少送达环节。送达的目的是为了让当事人知晓特定的内容，只要这一目的达到，也就达到了送达的目的。因此，应减少不必要的送达环节。对当庭宣判的，在规定期日未到庭领取判决书的，应当视为送达。对调解书，应规定除非当事人以后收到的调解书与原先拟定的调解协议内容有质的不一致，否则，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即为调解生效，并且不应允许反悔，这样既体现双方协议的法律效力，又提高送达效率。
4、改革委托送达。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受委托法院应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送达，没有完成的，应将原因说明在指定期间内告知委托法院。二审法院的诉讼文书应直接送达，或交邮政部门邮寄送达，尽量减少由一审法院委托送达，因为二审案件的当事人对一审案件的法官可能存在对立情绪和猜疑心理。
5、严格转交送达。及时把诉讼文书转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是民事诉讼法第81条、82条所规定的机关和单位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因此，这些机关和单位应严肃认真，及时承担转交诉讼文书的义务，确保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拖延时日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规定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文从调解的涵义开始分析，引出全文研讨的主题是法院调解。首先从
法院调解的概况分析，分别对调解制度的性质?沿革?地位?作用以及自愿原则?查明事实与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这四项调解的基本原则做了阐述。随后联系法院调解工作的实际，针对当前调解制度存在的四种弊端，列举出 “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制促调”?“以诱促调”? “无效性调解”?“判决式调解”?“无原则的调解”的错误调解现象，进而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挖掘其出现的根源，对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七项建议，即: ⑴树立正确的认识观； ⑵改革体制； ⑶设立庭前调解； ⑷改现行动态调解程序为静态调解程序； ⑸充分运用一切有利因素； ⑹增设惩处恶意调解的规定； ⑺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全面纳入审判监督。最后对调解制度的发展提出美好愿望。
关键词：民事诉讼 法院调解 原因 弊端
调解是一种双方当事人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通过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否进行调解、如何进行调解以及是否接受调解结果都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调解包括民间调解和法院调解两种类型，民间调解是指法院调解之外的调解民间纠纷的各种方式，传统社会里通常称为“息事”或“和息”，当代中国民间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乡镇法律服务所调解、律师调解、家族调解、亲友调解和邻里调解等方式；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发生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自愿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院调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二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主持和引导当事人用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终结诉讼的一种方式。法院调解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本文所重点分析探讨的仅指法院调解，即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概况
1、法院调解的性质
对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我国民诉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专家江维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赞同以审判权与处分权相结合来界说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认为当审判权和处分权这两种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当事人的处分权通常应居于支配地位。我个人认为:要论审判权和处分权如何行使，哪个居支配地位，主要需结合案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和案情进展情况。故在法院调解制度中，审判权与处分权常会发生冲突，在两权发生冲突时，法院受自愿原则的制约，不得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当事人，必须接受当事人做出的决定，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是法院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必须得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当事人同意接受法院的调解和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后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依据处分原则，对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所做出的处分。因此，法院调解的过程又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过程。
2?法院调解的沿革?地位和作用
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和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民事审判工作中，就已经提出和推广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制定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这一规定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进行调解”，但在实施时，有的审判人员把着重调解理解为偏重调解，以调解率的高低衡量是否贯彻了着重调解的原则，有的法院甚至在每年的工作计划中规定民事、经济案件调解的比例，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即失去评比先进的资格，有的甚至扣发奖金。造成有些审判人员为了完成调解指标，违背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鉴于审判实践中在执行着重调解原则时存在的问题，我国立法机关在对《民事诉讼法（试行）》进行修改时，去掉了“着重进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这就是现行的法院调解基本原则。
现在， 法院调解制度在诉讼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用于第一审程序，而且适用于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从审判实务看，调解又是法院运用得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在法院每年审结的民事案件中，大约有2/3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调解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之中，但法院调解与其他调解制度有根本的不同，法院调解能够迅速?彻底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也有利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保持双方的团结与合作，对国家来说，法院调解是一种低成本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有利于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与法院判决相比，矛盾解决得快，更有利恢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和睦与团结，使双方原有的业务关系，合作关系不因诉讼而终结。以上可以看出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国的民事审判调解制度也被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
3、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法院调解应当遵守以下三条原则:即自愿原则，查明事实?分清事非原则?合法原则。
自愿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当事人自愿原则应当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前者是指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为他们做调解工作解决纠纷。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
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分清是非曲直，明确当事人的责任，才能有理、有据地说服教育当事人，才能结合案情，正确贯彻执行政策法律，保证案件质量。
合法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合法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如调解案件时，双方当事人都要到场，认真听取当事人意见，主持调解的审判人员严格依法进行调解等。二是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合法，即调解协议符合法律和政策，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等。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必须认真进行审查，对于协议内容违反法院规定，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能允许，并且应当指出其违法和错误所在。法院调解必须符合程序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必须按照民诉法规定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进行，有的审判人员认为，用调解方式解决案件，可省去许多必要程序，这种看法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的。
这三条原则对法院的调解活动都具有指导作用，但这三条原则并非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中间居核心位置的是自愿原则。 <<民事讼诉法>>明确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当事人自愿，不得强迫”，即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从审判实践来看，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定是实现了当事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减少某些诉讼请求，或者对方在实体权利上作某些让步，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审判人员强迫?压服的结果。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是做好调解工作的根据和基础，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分清是非曲直，明确当事人的责任才能有理?有据地说服教育当事人，才能结合案情，正确贯彻执行政策法律，保证案件质量。合法原则是做好调解工作的保证。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现状导致的种种弊端
1、违背调解的原则
一些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当中，对于谁是谁非，心中无数，一味地“和稀泥”，无原则调解，造成当事人思想反复而久调不决；一些审判人员反复劝说当事人做出让步并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形成“以劝压调”；一些审判人员在当事人不接受调解时，故意将案件搁置起来，使当事人为求得纠纷的早日解决，不得不接受调解，形成“以拖压调”；一些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中，暗示当事人如果不同意调解解决，判决结果必定对他不利，形成“以判压调”；一些审判人员主持调解，利用法律上的优势地位和当事人对他的信赖，故意向当事人发出不真实的信息，使当事人误认为调解比判决更符合自身利益。接受调解协议，形成“以诱促调”。
2、桎梏于原则的调解
一些审判人员， 在调解工作中一味坚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死抱法条、僵硬理解，即使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己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协议，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也不再进行追究，仍然认为尚有某些事实未能查清，而不同意以调解结案。看起来是为了维护程序与实体上的公正，实质上则是对实现调解正当性的阻碍。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而且影响了办案效率，也给当事人带来了讼累，降低了调解的效率，形成“判决式调解”。
3、不稳定的调解
《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审判实践中，调解书往往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那么，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就能够更充分地对调解书内容进行利弊权衡，造成客观上的不平等。同时，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往往不清楚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而影响了其对调解书生效时间的认定，一旦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该调解协议，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对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往往不能准确地提供给法院，从而使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无法确定，也使调解协议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形成“无效性调解”。
4、无原则的调解
一些审判人员为了追求使双方当事人尽快达成妥协，而对已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常常表现出视而不见。如对当事人逃避税收问题，违法经营问题等等，既不直接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也不建议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甚至有时将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作迫使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筹码，使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法院的调解逃避了制裁。
笔者认为，要革除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 就应当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诉讼的正当性与效率性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冲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不使调解给判决获得正当性即判决正当化构成障碍，又不使强调判决正当性而对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性构成障碍。从调解制度的本身看， 当事人的合意是最本质的因素，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产生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弊端的原因
在审判实践中，调解常常未能臻其理想状态，并造成许多难以克服的恶果，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为过去对调解制度认识上的偏差以及由此导致的立法、政策上的错误做法。
1?认识上的偏差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我国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1991年民事诉讼法虽然删除了“着重调解”，代之以“调解应自愿合法”，但政策上仍倾向于提高调解结案率，并对调解成效突出的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在这种环境下，调解的合法和自愿原则很难得到普遍遵守。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往往带有调解偏好，以致于对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不注重审查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使调解的合法原则流于形式。有的法官在案件事实不清，当事人责任不明的情况下，无原则的“和稀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要求当事人作出不应该的让步；有的法官不能正确看待合法原则与自愿原则之间的关系，只强调当事人自愿原则，怠于行使自己的职责，只要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看有无违法之处，就予以确认，制作调解书；有的法官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简单，业务素质不高，办理民事诉讼案件图省时、省事、省精力，片面追求结案率，给当事人进行恶意调解以可乘之机，只要当事人提出条件，根本不分清是非，一味做另一方当事人的工作，把一些与案件无关的要求都写入调解协议之中，堂而皇之地归于当事人的处分行为。
2、现行法院调解制度设置上的缺陷
其一、审判实践中，主持调解的法官往往就是最终的裁判者，由于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兼具调解者和裁判者的双重身份，为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法官在主持调解活动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当事人施加压力，调解的自愿原则得不到充分保证；其二，调解没有时间限制，法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调解，这就给法官以拖促调甚至违法调解提供了便利。
3、对恶意调解缺乏惩治依据。
为确保民事诉讼依法公正进行，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刑法》都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一些具体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但在法院调解中，由于不存在裁判环节，一旦出现违法行为，都无法依据有关法律条款进行惩处。正因为此，个别当事人和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进行恶意调解，才会有恃无恐。
4、对法院调解监督乏力
为确保民事诉讼合法公正，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立了审判监督程序，但该程序偏重于对判决、裁定的监督，对调解的监督明显不力，仅在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上述规定，不仅是对调解书的再审条件规定过严，而且完全排斥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的主动监督。一九九三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再审问题的批复》[（1993）民他字第1号]，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而又必须再审的，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上述规定，虽然赋予了人民法院对民事调解书的主动监督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难以有效执行。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活动中，尝试对民事调解活动进行监督，对一些确有错误的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提出抗诉，而法院往往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只能“……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为由而不予立案。
四?对改革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想法
笔者认为，要革除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 就应当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诉讼的正当性与效率性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冲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不使调解给判决获得正当性即判决正当化构成障碍，又不使强调判决正当性而对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性构成障碍。从调解制度的本身看， 当事人的合意是最本质的因素，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到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正确的认识观
近一步提高审判人员的认识，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意识和责任。特别是对年轻审判人员要加强教育，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审判工作“公正与效率”的思想，既要反对“以劝压调”、“以拖促调”、“以利诱调”等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思的做法，又要克服就案办案的思想，充分利用调解等各种有利于矛盾彻底消除的方式，促进社会安定发展，力求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2、改革体制
改职权主义为主的调解模式为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调解模式，赋予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更大的自，减少法官对调解的干预，变职权主义为主为当事人主义为主，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
3、设立庭前调解
对那些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易于履行、当事人能自愿接受调解的简易民事案件和小数额经济纠纷案件进行庭前调解。法院可在立案庭内部设调解组，根据立案特点，当事人在递交诉状交纳诉讼费时，对需要调解的案件，负责排期、送达的法官即通知当事人到调解组，由调解法官负责向当事人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同时通过与当事人进行接触，了解情况，进行调解。对当庭履行或离婚调解和好的案件，由调解法官记录在案，告知当事人不再另行制作调解书；经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法官立即与排期法官联系，确定开庭时间、地点，直接送达双方当事人，将案件转入审判流程管理，由业务庭依法定程序进行审理，调解法官应把庭前交换的证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争执的焦点等情况附在案卷上一起移送审判庭。可同时规定，被告的答辩期即为庭前调解的时间，答辩期满，无论案件是否有可能调解，都要按时将案件纳入审判流程管理。应该注意的是，调解法官一定不要是最终的裁判法官。
4、改现行动态调解程序为静态调解程序
按现行调解制度，无论是法院开庭前，还是庭审期间，只要当事人接受，都可以进行调解。这种做法，必然导致法官只关心当事人对案件的态度，而不注重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会使许多案件在事实不清、当事人责任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地以调解方式结案，难以保证调解协议的公正、合法性。为此，应将现行调解程序由动态改为静态，即规定除庭前调解以外，调解只能在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后才能进行，对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及时进行判决。同时，因现行调解活动的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主张调解期限以15日为宜，以确保民事诉讼活动能在民诉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内顺利结案。
5、充分运用一切有利因素
人民法院开展调解工作中，根据案件的需要，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主要指当事人所在单位和他的亲朋以及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个人。这种方法本身是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但实际在法院调解中，却运用的很少，其实邀请相关单位和群众包括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协助人民法院调解，有利于说服教育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他们在调解当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我们的审判人员所起不到的。
6、增设惩处恶意调解的规定
民事诉讼中的恶意调解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危害着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对现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补充完善，增设对恶意调解的处罚条款，能确保对恶意调解行为的打击有据可依。一是在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对诉讼参与人在调解活动中伪造、隐瞒事实或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一方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在民事调解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调解，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造成当事人一方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利益重大损失，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的追究范围中增加一条，规定：“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调解，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应当追究审判人员的责任。”
7、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全面纳入审判监督
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和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在法律效力上是同等的，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有关法条中，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应与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相并列。一是放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纳入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即“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二）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是加大人民法院对民事调解书的监督力度，将人民法院对调解书的监督增加到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中，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三是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的监督权，将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补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调解书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律规定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调解的；……”
综上我个人对调解制度的粗浅认识，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要求和发展趋势己经表明，法院调解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中，除了应继续改革和完善审判制度以外，对调解制度也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对于一项具有优良传统的经验制度，只有依法赋予其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才能够促使其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焕发出耀眼的法治光芒，在推进实现依法治国方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结 束 语
此次撰写毕业论文，洛阳广播电视大学的各位老师以及论文指导张广修老师给予我了大量的帮助，尤其是指导老师崔自力老师细心教诲，耐心指导，解答疑问，使我能够按时圆满地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在此，我对各位老师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地谢意！论文对调解制度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分析，但是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和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恳请各位尊敬的老师，给我多提宝贵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王怀安主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1996年出版。
［2］ 单长宗、刘印深、段思明主编：《中国现代法学论丛与审判案例要览》，2001年10月出版。
［3］ 棚濑孝雄著：《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5］ 章武生、张其山：《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6］ 许小澜 庄敬重《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其改革》
［7］ 常怡、贺彰好、郑学林：《中国调解制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8］ 王松：《刍议法院民事调解制度》，选自北大法律网。
早在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 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将“调解为主”提法改为“着重调解”：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2］
现阶段，在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与我国现在的民事审判的判决相比仍占多数。在我国审判方式中似乎已经形成了“调节型”的民事审判。这种方式作为处理纠纷确实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如何促使双方当事人冷静达成协议以及改革调节形式，以求在审判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调解型”审判模式越来越难以发挥其固有的优势，故审判方式的改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已付诸实施。［3］我们仍应提倡多做调解工作，还应注重对调解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2 现行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
2.1 调解制度没有审级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此条表明：只要当事人自愿调解，任何审级和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实质上无审级和审判阶段限制的调解隐藏着许多弊端。当事人很可能为逃避责任而恶意串通推翻之前作出的判决。这不利于法律的权威与稳定。
2.2 自愿合法原则的异化。在司法实践中，某些法官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首当其冲地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及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存在着“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强制性调解。［4］使调解中的自愿原则不易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都未明确规定诉讼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最多的是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的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调解，这样便容易出现“和稀泥”的现象，也让一些徇私枉法的人就钻了法律的空子。
2.3 “反悔权”应用的任意性。根据我国民诉法规定，调解协议达成后，并不当然生效，当事人还可通过在调解书送达前以拒签调解书的方式而使已成立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这种制度设计，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放纵，且浪费了司法资源。“调解协议这种不符合契约的性质，滋生了被一方当事人用来拖延诉讼的毛病，同时也助长了随意毁约的风气”。［5］
除了上述的明显缺陷外，还有一些细小的我们不一一详细讨论。例如调解必须查明了事实、分清是非，与调解的目的和初衷不符，而且也与处分原则相悖；缺乏法官与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循的程序性规定，调解过程中的程序公正很难体现等等。［6］
3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
虽然诉讼调解存在一些弊端，但它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笔者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3.1 规定调解的期限。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诉讼的每个阶段都有期限限制，在同一案件中，只规定一个调解阶段。审判人员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如双方一致同意，则告之其调解期限，如一方同意另一方不同意，则应及时判决。
3.2 在调解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自愿原则，弱化法官的主导地位。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的内容完全取于当事人的自愿，当事人自主选择调解权利。法官不能以自己的职权身份提出调解方案，可以提出建议，只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以促进案件调解的成功。调解协议的达成应尊重当事人的自愿［7］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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