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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总收益

时间:2023-06-18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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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总收益

第1篇

关键词:需求价格弹性;弧弹性;点弹性

中图分类号:F71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096-02

一、问题的提出

弹性是指作为因变量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变化对于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变化的反应程度,其定义式为e=-。目前许多西方经济学中求弹性系数常用的方法有:

微观经济学关于需求价格弹性与销售收益之间的关系中,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得出的都是相同的结论,即当e<1时,降价将导致销售收益的增加,提价将导致销售收益的减少;e<1时,降价将导致销售收益的减少,提价将导致销售收益的增加。然而,通过严格的数学分析,本文证明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恒成立的,如果要使其成立也要有一定的条件。下面将从传统教材对这一观点的证明入手,接着结合本人的证明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二、传统证明方法对需求价格弹性及其与销售收益之间关系的分析

首先,我们总结一下传统的证明与分析方法对需求价格弹性与销售收益之间关系的论述。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两种方法,第①是用弧弹性的方法,第②是用点弹性的方法。

三、对需求价格弹性及其与销售收益之间关系的证明与分析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对需求价格弹性及其与销售收益之间关系的证明,下面本人再通过分析论述,证明得出这一结论的不正确性。

(1)我们先来证明当e=1时,其收益是否不会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设价格P的变动幅度为r(r>0),r=PP;因为需求量与价格成反向变动,那么Q的变动幅度为-r=Q/Q。价格变动后的总收益为:P2Q2=P1(1+r)×Q1(1-r)=P1Q1×(1+r)(1-r)。

参考文献:

[1]王辉.关于价格弹性理论的一点探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37-39.

[2]王俊芳.需求价格弹性应用中的一个约束条件[J].青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45-47.

第2篇

Abstract: The elasticity problem has been the key issue and difficult problem in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has wide appli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in reality by summarizing the contents of elasticity theory in microeconomics,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to the majority of economics enthusiasts.

关键词: 弹性;弹性理论;应用

Key words: elasticity;the theory of elasticity;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5-0223-02

0 引言

弹性理论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弹性问题也是学者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总结微观经济学中弹性理论的内容,介绍弹性理论在现实中的各种应用,为理解弹性理论提供一些启示。

1 弹性理论

1.1 弹性 弹性是指当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时,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的敏感程度。弹性的大小用弹性系数来表示。弹性的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变动比率/自变量的变动比率

假设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Y=f(X),则还有一般公式为:

e=■=■·■

其中,e代表弹性系数,?驻X、?驻Y分别代表变量X、Y的变动量,X、Y分别代表变化之前的量。

若经济变量的变化量趋于无穷小,即:当?驻X0、?驻Y0时,则弹性公式为:

e=■·■

由于我们计算的弹性系数可以被看成是百分比,所以与计量单位无关。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条件下,通过任何计量单位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计算出的弹性系数都是相同的。

1.2 需求的价格弹性 虽然需求方面的弹性主要包括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和需求的收入弹性。但本文主要研究需求价格弹性,简称为需求弹性。需求弹性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对于该商品的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其公式为:

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需求量变动率/价格变动率

需求的价格弹性可分为弧弹性和点弹性。

需求的价格弧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需求量的变动量的变动对于价格的变动的反应程度。简单地说,它表示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公式为:

ed=-■·■

当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变化量趋于无穷小时,需求的价格弹性要用点弹性来表示。也就是说,它表示需求曲线上某一点上的需求曲线上某一点上的需求量变动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公式为:ed=-■·■

需求的价格弧弹性的五种类型:当ed大于1时被称为富有弹性。当ed=1时被称为单位弹性或者单一弹性。当ed小于1时被称为缺乏弹性。当ed=无穷大时,这种情况被称为完全弹性。当ed=0时,这种情况被称为完全无弹性。

1.3 需求的收入弹性 需求收入弹性表示扎起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于消费者收入变量的反应程度。

假定某商品的需求量Q是消费者收入水平M的函数,即Q=f(M),则商品的收入弹性公式为:

eM=■·■

或者:

eM=■·■

更具商品的需求的收入量弹性系数值,可以将商品分为正等品及劣等品两类。其中正等品是指需求量与收入量程正方向变动的商品;劣等品是指需求量与收入成反方向变化的商品。然后可以将正常品进一步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两类。具体的说,eM>0的商品为正常品;eM

1.4 供给的价格弹性 供给的价格弹性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供给量的变动对于该商品的价格的变动的反应程度。它是商品的供给量变动率与价格变动率之比。与需求的价格弹性一样同样分为弧弹性与点弹性。供给的价格弧弹性表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供给的价格点弹性表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某一点的弹性。用es表示供给的价格弧弹性的公式为:

es=■·■

用em表示供给的价格点弹性公式:

eM=■·■

与需求的价格弹性相同,供给的价格弹性根据es的值的大小也分为五个类型。es>1表示富有弹性;es

2 弹性理论的应用

2.1 “谷贱伤农”与政府政策 “谷贱伤农”从弹性理论的角度分析是指: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其价格与总收益成同方向变化。由于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丰收将使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总收入下降。由于农产品供求弹性方面的特点及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各国都先后制定了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各种措施,如“支持价格”、“限制耕种面积、控制供应量”、“补贴”、“期货市场”等,以维持社会安定。对于其它一些需求缺乏弹性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类似的做法。

2.2 “薄利多销”与厂商和政府决策 “薄利多销”用弹性理论分析是针对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价格与总收益成反方向变化。常被引用的成功例子如:1930年,美国州际商业协会命令东部铁路降低运费。铁路当局认为这将降低总收入,坚持不降低运费。可是协会坚信当时情况下铁路运输是富有弹性的,再次电令降价。事实证明,协会的判断是正确的:价格虽然下降了,总收入却增加了。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价格上升而总收益减少,说明这种商品如果调价不当,则会带来损失。例如1979年,我国农副产品调价,猪肉价格上调20%左右,在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猪肉的需求富有弹性。猪肉涨价后,人们的部分购买力转向其它替代品,猪肉的需求量迅速下降。国家不得不将一些三、四级猪肉降价出售,加上存积压,财政损失20多亿元;再加上农副产品提价后给职工的补贴20多亿元,财政支出增加40多亿元。根据弹性与收益的关系可知:适时、准确地一了解不同商品的需求弹性、同一商品在不同时、空的弹性甚至同一商品不同构成部分的弹性,对经营管理大有裨益。

2.3 供求弹性与税赋的归宿和转嫁 如果政府决定对某种产品征税,这项税额究竟是由生产者负担还是由消费者负担?如果两者共同负担,那么各负担多少呢?弹性分析会告诉我们。税额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负担的比例,与供求弹性成反比例。如果供给曲线一定,产品需求曲线越具有价格弹性,消费者负担的税额比重越小。反之,消费者负担的税额比重越大。如果需求曲线一定,供给曲线越具有价格弹性,生产者负担的税额比重越小。反之,生产者负担的税额比重越大。如果需求是完全无弹性的,全部税额由消费者负担。需求是完全有弹性的或供给完全无弹性的,那么全部税额将由生产者负担。

2.4 需求交叉弹性与经济仲裁 需求交叉弹性可以说明同类产品生产者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可以用来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对其相关商品需求的影响,对政府与厂商决策很有价值。此外,需求的交叉弹性可以判断商品之间是否具有替代、互补关系,因此,需求交叉弹性在反托拉斯法中也得到运用。反托拉斯法禁止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垄断。如果一种商品的交叉弹性很低,即很难找到与它相近的替代品,对该商品进行垄断的厂商就要受到指控和制裁。如1947年,美国司法部对杜邦公司非法垄断玻璃纸生产销售提出诉讼,但法院认为:玻璃纸是“柔性的包装材料”中的一种,其它还有包装用的蜡纸、铝箔、氢氯化橡胶、聚乙烯等等。因玻璃纸和这些商品之间的需求交叉弹性是很高的,它们都是相近似的替代品,所以,杜邦公司没有垄断币场。在六年之后的1953年,联邦法院终于通过了著名的玻璃纸裁决,政府败诉。

2.5 需求收入弹性与恩格尔定律 恩格尔定律是收入弹性理论应用的一个范例。它用来说明消费者收入水平与食物购买量之间的关系。恩格尔定律用恩格尔系数来表示。恩格尔系数等于食物支出变动率(%)与收入变动率(%)的比值,恩格尔定律不仅仅是指出了因为食物的需求缺乏弹性,从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的事实,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其次,恩格尔系数还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家庭消费结构及变化趋势,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的生产提供参考; 再次,恩格尔系数又可以反映价格变动时,价格的同一变动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地区和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当食品价格上涨时,对低收入阶层造成的影响就明显地大于对高收入家庭造成的影响,使前者处境更为不利。

2.6 供求弹性与国际经济 在对外贸易中,也要考虑产品的供求弹性。从封闭经济中得出的需求弹性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经济中仍不失其价值。如果政府为了促进一种产品的出口而降低价格,或者厂商彼此降价以争取销路,但国际市场对这种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则降价的结果,反而会使收入减少。因此,出口以富有需求弹性的商品为宜。当然,为了防止价格暴涨,导致需求量大减,也要配合出口一些缺乏弹性的商品,以保持一定的出口水平和外汇收入。弹性理论还被应用于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分析中。弹性分析法就是通过对进出口供求的价格弹性的分析,说明货币贬值对贸易差额的效应。其结论是:当一国利用外汇贬值以刺激出口,减少进口,消灭逆差,恢复进出口平衡时,必须考虑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适当的进出口供求弹性方能使出口增加的程度或者以外币计算的进口减少的程度,足以消除外汇需求大于供给的部分。

3 结语

总之,弹性理论的应用很广,而且在不断扩大。在技术进步与就业、市场结构等方面也有所涉及。本文只是从一些方面介绍了弹性理论的应用,其实弹性理论的应用远不止这些。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第3篇

【关键词】导数边际分析弹性分析最优化分析

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商店最关心的是如何以最小成本达到利润最大。经济学中常用到边际概念分析一个变量y关于另一个变量x的变化情况。边际概念是当x在某一给定值的附近发生微小变化时y的变化情况,它发映了y的瞬间的变化,而刻画这种瞬间微小变化的数学工具便是导数。

一、导数的概念

设函数y=f(x)在点x0的某个邻域内有定义,当自变量x在点x0处取得增量Δx(点x0+Δx仍在该邻域内)时,相应地函数y取得增量Δy=f(x0+Δ)-f(x0);如果Δy与Δx之比当Δx0时的极限存在,则称函数y=f(x)在点x0处可导,并称这个极限为函数y=f(x)在点x0处的导数,记为f'(x0),即

f'(x0)==。

若函数y=f(x)在某区间内每一点都可导,则称y=f(x)在该区间内可导,记f'(x)为y=f(x)在该区间内的可导函数(简称导数)。

二、经济分析中常用的函数

1、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

(1)需求函数。设Q表示某种商品的需求量,P表示此种商品的价格,则用Q=f(P)表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函数。一般来说,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Q随价格减少而增加,随价格增加而减少,所以需求函数是单调减少的函数。

(2)供给函数。站在卖方的立场上,设Q表示对某种商品的供给量,P表示此种商品的价格,则用Q=F(P)表示某种商品的供给函数。一般来说,作为卖方,对某种商品的供给量Q是随价格P的增加而增加,随价格P的减少而减少,所以供给函数是单调增加的函数。

2、成本函数与平均成本函数

(1)成本函数。产品的成本一般有两类:一类随产品的数量变化,如需要的劳动力,消耗的原料等;这种生产成本称为可变成本。另一类成本无论生产水平如何都固定不变,如房屋、设备的折旧费、保险费等,称为固定成本。设Q为某种产品的产量,C为生产此种产品的成本,生产每个单位产品的成本为a,固定成本为C0,则成本函数为C=C(Q)=aQ+C0。

(2)平均成本函数。用C=C(Q)=表示每单位的平均成本函数。

3、价格函数、收入函数和利润函数

(1)价格函数。在厂商理论中,强调的是既定需求下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是需求量的函数,表示为P=P(Q)。要注意的是需求函数Q=f(P)与价格函数P=P(Q)是互为反函数的关系。

(2)收入函数。在商业活动中,一定时期内的收益,就是指商品售出后的收入,记为R。因此,收入函数为R=R(Q)=PQ。其中Q表示销售量,P表示价格。

(3)利润函数。利润是指收入扣除成本后的剩余部分,记为L。则L=L(Q)=R(Q)-C(Q)。其中Q表示产品的的数量,R(Q)表示收入,C(Q)表示成本。

三、导数的经济学意义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1、边际分析

边际概念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常指经济变量的变化率。利用导数研究经济变量的边际变化的方法,即边际分析方法,是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

一般地,设函数y=f(x)可导,则导数f'(x)叫做边际函数。成本函数C=C(Q)的导数C'(Q)叫做边际成本,其经济意义为当产量为Q时再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所增加的总成本;收入函数R=R(Q)的导数R'(Q)叫做边际收入,其经济意义为当销售量为Q时再多销售一个单位产品所增加的销售总收入;利润函数L=L(Q)的导数L'(Q)叫做边际利润,其经济意义近似等于产量(或销售量)为Q时再多生产(或多销售)一个单位产品所增加(或减少)的利润。

例如:某企业每月生产的总成本C(千元)是产量Q(吨)的函数C(Q)=Q2-10Q+20。如果每吨产品销售价格2万元,求每月生产8吨、10吨、15吨、20吨时的边际利润。

解:因为利润函数为:L(Q)=R(Q)-C(Q)=20Q-(Q2-10Q+20)=-Q2+30Q-20。所以边际利润为L'(Q)=(-Q2+30Q-20)'=-2Q

+30。于是L'(8)=-2×8+30=14(千元/吨),L'(10)=-2×10+30=10(千元/吨),L'(15)=-2×15+30=0(千元/吨),L'(20)=-2×20+30=-10(千元/吨)。

以上结果表明:当月产量为8吨时,再生产1吨,利润将增加14000元;当月产量为10吨时,再生产1吨,则利润将增加1万元;当月产量为15吨时,再生产1吨,利润则不会增加;当月产量为20吨时,再生产1吨,利润反而减少1万元。实际上,该题的边际利润函数L'(Q)=-2Q+30在Q>15时小于0,所以利润函数是单调减少的,随着产量的增加,利润将减少。显然,该企业不能完全依靠增加产量来提高利润,搞得不好,还会造成生产越多,亏损越大的局面。那么保持怎样的产量才能使该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呢?由微观经济学的知识可知:在该题中当R'(Q)=C'(Q),即L'(Q)=0,Q=15时,也就是该企业把月产量定在15吨,此时的总利润最大为:L(15)=-152+30×15-20=205(万元)。

2、弹性分析

弹性概念是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用来定量地描述一个经济变量对另一个经济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或者说,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百分之一会使另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百分之几。

(1)弹性的定义。设函数y=f(x)在点x处可导,函数的相对改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对改变量之比,当?驻x0时的极限称为函数y=f(x)在点处的相对变化率,或称为弹性函数。记为Ex=f'(x)。

(2)需求价格弹性的概念。经济学中,把需求量对价格的相对变化率称为需求的价格弹性。记为E=Q'(P)。由于需求函数是价格的递减函数,所以需求弹性E一般为负值。其经济意义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或上升)1%时,其需求量将增加(或减少)|E|%。当E=-1(即|E|=1)时,称为单位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价格的相对变化基本相等,例如报纸。当E1)时,称为富有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大于价格的需求变化,此时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较大。换句话说,适当降价会使需求量有较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收入。例如空调、汽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包括旅游和专业服务等。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价格下降而总收益增加,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薄利多销”的原因所在。“薄利”就是降价,降价能“多销”, “多销”则会增加总收益,所以,能够作到薄利多销的商品是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价格上升而总收益减少,说明了这类商品如果调价不当,则会带来损失。例如,1979年我国农副产品调价,猪肉上调20%左右,在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下,猪肉的需求富有弹性,猪肉涨价后人们的部分购买力转向其他代用品,猪肉的需求量迅速下降。国家不得不将一些三、四级猪肉降价出售,加上库存积压,财政损失20多亿;再加上农副产品提价后给职工的补助20多亿,财政支出增加40多亿。当-1

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经营者关心的是提价(?驻p>0)或降价(?驻p

例如:(2004年考研题)设某商品的需求函数为Q=100-5P,其中价格P∈(0,20),Q为需求量。

①求需求量对价格的弹性E(E>0)。

②推导=Q(1-E)(其中R为收益),并用弹性E说明价格在何范围内变化时,降低价格反而使收益增加。

解:①由Q=100-5P知Q'(P)=-50,所以:

E=×Q'=×(-5)==。

②由R=PQ得=Q+PQ'=Q(1+Q')=Q(1-E)。又由E==1,得P=10。于是,当10

总之,企业在制定或变动产品价格时,一定要考虑到自己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价格策略增强竞争力。

3、优化分析

最优化问题是经济管理活动的核心,通常是利用函数的导数求经济问题中的平均成本最低、总收入最大、总利润最大等问题。例如:(1997年考研题)一商家销售某种商品的价格满足关系P=7-0.2x(万元/吨),销售量(单位:吨),商品的成本函数是C=3x+1(万元)。

(1)若每销售1吨商品,政府要征税t(万元),求该商家获得最大利润时的销售量;

(2)t为何值时,政府税收总额最大?

解:(1)设T为总税额,则T=tx。商品销售总收入为R=Px

=(7-0.2x)x=7x-0.2x2。于是得利润为L=R-C-T=7x-0.2x2-

3x-1-tx=-0.2x2+(4-t)x-1。求导,得L'=-0.4+4-t,L"=-0.4。令L'=0,解得x=(4-t)。

因为L"

(2)将x=(4-t)代入T=t,得T=t×=10t-t2。

由T'(t)=10-5t=0,得唯一驻点t=2,又T"(t)=-5

综上所述,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对其经济环节进行定量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将导数作为分析工具,可以给企业经营者提供精确的数值和新的思路和视角。

【参考文献】

[1] 万解秋:试论需求效用学说对我国价格制度改革的作用[J].世界经济文汇,1985(4).

[2] 彭文学:经济数学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第4篇

关键词:零售企业 并购 文化整合 成本—收益

一、引言

1.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零售企业之间的横向兼并已经成为企业实现快速扩张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企业获取规模经济优势、增强自身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并不是所有零售企业间的并购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并购失败的例子时有发生。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些失败的案例中,有80%以上是因为文化整合的原因造成的,而因为对文化整合重要性认识不足成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对零售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整合进行经济学上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文化对并购影响的研究,最早研究企业家管理风格的学者Davis在1969年提出管理风格是企业取得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并购前主动并购方需要认真研究并购双方企业管理风格。Bowditch指出企业文化的差异是并购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重要因素之一。Terry Belcher认为企业文化差异是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实施文化整合是企业并购成功的关键。

国内有关专家学者近几年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李建华认为文化整合是若干种不同文花质经过合并、分拆、增强减弱等方式,在并购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永健教授通过案例分析和相关调查,认为兼并双方的文化整合对兼并有重要意义。并提出非正式组织在文化整合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零售企业并购的文化整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文化整合重要性过于轻视

目前许多大型零售企业并购过程中,往往都会比较重视资产、财务、组织的统一整合,然而对于企业文化的整合环节却不够重视。实际上,由于大多数有能力参加并购的零售企业都有较为成熟的管理组织、财务系统和人力资源系统,所以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整合都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然而,对于零售企业的文化整合,由于这个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短期内收益的不明显性,因而往往容易被忽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文化整合形式过于简单

目前发生在本土以内的零售企业并购案例中,被兼并的零售企业大都被迫原封不动的去接受兼并企业的企业文化,所谓“成王败寇”,这种现象看起来无可厚非,但却给兼并过程的顺利实施带来无尽的麻烦,由于被兼并企业的员工大多数都会对自己原来的企业抱有感情,因此,不去认真的了解原有企业的经营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则、组织制度等等,而是采取简单、粗鲁的文化整合形式,往往会引起以后经营过程中的文化冲突。

3.文化整合过程过于表面

许多企业在兼并重组过程中也会有对文化整合的考虑,但往往都过于重视表面形式。例如,他们也往往会给员工发放统一的新制服,佩戴统一的徽章等,然而却往往缺乏对员工新的企业价值、企业使命、企业理念、企业制度的熏陶和培养。企业文化是一种扎根于员工内心的情感文化,只有真正得到员工的认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零售企业文化整合的意义

出现以上文化整合中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文化整合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入的认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零售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整合的重要性予以分析。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是对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一种替代,将市场的交易转换为企业的内部交易,企业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节约交易费用。而只要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小于市场直接交易的交易成本,企业的存在就是有必要的,并且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越小,就越有利于企业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种隐性的制度存在于企业的内部,是对传统意义上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补充,因此往往能够降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那么企业文化的存在,是如何有效降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的呢?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每个人都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都追求在既定付出成本前提下收益最大化,或者在既定收益的情况下付出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在员工既定收入固定的前提下,总是设法去降低自己的付出成本,导致“偷懒”“搭便车”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委托—问题”,由于对被委托方的行为很难进行有效地监管或者监管成本很大,因此往往导致这种现象时有发生。而企业文化的存在,往往能有效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提高团队效率,降低企业内部协调成本,提高公司的收益。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用成本—收益方法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分析。

在这里,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企业的组织形式为一般意义上的“金字塔”结构,其中具体有多少级的管理层由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我们用i来表示管理层级数。由于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存在所造成的“委托—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强监管予以解决。在这里我们要引入管理幅度的概念,即一个管理者在保证不存在“委托—问题”前提下最多可以监管的人数,用M表示。显然,企业文化因素对M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一个文化较好的企业内部,所有员工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责任感和共同的使命感,因此很容易实现有效监管,M就会很大。相反,在一个没有企业文化或者企业文化内部相冲突的环境中,要想实现有效监管,M就会很小。

我们假设企业共有N名普通员工,则一级管理人员为N/M,二级管理人员为N/M2,第i级管理人员为N/Mi。假定普通员工工资水平w,一级管理人员的工资为αw,二级管理人员的工资为α2w,则第i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为αiw。则企业全部劳动力的成本CL为N*w+N/M*αw+N/M2*α2w+…+N/Mi*αiw+…

我们借用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Q=F(L,K)。其中L为劳动投入量,K为资本投入量。而资本的成本实际上就是使用该资本所应付的利息,即Ck=r*K,其中r为利率。因此企业的总收益R=PQ=P*F(L,K)。

企业的净收益E=R-CL-Ck=F(L,K)-(N*w+N/M*αw+N/M2*α2w+… +N/Mi*αiw+…)-r*K

对M求导,可得:■

不难看出■,即企业的净利润是和管理幅度M呈正相关的,而管理幅度又和企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良好的企业文化,能有效的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员工行为的不确定性,作为企业有形制度的一种弥补,能有效提高团队效率,提高企业的净收益。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节约管理、监督成本,实现相同成本下的收益最大化,以及相同收益情况下的成本最小化。

其实,零售企业文化整合的重要意义远不止于此,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文化的功能,即: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辐射力。作为带有明显服务业性质的零售行业的企业文化,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零售行业属于流通环节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与广大消费者有着最密切的接触,因此,良好的零售企业文化建设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理念。同时,由于零售行业所销售商品大多数为同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只有通过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来标新立异,构筑差异优势,在消费者消费过程中给消费者不一样的感受和服务,才能在广大顾客群体中建立企业良好的口碑,树立企业良好的外部形象。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良好的文化整合结果不仅能给零售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还是企业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因此,零售企业间横向兼并过程中的文化整合的好坏将成为影响并购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为此,本文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1.提升文化整合认识。企业并购过程中切实做到对文化整合重要意义的认识,应将文化整合放在和资产整合、财务整合、组织整合同等的高度予以重视。成立专人负责制度,做到全体员工总动员,参与到文化整合中来。同时应该认识到,文化整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并不随着并购过程的结束而结束,因此需要长期坚持。

2.注意文化整合方法。文化整合过程本身应该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流程:并购前就要对双发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制定整合方案;并购中要合理把握整合时机和整合模式;并购结束后应对整合结果进行评估、完善、改进。只有坚持科学的思路和流程,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朱涛.中国零售组织的结构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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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兆敢,李君.企业并购后的文化冲突与管理[J].经纪学报, 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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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光岭.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透析企业并购中的文化整合[J].经济经纬,2007(4).

第5篇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大学,北京100083)

[摘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若从博弈、规模经济与外部性的角度去看,其中的深意便不言而喻了。本文分别从以上三个角度,对和尚挑水的现象做初步经济学实证分析。之后,结合企业管理的现实问题做了简要表述。

关键词 ]博弈;规模经济;外部性;实证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4.023

1引言

大家孩提时就对和尚吃水的故事耳熟能详。这里,我们将对和尚吃水问题从博弈、生产规模经济及外部性三个角度做经济学实证分析,并揭开“和尚吃水”的神秘面纱。

2和尚吃水的博弈分析

首先,当寺庙里只有一个和尚时,我们不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水为人的必需品,除了自己去挑别无选择。和尚挑水的成本为他挑水付出的体力和精力,而收益为喝水解渴的生理需求被满足。在保持体力和精力与保持生命之间,和尚必然会选择保持生命。同时,只有生命保持住了,才拥有体力和精力。成本依存于收益,同时,该和尚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可完全排他的随意支配和使用。和尚必然会自私的为自己挑水。

之后,寺庙里又来了一个和尚,和尚们之间出现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这里有以下假设:

(1)两个和尚均为理性人。

(2)信息完全对称,并能据此做出自身成本—收益的精确计算。

(3)水为公共财产,必须平均分配。

只有两个和尚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合作才有可能发生。假设每人挑一次水花费单位成本(体力与精力)为2,两人合作挑水每人成本为1,每桶水的总收益为10。然而,每次合作挑水,和尚们可以挑来两桶水,每个人也只是花费2单位成本。和尚们的纯战略集为﹛挑水,不挑水﹜。这样得出支付矩阵:

矩阵括号前方数字为和尚一的支付,后方为和尚二的支付。两个和尚的占优均衡策略均为“挑水”,故纳什均衡为(挑水,挑水)。和尚选择合作所得净收益大于选择非合作所得净收益,和尚合作。

最后,胖和尚来了,他太口渴,将两个和尚挑来的整桶水都喝光了。即便寺庙里没有水,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挑。因为第三个和尚对水的需求太大,若再使用利益平均分配,无法满足第三个和尚的生理需求。水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和尚之间协商的交易成本加大,每个和尚只愿挑够供自己使用的水量,谁都无心挑水。博弈类似于公共物品的私人自愿供给,假设:

(1)和尚均为理性人。

(2)水为公共物品,且每个和尚愿意贡献水量的总和为总水量,总水量越足,三个和尚受益就越多。

那么,给定其他人选择的情况下,每个和尚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xi,gi)以最大化下列目标函数:

Li=ui(xi,G)+λ(Mi-li×xi-lG×gi)这里,λ为拉格朗日乘数。

最优化一阶条件为:

尽管每个和尚最优选择导致个人边际替代率等于劳动价格的比率,帕累托最优要求三个和尚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价格比率。这意味着帕累托最优公共物品供给大于纳什均衡的公共物品供给。也即,当每个和尚都相信他人挑水的贡献量越多,自己的贡献量就越少。所以,三个和尚都想坐享其成,“搭”别人的“便车”而免于劳动。

3和尚吃水的生产规模经济与外部性分析

我们假设:

(1)寺庙里可能只有一根扁担,一个水桶,生产工具极为有限。

(2)外部性很可能会产生交易成本。

(3)和尚均为理性人。

(4)水的分配不均衡,多劳不会多得。

一个和尚吃水的情形与前文一致。当第二个和尚出现时,两个和尚皆试图最小化自己成本,最大化自身利润。若有一个人挑水,另一人可坐享其成,挑水活动产生正外部性。他们都不愿看别人搭自己便车,而又都千方百计搭别人便车。消除外部性成为当务之急。若存在产权划分,交易成本低且参与人数少时,人们可通过私下谈判解决外部性问题。为使合作继续下去,两和尚协商轮流挑水,对各人消费量及违约制裁达成一致,产生较低“交易成本”。由于工具的限制,二人达成协议用扁担抬水吃。

经济学中,规模经济被定义为,由于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等原因,使企业的单位成本下降,从而形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经济。在特定条件下,如仅一根扁担,一个水桶,一人挑水变为两人协作,劳动的边际报酬处于上升阶段,挑水的边际成本(从而平均成本)趋于下降。两人合作省力且能自给自足。

第三个和尚来时,若继续在挑水中投入劳动力,劳动的边际报酬下降,也不好管理,挑水的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造成规模不经济。于是,每次三人挑水时,必有一人搭便车,正外部性再次产生。由于产权不明确,交易成本(沟通交流以达成约束协议)巨大,参与人数增多,和尚都趋利避害,正外部性很难消除。于是,三个和尚面面相觑,合作难以达成。

4结论

三个和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这个故事折射出企业管理中种种弊端。究竟该如何协调呢?第一点,加强激励。若和尚出去挑水,能获得些许精神或物质奖励的话,我想挑水就无须动员了。第二点,明确产权。若和尚们对自己的劳动所得排他性占有和支配,而不是吃大锅饭的话,生产的积极性会极大提高。在企业管理中,也可引申为保护员工的股权与债权。原始出资人可以充分行使股东(或债权人)对企业法人的各项权利,也可起到激励,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及协调的功能。第三点,不要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应按照现有的资本及技术条件决定生产规模。两个和尚抬水尚可,一旦第三个和尚出现,生产的成本会很快变大,适得其反。在经济学中,完全竞争的产品和要素市场上,企业家的边际收益曲线斜率小于边际成本曲线斜率,且劳动者的工资除以单位产品价格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投入的最后一单位劳动生产出的产品数)时,企业可获最大利润。第四点,努力营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生产。若员工之间关系和谐,大家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企业的发展必然蒸蒸日上。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M].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3]鲁传一.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第6篇

一、侵权法的经济本质

根据传统的侵权法理论,侵权法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对施害人的处罚;二是对受害人的补偿。今天看起来,这只是一种十分平常的法律知识和观念。不过,将所受到的伤害以及由此造成的伤痛与愤怒情绪发泄在某种制度或机制之中,而不是直接施之于施害人身上,还是需要极大克制力的。这大约是人类从追求生物的到寻找精神抚慰的端绪,也是人类从蒙昧冲动走向文明社会制度建构的开始。

对于一些伤害。事实上,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以致当事双方无法共同合作。例如,让每一个司机与其他司机就如何分担未来意外事故的成本而谈判并达成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让每一个司机与每个可能会被车撞到的过路人缔结合约也是不可能的。司机们无法就实施社会有效看护而达成一致的私人协议。

对其他种类的交易谈判,绝对成本是低的,但相对成本是高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现举一例来说明:三个猎手去树林中打野鸡。他们四处散开,相距25公尺左右,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这时中间的猎手惊飞了一只鸟,那鸟扑打着翅膀朝天上飞。在两侧的猎手转向中间,朝着那只鸟开了枪。鸟逃脱了,但中间的那个猎手被枪打瞎了眼睛。在打猎之前,他们可以谈判就分担意外事故的成本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谈判成本(包括由此产生的不愉快气氛)相对于发生意外的微小可能性而言是高昂的。当昂贵的交易谈判成本使得交易变得不可能时,财产法和合同法的脱节是必然存在的。

科斯定理将所有的交易谈判阻碍都看作“交易成本”,包括交易谈判成本、情绪、信息独占以及战略需要。我们可以应用这些想法来解释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界限。合同关注于那些能以相对低的交易成本达成私人协议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侵权法则关注于那些为达成私人协议要付出相对高的交易成本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学家用外部效应来描述这种存在于私人协议外部的损害,侵权责任的经济目的是促使施害人将这些成本内部化。侵权法通过要求施害人向受害人予以赔偿来内部化成本,当潜在的施害人内部化由其自身导致的损害成本时,便会刺激他们在一个有效的水平上为安全性进行投资。侵权法的经济本质便是,以侵权责任来将由高昂的交易谈判成本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二、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经济分析

综观侵权法的发展史,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19世纪以前,主要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从19世纪早期开始。过错责任原则开始取代严格责任原则而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以后,严格责任原则又得以复兴,适用范围逐渐扩大。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施害人的行为要构成侵权行为。施害人必须主观上有过错:受害人要从施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必须证明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准确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将是至关重要的。而过错是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必须为它设定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侵权法理论认为,这个标准就是“理性人”的行为标准,即“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应该达到的谨慎程度。不过,所谓“理性人的谨慎程度”仍然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通过立法,对每一种行为的理性注意标准做出准确的描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把这一标准的界定权交给司法工作人员,由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普遍的价值观念去确定。因此,传统侵权法理论在如何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没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客观的、易于观察的衡量标准。

另外,根据传统侵权法的观点,首先是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民事侵权责任的要件。如施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其对受害人的未尽义务、损害事实和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界定施害人应当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但是,法经济学认为,上述逻辑仅是一种单向思维模式。根据法经济学的观点,应对施害人和受害人在侵权行为发生过程中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以确定如何以最低成本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以效益最大化原则确认施害人的侵权责任和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问题。法经济学的理论奠基人科斯在他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明确指出:在解决工厂(甲)排放烟尘对邻近居民(乙)产生有害影响这类问题上,“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就是说,应该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来求得问题的效益解决。从而避免无效益的侵权。

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如何衡量施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的标准,美国联邦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勒尼德,汉德已提出了经济学上的标准。1947年,汉德法官在审理“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轮公司案”中,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其含义是:假设损害发生的概率为P,损害为L避免损害的成本为B。那么,如果B小于P与L的乘积,则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反之,施害人主观上就没有过错。在这个公式中,B代表施害人为避免事故发生而付出的预防成本,P与L的乘积代表施害人采取预防措施所能避免的损失,这可以看作是预防的收益。因此,汉德公式认定,如果施害人能以较低的预防成本取得较高的预防收益,而他竟然没有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则其主观上有过错。从另一角度分析,汉德公式中的B可以看作是制止施害人施害而给施害人造成的损失:P与L的乘积则可以看作是允许施害人施害而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因此,B<PL意味着制止施害人施害而给施害人造成的损失比允许施害人施害而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小,在此情况下,认定施害人主观上有过错,责令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与科斯主张的“社会成本最小化”理论完全一致。

第7篇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稳定市场匹配;市场设计实践;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115-05

在现实的市场中,单纯依靠价格机制无法实现资源在买卖双方之间的最优配置。因此,为了形成稳定的市场运行环境,应对种种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人为地设计一个市场,使这个市场克服信息不完全的缺陷,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目标。罗伊德·沙普利(Lloyd s.Shapley)和埃尔文·罗斯(Alvin E.Roth)从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针对市场失灵的问题,提出了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解决方案,并在实际的运用中得到检验,如罗斯设计的纽约高校学生入学申请机制、美国国家住院医师选拔计划(NRMP)的医生供职匹配等等。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意义深远。正是基于在“稳定市场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研究领域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埃尔文·罗斯和罗伊德·沙普利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引用罗斯与沙普利的经典模型,探讨男女婚配市场的延迟接受算法,即通过不立即作出选择的方式寻找市场中的稳定解,分析这种稳定解除了具有稳定的性质外,是否还具有其他的性质,探究这种稳定解和竞争机制的均衡解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并对沙普利的经典模型“联盟博弈”及“雇主工人模型”做出阐释。

一、稳定市场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概述

稳定匹配的实质是一种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下,分别来自两个集合的个体匹配完成后,不存在其他动机或条件去改变现有的匹配组合。也就是说,在现有匹配组合下,比较其他组合方式下的满意程度而言,每个个体对自身现状的满意程度不会更低,这时就实现了稳定的匹配。倘若在匹配完结后两个集合中出现了新的配对成交意愿,那么现有的匹配组合将不再稳定。在现实中,如男女婚配、学生申请入校、招聘单位与求职者匹配等问题都可以通过稳定市场匹配理论,设计出能够稳定实现接近预设目标的市场机制。在这里,我们仅讨论双向匹配的情况。双向匹配假设市场上有两个相互分离的参与者集合,如买卖双方、学生和学校、婚配中的男方和女方,这两个参与者集合必须能够相互匹配,如此才能发挥这个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市场匹配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通过以下几种典型的情况加以说明。

(一)男女婚配匹配的解具有稳定性

在求取男女婚配稳定解的过程中,罗斯提到了G-S算法(Gale-Shapley Algorithm)。罗斯假设,在一个社区中,有n个男性和n个女性,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和偏好,并依据这些标准和偏好,对异性集合进行严格的偏好排序。这个实验的目标就是寻找一个男女婚配组合,使得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找到伴侣,且能与之形成稳定的婚姻关系。在这里,我们借助男女婚配模型来说明沙普利的延迟接受算法(DeferredAcceptance Algorithm),该算法的核心就是不必即时做出选择。因为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不可能获得全面的信息,因此就会出现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所选择的配偶并不是他所能够选择的集合中自己最偏好的个体的现象,其直接结果就是不稳定的婚姻关系,并引发相关社会问题。而延迟接受算法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为了更好地择偶,让整个社区的男女自发地把自己的基本信息发送到处理中心,由中心的工作人员收集整理并导人数据库。第二步,把数据库向所有的参与者开放,并让其根据自己的择偶标准对所有的异性做出偏好排序,然后把结果反馈到处理中心,由工作人员整理。第三步,由参与集体中的女性(或男性)集合对所有的偏好结果作出回应。首先,女性将会处理她收到的所有的第一偏好申请,挑选出其中自己最满意的申请者作为自己的正式配偶候选人,其他的申请者予以拒绝。当然,不排除有些女性可能没有收到来自男性的第一申请,这部分女性不必参与上一步。接着,女性将会处理她收到的所有的第二偏好申请,并与上一步的正式配偶候选人进行比较,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申请者。如果她们发现有比上一步更好的申请者,则保留新的候选人并拒绝原先的候选人。然后,按照上述方法,女性将会处理完自己收到的所有的配对申请。此时,整个实验结束,所有有意愿配对的参与者都能找到自己所能配对的配偶。

接下来,依据罗斯的假设,我们对其进行验证。假设有A、B、C三名男性和a、b、c三名女性,首先给任意两个异性进行配对组合,并设定异性之间对对方的匹配意愿指数从3到1依次增加。设:有两个男女配对组合分别为T1(x11,Y11)、T2(X22,Y22),并假设这两个组合不稳定,而稳定组合为T3(X12,Y21)。其中,x代表该组合中男性对女性的匹配意愿指数,Y代表该组合中女性对男性的匹配意愿指数。X11、X12分别表示男性A对女性a、b的匹配意愿指数;Y11、Y21分别表示女性a、b对男性A的匹配意愿指数;X22表示男性B对女性b的匹配意愿指数,Y22表示女性b对男性B的匹配意愿指数。

根据之前提到的关于稳定和不稳定的分析,当出现来自不同家庭的两个人“两情相悦”的情况时,这一家庭组合方式将是不稳定的,反之则是稳定的。因此,当上述提到的两个家庭组合不稳定时,如X11>X12且Y22>Y21,由于匹配意愿指数取值从1到3,因此可以推出X11、Y22可以取值的集合是{2,3}。当X11=2,Y22=2时,x12、Y21的取值均只能为1,即相对于T1、T2,稳定组合T3为(1,1)。当X11=2,Y22=3时,稳定组合T3为(1,2)或(1,1)。类似的还有当X11=3,Y22=2时,或X11=3,Y22=3时的情况,相应的稳定组合也可以按上述方法推出。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虽然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匹配解并不容易,也许每个人都不能和自己最心仪的人进行配对组合,但是稳定的匹配方案是存在的,并且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对这个稳定解的求解方法进行探讨。我们也可以假设任意两个男女A和B,这二者在对方的偏好序列上必定处于某个位置。如果A最偏好B,但是之前A向B求婚时被拒绝了,于是在稳定的匹配中,A和另一名女性组成家庭,B和另一名男性组成家庭。这说明B对自己现任丈夫的偏好程度高于对A的偏好程度,因此也就没有组合新的家庭的动机,证明当前的匹配方式是稳定的。事实上,这种婚配机制的高效是显而易见而且稳定的。罗斯也曾在2003年对G-S算法做出“合作博弈理论的里程碑”的高度评价,并认为其对博弈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具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

(二)稳定匹配解是最优且唯一的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求得一个稳定匹配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一个有稳定匹配解的市场来说,稳定匹配解会使市场更加趋于稳定。然而,市场中的主体追求的都是利益最大,那么这个稳定匹配解能否满足这一要求呢?换而言之,这个解是最优解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助“纽约高校学生入学”的例子做出解答和说明,而且需要使用“即刻选择算法”(Immediate selection algofithm)。与“延迟接受算法”不同,“即刻选择算法”要求参与者面对匹配问题时,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直接、一次性做出选择。这种方法在某些领域效率十分低,因为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参与者很难针对当前市场情况做出自己满意的选择,所以这种算法并不适应当前的市场状况。以美国为例,某位学生按照自己的偏好递减顺序填写申报志愿,但偏好的趋同性会导致竞争十分激烈,可能使这位学生未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接着,这位学生的申请会被递交到第二志愿学校,但第二志愿学校的竞争可能也很激烈,或者第一志愿填写该校的学生已经满足全部名额,所以哪怕这位学生的成绩进入第二志愿学校绰绰有余,也同样可能被拒绝。接着,这位学生只能申请按偏好递减顺序排列的其他学校,直到他被录取。很明显,这种录取制度并不合理,不仅会导致学生没有动机去表达自身的真实偏好,使整个报考制度效率低下,而且对学生来说也不公平。罗斯针对这一情况,着手对高校学生录取制度进行重新设计(类似于“男女婚配”问题):所有申报志愿的学生对自己心仪的学校做出从高到低的偏好排列,然后提交到中央信息处理处。各高校首先分别处理收到的学生的第一志愿申请,按自身的招生数量保留符合要求的学生,剩下的拒绝;然后,各高校开始处理收到的学生的第二志愿申请,若有符合自己要求且优于前一批保留下来的学生,则录取该生,并从前一批保留的学生中剔除相应数量的相对较差的学生;接着,开始处理第三批志愿,并依次下去,直到所有的学生志愿都被处理过,整个录取系统运行完毕。这样的录取制度能很好地解决上述各种问题,而且能够维护学校和学生双方的利益,使得每个高中生都能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如今美国每年大约有9万名高中生通过这一系统进行择校。

在此就罗斯的稳定方案解的最优性和唯一性做出逻辑描述和证明。首先,设定两个命题:(1)在稳定匹配中,被录取的学生达到了学校的标准即学生存在被该校录用的可能性。(2)被拒绝的学生没到达到录用标准,即该生不可能被这所学校录用。对命题(2)进行逆否:(3)对学生而言存在可能性的学校不会拒绝该学生。综合命题(1)和命题(3)来看:(4)稳定匹配方案中学生被录取后学校不会拒绝该学生。对命题(4)进行逆否:(5)被拒绝的学生是学校在稳定匹配方案中不会录取的学生。综上所述,命题(5)就是结果:稳定匹配方案中,学校录取的是其有意愿且能够录取的学生,即校方已经录取了自己可能录取的全部优质生源。此时的稳定匹配方案不能再做任何改进,即说明这个稳定匹配方案是最优的。至于唯一性问题,假设存在两个不同的最优解,那么至少有一个最优解中的参与者会认为另外一个最优解更好。但是根据最优解的定义:当前方案不可能再做出任何改进,以提升参与者的效益。不难推断,两个或多个最优解的猜想与最优解的定义相悖,因此,最优解就是唯一的。

(三)稳定匹配理论与竞争均衡的联系

沙普利的“联盟博弈”理论认为,在一个市场中,资源累加往往能够创造更多的收益,所以若干参与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通常会建立合作联盟。沙普利特别指出,由联盟带来的总收益至少不能低于各参与者自身收益的简单加总,这也是稳定匹配的一个必要条件,且由联盟带来的总收益可以在内部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分配,不必是平均分配。这里举例说明沙普利做出以上特别说明的理由:假设某一联盟由三名成员A、B、c组成,联盟形成后的可能最大总收益为60。A单独经营的收益为20,B、C单独经营的收益为10;如果A与B、C中任何一位形成联盟,则总收益达到45;如果B、C联盟,则总收益可达25。显然,最好的结果是A、B、C三人联盟,这使资源集中后创造的价值最大化。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从A的角度来看,是否联盟要看联盟后自己的收益能否比其他的方案更高。在三人联盟中,B、C至少要获得25的收益,否则他们没有意愿和A结成联盟。而A可以在三人联盟中最多获得35的收益。当A与任意一人结成两人联盟时,A最多获得的收益为32.5。但是,当三人联盟的实际总收益小于57.5时,三人联盟中A获得的收益可能会比其他匹配方式要低,因此,A可能会排斥三人联盟,说明这种联盟是不稳定的。因此,沙普利指出,联盟必须能够实现联盟成员收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才是稳定的。此时经济剩余最大是否也意味着这是唯一的最优解呢?这就需要与帕累托最优条件进行对比分析。

沙普利指出,在“雇主工人联盟”模型中,会产生利益的两极分化现象。任何一方先发起延迟接受机制,最后匹配的结果就会对该方有利。如,在“雇主工人模型”中雇主发起延迟接受机制时,每个雇主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开始都给应聘的工人报出最低工资。而对工人而言,都想受聘于开出最高工资的雇主。但在模型中,每个工人最后通过“延迟接受算法”得到的求职结果却是低水平工资。由于整个过程一直都是从实现雇主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虑的,最后的稳定匹配结果便是雇主以工人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完成整个市场匹配,也就是说,这是雇主最优的稳定匹配。而这对工人也同样适用。在工人主动申请职位的条件下,最后的结果是工人获得雇主所能接受的最高工资水平。但稳定匹配的结果是唯一的,之所以有可能存在某一方占优的情况,是联盟内部对联盟总收益分配的结果。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长期均衡即最有效率的配置结束是帕累托最优解,且最优解是唯一的。而在这个模型中,稳定解不但是最优解,而且还是均衡解。因此,在“雇主工人联盟”的模型中,通过以上逻辑推理可以看出,在分配博弈中自由竞争的概念是存在的,稳定匹配理论与竞争均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现在分别对比来看帕累托最优的3个条件:(1)没有更好的配置方案可以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利益。市场在当前资源配置下不存在一种新方法,可以使一部分市场参与者获得的收益得到提升,而不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收益。此时,市场主体间实现稳定的博弈均衡。稳定匹配同样表示当前市场配置是最优的,没有更好的配置方案使参与者有动机去打破当前的市场稳定。(2)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中,总利益要充分发挥到其最大化水平。从“联盟博弈”模型中可以看出,联盟利益最大化是稳定匹配的必要条件,当市场利益没有达到最大化水平时,那么当前的联盟配置也将不是稳定的。(3)产品混合最优,表示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和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等,即生产和交换同时达到均衡,没有必要再调整,此时的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稳定匹配代表的是一种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样没有必要再去调整,因为这是博弈双方共同认定的最好结果。在微观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下,市场参与者必然追寻效用最大化,从这可以看出博弈双方最后共同认定的结果应当是有效率的。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稳定匹配理论和竞争均衡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理想的情况下,帕累托最优可以得到实现,这需要现实市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事实上,这种问题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通过自然的方式得到解决,从而导致种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为了形成稳定的市场运行环境,需要人为设计一个市场,使这个市场克服信息不完全的缺陷,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目标。

二、稳定市场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的贡献和意义

除去以上所举例子,现实中,罗斯的研究还解决了医生市场的匹配问题。1995年,NRMP董事会聘请罗斯针对当地许久未能得到解决的医生就业问题设计新的匹配机制。此举不仅满足了求职者的工作需要,而且还有效解决了夫妻同为医生而共同求职的情况所引发的不稳定问题。据统计,每年有超过2万名医生通过该系统实现成功就业。沙普利和罗斯的稳定匹配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能够有效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在骨髓匹配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报道表明,我国每年三十岁以下的白血病患者高达3.6万人,近一半的患者年龄还不到十五岁,对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即使白血病可以通过骨髓移植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治疗,但要找到能够相匹配的骨髓也十分困难,哪怕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中,合适的概率都极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的匹配市场并不能有效帮助患者解决问题。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美国的肾脏移植匹配方面。基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人们不能自由交易肾脏等器官,所以切除和移植手术往往同时进行,效率很低、耗财耗力,不能及时满足患者的需求。于是罗斯提出“搭桥捐赠者”(Bridge Donors)的方案,并被实践证明可以实现移植的非同步性匹配。它要求市场中的患者相互之间签署一个合约:倘若某一方亲属向另一方提供肾脏器官的移植,那么在未来的任何时间,接收方亲属必须无条件地向先前的提供方提供肾脏器官移植。这种合约具有“交易性”,就像期权市场的期权交易,合约在整个市场可以不断流通,寻找自己真正合适的匹配者。当市场中的患者都签署合约后,把这些合约集中到信息收集中心,如同一棵大树的所有根须汇总到大树的根部,那么在市场中的患者便能及时搜寻到和自己匹配的。肾脏器官。对于我国的骨髓匹配问题,也可以借鉴上述方法,以“合约”的方式在整个人群中筛选合适的骨髓,尽早结束众多病患的痛苦,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希望。

第8篇

关键词 代际配置;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

中图分类号 F30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28-07

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数量的有限性使得该类资源配置在代际间(时间)的效率显得更加重要。农地非农化是指农地资源被用于非农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过程,由于被开发利用后的农地恢复为农地在技术和成本上的巨大代价,使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农地非农化具有非再生资源利用的特征。在我国,农地非农化多是开发占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虽然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农地非农化,但只有符合社会最优利用才能实现资源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已有一些研究关注了由于市场配置方式的不健全和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1,2],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上的效率损失。姑且不讨论资源利用的公平性问题,仅从效率看,如果不注重时间上的配置效率,必然造成资源的过度耗竭。虽然农地非农化社会效益最优不仅仅只包含代际效率最大化,但为了合理回避问题的复杂带来解释上的困难,本文将目光集中在农地非农化是否符合代际配置效率上。同时,检验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代际配置效率不仅有利于避免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收益的局限,同样也可以达到对未来农地非农化配置提供重要参考的目的。

1 研究方法及模型

理论上对资源的代际配置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了,无论是何种版本的资源经济学教科书上都给出了资源代际配置最优原理[3~5],即,只要满足资源利用在代际间的边际收益现值相等,就保证了资源代际配置的最优。国外对该方面的研究多是对未来资源利用收益和贴现率进行假设,通过保证资源利用总收益最大化,来得到各期配置的最优数量[6,7],这样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主观估计误差的问题。国内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多停留在理论阶段,论述的是代际配置效率的重要性[8],以及确定合理的资源利用贴现率重要性[9]等。

本文在代际配置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常规投入的CD生产函数来测算城市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以及农用地的边际净收益。因为直接的城市建设用地收益和农业用地收益不容易直接得到,这里从土地利用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角度来衡量土地的边际收益,虽然所计算出来的结果不能直接代表各类土地边际收益,但从比较各时期农地非农化边际收益的角度看,此时的结果可以达到比较代际配置农地非农化净收益的目的。采取的CD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如 此时,NRAMi可以理解为利用农用地部门产业的收益,实际上就是第一产业的产值,NRUi可以理解为利用城市建设用地部门各产业的收益,实际上就是第二、三产业的产值。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Land为土地资源的投入,下标Ui是指i期非农产业部门,下标AMi是指i期农业部门。将(1)、(2)式各系数估计出来,可以进一步求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再结合农用地非市场价值,根据式(3)就可以计算出各期的农地非农化的边际净收益。

式中,MRi表示的是第i期农地非农化的边际净收益,TRi表示的第i期农地非农化的总收益,NRUi表示的是第i期城市建设用地的收益,NRAMi表示的是第i期农用地的收益,RANMi表示的是第i 期农地的非市场价值。LandUi表示的是第i期城市建设用地的数量,LandAMi表示的是第i期农用地的数量。

在上述计算结果及样本值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效率损失造成的农地损失数量。首先需要估计农地非农化数量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农地非农化边际效益的关系,假设农地非农化的供需曲线可以分别表示为(4)、(5)两式:

之所以假设供求曲线为上述形式,是为了使需求弹性为常数-b和供给弹性为常数d。这样将有利于对供需曲线进行模拟。实际上,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处于一个平稳上升的阶段[10],如果所考察的时期不是很长,且这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对土地要素的需求没有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则所假设的供需弹性为一个常数是可以被接受的。然后根据微观经济学基本的厂商定价公式,

式中,LANDcovi表示i期农地非农化数量,MR表示边际收益,下标意义与上同。

估计出C1、C2、C3、C4后,令不同时期农地非农化边际净效益相等,可以得到符合代际配置效率的农地非农化数量比,然后结合各段时期实际的农地非农化数量,就可以计算各时期农地非农化的代际配置过度损失数量。

2 农地边际非市场价值的衡量

农地资源除了满足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外,还具有许多无法在市场体系中体现的非市场价值。比如,调节大气、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甚至提供观赏、娱乐等舒适性的价值。本文引用表1中Costanza(1997)[11]对农地资源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的部分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现阶段农地非农化所产生的生态效益边际成本进行衡量。首先,统计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中各类农地资源的面积,包括林地面积(需要按照各省份所处的气候带对各地的林地资源属于何种气候带进行细分)、草地面积、水面面积、农用面积(耕地和园地之和)。然后,将不同类型的农地资源的面积乘以单位面积的生态价值再除以总的农地资源面积(即按照各种类型农地资源面积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该年该省份农地资源单位面积的生态价值。此时,生态价值是1994年的美元价,通过1994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后,再根据各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换算成不同年份当年的价格,这样消除了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再统一换成2003年价,使得各年的价格成为可比价格(见下页表2)。

表2中的生态效益数值是农地资源的平均效益,理论上是不同于边际效益的,但由于农地资源生态效益是一种非市场价值,按照其衡量方法所获得的总量与农地资源数量之间是一次的关系,即,总量等于单位价值乘以数量。总量的导数(边际效益)为农地资源的单位价值(常数),所以此时的平均效益等于边际效益。从直观上也可以理解:非农化单位面积的农地资源,所损失的生态效益等于单位面积农地资源提供的生态效益。

3 模型的估计和结果

3.1 数据说明

模型估计中所使用的土地数据为满足统一口径,来自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或国土资源部编写的《全国土地管理统计资料》(1989-1995)、《中国土地年鉴》(1994-1997)、《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1999-2003),其它数据均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4)。

为了获得可比较的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数据,各项指标都是选择能够获得第一产业和其它产业对应数值的指标:农业部门总收益NRAMi为GDP中第一产业的数值,非农部门总收益NRUi为GDP其它部门的数值;资本投入K分别为新增基本建设投资、新增更新改造投资和城镇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和,因为这几项投资都可以获得第一产业和其它产业的数值[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个方面,在本文中所用的数据没有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中只包含了城镇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是低估了两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额,但由于模型的目的是求土地投入的边际收益,因此对结果不产生影响,因为固定资产的误差可以包含在常数项中被衡量。];劳动力投入L为从业人员;农业部门土地资源投入LandAMi为农用地(包括林地、草地、耕地、园地和水面)的面积,2002年1月1日,新土地分类标准公布。新旧分类体系对本文数据影响主要是农用地中水域面积的数据。新的分类标准将原水域“一分为三”,其中的沟渠改为农田水利用地,从坑塘水面中分离出一个水产养殖水面,以适应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的要求,相应调整其含义,归入“其它农用地”;水库水面和水工建筑用地组成“水利建设用地”;其余水域都归入未利用地的“其它土地”。由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没有详细的水域面积数据,所以无法把2002年以前的水域面积调整为新的土地分类标准,同样无法把2002和2003年的水域调整为旧的土地分类标准,所以本文没有对这部分数据进行调整。其结果是2002、2003年的农用地数据相对于其他年份的数据被缩小了,而建设用地面积被扩大了,但考虑到水域面积本身相对很小,其分解后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各自总量的影响较小,因而对本文的计算结果影响较小。非农部门土地资源投入LandUi为建设用地的面积。在计算农地非农化损失时需要用到农地非农化的实际数量,本文用为当年实际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数量代替农地非农化数量。因为农地不仅包括耕地,还包括林地、草地、水面等,所以这个数值低估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但鉴于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可用性,而且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是每年农地非农化中比例最大的部分,所以选择这个指标还是可以接受的。在资料中还可以获得每年建设用地新增面积,如果用这个指标将大大高估农地非农化数量,因为建设用地增加还可能来源于未利用地的开发复垦等,为了不高估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的过度性损失,这里只选用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面积,所以最终计算出来的代际配置过度性损失将被低估,但低估相对于高估将更有利于看清现阶段我国农地资源被过度非农化的形势。模型中各项价值数据都被换算为2003年的不变价格,避免了主观判断贴现率的误差。

全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省,重庆市的数据因为不全也没有被计入)1989-2003年共计15年的面板数据将被用来对模型进行估计。

3.2 模型的估计

首先,为了进行代际间的比较,本文将研究区间分为1989-1996年和1997-2003年。选择1989-2003年这个总区间是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尤其是土地数据的可获得性。将该区间分为1989-1996年和1997-2003年两个子区间是因为1996年后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农地资源保护的政策,标致对农地资源进入强保护时期,同时,1996年是我国九五规划的第1年,所以通过这个评价可以评价当时土地政策制定和实施对土地利用调控的效果,同时也对以后的土地利用规划修编提供重要的参考。

其次,因为各省市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农地非农化相关政策倾斜程度也不同,为了得到满意的回归结果,把30个省份按照东、中和西部划分后进行回归计算。划分的依据是国家的官方划分标准①[① 注:官方的划分标准,源于七五计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撰写的《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国家统计局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划分。]: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根据模型的设定,对方程(1)、(2)进行估计,然后计算出两部门的边际收益。估计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同时在估计式中运用一阶自相关校正AR(1)。在估计方程(1)时对AR(1)和LandAMi按照横截面省份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这是因为考虑农业用地由于气候和地域地不同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也不同,为了体现地域差别和获得农地不同的系数,所以对其进行加权修正。在估计方程(2)时只对AR(1)按照横截面省份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建设用地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相对于农业用地更少地受地域和气候的影响,所以没有对其进行省份的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另外,对两个估计式进行White 异方差修正来消除异方差。

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估计结果看,各项系数都满足1%的显著范围,各统计指标都通过检验。

对式(1)、(2)求解土地投入的偏导数,计算出建设用地边际收益MRUi和农用地边际收益MRAMi,根据式(3),结合表2中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则可以求得农地非农化的边际净收益,如表4所示。这里假设三类地区内部各省份具有除常数项外相同系数的生产函数,各省份不同的生产水平通过不同的常数项加以控制。谭荣(2005)[12]的研究显示,中国三类地区耕地非农化地均GDP的基尼系数为0.1~0.3,这说明各类地区内部省份的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不是非常明显。所以,这里赋予各省份相同的生产函数对求解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和成本产生的误差不大,作为下面比较三类地区以及全国的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效率损失的中间计算过程可以接受。

从表4可以看出,1989-1996年阶段的农地非农化边际收益在全国三类地区是普遍小于1997-2003年阶段①[注:模型的估计是对面板数据的估计,其估计结果是全国平均的水平,没有详细考察分省的差别,在精确度上,是范围越大越精确。所以通过模型估计所计算的表4中的结果,全国和三类地区的数据在经济计量上是精确的,各省的数据虽然有各自常数项的控制,但其结果是有误差的。如果要获得比较精确的各省份的结果,需要以省为单位使用各市县的数据进行估计。]。这说明过去的十几年中存在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的效率损失,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地过度非农化了。如果1996年前减少一定的农地非农化的数量,或留给1997年后占用,农地非农化至少是帕累托改善。

根据模型可以进一步计算1989-1996年相对于1997-2003年期间在代际配置效率上过度损失的数量。根据模型,由每年各省份农地非农化边际净收益和每年各省份农地非农化数量,对方程(6)、(7)进行回归估计。估计采用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在估计式中运用一阶自相关校正AR(1),并对AR(1)按照横截面省份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估计的结果见表5。

表6可以看出,1989-1996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效率损失的比例分别占各自实际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虽然代际配置的效率损失不高,但要注意这是因为样本区间比较小,而且现阶段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损失不仅仅是代际的配置损失,还存在其他的配置效率损失,对于严峻的农地保护形势,代际配置效率的损失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从实际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开发区热,全国各地无论大小市县都竞相进行开发区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农地,而实际利用率却非常小。1996年后国家开始整治违规的开发区和合并效益差的开发区,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力度更高于往年,使得这些低效的农地非农化逐渐得到遏制。

注意,本文的实际应用价值是:1989-1996年相对于1997-2003年存在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的效率损失,说明1996年后农地保护政策有利于农地非农化的代际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计算结果不是提供1996年后可以提高农地非农化速度的证据,因为我们不知道1997-2003年阶段是否是符合代际最优配置,这需要若干年后通过模型再次验证,比如,以1997-2010年为样本研究区间,若发现1997-2003年相对于2004-2010年农地非农化过少了,那时才可以适当提高一定的农地非农化速度,否则应该进一步降低农地非农化速度。所以对于现在来说,即使1997-2003年的代际配置效率相对于1989-1996年提高了,但我们至少应该保持现有农地非农化速度。在这种判断标准下的农地非农化策略,会使得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数量在最优配置数量上下波动,但波动是逐渐向最优数量收敛的。

4 结论与建议

第一,现阶段的农地资源非农转化,其代际配置效率不仅关系到资源的合理利用,还因为我国的人均农地资源的缺乏而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资源代际配置的基本原理出发,建立了资源代际配置宏观决策模型,检验过去一段时间资源利用的代际效率,来指导未来资源的利用。模型指出,通过不断检验和不断纠正,资源可以逐步向符合代际最优的资源利用逼近。

第二,本文进一步运用这个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地非农化的代际配置进行了检验,发现1989-1996年相对于1997-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的代际配置效率损失比例分别为各自实际农地非农化数量的6.58%、6.84%和7.85%。因为暂时无法测算1997-2003年是否是符合代际最优配置,所以现阶段的农地非农化至少应该保持现有速度,待若干年后继续检验现阶段的代际配置效率,若发现现阶段农地非农化低于最优数量,那时才可以适当提高非农化速度,否则应该继续降低非农化速度。在这种判断标准下的农地非农化策略,会使得农地非农化代际配置数量在最优配置数量上下波动,但波动是逐渐向最优数量收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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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Conversion and Farmland Resource Loss

TAN Rong QU Futian

(China Center for Land Policy Research,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is the efficiency of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which is important to the long term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Whether or not can the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to be converted into nonagricultural us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meet the requiremen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or even more, due to the austere scarce farmland resour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t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 in resource economics, this paper builds a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past years, and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testing and modifying of the real action, the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the future can continuously approach to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This paper also employed this model to test the allocation of the farmland resource from 1989 to 2003,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if the test sample was divided into the period from 1989 to 1996 and from 1997 to 2003, due to the stricter farmland resource protection policy issued in 1996, the farmland resource loss in the three main regions in China in the phase of 1989 to 1996 is 6.58%, 6.84%, 7.85%, respectively. It reflected that the convers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1989 to 1996 is unreasonable. The utilization is a short behavior from long term prospect, which caused an excessive farmland resource loss. So the utilization policy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the near future should control the conversion speed of the farmland to ensure the mor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 in the future.

第9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高职教育 课堂教学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它是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因此学好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提高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并培养出学生的基本经济思维。西方经济学虽然重要,但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各种问题。

一、高职教育西方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在多年的高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我直接或间接了解到学生普遍反映本课程的难度大,过于抽象,理论性强,数理要求高。由于西方经济学个章节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部分学生在某些章节没有听懂后,后面的课程根本听不懂,甚至根本不听课。那些能听懂课、看懂书的学生也反映本课程和实际生活似乎有些脱节,对课程得出某些结论、规律持怀疑态度。总之,本课程在教学实践中的教学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二、原因分析

如何提高西方经济学在高职教育教学的效果,当然需要对整个课程进行全面的教学改革,但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因而要提高教学效果,主要还是要加强该课程的课堂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差的主要原因也是课堂教学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

1、教学目标不明确。教育部《关于制定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在完成高中阶段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专门教育,培养能适应生产、服务、管理的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即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主要是为生产一线服务,具有较宽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技术实现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能够运用高新技术,创造性地解决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中的技术问题的高级技术应用人才。部分教师不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在课堂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完备性,对许多定理、理论进行大幅详细的数学推导,而学生在下面听得云里雾里,没有任何丝毫教学效果。

2、教学方法“满堂灌”。由于高校教学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很多教师使用传统的“黑板+粉笔”这一教学手段,进行“填鸭式”灌输,从课程开始到结束,老师在讲台上不停地讲理论、画图表、讲模型、推公式。很少有讨论和提问的时间,这样的做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发挥,而且由于课堂上师生讨论的机会少,信息单向传递,学生对老师讲的内容是否掌握,掌握的程度如何,老师心里没有底,这样就无法及时对自己的教学进度、教学内容等予以调整,因而也就很难有较好的教学效果。

3、学生数学基础差、缺乏社会经验,理解相关原理困难。由于高职院校高考录取分数较低,所以高职院校的学生文化基础知识相对较弱,大多数同学的数学知识较差。学生很容易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乏味、枯燥、难学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因此,要让其真正理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或实质问题,就显得十分困难。

4、教学安排方面的原因。教育部2000年《关于制定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明确要求:“三年制专业实践教学一般不低于教学活动总学时的40%”。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所能安排的理论课时极为有限,最多不过60学时左右。相对于这门课程的特点、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就显得比较紧张。为了讲完教学大纲或教材上的内容,常常需要赶进度。学生对前面的内容没有掌握好后面的课就听不懂,学习效果难免就会受到影响。

三、高职教育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对策

1、调整教学内容。西方经济学内容博大而精深,通过几十节课的教学介绍其全部内容,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选择。在进行内容选择时要根据高职教育的“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特点和要体现高职教育理论课时的“必需”和“够用”原则。所以,在确定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时要以微观经济学为主。就宏观经济学来说,着重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让学生能了解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依据和对整体宏观经济环境有所认识,以能正确作出微观决策。

2、完善教学手段。高职教育的理论课时较为有限,而西方经济学的图表、公式较多,老师在课堂上在黑板上现场画,不仅准确度难以把握,而且费时费力,影响教学的效果和效率。多媒体教学集图、文、声、像于一体,能生动、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可以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3、改进教学方法。针对高职学生数学基础差而且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在教学实践中,我逐渐摸索出“三化”教学法,即“具体化”、“形象化”和“数字化”。所谓“具体化”就是针对西方经济学许多概念、定理、规律过于抽象的特点,用具体的实例进行表述。他心里后悔莫及,逢人就说,“如果早知道吃半块饼干就饱了,我何必花钱买六块饼干呢?”这个故事夸张地反映了我们平时对增量比对总量更感兴趣。通过这个故事使学生明白边际也就是增量的概念。

“形象化”就是在教学中对那些难于理解的概念、定理用具体形象的现实对应物进行讲解,增加学生对上述概念和定理的理解。例如,如图1,在讲解生产者均衡中,成本既定的条件下产量最大,单独通过图形讲解等产量曲线Q3所代表的产量是生产者无法实现的,等产量曲线Q1与等成本曲线AB交于R和s点,但等产量曲线Q1所代表的产量低于等产量曲线Q2,所以等成本曲线和等产量曲线Q2的切点,才是实现既定成本条件下的最大产量的要素组合。这种讲解的方法,大部分高职学生根本不能理解其中意义。同理,在s点是工人太多,而机械设备太少,那么,有许多工人无事可干,同样不能达到最大产量,所以,只有在E点,工人和机械设备到达最佳的比例,才能生产出最大的产量。通过这种形象的讲解,大多数学生能够明白生产者均衡,对这种抽象的图形也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