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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014-02
一、引言
服务供应链(Service Supply Chain)和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是新兴的商业模式,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服务经济发展的两种重要途径。服务供应链的概念是美国学者Lisa M.Ellram首先提出,它是供应链理论在服务产品领域的延伸,是供应链管理的一部分,服务供应链的含义与供应链管理的内涵基本相同,即是对从初始供应商到最终用户之间的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管理过程,只是在服务供应链概念中,用服务部门和服务产品替代了供应链中的物质生产部门和物质产品。服务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它是跨国公司“归核化”(Refocusing)战略调整的副产品,其本质是企业以价值链管理为基础,将其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发包、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之外的服务提供者,以提高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跨国生产组织模式。服务供应链与服务外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比较分析服务供应链和服务外包的异同与内在联系为深入理解服务供应链以及供应链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服务供应链与服务外包的一致性
(一)服务供应链与服务外包兴起发展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
服务供应链与服务外包发端和发展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现代服务业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面临新的挑战。
1.企业的服务消费成本越来越难以控制。服务产品的特点之一就是生产成本难以控制,服务项目越大,金钱、时间和人力成本超支的风险就越大。据调查,70%的公司都经历过与其服务供应商的不愉快合作,对服务和服务链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服务支出在企业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一项研究成果表明:2004年,全球2 000家企业费用支出的50%是用于采购服务,全球500强企业的服务采购在2001年时已达到了2万亿美元的规模,并将继续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现代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和越来越注重服务质量的趋势,使提供优质服务和降低服务成本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内容。
3.服务业在社会就业和国际贸易中的比例越来越大。1998―2000年,美国就业增长的97%来自于服务部门,以2001年为例,服务部门创造了9 500万个就业岗位。在国际贸易中,2002年,全球服务贸易额是1.6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20%。全球正在逐渐形成各种服务供应网络,服务生产和消费在全球进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为适应服务消费的发展变化,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和市场响应灵活度,以社会专业分工细化为基础,服务外包逐渐成为企业构建服务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在服务外包体系建立中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服务外包、服务转包网络,从而构建了多层的服务产品的供应链。
(二)服务供应链与服务外包管理的共同目标
1.适应“纵向一体化”向“横向一体化”的转变趋势。传统企业出于管理和控制上的目的,对与自身核心产品制造有关的活动和资源采取自行投资或兼并的“纵向一体化”的模式,企业力求与为其提供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及售后服务的企业成为一种所有权关系,在企业内部形成一条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及客户服务的流水线。随着物流发展和需求的迅速变化,这种模式在市场响应能力上存在致命缺陷,企业开始向“横向一体化”转变,其原材料、半成品在全球范围内择优选择供应商。在服务供应链中,企业的售后、咨询、培训等服务部门也被剥离到供应链上的合作企业中,企业更关注系统集成和自身特长。同样,服务外包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产品的生产根据每一地点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在远离公司母国的其他地点实现国际间的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战略。其主要方式就是将服务外包给一个第三方甚至第四方服务供应商?熏其跨国生产方式或国际分工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跨国生产模式或传统制造业模式,从倾向于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生产转变到横向一体化提供服务。
2.提高核心竞争力。根据Prahalad 和Hamel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企业存在三个竞争层面:核心竞争能力、核心产品与最终产品。服务业同样是在核心竞争能力、核心产品和最终产品(服务)三个层次上展开竞争,服务业也需要形成核心产品来体现核心竞争能力、增强服务竞争能力;服务企业是否具有长期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心服务专业技能和核心服务运作技能是否具有异质性和独特性的特征。优化、增强核心竞争力是服务供应链和服务外包核心企业的共同目标,是避免产品、服务同质化,实现核心优势的共同要求。对服务外包而言,保持和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其原始驱动力,由于外包服务商提供的专业服务可以让企业专注于最擅长的工作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熏服务外包不仅仅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成本而且还能提高其工作效率。
三、服务供应链与服务外包的内联性
由于服务外包与服务供应链在发展原因、运作模式、管理目标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从内在结构上分析,二者存在很强的内联性,笔者认为,服务外包实质上就是服务供应链的一部分,相互关联的多级服务外包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服务供应链。
国内有学者建立了服务供应链的简单模型,并给出了服务供应链的形式化定义。他们认为,服务供应链是由用户提出的一个服务请求发起,通过评估后所确定的一系列服务请求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以服务请求为起点,建立了一个网状关系模型。服务请求关系是一个三元关系,RSR<A,B,s>,它表示服务实体A向服务实体B发出一个对于服务s的请求R。图1中箭头表示了这种服务请求关系。
在这个网状关系模型中,当上一级服务实体对下一级进行服务请求时,假设只能选择一个最优节点,放弃其他节点,以选择的路径用明线表示,放弃的路径用暗线表示,如图2,就形成了一个从服务实体A出发,终结于服务实体E2的连线,这条连线就是一条运转的服务供应链。
四、结论
服务外包是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服务产业跨区域商业模式,服务供应链是在供应链基础上出现的全新概念,二者表面上存在较大差异,分属不同的管理领域,但在产业背景、运作管理模式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从结构上分析,服务外包是服务供应链的组成元素,借鉴服务外包的理论和实践对服务供应链的研究具有较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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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大连海关为支持当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在现行政策框架下推出了《支持软件出口六项服务措施》,并提出了《创新适应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海关监管模式》的研究课题。面对服务外包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朝阳产业和其正面临的白热化市场竞争态势,大连海关不断探索并推出适合服务外包发展的海关监管新模式。
受访人: 大连海关关长 张志南
《中国海关》:大连是中国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较早的城市,很多人都把打造“中国班加罗尔”的希望寄托在大连身上。您认为大连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张志南:大连目前是我国软件外包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城市,英特尔、微软、IBM等570多家国内外知名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4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设立了研发中心,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尤其对日、韩软件外包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虽然与印度相比,我们的服务外包业起步晚了十几年,规模差距也比较大,但从大连仍可看出我国软件和服务外包市场的巨大需求和潜力。
《中国海关》:服务外包企业在通关中有什么特殊需求,常会遇到哪些难题?
张志南:企业最直接的需求就是简化手续,提高效率。这一需求是由服务外包的服务贸易的特性所决定的。服务外包的物流量虽然较制造业要少得多,但对通关效率有着更强要求,因此多以空运和快件形式发运。目前已出台的管理办法虽然可以解决其基本需求,但由于针对性不强、手续相对繁琐,需要将海关监管前伸后移,减少实时通关中的手续。此外,测试对象设备和仿真环境设备暂时进口的担保金是服务外包企业反映的另一焦点。按“暂时进出口”通关模式需要征保,尽管我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将相关担保由“保证金”扩展到“银行担保”形式,但企业仍有困难。一是服务外包企业相对制造业规模较小、还处于成长期,普遍缺乏流动资金;二是在金融危机之下,银行方面也加大了风险意识,出具担保往往对申请担保的企业之流动资金账户采取一定的限定。以上都是目前服务外包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难题。
《中国海关》:在扶持地方软件和服务外包行业发展方面,海关有哪些好的措施?
张志南:自2008年底,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大连地区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大连海关立即成立课题小组开展专项调研。根据调研情况适时推出了优先办理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减免税审批手续、缩短通关环节审批时限、拓宽担保方式、增设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通关专门窗口等六项措施,全力扶持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发展。2009年以来,大连海关全面开展了《创新适应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海关监管模式》的课题研究工作,并代总署草拟了《国际服务外包进口设备保税监管试点方案》,大连也成为国际服务外包保税监管的试点城市之一。此外,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关企联络长效机制,对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登记在册,及时解决。通过深入走访、宣讲政策等方式,主动向中小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海关备案、保护、管理和运用等咨询服务,促使企业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支持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发展壮大。
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笔者利用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2000年~2008年双边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吸引外资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FDI存量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FDI流量的促进作用,投资对于服务的进口引致效应大于对服务的出口创造效应。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规模、货物贸易是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促进因素,东道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其服务出口成正比,相对距离则构成了双方服务贸易的阻力因素。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服务贸易;引力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JY043);广州中医药大学教育课题(B201018);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B070400003)。
作者简介:舒燕(1978-),女,江西上饶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与服务贸易研究;林龙新(1975-),男,湖南武冈人,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电子商务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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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1-12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高新技术和服务业投资阶段。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2009年中国吸引外资95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FDI对我国商品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迅速,全面发展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3.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868亿美元,27年增长了64.9倍。但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占比过低,据WTO统计,2009年仅占4.5%,落后于同期的商品贸易占比。较之商品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促进抑或是替代?笔者以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基于引力模型就FDI对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提出相关政策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自Tinbergen和Poyhonen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始,该模型便成为进行双边贸易分析较有成效的方法。Bergstrand(1989)在模型中增加了人均收入变量,结果显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人均收入变量与贸易量成正比,笔者将Bergstrand模型称为通用的引力模型。
Grunfeld等(2003)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货物贸易研究的结论适用于服务贸易,GDP规模是促进因素,距离和服务贸易壁垒是阻碍因素。FukunariK[KG-*5]等(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更适合用引力模型解释,货物出口有利于服务进口。Walsh(2008)的研究发现,服务贸易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均GDP和语言,绝对距离的影响力较弱。国内学者应用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所做的经验研究为数较少。周念利(2010)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与出口潜力进行识别和测算。王英(2010)运用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中国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主要有替代论和互补论。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比较零散。国外学者多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对投资和服务贸易进行实证研究。Lipsey等(1984)的研究显示,投资倾向于从母国进口资本品和相关服务。Markusen等(1985)发现FDI可以直接促进服务的出口。Rutherford等(1999)的研究指出,FDI是进行服务交换的最好方式。有学者从产业层面指出FDI对产业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影响作用。国内学者也对外资和服务贸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外资会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袁永娜(2007)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两者的互补关系。有学者研究我国分行业外国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关系,发现替代和互补关系因时期不同而不同。姚战琪(2009)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
以上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空间:第一,多数学者在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忽略了外商投资存量的影响。鉴于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流量占累计的投资总额比重不断减小。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都纳入分析框架,并比较两者的异同。第二,多数学者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与投资的研究尚少。鉴于此,笔者选取的研究样本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基于服务贸易引力模型分别研究其FDI流量和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实证假设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具体影响因素较为复杂,笔者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市场规模、相对距离、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共同语言6个方面进行解释。
1.外商直接投资
在适用论的前提下,FDI对服务贸易数量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鉴于服务贸易的表现形式和统计体制的特殊性,FDI的服务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效应。基于东道国的视角,服务业FDI一方面直接创造了“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进口和以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实现的服务出口,另一方面借助FDI相伴随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溢出效应增加“跨境交付”形式的服务进口,通过竞争效应促进东道国当地企业的服务出口;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他行业FDI一方面基于服务和制造的高度相关性带动服务型子公司的直接投资,在促进货物贸易出口的同时带动服务出口,另一方面通过引致效应产生对母国生产的进口需求。
假设H1: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越大,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即FDI对服务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2.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的大小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假设H2:贸易伙伴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对服务贸易的需求越大,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
3.相对距离
与货物相比,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服务产品本身不存在运输成本。Walsh(2008)的研究发现,服务产品不必发生实际的移动,由于服务贸易发生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资本和人力等要素的跨境流动,因此相对距离的影响往往大于绝对距离。
假设H3:相对距离是投资与服务贸易的阻力因素,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4.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两者之间呈现出共同发展的协同性和互补性。波特指出,服务与制造唇齿相依,一个国家中的任何一项制造性商品的出口都必然与保险、融资服务和运输服务发生一定程度的关系。典型的罗技鼠标现象体现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
假设H4:货物贸易是服务贸易的促进因素,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5.服务贸易自由化
服务贸易壁垒往往采取一些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如贸易管制对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设置的限制等。鉴于服务贸易自由化指标的复杂性,笔者用服务贸易开放度作为衡量东道国国内服务贸易的规制指标。
假设H5:一国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其对服务贸易的管制越少,越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
6.共同语言
共同语言是共同文化和共同制度背景的一个关键表征。贸易伙伴国之间使用共同语言,有利于服务被外国消费者接受,促进服务贸易的开展。
假设H6:使用共同语言,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计量模型
(三)数据来源和计量方法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中国与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中国香港、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葡萄牙、瑞典、西班牙、英国、美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双边流量为因变量,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中国与香港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来自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2000年中国从匈牙利进口的服务贸易额为0,鉴于对数值的选取不便,设定为0.025。笔者选取的19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其发生的服务贸易额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80%以上,样本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选择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的市场规模变量,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FDI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9年)。绝对距离的数据来源于印度尼西亚旅游官方网站的距离计算器,人均GDP的差通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得到。中国与19个OECD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库。是否使用共同语言通过相关的地理书籍获取,是取1,否取0。
笔者先进行混合估计和固定效应的F检验,继而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结果均显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估计。考虑到由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单列矩阵变量,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了共同语言这一虚拟变量会被固定效应所吸收,同时由于所选择的面板数据中截面个体数大于时期数,为避免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和时期异方差问题,经过比较发现,应该采用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并用period SUR加权估计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笔者采用的实证分析计量软件是Eviews6.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笔者对模型(1)、(2)、(3)、(4)进行回归,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2)、(3)、(4)均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各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D-W值表明解释变量互相独立,不存在自相关性。4个回归方程均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F检验。在各回归系数中,共同语言变量未通过检验,其余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假设H1、H2、H3、H4均得到验证;假设H5在模型(1)、(3)中未得到验证,在模型(2)、(4)中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现阶段东道国多数实行以促进服务出口为主的相关措施,另一方面中国的服务出口仍然以传统服务为主,这与全球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世界服务贸易结构逐渐向新兴服务部门倾斜相悖。假设H6未通过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由于ICT(IT+CT,即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服务贸易双方并不需要面对面地接触,使用共同语言作为解释变量并不显著。
从各模型的具体结果来看,模型(1)的实证结果显示:人均GDP、FDI流量、货物贸易是促进中国服务出口的正向因素,相比较而言,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发挥主要影响,其弹性系数为1.582;FDI流量对服务出口的弹性系数仅为0.038;货物贸易带动了服务出口,但作用有限;相对距离阻碍了中国的服务出口。
模型(2)的实证结果显示:FDI流量每增加1%,会带来中国服务进口0.140%的增加;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对于服务进口的弹性系数高达2.747;货物贸易促进了中国的服务进口;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越大,其对中国的服务出口越大;相对距离是中国从贸易伙伴国服务进口的阻碍因素。
模型(3)的实证结果显示:FDI存量对服务出口额的弹性系数为0.135;人均GDP对服务出口额的弹性系数最高,达到1.453;货物贸易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出口0.482%的增加;相对距离仍然发挥着负面影响。
模型(4)的实证结果显示:FDI存量会促进中国的服务进口,其弹性系数为0.464;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对服务出口的弹性系数高达2.422;货物贸易、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都是促进服务进口的有利因素;相对距离同样阻碍了中国从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进口。
从实证检验可以看出,FDI流量与中国服务进出口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FDI流量对与服务进口的影响大于对服务出口的影响。从长期来看,FDI流量会转变为存量,存量更能反映外资进入中国后真实的资本投资情况。FDI存量促进了中国服务的出口与进口,相比较而言,进口引致效应大于出口创造效应。这一结果与我国吸收的FDI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相符。现阶段,外资对于中国服务出口的推动作用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服务业FDI比重较低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因为,一方面,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充分利用我国商品生产的比较优势,相应的配套服务主要来源于服务进口;另一方面,我国服务生产具有一定的比较劣势,进入第三产业的外资比例较小,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服务进口,促进服务出口的效用较弱。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外资对于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对于东道国的服务进口,FDI一方面成为增加服务可贸易性的重要提供
形式即“商业存在”,并基于此实现服务进口;另一方面,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提高服务在全球范围的可贸易性,以增加“跨境交付”形式的服务进口。对于东道国的服务出口,外资通过服务外包、货物贸易出口等途径促进服务出口。
第二,外资对我国服务的出口创造效应落后于进口引致效应。首先,我国服务业FDI比重较低,大规模的外资主要流向第二产业,并通过服务进口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服务业FDI长期落后的局面制约了服务贸易的发展,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其次,我国离岸服务外包起步晚,发展滞后。离岸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实行“归核化”战略,是以出口为导向的服务加工贸易模式。中国服务外包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较小,2009年仅占5%。最后,我国货物贸易发展迅速,但对于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较弱。现阶段我国货物贸易的发展仍然停留在以加工贸易为主体和贸易结构低级化的状态,这导致了我国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话语权的缺失。由于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产品竞争力弱,中高端的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因此,货物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只好拱手让人,无法充分转化为相关服务企业的出口动力。
(二)政策建议
首先,要在引资政策上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引导,提高服务领域利用外资的比重,逐步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提高其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其次,要积极利用FDI发展服务外包,推动“中国制造”逐渐向“中国服务”转型。通过优化服务外包的政策环境,促进外资向外包领域倾斜。通过改革教育和培训体制,加强对服务包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最后,要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中国作为货物贸易大国的优势,抓住货物贸易大发展的机遇,实现制造业领域FDI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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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球制造业产值8.638万亿美元,而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中服务出口是3.312万亿美元,目前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国际产业转移重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服务外包、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全球产业转移趋势。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不仅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国家制定了相应承接规划,而且印尼、菲律宾、墨西哥也制定了积极措施,争相承接这一产业从美欧的转移。我们应紧紧转移的契机,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作式、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内容,乃至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略性调整。
发挥我国高端人力资本服务贸易优势,开辟大学生就业新渠道
服务业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主要是技术、知识和管理,国际服务贸易对象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例如金融、通信、文化产业等高端现代服务业,这就需要高端的服务人才与其相适应。2009年,我国研究生毕业人数高达37万人,大学生毕业人数高达531万人。蓬勃兴起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国际服务贸易业务,为我国高端人力资本的利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就业吸纳潜力。如果说加工贸易的发展带动了1.2亿农民工就业,那么服务贸易发展,将为大学生就业开辟一条全新的渠道。
以服务贸易为动力,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出口迅速增加,使得中国对外贸易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鼓励中国企业积极承接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财会核算、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作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内容。国家有关部门要建立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平台,提供市场调研、法律咨询、信息、金融和管理等服务。扶持出口导向型服务企业发展,发展壮大国际运输,继续大力发展旅游、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同时,我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最终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转变我国贸易发展模式、减少贸易摩擦的必由之路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原有利益格局受到冲击,国际贸易摩擦不仅继续存在于商品贸易领域,而且更多会出现在服务贸易领域。2010年全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针对更加复杂的贸易摩擦,我们除了要积极应对,更要重视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的调整。通过培育生产者服务市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扩大服务贸易比例,改善服务贸易结构,是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也是减少贸易摩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6-0071-06
收稿日期:2008-03-07
继制造业的全球大转移之后,服务外包与离岸贸易已形成不可逆转的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趋势。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市场竞争的加剧,服务外包和离岸贸易正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印度是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领先者之一,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带来了国民收入的增加,外汇储备的积累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税收、储蓄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产业链有重组的趋势,正在由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向中国、菲律宾、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受到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对外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增加。新一轮全球服务业的转移为我国调整产业机构,改善贸易结构提供了契机。
一、服务外包及分类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外包”指的是企业向外部购买制造产品,如我国承接国外制造业外包的贴牌生产(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罗和文卡特拉曼(Loh and Venkatraman,1992)认为外包是外部供应商从事与企业整体或部分生产设施相关的物资或人力资源活动,他们认为外包既包括制造产品生产的外包,也包括人力资源等服务环节的外包。后来随着服务外包活动的增加,外包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威尔科克斯(Willcocks,1995)认为外包是为了获得预期结果,把组织的部分或全部信息技术和相关服务交给第三方管理。艾金森(Atkinson,2004)认为外包是由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签定合同去经营指定商业任务的过程。利维(Levy,2005)认为外包是指将特定的生产商务活动转包给独立公司,其中包括国内公司或国外公司。以上三位者学者认为外包的对象主要是服务性活动。巴格沃蒂(Bhagwati,2004)指出服务外包是通过电子媒介手段(例如电话、传真、Internet)从国外购买服务,他认为在WTO规定的4种贸易方式中,服务外包主要是指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服务“跨境交付”的增加。本文认为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原来在内部从事的服务活动转移给外部企业去执行的过程,发包的对象既可以是本土企业也可以是外国企业,既可以是独立的企业,也可以是母公司的子公司。
从服务外包的地域来看,服务外包可以分为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和在岸外包(on-shore outsourcing)。离岸外包和近岸外包都是指跨国境的服务外包,近岸外包特指相邻国家之间的服务外包,相邻国家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开展服务外包更为便利。离岸外包如美国对印度的外包,近岸外包如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外包。在岸外包指一国之内的服务外包,在岸外包对于国内市场广阔的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国际分工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全球性的服务业转移主要以离岸外包的形式展开,其原因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贸易壁垒的降低。
从服务外包的发展阶段来看,服务外包可以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Outsourcing)、商务流程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Outsourcing)和知识流程外包KPO(Knowledgeprocess outsourcing)(见表1)。ITO是指系统操作服务、系统应用管理服务,技术支持管理服务的外包。BPO指企业检查业务流程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将这些流程或职能外包给服务供应商,并由服务供应商对流程进行重组的活动。ITO和BPO都是基于IT技术的服务外包,ITO强调技术,更多涉及成本;BPO强调业务流程,解决的是相关业务的效果和运营的效益问题。KPO是指位于价值链高端的、知识创新和研发环节的外包。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知识流程外包迅速崛起。从ITOBPOKPO的发展路径来看,其业务流程越来越复杂,整合程度不断提高,对专业能力、创新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承接服务外包企业带来的附加值也不断增加,形成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服务外包的三个发展阶段。
借助制造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可以看出服务外包在企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见图1)。制造业企业附加值较高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上游(如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设计、市场研究等)、中游(如质量控制、会计、人事管理、法律业务等)和下游(如广告、物流、销售、人员培训等)的服务环节中,中间的制造过程附加值较低。发包企业基于削减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考量,不但制造过程可以外包出去,通过OEM方式生产。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服务环节也可以外包给服务提供商,通过ITO、BPO和KPO的方式获取。从企业价值链来看,外包的对象逐渐由价值链底部的制造环节向价值链上中下游的服务活动攀升。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企业价值链上的业务逐渐细分为不同的环节,具有外包潜力的服务活动越来越多,服务外包的发展潜力很大。
二、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现状
(一)印度服务外包产业产值的增长
印度的服务外包主要包括IT服务,ITES-BPO,工程服务、R&D、软件产品三类业务①(见表2)。2007年印度软件和服务总产值达395亿美元。在产值结构中,IT服务为235亿美元,比重为59.5%;ITES-BPO为95亿美元,比重为24.1%;高端的工程服务、R&D、软件产品产业为65亿美元,比重为16.5%。2004~2007年间,印度的软件和服务产业增长了136%。在此期间,IT服务,ITES-BPO,工程服务、R&D、软件产品三类业务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1.23%、42.12%和31.05%,其中ITES-BPO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2007年出口市场(离岸外包)产值为313亿美元,占整个外包市场比重的79.2%。2004-2007年间,离岸外包年均增速为34.39%,超过了该产业的平均增速。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在岸外包的比重较小,2007年的比重为
20.8%。与快速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相比,印度硬件产业规模不大,2007年产值为85亿美元,占整个IT产业的17.7%。
(二)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就业的增长
服务外包产业为印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外包产业对劳动者的知识水平要求更高,收入也更高。印度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为相关产业提供了大量通晓英语、熟悉信息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2006年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直接就业总数为129.3万人,其中IT服务为39.8万人,ITES-BPO为41.5万人,工程服务、R&D、软件产品产业为11.5万人,分别占全部就业比重的30.8%、32.1%和8.9%。国内市场服务外包的就业人数为36.5万人,比重为28.2%(见表3)。服务外包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不但自身就业人数快速增长,而且可以带动相关行业就业的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印度IT业与中国的制造业同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获得的就业机会不但发生在IT产业领域内,与IT相关联的产业也有效地利用了IT领域的发展。据NASSCOM估计,服务外包产业每增加1个工作岗位,将会在相关产业创造大约4个工作岗位。2007年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直接就业人数达163万,相关产业就业人数达600万,预计到2010年印度软件和服务及相关产业的总就业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NASSCOM,2007)。
(三)印度的离岸服务外包市场
印度服务外包以面向国外市场的离岸外包为主。2007年离岸外包占整个印度服务外包市场产值比重的79.2%,接近八成,印度已成为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中的领导者。印度的离岸服务外包市场以欧美市场为主,其中美国市场的比重最大,2006年美国市场比重为67.2%,欧洲市场比重为25.1%,两者合计超过九成(见表4)。欧美市场在印度服务外包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造成了印度外包产业受国外市场的影响较大。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服务外包的重要发包国美国,出现了服务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倾向,认为印度等发展国家正在抢去本国“白领”的工作岗位,美国基于保护就业和信息安全的原因出台了相关法案,为服务外包设置了一些障碍。与离岸外包相比,印度国内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相对薄弱,在岸外包市场不大。
(四)印度离岸服务外包主要行业分布
印度离岸外包的行业分布相当广泛,包括银行、保险、金融服务、高科技和通讯、制造业、零售业、媒体、出版和娱乐、建筑设施服务、健康服务、航空和运输服务等(见表5)。其中比重最大的是BFSI,占整体比重的40.4%,印度已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花旗银行、VISA、通用电气金融公司、美洲银行、JP摩根等金融巨头都已在印度开展了金融外包业务。第二位的是高科技和通讯行业,比重为19.1%。以上两大行业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较高,外包模式发展较为成熟。行业比重较高的还有制造业占15%,零售业占8%。从印度服务外包的行业分布来看,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制造业的比重相对较小。
三、中印服务外包发展的比较
(一)发展阶段的差异
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阶段高于中国。NASSCOM认为中国3-5年之内还不能挑战印度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中的地位(NASSCOM,2007)。印度的IT服务,ITES-BPO,工程服务、R&D、软件产品三类业务增速都很快,2007年分别比2004年增长了126%、179%和124%,三种业态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印度ITO和BPO产业已经比较成熟,服务外包整体上处于从BPO向KPO阶段过渡。有研究指出,到2010年,印度很可能由现在的商业处理外包中心(BPO)过渡成为知识处理的外包(KPO)基地(刘森林,2007)。制药业、生物科技、知识产权研究、工业设计等行业是印度KPO时代的优势产业。目前我国服务外包发展阶段还比较低,ITO是服务外包的主要部门,从事初级阶段的软件编码和应用软件开发、测试、维护工作,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业务量虽多但利润不高,以量取胜,BPO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整体上处于从ITO向BPO过渡的阶段。
(二)市场范围的差异
2006年印度离岸外包占整个市场比重的79.2%,以欧美市场为主。2007年美国和英国在印度服务离岸外包市场比重为61%和18%。受国内市场的限制,印度在岸外包比重不高。我国的服务外包产业以在岸外包为主,离岸外包比重不高。2006年,中国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仅占整体产业收入的12.2%,另外的87.8%为在岸外包(中国服务外包网,2007)。我国离岸外包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以面向日韩市场的近岸外包为主。其中,对日外包比重高达60%,美国的比重为15%,欧洲的比重为10%(胡国良,2007)。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承接离岸外包具有语言优势。我国与日本临近,日语人才较多,且同属东亚文化圈,承接对日外包有一定优势。近几年印度企业在华投资,除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和开拓我国市场外,还试图利用中国开展对日韩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作为打开日韩市场的跳板。
(三)业务范围的差异
印度离岸服务外包的垂直行业范围很广,包括银行、保险、金融服务,高科技和通讯,制造业,零售业,媒体、出版和娱乐,建筑设施服务,健康服务,航空和运输服务等,在这些领域中取得了先发优势。例如,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的比重为40.4%,承接外包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从原来简单的文书处理类业务进入较高端的数据分析、提供研究报告、趋势预测等业务。我国本土金融服务外包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企业既缺乏相关人才又缺少业务经验。在华外资跨国金融机构将部分业务发包给其专门设立的分支机构,发包给我国本土金融服务企业的情况不多。印度企业还开拓了一些新兴的服务外包领域,如医疗服务外包等。我国服务外包业务范围还比较狭窄,在一些垂直行业中处于发展初期,在一些新兴领域中还处于空白。
(四)产业基础的差异
2004年中印两国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分别为50.8%和26.1%,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4.5%和52.2%(杜莉,谢皓,2006)。在信息产业内部,2005年我国硬件产业销售收入为3.45万亿人民币,出口2646亿美元,分别占销售总额和出口总额的89.8%和98.7%。2004/05财年,印度硬件产业产值109亿美元,出口19亿美元,分别占信息产业规模和出口规模的33%和10%(商务部政研网,2007)。两国信息产业呈现明显的中“硬”印“软”的态势。我国硬件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已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硬件产品大国,计算机、手机等产量居世界首位。印度
信息产业以软件为主,且以软件出口和服务外包为主导。我国的硬件产业基础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有可能与硬件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我国服务外包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作为支撑。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中,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大有可为。
(五)发展规模的差异
印度服务外包企业普遍规模较大,有超过1700问企业员工人数在2千人以上,20多间企业员工数超过2万人。印度最大的20问企业直接雇佣了50万人(NASSCOM,2007)。印度服务外包行业涌现出了一批大型跨国企业,例如,InfoSys公司有5.2万员工,在17个国家设立分公司,Wipro公司员工总数也达到4万人。2006年印度排名前十位的软件企业产值占市场总额的42%。我国企业人员规模较小,软件业排名前三的厂商为东软、海辉软件、中讯软件,2006年东软全部软件从业人员只有1万人。我国前十名的离岸软件外包企业产值占仅占市场总额的20.7%,市场集中度不高(胡国良,2007)。在外包合同价值方面,印度服务供应商取得了更大、更复杂的项目,超过5千万美元的合同从2002年的l%上升到2006年的7%(NASSCOM,2007)。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所承接的服务合同金额较小,与印度相比差距很大。
四、几点启示
随着服务外包成效的显现以及发达国家发包企业分散风险战略考虑,近年来出现了国际服务外包进一步发展和重新布局的趋势,为我国改变这一领域相对落后的状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巩固产业基础,向产业链高端演进
印度服务外包从最初发展ITO业务中的软件外包起步,首先承接软件编码、维护测试等低端业务。通过经验的积累,专业能力的培养,品牌的建立,业务的整合,逐步从ITO业务向产业链的高端的BPO和KPO阶段延伸,形成一个由低到高的产业演进过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也应借鉴这一发展路径。首先,总体上我国处于从ITO业务向BPO业务过渡的阶段,应当巩固ITO这一基础性业务。其次,服务外包专业性强,服务企业能力差异较大,为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全面发展,应当积极鼓励各种类型的外包企业从各自的竞争优势出发,逐步推进,形成低端业务与高端业务相配合的完整产业链,全方位承接服务外包业务。
(二)内外并举,离岸外包与在岸外包并重
由于离岸外包能够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势,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开始寻求离岸外包服务。麦肯锡指出,全球服务可实现离岸的潜在市场规模达4650亿美元,而目前仅有不到10%的业务实现了离岸(麦肯锡,2007)。发展离岸外包服务既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又符合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当鼓励我国本土外包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大力发展离岸外包。近期内,应巩固和发掘日韩服务外包市场,并将开拓欧美服务外包市场作为重要目标。另外,与印度相比,我国本土市场更大,制造业发展远远领先于印度,信息化程度较高,潜在市场需求不可忽视。一方面要推动我国本土服务外包企业积极发掘本地市场,另一方面要促进国内企业,特别是金融电信企业等,从提高核心竞争力出发,积极实施服务外包战略。
(三)加强外包基地城市建设,错位竞争,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商务部提出了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建设10个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目前已经有大连、西安、成都、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汉、济南11个城市获批成为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在基地城市的建设中,应当从各地比较优势出发,从专业化出发,针对市场和行业差异,错位竞争。如上海以金融服务外包为重点,打造面向全球的金融服务平台;大连以面向日本的软件外包为主;西安发展对欧美BPO业务:深圳毗邻香港,可以发展香港接单,深圳开发的新“前店后厂”模式。应借鉴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成功经验,促进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的形成,打造我国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品牌,缔造中国的“班加罗尔”。
(四)大力吸引外资,同时做大做强本土企业规模,培养本土品牌
印度知识流程外包的发展得益于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的研发机构,全球10大信息技术巨头,包括微软、英特尔和德州仪器,都在印度设立了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颇具规模,业务经验丰富,可以提供高端的创新产品,向客户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在短期内,可以考虑以我国国内市场潜力为吸引,以我国吸引外资的整体优势为依托,吸引全球领先的服务外包企业以合资或战略合作等多种形式将其在全球其他地区开展的外包业务转移至中国。同时,应大力促进我国本土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扩大企业规模,扩大市场,扩充业务范围,提高竞争力。对本土服务外包企业给予税收政策优惠和金融支持。建立面向本土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培养种子企业,发挥示范效应,努力培养本土企业品牌。
《经济》: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服务贸易具有哪些重大意义?
周柳军:目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70%,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比重达到80%左右,服务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比重为20%。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价值链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全球价值链中服务贸易对外贸增值的贡献显著。由于大多数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各种服务,服务部门贡献了全球出口增值部分的近一半。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发展服务贸易,能够提升“中国制造”的技术和服务含量,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增强“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双轮驱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方式。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经济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发展服务贸易,能够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节能减排,提升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为高素质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推动服务业跨越式发展。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引进新的商业模式、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加剧国内服务市场竞争,带动服务业水平的提高。同时,服务业对外开放将推动服务领域管理体制改革,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此外,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外部市场,在高端服务业中形成规模经济,加速高端服务业发展。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虽然我国已经是货物贸易大国,但在全球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环节。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有效提高我国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弥补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侵蚀。发展研发服务、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生产,有利于延伸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价值链条,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经济》:有人认为“我国是货物贸易大国,服务贸易小国”,您对此持何观点?
周柳军: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8667.6亿美元,同比增长6.2%,居世界第二位,其中,货物出口总额20489.3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11.2%,居世界第一位。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货物贸易大国。从服务贸易看,2012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706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12.3%,占世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5.6%,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服务出口总额1905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总额的4.4%,居世界第五位。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0.8%,占比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从总量看,中国服务贸易额已经居全球第三位,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不足。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012年服务贸易逆差达897亿美元,旅游、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领域均呈现较大逆差。传统服务中的运输和旅游在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58.8%,比上一年增加2.2个百分点,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占比明显偏低。因此,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服务贸易大国和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济》:在您看来,要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品质和国际竞争力,我们需要做哪些工作?
周柳军:商务部服贸司成立以来,围绕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管理机制、出台服务贸易政策措施、搭建服务贸易促进平台、推动重点行业服务出口做了大量工作,积极营造有利于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推动了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进出口总额由2006年的1917亿美元扩大到2012年的4706亿美元,年均增长16.1%,全球排名由第八位跃居至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存在“重制造、轻服务”的传统观念,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重要性的战略认识仍显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依然不足。
要切实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品质和国际竞争力,我们需要重点加强以下工作:一是确立中国服务贸易的战略地位,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要切实提高对服务贸易重要性的认识,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服务贸易、支持服务贸易的良好氛围。积极创造条件,采取有效措施,使服务贸易在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扩大就业、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将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调结构、促转型的战略选择。要充分发挥服务业就业“容纳器”作用,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培育服务消费热点。通过扩大服务业来推进工业化,利用现代服务业提升先进制造业水平,通过发展服务业,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三是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根据我国服务业自身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有序扩大服务领域开放,以此促进国内改革发展和经济转型。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与有关国家开展双向服务贸易交流与合作。四是完善服务贸易政策促进体系。要加快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政策,采取多种措施支持服务贸易的发展,逐步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财税金融支持体系、政府部门和中介组织协同推进体系,搭建公共平台、贸易促进和信息平台,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
《经济》:企业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周柳军: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迅速发展。2008-2012年,我国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由46.9亿美元增长至336.4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60%,占全球市场份额由2008年的7.7%增长至2012年的27.7%,跃升为仅次于印度的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2013年1月-8月,我国离岸外包执行额255.2亿美元,同比增长36.4%。目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快速成长的转型期,服务外包产业将继续保持迅猛增长的态势。在发展服务外包过程中,企业需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增强创新能力,稳步提高附加值。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核心技术、集成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能力仍然欠缺,市场定价权不强,项目利润率不高。外包产业年人均营业收入一直徘徊在2万美元左右,印度为4万-5万美元,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等美国企业则高达15万-20万美元。加大对创新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应成为企业扩大利润空间,稳步提高附加值的战略重点。
重视中高端人才引进和培育,提升管理水平。我国有丰富经验的中高端人才积累不足,正成为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企业应重视引进和培育能够管理大型技术团队(例如2000人以上)的专业人才,金融、医药研发、工程设计等行业领军人才以及熟悉国际商业规则和业务发展趋势的市场营销人才,全面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加强境外营销渠道开拓,深入拓展国际市场。印度在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60多个交付中心,仅在美国就有近2万人的营销及技术支援团队。而我国境外交付中心不到30家,现场技术团队不到2000人,尚未形成完善的营销及交付网络。企业应尽快建立全球营销及交付网络,追随客户,了解客户,为客户提供现场支援服务,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加强知识产权和数据信息安全的保护。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日益赢得国际赞誉,但信息安全、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法律体系仍未健全。企业应积极申请国际资质认证、完善内部信息安全制度、加强数据隐私保护,逐步打消发包企业的疑虑,争取签订金额大的长期合同,推动业务快速发展。
《经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将给两岸的服务贸易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周柳军:2012年,大陆对台湾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58亿美元,货物贸易总额达1690亿美元,与货物贸易相比,两岸服务贸易空间巨大。今年6月21日,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在上海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及其附件。《协议》的签署,将给两岸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减少了双方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促进了双方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协议》的开放举措包括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取消股权限制、放宽经营范围和经营地域、下放审批权限及为市场准入提供便利等等,这些都为两岸逐步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二是继续扩展了服务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协议》开放水平高、涵盖范围比较广,双方开放承诺条数有144条,涉及100多个服务行业,其中,大陆开放的80条,其承诺水平都在加入WTO承诺的水平之上。三是增进双方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大陆在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分销服务、环境服务、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旅游和旅游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台开放范围,台湾也在诸多领域放宽对大陆服务贸易限制。《协议》的签署,是落实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里程碑,对推动两岸服务贸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将给两岸服务贸易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经济》:服务贸易统计是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工作,在此方面,商务部服贸司做了哪些工作?
过去几年间,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成绩傲人。7月24日,市场研究机构IDC报告称,2011年中国承接的离岸软件外包市场规模达到41.23亿美元,同比增长22.8%,预计未来五年将会持续以25.3%的复合增长率快速攀升。带着对软件外包行业的好奇,记者走进了位于中关村软件园的文思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希望通过对公司副总裁刘京誉的采访,探知行业的现状及未来。
现状:兵家必争之地
谈及行业现状,刘京誉介绍说,目前在发达国家,服务外包受到了极大重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制造业外包和服务外包的态度截然不同。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转移并不加诸严格的限制,甚至持鼓励态度。因为在制造业中,只要能把握住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和销售,就能保证利润,制造环节的外包既不会降低利润,反而能够转嫁能耗、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然而,对于服务外包的转移,发达国家就不再表现出“大度”的风范。“现在这些国家对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的转移极其看重,且不希望产生大量转移。”刘京誉说道,“从前美国常说‘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但是实际上他们很清楚,在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美国人是赚了便宜的。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在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服务贸易的时候,却实实在在地通过贸易谈判及其他种种手段,保护着本国市场。因此,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服务贸易必将成为未来中国与美国的重要经济竞争点。”
就中国自身的经济形势来说,发展服务外包是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更是创造可循环的高质量的GDP的前提。谈及行业未来,刘京誉信心满满:“服务外包在中国拥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事实印证了这样的信心:据商务部服贸司统计,今年1~7月,我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72853份,合同金额320.3亿美元,同比增长58.1%;执行金额231.9亿美元,同比增长52.7%。
并购潮:做大做强并举
2012年8月10日,业界迎来一件大事: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海辉软件(国际)集团公司合并为“文思海辉”公司,合并后形成了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刘京誉介绍说:“合并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中国最大的IT服务外包企业,为客户提供更广阔的服务空间,同时也为员工提供一个更好的职业平台。此外,合并将提升公司的咨询和管理能力,逐步实现由流程向软件知识产权驱动发展。”
他对于合并后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因为合并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收款能力,更将带来收入增长模式的巨变:“我们将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来增加客户稳定度。同时,企业收入的增长将不再只与人数的增长挂钩,企业的发展模式将从依靠规模型转向依靠质量型,收入由线性增长变为非线性增长。”
要形成非线性增长模式,核心在于提高软件知识产权的作用。“曾经的软件开发模式是谁掏钱开发,知识产权就是谁的,或者是双方共有的。但是有可能下一个模式会变为:软件是我们自己的,只是租给客户使用。这是一种重要模式。”这种非线性的模式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采用云计算的形式,不再收取项目开发费,而是收取年费,即企业为客户提供技术保证,但是知识产权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种含义是工程师将自带生产工具在客户方进行开发,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收入由派出的工程师的服务费和生产工具的使用费组成,生产工具带来的收入甚至可能超过人工费。“这种由纯粹的线性增长向非线性增长的方式转变是一大进步。它的意义在于提高了企业在未来竞争中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刘京誉对此寄望颇高。
无独有偶,就在文思和海辉宣布合并后不久,博彦科技也走上了重组整合之路。博彦科技8月19日公告称,“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5650万美元收购美国大展集团公司旗下6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
谈及对并购潮的看法,刘京誉认为:“并购的确是一种强强联合、优胜劣汰,快速做大做强的有效手段。就2010年的数据来看,印度前五大软件公司基本上垄断了全国60%到65%的市场份额。在美国,顶尖的硬件公司也在不断收购软件服务公司。并购助推产业发展,这种情况也将会在中国上演。对中国本土的软件企业来说,要跟上国外的发展脚步,并购是最快的方法,或许也是惟一的出路。”
前路: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谈及行业未来的发展,刘京誉认为中国企业将在新兴市场和援外市场中有所作为。
在新兴市场,信息化刚刚起步,但是需求旺盛,“设备销售完成后,正是进行软件和服务销售的好时机。”而在援外市场,发展方式则需要有所转变。长期以来,中国的援建都以实物型为主。刘京誉认为,对于运营系统的援建将是大势所趋:“北京是众多的援外项目的集散地,如果能够把原来的工程承包和未来的运营性援外整合起来,将会带来广阔的市场。以体育馆为例,建设完成之后,可以继续开发馆内的灯光系统、音箱系统。这种从只管建设到参与运营的转变,能够为企业持续创造收入。”
但是行业发展最有效而稳健的方式还是求诸自身,开发国内市场。无论是城市管理、现代化建设还是新农村的建设,都将带来对软件服务的巨大需求。如此大的需求量让刘京誉看到了光明的行业前景:“如果能在政府和企业项目构思的阶段把软件服务考虑进去,就能够把软件服务从末端市场提升到前端市场的位置,从而给中国的软件服务带来庞大的市场空间。”
论文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 新趋势 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贸易竞争的重点正在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如果一个国家在服务贸易上赢得先机和主动,它就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取得了优势。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国际服务贸易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对于积极推动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
(一)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加速化
自20世纪 6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国际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世界贸易组织《2006国际贸易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期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均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7.8%,大体持平。但是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平均增速开始高于货物贸易,20世纪80年代后期年均增幅更是高于10%。到了20世纪90年代,服务贸易平均增速呈波动下降趋势,约为6%,恢复到与货物贸易基本持平的状态。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服务贸易出口进入稳定增长期,增幅开始逐渐回升。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快,而且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约为20%,在20世纪90年代上升到25%左右,21世纪初则上升到33%。从各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就一直在60%以上。
未来几年,在各种推动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首先,WTO预计21世纪前10年,服务贸易将会继续快速发展;其次,随着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与规模也将继续扩大,转移重心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其中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服务业和信息、电子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是产业国际转移的重点领域。预计到2010年,服务业将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世界产业结构升级将必然驱动服务贸易更为迅速的发展;再次,货物贸易保持增长趋势,WTO预计未来十年,年均增长率可达6%左右,将会直接拉动与其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等服务贸易部门贸易量的快速发展。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务业,国际投资倾向于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服务外包等新的贸易方式的兴起、全球及区域服务贸易壁垒的逐渐削减也为世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高科技化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服务贸易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高科技化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服务贸易主体逐渐向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倾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6国际贸易数据》,1990年至2005年,运输服务占国际服务贸易的比重从28.6%下降到23.3%,旅游服务占比从33.9%下降到28.9%,而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其他服务类型占比则从37.5%逐步增长到47.8%。
目前,国际高科技领域发展最快的是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以新兴服务贸易部门为主的其他服务蓬勃发展,充分反映了信息技术革命对新兴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会计、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扩张。
由于世界服务贸易以高新技术为载体,所以服务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世界服务贸易将逐渐由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服务贸易转向 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 这一趋势是因为知识型服务产品具有极强的可流通性。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存在形式的数字化、编码化,知识活动方式的计算机化和网络化,刷新了知识与产业及经济的关系。现在,低成本、高宽带的通信设备,数字化网络与先进的集成软件系统等,正在使原来难以或不能进行的服务成为可交换的对象。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认为:在不久的未来,美国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将属于用知识来服务的工作。
(三)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本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商品结构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普通劳动力输出、建筑工程承包、部分旅游服务业等领域占有较大的优势。与此同时,一些技术、经济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发展技术层次较高的服务贸易,在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也在加大投入,发掘区位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其中中国、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等国已经逐步成为区域性或全球外包中心。相应于此,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正在增强。 尽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地位趋于上升,但是发达国家
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更能体现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量来看,自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一直居服务贸易出口前5名。2005年,这五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合计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7.2%,服务贸易出口前十位国家中仅有中国、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即使从服务贸易进口总量来看,发达国家也占据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仅有中国入围前十强。
存在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规模仍较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业起步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主要是旅游、运输等传统的服务业,发达国家则主要转向“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业中的最大差距所在。 这种格局明显地体现在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中: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服务贸易逆差国,而发达国家则长期保持着服务贸易顺差。这一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有显著的改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化、服务贸易结构的技术知识密集化、竞争的信息比较优势化及贸易政策的进一步自由化等趋势的日益明朗,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不但不会改变,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强化。
(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自由化
服务贸易占各国经济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服务贸易发展整体趋于活跃。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必然要求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这就要求各国进一步开放其市场。为了能够在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世界各国纷纷鼓励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经济结构已基本实现服务化,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务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均己超过65%,其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70%以上。发达国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贸易组织,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此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
WTO多哈回合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谈判中服务贸易都成为主要议题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服务贸易自由化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及趋利弊害也推动着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和本国经济的发展。如何在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增强本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将成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关注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中最大限度地获得本国国家收益,各国政府一方面出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不断削减本国服务贸易壁垒,履行在服务贸易方面所做出的承诺,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本国服务业的发展,抵御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本国可能产生的冲击,各国纷纷采取了直接或间接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这些保护措施在形式上和方式上都比以往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服务贸易领域的保护程度实际上也在变相提高,由此形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保护并行不悖的局面,世界服务贸易领域的利益格局也就在各方博弈中重新形成。 我国应对国际服务贸易新趋势的策略
(一)坚持开放与适度保护的辩证统一
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可以吸收大量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培育新的服务 业,提高国内服务业水平,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还可以扩大我国的服务出口,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但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晚,总体水平低,许多行业还处在幼稚时期。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构建当中,服务市场发育还不完善,服务企业竞争力弱,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内还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服务业进行自由竞争。所以只能在适当的贸易保护条件下,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由于服务贸易本身的特殊性,各国多数未完全将其服务贸易政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协调、统一各国的有关服务贸易政策不容易,达成国际服务贸易统一法更难。相对而言,双边或多边谈判往往更易达成协议。我国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起草者和创始方。我国已与其他各方谈判了服务贸易减让,在服务贸易的政策立法上,也已考虑好总协定的原则和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继续在互惠原则基础上进行服务贸易谈判,就越发显得重要。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多边谈判,在承诺市场准入的同时,力争对自己发展有利的条件。
市场准入是经过谈判后根据所做出的具体承诺而生效的,不是普遍的义务,因而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在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我国可以提出合理要价,即对要求我国开放服务市场的国家,我国亦应以开放对等的条件向其提出较多的市场准入要价,做到攻守平衡。这一策略可为我国需保护的服务部门提供制定具体措施的基础。 在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具体行业的选择中,有选择的、适度的开放国内服务市场本身就是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保护。首先是在行业上要有所区分:根据各国的经验,宜先开放旅游、劳务承包、商贸等行业,而后开放金融、电信等行业。其次在提供方式和具体内容上要所有区分。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发生方式也有“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对于金融服务,其以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方式发生的辅助应先于核心服务进行开放;对于电信服务,先开放增值电信服务,特别是卫星通信、数据信息交换、视频通讯服务等;商业存在可先以合资或参股形式进行;对于专业服务,以商业存在方式发生的,应做好业务范围和地区范围两方面的开放试点,然后逐步推开。再次要分地区有选择的开放。我国是个大国,其对外开放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可以先在局部地区搞好试点,然后再决定是否推广,以此降低风险。
(二)健全服务贸易相关法律体系
我国服务贸易的大部分领域只有行政和部门法规加以规范,存在多头立法、相互冲突、缺乏透明度等弊端;立法尚未成体系,不少领域还是空白,主要的服务行业(如旅游业)却尚无立法部门;即使已颁布的一些有关法律法规,也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在华服务贸易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规定较少或根本就没有规定;有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规范文件,不仅立法层次低而且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一些规定和国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应尽快完善服务贸易法律规章,建立不同层次、内容齐备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为我国服务贸易的迅速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加快各服务部门的立法进度,并强化相关司法工作,尤其是至今立法仍然较薄弱的部门,如旅游、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等部门;同时应规范已有的部门规章,减少相互冲突之处及其中漏洞;完善立法过程中,还应从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出发,注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原则制度相接轨,减少我国现行立法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差距。
(三)在重视发展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我国有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我国已初步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一些目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服务部门,也可发挥比较优势,在亚洲邻国和非洲、拉美较落后的国家寻找机会,争取一定的市场份额。比如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发展国际旅游等。同时,我国的服务企业,还应正确处理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关系,主要是服务态度与服务理念的转变,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有效利用外资与外国先进技术,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增强大企业实力,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
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多式联运等新型业态。还应放手发展中小企业,鼓励经营方式灵活、服务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发 展,满足多层次的服务需求。 与此同时,我国应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把服务业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结构,立足于未来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信息、咨询、法律服务、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行业,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要重视改造传统产业,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实行分类指导,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着重改造旅游、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餐饮、农业服务等行业,提高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
1.邓力平,陈贺菁.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现阶段,世界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从接包方视角来看,印度、菲律宾、爱尔兰、迪拜、韩国等国家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最为成功。基于此,本文选取印度诺伊达经济特区、菲律宾克拉克自由港区、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园区、迪拜自由区、韩国马山自由贸易区作为研究对象,并从其离岸服务外包发展概况、政策措施、发展成绩等视角进行深入剖析,对比情况见表2。
(一)印度诺伊达经济特区离岸服务外包印度诺伊达经济特区主要发展的是信息技术离岸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诺伊达经济特区成立于1985年,占地面积125.45平方千米。近年来,诺伊达经济特区凭借先天的语言(英语)优势①,大力发展离岸服务外包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印度早在甘地执政时期就制订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发展培训的政策》,此后陆续针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又推出一系列的放宽措施。2005年5月,在考察了其他各国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印度国会又正式审议通过《经济特区法案》。法案对经济特区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审批制度、准入标准、机构设置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规定,为经济特区内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基础。二是诺伊达经济特区积极建立软件技术园,为新进企业提供成功离岸外包的经验、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服务。这些举措吸引了IBM、富士通、LG、三星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大量的IT外包商,主要开展业务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离岸外包、呼叫中心、研发外包、商务流程离岸外包。三是设立风险投资资金,主要针对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软件进口关税从100%降至零,服务外包企业的所得税实行5免5减半。凭借这一系列的扶持措施,目前,印度诺伊达经济特区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一片欣欣向荣②。据统计,包含诺伊达经济特区在内,印度攫取了全球信息技术离岸外包市场总额的一半以上,以及业务流程离岸外包市场总额的46%;另外,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估计,到2020年信息技术离岸外包和业务流程离岸外包的产值将双双增长近2倍,达到1750亿美元。
(二)菲律宾克拉克自由港区离岸服务外包菲律宾作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通过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其中业务流程外包规模仅次于印度,成为全球第二大业务流程离岸外包承接国。克拉克自由港区作为菲律宾重要的一个自由贸易园区,其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发展十分成功。菲律宾克拉克自由港区成立于1992年,占地面积320平方公里,为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为提高离岸服务外包人才的竞争力,爱尔兰政府专门对克拉克自由港区进行拨款,设立面向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应用型人才培训基金”,对不符合离岸服务外包公司录用标准的应聘者发放培训券,免收各种技能培训费用,还承诺将通过培训后达到就业要求的人员就业后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再用来补充培训基金③。二是克拉克自由港区对离岸服务外包业采取多项鼓励政策,开展“国际服务业鼓励计划”,致力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同时启动“投资优先计划”,将离岸服务外包业划入优先发展产业范畴。其他鼓励措施还包括:在克拉克自由港区开展服务外包业务的外资企业,前6年予以免税,免税期后可继续享受只交5%的营业税的特殊优惠待遇;自由港区内离岸服务外包企业还可免税进口特殊设备及材料;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在当地购买货物和服务免交12%的增值税。三是菲律宾政府针对克拉克自由港区离岸服务外包业对数据安全性的需求特点,建立了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及信息保密制度,用以增强离岸服务外包发包方的信心。比如菲律宾政府先是通过“共和国法令8293号”颁布《知识产权法》,紧接着又通过了《数据安全和隐私法》④,突出对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的重视。这无疑对增强克拉克自由港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有脾益。经过菲律宾政府及克拉克自由港区离岸服务外包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菲律宾在全球服务外包领域的知名度蒸蒸日上。目前,菲律宾已占有全球离岸外包市场份额的20%以上,仅次于印度。在呼叫中心方面,菲律宾已超过印度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三)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园区软件和信息离岸服务外包业的发展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崛起时间为80年代后期,并在90年代中期得到迅猛发展,逐渐成长为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强国,其主要发展的是信息技术离岸外包。在发展信息技术离岸外包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全球企业开始运用计算机系统开展业务,新兴的离岸信息服务与需求市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之际,香农自由贸易园区迅速抓住机遇,积极利用自身地理和语言优势吸引全球软件企业,并成功收获大量美国软件企业进驻,成为美国企业进入欧洲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的桥头堡①;二是爱尔兰政府通过向自由贸易园区内的香农开发公司投资,并与由香农开发公司签订100~130年的长期租赁合同,香农公司以较低租金取得建设用地,进而以低价转租给自由贸易园区开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公司,使得自由贸易园区地价平稳又兼具竞争力;三是积极学习借鉴跨国公司入驻园区带来的丰富培训、管理等方面经验,辅以政府多方面激励机制,最终香农自由贸易园区离岸信息外包产业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受香农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利好的国际号召力影响,大量跨国软件公司进入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园区,国内从信息技术离岸外包的企业也由1996年的390多家,急剧增加到到2014年的1000多家。爱尔兰已经成为欧洲发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四)迪拜自由区离岸服务外包迪拜外包区(DubaiOutesourceZone,DOZ)于2004年宣布设立,是世界上第一个专注外包业的自由区,主要发展的是信息技术离岸服务外包。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一是为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发展,迪拜通过皇室法令,从批准一家外资子公司的加入(48小时迅速完成审批)、签发签证(24小时)到确保新办公室的冷水机是满的(迪拜外包区大楼的管理者们负责装修和布置办公室)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外包区广泛授权。二是迪拜将低廉的劳动力和现代化基础设施相结合,吸引到想把从呼叫中心到金融研发机构的信息技术密集型活动都外包出去的公司。外包区为外包提供商建立了覆盖欧洲、亚洲、美洲及中东等的全球性外包业务网络。同时启动了一个为投资者而设的居住计划,建设了各项活动、娱乐、休闲设施,为专家们提供各种居住及生活上的便利。三是迪拜外包区为吸引更多的外包企业,制订了配套的设施服务和优惠政策。其中主要包括:100%的免税,暂定50年,包括企业所得税、收入税、关税;100%的外国独资;货币自由兑换;收入、利润自由汇出;低廉的房产成本及法律支持;启动当地人才市场建设、加快人才培训;快速简单签证、便捷通关基础设施、一个窗口业务服务等。
(五)韩国马山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韩国于1970年设立马山出口自由区,开始以传统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在2000年之后逐渐增加贸易、物流、流通、信息处理、服务业等功能,后更名为马山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发展信息技术离岸外包、业务流程离岸外包以及知识流程离岸外包,现已成为韩国服务离岸外包业的聚集地。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为促进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韩国废除了财政经济部的《关税自由区法》,其内容被吸收、合并到产业资源部的《自由贸易园区法》之中,通过把性质相似的两部法律合并,使复杂程序简单化,通过将两个区合并运行达到最佳效果;二是园区不进入韩国国内的商品不受海关监管,不涉及关税,可以自由流通,投资自由;三是在政府管制放松背景下,马山自由贸易园区由于受土地紧张等制约,积极推动园区产业结构升级,采取鼓励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措施,如对涉及国外商务的高技术服务业实行免征七年所得税的政策,远远优于制造业。截至目前,具有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占园区企业总数80%以上。
二、对中国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印度、菲律宾、爱尔兰、迪拜、韩国等国家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发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中国的自由贸易园区开展离岸服务外包提供了重要参考模版。
(一)建立健全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相关法律法规目前,中国的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这不仅会造成外商担忧,还会影响他们将业务外包转移到自由贸易园区的决心。因此,中国应根据本国实际,借鉴国外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离岸服务外包在法律法规方面的成功经验。首先,出台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行业标准。受“重制造、轻服务”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一直存在服务价值不受重视现象,许多企业不得不把项目中的产品和服务合并报价、以产品收益弥补服务收益。因此,订立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行业标准,对于提高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标准化程度是一个契机。其次,构建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业的监管体系。离岸服务外包业的监管日益成为影响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加强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业的监管关键措施是逐步落实以下几点:建立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和人员资质资格评定体系、认证认可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体系建设,推动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安全的绩效考核,开展服务外包信息安全认证评估,引导和支持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尽快建立健全内控机制等。再次,对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信息安全方面进行专门立法,设立数据安全中心。目前,中国已有基本完整的信息安全法律框架体系,但在信息安全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不断加强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行业在信息安全方面的保护力度。例如,出台配套的相关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信息安全法,用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另外,还可以在自由贸易园区设立专门的“离岸服务外包数据中心”,确保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离岸服务数据安全等。
(二)提升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信息公共服务印度是第一个着手树立品牌形象的离岸服务接包方,其独特的品牌优势为印度在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确立了地位。就中国而言,应大力提高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信息公共服务水平,打造“中国服务外包”国际品牌。首先,中国应借鉴印度成功经验,在海外市场宣传中树立中国统一的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品牌,宣传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质量,通过各种会议、会展等场合宣传、展示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形象;其次,积极筹建和完善自由贸易园区内具有领导和影响地位的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协会、组织,针对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行业法律政策方面为政府提供有效建议,开展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营销与品牌建设,协会应积极动员、组织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拓展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积极展示中国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重点发展在国际上代表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领军企业①,统一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信息,踊跃参与国际离岸服务外包行业贸易展等;再次,自由贸易园区离岸外包服务行业协会应代表中国离岸服务外包行业,就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标准、预期、趋势及最佳惯例等内容对自由贸易园区内各接包公司进行培训,遵循国际规范针对整个行业,定义关键性术语与定义,促进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与国际市场平滑接轨。
(三)加大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扶持力度政府应继续完善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对自由贸易园区离岸外包产业的扶持力度。根据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成功经验,国家应充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帮助自贸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首先,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政策的促进作用,扩大政策覆盖面,在自由贸易园区积极制定并拓宽最新的优惠政策涵盖面,填补现有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推动体系的空白,延长政策时效,充分体现政策的普惠性。例如采取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产许可证的放宽政策、离岸服务外包服务软(硬)件进出口关税及其他税(如营业税)的减免政策,对涉及国外商务的高技术离岸服务外包项目免征所得税等。其次,加强重点领域的支持,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拓展行业领域,推动从主要依靠低成本竞争向更多以智力投入取胜转变,打造以可持续离岸外包服务交付优势为内容的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核心竞争力②。再次,对自由贸易园区内符合条件的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单位开展服务外包人才培训、资质认证等给予补助。例如对获得CMMI(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PCMM(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ISO27001/BS7799(信息安全管理标准)、ISO20000(IT服务管理)、SAS70(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认证以及其他相关国际资质认证的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可按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奖励。
(四)增强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自身的综合能力是获取更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离岸服务外包订单的有效措施。首先,应提高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与客户交流沟通能力。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是开展离岸服务外包合作的首要前提,包括语言沟通技巧以及对离岸服务发包国文化背景的理解能力两个方面,这些能力的提升对进一步加深服务外包双方的信任与理解,帮助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争取更多外包订单十分重要。其次,提高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管理能力。企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主要是指自由贸易园区内离岸服务外包企业通过比如资格认证等方式证明自身的离岸服务外包能力与服务水平,使海外服务外包客户直观了解自贸区服务外包企业的能力,增加对企业的认可度。再次,提升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承担项目的交付能力。承担项目的交付能力包括离岸服务外包接包企业的一系列技术、业务、服务等专业能力,其中技术能力主要指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业务能力指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对其所服务的外包业务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服务能力指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具备的向客户提供全方位、完善的外包方案能力。唯有如此全方位增强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综合能力才能坚定国外客户信心,为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打下内在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