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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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前景低迷之际，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2012年，中国经济面对的不确定因素较多，经济形势更复杂，宏观调控政策走向难以判断。而2012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不只是关系到明年，也关系整个“十二五”时期。为此，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
“由危机应对模式
转向常规模式”
《决策》：即将过去的2011年，国际国内经济都很复杂多变，我们如何来总结2011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
张立群：如果对2011年做一个概括，我认为是宏观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年，应该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2011年，基本完成了由危机应对模式向常规模式的转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财政政策方面来看，尽管现在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政府投资增速明显降低。由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率比上年增长的数据看，2009年是42%，2010年降低到18%，2011年1-9月份降低到8.5%。这就是说，政府投资在整个投资增长中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这对于减少财政赤字压力，逐步稳定国债的规模，特别稳定地方债务的规模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2010年到今年，已经十二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这样的政策意味着货币政策从宽松到稳健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到目前为止基本完成。
第三，房地产市场政策进行了调整。2009年一度鼓励买房，采取了很多支持性的政策，但是针对房价的快速上涨，针对房地产泡沫发展的趋势，政策转向控制不合理的买房需求，这样的调整也收到了明显成效。
今年10月份，城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下降9.85%。通货膨胀的压力明显减轻，货币增长量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化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下降的苗头，CPI同比涨幅从今年8月份开始已经连续三个月回调。
《决策》：今年以来，GDP增速逐季回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张立群：在政府力量撤出，而市场力量开始发挥主要作用的时候，整个经济成长的动力减缓，这个减缓导致的增长速度的微调。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是9.7%，第二季度9.5%，第三季度9.1%。在三个季度之间，微调都不超过1个百分点，代表这个微调是平稳的。
经济最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市场的力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到8.5%，它占到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我们全部投资的增速，到10月末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9%，应该说并没有很大的下降，这就得益于社会的投资。制造业投资33.3%，房地产投资超过30%，投资的增长没有出现大幅下调。
由政府力量向市场力量转变当中，出现了经济增速的回调。从需求角度来看，国内投资增长还在25%左右，消费实际增长率略有提高，看到这样一种需求方面的变化，可以作出判断，未来这种经济增速的回调仍然还是比较平稳的。
“经济增速将继续回落”
《决策》：2012年是为新一轮增长奠定基础的关键之年，明年的经济形势将会如何？
张立群：在2011年经济平稳回落基础上，预计2012年经济增速将继续回落，主要由于市场需求增速继续降低。
首先，在出口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潜在威胁较大，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这些对我国出口将形成较大不利影响。国内出口企业自身困难也比较多，很多企业存在出口越多亏损越多的情况。因此，2011年出口增长预计在18%左右，2012年预计降低到15%左右。
其次，投资增速也会降低，由2011年的23%左右降低到18%左右。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将有较大回落，由2011年的30%左右降低到15%左右。此外，随着宏观经济政策从危机应对向常规状态的调整，政府投资将回归正常增长水平。而制造业投资受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影响较大，如果前两项投资一降、一平，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将略低于平均增速，保持在20%左右。
不过，消费增长率将有所提高。受住房、汽车需求降温的影响，2011年消费增幅出现明显降低，从汽车市场变化规律来看，预计2012年汽车销量将有一定恢复，对消费增长将形成积极支持。买房需求预计不会较2011年明显恢复，受其影响，家具、家电、装修材料等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不会明显恢复。综合这些因素，预计2012年消费实际增长率为13%左右，较2011年提高2个百分点。
《决策》：面对经济增速的不断减速，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
张立群：我的观点是，对经济增长的下降要正确对待，不能以总量去谋求经济增长，因为这个代价太大。我们现在财政赤字的水平仍然在1万亿元左右，2008年的时候是1千亿元人民币。这中间出现的很多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理清，如国债的规模、地方债的规模。从投资效率来看，后面的压力都是相当大的。
货币政策方面，尽管现在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放宽的话，通货膨胀的风险也是相当大的。到今年10月末，M2余额达到81万亿人民币，是名义GDP的2.8倍以上，2008年只是1.54倍，相当于社会流通总规模来看，目前货币存量明显偏大。货币政策走向宽松，那么通货膨胀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房地产方面，如果调控转向，再次鼓励买房，我想房价强烈反弹的这种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基于这样一些分析，我认为不能再以总量政策扩张提高经济增长率。要适应经济增速的适度降低，通过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深化改革，加快巩固新的增长基础，谋求更长时期、更为健康、更少代价的经济发展。
“由控制通胀转向
巩固经济增长”
《决策》：自今年10月份以来，物价涨幅出现明显回落，明年宏观调控重点是否会转向？
张立群：在经济增长转型和政策调整背景下，稳定物价的因素不断增加，物价涨幅总体趋降。2012年宏观调控的重点，预计将由控制通胀转向巩固经济增长的基础。
从预测看，随着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不断显现，导致价格上涨的货币因素逐步稳定。货币供给和贷款增速呈现持续下降态势。针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近期货币政策收紧的力度有所缓和，但方向没有改变，预计2011年内货币政策力度不会明显放松。2012年仍会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贷款增量及货币供给量增速不会较2011年明显改变，将对稳定价格涨幅形成基础性支持。
买房需求趋稳。2011年采取的限购等措施，在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受政策控制和预期改变影响，预计2012年买房需求总体平稳；受预期改变的影响，部分城市买房需求可能出现较强烈收缩。
从供给来看，粮食连续8年稳产增产，生猪存栏量明显增加，棉花增产，农产品供给基础进一步改善；商品住宅上市数量持续增加，保障房建设步伐加快，供给明显增加；服装、家电、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工业消费品供给充足；重要生产资料供给水平较高，钢铁、建材、生产设备供给充足，能源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对物价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持。
从成本方面看，随着要素资源价格持续上涨，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资金、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很多行业对冲了成本提高的影响，支持了价格稳定。
从输入性通胀压力看，美国提高债务上限方案通过后，美元会进一步扩发，但制约美国政府开支增长的因素也在增强，总体上美元快速扩张的势头趋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计也将趋稳。
综合看，支持物价稳定的因素正在持续增加，预计2012年物价涨幅总体趋降，CPI涨幅在3%左右。
“尽快消除制度瓶颈制约”
《决策》：2012年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张立群：在价格涨幅降低和需求增速降低的背景下，2012年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困难加大，就业压力加大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与2011年相比，2012年的市场需求不足、订单不足预计将成为约束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多种因素困扰下，预计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将难以维持，倒闭企业的数量可能有所增加。如果中小企业出现较多倒闭现象，则就业压力必然加大。
《决策》：针对这些风险和压力，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张立群：针对2012年经济发展趋势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应注意增强宏观调控措施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把握好政策出台的时机和力度，特别要协调好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关系。
要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积极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包括改善融资环境，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和资源要素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长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因此要更加注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工作。
同时也应注意到，调结构转方式必须依靠体制机制的完善，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要紧密结合调结构转方式的要求，加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顶层设计，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只要措施得当有力，我国经济一定会继续向好，新一轮经济增长基础会加快形成。
《决策》：从地方上来说，2012年应重点做好哪些应对措施？
张立群：要加快消除制度瓶颈的制约，包括户籍制度，政府职能的转变，把工作重点真正转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同时，也要做好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在长远规划的指导下，把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地高质量完成。
还有就是产业结构方面，我们要抓住一个重要机遇。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还是资本密集型的，都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设备更新非常普遍。有色金属、水泥、轻纺、棉纺等生产设备，都在更新。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就要把信息化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信息化和工业化结合，与整个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结合在一起，为整个工业提供更高水平的设备，这是非常重要的机遇。
关键词:区域经济运行机制政策措施
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域经济
(一)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域经济的含义
区域经济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的总称。
历史上私有制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内部行政管理区划的细分,是区域经济产生的根源。私有制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内部行政管理区划的细分,使原本没有禁锢的经济活动被设置了人为的限制,限制了经济活动的区域。经济活动首先受到国家疆土的限制,跨国经济活动还受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一系列关系的影响。而国内经济活动则主要受到行政区划、行政权力和利益划分、资源分布以及市场条件等限制,这种区域限制到了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阶段,并对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封建社会形成了诸侯经济,经济活动被严格地限定在狭小的行政区域内,经济活动内在的资源配置关系、商品交换关系、技术交流关系等一切联系都被行政区域割裂开来。显然,这种人为决定的管理区范围内的经济,不应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而是一种行政区域经济,即地方经济。
(二)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经济是历史形成的以行政区域为中心的地域性经济活动。地区行政行为对区域经济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往往左右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速度和总体发展水平。区域经济是依赖行政区域内的资源和市场的经济。由于受到地方经济政策、法规的约束,区域内的重要经济资源和市场往往受到严格的行政保护,区域间的资源流动和市场开放程度都因地方本位利益而受到了较多的限制,从而使得区域经济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市场谋求相对合理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是局部资源垄断和地区性市场垄断经济,也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区域经济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由于受区域内自身经济、技术、人才资源实力的局限,所以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三)经济学意义上的行政区域
行政区域经济的本质决定了经济规律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难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经济效益不高,缺乏经济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后劲。于是,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利用不同区域资源和市场,具有一定吸引辐射范围的经济学概念上的更具活力的区域经济,成为各种经济主体日益强烈的要求,并最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当代经济学中,按照地理特征、资源体系、市场体系之间的某种联系,把以某一地理特征、某一资源链或某一市场链为内容的自然经济区域或区域性市场定义为区域经济。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是经济活动内在经济规律的要求,是区域经济摆脱行政经济的尝试,是争取经济自由的一种呼声和努力。
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国以经济区域板块为特色的经济格局正加速形成。在众多经济圈中,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进入2005年以后,长三角、珠三角的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投入、高能耗、低技术、低效率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三角以制造业基地的区域特征而崛起,且低端制造业占较大比例,其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珠三角以外向型高新技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的加工型产业为主导,经济的内生性不强,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在严控土地、紧缩银根、资源约束日益凸显的宏观调控中,在国内外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减缓。
(二)三大区域经济圈的运行机制分析
中央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的特区政策所给予的鼎力支持。无论是珠三角的深圳、珠海,长三角的浦东开发区,还是天津的滨海新区,无不享受着中央的特殊经济政策,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中央政策的关怀。可以说,三大经济圈是由中央政府主导设计、规划和扶植的特殊经济区域体系。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三大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三大经济区域发展的历程也证明:其崛起受益于中央政府给予的特殊经济政策;而其经济出现向下拐点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也是其特殊政策效力的递减。
世界工厂转移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上述经济区域优厚的对外经济政策、廉价的土地、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低廉成本以及庞大的商品市场,成为世界工厂或车间搬迁的主要目的地。因此,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价值链的大量中低端项目,从而奠定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基础。可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经济是在外资集中投入下以外资为纽带而形成的经济区域体系。
固有的工业、贸易基础。三大区域经济圈都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相对发达的工业、技术、人才、资金和国际贸易基础。而且,因存在经济关联关系而易形成经济上的联姻。因此,三大区域经济圈的形成有着传统的历史渊源关系,相当的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文化传统,加上传统的协作关系,不容易形成依赖式跛足经济,容易形成均衡利益并保持区域经济合作的稳定。
大型城市和城市群在三大区域经济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型城市或城市群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优质的工商业资产、最雄厚的金融资产、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才、最有价值的商品市场、最发达的基础设施……引进的外资与技术设施又集中在这些大型城市或城市群中。这使得大城市或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超过其它地区。
区域经济运行机制模型及完善策略
(一)区域经济均衡利益机制模型
区域经济不管在哪个层面上运行,其本质都是一种逐利的经济行为。经济主体都要在得到利益的前提下付出代价,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可以带来双赢的均衡利益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这种利益可能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但经济利益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诱因,因而是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内核。
发展区域经济意在打破行政区划所造成的经济割据,而经济割据的解除还要靠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动地方发展区域经济的能动性,这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非经济保障机制,包括政府政策的融合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可持续的资本投入等。
确立区域经济运行的载体来加固和拓展区域经济的发展领域,是区域经济运行的又一机制性要素。区域经济是地区间资源与市场的整合与融合,这种整合与融合需要一个按照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产业或产业群。这些跨区域的产业或产业群,用资金、设备、产品、利润把两个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条剪不断的区域经济纽带,区域经济才会真正形成并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如何根据地区间的资源和均衡利益,设计、建立一条能够实现区域经济运行目标的产业链或产业群,是区域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关键支点。这种政府引导下的以均衡利益为基础的产业化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可以用图1来表示。
(二)完善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策略
1.建立区域经济均衡利益发掘和评估系统。科学发掘地区间共同的、可实现的利益,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环节。为此,建立区域经济均衡利益发掘和评估系统是重要的一件工作,该系统的建立可以是地区间共同设立的研究机构,也可以是由若干学术机构组成的网络化研究体系。
2.建立政府促进体系。包括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政策等)、完善区域经济法制环境、建立协调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等。制定动态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运行最关键的机制要素之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合作圈中有一大缺陷,是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滞后,造成区域经济中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引进中低端技术设备、资源消耗过大、经济效益萎缩、区域经济圈的发展可持续性差。因此,根据不同区域资源、市场、社会发展特点,制定具有指导意义的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引导区域经济、消除区域经济法规政策障碍、减少区域经济盲目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消除体制也是政府促进体系的关系环节。中部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又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的失落从客观条件上看难以解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宏观战略政策的倾斜不够。这说明现行体制不利于在区域经济中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主体,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具有活力的新型经济管理体制,消除计划经济阴影,是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策略之一。
3.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基金,提供强大资金支持。目前区域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区都缺资金,都想从对方得到资金。因此,解决区域经济运行的资金问题是保障区域经济运行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除了寻求政府支持,科学利用外资是区域经济运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4.调动企业参与区域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中,区域经济的主体不是政府组织,而应该是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企业。市场经济中,没有企业参与的区域经济,就很难保持持久、活跃的发展动力。在区域经济运行中,科学引导企业资本流动,调动和保护产业资本参与区域经济运行的积极性,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之一。新晨
5.注重区域间城市群在区域经济中纽带作用。城市、城市群和次级城市群是最活跃的经济体系。区域经济中城市及城市群的作用已经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借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建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都市经济圈。通过建立城市、城市群或次级城市群间的经济合作,建立城市与城市群间的交通网络,就会在这一网络中集聚各种要素资源,最直接地形成沿交通网络的新生经济带,区域经济也就水到渠成了。
6.学术推动的纵深化是促进区域经济运行的一项有效措施。学术界应在资源调研、市场预测、技术研究与应用以及区域经济运行的政策研究等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学术界不应停留在讨论层面,而应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对国内主要的区域经济圈,进行系统的资源调查、产业链设计、市场开发、均衡利益评估以及区域经济圈的学术规划,真正使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务实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一、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
1.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
我国在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体运行形势中体现出了喜忧皆有的情况，在2015年的年初具有一定的平稳性回升趋势，全国的总体规模出现了下滑性。但是和2012年的发展情况下对比，基本算持平的状态。这样的工业经济发展情况中，从下半年开始，呈现逐渐的回落形式，伴随着国家积极稳健货币政策的出台以及财政政策的影响，在2015年的四个季度中，工业的增长速度呈现下滑的趋势。工业经济企业的稳步性发展和投资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并且和社会融资以及规模型增长之间有着关联性。在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要想对工业结构进行分析就需要看房地产对于内需消费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我国当前的内部消费增长动力非常弱，很多制造业出现了投资和效益增长都缓慢地情况。因此，说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内动力方面还呈现很多的不足之处。
2.工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
市场时充满着竞争力的市场，具有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在2015年初，我国的工业出口产品在总体上增长了20%，这样和2014年以前相对比，有所回升。在工业发展规模上，出口的交货值要比同期所有增长，大约增长了8%，相对于前往几年也有将近两个点的增长力。从出口的目标和目的上看，我国在一些新兴国家的产品出口上，有上升的趋势。对于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并没有太多的增长性。出口的商品一般都是纺织类、服装类以及鞋类产品，国外一些房地产市场的回升性，极大的带动了家具的出口，这样的增长情况让我国的出口业更加完善。
3.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是技术革命的深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因为信息和网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3D打印机的出现，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等都是让人和机体进行有效的智能结合，这些在制造业上已经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倪端。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制造业在结构上正在不断的升级和深化，主要表现是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促进行业的集体化发展。例如，在上海、广东以及重庆等地方，已经在新兴技术产业方面出现了40多个发展基地，在工业机器人得使用数量上也一直则增长。这样在未来还会有所突破。3D打印机在市场上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突破了传统行业的局限。在2016年的下半年预计此项技术在市场的规模上会突破100亿元。我国在智能化发展以及创新方面尽管有了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和国外一些先进的国家相对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性，主要的产品也集中在制造业的家电和金属方面。因为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薄弱，很多地方的创新力还不是非常足，依靠于对国外的引进，例如，使用手臂方式的机器人或者集成式的机器人，在技术上无法突破瓶颈，因此在短期内还需要不断的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此和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相抗衡。
4.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
我国从2012年开始就进行产能过剩化解工作，因为市场的导向性作用，对于劣势企业有了淘汰的机制，这样倒闭效应就更加明显，市场的潜在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可能导致银行在贷款方面的风险非常大，当前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上一般都有非常高的负债率，这种负债率还在持续的上升。例如，在化学纤维方面，钢铁以及有色金属方面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由于在产的负债率不断的上升，并且产业利润还在不断的下降，这种作用会让一些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在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压力。其次，很多的债务违约情况出现，非常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很多企业除了银行借贷以外，还会使用民间借贷的方式，民间借贷在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渠道更多，债务结构也更加复杂，因此牵连的债务人就更多。若是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非常有可能引发负债外逃的情况，这种债务纠纷引发的社会风险会更大。最后，产能过剩对于地方的财务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性影响。很多地区因为产能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并且他们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收来源，接续产业的迟缓性，差能过剩企业的淘汰，让企业的总体数量减少，这样地方税收政策锐减。市场的淘汰性牵动着万千企业，更牵动着万千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这样所引发的失业救治问题就非常明显。
二、工业经济形势政策建议研究
1.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
有效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能够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的创新产生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国家可以在产业结构政策的锐减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性的作用，以此强化企业的利润受惠面，这样的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可以增加微观的主体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目标，减少一些不科学性的收费，以此减少企业的负担和压力。对于科研方面的指出和税收的政策要及时的减除，强化企业在税收方面的折扣，促进企业技术的强化和改造，让企业利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政策，当作自己前进的梯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对于区域性目标的建设和新格局的落定以及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性作用。
2.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
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杠杆出现，不仅仅能够淘汰落后的企业，还能够对产能过剩的问题进行调节。对于产能过剩进行调节是资源优化使用的结果，强化对资源的有效使用主要是在工业方面对资源的更好利用，低能耗、环保以及安全性的生产，制定出完善的科学的行业准入条款，禁止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低水平以及低效率的生产能力的企业进入到市场中，由此也针对市场情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体制，以此引导一些投资者对产品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技术上的结构。对于一些因为产能过剩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实行补偿和圆柱，鼓励不符合市场情况的企业退出市场，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在投资上准确的观察市场的情况，以此减少盲目投资情况的出现。政府还可以对工业决策以及投资方面进行引导，对企业进行监督，以此给企业指明更明确的投资方向。
3.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
企业的发展需要注意短期投资以及长期投资政策的有效性连接，让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有效释放，深化体制改革，以此激发出市场对企业作用的潜在能力。对于政府的投资体制进行完善和改变，不断的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产业的效益，在较大的企业中实行股份制的改革，完善企业经理人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的整体创新力得到提升，并且企业的整体素质也在提升。发挥好市场的导向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让资源要素在价格上有新的突破，以此完善价格机制，建立起更加公开的透明的以及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工业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政策建议进行了阐述，文章一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对当前情况下工业运行特点的分析和研究，表现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驱动力不足、业品出口有所恢复但是市场波动上的风险依然存在、工业向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自主创新力度不足、产能过剩的风险依然存在对于未来工业发展的建议有对财政和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市场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有效调节、工业领域的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活力。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提升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效益。
参考文献：
[1]刘春立.中国的放射化学教育与核工业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例[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2015，37（5）：381-384.1.
[2]吕铁，贺俊.“十三五”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形势与政策调整[J].学习与探索，2015，22（6）：78-83.3.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关键词】减排政策 排放权交易 初始分配 市场势力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粗放型增长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也逐渐显露，资源、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贯彻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原则，尤其是通过各种方式落实好节能减排问题。
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针对有效性的疑问：第一个疑问实质是分析在我国施行三类不同减排政策的优缺点，比较各种方式在社会整体福利方面的差异，探讨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排放权交易是否最优。第二个疑问试图探讨由垄断带来的市场势力问题，研究市场势力会如何影响排放权交易结果，在市场形成与有效运作方面找出一些应对办法。
然而，由于排放权交易在国内处于试用和发展的早期阶段，缺乏数据基础，很难通过实证手段对有效性进行研究。而实验经济学可以通过实验模拟弥补缺乏数据支撑的短板，为政府决策排放权交易提供详实的依据，为如何实践提供启示。
二、文献综述
利用实验方法进行环境经济探讨大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论证排放权交易这一政策制度的有效性，另一类探讨了运行机制环节的具体设计。
第一类有效性的研究也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关注科斯定理在消除外部性上的有效性，比如Hoffman、Spitzer （1982）[1]；Harrison、McKee（1985）[2]；Shogren（1998）[3]以及Rhoads、Shogren（1999）[4]的实验。第二方面的实验试图对不同减排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最典型的是Plott（1983）[5]设计和开展的一系列实验，该文也是本文实验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类研究关注机制运行层面，大致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当排放权拍卖方式改变后，交易的有效性是否会被影响。其中一些研究采用了收入中立拍卖方式，比如Franciosi等（1993）[6]以及Ledyard和Szakaly-Moore（1994）[7]的研究。此外的研究关注美国环保署（EPA）所采用的排放权拍卖方式，具体研究参见Cason和Plott（1996）[8]。第二方面探讨了竞争市场这一重要前提不成立的情况下，排放权交易有效性会有什么程度的影响。Smith、Williams（1989）[9]以及Godby（1999）[10]、Muller等（2003）[11]都对存在市场势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进行了探究。
本文作为一项初期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背景参与者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简化的实验，研究在我国施行不同的减排政策会达到怎样的结果，为后续的实验研究提供参考基准。同时考虑到初始分配对市场势力的敏感性，尝试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启示，为尽快推动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三、经济实验说明
（一）实验参数设定
本问实验是建立在一个基于双向拍卖机制的虚拟产品市场上，在这个虚拟的产品市场上，有12个实验参与者，其中6个被随机分配为产品市场上的卖方，另外6个则被分配为产品市场上的买方。在这个市场中只有一种产品，即每个卖方生产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每个买家需求的产品也是同质的，而每个卖方成本和买方保留价格的参数设置与Plott（1983）[5]的研究保持一致。
由于本实验研究的是具有负外部性的市场，所以实验中设定每个实验参与者都会从其交易的收益中扣除一部分市场损失费，这个损失费数额是市场中该轮交易数量的函数，也就是污染所造成的“外部性”，具体设置同样参考Plott（1983）[5]的研究。
根据如上的参数设定，本文可以给出基于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的供给曲线以及需求曲线来分析存在外部性的市场均衡以及社会最优均衡，参见图1。
若不采取措施，理论上来说，均衡在价格为244，交易量QP为24单位。考虑外部性的情况以后，社会最优均衡在交易量QS为13，社会最优均衡价格应为269。
（二）实验方案设计
本文实验一共分为四个具体小实验。前三个实验旨在比较三大减排政策的作用效果差别，实验1为行政标准政策的实验，交易量的最大值被限定为理论上推导出的QS水平，即13单位。一旦达到最大交易量，所有的交易即刻停止，实验结束。实验2为污染税政策的实验，实验预先设定一个税率（即理论上社会最优均衡处对应的税额），对于每一笔成功的交易，卖方均需要缴纳一笔税费。实验3为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验。在此实验中，除了之前设定的虚拟的产品交易市场以外，还存在一个双向拍卖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只有拥有排放权的卖方可以卖出商品，一个排放权对应一单位的商品。实验4旨在进一步探究存在市场势力时，排放权交易的实验结果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实验3和实验4会将13单位排放权（与社会均衡产量对应）在实验开始免费发放给实验参与者，区别在于，实验4中大部分的排放权（10单位）将会被分配给同一个参与者，及产生了一个在排放权市场拥有绝对市场势力的参与者。具体分配见表1。
为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对于同一组参与者，每一个实验将会重复四轮，同时会选取四组不同的参与者进行实验以避免出现偶然结果。实验被试均选自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大二与大三的学生，共48人参与实验。每个实验每轮持续15分钟，经济实验一共耗时四小时。为避免被试实验疲劳，各组实验之间会有短暂的休息时间。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减排政策的比较分析
1.产品市场价格的比较。图2是前三个实验的市场平均价格对比图。由图2可以看出，实验1中，产品平均价格依然趋向于市场均衡价格244，说明仅仅利用行政手段对污染进行总量控制，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市场交易的内部机制。
实验2和实验3的平均价格则均接近于社会最优均衡价格269。在此价格下，只有成本低的卖家和保留价格高的买家有能力进行交易。从实验总体来看，税收和排放权交易这两种政策优化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行为，引导具有保留价格或成本优势的买卖双方进行交易。
税收政策下的价格水平要明显高于排放权交易政策，原因在于起初免费拥有排放权的卖方并未将排放权计入成本，会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而当自身拥有的排放权用尽时，出于规避购入许可证却无法卖出产品的情况出现，卖方在排放权交易价格较高的情况下会保持高度谨慎，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维持较低水平。而在污染税政策下，卖方直接将税收考虑进成本中来制定更高的价格，并不倾向于降价。
2.产品市场交易量比较。
实验1中限定最大交易量为13，根据后几轮实验数据，交易量确实会达到13。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交易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的，所以市场中还存在很多实际未达成的交易意愿。而实验3中，最初几轮实验中分配下去13单位的排放权，在实验截止时都会存在作废现象，但是到了后几轮重复试验中，这一现象发生了好转，排放权能够交易完全，反应排放权交易通过学习效应改善了运行效率。
污染税政策实验的结果则较为不同，交易量明显偏少。这是由于卖方由于承担了税收进而制定较高的价格，与此同时买方抱有观望态度，双方持续僵持，从而降低了交易量。
减排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排放，在本实验模型中，交易量直接对应于排放量，交易量降低意味着污染排放的减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效果并不是单纯追求排放越少越好，这不符合以人文本的理念。政策的最佳效果应该是使得市场趋向于社会最优均衡，即本模型中对应的13单位，虽然本文设定的污染税水平已经是理论上的社会最优税率，仍不能较好地使得实验结果趋向均衡，这与Plott（1983）[5]的结论有明显的不同，原因在于我国税收制度不如国外健全以及普遍，一方面表现为污染税在我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在于税收结构调整存在问题，污染税开征的同时如果不能降低其他税种，会造成赋税总水平将提高，这就引发了民众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
3.参与者交易收益对比。
图4是三个实验中参与者的交易收益对比图。根据给定的卖方成本与买方保留价格，可以计算出理论均衡水平下，每个参与者能获得的实验收益，趋势基本如图所示，1号、2号和3号拥有较低的成本，7号、8号和9号拥有较高的保留价格，所以这4个参与者能获得更高的交易收益。
在实验2中，参与者的之间收益明显比较接近，这是由于虽然只有卖方需要缴纳污染税，但实际上税收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分摊的，这会导致买卖双方的收益同时减少，并引起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减少。若不采取任何辅助的补贴措施，容易导致市场萎缩，也会造成低成本卖方丧失自己的成本优势。
此外，对比实验1和实验3，在排放权交易政策下有优势的交易方会容易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没有优势交易方的收益被压缩，在4号、5号和6号交易者身上体现最为明显。这说明排放权交易可以引导部分没有优势的厂家退出市场，避免发生亏损现象，也是市场效率提高的来源之一。
4.产品市场效率对比。图5是三个实验的市场效率对比图。根据理论预测（图1），可以计算出社会最优均衡下，市场的理论最大总收益值，具体为261。考虑市场效率参数θ，θ具体为实验中所有参与者的实际总收益与市场理论最大总收益的商值。
根据结果来看，行政政策的市场效率最低，在50%左右浮动；排污税政策的市场效率居中，大致为80%，而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市场效率最高，达到90%以上。与Plott（1983）[5]的结论对比发现，我国参与者在税收政策下的市场效率明显低于西方国家，这进一步反映了税收政策在我国实施可能遭遇到的问题。
市场效率的高低最能反应政策的有效性，这是由于市场效率越高，说明更多的交易是在拥有保留价格或成本优势的买卖方之间进行的，而不是由生产成本高的卖方和保留价格低的买方之间进行。
（二）市场势力对排放权交易的影响研究
实验4的市场平均价格与实验3差别不大，均趋向于社会最优均衡269，且交易量也为固定的13单位，但在市场效率上具有一定差异。
图6显示的是实验2、实验3和实验4的市场效率对比图。可以发现，当大部分的排放权被分配到一个卖家手中，即此卖家在市场具有垄断地位时，市场效率明显降低，甚至低于污染税政策下的市场效率。
根据理论预测，拥有10单位许可证的4号参与者应将5单位的排放权卖给成本较小的厂商，那么在理性的假定下，市场能达到社会最优均衡。然而，要求4号作出这个正确的决策是很困难的，一方面他不知道其他厂商的成本，另一方面排放权价格由于卖方数量较少，即使拥有垄断力量也无法以很高的价格出售。根据实验发现，4号参与者会选择过多的排放权出售产品，而非将其卖出。这样他就将低成本的卖家挤出了市场，直接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该实验说明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机制对于中国碳市场非常重要，若在碳排放权市场建立初期，将大部分排放权免费分配到高排放企业，不可避免会让他们在排放权市场上形成一定势力，导致生产误配型的市场效率降低。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共进行了四组实验，结论如下：
第一，行政政策只能控制污染排放总量，无法改善市场运行状况，不能引导高效率的交易行为发生。
第二，污染税政策和排放权交易均能使市场价格达到理论预期均衡，但相对而言，污染税很可能导致市场交易量过少。考虑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税务体系不够健全，以及参与者对于税收的过激反应。
第三，排放权交易是一种较为理想，且市场效率最高的减排政策。
第四，排放权分配中的市场势力会显著降低效率，因为会引起生产误配。
针对前文得出的结论，本文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限定总量的行政政策无法高效地解决减排问题，应该推动污染税和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减排。
第二，健全税收体系，调整税收结构，在开征污染税的同时考虑降低企业的其他赋税或者给予补贴，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在排放权初始分配上应避免某些行业乃至企业市场势力过大，在实体经济层面来说就是尽可能降低行业门槛，放开垄断。
第四，建立良好的污染排放监控系统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监控与对于偷排的惩处，将为排放权交易正常运行提供最坚实的基础保障。
本文在减排政策抉择和运行机制设计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比如讨论排放权交易中如何引入有偿的初始分配，以及排放权的存续期等问题。
参考文献
[1]Hoffman，E.，and M.L.Spitzer（1982），“The Coase theorem：some experimental test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5：73-98.
[2]Harrison，G.W.，and M.McKee（1985），“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Coase theore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8（3）：653-670.
[3]Shogren，J.E（1998），“Coasean bargaining with symmetric delay costs”，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4）：309-325.
[4]Rhoads，T.A.，and Shogren，J.F.（1999），“On Coasean bargain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Applied Research，December.
[5]Plott Charles R.，Externalities and Corrective Policies in Experimental Markets，The Economic Journal，1983，93，p106-127
[6]Franciosi，R.，R.M.Isaac，D.E.Pingry and S.S.Reynolds（1993），“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Hahn-Noll revenue neutral auction for emissions licens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4（1）：1-24.
[7]Ledyard，J.O.，and K.Szakaly-Moore（1994），“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trading pollution right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5：167-196.
[8]Cason，T.N.，and C.R.Plott（1996），“EPA's new emissions trading mechanism：a laboratory evaluatio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0（2）：133-160.
[9]Smith，V.L.，and A.W.Williams （1989），“The boundaries of competitive price theory：convergence，expectations，and transactions costs”，in：L.Green and J.Kagel，eds.，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Vol.2 （Ablex Publishing，Norwood，NJ）.
[10]Godby，R.W.（1999），“Market power in emissions permit double auctions”，in：C.A.Holt and R.M.Isaac，eds.，Research in Experimental Economics，Vol.7，Emissions Permit Experiments （JAI Press，Greenwich，CT）121-162.
【关键词】 城市圈 行政区经济 经济区经济 转化 区域发展一体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全球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成为利益主体，城市竞争与城市经营成为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从城市之间的城市竞争（主要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大战”），到“城市区域竞合”、“城市区域一体化”，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营的三个阶段。
参考已建立的国际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区域精进联合体，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分工和合作，发挥“1+1>2”的聚合效应，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圈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创。城市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团式发展战略在不同层级上的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层次不同的一体化区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推广城市经济圈理论的。虽然对城市经济圈的概念颇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经济圈定义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较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其有经济内在联系的若干周边城镇，经济吸引和经济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级、开放型。
与城市圈有关的名称还有很多，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不过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但目前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带的一个概念。从空间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块状分布，一般只有一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带则呈带状分布，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应作用的结果，而城市带则主要是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现象，使两个或多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轴线，通过扩散作用形成都市带，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带都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带是由城市圈发展而来。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是：以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造成的经济吸引，并通过扩散效应造成的经济辐射，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渠道，带动周围次级城市和农村共同繁荣。该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和自然地理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的经济布局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进一步形成若干个跨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圈（群）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城市圈发展中行政区划引发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区域一体化、圈层化特征日趋明显，跨省市经济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组织类型。但在当前我国行政区经济运行中，跨省市经济圈经济运行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区经济，仍然属于各城市行政区划范围的行政区经济。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行政区经济因其过渡性质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发展，阻碍了跨省都市圈的发展。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强烈的地方利益倾向；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生产要素跨区域（行政区域）流动受到人为的限制与阻隔，经济运行秩序比较紊乱。
在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区划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分割现象。由于特定的历史和体制背景，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行为十分严重，使区域经济行为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这种政府行为就往往容易演变为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六大经济区”的概念，80年代也曾划分过经济区。但由于我国的管理体制是以省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区大多跨省，因此这个思路很难贯彻下去。之后，国家改从产业方面制定发展计划，这条道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目前我国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协调机构缺失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面临着和从前同样的行政分割的问题。地区间的疆界仍然无法逾越，这就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中国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而发展速度则是衡量各级政府及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便采用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干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等等，隔断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以保护本地市场与本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行政区分割现象表现得十分严重，表现出一种与区域协调发展相悖的运行态势，行政区经济进一步强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态势是我们必须阻止的，因为这非但不是在进步、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从城市发展的本质上看，城市本来就具有扩张性，行政区经济理应向经济区经济发展。新区位理论根据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的研究成果，从交易成本的观点对企业的生产组织进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论（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区域研究，形成了新工业区位论，通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析来解释城市化的进程与特征。斯科特（1988）认为，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采取组织和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即向外扩散的趋向。但组织与空间上都分离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质的条件下，企业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围内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这些区域和城市，而这些地区的工厂不断地从市区迁往郊区，它们都是在寻求空间上的分离或组织上和空间上都分离的最佳生产方式，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运输费用、联系费用的增加，这种分离的组织方式在空间上不可能离得太远，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围内集聚。可见，正是在这种分散与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渐形成连绵城市向腹地扩张，即形成城市群。从中不难发现，跨界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与行政区分割的障碍之间存在不小的冲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自然以及各种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经济社会过程。城市群是一个集合体，是多层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的结果。从城市群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可以看出，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发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发展必然导致跨行政区现象的出现，与行政区划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跨界的区域性需求项目也随之增多。我国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虑和解决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很少考虑提供跨界需求服务。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开发、发展政策，使地区间协调合作难度加大。例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一些区域通基础设施和工程因缺乏统一协调而进展缓慢，成为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
除区域发展理论上城市发展跨界的特点之外，城市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企业成为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市场运行的主流将是经济规律而非政治规律，城市行政区的直接经济职能将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难对地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和封锁。随着我国全面加入WTO以及许多跨国公司的入驻，大都市圈地区的市场肯定是一个跨越城市行政界线的统一区域市场，市场和企业的跨界扩张直接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网络化程度日趋明显，相互依存度强化。因此，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适合这开放、自由环境的决策。从实践规律看，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带三大区域快速发展更加验证这一点：谋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热潮越来越高涨，区际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大趋势。在这合作大势之中逐步显现出一条规律：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三、城市圈整合发展的新思路
针对中国跨省都市圈内部的“行政区经济”格局，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行政区划的大一统来考虑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问题，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统一的行政区划”――“上海省”、“特别经济区”、“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大上海行政区”等观点。这种随意变动现有省区边界的区划调整方案不可取。这是因为，当今体制转轨时期，国家对行政区划的兼并或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促进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刚性整合，减少区域内耗，但当前中国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市场法制体系不甚健全、区域社会力量比较薄弱的格局下，各级省市政府实际上依然占据着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区划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应有的区际经济联系。所以说，在跨省都市圈范围内，大一统的行政区兼并，虽然是一种空间整合的刚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区划调整―竞争膨胀―区划再调整”的怪圈。
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与全面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内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市民社会的转型，切实转变省市政府职能，弱化行政区划的经济功能，回归其政权建设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积极借鉴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经验，通过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文化、区域规划、公共参与等综合制度体系创新，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员省市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界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体，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管理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变“计划”为“规划”。“复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颇具价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角度，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近年来给予了许多关注与支持。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发改委职能也从以往的审批为主，转变为目前的规划先行。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十余个区域振兴规划，超出之前4年的总和。实际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已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关专家认为，“计划”改“规划”虽一字之差，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因为后者不仅更加重视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治，也强调了中长期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职能从审批到规划的转变。2009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一系列区域规划，在带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该人士还指出，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但今后还会继续“通过规划和政策来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应以整体为重，注重区域分工。政府应着眼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以“零合”和“竞争”为基础的区域竞争思想，建立以“共赢”和“协同”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经营理念；把产业发展、城市体系和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环境整治结合起来，从区域的角度进行总体的规划。一要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从城市群和经济区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另外，政府应当将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定位在第三和第四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强大的辐射和对外联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如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东海岸城市圈和英国大城市圈中心的纽约、东京、伦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的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产业则不够发达，不但不能与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还落后于自身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只有香港才具备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条件。所以，中国上述大城市圈中心应该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第四产业。
2、强化跨省区域治理，建立专门机构与体系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者认为，以市场化为导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区域制度创新，树立“区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区域治理体系”，才是真正推动“行政区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变。
多个行政区之间自觉的区域一体化，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调、多个相关地方政府的参与，需要统一的区域一体化决策与协调、监督机构。根据市场为不同行政单元所分割的现实特征，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应的跨区管理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跨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生态恢复重建等工作，处理区域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区际冲突和相关问题，并通过这种协调管理机构寻求一种每个地区都能够受益的利益协调新机制，实现地区间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城市群。该城市群由伦敦大城市经济圈、伯明翰城市经济圈、利物浦城市经济圈、曼彻斯特城市经济圈、利兹城市经济圈所组成，英国大约80%左右的经济总量集中于此，伦敦既是英国的首都，又是这一巨大城市群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1964年，英国创建了“大伦敦议会”，专门负责大伦敦城市群的管理与发展问题。1980年初期随着大伦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议会的废除，几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准或赞助的区域规划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没有协调性的管理。依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实际是通过当时的环境部承担了这一地区的战略规划职能。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政期间，在公共政策领域提倡依靠市场规律来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战略性，结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项目规划无法实施，投资无法加以协调，环境无法得以保护。种种迹象表明，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势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来，大伦敦地区又先后引入了战略规划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维持整个城市群战略规划的一致和协调。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机构与体制对区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设立非官方的合作组织
根据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论，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可以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中间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大都市圈内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又能创造出一种相互谦逊、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区域文化。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诸多非政府组织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门。它们与当地城市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浓厚的部门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务功能的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组织体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加快各种行政化非政府组织的脱钩和改制，让其回归为真正的自治民间组织；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确其功能和职责，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再次，统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发展规划，逐步组建和完善覆盖跨省都市圈范围的大型跨界区域型非政府组织，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联合商会、跨省都市圈主要行业协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组织服务中心等。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领导之间已经建立了定期沟通和协商机制，共同处理产业协调、基础设施、环保等重大问题；长江三角洲所有成员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活动；所有成员城市自愿组建了联合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进行重大事项的相互协调；许多非政府组织，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中心（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合作论坛（浙江大学）等均已经成立，并且成为向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施加社会影响的重要组织。
4、为城市圈发展创造契机
除去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或者说契机也可以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在大都市圈内积极开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项目，能使区域中的各个城市变被动型合作为主动型合作。例如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设、长江河道统一整治、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工程，已经给江浙沪三省市带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带动了各省市相互之间的主动合作与支持，这是目前解决我国大都市圈行政区经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世博会的举办都能推动以举办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举办大阪世博会而最终形成的，以大阪为核心的关西经济带造就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辉煌；英国伦敦世博会促成了以伦敦―利物浦为轴线，沿泰晤士河扩展的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的产生；芝加哥世博会紧密联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和托莱多的玻璃工业。“在筹办世博会的未来七八年间，上海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功能辐射影响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筹备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上海在优化城市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重点发展微电子、装备制造、会展、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长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术、资金等诸多要素的优势互补互动。型展会的辐射作用和商机溢出效应会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定会加速建设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圈的进程，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联动发展提供了一台大马力的“引擎”。不仅仅是旅游，在展馆工程建设、世博礼品生产等等世博衍生的领域，这种各城市“共荣”也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浙江嘉兴多个企业中标世博会定点生产合同，并成为世博会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之一；江苏南通市的建筑企业一举包揽了英国馆、爱尔兰馆、中国航空馆等场馆的建设等。可以预见，世博会这块“大蛋糕”将为长三角经济科学整合创造更多增量。同时，它也必将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和推进器，为地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共办、共享，世博带给长三角区域的不仅是发展的“量”的提升，更有发展的“质”的突破。
四、结语
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城市圈，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能否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国内也需要十分重视、扶持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发展是必须以摒弃陈旧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成熟的经济区经济为前提的。综上所述，要真正实现城市圈的全面、优质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分工协作，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调整政府角色，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方向发展。只有有效地实施这些改变方案，才能为实现城市圈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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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数据 经济增长 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029-07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也标志着全球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大数据带来了智能化和信息化的革命。在大数据背景下形成了产业融合现象，产业融合与大数据带来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是中国在大数据时代下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必备要素，只有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才能对经济增长转型给出正确的指导。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来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这些都必须充分面对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本文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出发，以智能化和信息化为线索，以产业融合、结构变化和要素调整为主要手段，分析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转型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以及转型的路径与政策。
一、大数据时代对经济增长机制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是相对于小数据时代而言的，根据库兹涅茨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方程，在小数据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是扩大内需、进行投资以及出口三种方式。而传统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增长机制也是在小数据时代下对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在大数据时代下，这些方式已经暴露出一些弊端：过于重视宏观方面的增长，忽视了由结构变化和要素需求和供给变化对微观主体造成的影响。①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但在基于小数据的背景下，无法对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在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完备并且种类多样的数据前提下，可以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计算，而从这些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大数据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机制完全与以前不同。这些不同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方面进行分析：
1.对微观要素、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小数据时代，要素、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无法精确到每一个个体，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只能按照市场平均价格定价，对每个厂商的特殊要素要求无法实现，因此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利润的损失；对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在消费市场上有营销的“长尾效应”。在短头部分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大规模需求，而在长尾部分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需求，但每种需求的消费者群体都不多，如果按照这种需求情况投产，生产者只能生产大规模的同质产品，而对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同质化的产品，这对生产者来说无法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对消费者来说，消费者剩余无法满足，消费者剩余将大大减少。倪庆平：《信息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分析》，《经济问题》2001年第2期。
而在大数据时代，基于大量存在的数据和高超的数据分析技术，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的制造业呈现出的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互联化和生态化等特点，传统的产品要素需求和供给结构已经被打破。3D打印技术的出现已经使得“长尾理论”彻底颠覆，这种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长尾需求提供了契机。市场将能够提供每个消费者所需要的异质化产品，由此将导致厂商的利润实现最大化，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将得到满足，消费者也将得到最大的消费者剩余，整个社会将会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经济增长的最优状态。
2.对中观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小数据时代，产业之间是相互分离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且在小数据时代，在数据获取成本比较高和数据分析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产业发展利用数据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有限。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产业结构基本上仍然呈现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层的格局，三产之间的融合和同一产业内部的融合程度很低。产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低下，产业结构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化、大数据和工业化的融合，产业制造的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信息化、智能化与产业发展的不断融合使得产业呈现出融合趋势，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席晓丽：《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经济》2007年2月。信息化能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推动信息资源的开发，促进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知识共享，并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依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现代新兴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并通过优势产业部门来代替衰退产业部门来实现的。一个产业部门的优势地位在外因上表现为需求拉动；而内因上表现为产业竞争力增强、要素成本降低，特别是产业竞争力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来推动效率提升而形成的。通过技术创新与业务交叉的形式促进了产业之间的融合，使产业共用性加强，导致产业边界模糊，使得相关产业融合到技术水平高的产业部门中去，推动产业创新和融合，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并进一步使产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业竞争力，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大数据时代产业融合的表现就是3D打印机，由3D打印技术与大数据相互融合所构成的数字制造将对传统产品制造造成冲击，生产和制造将由工厂转变到社会，整个社会将会出现无数个微制造中心。
3.对宏观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影响
传统社会的生产制造将完全转型为社会制造，每个个体都在提供信息，每个个体都参与生产过程。未来的生产模式首先通过计算确定短头和长尾两种制造模式的比例，在长尾需求和短尾需求之间确定均衡点，生产同质化产品的短尾需求仍然由专业的大规模厂商制造，以便降低成本，而面对长尾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则由个人制造。而二者之间均衡的确定要依靠大数据技术的支持。
在摩尔定律和数据指数化增长的背景下，数据将在社会生产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数据分析行业的全面崛起，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数据分析方法带来了革新，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将基于精确的数据分析展开。数据作为中间的桥梁将传统工业文明和现代智能化社会连接起来。由大数据分析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与产业发展融合起来。信息化广泛而深刻的应用，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将是大数据背景下推动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一个新的驱动力。
二、大数据时代给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大数据时代下，随着数据的获取、存储和分析等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大量数据交叉聚合所形成的突变效应进一步提升，数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这种现象又将对依靠传统生产要素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一系列冲击，传统的经济增长机制将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大数据对减少市场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鼓励正面的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运行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产业融合等特征将给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遇。
1.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催生了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着新常态下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这些对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挑战表现在：
（1）对基于传统生产要素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大数据只是技术应用的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要素，数字化是把经济现象转化成能够进行制表分析的一种量化形式的过程，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信息革命出现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信息是一种有价值的新型资源，但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信息仅仅被视为一个假设条件，被排除在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之外。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新价值的创造。信息化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后，具有很强的积累效用，在经济发展中由于产业融合会产生放大效应，改变经济学上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假设，从而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因此，大数据时代信息应被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而不再是被当做一个假设条件。
（2）由数据化引导的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智能化机器的诞生标志着，机器能以比人类劳动力更加低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这就形成了机器对人的劳动力的替代。一方面，经济增长能以更低的成本，更有效率和更大范围的方式实现，这对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要求是十分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一样，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机器替代人类劳动力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只不过那个阶段是替代体力劳动。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智能化浪潮又对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相对于人类，智能化机器在数据处理分析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方面表现得更为有效，而且成本更低。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由数据化引导的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挑战，如何权衡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失业造成的效率损失是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思考的问题。
（3）对经济增长效果的挑战。在传统经济增长时代，经济增长效果取决于资源利用水平。而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效果则取决于数据的质量与数据利用水平。对于经济指数、物价指数等各类经济参数的计算，在大数据时代可以采用新的模式，提高数据质量，彻底改变传统方式来计算。对于统计学中可能存在的异常点，传统的处理方式是丢、替代或者是平滑。但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数据样本众多，异常点成为受重视的资源和有意义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原始统计数据和各类经济参数是经过加工和处理以后形成的结构化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在数据的处理和应用中，人们更加重视这些有突出特点的原始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因为统计数据一旦经过加工处理，就会成为二手数据，如果一手数据处理和加工的过程出现问题，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二手数据出现误差、失真和变异。同时，大数据为高频数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提高了数据分析和利用的效果。而这些统计数据衡量方式的变革也将会对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4）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挑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般是指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影响数据质量来培育自身竞争能力、竞争优势和竞争手段，获得外部资源，在市场中为顾客创造和生产新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一种综合性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寻找与新竞争环境及其相匹配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传统的竞争力包括：人才竞争力、决策竞争力、组织竞争力、员工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等。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正在逐步取代人才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和信息作为资本取代人力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具有智能化的载体。这些能够被企业随时获取和充分利用的信息和数据，可以引导企业对其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和再造，帮助企业做出科学的决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大数据时代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带来了挑战，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共享带来影响，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数据正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之一，而数据分析能力正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面对大数据时代的这一挑战，企业必须把大数据的处理、分析和有效利用作为新常态下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2.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
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由追求经济大国向追求经济强国转变。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开发经济增长潜力。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追求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给中国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宏观层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遇。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动力上是要素驱动型发展，在目标上是数量型增长，在战略上是追赶型增长，在结果上是环境破坏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在造就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加快。经济增长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从追赶型战略向质量效益型战略转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机遇，大数据时代数据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生产要素，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性资源。大数据的作用机理是数据生产信息，信息改善决策，进而提高生产力。在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中，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一起构成了“新四化”，这是中国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是大数据时代的战略任务，大数据决策对完成新四化的战略任务意义重大，大数据应用不仅能够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也将成为造就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将助推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机遇。
（2）中观层面推动产业融合的机遇。大数据引起的创新导致了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经济模式的兴起。而新兴经济模式中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作用促进了产业融合。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广泛渗透和深入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单元媛、赵玉林：《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严重约束，推进和加快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发挥信息化技术和数字技术在知识的生产、利用和扩散等方面的作用，提高信息技术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降低资源的消耗、减轻环境压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信息化的发展也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生产活动的限制，使人类生产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得到扩展，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提高了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数字化、智能化使得人类对生产过程做到了精准控制，实现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同时对环境的污染达到最小，提高了生产效率。王金友：《基于信息化的产业融合与创新探析》，《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这对中国新常态下产业融合给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产业融合也为新常态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3）微观层面给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机遇。商业模式是指企业在市场中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并由此给企业带来的营利机会和盈利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生态化不断加深，企业传统的商业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市场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市场主体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为具有不同需求特点的客户提供满足其个性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能够给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企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企业获取利润的条件和空间都随之发生了变化，企业可以近似精确地了解到市场主体的消费需求和习惯，能够预测到客户的需求及其变化，甚至做到比客户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将能够促进企业在提供标准化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基础上创造个性化的新附加值，这是大数据时代企业利润最重要的源泉。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企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从大量存在的数据中挖掘出对人们更有价值的信息，来获得对客户需求的全面了解，及时发现和捕捉客户需求的这些新变化，这就需要加快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建立新的盈利模式，使得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要加快企业从过去的以生产为核心的盈利模式向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盈利模式转型。因此，大数据时代为推动中国新常态下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机遇。
（4）制度层面降低经济增长交易成本的机遇。交易成本是指在经济发展的社会关系中，市场主体在交往和合作中为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支出。交易成本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人的有限理性、投机主义倾向、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等因素，交易费用的存在会限制合作，制约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效率提升。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各类经济主体的决策方式由感性的主观驱动走向客观的数据驱动，大大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由信息化而导致的市场透明化程度的提升将使得监督实施成本下降和违约支付成本上升，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与信息化相伴产生的细分市场和智能制造，将降低市场交易中的资产专有性，提高资产的通用性，促进交易的形成；市场的透明化程度提高和信息的完全化和对称化，将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促进市场合作；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沟通将变得便捷高效，不同信息之间无法沟通的现象将进一步减少，市场被少数人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将得到改变，少数交易的行为将减少。因此，大数据时代为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降低提供了机遇。
（5）决策层面实现决策机制科学化的机遇。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和生产决策中数据思维将逐渐代替经验思维，使得决策思维变得更加理性和科学，从产品设计到市场定位，从组织变革到大的战略调整，从组织部门调整到市场开发，企业的决策和管理都将以数据信息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数据和信息使得管理走向科学化的轨道。大数据时代，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将变成提出正确问题，然后依据海量数据的筛选来给出正确的答案，据此进行科学的决策和管理。依靠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方式将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空间和盈利机会。而且依靠数据所形成的科学决策还会指导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这将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最有效率的支持。依据大数据所形成的科学决策，企业将从过去粗放型投资转到精确型投资，企业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将大大提高。因此大数据时代，为实现科学决策提供了机遇，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科学决策会使得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得到提高。
三、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型的取向
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充分抓住大数据以及信息化和智能化带来的优势，结合中国新常态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增长方式做出全面转型。
1. 经济增长战略转型的取向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性、低价值密度性以及精确性等使得数据在获取和处理上较以前的小数据时代有很大进步，数据质量也大幅提高。马建光、姜巍：《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其应用》，《国防科技》2013年第2期。因此，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增长的战略应该从粗放式数量型增长转向基于精确数据分析上的集约式质量型经济增长。
基于传统数量型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重视短期、忽视后果的增长方式。基于经济增长数量为首要目标的政策主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一直呈现出“唯数量论”，这种论点虽然导致了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唯数量论”在不精确计算和分析的情况下盲目做出决策，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严重后果，降低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环境污染、不平等程度加剧都随着经济增长而来。这样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补偿外部性，真正能被人民分享的经济增长成果只占了其中很小一部分。
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分析和由此引起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对传统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带来变革。基于大数据的优势，经济增长能做到精确的衡量和计算，并且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佳的理性决策，从而可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这一切都保证质量型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基于庞大的数据基础和分析结果，可以在经济增长和外部性之间实现均衡，确保在兼顾其他方面的情况下，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目标，进一步实现新常态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2. 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型的取向
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基于小数据下的不完全分析，以及由此做出决策的投资和出口，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行业快速崛起，由数据分析引起的产业信息化和智能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大数据时代，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要素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随着土地、劳动力、能源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现有的以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持续，必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D打印技术、在线学习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都是以数据分析和计算为基础的。而这些新兴的产业不以资源为依托，而重点强调新思想、新信息以及大数据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与传统的依靠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在这些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低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发展格局，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将大幅提高。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数据技术将给创新带来不同的影响，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背景下，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但要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更将从传统的创新方式向数字化创新方式转变。
同时由大数据引起的创新将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作用下被不断放大，由此引起从一个行业或产业的创新扩展到全社会的创新。由数据引领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将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将对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和产业产生影响。从统计指标到做出理性决策，数据已经内生到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3. 经济增长实现路径转型的取向
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的路径要从数量型体制向质量型体制转型。一是在行政管理体制转型方面，要形成新的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改变以GDP为核心的速度型绩效考核体系，逐步将创新驱动、产出效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代价、污染减排水平、人的发展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范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依据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为大数据时代企业智能化和信息化创新的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在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型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产出行为，并以此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激励市场主体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创新驱动的作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三是在科技体制的转型方面，以提高投资效率为目标，建立适合大数据时代的科技创新体制，实现从投资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促进大数据时代创新驱动机制的形成。在投资体制的转型方面，建立健全大数据时资决策的体制机制，抑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引导经济主体在大数据分析下做出理性的和科学的投资决策，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所导致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现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发展从传统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转型。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产业分工一直明确是经济增长和评价社会效率的重要指标。这一指标在大数据时代仍然有效，但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海量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产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性加强。而信息和数据的使用将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提高产业效率。基于信息化和数字融合为基础的产业融合，使得产业从产业分立走向产业融合，产生多部门共享的公共平台，产业之间的公用性加强，使要素能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配置和合理的利用，提高产业效率。李林：《产业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基础及其实践》，《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另一方面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增强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产业融合是在数字化技术创新、高新技术深入应用和原产业间联系效应加强的基础上，在管制放松的外力推动下，实现产品、业务、市场和业务流程的交叉融合，强化产业间的多向联系效应。吴颖、刘志迎：《产业融合――突破传统范式的产业创新》，《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2期。同时信息化导致的产业融合有利于人力资源作用的有效发挥。产业融合不仅提升了产业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提升了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产业的技术层次和知识密集度都是通过人力资源作用发挥来实现的。
4.经济增长政策转型的取向
在大数据时代下，需要进行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政府应该实行开放的数据政策，提高数据利用的共享性。在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增长中，数据的开放将有助于推动大众创新，快速滋生新的数据文明。不但要扩大信息和数据公开的力度，更要将原始数据公开供社会使用。在数据开放的政策推动下，数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美国政府从1967年就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而中国政府在2008年前后，才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实施绩效来看，效果还不理想，同时在规制方面的力量也还不成熟。在信息公开的实践中，不仅有民间的诉求，还需要新闻界以及司法力量对政府的监督。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关键字：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竞争途径；途径措施
一、投资银行的并购理论概述分析
投资银行之间的并购指银行系统以产权作为标的物的兼并、收购形式的集合。一般情况下，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法则，投资银行的并购活动必须是在并购方与被并购方达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前提下方能展开，而通过一系列企划公布、谈判磋商以及资产评估等流程步骤的有序展开，最终在双方的利益诉求点达成契合的共同意愿之下进行彼此资产产权的权益交换的经济活动行为。
二、投资银行并购竞争施行的制约因素
1.行政权力的干涉制约
我国银行体系的主体则是以直接或者间接接受政府机关的国有银行为架构基础，这一基础架构也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投资银行并购机制整体层次上的单一性、固定化与封闭式，行政权力的干涉制约导致的不仅仅是国内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持续低层次化，而且也极大地限制了投资银行由国内向国外纵深拓展的路径推移。
2.短期集中的货币效益的驱使诱导
我国投资银行并购竞争大多都是基于短期集中的货币利益的刺激诱导而产生的自发性经济行为，而从长远发展战略框架作为出发点的投资银行并不多。一些隶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管辖制约的国有企业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更多的呈现出则是经济指标任务完成要求下的单一纯粹的货币敛收。
3.并购程序操作流程的复杂长久
我国投资银行并购的法律体系以及并购流程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兼之大部分投资银行的并购普遍都是基于短期货币利益的获取，这就导致了我国投资银行并购竞争的程序流程开始在规范性、集成式、国际化的框架结构的制约影响下呈现出自有规则的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这也使得我国投资银行并购竞争格局更为复杂混乱。
三、投资银行并购竞争机制施行存在的问题
1.投资银行并购竞争下的短期效益扩大化加剧
位于投资银行并购竞争顶层位阶上的银行实体获取了最为丰厚的货币效益，而依次往下的效益分成则逐次降低，位于底层的投资银行的并购效益则压缩到与成本接近的底限。据Gartner2012年第三季度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长三角经济区的投资银行的并购效益已经呈现显著的二级管理层次划分，其中处于一级管理层次的顶级投行的并购效益已经占据了整个地区投行并购效益的60%；一些次顶级的投行的并购效益也也迅速上升，已经达到31%，而余下的9%则留给剩下的中小型投行进行剧烈划分。这一失调的比例不仅使得既存的产业运营更为混乱复杂，而且也进一步制约影响了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长效性推进发展。
2.系统有效的并购竞争风险控制机制的缺失
外部监管有效性的低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防控意识有待提升、产业架构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以及并购竞争的规制性普遍偏低，这就使得国内投资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形势更为险峻艰巨，从而进一步拉大了我国投资银行与国外投资银行之间的实效差距，进而严重制约影响了国内投资银行并购竞争业务渠道拓展、范围延伸以及效益增长。
3.投资银行并购竞争的不规则操作现象凸显
我国投资银行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而又恰逢互联网产业浪潮的洗礼，基于短期货币效益的刺激诱导，所以在时间内滋生了大量不符合国际规则而又充分契合国内市场的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的并购竞争业务也随着自身银行系统的急速扩张而迅速膨胀，为了在更短的产业周期内获取更多的货币效益，进而衍生出现了一系列与投资银行并购活动极不适配的失当竞争行为。
4.并购产权权属不明晰，竞争实力参差不齐
自身竞争实力的良莠不齐是我国投资银行在并购市场上屡屡遇挫的致命硬伤，尤其是在一级市场上，不仅要和国内同行进行竞争，而且还要提防国际竞争对手的战术打击，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并购竞争区域内的人才信息的白热化竞争；而在二级市场上，国内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布局也侧重在交易点、债权转移等方面的押宝投资，从而短期内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这也使得无序竞争开始泛滥，最终全面制约影响了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稳定、顺利、有序推进。
四、投资银行并购竞争机制改进举措分析
1.完善投资银行并购竞争的法律法规
进一步健全完善新法规、新制度的跟进，持续颁发具备针对性、实效性的细则条例；同时则要形成长效固定的业界系统的沟通交流的互动机制，不间断地邀请银行系统并购行业的相关代表、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社团群体进行多渠道、宽范围、广深度的讨论交流，从而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共同协商构筑切实有效的契合国内投资银行并购业务顺利长效推进拓展的策略手段，及时开设创立建言反馈机制，以开放兼容的态势进行多元民主的投资银行并购竞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从而为国内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策略机制的有效改进提升提供有利的法制制度层面的辅助保障。
2.加强风险监督完善制度，建立健全完善产权制度
进一步健全完善产权制度，侧重明晰产权所有者的实效权益，持续强化明确产权所有者既有的合法权利与具体责任，同时切实保障产权交易的流动性与可交易性，而在进行产权交易之时，相关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及时跟进对各类产权的权益保护。从而在清晰明确出资人与银行系统之间的资本产权的权利关系，进而快速合理地解决银行资产法人化的一系列问题，保障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之中的各类资本的流动与重组，最终实现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公开、平等、有序竞争。
3.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才资源的聘训机制
投资银行并购产业系统的领导管理层需要改变固有的陈旧观念，坚持“人才兴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投入与政策支持，进一步拓展完善金融管理人才招聘、培训、实践锻炼的运作体系。负责招聘资本并购人力资源的相关人员也应当做好聘前相关准备工作的具体细致的分析、规划，切实认真地执行投资银行领导管理层制定的方针规划，建立健全一套合理完善的人力招聘体系，从而稳步提高招聘人才的整体质量。
4.更新物质奖惩制度，兼顾精神激励方式
物质薪酬的固定性和更新性是在根本上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硬道理，也是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从业人员的基本物质追求之一。根据当下投资银行并购管理行业系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整体薪资水准的变化，适时有效地对薪酬结构和奖惩制度进行可控范围内的更新，从而及时有效地满足人才基本实际的物质需求。而在注重更新物质奖惩制度的同时，相关领导管理层也要兼顾精神式的激励制度，进行一系列精神文化层面上诸如投资银行并购竞争集体创新活动荣誉之星、行业旗手等灵活人性的精神式激励，这对于提升人才资源的企业责任感、培养人才的工作热情度以及激发人才的实践创造力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赵悦佟.中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竞争态势研究[J].商业时代.2011年（29）
[2]马晨希.简述投资银行并购业务[J].投资与合作.2012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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