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29:37
导语：在出口贸易含义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日韩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分析
上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发展本国汽车工业,迄今历史并不长,但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日本汽车产量为1156.4万辆,第三次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出口总量为672.7万辆,占国内汽车总量的58.2%。目前日本已拥有丰田、本田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成为世界汽车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与日本相似,韩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也不长,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但目前韩国汽车却在世界汽车制造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拥有现代、起亚等世界知名汽车品牌。2006年韩国汽车行业全球销量581万辆,其中国内销量仅为115万辆,产品以外销为主,国外市场的增长已成为韩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纵观日韩两国汽车出口发展的历程,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与两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分不开的。积极有效的贸易政策为汽车产业出口创造良好的条件,并推动汽车出口的增长。日韩的经验对于我国汽车出口的发展弥足珍贵。
1.通过政府补助、优惠财税等多项激励政策促进汽车出口。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出口给予一定的奖励,以促进出口的增长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日本官方金融机构长期为汽车出口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在资金上给予支持。韩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激励政策来推动汽车出口。在汽车产品出口初期,为了使本国汽车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韩国政府给予大汽车公司卖方贷款。另外,韩国政府还向整个汽车工业提供中长期出口工业设备贷款。此外,对于汽车出口企业,韩国政府还采取税收减免、优先分配外汇和进口限额、简化出口审批手续等政策给予支持。
2.注重汽车出口品牌的培育。日本政府非常注重汽车自主品牌的培育,一方面,积极推进汽车企业的规模调整,通过促进汽车出口企业的内部合并与外部联合来提高汽车行业集中度;另一方面鼓励汽车企业通过自主开发,拥有自身知识产权,最终培育国际知名汽车品牌。日本政府品牌战略的实施,使得日本目前拥有丰田、本田等多家知名汽车品牌。韩国政府也注重汽车品牌战略,企业依靠政府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通过兼并和快速扩张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技术引进和坚持不懈的国产化,培育自主品牌,最终形成现代、起亚等国际知名品牌。
3.引导和鼓励汽车产业自主研发,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日本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联合开发、委托研究、技术咨询、人才培训、专利转让、项目资助等形式,加快汽车产品更新速度,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2002年,日本大学的研发费用为100.5亿美元,占总研发费用的27%,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研发费用为242.62亿美元,占总研发经费的66%,产业界研发费用为23.9亿美元,占总研发经费的7%。日本政府大规模投入研发经费和研究人员,使得日本的汽车产品从理论设计到转化为新产品所需要的时间只相当于欧美的2/3,日本每隔4-5年就有一批新车上市。韩国政府一直注重汽车技术的引进与自主创新,鼓励本国企业在坚持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同时,与美、日等国家的企业合作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最终形成自主开发新车型的能力。
4.大力推行海外投资战略,开拓国外市场。为避免同欧美国家在汽车产品上的贸易摩擦,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厂,将一部分汽车出口能力转移到其他国家,再向欧美国家出口。同时日本政府还鼓励企业与欧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生产和销售日本汽车,这就是日本近年来虽整车出口量受到限制,但实际其出口趋势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目前,日本在亚洲、欧洲、北美、中南美、非洲、大洋洲等建立了生产装配基地,生产能力和出口网络遍及世界。韩国企业在推行海外投资计划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在国外广设销售点以扩大出口,例如,1988年韩国在美国建立了280个销售点,在1990年猛增到420个。
二、我国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增长迅速,汽车出口的目的地已涉足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汽车整车出口而言,出口数量和金额持续大幅增长,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率都在90%以上,并从2005年开始实现汽车整车出口数量大于进口,2006年出口34.3万辆,2007年出口61.2万辆。对零部件出口来说,2005年起我国连续三年实现了汽车零部件产品出口金额大于进口,产品也从售后配件市场开始进入国际贴牌生产市场。尽管我国汽车出口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却存在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风险。目前汽车出口企业普遍存在自主品牌缺乏、集中度低、技术空心化、海外投资扩张不足等问题,导致出口持续竞争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问题都与目前我国汽车出口政策存在的不足具有密切联系。
1.出口政策过于注重数量的提升,而非出口自主品牌的培育。我国汽车出口政策过于注重出口数量,出口的准入门槛不高,导致汽车出口企业集中度较低。这种状况必然不利于我国汽车尤其是自主品牌的成长和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2006年我国有出口记录的汽车企业共计1465家,其中出口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236家,仅占总数的16.1%,还有500多家企业的出口记录是个位数。2006 年12月31日政府出台《关于规范汽车出口秩序的通知》后,从事汽车出口的国内企业数量大幅减少700 家左右,但相比发达国家汽车出口企业的集中度还存在较大差距。到2008年,我国汽车工业的CR3(规模最大的前3家企业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只有48.76%,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的CR3都在80%以上。汽车出口企业集中度不高不利于我国企业自主品牌的成长,使得我国汽车企业在国际市场难以与汽车跨国巨头相抗衡。由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来看,2007年我国汽车产品的RCA值为0.40,这表明我国汽车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依然较弱。
2.出口激励政策过于单一,融资支持政策不足。我国通常主要采取出口补贴来鼓励国内汽车的出口,这使得出口数量短期内得到快速提升。但在加入WTO后,该优惠政策发挥的作用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汽车出口品牌的培育日益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品牌培育过程是一个资金不断投入的过程,因而融资支持政策在各种出口激励政策中便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九五”以来,国家已不再给轿车企业投资,企业要开发生产新车型,所需资金的绝大部分只能从银行贷款或是从国内外资本市场筹措。近年来国内汽车厂商纷纷投资新的生产线,开发生产各种新车型,资金准备早已力不从心,国家有关汽车出口融资支持政策的不足严重抑制了出口数量的增长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3.汽车产业政策与出口政策未能有效结合,导致出口产品竞争力不足。我国汽车产业政策长期遵循“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导致我国汽车产业未能形成强大的自主品牌,反而使得跨国公司通过合资企业在我国市场站稳了脚,这必然不利于我国汽车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国内市场汽车产品中,除长安、奇瑞等为数不多的本土自主品牌外,更多的是国外汽车品牌。截至2008年,国外主要汽车企业在我国累计申请的专利数量,约是国内汽车企业专利总数的5.6倍,我国汽车工业面临“技术空心化”的危险。
4.海外投资引导与支持政策不足。目前我国政府未能在汽车企业海外投资中充分发挥重要的引导与支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汽车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在争取出口订单上竞相压价,在争取海外收购上竞相抬价,导致汽车企业难以有效开拓国外市场,实现跨国发展。这与日韩企业形成鲜明对照,日韩企业在国际化业务上形成了完善的协调机制,特别是政府在企业之间形成了灵活和有效的沟通机制,引导本土企业有序地参与海外竞争。
三、日、韩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汽车工业的贸易政策环境与日、韩当初所处的环境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不能也不可能完全照抄“日韩模式”。但日、韩汽车贸易政策对我国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考察日、韩两国汽车贸易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日、韩汽车出口政策在汽车生产及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鉴日、韩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并结合当前我国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明确实施适当的保护和扶持不是最终目的,保护和扶持的目的是提升汽车出口竞争力。在当前我国汽车产品缺乏品牌竞争力的情况下,我国应积极采取促进汽车发展的产业政策,借鉴日、韩的做法,给予汽车生产企业必要的财税支持和税收减免,鼓励汽车产品生产与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形成一定的出口优势进驻国际汽车市场。同时应该注意,日、韩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并不是全面的封闭式静态保护和扶持,而是适度的有限度的动态保护和扶持,即这种政策既要保护本国汽车企业在出口中不被其他国家汽车工业强大的竞争力压垮,又使其在面临外部的竞争压力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焕发企业自身潜能,达到迫使企业在竞争创新中生存壮大的目的。这就需要我国政府依据汽车产业的发展时期与环境及时调整汽车贸易政策,汽车产业所处的发展时期和环境不同,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应有所不同。
其次,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并购与重组,提升出口企业集中度,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国际汽车企业之间的兼并成为国际汽车工业的发展潮流,目前我国汽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因而政府更有必要引导企业并购与重组,以应对加入WTO后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由日韩模式来看,其汽车出口的崛起都与自身国际知名自主品牌的形成密切相关。日本拥有本田、丰田等知名品牌,而韩国则拥有现代、起亚等自主品牌,相比之下,我国的汽车出口自主品牌还较为匮乏,而且已有品牌国际竞争力不足。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国际汽车企业相抗衡,政府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国内汽车企业并购与重组的资产规模和力度。
最后,重视汽车产业科技政策的实施,为汽车出口奠定良好的技术优势。汽车工业需要巨大的研究与开发投资,我国汽车业集中度不高,企业无力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因而需要政府扶持。对此,我国政府可以借鉴日韩模式,加大提供支持研究与开发的生产补贴力度,或直接设立研究机构进行情报收集和关键技术的开发,或大量投入基础性的科研资金,充分调动汽车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性,组成研究网络,以抢占新一代汽车技术的部分制高点,建立自主研发体系,掌握自主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关洪涛,战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及政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姜始沅,中韩汽车出口战略比较研究,对外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3]蒋再波,我国汽车出口贸易分析与对策,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刘洁,世界汽车产品贸易特点分析及中国汽车产品出口的对策建议[J],商场现代化,2008年9月.
[5]孙广皓,我国汽车产品出口的战略及策略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6] 沈庆,我国汽车出口现状及对策[J],汽车工业研究,2009第3期.
摘 要：对外贸易是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对区域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扩展的EKC，实证分析安徽省出口贸易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安徽省出口贸易发展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安徽省出口贸易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出口贸易;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安徽省出口贸易规模逐步提升，出口贸易已成为安徽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与路径。依据国际经济理论，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发展会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等机制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对于提升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对安徽省出口贸易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了解近年来安徽省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为推动安徽省开放型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以及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重要的启示。基于此，本文构建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运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安徽省出口贸易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以探析安徽省出口贸易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
一、计量模型构建、变量解释、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解释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分析安徽省出口规模变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构建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设立以下两个计量方程：
LnGWit=α0+α1LnPGit+α2LnPGSit+α3LnEXit+α4LnIAit+uit （1）
LnGSit=β0+β1LnPGit+β2LnPGSit+β3LnEXit+β4LnIAit+vit （2）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GW表示工业废水排放量，GS表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PG表示人均GDP，本文用其反映各年样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PGS表示各年样本地区的人均GDP的平方，EX表示样本地区的出口金额，IA表示各年样本地区的工业产值，u和v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在保证统计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安徽省16个地区作为样本，具体而言，样本地区包括：合肥、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以及黄山。本文实证分析中所采用的各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数据库、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以及相关年份《安徽统计年鉴》。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将样本区间确定为2004―2013年。
为了便于更好地了解计量模型（1）和计量模型（2）中相关变量的统计属性，下页表1给出了计量模型（1）与计量模型（2）中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另外，为了对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安徽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考察，本文绘制了2004―2013年间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出口规模的拟合图以及安徽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出口规模的拟合图（分别见下页图1与图2）。
由下页图1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安徽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
由下页图2可知，2004―2013年间，安徽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出口规模之间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出口水平的提高会提升安徽省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当然，上述分析仅仅是对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出口规模的关系、安徽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与出口规模的关系的直观观察。为了确定安徽省出口贸易的真实环境效应，以下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二、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一）计量模型（1）的估计结果及其解释
在模型回归过程中，为了确定计量模型（1）的设定形式，本文对计量模型（1）进行F检验和Hausman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计量模型（1）应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在此基础上，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其具体估计结果（见下页表2）。
由下页表2可知，计量模型（1）的调整R2为0.712，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解释变量LnPG和LnPGS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值和负值，并且二者均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换言之，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来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安徽省是客观存在的;核心解释变量LnEX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且其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经济含义为，安徽省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安徽省出口贸易的发展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平均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安徽省出口贸易规模每提升1%，则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将提高0.104%;解释变量LnIA的回归系数亦为正值，并且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可知，安徽省工业产值的提高会加大工业废水的排放，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影响程度来看，平均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安徽省工业产值每提升1%，则工业废水排放量将增加0.309%。显然，与出口贸易相比，安徽省工业发展会对工业废水排放产生更大的影响，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对减少安徽省工业废水排放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计量模型（2）的估计结果及其解释
同样，首先对计量模型（2）进行F检验和Hausman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计量模型（2）应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在此基础上，对计量模型（2）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计量模型（2）的调整R2为0.913，由此可见，计量模型（2）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解释变量LnPG和LnPGS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值和负值，并且二者分别在5%和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来看，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在安徽省亦是客观存在的;核心解释变量LnEX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且其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安徽省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张会增加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安徽省出口贸易规模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影响程度而言，平均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安徽省出口规模每增加1%，则安徽省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将增加0.146%;解释变量LnIA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且其在10%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经济含义为，安徽省工业发展会增加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从影响程度来说，平均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安徽省工业产值每提升1%，则其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将增加0.267%。显然，与出口贸易发展相比，工业发展对安徽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具有更大的影响，工业发展是安徽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结论
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安徽省出口贸易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安徽省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张会增加工业废水和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出口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安徽省生态环境的恶化。除此之外，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还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安徽省是客观存在的，与出口贸易相比，工业发展对安徽省工业污染物排放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对外贸易是特定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路径，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驱动下，毋庸置疑，未来安徽省出口贸易的规模将会逐步提升。在此背景下，安徽省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与企业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步伐，推动出口贸易“绿色发展”，以促进出口贸易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当然，对于安徽省而言，具体应通过何种路径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其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范维娜，李静.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基于安徽省扩展的EKC假说验证[J].华东经济管理，2012，（2）.
【关键词】绿色包装；出口贸易；影响；策略
环境问题与污染的特殊复杂性，导致绿色包装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注。环境的破坏不分国界，一国污染，邻国受损，不仅危害到普通人的生存、社会的健康、企业的生产、市场的繁荣，还将引发有关自然资源的国际争端。
一、绿色包装的内涵
绿色包装是指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能循环复用和再生利用，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包装。也就是说包装产品从原材料选择、产品制造、使用、回收和废弃的整个过程均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它包括了节省资源、能源、减量、避免废弃物产生，易回收复用，再循环利用，可焚烧或降解等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内容。它的理念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保护环境，另一个就是节约资源。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二、绿色包装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
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绿色包装已成为我国产品出口遭遇到的一道门槛。盛行于世界市场的各种绿色包装贸易壁垒直接威胁到我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对我国外贸出口的消极影响有：
（一）增加了产品成本，抑制了出口规模
我国出口贸易以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初级产品为主，出口贸易的主要市场是日本、美国、欧盟、韩国、东南亚等发达或较发达的国家。其设置的绿色包装壁垒，大都是我国产品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环境技术标准，使我国遭受了许多不合理的限制，出口市场相对萎缩。
（二）出口企业生产成本加大，削弱国际竞争优势
为了达到进口国的包装要求、符合其包装法规，我国必须开发或进口新的包装材料，并对产品包装重新进行定位、设计等。为了获得国外的绿色包装标志，中国必须支付包装的检验、测试、评估等费用，以及申请费和标志使用的年费；有时为了满足不同进口国家的不同要求，我国的企业甚至要分别开发不同的包装材料，这些费用使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因价格低廉产生的相对优势，引起市场占有率的下降，使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从而影响出口企业的经营积极性。
（三）导致贸易摩擦增多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的包装材料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尽管存在国际环保公约、国际环保法规标准，但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其对环保技术开发、环保资金的投入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各国环保标准的差异性，造成了国际贸易的摩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我国在环境标准制定实施及资金投入、环境技术水平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绿色包装壁垒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阻碍作用不断增强。
三、我国出口贸易实施绿色包装的建议
（一）强化绿色包装意识，构建绿色包装体系
第一，更新绿色包装理念：低消耗、可回收、再利用、再循环和可降解。而我国有些出口企业对此认识不足，导致出口包装策略不当。第二，加大科研投入和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目前因国家对包装环保项目没有明确的投资、信贷和税收等优惠政策，无法吸引大规模社会和民间投资，科技投入不足，致使包装行业严重缺乏科技人才，技术开发能力薄弱。第三，利用包装材料、采用国际化包装设计方面要符合环保要求。因此，出口商品的包装应避免使用含有毒性的材料，尽可能使用循环再生材料，积极开发以植物为包装材料的技术，选用单一包装材料以减少多种材料之间的分离解体带来的麻烦。第四，重视环境标志及环境管理认证工作。企业应对绿色壁垒最有效的武器是通过环境管理系列标志ISO14000认证。第五，加强国内外企业间合作。企业要创造条件，加强与国外相关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的成熟、先进技术，缩短与国外企业间的技术差距。
（二）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利用绿色包装标准给进口商品设置技术壁垒，增加技术难度和成本负担。以政府为主导，对绿色包装法制化，主要目的在于对外应对技术壁垒、保障贸易利益，对内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禁止或限制非环保包装材料的使用、强制包装物的重复使用和回收率。因此，出口贸易实施绿色包装战略，需从整体上进行系统地协调和安排，制定出切合我国实际，同国际包装标准相结合的包装标准体系，来指导我国出口商品包装。
（三）建立出口贸易包装行业预警和协调机制
就中国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国外贸行业的经营主体是中小型的集体和私营企业，且相当一部分是自营进出口，其包装产品的采购也主要是分散的中小型包装企业的产品。出口贸易中的生产和包装环节的各个企业个体还只是各自为营，没有形成整体、有效的协调机制来应对出口贸易中的绿色包装壁垒。也就是说，出口贸易包装行业的发展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因此，出口贸易包装行业协会应该尽快建立高效的预警和协调机制，关注国际绿色包装趋势，适应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化解绿色包装壁垒。
（四）充分利用WTO有关协定和争端解决机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包装技术水平还相差甚远。面对发达国家设置的高于我国包装技术标准的绿色壁垒，我国应充分利用WTO的有关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与设置有关包装绿色壁垒的国家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应充分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的非歧视及国民待遇原则、“例外条款”，防止发达国家对我国商品实行双重标准，及时向WTO和有关发达国家申请技术援助和延长技术性措施实施的适应期或过渡期，以缓冲我国企业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的压力，增强对国外技术性措施要求的适应力。
参考文献：
[1]张燕文.国际绿色包装法制化对我国包装业的影响[J].中国包装工业，2005（10）.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大国垄断；应对策略
一、大国垄断的特点
一般情况下，大国垄断是指某个国家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数量在世界总进出口数量中占了绝对优势，比重非常大，逐渐掌握该种商品的贸易主导权，可以主动影响到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双重性是大国垄断的主要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含义的双重性
含义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指大国出口数量非常之大，导致商品价格过低，影响了整个国际贸易市场，被称之为卖方垄断；另一方面则是进口数量过大，购买力强，进一步影响了国际贸易市场的商品价格，贸易市场的局面发生改变，这时被称为买方垄断。
（二）作用的双重性
1、大国利用自己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垄断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贸易利益，造成严重的出口顺差。2、大国巨大的进口量和出口量会导致商品的市场价格增长或降低，继而出现贸易壁垒，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二、大国垄断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使加工制造业飞速发展，且随着政策的深入推广和近年来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在全球市场新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原油消费则超过了35%，据统计，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25万亿元。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进口量越来越大，地位日益上升。但由于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市场调控水平低、产品技术含量低，遭受来自大国垄断的威胁。同时，我国科技不如那些欧美大国发达，商品品种不够丰富，优秀的自主品牌稀少，且出口区域过于集中，面对激烈的出口贸易市场竞争，供过于求，商品市场价格不稳定，呈现逐渐下跌的趋势，贸易优势越来越少，甚至有国家对我国的部分出口商品进行反倾销活动。
另一方面，大国垄断导致我国虽然表面出现顺差，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贸易利润仍旧是被大国所瓜分，而进口商品的价格越来越高，我国贸易环境受大国垄断影响愈发严峻。另外，我国部分企业规则意识不强，在国际贸易运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沟通协调能力较弱，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严重，行业内部混乱、缺乏诚信，这些都导致我国的国际贸易市场日益萎缩，受大国垄断影响严重。
三、大国垄断现象的应当策略思考
可以看出，我国作为一个进、出口量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积极探索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化，抓住机遇，把握优势，改革创新。
（一）抓住机遇，发挥优势
我国一定要紧紧抓住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大国优势，改善我国目前的贸易条件，创造更多的贸易利益。首先，要充分认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所处地位，起了怎样的作用，了解承担角色。目前，我国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越来越低，进出口贸易已经进入初步成熟阶段。可以了解并分析一些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政策，研究发达国家科学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借鉴其中的成功之处，汲取大国的成功经验，再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加以利用。同时，我国也要认清自己的“大国”身份，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我国在出口贸易方面的优势主要有家具、手工艺品、鞋子、家电等加工制成品；而进口优势则体现在石油、铁矿石、原油等初级产品。
（二）分析市场环境，贴合市场情况
市场不是一成不变的，商品价格也要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市场。因此，我国在寻找对策时，一定不能遗漏了市场环境的变化，要贴合市场情况，再根据当前市场状况，适当调整进出口政策，使之符合市场变化规律。在进口初级产品比如石油、原油、粮食、铁矿石等时，不能毫无计划地盲目大量采购，而是要设定一个计划，平稳地采购，避免商品价格被恶意抬高，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有些半成品商品的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价格瞬息万变，可以集中采购，获得相对比较优惠的价格。在出口供应量大、利润低的商品时，要尽量减少摩擦，避免遭受国外反倾销活动，为此，可以适当征收出口税，调节出口量。
（三）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我国目前出口的产品普遍科技含量不高，品牌效应不强，所以我国一方面可以给予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创造出优秀的自主品牌，增加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构建相应的销售、推广渠道，从而提高在世界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改变过去低端产品的输出，变得更加高端、科学；另一方面转型和升级我国的对外加工业务，在世界贸易市场中逐渐掌握自，降低大国垄断对我国的影响。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一体化促使了大国垄断现象的a生，而大国垄断又影响了整个世界贸易市场的稳定、和谐、公平，将市场的主导权力交给了贸易大国。我国虽然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仍处于发展中，受大国垄断现象影响严重。因此我国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大国身份，不断完善当前的贸易体制，分析国际贸易市场现状，调整商品价格以适应市场需求，也要加强自主创新，建立自主品牌，逐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杨龙，陈恒超.浅谈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大国垄断现象[J].知识经济，2014，19：69.
Feenstra（1998），Kei-MuY（i2003）,Grossman与Helpman（2002，2004，2005）等学者把国际贸易在过去20多年的飞速增长归因于“垂直专门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这种垂直专门化的生产与交易，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这两个过程的统一。Feenstra形象地用芭比娃娃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为例，对垂直专门化做了说明：一个芭比娃娃在中国、或印尼、或马来西亚这些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生产，而芭比娃娃的模型是由美国的母公司设计的，美国的生产单位又负责对娃娃的着色与打扮。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的售价为10美元，其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占35美分，中国的布料成本约为65美分。通过香港转口贸易，一个芭比娃娃在香港的离岸价格为2美元，即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的运输成本、仓储费、香港出口商的一般管理费用（overhead）与利润总和大约为1美元。在美国，生产芭比娃娃的母公司Mattel公司在每个芭比娃娃上赚1美元利润，这说明，一个芭比娃娃的主要价值链是分布于美国的进口、运输、配色、库存与营销环节上，这方面的价值总和约为7美元。1995年，Mattel公司凭这种生产活动全球化的垂直分工体系，在每秒钟可生产2个芭比娃娃，全年的营销额达14亿美元。
Grossman与Helpman（2005）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1998年的年度报告，给出了另一个“垂直专门化”的例子———美国小汽车：
“在一辆美国轿车的价值中，约30%是由韩国的装配线生产的，日本的部件与先进技术占价值的17.5%，德国的设计占价值的7.5%，台湾与新加坡的零件占价值的4%，英国的广告与市场营销服务占价值的2.5%，而爱尔兰与巴巴多斯的数据处理则提供了价值的1.5%。这就是说，美国国内所创造的产值只占37%。”
这种垂直专门化的生产方式与一体化的市场营销之所以可以解释世界贸易在过去30年内的飞速发展，并解释国际贸易对于全世界平均关税下调的非线性弹性，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当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分为n个环节在全球各地完成时，作为最终产品的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半成品与零部件就会依次经历过n个国门的海关，被反复地进口、加工、再出口、，由于国际贸易的规模是由报关的进出口量加总而成的，这样，在贸易/GDP这一比率关系中，分子不断地发生价值增值，而分母则是不变的，结果势必出现国际贸易对GDP的比率急剧上升。不仅如此“，垂直专门化”还可以解释前述两个悖论：首先，一旦全世界的平均关税下调一个百分点，立即会使出、入海关的n次的同一最终产品的不同价值载体在n道国境线上都享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贸易对平均关税调低的弹性远远高于半世纪以前的弹性。其次，由于世界平均关税在开始（60年代）是处于高位的，当平均关税下调时，其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可能较小，但一旦过了某个临界值，垂直专门化现象就得以发生了，使贸易对关税降低的弹性随着垂直专门化的出现而发生了非线性的变化。
在经济理论界，对垂直专门化以及相应的贸易价值链切片式地分布于若干个生产环节的现象，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有人注意（Balassa，1967；Findlay，1978）。到上世纪90年代，学者们分别以不同的名词来概括这一崭新的经济现象，比如“对价值链的切片化”（Krugman，1996）、“外包”（outsourcing）（Grossman与Helpman，2002）、“生产过程的分离化”、“生产过程的分裂化”（fragmentation）（Arndt与Kierzkowski，2001）、“多阶段生产”（Antweilier与Trefler，1997）、“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与“产业内贸易”（Davis，1995），等等。Bhagwati与Dehejia（1994）基于跨国公司迅速改变产品生产产地的观察，称这种垂直分工经营方式为“万花筒式的比较优势”；Leame（r1996）称之为生产的“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等等。无论名称各有千秋，但本质上仍是指生产环节在纵向的垂直分布。可以说，对垂直专门化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当前最杰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力。
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国际贸易总量及其占GDP比率的大幅度上升都与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外包（outsourcing）过程密切相关。这种关联大致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将其生产过程“外包”（outsourcing）出来，从而将初级产品生产、中间品提供、甚至组装过程“外包”给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从而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以“来料加工”为特色的贸易方式；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出口产品中，又要以别国的原材料、中间品或半成品为“来料”，也就是说，中国进口品中有相当部分以后又会出口的，这是以中国为本位“外包”给别国。这样就发生了两个问题：（1）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的生产与出口的最终品中，有多大比例的价值创造过程“外包”给了中国？（2）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有多大比率是“外包”给外国的中间品提供商的？
以上两类问题在近来都引起了美国与中国公众的关注，并成为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研究与讨论的课题。关于第一类问题，美国就有人认为对于中国的“外包”挤掉了美国国内的劳工就业岗位。2004年，美国劳联―产联还专门就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向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中一些人一再通过一些议案，单方面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美中贸易关系中制造了一系列纠纷与争端。对此，严肃的经济学家一直是采取不同的态度的。Feestra（1998）就指出，美国的“外包”过程恰恰是美国发挥比较优势的实现方式，而且会促进美国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发展，也有利于提高美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至于“外包”会产生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则要求美国政府在“外包”的获利中恰当注重收入再分配。而Feenstra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Bhagwati（与另两位经济学家）在2004年专门提出三个模型（Bhagwati，Panagaria与Srinivasan，2004），指出，外包并不必然对美国工人的就业与工资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证明了，在一种产出，两种要素的模型里，外包会有益于美国社会，同时伴随着资本回报的上升与工人工资的下跌；在两种产出―三种要素的模型里，外包会使美国社会总福利增加，至于工人工资，则会出现部分工人工资增加，另一部分工人工资下跌；在三种产出―两种要素的模型里，外包通过美国工人就业迁移会让所有美国境内工人都提高工资水平。
关于第二类问题，即中国对外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贸易中，究竟有多大比重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这同样是中国国内民众、学界与政府官员讨论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有大约47%属于“来料加工”。这引发了对过去20年中国对外贸易成就与影响的重新评估。
我们对中国出口、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中的“来料加工比重”做了一个测算。这种测算，一方面可以清楚地揭示中国出口贸易在世界分工的产业链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对美国的某些人以中美贸易顺差为由频频发难给予客观的回应；另一方面，准确估算中国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比重，即相对于中国的“外包”程度，也可以对中国国内对“加工贸易”的种种批评做出一个回应，只有客观评估过去20多年中国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人民福利改善的贡献，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
如何测算出中国出口中来自外国中间品价值的比重？在国际上有两类方法。一是D.R.Davis（2000，2001，2001（a））提出的“全球要素”贸易“账户”方法。这种方法针对Trefle（r1995）提出的“贸易消失之谜”（即通常的国际贸易账户所记录的贸易流量远小于实际发生的国际贸易流量），主要估算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中遗漏掉的生产要素贸易，旨在指出现行国际贸易统计误差的大小。比如，Davis指出，仅OECD国家的国际贸易统计，按“净要素贸易账户法”来估算，误差就有20%左右。另一种测算“外包”或中间品价值在出口中的比重的方法是由Hummenls,Ishii，Kei-MuY（i2001）提出来的，他们运用投入产出法，将一国进口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这两部分，然后按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门化比率”（verticalspecialization（VS）share），用这种方法，Hummels等人对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OECD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做了一番估算。
我们采用了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比率的方法，运用中国1992年，1997年，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根据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1992―2003年共12年的总出口贸易与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作了分年度、分产业的计算。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在这12年中，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已从1992年的14%上升至21.8%，即上升了一半。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更高，达22.9%；分产业的计算结果说明，仪器、电子等产业出口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有的接近40%。来自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品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所占比重大约为五分之一。如果加上来自韩国的中间品进口，那么日韩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垂直专门化程度中约占三分之一，说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反映了东亚对美的产业链效应。中国国内流行的加工贸易占全部出口贸易近50%的说法夸大了加工贸易在出口价值额中的比重,到2003年，在中国全部出口量中，来自外国提供的中间品的价值已达21.8%；如果只计算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比重，则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出一个百分点（22.9%）。
我们这个统计结果比较客观地给出了中国对外出口贸易中，尤其是对美出口贸易中的“来料加工”程度。这个结果，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
（一）正确估算中国出口贸易中“来料加工”的程度，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价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福利的贡献。在中国，现在有一种算法，认为“加工贸易在外贸总额中的比例高达47%”。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中高技术与中低技术部门的出口占到90%，而其中又有90%是加工贸易。[1]
从这种算法出发，很容易让人得出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率高的结论。我们不否认中国出口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的低端的事实。但我们的研究以海关报关的进出口量为依据，按价值量计算给出了外国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在中国出口品价值中的比率。一般谈“来料加工贸易”，往往是把从事加工贸易企业所提供的出口品的全部价值都当作“来料加工”价值。而我们的计算，是严格按外国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占出口品价值的定义（即垂直专门化比率）来计算，结果发现，中国出口品中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约为22%，比通常认为的“加工贸易比率高达47%”的说法，降低了一半。
我们这种计算是否低估了中国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中的“来料加工程度”呢？事实上，如果我们稍微做一国际比较，便会发现，中国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在国际上还是属于高的。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韩国、爱尔兰、丹麦、加拿大、荷兰、中国台湾地区的垂直专门化程度达25%~30%。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都处于5%至10%之间（见Hummels等，2001）。我们严格按垂直专门化程度的定义来估算，所用的方法与数据都具有国际可比性，得到22%这一结论，应该比较可信。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贸易的主要价值提供者仍是中国人民的劳务与资源。当然，这不否定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事实。
（二）如果我们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值与美国出口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值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在中美贸易关系上，美国是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按Feenstra（1998）的计算，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进口的中间品大约占美国全部中间品采购的15.7%。而按Hummels等人（2001）的测算，到90年代，美国出口中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仍不到7%。这意味着，平均来说，美国每从中国进口一单位产品，其国内的附加值会10倍甚至是14倍于进口品的价值。我们在本文开始所引的Feenstra关于芭比娃娃的案例已经说明，中国出口一个芭比娃娃只挣1美元，而在美国市场与世界上她可卖10美元。这大体上与美国较低的垂直专门化程度相对应。
关键词：能源消费；对外贸易；关系
毋庸置疑，能源消费与贸易发展两个问题都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情况来看，关于能源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两者之间的研究而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话题表现出与世界范围以及各国本身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的特征，以下将循着这个线索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综述。
一、 能源消费与对贸易发展的相互因果关系研究
国际上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集中，这主要缘于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的深远影响使各国的学者们在思考的范畴上开始关注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这一话题的研究的共性在于他们都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一国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别在于采用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上不同、研究的对象范围不同以及在分析过程中引入的其他影响因素不同。其中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如Arye. L. Hillman与Clark. W. Bullard（1978）使用Leontief投入产出法，在H-O理论模型中把能源消费作为解释变量，对能源消费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Goldemberg（1984）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认为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其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Owen（1982）对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以上两个文献都认为贸易与能源消费的规模及结构都有重要的关系，后者认为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出口的迅速扩大是造成这些国家20世纪60~70年代能源供给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2005年以来呈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这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引发的能源消费过快增长的客观问题是相联系的，学者们希望开始集中探讨中国国内面临的问题，代表性的文献中较早的有董斌昌等（2006）通过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中国的出口贸易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对1978年~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朱启荣（2007）对山东省的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关系进行了协整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指出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山东省出口贸易规模的发展既影响能源消费量，同时又受到其能源消费量的制约。张传国（2009）以及苏梽芳（2009）等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同时，采用了更为深化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因果、动态以及定量关系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从出口贸易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出口贸易波动将对能源消费产生持续较大的影响，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近期的研究如孙爱军和方先明（2010）为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应用改进的费德模型，将进出口、能耗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实证研究数据上运用2000年~2007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研究结论同样得出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高能耗、高对外依存度的特征，进出口贸易、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
二、 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的研究
鉴于研究视角的差异，按照对外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模式，本文将学者们对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概括为这样三个主要思路：
1. 对外贸易过程中“内涵能源”的消耗测算研究。国外较早的文献，如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1984年~1986年6大OECD国家英、法、德、日、美、加进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说明国内节能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也有的研究将重点放在双边贸易关系，如中美贸易（Shui & Harriss，2006；平新乔等，2006），日美贸易（Ackerman et al.，2007），日韩贸易（Rhee & Chung，2006）。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如陈迎、潘家华、谢来辉（2008）同样采用投入产出的能源分析方法为基础，进行了测算方法和模型的改进，加进进动中的中间产品的影响，对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进行了全面的测算。从科学性角度而言，投入产出法的思路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学者们的分析也相当的全面和深入，但考虑到一个十分实际的难题就是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的滞后性，使用早期的数据会给分析带来一定的误差。研究的另一种是以企业为依据，把国内企业分为不同的类型通过加权得到“内涵能源”进出口比例，进而算出“内涵能源”进出口数量，该方法的局限于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曹俊文（2009）在总结和归纳了前人所使用的测算方法的同时，提出了以《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工业细分行业数据为基础，根据工业行业分类标准（ISIC）和协调编码（HS）对照表，计算各行业出口产品能源强度（即具体行业每单位产值能耗），进而测算各行业出口贸易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耗量。这一方法既克服了投入产出方法受时序数据限制的影响，同时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工业各部门出口产品中“内涵能源”的消费状况。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者把测算细化到工业部门，如兰宜生、宁学敏（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2005年我国22个贸易产业部门的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耗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倾向于采用比较成熟的投入产出法为基础，并有尽量考虑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扰，试图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2. 对外贸易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沈利生（2007）研究认为通过改变出口产品、进口产品的结构实现节能，无疑既提高了对外贸易的质量，又对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节能降耗起到促进作用，但他同时对中国近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中，出口产品结构和进口产品结构都在表现出趋于恶化的现象，最终得出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不利于节能降耗的研究观点。姚愉芳、齐舒畅和刘琪（2008）同样使用中国2005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口、进口贸易与经济、就业、能源消费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相应的计算结果认为：若从对外贸易对能源消耗影响的角度分析，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的能源消耗大于进口贸易的能源节约量，其差为2.97亿吨标煤，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贸易结构偏重，需要调整出口贸易的结构来改善能源消耗状况的结论。
3. 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研究。思考对外贸易的技术效应对能源消费效率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期的一些文献中，这与我国近几年来对能源使用效率的研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其中代表性的有：屈小娥（2009）把对外贸易作为制度因素的变量加入模型，研究认为其对西部地区（除广西、重庆、四川外）大多数省份能源效率改进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高大伟，周德群（2010）认为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杨迎春（2011）利用1995年~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改善中国整体能源效率，人力资本对出口贸易改善能源效率起促进作用。进一步分区域进行研究得出，东、中、西部的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直接技术溢出效应都对能源效率都有改善作用。
三、 能源政策如何影响对贸易发展的研究
1. 能源价格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的研究。能源价格政策对对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中现存的文献相对比较少，Jo?o Ricardo和André Varella（2007）则从石油价格上涨与中国总出口额持续上升并存这个现象出发，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商品出口市场的开放性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最后得出技术进步是问题的根源。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的研究上，陈刚、余燕春（2008）从能源价格的角度出发，在定义能源约束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动态计量模型，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分析了能源约束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动态影响。胡宗义，蔡文彬和陈浩（2008）将能源替代模块和能源强度指标纳入中国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提高能源价格对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能源价格导致出口下降。杨迎春、岳咬兴（2010）从国际国内能源价格上涨率差异差异的视角提出能源相对价格的概念，将其与技术进步和出口贸易的规模增长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国际国内能源相对价格变化是中国出口规模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此结论提出了相应的能源政策建议。
2. 能源补贴与税收机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国内能源补贴的研究非常有限，能源补贴机制与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更是较少，一直都缺乏从出口能源补贴损失角度评价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绩效的研究。陈迎等（2008）用内涵能源测算方法对2002年中国能源补贴进行了检验，其研究针对中国所有行业的补贴总额，没有行业分布的测算数据。林伯强等（2009）计算中国能源补贴总量，用价差法测算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能源补贴载量。周勤，赵静和盛巧燕（2011）研究了中国能源补贴政策对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对出口产品能源补贴载量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中国能源补贴政策经历了能源要素的政策性低价、价格粘性和权衡产品竞争力与贸易条件三个阶段，能源要素价值低估成为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是一个能源出口大国，出口结构中多以高能耗产品为主，全部能源补贴中约有10%通过出口产品净补贴给国外消费者，呈现出巨大外贸顺差和严重生态逆差并存的悖论。Ravi、Hamid和Ralph（1998）的研究认为，用于国际贸易活动的交通运输是能源密集型的行业，所以国际贸易活动间接地成为环境污染源，而能源税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以比自由贸易条件下增加世界范围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对进口产品征收能源税对小国可能是最优的。张为付、潘颖（2007）从世界福利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能源税对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影响的数学解析模型，分析了在征收能源税情况下世界出口国、进口国和能源国的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结果表明，在考虑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全球经济福利情况下，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最优的能源税税率，按这一税率征收环境污染税可以提高全球经济福利，也可改善因国际贸易而造成的全球环境恶化的现状。姚东旭（2010）年的研究指出提高资源税会影响资源类商品自身的出口，但影响有限，且从长远看，以提高资源税的方式限制资源出口利大于弊。其次，提高资源税确实会提升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下游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然而这种负面影响并非不可克服。
四、 能源新问题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研究
1. 能源新问题——“低碳经济”的兴起。低碳经济以及“碳排放”等话题的研究是能源问题在当前全球变暖的环境问题背景下出现的新矛盾，关于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庄贵阳（2005）从低碳经济的效用角度来描述低碳经济的内涵，认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付允等人（2008）从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角度来理解其内涵，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等人（2008）从低碳经济的发展意义角度来诊释其内涵，认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2. 低碳经济对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近来年，在讨论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中，把这一新问题与贸易发展的关系一起讨论的逐渐兴起。但是从根本上而言，“碳排放”的总量受控于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从对外贸易引发“碳排放”的测算问题的研究思路上看，研究者在研究“碳排放”与贸易问题的时候，将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弱化或者忽略，只能简单地引入碳排放系数和一个静态化的能源消费结构还合算碳排放情形，故多数讨论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只是原来讨论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关系问题的一个简单变换，例如刘强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中46种重点产品的载能量进行了计算，然后利用碳排放系数计算出碳排放量。魏本勇等（2009）基于投入产出法，测算了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国家和部门的碳排放等。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1997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分别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国生产活动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8.47%和45.53%。
另一类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低碳经济的潮流的出现对全球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格局的影响情况的研究。这一类型的研究站在全球视角的高度来思考能源领域的新问题对全球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代表性的文献包括：杨迎春（2010）指出国际贸易活动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程度，各国在促进贸易发展与实现低碳经济的双重战略要求下，势必会引发全球范围内新的贸易摩擦，WTO机制在双重目标的要求下陷入困境，对未来WTO和各国政府如何实现世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减少贸易领域的摩擦提出了若干相对可行的政策建议和思考。王跃生和焦芳（2010）研究认为在全球低碳经济的的趋势下，中国以传统货物贸易为主的贸易发展模式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加工贸易的比例过大，中低端的制成品的出口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局面对未来的贸易发展不利。施用海（2011）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低碳经济的兴起给全球贸易将带来的影响，首先全球的贸易格局会因为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出现而引发大的变动；其次低碳经济本身就会创造出新型的服务贸易形式；再次低碳经济将会大大促进全球技术革新，有利于国际技术贸易的竞争与发展；最后于杨迎春（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也认为与低碳经济相关的单边贸易措施与多边贸易规则的潜在冲突，可能成为新贸易壁垒。
五、 简要总结
关于能源消费与对外贸易发展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诉求紧密联系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研究者多为从国家层面的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理。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考虑全面地将能源消费问题与国家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问题系统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系统地探讨二者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可考虑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视角，即能源消费问题与具体产业或区域的对外贸易发展相互关系研究，甚至进一步地深化到微观企业层面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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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会科学项目（项目号：JA11244S），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项目号：10YJC790054）。
关键词：技术贸易壁垒；出口贸易；影响；对策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含义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以维护国家稳定、人类和其他生物安全、保护本国环境以及产业健康发展为目的所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者非强制性的限制其他国家产品进口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狭义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理解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的内容。广义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指的是任何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性壁垒措施，它不仅涵盖了TBT协定中的内容，而且还包含了SPS协议、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有关于绿色条款内容。
二、我国产品出口遭遇技术贸易壁垒的原因
1.国家贸易保护致使贸易壁垒频现
从目前国际上的总体形势来看，各个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很多国家都采取了歧视性技术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我国自从加入WTO以来，产品出口大幅增加，我国的出口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国家一些本土产品的销售，对本土企业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就将技术贸易壁垒作为新的贸易保护工具，以此来对我国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美国、欧盟以及日本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近些年来这三大经济实体为了限制我国产品出口贸易保护本土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贸易壁垒措施。日本为了限制我国动植物的进口而将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提高。欧盟也将纺织品、包装材料等产品的标准要求提高，到目前为止欧盟已经拥有10万多个技术标准。美国则提高了机电产品和玩具的安全性的标准，而且还在不断地完善其技术贸易壁垒法规，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
2.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有限
我国各大企业都在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但从我国总体形势来看，我国在产品出口方面来说还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品为主，较国际技术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产品质量还有待提升，使得我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有限。虽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有一定增长，但是总体比率还是没有显著的提升，这样一来，我国产品出口遭遇技术贸易壁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3.我国没有健全的产品认证机制
目前，我国还没有健全的产品认证机制，缺乏国际产品技术标准认证。为了能够减少我国产品的出口遭遇技术壁垒的机率，我国现阶段已经在积极开展产品认证、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等相关工作，并成立了产品认证委员会和质量体系认证等相关机构。但是质量认证工作并不是仅仅通过一次或者一个部门的认证就能够达标的，而是需要通过商品的生产、流通、使用以及进出口各个环节的多头认证才能够达标的。我国对于进出口产品质量认证的相关制度存在着不一致性，这样一来，严重影响了我国产品质量认证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甚至有一些认证机构还存在着没有通过国外的认可和授权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国家标准种类较为繁杂，标准水平参差不齐。据统计，截至2006年，我国产品国际标准的采用率只有43.7%。这样的情况就会使我国技术贸易遭遇技术壁垒限制的机率增大。
三、我国应对国外技术贸易壁垒的一些建议
1.建立健全我国反技术贸易壁垒体系
我国应当积极建立健全反技术壁垒体系，保护我国产品出口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失。主要可以从以下四点开展工作：
（1）建立健全我国反技术壁垒预警机制。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相关部门应当安排专人收集和统计各个国家有关于产品出口技术贸易壁垒的相关信息，深入了解其中的内容，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国家技术贸易壁垒的信息数据库，为我国在产品出口方面及时提供有用的信息，使我国反技术壁垒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2）建立健全我国反技术贸易壁垒管理机制。我国政府产品进出口相关部门应当积极与产品出口企业加强沟通交流，对于一些企业的遭遇贸易技术壁垒的情况应采取一定的急救措施，减小企业损失的发生。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积极结合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制定一系列的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以达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保证我国经济顺利发展。
（3）充分行使我国在国际上的评议权。我国已经加入WTO，作为WTO的一员拥有评议权利，在WTO评议期限内，我国应当对WTO所起草的相关措施的制定目的、合理性以及对我国产品出口是否存在不利影响等进行认真分析、探讨、评估，力求我国产品不受其他国际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
（4）对于一些歧视性标准进行据理力争。我国应当积极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以及非歧视原则，防范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对我国产品进出口的质量标准方面不一视同仁。对于一些违反原则的国家，我国应当在国际上对此提出质疑，与这些国家就此问题进行商讨并要求其对此行为负责，若一些国家不给予合理解决方案应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就问题予以解决，以达到使我国正当权益不受损害的目的。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要想进一步控制和防范技术贸易壁垒的发生必须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首先，我国进出口产品的企业应当积极创新科技。在技术方面，积极吸取国外一些产品技术的优点，招聘一些在专业人进行技术上的完善。同时，加大在技术开发投入，将产品的科技含量带入更高的层次。
其次，我国出口产品企业应当积极探索符合时展需要的管理模式。企业应当提高自身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积极将当前经济形势与企业自身发展情况以及国际国内管理标准相结合，并从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绿色管理、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的管理方法。
再次，我国出口产品企业应当完善自身清洁生产机制。目前，国际上都在倡导绿色环保，产品生产过程中是否达到了绿色环保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国出口产品企业应当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采取整体性绿色环保策略。严格对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全过程进行监督，尽最大努力使环境不受侵害，积极控制和防范生产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
3.促进产品质量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
我国应当采取一定措施促进产品质量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积极推广国际认证。
首先，从目前形势来看，在我国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国际标准存在一定占有主导地位的趋势，为了能够使我国适应这一趋势，必须将部分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对接，并时刻关注国际标准的新动向，以便随时调整国家的质量标准，避免由于不符合国际标准或进口国的要求而出现技术贸易壁垒现象的发生。
其次，我国应当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制定、修订以及协调国际质量标准工作。我国还应当重视我国认证机构工作的开展。大力推广股份化、集团化、规模化的管理模式，使我国认证机构更加专业、权威。同时，我国还应当建立统一的认证体系，为我国产品出口企业提供通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再次，我国还需要为我国认证机构与国外权威认证机构的相互认作一定努力。严格管理和考核认证机构、实验室工作，使我国产品质量认证水平和国际信誉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我国出口产品企业取得国际认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减小我国产品出口遭遇技术贸易壁垒的发生机率。
参考文献：
[1]工春枝.综合评价指标筛选及预处理的方法研究[J].统计教育，2007.
[2]刘易.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与对策探究.[J]现代商业，2012（11）.
关键词：汇率变动；农产品进出口；ARCH模型
一、引言
汇率作为调节国际贸易收支的主要经济杠杆 ，它的变化是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农产品贸易国，有必要深入研究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者提出了非常多的理论模型来对此进行解释：姜楠等人（2006）通过建立模型， 认为汇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须视农产品价格效果与利率效果的相对大小而定。陈龙江、黄祖辉（2007）认为当前的人民币升值对浙江农产品实际出口有负面效应，而升值过程中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汇率风险则反而有刺激农产品出口的正效应， 但人民币汇率变动最终的净效应为负。李圣君、孔祥智（2010）分析得出人民币升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主要有升值预期影响和实际升值影响两种，人民币对农产品进出口均以促进作用为主。
二、建模与实证分析
由于农产品的进出口与真实收入和汇率波动有密切关系，同时依照李圣君、孔祥智（2010）的结论，农产品进出口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为了寸步探求农产品的进出口与真实收入和汇率波动以及进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Ln(Importt)Vtα1+α2Ln(Yt)+α3Ln(Vt)+α4Ln(Exportt)+εt（1）
Ln(Importt)=α5+α6Ln(Yt)+α7Ln(Vt)+α8Ln(Exportt)+ζt（2）
其中，α1和α2为常数项；Importt和Exportt表示我国农产品的实际进口额和实际出口额；Yt表示我国的实际收入；Vt表示汇率波动；εt和ζt随机扰动项。为能更好的说明结果，Yt表示我国的实际收入，由于国内收入的季度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本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来代替；农产品的进出口数据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公布的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加总得到季度数据；且以上数据均从05年第一季度我国实行新汇改开始至11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
本文参照Chou（2000）的做法采用――ARCH模型来估算人民币汇率的时间可变条件方差e。ARCH(1)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均值方程：et=α0+∑i-1pα0 et-i+εt （3）
条件方差方程：Vt =λ0+ λ1ε2t -1 （4）
其中εtΩt -1 ~N(0，Vt ) ，εt表示随机干扰项，Ωt -1表示t-1期的信息矩阵，Vt表示条件方差，et表示汇率。将相关的数据带入模型中，利用Eviews5.0软件计算得：
et=0.085+0.979et-1+εt（5）
（0.484）（41.138）
Vt =0.027 +0.3522ε2t -1 （6）
（1.442）（1.766）
R2=0.986 DW=0.717
括号中的值代表t统计量，ε2t -1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并计算残差的自相关和偏自相关系数，结果表明确实存在一个ARCH效应，而Vt 是代表汇率波动的一个合适度量指标。
对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ADF）检验的结果表明各个变量均为I
（1）过程，因此，可以通过Johansen’s多变两协整检验来检验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测算结果为：
Ln(Importt) =-0.435-0.056 Ln(Yt)+1.535Ln(Export)+εt（7）
（-0.233）（-0.180） （2.993） （3.779）
R2 =0.8779 adjR2=0.8597 DW=1.856 F=47.96
Ln(Emport)=-2.012+0.443Ln(Yt)-0.056Ln(Vt)+0.271Ln(Import)+εt（8）
（-3.115）（5.101） （-1.734） （3.779）
R2 =0.945 adjR2=0.936 DW=0.653 F=113.52
这表明方程的整体情况良好。并对残差进行检验，拒绝残差项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农产品进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Eviews5.0软件，在滞后2阶的条件下测得检验结果为：
由上图可以得：在95%的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即IMPORT是EXPORT的格兰杰成因，而且EXPORT是IMPORE的成因。
三、实证结果与原因分析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1）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受汇率波动的影响。（2）农产品进出口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关联，且进口受出口的影响较出口对进口的影响更大。并且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农产品进出口之间存在相互关系由于汇率变动意味着价格的变动，所以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受汇率变动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证实了以前学者的结论。由于受国家鼓励出口、进出口退税等经济政策的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受汇率变动比较小，进口额则受汇率影响的变动较大，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我国出口商品的增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进而影响我国对进口贸易的需求，这其中包括了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多。就出口农产品的种类而言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我国进口产品主要为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这样体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进出口贸易之间必然存在相互联系，因而农产品进出口之间也存在相互的影响。（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8）
参考文献：
[1]陈龙江，黄祖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浙江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实证检验与政策含义[J]. 浙江社会科学，2007 ( 5 ) : 38 - 441.
【关键词】自主设计；设计指数；国际贸易；出口产品增加值率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Wakelin对9个OECD国家22个行业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得出了创新能够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结论[1]。Guan和Ma通过七个描述创新能力的指标从企业层面上分析了创新能力与出口绩效的关系，得出了出口增长与创新能力的改善密切相关的结论[2]。王刚波、官建成通过结构分解法对技术市场和出口贸易市场的结构进行分析，得出技术创新对出口市场份额的影响较为显著的结论[3]。姚利民、方妙杰以技术创新活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等作为影响出口贸易的变量，以中国31个地区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到技术创新对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正效应的结论[4]。黄静波、孙晓琴从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述评了技术创新与出口的关系，指出技术创新活动是一国出口表现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扩大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增加企业利润方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5]。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出口增加值率的指标来衡量出口额的增长情况，克服了传统研究方法中出口数据重复计算的缺点，并结合我国出口企业创新活动较多集中在设计环节的现实情况，设置设计指数指标，更准确地分析自主设计与出口增加值率的关系。
1.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1.1 指标选择
现阶段，我国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信息中没有与设计相关的数据可以查询，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组织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专利数据库中也没有相应的检索字段，因此，只能寻找其他指标来近似地衡量自主设计程度。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贸易方式占出口总额的90%以上，因此可以用这两种贸易近似替代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总额。在加工贸易中，我国生产的产品主要采用的是国外的技术，充当的是加工者的角色，缺乏自主设计。一般贸易是指在国内购买原材料加工然后出口的贸易方式，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摆脱国外的技术，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一定的自主设计成分。因此，选用一般贸易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作为文章的分析指标，称其为设计指数（RDI），从而用它来近似地描述我国出口产品的自主设计水平。文章通过分析设计指数与出口增加值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自主设计水平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出口增加值率（REX）为出口增加值与出口总额的比值，避免了出口额重复计算的缺点，体现了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文章中所涉及的变量出口总额、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0）中查询获得。出口增加值的计算按照沈利生、吴振宇（2003）[6]所介绍的方法，利用1997-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来进行计算。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中间投入部分拆分为国内中间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
投入产出表的平衡关系式用矩阵形式来表示：AX+Y=X
其中，大写字母为对应的小写字母的矩阵形式。总产出即可分解成由消费、投资、出口带来的总产出的和：
令为增加值对角矩阵，则国民经济的增加值可表示为：
（1）
进口部分满足：
且有：
（2）
（3）
（2）式和（3）式的含义是：最终使用在中间投入与最终使用的合计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则进口产品也按同样的比例拆分。按比例分配是根据一致性假设，即假设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具有同质性，各部门在使用进口产品时与使用国内产品一视同仁（这是在没有进口产品的流量数据时不得已而采用的办法）。同理有以下关系式：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到：
进而计算得到国内产品的中间流量：
拆分后的投入产出表仍然满足行和列的平衡关系：
国内产品行平衡关系：
进口产品行平衡关系：
列平衡关系：
根据（1）式，开放经济条件下出口带来的增加值为：
其中：为出口带来的总产出；为扣除转口贸易后的出口；为出口带来的增加值，的含义同前所示。
投入产出表每五年公布一次，我们可以利用五年中各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基本不变的特点，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缺失投入产出表年份的数据进行估算，得到增加值数据。
根据以上的计算方法，利用中国统计局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得到下表：
表1 1997年-2010年出口增加值率、设计指数
年份 REX（%） RDI（%）
1997 73.45 44.76
1998 74.85 42.37
1999 73.81 42.49
2000 71.16 43.31
2001 73.19 43.14
2002 63.69 43.09
2003 72.55 42.95
2004 71.42 42.62
2005 70.73 43.07
2006 69.65 44.93
2007 81.97 46.58
2008 78.85 49.53
2009 79.66 47.44
2010 81.00 49.33
数据来源：根据1997年-2010年中国统计公报和1997-2007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其中REX表示出口增加值率，RDI表示设计指数。
根据计算结果显示，我国的出口增加值率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说明我国的出口质量正在逐步提高。设计指数在2007年之后都稳定在47%以上，说明我国虽然仍以加工贸易为主要的出口方式，但是自主设计产品出口比例也在上升，2010年与1998年相比增长了16.43%，这说明我国出口商品的自主设计能力正在加强。
2.设计指数与出口增加值率的计量分析
2.1 相关性分析
根据eviews6.0计算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可知设计指数和出口增加值率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设计指数和出口增加值率之间的相关程度也比较密切，相关系数为0.73。为了更为深入地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传统的简单回归分析方法一般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这样容易产生伪回归的现象。为了使研究更有价值，更符合现实，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2.2 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判断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可以使用单位根检验。若某一个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那么这组数据就是平稳的；若存在单位根则说明这组数据是不平稳的。验证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增广迪-富勒（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法。
用RDI、REX分别表示设计指数、出口增加值率，用eviews6.0软件，对两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
变量 ADF检验值 检验类型（c，t，k） 临界值 结论
RDI -0.191758 （c，t，0） -3.119910 不平稳
DRDI -4.084786 （c，0，1） -3.144920 平稳
REX -1.814771 （c，t，0） -3.119910 不平稳
DREX -5.478460 （c，0，1） -3.144920 平稳
注：①检验类型中c，t，k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期数，0表示不含有。②表中临界值是由Eviews自动生成的，表示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③DRDI，DREX分别表示RDI，REX的一阶差分值。
根据检验结果分析，RDI和REX两个时间序列ADF检验值的绝对值均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这两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变换之后，DRDI、DREX的ADF值分别为-4.084786和-5.478460，其绝对值均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这表明经过一阶差分变换处理之后两个序列数据都是平稳的，即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下面利用协整理论来对设计指数和出口增加值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2.3 协整分析
接着对两个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首先用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检验法检验残差项的平稳性。对REX和RDI的残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得ADF检验的统计值为-3.448133，其值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175352，存在协整关系。
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不用担心产生伪回归的情况。
2.4 回归分析
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估计有关REX和RDI的协整方程：
REX=1.43×RDI+10.18771
T值 （3.65） （0.58）
F=13.32 =0.53 =0.49
该模型的F检验统计量为13.32，整个方程是显著的，RDI回归参数的t值为3.65，说明参数是显著的，常数项的系数不显著。判定系数为和的值分别为0.53和0.49，说明方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由该模型参数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1997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中，设计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出口增加值率就会增加1.43个百分点。上式说明，出口增加值率增长的速度略快与自主设计程度，但是没有显著地快于自主设计程度，这说明自主设计对于出口增加值率的推动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5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度量出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但是并不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即不能确定是自主设计增长率推动了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增长还是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增长促进了自主设计增长率的增加。
为了验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利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对两个变量进行分析。
利用eviews6.0对RDI、REX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因果检验的结果
因果关系假定 F值 P值 结论
REX不是RDI的原因 0.82910 0.4752 接受
RDI不是REX的原因 2.69291 0.1357 拒绝
由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设计指数是出口增加值率增长的原因，而出口增加值率不是设计指数增加的原因。换言之，设计指数的增长能推动出口总额的增长，反之则不成立。
以上结果表明，设计指数是出口增加值率的格兰杰原因，设计指数与出口增加值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单向正相关关系，这与一般预期是相符合的。这说明，在1997-2010年间设计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出口增加值率增长以及外贸优势发挥的重要推动因素。
一方面，自主设计、自主创新正在成为打造出口产品核心竞争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通过绿色贸易壁垒、保护型关税等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在质量、环保以及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为苛责的要求。这就促使作为生产者的中国厂商必须不断地更新工艺，开发新型产品，提升自身商品的档次和质量，进而满足国外消费者对于消费品的多样性需求。另一方面，因为自主设计、自主创新的发展，在我国的出口行业中，一些传统部门由于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约束纷纷衰落，而一些新兴部门正在兴起。这就使得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提高了我国出口的效益。
3.结论
本文根据1997-2010年的外贸数据计算出设计指数以及出口增加值率两项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显示，我国出口增加值率在近几年都稳定在较高的水平，2010年的自主设计程度较1998年增加了16.43%，这说明我国外贸出口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2）格兰杰因果分析和回归分析显示，设计指数是推动出口增加值率上升的原因，设计指数的提高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出口增加值率的上升，反之不成立。在核心技术不足的制约条件下，自主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中重要的增值环节，是现阶段加强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自主设计，能够极大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从回归方程来看，自主设计程度的系数略大1，出口增加值率的增长略快于自主设计指数的增加，这说明自主设计对于出口增加值率的增加存在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溢出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设计正成为企业在全球竞争环境中的重要利器，设计提高附加值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所重视。改善出口产品的结构，减少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增加自主设计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提高自主设计产业的溢出效应，推动制造业从加工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提升自身产品的自主设计能力，增强自身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我国企业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Wakelin K.The role of innovation in bilateral OECD tradeperformance[J].Applied Economics，1998，30（10）：1334-1346.
[2]Guan J，Ma.NInnovative capability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J]Technovation，2003，23（9）：737-747.
[3]王刚波，官建成.技术创新对出口的影响[J].科学学研究，2009（9）：1412-1417.
[4]姚利民，方妙杰.技术创新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J].国际商务研究，2007（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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