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32:49
导语：在乡村治理的表现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皖北地区包括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和六安,土地面积占全省的41%,总人口接近全省的55%,是安徽省重要的能源基地和粮食主产区,但由于皖北乡村治理中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全省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皖北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以阜阳市为例,阜阳下辖8个县市区,172个乡镇、办事处,拥有584.8万亩耕地,人口930万,其中,农业人口占840.1万,也就是说存在800多万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这对于一个区域来说,不仅会影响农业的自我发展和农村的稳定,而且会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建立一个治理结构完善的皖北乡村社会,对全省甚至全国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乡村治理是指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一方面,乡村治理区别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视野中只是一种民主化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实践,而乡村治理是包括自治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活动。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又不仅限于村庄内部的封闭式治理。
一、皖北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
(一)乡镇财政危机严重
多年来,我国把政府价值取向定位成“经济建设型”而非“公共服务型”,为了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种“压力型”的目标任务体制。乡镇政府为了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和任务,就要为国家从村庄里吸取资源。乡镇政府自己的财政支出很大,财源又有限,也只有从农村汲取。为此,乡镇政府必然会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村委会的渗透、影响和控制。根据我们对皖北地区2个县4个乡镇的调研,皖北地区乡镇的乡村两级80%左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做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财力十分短缺。皖北地区乡镇政府既要保证完成上级规定的税收上缴任务,又要保证乡镇自身的工资发放,往往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目前皖北地区各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普遍较多,乡镇财政面临危机。面对生存困境,我们发现,基层组织正在出现一种令人忧心的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基层组织变成了自己利益的代表。皖北地区乡镇财政危机的出现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乡镇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源,稳定性较差,征收难度大,增收潜力小,因为很多税源已被工商、土地等部门所汲取;与此同时,乡镇必须承担过多公职人员的工资,以及办企业和兴教育而遗留下来的债务。为摆脱财政危机,一些基层组织本身甚至成为乡村冲突的直接制造者。
(二)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矛盾激化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党支部是乡镇党委在村级的人,村委会是代表村民利益的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对村民负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制度安排使村委会更多地成为村民利益的当家人,而非乡镇政府在村里的人[1]。在皖北地区,基层党内民主很不健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情况是村党支部没有重视村委会的法定职权,随意干涉村委会内部事务,使村委会长期无法行使法定职权,党支部书记和成员形式上是由村中党员民主选举产生,但实际上还是由乡镇党委决定和任命;另一种情况是村委会主任认为自己是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自己应当向村民负责而不是向党支部负责,因而不接受党支部的领导,特别在党支部贯彻上级指示时,当这种指示与农民利益发生矛盾时,村委会从维护农民利益角度出发不愿意执行来自上级的指示,自然和党支部的矛盾就进一步加深。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表现了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国家授权与自下而上民间授权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国家统治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力的关系。“两委”矛盾从本质上看是村内外交错影响的各种具体矛盾的集中体现,而矛盾存在的关键是村民群众地位没有真正确立。
(三)农村精英外流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压力
按常理,流动会促进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本身并不都是乐观景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乡村治理陷入一种“治理性困境”,出现了有流动而无发展的乡村发展“空心化”态势[2]。绝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并非从绝对意义上讲的剩余的那一部分人。大批农村精英外流,促使皖北地区“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表现出一种实质枯萎态势,渐发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向[3]。农村人口流动虽然减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负担,但也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压力。在每年有超过上千万外出务工人员的皖北地区,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大了村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进而造就了新的村庄精英。这些新的村庄精英以经济实力较强为主要特点,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不是在村庄内获得,在村庄的时间不多,与村庄和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再是直接的利益关系,从而对于和自己利益相关不大的村庄事务缺乏参与热情。皖北地区人多地少,人口的大批外流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典型的“空心化”,进而使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面临着“决策什么”和“管理什么”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村民自治的机制被架空,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民主化的自治功能成为空谈。
二、皖北地区乡村有效治理的对策选择――协同治理
(一)协同治理的内涵
乡村治理的现实遭遇使很多研究者开始反思中国的乡村社会到底适宜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农村税费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于是乡村社会的治理不再单纯地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来分析情况,大家开始关注权变的、多元的、互动博弈的治理理念。所谓协同治理,是指由政党、政府、社会团体、机构、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参与合作、相互协调,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以追求最大化的治理效能,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协同治理模式使得各种要素通过某种途径和手段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总和大于各子系统单独的、彼此分开时所发挥功能的代数和,即协同治理过程中利益主体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知识、技术等优势,发挥出对社会公共事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治理功效。在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互动的,治理不是单向度的,而是采取互动的方式;政府不是控制社会而是进行治理;不是政府一个权威中心单独治理,而是与社会公众机构、民间组织之间保持协同、合作,以实现公共管理事务效益最大化,达到“共赢”的目的。
(二)协同治理的可行性
单一的治理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若仅依靠政府或国家,会出现结构性、制度性和政策性等政府管理失效的情况。通常来说,政策性失效会削弱社会安全,但不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安全。然而,周期性的政策失效必然会导致制度失效,甚至影响到整个治理结构的运行。为解决乡村治理的新问题,由以政府单一主体为中心的传统行政管理范式转向协同治理的范式成为一种必然选择[4]。同时,乡镇政府、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的主体正在逐渐成长和壮大,为我国乡村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可能。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乡镇政府已由原来“三级所有”体制时期农村行政结构的最上级,变成政府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的最后一级,其功能主要是提供适合本辖区范围内生产和农民需求的公共品和服务、建立健全基层行政管理监督网络、搞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等。村庄精英居于中介地位,其行为状态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村庄中一些具有经济头脑和一技之长的村民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通过勤劳、努力率先富了起来,村庄精英呈现多元化格局。而普通村民既无力把握村政,又无力把握市场,要具备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和能力,就必须从高度分散的状态中组织起来。因为组织是一个群体权利的保障,可以提高群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谈判地位,强化农民与政府、社会的对话权能。而且村民通过组织可以获取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高经济技能。通过组织使农民拥有实现权利的载体,这不仅可以增强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主张权利的“话语权”,而且可以在“乡政”和“村治”之间架构有效的沟通桥梁。
三、结语
农村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是乡镇政权、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共同诉求。乡镇政权、村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利益博弈并非零和博弈,一方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利益的受损。从长远发展而言,乡镇政权、村支部和村委会追求的目标一致,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暂时的。因此,在实施村民自治、完善乡村治理时,要有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采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的乡村治理发展模式是皖北地区乡村治理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贺雪峰,苏明华.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2]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3]钟海,陈晓莉.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对策[J].西华大学学报,2007,(12).
关键词：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休闲文化
一、乡村旅游与休闲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奔波的脚步，希望摆脱高楼峡谷、水泥森林的束缚，享受休闲生活，缓解工作高负荷的压力，通过旅游观光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和修复。乡村以其宁静优美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自然景观及纯朴的生活方式，迎合了久居城市的人们对清新环境、回归自然、心神宁静及健康快乐生活的渴求。乡村旅游把自然、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入到传统旅游文化中，丰富了旅游业的内涵，满足了新型的消费需求，是旅游业的一朵奇葩。
这里所说的“乡村”并非简单指从地理角度考虑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更多的是指农业人口、农业景观、农事活动和乡村村落分布区，以及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及规模较小、生活节奏较慢并且安逸幽静的非城市化地区。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是将场所界定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它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行为主体、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气候地貌、农家庭院、经济作物、森林田园等）和人文特色（民俗文化、生产形态、生活方式等）为对象，满足人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求根的需求。人们去乡村进行休闲旅游，其行为动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如体验、健身、娱乐、餐饮、购物等；二是精神方面，如观赏、摄影、习作、学习等。
所谓休闲治理，就是在我们面对问题时，要从休闲学或满足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思考、去梳理、去分析、去研究、去解决。所谓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也就是面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要从休闲学的角度或从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过滤乡村旅游的管理过程、设施建构和景观设计等，力求实现基于休闲的物质空间建造和精神文化构建，力图充分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
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的方略
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其重要价值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充分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需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品牌，有利于拓展、挖掘和保护我国乡村文化的休闲特色、起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潜在旅游优势，促进文化旅游业创新升级。
乡村旅游与农业旅游、农村旅游、农家乐等概念不完全相同，乡村旅游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定位。为了避免休闲治理的单一性、片面性及扩大化开发和经营，在进行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时，要正确认识乡村旅游的内涵、挖掘乡村旅游的特色、明确乡村旅游的定位，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休闲性
乡村旅游是社会进步和旅游得以发展的产物，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或者长期没有生活在乡村的人。这些人到乡村去旅游，其目的有二：旅游观光（看看美丽的自然、体验传统的乡村劳作等）和休闲（感染传统的文化，得到心理心灵的安慰与慰藉等）。休闲，不仅是人们去进行乡村旅游的最终追求，而且也是去治理乡村旅游的最好结果。一种休闲方式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伴随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我国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这与我国人民休假时间的增加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这对传统的旅游度假提出了新的诉求。基于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基于人民休息时间的增加，乡村休闲旅游应运而生且朝气蓬勃。也正是如此，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中，就要注意以下几点：旅游地建设必须将传统地域文化和现代休闲文化有机结合，将乡村的休闲景象、休闲生活和休闲风貌充分展现给游客，要增加旅游地的休闲设施和内容，提高旅游区档次，为游客提供交通、食宿、娱乐等各种便利的休闲条件，延长游客逗留的时间，提高重游率。当然，为了达到休闲的目的，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调节工作和旅游的关系，调整自己的行程和情绪，力求达到这样状态：聚精会神工作，全身心投入休闲，工作时不要休闲，休闲时不要工作。
2.突出乡村性
我国乡村的明显特征是不论在自然空间建构、道路交通设施，还是生产工作方式、社会文化与组织，与城市社会截然不同，存在一种乡村所独有的文化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传统文化，具有有别于城市的文化差异性。乡村旅游的标识是“乡村性”。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要使乡村旅游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注重乡村性。否则，将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失去个性，旅游产品出现同质化。何景明、李立华认为，“理清什么是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乡村旅游“乡村性”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风土――特有的地理环境，如辽阔的土地与人口的稀少；风景――可供欣赏的景象，如一个特别的湖泊、一座清秀的山峰、一望无际的草原等；风物――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如一个乡村独有的自然景观和经济活动、劳动方式等；风俗――一个地方不同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民俗，如具有典型传统文化特征的文体活动等。刘德谦也认为，乡村的风土人情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李开宇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乡村性，通过乡村性的空间和景观意向去实现休闲认知。冯淑华、沙润则认为，所谓乡村性指的是地域性、旅游资源特性、社区参与性、旅游本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由此可见，乡村性既包括乡村居民世代生活遗留下来的诸如建筑、村落等静态景观和风情，也包括伴随着乡民们繁衍、生息、传承的乡村文化、氛围、环境和活动。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应该突出“乡村性”的发掘、保护和完善，而不是削弱或减少乡村性，不能走“准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3.注重参与体验性
人们之所以去一个地方旅游，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多么好的规划、多么好的开发与管理，而是因为人们去哪里能获得什么――物质的或精神的，有价值才值得人们向往，没有价值谁都不会去浪费时间。久居“水泥丛林”的城市人，备受钢筋混凝土的束缚，饱受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工作压力，被逐渐卷入亚健康的漩涡里。于是，远离尘嚣、回归自然成了城市人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人们向往乡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生活，去那里呼吸泥土气息、欣赏田园美景、享受宁静闲逸、感受淳朴人情。简而言之，乡村旅游的核心和人们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休闲体验。乡村旅游就是实现在乡村内的体验为主要目的。较之于一般的旅游来说，游客更注重参与性和体验性。为此，乡村旅游应提供基于乡村特色的差异化休闲体验。
4.彰显民俗性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根生在乡村。农村的饮食、着装、礼仪、节庆、婚嫁、民谣、传说等都充满了浓郁的乡村特色。乡村旅游作为民俗文化性产品，其特点主要是具有物化民俗的体验性、制度民俗的参与性、精神民俗的感知性等。丰富性和鲜活性的民俗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推陈出新的源泉，是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机制与基础。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要注重对彰显民俗性的农家土特产、手工艺品、风俗活动等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入挖掘和展示这些地方民俗，使游客充分体验到不同的乡村特色，接受乡村文化的熏陶，切身感受到淳朴的休闲体验。
5.维持生态性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和“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旅游者越来越关注旅游环境的生态质量。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根基和生命线，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制约。维持旅游地的生态性成为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不容忽视的任务之一。首先，应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对农田、庄园、野生动物等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因为没有了清新悦目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质朴怡人的农耕景象、天地人相融入画的和谐意境、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乡村旅游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改善饮食、语言、服饰、古迹等乡村人文生态资源，维持农村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不断推出生态旅游产品。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态经营的理念，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6.提升文化性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策划、规划和开发者对文化应用、旅游产品的品味和文化的理解。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文化因素的价值作用和价值导向越来越重要，只有注重挖掘乡村旅游文化的内涵，才有可能提高乡村旅游的附加值。因此，我们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时，首先就要过滤文化的因素，实现文化的设计、文化的规划和文化的提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挖掘并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性：一是培养乡民基于“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二是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三是促进区域休闲文化的形成，以引导人们的休闲观；四是大力营销宣传，开展品牌战略。
7.发挥产业的带动性和示范性
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就旅游而旅游，要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规划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整合旅游要素和资源，实现以点带面，让各乡村相互学习借鉴，放大示范带动效应。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或理论体系。中国各乡村的自然环境资源、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差异很大，可以首先对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进行示范，让各地农民相互考察借鉴。这样不仅可以扩大乡村旅游的市场，还可以促进农业科技交流与推广普及，推进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和区域合作。因此，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的过程中，各地应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治理有成效的地区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极进行合作交流，以便推广良好经验，同时也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8.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
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土生土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而当地的居民正是这种景观的重要载体和拥有者、保护者、传承者，如果没有了当地居民的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难免会造成本土文化的变质和流失，乡村旅游将失去原真性和生命力。另外，当地居民的态度和热情是乡村旅游目的地重要的软环境。居民亲自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服务活动，可以从中获得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感受到发展旅游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和热情转移到旅游服务当中，进而扩大旅游的乘数效应，减少经济漏损，提高游客感知满意度和体验质量，满足游客的休闲需要。
如何才能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呢？首先，要使乡村旅游治理与所在乡村形成利益共同体，要让居民从中得到切实的经济收益，拓宽居民创收和就业渠道。其次，旅游治理措施要考虑居民的多层次需求，增强居民的自我意识、认同感和凝聚力，强化参与治理的意愿。最后，建立科学、合理、公正、透明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1]郭丽，章家恩.关于乡村旅游概念及其内涵的在思考[J].科技和产业，2010（05）.
[2]何景明，李立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05）.
[3]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J].旅游学刊，2006（03）.
[4]李开宇.基于“乡村性”的乡村旅游及其社会意义[J].生产力研究，2005（06）.
[5]冯淑华，沙润.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J].地理研究，2007（03）.
近两年笔者在沿海v市农村调查，在与乡镇干部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受了免税后，乡村治理的一些重大变化。这集中表现为免税后，基层政府在依法行政和治理的压力下，而体现出的一种行政乏力感。用乡镇干部的话说：“土办法”失灵后，自己就被捆住了手脚，很难有所作为，变成了“弱势群体”，很多时候是只能做思想工作的“软柿子”。
1、红脸也很难唱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乡镇干部虽然官儿不大，但还是挺有力度的，收税，搞计划生育，他们显然处于强势。但笔者在v市农村调查时，意外地听到了乡镇干部的一些心里话：
不知道现在的百姓怎么了？以前都是下去收税，不交还要强行搬东西。现在呢？不仅不收，还要补，有时还要往他们家里送东西，可他们就是不领情。村里修个路或弄点儿什么工程，占了他的田，或者要挖他几根橘树，按照标准赔钱给他，可他死活不答应。
有个村子，曾因修高速公路“高价”征用土地。后来修村路时，个别村民竟然要求按照“高速公路”的标准，来补偿他的土地和橘树。真是不讲理，不知现在的百姓怎么了？
听乡镇干部的口气，仿佛他们现在都成了弱势群体，弱不仅仅体现在心理上，也展现在实践中。他们坦言：有时挺怕百姓，尤其是“钉子户”，我们净拣好听的说，“得罪他们，没有好处。要是他们去上访，麻烦就更大了……”
干部们说自己在努力转变角色，以前是唱黑脸——要钱要粮；现在是唱红脸——送钱送粮送温暖。“我们现在是服务型干部！要修路、要土地平整，要园林改造……只是这个‘服务型干部’的帽子并不好戴。”
乡镇干部说：合作医疗是好事，百姓交一点，国家贴一点，重点解决个别农户因病致贫的问题，虽然对百姓有好处，但这点儿钱并不好收。有些人会送来，有些人还要上门去收，有些人还要反复做思想工作。
“有人去年报销受益了，你今年让他交，他说去年生病，今年就不会再生病了，难道还年年生病？有些人说：交了就生病，不交就不生病了。他们不是没钱，就是思想顽固，极个别百姓刁难人。”“合作医疗参保率上边有指标，不达标，村里还要垫钱，非常麻烦。所以你还要拼命给他做思想工作，求他交。”“为他好，还要这么婆婆妈妈！想不通！”
为村里修路，占了他的田，或者涉及到他的橘树，就是不让，提出很高的标准。有时没有办法就要绕开，结果路修得弯弯曲曲。在乡镇干部看来，老百姓不再是以前的“老百姓”，已经变得不好讲话，很难“摆平”，而乡镇干部一下子变得弱势了。
2、执行权的缺乏
按照乡镇干部自己的理解，这种弱势源于“手段”的缺乏，主要是执行权的缺乏。
“现在乡镇干部仿佛被捆住了手脚，对那些钉子户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时常抱怨：以前的“土办法”都失灵了，比如强行拆除，罚款，强制执行……“镇干部有执行权最有效率！”一个乡镇干部反复跟我提到这句话。在他看来，对付那些不遵从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有执行权，即可以直接制裁。为了村庄整体的利益，必要的时候要强硬一点，免得让钉子户“一条鱼惹了一锅腥”。
强制权的缺乏，有时也使调解员在工作中非常软弱，非常被动。比如，甲把乙打伤，涉及几百元的医药费，甲就是不赔，因为你没有强制权，所以也拿他没有办法。“这样的事情，金额小，上法院成本太高，时间又长，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只能拖着，一些小纠纷酿成了更大的矛盾。”
个别当事人忍无可忍，大打出手，杀了人或致人重伤。如果乡镇干部有执行权和裁决权，就能提前解决小问题，避免矛盾升级酿成大祸。
“有些问题，是明摆着的事情，没有太多道理可讲，要强硬一点，就好办了。”“依法行政，听起来好听，却非常不实用。”
以前的违章建筑，乡镇干部发现就可以责令拆除，如果不遵从，就可以叫些人拆除了事。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只能“依法拆除”，但程序太复杂，至少要走以下几步：下发责令拆除通知书；拍照、笔录；请示上级批示；上级部门研究决定；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组织人员和机械拆除。
镇政府负责此项工作的干部介绍：这套程序虽然合乎法治，但是在整治违章建筑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即使你发现他正在违章建房，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及时制止，只能层层上报，最后房子盖好了，就更加不好拆除了。“大多数违章建房，都不能及时有效治理，拖延成为了一种纵容。”
更多的情况是，村庄里的一些人建房时打一些球，稍稍侵占一点房前屋后的集体土地，干部不能及时制止，类似的事情在村庄里泛滥开来，最后“法不责众”，根本无法解决。
更让乡镇干部头疼的是来自“治理”的压力。“我们基层干部最怕上访，现在百姓，一点点事情都要上访。”“稳定是大任务，问题与我们的工资奖金挂钩，上访一次扣奖金50元，集体上访扣得更多，如果去省里、北京上访，那就罚得更重，所以我们最怕上访！”
“有些上访问题，我们这一级根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政策，没有权力，只能是安抚，做思想工作，很多时候是花钱消灾，替他们报销路费，给补助。”有些百姓知道我们的弱点，动不动就拿上访“要挟”乡镇，逼着基层干部同他们妥协——这真是令人头痛的事情。
3、利益的冲撞
在访谈中，类似的抱怨几乎是“不绝于耳”。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对这些情绪做“情绪化”的理解，而应该认真探讨这些“抱怨”和“困惑”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因为他们的抱怨和无奈，总体上反映了乡村关系、干群关系等乡村治理问题的新变化。
现在，乡村干部的工作有了重大转变，由以前的利益提取，变为现在的利益供给。道路硬化、土地平整、园林改造以及低保等惠民政策，在输入乡村的时候，面临着新的问题。
首先，这些利益因素助长了村庄中的派性，削弱了村班子的战斗力。工程项目中，伴有额外的收入，加剧了权力的竞争，尤其是村主任、村支书的关系不好处理，每一方都对利益更敏感，派性表现得更剧烈。
其次，这些利益调动了农民获取额外收益的动机，增加了许多非暴力不合作的“钉子户”。低保、土地调整中的补偿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土地平整、园林改造和修路的过程中，个别百姓拒不合作、漫天要价。“私利”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甚至可以凌驾于“公益”之上，“少数决定了多数”。
再次，这些利益因素，触动了农民的公平感和正义感，催生了新的社会不满情绪。低保户的确定，各项救济的发放，补贴的获取，这些利益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群众瞪大了眼睛关注这些利益的分配，尤其是更加关注村干部，在工程发包过程中的账务问题，稍有不满，情绪容易蔓延，也容易在派性的作用下而扩大，村庄矛盾的激化和爆发，严重的引发上访。
可以看出，当国家加大了乡村建设的力度，大量的资金项目投入农村的时候，一方面乡村的基础设施在明显改善；但是另一方面，村庄也增加了许多不谐之音。个别村班子也出现了消极行政的苗头。“现在村干部怕得罪人，怕选票流失。”以前，在乡镇的压力下，村干部还是能做一些“得罪人”的事情，现在村干部都想做“老好人”。有村干部解释说：天天在一起，我以后也要在村子里生活，得罪人，谁还选你？
在干群关系变化的背后，乡村关系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即由以前的压力型关系向合作型关系转变。在这种合作关系中，有时候乡镇稍显弱势。虽然村庄需要国家和乡镇的资金项目支持，村干部也可从中获得额外收益，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乡镇在县市区的压力下，更需要村班子的配合以推进项目。
因为派性等问题，很多村班子处于消极工作状态，只能完成常规性工作，在大项目大改造时很难有所作为。一方面班子很难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村干部也缺乏解决利益纠葛的魄力。这些都影响了乡镇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行动能力。
所以总的来说，乡村关系相比以前来说是弱化了，集中表现为乡镇对村庄和村民的控制能力的下降，这种变化，直接引发了大部分乡镇干部在工作过程中的困惑与困境。
4、依法行政困局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法制、依法行政自然是大势所趋，是社会前进的方向，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基层政府的手足无措，可以看作是法制和依法行政等制度完善的成果。如此说来，基层政府的困境，简直就具有了正面的意义，是基层社会法制化的表现。可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法制化意味着程序化，而程序化意味着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耗费。正像乡镇干部所说的，相关执法机关并不能及时处理问题，程序化和复杂化使许多问题很难解决，使许多小矛盾扩大化，使个体现象群体化——乡土社会，如果不能惩一儆百，就容易积累矛盾，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其次，法制化限制了基层干部的大量直接权力，虚化了其在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目前大部分村庄的水利、调解等工作状况都不令人乐观。部分村庄违章建房较多，集体水塘，机动地都不能正常管理。更为突出的是，目前很多村干部也不积极了，使村庄公共事务不能有效开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治理的压力，增加了乡镇工作的心理负担和行政负担。因为惧怕，很多干部工作开始变得保守，底气不足。一个驻村干部说：“现在，做事情越多越会出事，因为你做得多得罪人就多，就容易出差错，不做事反而容易评优秀。”各个乡镇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用于治理，稍有苗头，就要组织人进行“抢险”。
镇长说：“有时候，我们得知他要进京的消息，就要早早爬起来埋伏在他家门口，一出来就把他抱住，然后谈判……最头疼，最难治理。”“部分百姓，动辄扬言上访，你就要重视它的条件，很多时候委曲求全，甚至满足他的无理要求。“
所以，乡村干部的行政乏力感，反映的是当下乡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的现状。强制性权力弱化后，治理就要依靠功利性权力，即通过补偿、补助等方式，来获得被治理对象的遵从。而这无疑饮鸩止渴，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关键词：三区联动；农村经济意义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15-01
前言
在农村，新型的合作型经济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从刚刚出现开始，农村合作经济就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出现了农村出现了农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相互交错的格局。在新型的农村经济格局下，如何构建农村经济的崭新模式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各地农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对一直以来对农村经济发展相当重视。然后因为农村资源相对较少，交通相对来说还比较闭塞，人们的经济发展意识还比较薄弱等原因，一直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乡村工业发展缓慢，在农村几乎没有几家象样的乡镇企业，即使有几家比较有规模的生产型工厂，也是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为主，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农业经济集约化水平低。农村的土地分别掌握在农户手中，田地也因此划分各自的单元。这种情况不利于大型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乡镇企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管理无序，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分散生产，各扫门前雪的模式不利于乡村治理，农村经济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步伐。
二、“三区联合”模式在新型农村经济中的意义综述
“三区联合”的概念，是国家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具体来说“三区联合”是一种农村经济的新型治理模式，其内涵，就是在农村的工业区、农业区、和居住区之间建立高效的联动治理的模式。以农业区的生产资料来为工业区的生产提供保障，以工业区的产品来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支持，以居住区的先进管理来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双赢发展。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在城市中很多的传统工业已近于饱和，这种过饱和的状态，除了造成了制度的环境污染之外（如雾霾天，污水），还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国某些地方的农村中竟然出现了农田荒芜的现象。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我国贫富分化的程度。这种形势下，我国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提倡在农村中建立农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构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合乡并镇”的举措。农民的居住区被渐渐集中，而农业区渐渐连接成片，这些都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发展环境，并为农村人口的高效管理提供了可行性的方向。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探索出了农村居住社区、农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工业园区统筹联动的“三区联动”，协调发展的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治理模式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改变：
1、多元化治理的主体形成了
在过去，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很简单，乡镇政府管村支部，村支部管村民。对农村经济的促进，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农村，过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对政治方面的治理。基本不涉及乡村经济的概念。而在新型农村经济的“三区联合”模式下的治理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更加侧重于农村人口居住区的管理，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乡镇政府村支部更象一个经济管理组织。其工作重心在逐渐的向发展经济转移。
2、乡村经济的管理权利和资源配置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传统的乡村经济的管理中，政府部门对乡村的的管理权力是垂直式的管理。对境内的组织以及资源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支配权。而乡村的资源客观上却存在在水平分配的特点，这种垂直的权力架构，不利于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乡政村治”的理念。实质上削弱了，村治的效果。当前“三区联动”模式下的乡村经济管理权力有所下放。它更注重以居住区为中心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立体调动和分配。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治理机制由以往的单核心向多核心进化，强调了基础村组织在农村合作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适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更适于对境内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的综合治理。
3、着眼于农村型工业区建立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巨大的，虽然我国的农业是第一产业，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对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滞后现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村缺乏成型的工业区构建。新型的“三区联动”经济发展新模式，对工业区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强调。更加注重于农村经济中，农业区和工业区的发展平衡的基础上立体管理。将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构建成一个有机经济体。
4、“三区联动”模式格外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和自由平等的原则
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当前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市场永远是对的。在这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共识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也这个经济规律中运行。只是在过去，经济发展的意识和理念在农村比较薄弱和淡化。“三区联动”的模式从国家的高度对市场规律的作用进行了界定。新型的农民合作型的经济组织、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目前正在我国多地的农村纷纷建立。这些新兴的治理主体的出现，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公平、平等、竞争的色彩。这些组织的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无疑会对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三区联动带来巨大的活力。
( 一) 乡村规范与国家法的矛盾
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结构的重新审视，一时间，原本相对独立的乡村社会也被纳入到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构造中来。乡村社会固有的、传统的乡村规范体系曝光于国家法治建设面前，面对这一看似与国家法治建设格格不入的东西，究竟怎样协调平衡成为现阶段不断讨论的话题。什么是乡村规范，有的学者称为民间法、有的学者称为习惯法、还有的学者称为软法等。无论称其为何，基本上在传统性、民间性、内部性等方面达成一致。目前，就乡村规范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观点认为: 乡村规范属于非国家法，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地域性，国家法要吸收一部分乡村规范;而乡村规范也要向国家法靠拢，逐渐将部分乡村规范上升到国家法的层面。持这种观点的往往前后自相矛盾，在前面承认乡村规范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之后要上升到国家法。因为既然作为国家法，就必然具有普遍适用性或普遍指导意义，然而乡村规范只在一定地域内部人们基于身份关系或者血亲关系而形成的长时期的、延续的约束本地域人们行为的规范法则。自然这与国家法的基本特征相违背，又怎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还有部分观点认为: 乡村规范与国家法格格不入，自然要实施国家法废除乡村规范，要在乡村社会中依照国家法来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对此，这种观点是法律万能论的体现或者说是法律中心主义的表达。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范约束，倘若社会只能依赖于法律，可想社会将会凝固，陷入一片拘谨当中，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制于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当中，这样的社会会发展? 那历史是如何进步的? 因此，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社会变迁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历史的进步性，陷入法律万能论当中。基于上述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 乡村规范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法律文化，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具备传统性、延续性的特点。而且这种文化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不会轻易做出改变。
赋予其法律文化的内涵，是因为在文化的大系统中，乡村规范起到了法律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在现代观念当中有时显得不可思议或难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人员流动缓慢的地方而言是最适合不过了。其次，在乡村社会中，规范的选择是基于人们的偏好，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综合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商品的性价比、用途等等，最后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最优化的商品。再次，与其说是选择规范不如说是选择文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长期基于身份关系建立的熟人社会已经形成，面对国家法的不断冲击下，其往往表现出抵制或不认同。这种抵制或不认同不是两种社会治理结构的博弈，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它们各自表达不同的意愿，国家法所表达的是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而乡村规范表达的则是乡土社会的乡土正义、熟人社会的连续性。因此，两种不同的意愿表达不存在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文化所体现的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且在短时期内这是不能消除的，也是社会发展正常的表现。于是乎这并存于社会中的两套规范体系被广泛热议。如果说非将乡村规范吸收于国家法之中，这多此一举。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吸收，这就必须要考虑效益问题、在吸收的过程中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正比等问题。笔者认为: 乡村规范在一定地域内起到的规范约束作用见效快、人们普遍认可和信服。它是一种社会延续的产物，完全可以由国家法来实施外部监督和适当改变( 这里说的改变是不改变乡村规范的本质内核，使一些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规范趋于合法化) 。不必排挤乡村规范使之没用存在的空间，也不必完全废除，况且既然说其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深埋人们内心的东西，已经根深蒂固于乡村社会之中没办法废除之。因此，在既要建设法治又要面对乡村规范的矛盾中，可以采取国家法对乡村规范的外部监督使其在不改变原有文化内核的同时逐渐合法化，并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
( 二) 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与法律选择乡村社会的矛盾
初看这句话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中，这里说的法律是广义的概念，包含了乡村规范。而法律选择乡村社会，这里的法律仅指国家法。也就是说，前面是从静态的角度阐述国家法与乡村规范的矛盾，这里从动态的角度去阐释。在不断进行的法治建设中，乡村社会也摆脱不了法治框架的干预。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表现出消极、抵牾的态势，但国家法的强行进入使得原本不愿意接受的乡村社会只能被动去接受这些看起来条条框框的东西，至少是表面上接受了。原本传承的特有文化受到了国家法的影响，乡村社会开始反思其本域内的规范，试着去接受国家法。然而，在试用行中，乡村社会发现本土社会不适应强制的、冷冰冰的东西，对于国家法的强行介入，以往存在于乡村社会固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受到冲击，熟人社会受到国家法的外在束缚。所以，每当乡村社会发生一些纠纷矛盾时，他们还是会依赖于长期传承的温和、高效、便捷的乡村规范。因为，固有的社会状态是长期保持的结果，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正，更多的是乡土的公正。
一旦国家法适用其中，就会僵化保持已久的社会氛围，而且很难恢复其共同维持的社会秩序，后续问题要比现实纠纷重要得多。所以，建设法治社会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更多的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国家法的强行推行，不单单是法律宣传、法治教育等停留在表面化的措施，更多的要考虑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社会环境、文化状况、人员文化程度、当地乡村规范等等一系列实际因素，倘若只是盲目地追求法治化的指数、指标的完成百分比这只是一时麻痹公众的眼睛，没有从根源上实现法治建设。如果一味的把国家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每当出现一些事件时就批评社会法制不健全、体系不完善等制度性的原因，那么社会将受到各种条框的约束，每个人行为时考虑的因素往往比不为行为的成本要大，故而人们更多的去选择小心谨慎办事，一旦稍有不慎，将会有法律制裁。试问，这样的社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
二、知法还是不知法
目前，每当乡村社会出现发生一些棘手的案件时，总是批评该地区法治建设落后，百姓法治观念欠缺等一系列论断。而且这种论断似乎成为当今正统的论断。初看这样的观点，觉得有些道理，但细细推敲，会发现一些问题。
( 一) 对个案的分析趋于表面化，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这种观点呈现出一种公式化、套路化的姿态。
( 二) 政治性色彩浓厚，往往这些腔调出现在政府公文或者新闻报道中，这就使得这类语言得到普及为人所熟知。每当发生于乡村社会一些案件时，究其原因时，这些套话就跃然而起。
( 三) 这种观点呈现出扩大化、覆盖化的趋势，缺乏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因为每一个案件的发生表面上看似相同或相似，但究其原因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仅仅从表面上类推一些相似案件就套用这种观点似乎有些不负责任。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分析案件时可以比照相类似的案件，比照分析只是方法，但是不能套用结果。多年来，我国的普法工作没有停止，难道是普法工作没有做好? 还是另有原因?
按照上述公式化的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且是这样的结论:
xx 乡村地区发生了xx 案件
xx 地区法治建设不健全又
xx 地区法治不健全
xx 地区人们的不知法
[关键词]公共选择乡村关系治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人治观念、,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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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治理 村落教育 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弱化和“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深具本土性的课题，以往对之的研究和实践主要围绕着“县―乡―村”三级的乡村政权结构、村民自治、农村和农民的组织形式、城镇化中的城乡关系、乡村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等维度，也即乡村经济和乡村政治建设两大维度来展开。更为具体的内容便可归结为诸如计划生育、土地流转、拆村并居、“钉子户”的治理等。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进行，力求在实现生活富裕、政治民主、乡风文明、生态良好、村容整洁等目标基础上，同时实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稳定、良好的秩序。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农村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全面改善，农田水利工程、危房改造工程、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借助于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充分在“物”的建设上做文章，农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加速增长的时期。
这一“见物不见人”的新农村建设倾向导致了三个问题：首先，乡村治理主体弱化。由于片面强调“物”的建设，忽视人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乡村就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逃离乡村，乡村空壳化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和“三留守”问题。留守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参与村级事务能力弱，乡村产业凋零、土地荒芜，反过来制约乡村“物”的发展，基础设施无人管护，乡村卫生状况令人堪忧，老年人孤独无助的心理十分普遍。因此，人的新农村建设要能留住人，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其次，乡村治理空间环境优势丧失。传统乡村的自治基础是以村落特定形态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开放的农户、村落的公共空间、密切的交往、频繁的交流、共同的参与、相互的示范等，构成了传统乡村治理的天然优势。但是，随着乡村建设机械地模仿城市，有些乡村的原有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被破坏，村落共同体消失，形成了农民的原子化，产生了大量的农村“三留守”人口，本来理应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人失去了彼此联系、守望相助的社会关联的基础，甚至乡村居民不能获得旧时记忆和情感的依托。推倒村落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社区遭遇了悲戚的尴尬境地―既失去了乡村社区的特质，也不具备城市社区的功能和性质，曾经是有着文化根脉村落的空间孤立化。其三，乡村文化及其载体被丢弃。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条件或载体，当文化的载体被消灭后，文化就无以附着，自然难以传承和发展。由于对乡村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也由于对乡村优秀文化的载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乡村文化载体的破坏。结果是所谓的“乡村文明”建设，实则成为无根的文化。这里的文化不单指书本上的知识和技艺，更多的是凝聚着人们长久积累而成的经验智慧的共同记忆和朴实情感。伴随传统记忆逝去的是在熟悉的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正如李培林在《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一文中对村落终结有过这样的描述：“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羊城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数千年农耕生活消失的过程，这种农耕生活，曾一直是我们古老文明的根基和脉络。它养育了我们，似乎只是为了它最终的毁灭。它走的那么悲壮，千年古风，一朝逝去，没有乡愁，也没有挽歌。”①有些乡村被城市化而消失，是城镇化扩张的必然趋势，但是，有些乡村消失却是人为制造的。忽视或破坏了乡村传统文化建设，使乡村治理失去了重要的社会文化依托和有效途径。结果只能是建构出了新的大量需要被治理的对象。
因此，为防止乡村治理中过于强调“物”的建设而轻“人”的建设，克服重视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倾向，中央提出“物的新农村建设”与“人的新农村建设”同步发展。就是要在改善乡村硬件建设的同时要体现以人为本。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这是对物的建设与人的建设最形象的诠释。“留得住乡愁”也即留得住人们的文化记忆，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出了“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命题。这对于缓解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弱化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人的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解决留住人的问题，特别是留住一部分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年轻人，解决农业和乡村后继乏人的问题，要留住年轻人就需要有就业岗位，就需要发展乡村产业，特别是要在发展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的产业融合，让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是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第二，乡村建设要满足村民的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不能按照少数决策者的想当然来建设乡村，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城市建设理念改造乡村。新农村建设要符合乡村发展规律，要尊重村民的需要。第三，要有助于提升村民素质。特别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些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培养农民的科技意识、科技知识和运用科技的能力；包括生产规划、产业创新、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营销能力；也包括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能力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与观念；当然还包括了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传统优秀品格的培养，如尊老爱幼、守望相助、诚实守信、尊重自然、和谐相处等品质。都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解决“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村落环境，因此要研究乡村对人的意义和价值，乡村不仅是村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也是对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信仰等实施有效影响的重要场域。村落中蕴藏着“化民成俗”的独特资源，乡村治理应当及时从对“物”的改造转向对人的培育，将乡村中的人培育成有文化的人，须借助村落的教育，只有这样方能遏制乡村治理中“人物不齐”的主体弱化趋势。
村落教育的构成要素和作用机制
乡村教育，是指借助于在农民共同的生活世界中长期积累起来的背景资料和乡土知识，比如村规民约、村落传统、和仪式以及农业劳动等载体，实现对村民春风化雨般的教育，帮助村民个体顺利实现乡村社会化并帮助其主动地纳入到与他人一起构造的记忆共同体和情感关联中。也就是说，乡村教育依赖的是它本身固有的独特教育资源。但是，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以城市为价值取向的体系，“远离农业和农村”、“到城市去”、“升官发财”、“成名成家”等强势的宣称和鼓动成为渗透在农村教育历程中的主导价值并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这些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的输入将农村中的受教育者于丰富多彩的教育空间中挤出，成为乡村建设的异化者，而那个被挤占的空间往往蕴藏着具有独特价值的、来源于并指导着人们生活世界的直接性教育资源。在乡村生活中长期生长积累起来的淳朴生活经验和乡村智慧具有更显著的教育效果，具有更强烈的生活气息，也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指导意义和价值。
乡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换言之，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们关注乡村教育，不仅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真正使他们真实拥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好的教育效用。②乡村本身生长着丰富的活化教育资源，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它就可以化解现代教育资源输入的尴尬。因此，活态的教育资源恰是乡村教育这棵大树得以根深叶茂的生长点；相对于城市教育或者片面的学校教育的“成功”学，乡村教育的“化民成俗”的“教民成人”教育是乡村教育资源独有的特性和优势所在。
人们常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但是根在何处，载体又在哪里？迫切需要研究者给予回答。当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村落时，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当人们试图对乡村做改变的时候，会发现就像动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无从动手，生怕碰坏了什么。孔子曾说“礼失求诸野”，这里的“野”即村落，乡村教育展演的首要空间是村落，因此，乡村教育得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务必要到村落的结构和特性中去寻找。村落作为构建乡村社区内生型秩序的公共空间，是乡村教育的基础。村落的教育要素十分丰富，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与乡村教育相关的要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教育要素如民居、庭院、村落结构，庙宇、祠堂、标志建筑，文化设施、农业景观，甚至古树、戏台、水井等都可以成为凝结乡土记忆的公共空间，对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发挥着教育的作用。无形的载体就更丰富，诸如农业种植制度、乡风习俗、生活习惯、节日庆典、日常礼仪、道德传统、价值观念、乡土知识与民间信仰等。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勤俭朴素、孝敬父母、热爱家乡等一系列优秀品质就凝结在这些载体上，有些实施教育的文化载体是不可以替代的，一但消失就难以恢复。因此，研究乡村治理，决不能仅仅照搬西方治理理论，而是要研究和揭示乡村固有的教育价值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村落的教育功能是由村落的特性所决定的。村落为什么有教育价值呢？与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农家院落是透明的，不管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村落的人都清楚，有了透明，才能有“街谈巷议”，才形成了村落的公共舆论空间。第二，在家户透明的基础上产生了村民之间的监督，村落舆论是非常重要的监督力量，是约束村民行为最重要的措施和渠道。第三，乡村对乡村成员实施周期性的强化，无论是红白喜事等习俗，还是节日礼仪和日常生活，都潜移默化地使人受到熏陶。③
乡村对人的行为的塑造是自然而然的，教育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村落教育是一种文化，即“以文化之”的经验过程，所依托的是村落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包括优秀的风俗、象征仪式、传统孝道和礼节、庆典、耕作方式等，这些文化是具有深刻内化力的经验和智慧；村落的教育具有跨时空的关联性，不仅可以通过父辈和子代之间的代际传续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乡村的文化载体和横向的示范途径来实现。村落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村落教育的根基或土壤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春风化雨”般的“化民成俗”，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非制度性。从而使人的行为受到深刻的内在影响。由此可见，乡村教育的内容具有多面性，乡村教育的途径具有综合性。
近些年，研究者注意到了村落公共空间的教育意义，认为村落公共空间属性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小河边、水井、场院、碾盘周围，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乡村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村落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文化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等，为人们提供了进行交流、交往机会。④村落公共空间也是乡村教育发生作用的逻辑起点，公共生活的实践所发展的公共性和公民性是人性教育的核心，公共生活展示人的品质，如果脱离了公共生活，或者没有形成公共性和公民性，面向人性优秀的教育或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人性恰恰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并展示的，也只有在公共生活里才能够被提升。⑤活动在公共生活中的农民身份上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自由和无区隔化。这也是构成农民身份和城市市民身份的主要区别。这里的自由主要是生活的自由。我们往往用“乐活人生”来形容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农民的生活可能不是富裕的，但却极有可能是幸福的。农民身份上的无区隔化表现为其生活空间是极具关联性的，生活界限模糊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村落公共空间形成的基础。
乡村对人的影响具有的综合性，为培养“全人”提供了条件。在农业劳动中可以以让人们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人们养成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的品质，掌握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和各类仪式活动中学会了与人相处，掌握社会规范、明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培养了感恩与祈福的情操；在参与乡村事务过程中形成了参与意识，锻炼了参与能力。正因如此，近些年来人们十分重视农业劳动价值和乡村社区行为矫正功能的研究与实践。乡村对人的教育既注重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其效果要比单纯的宣传说教深刻而有效。教育作为诸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导训化，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或社会控制，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濡化，都体现了教育对人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控制和教育作用，而且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内化为行为的指导准则。村落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各个地方在新农村创建过程中，对教育途径进行了很多创新。如文明评选、“文明户”评选、文化墙、文化大院以及文化“驻乡”、新乡贤协会等的创建等。乡村教育途径的创新促进了村民尊重自然的品质，形成了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社会和谐氛围，引领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不管是弘扬尊老爱幼的礼孝文化，还是为农村培养可留得住的文艺人才，都对乡村文明有着现实的促进意义。
村落教育构建与乡村治理方式
村落中生长着形态多样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并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活态的策略。恰如流淌在人们脑海中的代际传接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能动性，所以我们认为文化不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更有着深刻的动词属性。人们通过或主动或被动地汲取这些资源来形塑自己的乡村社会观，即按照乡村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优秀合理的行为标准来为人处事，并推己及人，这种行动逻辑在家庭内部、家庭之外的邻里和更远的社区中不断地推演开来，形成内生型的村庄秩序。与外部推动力（如法律和国家权力等）形塑的乡村秩序相比，建基在村落固有的行动逻辑之上的内源性秩序更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况且，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乡村秩序被不断地解构，乡村衰败引起了人们对乡村价值的反思，新农村建设和人们对乡村价值的不断发现，村庄内生性秩序也获得了重构的机会。农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实践理性，他们可以按照村庄本身具有的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来构建新的公共生活空间。村庄这种固有的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最大的特点即教育性。
村落教育功能的构建要通过乡村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来实现，主要包括家风、村规民约、节日和习俗等，农业劳动作为广义的文化实践也被包括在内。
家风或家规，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逐渐发展出来了一套社会组织法则与伦理体系，主宰人们日常生活以至抽象思维的一切。⑥家风影响后代的品格，也成为约束个人、教育个人的无形力量。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示范和感化来实现的。从家庭的范围推展开去，村规民约是传统的乡规民约与社会发展新内容的有机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出了各种形式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对于村民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规范性，维护着农村社会中的基本秩序。
在维系乡村价值系统中，习俗和节日仪式占据着重要位置。习俗和节日作为村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媒介，同时作为建构公共空间的媒介，形成了村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意义，对协调村民的行为、以引导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具有重要作用。习俗和节日中体现着共同的价值观，在此价值观引导下的行为趋向于形成无争的秩序，且经常会得到周期性的强化，成为稳定且持续的乡村秩序的重要来源。
史书记载，农业劳动最初是统治者作为教民稼穑进而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生产的农业到生活的农业再到生态的农业，农业活动的价值意义不断丰富。农业劳动可以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对人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就提倡人们到乡村去找回失落的精神，祖田修在《农学原论》中也认为“农活儿”是人性的综合，它包含循环型、多样性、互动性以及自我创造性等四个方面，每个内容都是人性的重要体现。
现代乡村治理方式并不是要求乡村社会结构回归传统，而是要吸收传统教育要素，继承和发展乡村社区的教育功能，营造教育的空间条件和社会氛围。就目前而言，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依然要发挥乡村家庭、组织、文化的作用，协调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教育学中把教育分成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大教育。随着人口流动、撤点并校以及普遍的寄宿制学校诞生，乡村家庭教育被削弱了。因此，乡村治理首先要努力克服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如减少寄宿制学校，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减少父母与子女的分离状态，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农业劳动、亲情教育和乡土教育的内容。其次要提高农业的组织程度，不仅要转变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而且要促进乡村各类组织的发育，农民的合作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以及老年与妇女组织等都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着重要职能。如在浙江绍兴利用乡贤文化传统，成立的新乡贤协会，对乡村治理和新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北京的延庆县，通过文化驻乡工程，培养大批乡村文化人才，活跃的乡村文化组织，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要，也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其三要强化乡村民主制度和促进向村民规范参与村级事务。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不仅是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变农民态度，实施教育以及提高农民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其四是发挥习惯、习俗、节日庆典、民间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的教育力量。其五要发挥现代教育机构的教育功能，农民学校、远程教育、各类农民职业教育都承担着农民教育的职责，以往的农民教育重视科技教育，但忽视观念与责任教育，更缺乏信仰教育，未来的农民教育必须是全人的教育，教育机构要开发综合性课程，不仅要教育农民的科技知识，还要培养农民的责任与权力意识，只有把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和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担当起乡村治理主体的职责。
“人的新农村建设”对克服当代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倾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纠正乡村治理中对于“物”的建设的理念以及忽视农民主体的倾向具有指导意义，对为避免拆村并点和强制村民上楼，延缓大量村落被迅速终结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人的新农村建设”恰成为我们反思上述问题的切入点。乡村的秩序是文化秩序，文化秩序的重构须强化乡村主体的意义和地位。乡村主体培育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教育与熏陶，村落中经代际延续的家风家规、乡规民约、节日习俗以及农业劳动成为村落内生型秩序重构的资源和方式。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主体弱化的问题以及推进“人的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保存乡村社会结构以及良风美俗得以展演的空间。因此，研究乡村价值对乡村治理的作用，研究乡村对置身乡村的人们的教育作用，是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注释】
①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刘铁芳：“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读书》，2001年第12期。
③朱启臻，赵晨鸣，龚春明：《留住美丽乡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七章。
④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
⑤金生v：“人性的教育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
一、村级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
为加强村级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改善综治人员工作环境，建立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我乡村级综合治理工作水平，我们以科学发展观和全市政法会议精神为指导，从“发展是硬道理、维护稳定是硬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村级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8个村推行了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在全乡38个行政村推行了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切实做到了工作到位、资金到位、措施到位，为推动全乡村级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在综治办规范化建设方面：我们组织各村在办公用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综治办配备了专门办公室，每村投资5000多元，对办公室进行了改建装修，墙壁涂刷了防瓷涂料，地面铺设了地板砖，并全部吊顶，对室外地面进行了硬化和美化，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档案橱具，制作了精美大方、标准较高的制度图版，使我乡综治办办公条件达到了全县一流的水平。
在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方面：我们加强了三个方面的规范化建设：
一是建立了村级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各村根据今年我乡“平安建设”工作需要，调整组建了春季严打小组，设置了严打整治办公室，配齐配强了严打整治专职信息联络员，建立起严密有序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二是建立了防控管一体化防范体系 。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类可防性案件发生，各村从本村工作实际需要出发，选定一名村干部专职抓平安建设工作，建起了集治保、巡逻、调解、普法、帮教“五位于一体”的综合治理防控机制。
三是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乡党委政府把排除不稳定因素，作为建设“平安家园”的重要环节来抓，帮助各村建立健全了规范化的村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和管理机制，完善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实行了矛盾纠纷信息周报制度，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统一建档立册，逐步形成了调处程序规范化、排查工作制度化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避免了民转刑案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确保了社会稳定。
二、采取的措施
为搞好村级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我们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1、充分做好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宣传工作
我们充分利用干部进村、宣传车、广播和明白纸等方式，搞好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宣传工作，使各村干部真正了解了搞好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增强了大家的规范化建设意识。
2、加强村级综合治理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了他们搞好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的能力，促进了我乡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3、加强领导，组织各村成立了以支部书记为组长、以综治专职主任为副组长的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真正做到了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把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任务落到了实处。
三、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范化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综治办规范化建设难度仍然很大。
9月12日上午，示范区组织人事局组织各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全区各村干部代表开展了“党建引领推进中心工作培训会”，会上，邀请了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赵化录同志为我们进行了授课。我作为一名村支部书记有幸参加了培训，收获颇多、受教之深，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感。
党建工作常常被认为是务“虚”，这个“虚”要务得有水平，悟出实效，推动实践，这才是务“虚”的境界。赵华录书记的讲话紧密结合实际，给我们明确了任务，掌握了规律。是的，基层党建工作亟待加强，我们这些村干部更是责无旁贷，要不断学习，提高能力，要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贡献精神，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农村党建工作之路。而朱莉副书记从形势到组织建设问题的分析引人深思，“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渎职”，回想这朴实而又发人深省的三句话，提醒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做一名称职的农村干部。
二、丰富了自身党建知识。
常言道：温故而知新。作为一名支部书记，应该熟悉党建理论基础知识，业务知识，才能让自己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可常常因为工作忙碌而忽视学习，有时候一些政策性强的业务知识要翻书才能肯定，自己也很想有时间好好学习。端正态度、抓好乡村治理，使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乡村社会的风气更加文明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加强理论学习，增加党建知识，确保更好的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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