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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83；F224.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1－0014－05
一、引言
早在1989年，经济学家Aschauer[1]就已经注意到，诸如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针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私人产出能增加0.39个百分点，而核心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机场等) 的产出弹性甚至高于私人资本。随后，Barro（1990）[2]的研究中将政府公共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两部分，并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生产性支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总是将基础设施作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重要部分，由此探讨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关文献有：Dewarajan、Swaroop和Zou（1996）[3]，Fischer (1993)[4]，Easterly 和 Rebelo(1993)[5]，Gali（1994）[6]等等。国内学者则更注重实证分析，相关研究有踪家峰和李静（2006）[7]、马拴友（2000）[8]、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9]等等。
然而，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上述文献在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总采用相同的模式，即产出Y是私人资本K、科技进步A、劳动力L和基础设施（或者生产性支出）G的函数，可统一表示为Y=AKαLβGγ，实证分析中所指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即是γ的大小，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也来自于此。对于基础设施作用于产出的这种模式，以杨小凯（2003）[10]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基础设施首先作用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或言之提高交易效率①，而后通过促进分工来促进经济增长，相关文献有：Chu（1997）[11]， Zhang（1997）[12]，Wen（1997）[13]，赵（2005）[14]等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设定的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很好地解释了由North（1958）[15]发现的运费比率和经济发展之间负相关以及交易部门收入比重和全社会人均真实收入同时]进的两大规律。尽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更强，但却难以让我们完全信服。因为基础设施的含义广泛，诸如铁路、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改善交易效率，但下水道、城市绿化、污染治理、各种福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却难以和提升交易效率联系起来，这些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但并不反映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考虑，本文认为基础设施至少有两种功效，即提高交易效率和直接提升福利水平，这也是本文认为的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越多越好，它的提供水平越高意味着私人资本的积累速度越慢，政府须努力在两者间做出选择。据此，本文建立了一个考虑基础设施同时作用于交易效率和提升人们福利水平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由此探讨基础设施最优投入问题。在构建这个经济增长模型中我们得到了一系列的结论，为验证这些结论的正确性，本文采用我国1953-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借用增长模型和实证分析中的部分结果对我国潜在的最优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数值模拟。
二、基本模型
依引言所述，这里将基础设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改善交易效率的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g1）；另一部分为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比如城市绿化等基础设施（g2）。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了简化分析，暂不考虑科技进步和人口的影响，或认为它们单位化为1。除此之外，考虑到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包括机器和原材料）交易受制于交易效率的情况，资本只有部分能最终作用于产出，于是设定生产函数如下：
y=[S(g1)k]α（1）
其中，y是总产出，S(g1)表示资本k的交易效率，由于中间产品交易的存在，每投入一元钱中能真正作用于最终产出的部分只有S(g1)，其余部分为交易成本。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设交易效率函数有如下形式：
S(g1)=S0rg1, 0
其中，S0表示社会初始交易效率，r表示g1对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我们假设政府的税收全部用于提供基础设施，采用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5）[16]的做法，抽税方法是对资本存量进行的资本税，税率为τ，且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财政预算平衡，因此有：
g=g1+g2=τk（3）
为了简便讨论，这里假设用于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g1=θg=θτk，假设用于提高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g2=(1-θ)g=(1-θ)τk。于是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S0rθτ)ak2α（4）
与设定生产函数一样，我们的效用函数中也要考虑到交易效率的作用，假设消费的交易效率与资本的交易效率相同，都是S(g1)，即每消费一元钱中，真正得到的部分为S(g1)，其余耗费在交易中成为交易成本。同时考虑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的作用，并将这些基础设施看作是纯公共物品，以对数形式表示效用函数，如下：
u[S(g1),c(t),g2]=log[(S(g1)c(t))g2]（5）
根据（1）～（4）式将（5）式表述如下：
ut=log(c)+log(S0rθτk)+log((1-θ)τk)（6）
设理人具备完全预期且最大化其一生效用值，则其一生效用的现值为：
U=u[S(g1),c(t),g2]e-ρtdt（7）
其中ρ>0为贴现因子，T是效用积累期的期末。资本变化率的约束条件如下：
=y-τk-c（8）
其中表示资本k随时间t的变化量，即对t的导数，这里没有考虑折旧，为了最优化（7）式，根据（1）～（8）式，我们可以构造现值汉密尔顿（Hamiltonian）函数如下：
H=log(c)+log(S0rθτk)+log((1-θ)τk)+λ[(S0rθτ)ak2α-τk-c（9）
这一动态优化的最优解满足如下关系式：
=0（10）
ρλ-=（11）
其中表示资本的影子价格λ对时间t的导数，根据式（10）得到λ=1/c，于是有=-/c2，再根据式（11）的求解，自然有：
vc=2c/k+2αk2α-1(S0rθτ)α-τ-ρ（12）
其中vc表示消费c对时间的增长率，即vc=/c。很明显式（12）不是这个最优解的最终表达式，因为内生变量c仍然在决定着自身的变化率vk=/k，为此我们还要借助式（8），根据式（8）并结合式（3），资本的变化率vk=/k表达式如下：
vk=/k=(S0rθτ)αk2α-1-τ-c/k（13）
在一个动态均衡中我们必然有v=vc=vk，我们可以称v是共同的均衡经济增长率，于是我们可以利用式（13）求解出内生变量c，再将c的表达式代入式（12）求解出v，结果如下：
v=-τ（14）
根据（14）式，为了达到最大的经济增长率，使用一阶条件，最优税收比例 的表达式为：
τ*=[α(1+α)(S0rθ)αk2α-1]（15）
从（15）式可以看出，从私人资本那里收取的用于提供基础设施的最优比例τ*取决于私人资本k及其产出弹性α、初始交易效率S0、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比例θ及其对提升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r。该最优比例随着S0、θ、r的变大而变大，由此可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S0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θ、r较高，于是税率的高低并非因为发展程度而有差别，是多因素的结果。 得到了（15）式之后，相应的最大（或称最优）共同经济增长率v*也就被决定下来，见式（16）：
v*=[(1+α)(S0rθ)αk2α-1](α-α)-（16）
由（16）式，最大的共同经济增长率v*最终与S0、θ、r的变化方向相同，与ρ的变化方向相反，随着k的不断积累，v*呈现如下变化趋势：当α0.5时，v*逐渐变大，在此，我们姑且妄言之为 “私人资本产出弹性的0.5法则”。以往的实证分析中一般忽略交易效率的问题，所以往往低估的资本产出弹性（因为购买中间产品耗费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资本转化为最终产品，而现有文献只是直接用资本和产出进行计量分析，所以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即便如此，许多文献还是得出了我国资本产出弹性大于0.5的结论(赵志耘等, 2006[17]；马拴友, 2000[8])，于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国的资本产出弹性要高于0.5，最优的经济增长率会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而不断变大，这也是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上升的一个解释。
三、实证分析
在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我们曾以交易效率为媒介，探讨了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但在实证部分，交易效率却难以衡量，为此我们只能采用较变通的方法来从数字中探究文章基本逻辑的正确性。大量的基础设施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但鉴于实物指标之间难以统一的计量标准放在同一个计量模型中，且文中数学模型也主要考虑提供基础设施的支出流量，所以这里采用相应的财政支出作为变量。根据前文的数理模型，对产出有影响的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而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没有产出效果，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观察相应财政支出和产出之间是否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文中还同时指出，考虑交易成本时，资本的产出弹性应高于现有文献的估计结果，这里也要对此进行验证，采用的方法是回归分析。
（一）相应财政支出和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
这里选用的数据是中国大陆1953～2005年的GDP和财政支出数据，我们采用1990年价格为基基价格对所有年度数据进行了处理以避免物价的影响。对财政支出作以下处理：将基本建设支出、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合并为一类，称之为改进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支出trexp；将政策性补贴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文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合并为一类，称之为福利性基础设施支出welexp①。为了避免数据大小的过大差别，我们将上述GDP、trexp、welexp分别取自然对数为lgdp、ltrexp、lwelexp。下面我们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依据的原理是：如果加入变量x对于预测y变量的走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显著的增加了回归方程解释变量y的能力，我们就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否则称x不是y的Granger原因，这样我们可以讨论双向影响关系。但在进行Granger检验之前，我们需要验证变量间是否协整，为此我们需要先对三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所谓单位根检验即是指检验变量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的过程。平稳序列将围绕一个均值波动，并有向其靠拢的趋势，而非平稳过程则不具有这个性质。使用软件EViews5.0得到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序列lgdp、ltrexp和lwelexp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1所示，使用两种检验方法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的原始数据非平稳而一阶差分（大写字母D表示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于是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变量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是由Engle和Granger首先提出的。其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这一检验的基本内容是如果序列X1t，X2t，…，Xkt都是d阶单整，存在一个向量α=(α1 , α2 ,…, αk)，使得Zt =αX～I(d-b)，其中b>0，X=(X1t， X2t，…，Xkt)'，则认为序列X1t， X2t，…, Xkt 是(d，b)阶协整，记为Xt～CI(d，b)，α为协整向量。针对本文而言，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同阶单整变量，则可能协整，所以前文中我们进行了单位根检验以验证是否具备协整检验的前提。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这里使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是Johansen协整检验，其基本思路是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系统回归构造两个残差的积矩阵，计算矩阵的有序本征值(Eigen value)，根据本征值得出一系列的统计量用以判断协整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不论是特征根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从P值可以看出，均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变量lgdp和ltrexp、gdp和lwelexp具有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十分敏感，同时为保证一定的自由度，所以这里选用的滞后期为1～3，具体结果见表3：
表3.总产出和两类基础设施支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
从表3中的P值可以看出，滞后期为1～3时，lgdp和ltrexp一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lgdp和lwelexp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滞后的lwelexp对lgdp的走向不具较强解释力，但ltrexp却具备这种解释力。这个结论证实了前文数理模型中基本逻辑的正确性，即提升福利的基础设施没有生产特性，而提升交易效率的基础设施可以促进产出。
（二）提升交易效率的支出、资本存量和产出的回归分析
由于没有考虑交易成本，所以现有文献应当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此这里有必要对这一结论进行验证，鉴于交易效率难以衡量，我们将产出函数也就是前面的（1）式取对数如下：
log(y)=α[log(S0r)+log(g1)+log(k)]（17）
根据何枫等（2003）[18]估计的2001年左右的资本存量k的估计值是19万亿（以1990年为基期价格），再加上前文对交易效率的定义有S(g1)=S0rg1
lgdp=0.681×(-1.596+lk+ltrexp)
t(37.28)(-6.50) （18）
R2=0.965R2=0.964AIC=-0.11SC=-0.039
从上述估计结果来看，与（17）式相对应， log(S0r)=-1.569果然小于零，中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81，远远高于赵志耘等（2006）[17]估计的结果0.56，也高于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19]的估计结果0.49，还高于马拴友（2000）[8]的估计结果 0.65，从而验证了前文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同时由于log(S0r)=-1.569，说明S0r=0.2083，如果我国的初始（不提供基础设施）时的交易效率为0.5（经验值）的话，基础设施对交易效率的作用系数为r=0.417。
（三）对中国最大经济增长率的数值模拟
通过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了数理模型中较为重要的参数S0、r、α的大体取值情况，因此可以藉由（16）式对中国的理论最优增长率进行模拟，以探究本文数理模型的解释力，相关变量的取值如下：S0=0.5，r=0.417，ρ=0.04，α=0.68①，使用的软件是MATLAB6.5(见图1)。
图1、原始经济增长率和模拟经济增长率
从图1可以看出，本文的模型对部分经济波动有一定的解释力，对经济大体走向有较强的预见性。这一模拟结果再次证实本文关于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的假定至少是符合逻辑和贴近现实的。从模拟图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模拟的最优经济增长率不再表现出明显的高于现实增长率的情况，由于本文主要考虑的是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这一结果反映了政府工作效率和执政能力的快速提高。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考虑交易效率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即基础设施可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通过改进交易效率而作用于产出和消费，另一部分直接提升福利水平。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相应的财政支出检验了这两部分基础设施对产出的作用，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论显示提升交易效率的部分基础设施和产出互为因果，而直接提升福利水平的基础设施和产出间没有因果关系。数理模型还揭示出，最优经济增长率v*取决于两类基础设施的比例关系θ、初期交易效率S0、基础设施的交易效率系数r、效用的贴现因子ρ、资本的产出弹性α、资本存量k。在影响v*的诸多因素中，起正向促进作用的是S0、θ、r，起负向作用的是ρ，α和k对v*的作用不确定，但存在一个 “资本产出弹性的0.5法则”（我们暂称之）：随着k的积累，当α0.5时，v*逐渐变大。与此同时，根据本文的结论，在考虑交易效率的情况下，现有文献应低估了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此实证部分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8，明显高于相关文献的估计。在实证的最后部分，本文根据数理模型的结论并结合实证分析的相关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结果表明本文的数理模型对经济波动有一定的解释力，对经济走向有足够的预期。数值模拟的结果还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模拟的最优均衡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很小，证实了政府工作效率的快速提高。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当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时，加大提升交易效率类基础设施的投入比例是明智的选择。正因为现有文献少有考虑交易效率的作用，所以对资本的产出弹性有低估的趋向，于是进一步加大私人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从数理模型所揭示的结论来看，一个国家的税率决定（仅考虑政府提供基础设施的功能时）至少是由初期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交易效率系数、资本的产出弹性和资本存量等诸多因素决定的，直接以“发展阶段”来衡量我国的税负并与相关国家进行比较显然缺乏足够的考虑，为此政府应仔细衡量相关因素的大小以确定合理的税负来有效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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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Transaction Cost and Economic Growth
Luo Yongmi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从笔记本电脑诞生开始，就衍生出两个派别：一个流派注重性价比，希望以规模效应占据普及市场；一个流派注重技术、工业设计，希望让笔记本电脑成为精品。目前，笔记本电脑的品牌占有率有集中的趋势，联想、戴尔、惠普、宏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这证实了规模效应的威力。不过，当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此时，两个流派就需要互相学习。
提到笔记本电脑的技术和设计，日系品牌的地位不容忽视。4月，富士通、东芝先后了其春季新品。这些新品各具特色，或重视影音性能，或重视轻薄便携，但都突出了其优秀的设计。不过，较之前一些旗舰产品，这批产品在注重设计的同时，也把握好了度，并没有因为追求极致而使得产品价格过高。
轻薄与性能的平衡
几年前，东芝等品牌一直致力于让笔记本电脑更加轻薄，并不断刷新笔记本电脑重量和厚度的记录。不过，这些轻薄如羽毛的产品若要兼顾性能，必须采用特殊设计和材质，成品价格动辄万元以上，很难走入寻常百姓家。
今年东芝和富士通的新品笔记本电脑同样注重便携性，但同时也兼顾了性能和成本，因而更受用户的青睐。
富士通LIFEBOOK PH771就是一款性能与便携性兼顾的产品。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12英寸、1.38kg的机身内容纳了高性能的英特尔酷睿i7处理器和DVD刻录光驱，使得产品既方便携带，又能胜任各种应用需求。另外，这款产品的光驱位采用模组设计，还可以更换为扩展电池、微型投影机等组件，更为灵活。富士通另一款产品，1.4kg的LIFEBOOK PH701较PH771配置略低，也没有加入可更换的模组设计，但价格更为亲民。
东芝Satellite R800同样是一个均衡的产品。去年，东芝为笔记本电脑25周年推出的纪念机型Portege R700曾将14英寸、搭载英特尔酷睿i7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重量做到了1.39kg。作为更为亲民的Satllite系列的产品，R800没有创造纪录，但作为全内置的产品，东芝依靠高强度塑料材质和风道设计将这款笔记本电脑的重量控制在1.99kg，同时兼顾了较低成本和较高性能。
产品种类更有针对性
无论是东芝还是富士通，都将“个性”作为产品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成本；社会健康成本
引言
从根本上来讲，经济的增长是为了给人类提供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但就目前来看，经济的过快增长加重了环境污染，并且给社会健康带来了威胁，从而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相关人员有必要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展开研究，以便寻求途径更好的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关系的理论研究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关系
一直以来，经济的发展都将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而想要解决环境问题，还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正确处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只有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才能够使人类社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只有确保环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才能够使人类得以在地球上长期生存。就目前来看，地球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地区。而与此同时，想要开展环保工作，也需要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所以，只有确保经济能够得到发展，才能够确保环保工作的开展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但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明显速度较快。从1990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从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数倍，而经济的发展需要以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为代价。近年来，中国一直以高投资、高排放和高能耗的方式进行经济发展，以至于居民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开展环保工作，以确保社会有序发展。以空气污染为例，2012年，中国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5个城市能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而空气污染的出现不仅将导致经济损失的产生，还将使环境成本得到增加。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
经济的增长将导致环境遭受破坏，并且将引起社会健康成本的增加。从经济的增长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突发式的，以至于环境与中国社会发展平衡遭到了破坏。而在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情况下，社会的各种亚健康群体也在不断地增加，从而导致社会的健康发展受到了阻碍。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也增加了几十倍，远远超出了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使我国健康事业和医疗事业出现了较大的成本积累，并且也导致国家在医疗方面的财政支出得到了增加。从2013年开始，“雾霾”就常常在各大城市出现，而我国肺癌的死亡率也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环境污染也给其他国家的国民带来了健康危害。面对生存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重视环境治理问题，以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降低社会健康成本。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管理的实证分析
（一）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成本
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成本不仅仅是用于环境保护的支出，还包含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分析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成本可以发现，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都将导致人类遭受损失，并且需要人类付出一些价值开展保护活动。从资源消耗角度来看，一些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比如西北地区的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这些资源被消耗后将会导致国家承担较多的损失。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568845亿元，比去年增长7.7%，一、二、三、四季度同比增长数分别为7.7%、7.7%、7.5%和7.8%，而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4.0%、7.8%和8.3%。但从环比上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了3.7%。而从包含省会城市、长三角区域、直辖市等重点区域城市在内的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来看，仅有4.1%的城市能够达到空气质量标准。从全国470个城市的降水监测结果来看，29.8%的城市属于酸雨城市。从废水排放总量上来看，2013年全国废水排放量达695.4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043.9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达32.8亿吨。2013年，仅环保投入高达9516亿元，其中用于废水治理的费用为124.9亿元，用于工业污染治理的费用为867亿元，用于废气治理等费用为640.9亿元，用于固体废物处理的费用达14亿元，其余费用则用于进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而相较于2012年，我国的环保投入提高了15%左右。
（二）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健康成本
所谓的社会健康，其实就是人类对外界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个体应付生活需要和自然环境的能力。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使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并且也使社会保障设施得到了完善，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会给居民健康产生威胁的环境污染。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也将不断加大，从而导致其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导致由物质条件改变带来的福利被逐步消减，继而使社会健康水平出现下降的情况。2013年，在台风、洪涝、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我国共有38818.7万人遭受了灾害，死亡人数达2284人，受灾面积11426.9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808.4亿元。分析东、中、西部的31个省份可以发现，2012年安徽、河南、吉林、黑龙江这四个省份的社会健康成本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3.1%、116%、11.0%和10.5%，而其他省份的社会健康成本比重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因此由此可知，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健康成本也将有所增加。
三、协调经济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对经济增长进行正确评估
为使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还要对经济增长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具体来讲，就是需要认识到经济的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性，以便认识到单纯依靠能源消耗促进经济增长并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使该种情况得到改善，还要使目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转变。而进行低碳经济的发展，则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所以能够使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此外，还应从国民生存状况角度对经济增长展开评估，以便通过提升民族整体文化水准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二）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为减少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机，还要对工业化发展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所以，为了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还要重视环保工作的开展。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政府还应该加大环境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并且实现环境保护执法和管理工作的协调，从而使环保工作得到真正落实。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对环境发展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便在有需要的地区进行生态补偿，继而使经济的发展更好的为民众提供服务，并且更好的回馈社会。
（三）实现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人们不得不认识到不可再生能源的日渐减少问题。所以在进行能源资源利用时，还要尽量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为此，国家还要加快科技创新，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且提升能源资源的利用率。与此同时，加快科技创新也能够减少工业生产的污染排放，所以也能够使环境得到保护。此外，有关部门需要加快研究生物型能源，并且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在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社会发展对环境的伤害。
（四）构建社会健康保障管理体系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社会健康问题也日益突出。为确保社会健康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国家还要增加社会健康投入，并且有针对性的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在社会医疗上，国家就需要增加社会医疗保健投入，并且推动健康事业的发展。为达成这一目标，政府还要构建社会健康保障管理体系，以便使健康服务产业在该体系的管理下得到快速发展[6]。而及早采取措施进行社会健康保障管理，也能够避免社会健康问题的爆发，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发展。
四、结论
总之，在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受了严重污染。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直接导致了环境成本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增加，从而不利于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因此，政府还应该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的关系有所认识，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促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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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彩虹，韩立岩.雾霾带来的社会健康成本估算[J].统计研究，2015，07：19-23
[3]李名良.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测算与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5，09：5-7
[4]祁毓，卢洪友.“环境贫困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环境拐点[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0：71-78
[5]祁毓，卢洪友.污染、健康与不平等――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J].管理世界，2015，09：32-51
[6]李凯杰.环境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12：77-83，86
中国建筑本身是一种确确实实的空间存在，然而在深层次的文化析学与审美中，这种“实在”却能唤起一种时问意识与时问感受，它避免了建筑单体突兀的分立而走向合一(即建筑群体组合)呈现出无始无终的时问型的“运行”，称得上是“时问进程的流动美”。室内外空间环境也正是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是时问的函数，离开了时问，其意义也不复存在了，时问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在室内外空间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室内外空间环境在时问的刻度上消耗自身又创造自身。时问是绝对变化的，不存在减速或停滞的状态，它与空间发生作用，即产生“景随时迁”的机会性变貌，致使人与空间的相应关系也在不停地产生变化。昼夜更替、阴晴雨雪、四季交替乃自然界不断更迭，不断发展的规律，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景致，在室内外空间中留下了绚烂的笔触，使人感受到时间带给人的美的享受。应该说，白昼和黑夜的交替是给人的最直观、最频繁、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时间体验形式。室内外空间环境在白天与黑夜不同的时段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给人的感觉自然也有所差异。
一、 白昼中的室内外空间
白天，一切都暴露于天光之下，一览无余，所有的物体都呈现出自身原有的形态和固有色。对于室内外空间而言，白天所利用的基本上是自然光源，自然光即昼光，昼光由直射地面的日光、散射天光和环境的反光所组成。自然光源主要是日光，日光的光源是太阳。室内的自然光源是与建筑设计相结合而形成的照明模式，它主要满足室内自然采光的使用功能要求，保证室内光环境的空间及表面等效果。自然采光方式的形式如何，对室内光环境的气氛影响极大。它首先包括了光气候与采光的要求，其次包括采光口的大小、位置、形式、材料和构造等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包含运用自然光处理的技法以及进行自然光的控制和调节等。自然光在环境中的空间效果是研究光的方向性的作用与效果、光与室内空间立体感以及光与室内空间开敞感的问题。所谓自然光的方向性即室内采光口的位置和朝向，同时还有光线的移动，即随着日出日落，光会在室内留下轨迹。在室内环境中，光的方向性对室内的功能、室内的空间以及人们的心理反应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被照射到的室内空间中，光的不同方向、光的远近、强弱等可以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当清晨一缕温馨的阳光划破朦朦晨雾投射到地面上时，为室内空间带来的是温暖与清新，入射角较大，空间中物体的色调柔和，仿佛一切都刚从睡梦中醒来一般;午间的日光强烈而明晰，入射角较小，处于直射状态，将室内空间的轮廓勾勒的一清二楚，色彩清晰而艳丽，真实的呈现出空间的形态和色彩;夕阳西下，傍晚时分的日光映射出绚烂的天光，在室内空间中呈现出多彩而妩媚的色彩，入射角也较偏，室内空间中带有淡淡的朦胧，一切都罩上了一层暖色调。通过不同的处理手法如正面照射、斜向照射、逆向照射、顶部照射以及底部照射可强化或弱化明暗对比，增强室内空间的可见度，产生丰富的立体空间感。
白昼，自然光对于塑造外部空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辨识空间中物体的形态、立体感、色彩、材质等都需要借助于自然光。自然光对于景观设计的影响主要是室外空间中的顶部的设计。如半通透的织物或叶子组成的格网;也可以是横梁，厚板或钢筋混凝土，可以是多孔的穿透或百叶窗式的。不仅能控制阳光，也能通过自身的透明度或悬垂的限度来控制光线的质与量。为了创造出理想的空间光影效果，需要利用光线的特性，如色彩上，光线可以改造成珍珠色、乳白色、琉珀色等各异的颜色;强度上，光线可黯淡、柔和、透明，或明亮、耀眼、刺目;光的运动，可直射、可穿透、可跳跃、可闪烁、可一泻千里、可缓如溪流等。因此，在自然光的作用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现象，有斑斑驳驳的光，柔和、刺目或耀眼的光，探索的、反射的、朦胧的、闪烁的或发亮的光，富有意境的、幽暗的、萦绕不去的或神秘的光，温馨的、诱人的或令人振奋的光，使人放松、高兴的光等。
二、 黑夜中的室内外空间
关键词：资本管理；经济资本；体系建设
1 经济资本管理的内涵
2007年开始逐步实施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由三大支柱构成；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支柱要达到两大目标，即提高监管资本的风险敏感度和激励商业银行不断提高风险管理水准。实现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监管当局以银行内部测算的“经济资本”作为监管资本的基础。
经济资本是基于银行全部风险之上的资本，它是一种虚拟的、与银行的非预期损失等额的资本，它不是真正的银行资本，是“算出来的”的数字，在数额上与非预期损失相等，它是风险资本和商誉之和，忽略商誉，经济资本则等同于风险资本，它是信用风险非预期损失、市场风险非预期损失和操作风险非预期损失之和。
对经济资本的理解应注意以下五点：一是经济资本反映的是风险，主要揭示银行非预期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及大小，通常在既定的置信区间和一定期限内进行考虑；二是经济资本或者说非预期损失大部分时间小于预期损失；三是预期损失通过定价和损失准备金提留来弥补，非预期损失一旦发生则由银行资本来抵御的，银行资本是经济资本的“准备”；四是经济资本成本一般不予考虑，但当非预期损失发生而需用资本去抵偿时，考虑经济资本成本就有意义了，它和用于抵偿的银行资本成本相一致；五是经济资本是银行确定风险边界的基础，以此为基础确定的风险边界，既能有效控制风险，又充分考虑了业务发展和资产扩张。
总之，经济资本是一个新出现的统计学概念。它是描述在一定的置信度水平上，一定时间内，为了弥补银行的非预计损失所需要的资本。它是根据资产的风险程度计算出来的，计算前提是银行风险的模型化和量化。经济资本的重要特点就是：它是指所“需要的”资本，“应该有”多少资本，而不是银行实实在在已经拥有的资本。
2 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的思考
法定资本管理是经济资本管理的基础，经济资本管理是在法定资本管理充分实施基础上的发展。在做好法定资本管理的基础上，清醒地分析和认识现状，确定合适的资本管理方法，是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合理选择。旧协议提供了测量资本的简易方法，即标准法：资本=∑(资产×风险权重)×最低要求的资本充足率。这一方法对数据的要求不高，为银行业提供了一个统一衡量风险的标准，并将测量结果从法律的角度定义为“监管资本”，也叫法定资本。法定资本的计算按照监管机构设置的参数来计算，无法有效反映银行资产的风险特点，虽然新协议的“标准法”有所改善，但风险敏感度仍较低。经济资本的计算以“内部评级法”为基础，大大提高了风险敏感度。如经济资本可以根据复杂程度不同，对风险敏感性不同的风险资产进行不同的计算；允许银行选择用内部违约经验数据与外部数据配对的方法预测风险因素；认可风险缓释手段更多样化，承认信用风险衍生工具等。
从以上描述看，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在计算方法和风险敏感度方面有较大差距，而这种差距隐含着对银行的不同管理要求。
首先，经济资本管理与法定资本管理对银行管理流程有不同的要求。经济资本管理要求用量化技术精确测算现有资产将来一段时间的非预期损失，据此衡量业务的风险成本和股东价值增值能力。贷款决策前，管理层要先确定可接受的客户违约率上限、授信业务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利润率(RAROC)的下限等。如整体资产经营结果不能产生正经济利润，股东价值增值难以达到，就需要通过降低客户违约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敞口偏离预期水平的幅度来降低经济资本成本。如无法降低经济资本成本，就要能够增加业务的净收益。法定资本管理没有前者精细，风险的衡量与控制和贷款分类在同一个维度进行。风险权重按监管当局的标准只分为四档：0％、10％、50％和100％(或新协议标准法按外部资信评级对应五档：0％、20％、50％、100％和150％)，这比由客户违约率(PD)、授信工具的违约损失率(LGD)和贷款交易的违约敞口(EAD)决定的风险权等进行衡量还要简单，在资本成本核算上也就相应简单了许多。
其次，经济资本管理与法定资本管理对银行管理体制有不同的要求。经济资本的作用是帮助银行计算经风险调整后的绩效和做到股东价值增值。为保证风险管理过程的有效性和各种模型工具得到合理使用，银行需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组织和业务流程。经济资本计算所依靠的内部评级包括客户评级和授信条件评级两方面，据此可提供客户违约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敞口(EAD)、预期损失率(EL)和非预期损失率(UL)等指标，并将其应用到授信审批、贷款定价、限额管理和风险预警等基础信贷管理中以发挥决策支持作用。所以，经济资本管理需要有效的企业管制、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配合。具体而言，需要强大而完善的IT体系、信息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体系、风险管理体系、资产管理体系和绩效考核体系相配合，才能确保经营策略受到股东价值增值的导向约束，且在短期规模增长和风险成本之间主动寻求平衡。而法定资本管理资本计算简单，风险敏感性较弱，对银行管理体制的要求不是很高，它可在现有IT基础上，整合管理信息和财务信息，通过拨备调整后的法定资本回报进行绩效考核，并据此实现法定资本限额的风险管理。
走向世界：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突出矛盾的今天，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循环经济被看好并逐步实践和应用，请概括地谈一谈循环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形式？
张：要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坚持生态环境优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全过程控制污染，充分利用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随着环境保护不断深化而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式和新的技术范式，代表着当今世界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前沿。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无害化为基本特征，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循环经济的根本属性是经济性，表现形式是物质循环，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文化理念是生态文明。全球出现的人口剧增、资源短缺、污染加剧、生态蜕化的严峻形势，使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界，探索新的经济发展规律和模式，循环经济应运而生。努力推进循环经济作为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态环境就更能发挥经济增长的战略作用，自然界就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资源环境支持。循环经济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和实现生活福利升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走向世界：就目前来看，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及其发展前景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发展循环经济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途径，是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的治本之策。环境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用科学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科学发展积极地体现了发展这个硬道理，其根本还是发展，但表达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内涵，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要努力推进环境优先的理念，积极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经济以高速度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新存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我们付出了消耗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巨大代价，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更加尖锐。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传统发展模式，到2020年，们要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世界环境保护的历程表明，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韩国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人均GDP5000多美元的发展阶段，环境状况总体开始好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重要转型期，要避免和防止发达国家走过的 “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治理，边污染”的老路，就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把生态环境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转变增长方式，逐步抛弃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积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运行机制，按照自然生态学原理来设计经济社会活动，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循环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与机制，环境问题就能在发展中得到有效解决，有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走向世界：受固定生产模式的制约，传统的经济关系必然会影响甚至阻碍循环经济的发展，应该处理好这个矛盾，推进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
张：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环境保护事业的科学发展，就必须加强环境法制建设，依法推进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循环经济作为当 今环境保护的高科技，已成为可持续发展和迈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循环经济丰富和发展了环境保护的内涵。中国环境保护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污染防治主要是点源和流域的末端治理。这种治理方式不仅费用高，见效慢，而且企业负担重，工作推动难度大，环境监管被动，执法效率低。
2000年中国提出了“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使环境保护由单一的治理转向防治结合，保护与建设并举，环境保护的职能进一步拓展。后来，国家根据资源环境条件和区域特点，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规范和指导经济社会活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区域布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环境保护实现由末端治理到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的转变，由单一治理到综合防治的转变，由事后监管到事前监管的转变，促使环保部门的工作职能由末端治理转变为总量控制和全过程监管，变被动执法、行政调控为市场调控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强化法律监督与主动为社会服务相结合，大大提高了环保工作效能。循环经济是新时期新阶段环保理念的经济体现，这种在本质体现了环境保护宗旨的先进经济模式，推进着各种环保意义上的高科技在各种环节上应运而生，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集中体现了环境保护的高科技。
走向世界：在发展循环经济当中，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具体到山东省，准备如何为循环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张：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和朝阳事业，体现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涉及到各级各部门，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环保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山东2000年开展了循环经济的试点，逐步建立了具有山东特色的“点、线、面”循环经济系统推进体系，即以企业为单元，推行清洁生产，建立“点”上的小循环，以行业为单元，拉长产业链，建立“线”上的中循环，在社会区域层面上推行循环经济，建立“面”上的大循环。坚持把企业的发展定位在低消耗、高效益、无污染上，实施了以节能、节水、节地、节约矿产资源和原材料为重点的资源节约战略，创建生态示范区，环保模范城，环境优美乡镇，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生态居住小区，生态工业园区，环境友好企业，各类循环经济试点，以及生态市（县、区）的环境友好战略。培育了鲁北化工、潍坊海化、泉林纸业、青岛啤酒厂、黄岛电厂、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照市等一批发展循环经济的先进典型。
下一步，山东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环保执法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将通过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改变部分地区存在的“企业排污、社会买单、群众受害”的现象，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省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是强化环境规划与环境评价，对建设项目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加快推行清洁生产，鼓励和支持企业全过程控制污染。三是严格环境政策和环境准入标准。鼓励低消耗、轻污染、科技含量高而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的发展，严格环境准入，加强对废物排放和处置的监督管理，降低排放强度。四是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强制淘汰制度。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产品单位产值的能源物耗和污染物排放。对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企业，采取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行强制淘汰。五是继续开展系列创建活动。综合推进“点线面”循环经济试点及带有循环经济细胞工程的环保模范城市、环境优美乡镇和生态文明村、生态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环境友好企业、绿色社区和绿色学校、生态居住小区等系列试点示范工作，用典型引路，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走向世界：在前面您提到循环经济文化理念上是一种生态文明。能解释一下它的内涵吗？
一、挖掘历史，搭建框架
学校文化的生成是需要土壤的，这种土壤不能是当下时髦的口号或拿来的优秀文化，这种土壤就是历史，就是过去，就是学校自诞生之日起所走的点点滴滴，离开这些，学校文化建设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蜀都小学1948年建立，1950年停办，是在重庆工作时提出来创建的。建校初期，就指示：蜀都办起来了，就要办好，要以抗大精神来办，发扬革命实践精神。正因如此，特殊历史时期铸就了蜀都所特有文化——“抗战精神”与“红岩精神”的融合，而这两种精神要理解并提炼成让小学生能够认知接纳的文化内容，着实需要花一番工夫。我们广开言路，查阅大量史料，梳理出了两种精神所彰显出的共有的品质——端方向上之正直、忠贞不渝之正派、扬善抑恶之正义、刚勇无私之正气。而这些内容又怎么浅显地表述出来让全校师生能够接受，我们又提炼出正知、正见、正德、正行八个字作为两种精神的具化。
在1989年恢复办学后，学校就一直致力于抓学生行为习惯训练，成为区首批文明礼仪示范校、窗口校，2008年又成功申报“全国养成教育实验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养成教育”一直伴随着学校成长经历。
就这样，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学校诞生的意义两个关键字成就了今天学校的文化——养正文化。在此基础上，学校又以《易经》蒙卦中的“蒙以养正，圣功也”，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一句口号，并搭建出文化建设框架。这个文化建设框架实际就是学校发展的路径图、规划蓝图。
二、文化认同，物化呈现
养正文化的提出，是文化创新的产物。学校文化建设需要认同，通过培育教职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学校教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为学校的共同目标而不懈努力，从而构成学校不断发展的动力。当然，要使众多具有不同性格、情感、价值追求的团队成员认同与接受学校文化，需要一个过程。学校领导层要有意识地加以引导，把教师的发展追求、学生的发展需求与学校文化相融合并有机地贯穿于学校各项工作的过程中，切实提高教师的责任感和对学校的信任感，把学校管理目标变为师生的自觉行动，使师生的思想行为与学校文化相契合，认同学校文化。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一是加强对话交流，通过师与师、师与生、师生与校长的交流对话，不断升华认识和丰富文化内涵，从而在讨论中逐步达成一致，形成共识；二是精炼的语言传递，好的文化是具有传递性的，在口口相传中才能形成相互影响，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提炼出的“蒙以养正，圣功也”“养习惯之根，正做人之本”“涵养德性，引领正道”等朗朗上口的短语，以及学校提炼出的尚德润品、修学致用的校风、习若自然的学风等短语，增强了师生们对文化的认同感；三是制度的引导约束，文化建设过程制度的引导和约束相当重要，它是文化落实的根本。四是设计活动载体，文化建设需要一种或多种载体去表现，学校活动是不断丰富和提高文化影响力的载体，我们在养正文化建设中抓住“养”与“正”分别设计了“养成教育体验与感悟活动”“养正杯校园故事赛活动”等等，通过多种活动来完善和提高学校文化建设，推动学校事业发展进程。
学校文化建设还需要我们将其物化呈现出来，那就是环境的布置与设计。在这一点上，我们摒弃当下热衷于依赖校园文化策划机构的做法，而是着力依靠自身的教师和管理团队，让他们积极参与设计，出智出力，在充分理解学校养正文化内涵基础上，大家群策群力，使环境文化独树一帜：养正文化石、养正书院、养正阶、养正葵花主题栏杆、养正山水赋、蜀都小学藏头诗等文化景点与景观应运而生，物化不等同于美化，文化的集体智慧将其精神具化了出来。
三、环节渗透，细节落实
学校文化的发掘和生成是关键和方向，而如何让文化散发出持续的生命力与活力则是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养正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从学校管理的各环节着手，提出了建设公正自觉的养正管理文化、育人无痕的养正环境文化、正直向上的养正学生文化、身正为范的养正教师文化、求正创新的养正课程文化。让文化建设渗透于学校各环节之中，每个环节都有落实养正文化的具体内容，这样使学校时时、处处都在实践着养正文化。
同时，文化就是细节，文化存在于细节之中，文化依托细节而彰显。细节决定成败，因为细节背后隐含的是理念，理念之后支撑的是文化。个人追求细节的完美，因为通过细节体现了个人的素养与品性；组织追求细节的完美，是因为通过细节彰显了组织的文化与品质，在学校教育的细节非常多，需要我们校长作为有心人，将静态的细节和动态的细节都体现出学校的文化追求。
《意见》指出，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有利于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这两个“有利于”意味着长江经济带经济交往和资源配置空间的拓展，意味着需要提高长江经济带的运输与物流效率，并相应的降低物流成本。如果运输效率没有提升，成本没有降低，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多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一直保持在18%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出6.8个百分点。我们不仅比发达国家高（比如美国是8.5%，其人口密度比我们小很多，物流成本应该比我们高，但实际上却比我们低很多），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金砖国家相比也偏高（比印度和巴西分别高5个和7个百分点）。具体来看，运输、保管、管理三项费用中，管理费用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最大。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运输费用占GDP比重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7倍，保管费用是2.2倍，而管理费用高达6.9倍。这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将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里结合上海的情况，主要谈两点：
一是加快上海航运中心建设，为长江经济带服务。从2000年到2013年，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从20 440万吨增长到77 574.57万吨，国际标准集装箱淄铝看561.2万TEU增长到3 361.68万TEU，分别增长到3.79倍和5.99倍。基于上海过去货物和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率趋势，以及制造业在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一定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来判断，未来上海海港口货物和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同时，根据我们对世界发达国家港口集装箱淄铝康墓鄄欤大多数港口只是增长缓慢，并没有完全停滞，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全球运输需求的增长。因此，我们认为上海航运中心集装箱运输量的增长趋势还可至少维持到2030年左右。我们预计，在2018年左右，上海港口集装箱淄铝拷达到4 000万TEU；在2030年左右，将达到6 000万TEU然而，目前关于上海港集装箱淄铝康脑龀つ勘晟写嬖诓煌意见的争议。如《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2013年版》中提出“港口设施能力满足3500万TEU以上规模的发展要求”，并没有提出更加具体的数量目标，同时强调了“集装箱水水中转比重超过5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对集装箱淄铝吭龀す快造成地面交通压力过大的担忧。 。2030的以后的增长将趋于平缓。因此，我们要积极研究规划未来上海港口的发展空间，如大洋山方案与横沙岛―长江口方案的取舍等；同时，还需要大力发展江海中转。
二是发展铁水（铁路―长江水道―远洋）联运，为长江经济带服务。目前我国物流成本高的一个原因是铁路运输占的比例较低，如海铁联运，中国仅为2%，相比之下，美国达40%。长江黄金水道比较薄弱的环节在于不同方式的周转，比如铁路到长江、远洋每一个环节的中转都比较薄弱。要大力发展铁路干线网络与支线网络，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多式联运枢纽。此外，长江上游航道条件相对较差，三峡和葛洲坝电站对通航有一定影响，可通过铁路将上游的货箱运到宜昌或武汉，然后与长江水运衔接。
当然，降低物流成本还涉及一些软件方面的问题，如长江流域不同行政区及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机制，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协调合作，中央部委、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地府企业的合作等。另外，通过税费改革降低物流成本也很重要。
关键字：建设方；设计阶段；成本控制；精细化控制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建设单位成本控制是在质量标准的前提下，通过投资决策、规划设计以及建设项目实施，将工程项目始终控制在成本批准的范围；通过人力、财力、物力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方工程造价作为成本控制和管理的动态过程，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工程项目投资更加复杂。随着房地产开发迅速发展，为了有效保障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不同类型的调控政策，通过成本控制方法，增强设计阶段经济合理性以及成本精细化控制，从而提高建设单位经济效益。
一、建设方设计阶段成本控制的特点以及现状
（一）建设方设计阶段的特点
在项目建设中，工程项目建设主要包括项目评估、决策、设计以及实施阶段，设计阶段作为建设方成本控制的重要阶段，当工程项目立项后，设计部门通过理论知识以及实际考察，将设想和决策转换成现实。通过技术性文件，将工程项目建设方案具体运用到精细化控制中；由于几何尺寸、装修标准以及工料机配备对项目建设投资的影响，通过建设标准和规模，在明确项目投资的同时，对成本控制进行精细化控制。根据实际资料显示：设计阶段直接影响项目投资的70%以上；通过施工管理以及技术实施，保障成本投资。因此，建设工作开展后，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成本控制特点（如图一），做好项目决策和设计。
在项目建设中，设计阶段作为施工建设最难把控的过程，不同的设计单位和人员，在不同的时间拥有不同的设计理念和方案，由于设计人员技术知识、单位资质以及个人经验不同直接影响建设单位设计方案；从而影响设计过程的有效控制。因此，在实际建设控制中，为了保障项目质量、目标以及投资规模，建设单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从各方面增强工程项目设计阶段管理，在强化思想理念的同时，提高建设方精细化成本控制。
（二）建设方设计阶段成本控制现状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很多项目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由于建设方重视度不够，普遍存在着“重施工，轻设计”的现象。由于业主方不能正确认识设计阶段成本控制的意义，在降低经济费用的同时，不能将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由于设计阶段成本费用不包括建设成本的工作资费，导致设计工作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在努力保障工程设计达到项目功能的同时，由于缺乏严格的资费控制，导致很多企业成本控制不能达到精细化标准。针对这种情况，在实际建设单位管理中，必须根据实际环境以及自身实力，在加强业主方审核、参与的同时，加大成本资费控制，从根本上保障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
在工程项目设计中，项目设计阶段主要包括初步设计、方案设计、技术工艺设计以及施工图样设计等，初步设计影响建设单位总体投资的75%到95%，技术设计影响投资的35%到75%，施工图样设计影响工程项目投资的10%到35%，因此，在实际施管理中，必须加大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
二、建设方设计阶段成本精细化控制方法
（一）经济技术成本控制法
经济技术成本控制作为技术经济学的重要载体，根据经济技术具体规范，在正确使用能源、资金的同时，进行多快好省建设。比如，2013年4月11日，山东省住建厅对经济导报记者透露，绿色建筑因可最大限度地实现节能、环保、减少污染而深受热捧；全省全面推行绿色建筑的行动方案已经起草完毕。同时，在建筑设计、施工阶段的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分别达到到100%和98%以上，新增绿色建筑标识项目不少于80个，推广太阳能光热一体化应用建筑1700万平方米，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1700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200万平方米；同时，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久春从事过多个地源热泵技术的项目施工，他表示，一套利用地源热泵技术取暖和制冷的设施，将室内设施、机房、室外埋管等全部费用包括进来，施工成本大约在200元/平方米左右，尽管一次性投入较普通供暖设施较高，但是可节能30%-40%，长期来看，使用成本较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经济技术成本控制的范畴。
（二）限额设计成本控制法
在建设方成本控制中，限额设计主要根据投资估算任务设计要求，在明确概算造价具体步骤的同时，进行施工图样设计；通过精确施工图样预算造价，对项目设计各个专业文件进行正确决策。限额设计是建筑设计阶段非常好的造价控制方法，同时还要确保限额设计目标的合理性。比如，某二层建筑住宅，限额每平方米1100元，其中土建限额为每平方米880元，水、电以及采暖和煤气等，共限额每平方米220元，这显然不够。最后，造价咨询部门决定施工图预算每平方米1380元。这说明限额设计，绝非建设方提出一个数，就搞限额，实际上它只是单方造价，关键在于要对其科学分析，确保其科学合理性。再如，某地工程在采用限额设计的同时，对项目设计合同提出了钢筋、硂、地下结构造价指标，在严格奖罚的过程中，进行成本精细化控制。通过严格招标测算，从而达到成本造价控制目标。限额设计作为经济、技术的结合体，必须在尊重科学实际的同时，对投资成本进行控制；在精心设计的同时，推动经济和技术统一。因此，在实际建设中必须避免“轻经济，重技术”观念，从根本上保障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
（三）价值工程成本控制法
在建设方设计阶段，由于价值工程的实际意义，它不仅包含了简单的住宅小区项目设计，同时也包括电气、结构、建筑、煤气以及给排水等不同专业。由于建筑产品的单件性特征，导致工程设计逐渐向一次性转换；因此，在实际设计中必须根据工程设计经验以及价值工程表，在充分利用价值工程智慧的同时，发挥设计人员群体力量，通过评估、审核，从根本上保障设计方案可靠性和效益性。
比如，某建筑工程是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共6层，总高度为24米，长度为105米，宽为88米，实际建筑面积为18100平方米。该工程地质条件非常的复杂，而实物工程量很多、结构复杂，总投资为2200万元。 其中，模板施工方案包括自购组合钢模板、木模板以及竹胶合板和外租钢模板等四种方案，实践中考虑到各方案对资金的需求都非常的大，如何节约资金成为关键。为证明评价准确与否，通过计算各种方案预算成本、确定主体结构工程目标成本，对各方案价值指数进行确定。通过计算，自购新钢模板需要200万元投入；自购竹胶合模板方案资金约60万元，待完工后可周转应用；采购木模板方案需资金45万元，施工完成后基本报废。通过对比，竹模板方案为最佳选择。该案例正是在满足工程开发功能设计要求的前提下，满足业主现实及功能需求前提条件下，运用价值工程成本控制法，取得非常好的节约资本之效果，提高了经济效益。
结束语：建设方设计阶段成本控制作为建设方经济效益、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不仅具有丰富的专业领域，同时也包含了大量技术工艺方法。因此，在实际管理控制中，必须明确标标准化、限额以及技术经济、价值工程的具体内容，从根本上保障成本精细化控制，提高建设方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施红星.建设方设计阶段的成本精细化控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11):189-190.
[2] 王儒洲.如何做好建设项目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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