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5 16:19:48
导语：在当代文学思潮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的必修课程。实际上，作为一门课程它的对象是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和高职生，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对象是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它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因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格局，是相当重要的文学资源。在教学目的上，要求学生比较系统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程，包括主要文学社团、文学思潮与流派、代表性作家作品，并就重要的文学现象做出重点阐释，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学史观，提高学生独立分析文学现象与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坚定价值立场和话语立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当注重其经典性，这对学生写作实践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为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是“五四”前后大量文学社团的成立，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这些文学社团从来就不以历史的弄潮者的姿态出现，不浮现在时代的潮头充任推波助澜的先锋角色，而是在时代浪潮的推涌下自觉地做一个追随者，一种创造精神的响应者，一种开拓意识的实践者和帮衬者。” [1]也就是说，这些文学社团自觉承担起人性觉醒和精神独立的责任，为新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打下了坚实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许多作家纷纷加入文学社团，无形中扩大了新文学的力量。二是文学思潮和流派不断兴起和更迭。“五四”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思潮和流派相继涌入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象征意义等主潮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具备了反封建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本土式的思潮与流派风起云涌，大大推进了新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例如上海的新感觉派为读者带来了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文体实验与革命，与80年代的先锋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黑婴和禾金等作家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文学资源。三是经典名家名著大批涌现，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就其经典性的最为突出的表现。“鲁郭茅，巴老曹”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最经典最著名的概述，然而实际上除了他们，还有不计其数的作家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添砖加瓦的贡献，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丁玲、路翎、张爱玲本文由收集整理、赵树理、周立波等名家的地位有目共睹，《阿q正传》、《骆驼祥子》、《金锁记》、《边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大量的经典作品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文化财产。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它给了后人无数的影响，读者从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与愉悦。
二、文学资源的经典性
著名学者朱栋霖和张福贵主编了一套教材，名字叫《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里面收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著作，那么这些作品为什么叫经典呢？黄曼君认为新文学经典地位与新系统确立一个表现是：“新文学经典及其阐释的出现感召和催生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新经典、新系统，并从一个新的层面取代了旧经典、旧系统的地位。” [2]换句话说，所谓的经典作品应当是对后来者产生影响和借鉴的，并通过时间的洗刷淘汰了旧经典，这里有一个置换的问题，即是新文学代替了旧文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这不是简单的置换，而是一个系统转入了另一个系统，我们一般认同这标志的诞生是现代性的展开，新的世界体系打开了大门，给人以新的视野和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属于这种性质，从诞生与发展来看，它永远屹立于时代潮流，将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开放的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经典性表现在它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所体现出来的典范性和权威性，它一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最完美的文学作品，代表了时代的良心和正义，另一方面，经典性还表现为经过时间的冲刷，它依旧作为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色。我们阅读《阿q正传》，仍然能够照见今日国民身上无时无刻不投射出来的投机取巧和狡猾自私，现实社会和阿q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某种对应，国民劣根性用阿q精神来概括，既形象又生动，这就是经典的伟大力量。我们读《边城》的心情也很复杂，但最终都会为那份久违的温暖所感动，而这又与80年代的作品一脉相承，例如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愿望的信仰归根到底是相通的。这一点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的最好见证。
三、学生写作实践的经典意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不管是作为学科背景，还是文化财富都无疑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不仅如此，它对于建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还记得，冰心笔下的《超人》何彬原来“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着美好的东西，直至有一天生病了，小朋友禄儿的一束花和一封信笺化解了他全部的愁结，终于放下身段愿意相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当然，文学作品并一定要求统统这样写，张爱玲的“苍凉”笔法无疑也是优良的资源，但因为写作的理念，尤其是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从而保证了作品的文学性与审美性。
今天的大学生生活在一个激流变幻的年代，社会给了他们太多太多的选择，无数的诱惑在挥手，人心也容易变得浮躁起来。在阅读上，不求甚解，一目十行，读小说看压缩版，读哲学著作看研究版，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原著了。这样一种心态使得读书的功利性相当突出，无形之中消解了阅读的经典性与权威性。正是因为读书的浮躁与虚脱，当代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变得越来越下降，这种下降不是指写作能力不行，而是指写作缺少经典意识，在表现形式上，装腔作势，自以为是；在语言表达上，空话连篇，不知所云；在叙述内容上，空洞无物，无的放矢。当然，网络等现代化媒体的确给传统写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是不得不承认，人才是决定一切的终极力量，恶果说到底是人造成的。
杨洪承，安徽芜湖人，1954年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报编委。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等。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专著《王统照评传》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的学术传记，被同行专家誉为开拓创新之作。2009年主编的《王统照全集》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发起在北京举办了全集首发仪式和创作研讨会，产生了较大学术反响。杨洪承教授对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沈从文、臧克家等十余位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均有专题研究。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由历史主义走向历史哲学》、《主体变动多样世界眼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思考》等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研究论文，这一组文学史学的论文大部分篇什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3年出版了专著《文学史的沉思》被同行专家评论在将文学史视为一个多元决定的整体的动态系统，为文学史的描述和诠释的框架、文学史编写的个性化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或具有前沿学科的有效方法与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侧重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多视角多维度寻找文学社团生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社群内部人与事的复杂关系，突破了现有文学史教科书中对一些社团群体既成定论，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1998年出版专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建构了一种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以具体个案解剖实践其理论方法。该著是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社群文学史概念，把现代中国社团流派研究从方法论、本体论与操作实践上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具有学术开创性和学术建构性。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整体文学史文化研究和典型社群个案解析上持续用力，先后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文学断代史、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近20年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等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新华文摘》摘编，在同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杨洪承教授从上世纪90代中期开始指导研究生。毕业硕士生数十名，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三十多名，很多博士生毕业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有多位学生的学位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
杨洪承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曾获教育部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精品课程、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特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课程群、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研究生课程等。多次荣获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先后获山东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哲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存在主义式的文学批评直抵文学内核，规避了文学细枝末节的遮蔽，显示出大气磅礴的思维智慧。正是立足于存在主义的立场，杨经建从数千年潜移默化的家族宗法传统造就的中国家族小说的繁荣中，从《金瓶梅》、《红楼梦》一直延绵到《四世同堂》、《白鹿原》等优秀家族长篇的文学实践中，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家族文化母题的诸多共性。在他看来，“在人类的天生的‘叙事动机’的鼓动和作用下，将潜在人类意识中的那些基本情结外化、升华为叙事文学所要讲述的内容，换言之，生命、死亡、、家族成为叙事文学古老而稳定的创作母题，也是理所当然的。”进而将中国百余年来的家族小说视为一种文化母题，它有着自己的叙事规范、结构功能和模式，是人类基本精神、民族风情在小说中的必然反映与遗存，是人类情感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它充分体现了人类艺术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一体两面的本色”。杨经建敏锐地感觉到，家族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朝着城镇、都市、个人体验的层面推进和衍变，其中蕴含着一种独有的沉重、悲怆美感，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文人在种种剧烈撞击中出现的‘忧新’和‘患旧’的精神敏感病”。
同样基于存在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杨经建对于人们所熟知的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说”也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断。他认为，王国维身处在生存论的精神困境中，因而借助诗学的方式传达着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即“人生困境与终极忧患与其说是在有我之境中的种种人生的苦恼与选择，不如说是人处于有我之境中却要去追求与实现无我之境的困惑”。于是，王国维的三重境界在存在主义视野下得到了重新理解:“其中的第一境乃俗境，人在俗境中却想超越此俗境去追求理想之真境，故有‘望尽天涯路’之叹;第二境乃处于真境中的人，然而因为他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未免过于寂寞凄凉，所以只能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到了第三境，人终于豁然大悟:真正的胜境并非要完全脱离俗谛，原来在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这就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前之所以没有发现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是因为没有真谛照耀之光，只有真谛之光的烛照才能使人摆脱异化现实的束缚进入自由的理想境界。如果转用存在主义的话语表述则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使作为‘此在’的人进入本真生存的状态，人脱去生存的蔽障从‘此在’入手探询生命的本源，从而进入艺术的极度陶醉的境界———澄明之境。”
同时，在谈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艺术审美偏向时，杨经建发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步入现代性进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却延续了传统社会中艺术审美偏向于维系社会协调、团结的理而丧失了现代文学自由的品格和突破现实局限的非理，尤其是，当‘现代性’的理性精神逐渐被置于中国式政治革命运动所导致的单一狭窄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运行轨迹后。”这样切中肯啟糸的凝练表述，在杨经建的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读来饶有趣味，这与他对于存在主义哲学著作的喜爱、对于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熟读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丰富阅历、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杨经建的学术批评智慧和发现还远不止于此。他对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中西文学保持着长期的广泛涉猎和研究，因而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时常常能够发人所未发。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尤其是同属于文学学科内的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只停留在概括和分析的层次，没有掌握综合批评或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因而缺乏学理内涵。而杨经建既对西方文化与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又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其它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很好地综合、化用，因而在解决文学与文化现象时能够独具匠心。
只有以敏锐的目光定位好用力的方位，以长期的才学沉淀与缜密思维、生命意识相结合，批评家才有可能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的真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无疑已经发展为一个影响范围相当广泛的文学思潮和现象，充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日益成为众多女性作家的基本“话份”和权利。杨经建先生在书中巧妙地运用了“女性主义文学”概念，从而避免了“女性文学”与“女权主义文学”这些概念的无谓纠缠，认为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是以女性主体意识为本位的，以文学为切入点的艺术审美建构现象”，并且业已转入到自律性存在的状态和阶段。他从“五四”时期冰心、萧红、丁玲等女作家的创作一直联系到80年代以来的张洁、铁凝、残雪，勾勒出女性主义文学所经历的对自我、自我价值的认识过程以及商业文化进程中造成的女性文学发展存在着的“新的裂隙、诱惑与可能”。
杨经建先生关注着女性文学产生、发展的宏观语境，并真正触及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的内涵———“除了政治、经济等等的社会民权运动外，必须伴之以意识和文化的变革”;在对“私语性”写作的分析中，论者深入到女性作家的精神成长履迹中，由“房间”意象指涉到女性作家对私人经验、隐秘心理的大胆揭示与解构男性话语霸权的微妙关系，思考着当代中国女性在市场经济并非完全“自由竞争”态势下再次滑向社会边缘的危险性和窘迫性，面对着她们可能存在着的写作经验的复制与话语空间日益狭窄的缺陷，论者也就如何避免女性主义文学重新陷入到被传统男性社会“窥视”陷阱中去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杨经建的学术视野开阔，又不失对于文学细节的感悟，这是他在长期的文学阅读和理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根底。没有长期积累的学术观察力、丰厚的学养、跨越的思维、活跃的生命感知力，是难于达到的如此警觉、睿智的批评深度的。杨经建的文学批评深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现场，既有对文学现象条分缕析的解读，又有对文学思潮及其产生根源的透彻剖析，通过对宏大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来考察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特质。他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将创作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作家进行了精神上的整体归类，直接触及当代文学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品味，在一种整体的观照中梳理出当代文学的内在脉络。
杨经建非常擅长把握行进中的文学现象和思想命脉，对于当前的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特质也有着正确的理解。在他看来，目前一个新的城市文化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已经形成，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逐渐地改变着过去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社会轴心。杨经建从中国古代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入手，对城市以经济交往为中心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廓清了城市文学概念的基本要素。因此，他将王朔视为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第一人，究其原因则是王朔的小说符合了城市化时代的商业性文化要素的需要。杨经建十分赞同用“bus”这个比喻来喻指城市小说的精神要旨与世俗准则，认为判别一种文化具有生命力与否的标志就在于它对人的同化能力的强弱。同时，在对“城市民谣”体小说的审视中，杨经建将自己的思维触角延伸到了城镇民间社会、淳朴真挚的小城故事中去，展现了这类小说对自然审美理想的追求和知足常乐的生存方式;论及市情商态小说时，作者以都市商业文明景观下的生存境况为基本考察点，将张欣、王刚、邱华栋、何顿以及贾平凹等作家统统归于此类;在谈到贾平凹引起巨大争议的《废都》时，论者独具匠心地分析了小说中“四大闲人”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份和精神追求，凸现了由政治中心向市场中心转变过程中传统文人的无奈，并对中产阶级的心理状态、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价值追求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从另外的一个侧面揭示了某类可能的真实存在。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杨经建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从彼之时代、学说以及人性、人情之常理出发，由人及己，将人生经验、生命感受和文学问题完美地融合。正是因为如此，读杨经建的批评文章使人常有如沐春风却又有恍然大悟之感。这既是思维之奇，也是创新之妙。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创作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品味与时代意旨，并由此为切入点将自己潜心研究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宏观扫描，体现出厚重的学术品质和宽阔的研究视野。杨经建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审视时，不仅思考着当代小说发展的趋势和可能，而且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如何在市场挤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压迫下寻找新的出路作了诸多的反思。基于这一立场，他在肯定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繁荣必然性的同时，也对其历史理性精神的缺失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在审视“现实主义冲击波”现象的时候，他也对其问题意识的淡薄与过度挂靠主流的缺陷进行了批评。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在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时，也具有直面当下、烛照现实的探索力量和由此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这种精神层面的努力在学术日益平面化、枯燥化的氛围之中显得尤其可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他的文学批评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进行文化价值重建的一次有益尝试。
【关键词】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
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迅猛的发展，对于各个行业领域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文学领域，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片空前的繁荣景象。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从时间上来看，其所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其实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随之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具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学术前沿问题，因此要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
一、当代文学较之传统所产生的变化
自从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与以往相比较而言，我国文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市场或格局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所产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当中：首先是文学的基本观念。自一批又一批的“80后”作家出现，中国文学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五四”至1980年的时期当中，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还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事业；在出现“青春文艺”之后，则对于文学的娱乐和消遣的作用更加强调。其次是文学的基本运行机制。在“五四”到1980年代之间，其中出现了很多的论争，其主要围绕的是建国以后的各种批判运动，新文学的主要运作机制之一就是通过论争来介入到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当中；然而，在1990年代之后，这种文艺思潮的论争机制已经基本消失。再次是文学的媒体。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现阶段，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领域当中已经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近几年互联网等媒体形式的变化，对于我国文学的整体运行也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报刊是新文学最早的一种运载方式，当下网络已经成为整体文学的重要载体。
二、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分析
（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
当代文学进入到21世纪的发展阶段，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认识和评估是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中的关键内容，是研究人员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宏观的审视之后，发现当代文学的走向和特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当中：首先，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呈现出越来越切实的特点。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资深的调整，人们对于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学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创作更加个性化，而理论批评则更加宽容。其次，市场化的“双刃剑”特点越来越明显。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市场化，因此其会对文学创造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最后，新媒体和旧媒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变得日渐频繁，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使得纸质媒介刊发作品的情况得以改变，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研讨的过程当中，由于媒介的多样性，人们可以从多侧面和多角度对作品进行探究，例如,对于姜戎在2004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狼图腾》是否是具有新世纪文学特性的探究，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和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就是在新文化语境下对新世纪文学进行迥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二）长篇小说的创作与评估
受到文学自身和文化市场规模扩张的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一直都呈现出经久不衰的趋势，一些名家的新作在文坛内外更是取得了极大的反响，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估因而也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之一，主要针对的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及其成因和走势的阐释与解读。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对于贾平凹的《秦腔》而言，其被称之为是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作品，是对近年来许多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有的学者认为《秦腔》一方面敏锐的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一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农村的一首挽歌；另一方面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应用了瓷实精致的手法对鲜活真实的世界进行了重塑，在阅读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余华的《兄弟》而言，其中将历史、暴力、罪恶等人性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从中体现出爱的伟大、宽广和无畏，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性。有学者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瓶颈体现在对人理解的狭窄、陈旧和单一的层面之上，在文学领域实现不断发展的现阶段，人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凸显，将人放在三维复合的时空当中对其进行观照，这是当下长篇小说实现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长篇小说创作和运作中的商业元素也是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中的另一热点内容。
（三）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
“80后”青春写作在文坛中出现最早是上个世纪末期，指的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从事写作的学生群体，其代表人物为韩寒（《三重门》）、许佳（《我爱阳光》），之后涌现的郭敬明和张悦然，其在网络文坛中占据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甚至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对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实际上是为了消除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文学差异观念，实现彼此的相互吸取和补充。“80后”作品的主要改变之一是中国人形象发生了变化。对于国内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而言，其所描述的大多是农民形象、阿Q形象、朱老忠形象和陈奂生形象等，但是“80后”作家中具有乡土经验的年轻作家较少，因此描绘乡村故事的越来越少，转而对中国城市进行描写，使得“乡土中国”逐渐转变成为“城市中国”。另一方面，其在创作中对于传统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也实现了借用，特别是对于底层文学而言，如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胡学文的《向阳坡》、《命案高悬》等，就是站在从底层文学的视角上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再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文珍的《录音笔记》等，对于“失败的青年”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也是当代文学中具有症候性的现象之一。另外，科幻小说的兴起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代表。实际上，科幻小说真正兴起并引起关注是在最近几年，刘慈欣的《三体》的发表把中国科幻小说的水平提高到了可以和世界科幻文学相媲美的高度，韩松、王晋康等作家也在其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科幻小说也成为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下的重点研究内容。
（四）网络新媒体文学批评
伴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新的艺术形态也随之产生，且逐渐抢占了前沿艺术的重要位置，网络文学、电脑绘画、数字影视、3D动漫、E媒广告以及博客等，一方面使得当代文艺的发展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还从生产体制的层面上改写了艺术的惯例，促使新的艺术存在方式和功能范式得以出现，因此要对网络新媒体艺术保持客观的认知，在这种文学语境和学术背景当中，对于网络新媒体艺术更是要予以正确的认知和解读。有学者提出，当代人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使得自身处于一个影像大众化生产和消费的“艺术视觉革命”的时代当中，新媒介的出现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要对“荧屏生活与视觉轰炸”、“视觉中心和读图时代”以及“图腾文化和图像霸权”等之间的关系予以理性的区分和把握，并对其现象出现的原因予以客观的辨析，商业化和娱乐性对于文学艺术本性的遮蔽问题还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当体量巨大且传播广泛的网络创作涌现的时候，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也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之一。网络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式，在大众化和传媒化凸显的批评语境当中，其批评标准与商业和技术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应具有审美、商业和技术这三个基本维度，因此网络评价体系和批评标准的建设是当代网络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热点，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生态对于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79年以来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当中的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至今，主要包括了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类别。本文对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共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与传统文学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基本观念、运行机制和媒体这三个方面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对于文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对于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而言，其主要还是集中在“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评估”、“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以及“新媒体文学批评”等几个方面。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学术前沿问题，在今后还需要对其实现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促进我国文学领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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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师-生”协作式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
在文学边缘化、商品化、消费化的今天，高校的文学教学普遍都需要突围。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传统专业必修课，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如何满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社会和时代对高校的文学教学提出了多方位、多层次的要求，那么进行行之有效的教学改革是必然的。
一、更新教学理念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功能将更多地从传授现存知识和培养现有技能转向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以使学生获得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教会学生学习，将是现时代教育的主旋律”[1]要培养学生的终身受益的多种能力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也应具有灵活性，建构互动而开放、动态而灵活的探究式文学教学理念。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现行主流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师讲生听”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虽然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教师对“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等知识的系统传授，也有利于教师组织和监控整个教学活动的进程。可是这种教学模式过分强调教师的“教”，比较封闭、缺少弹性，缺乏师生互动，从而使学生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灌输对象，学生“学”的主体性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学生综合能力的开发就受到限定。为此，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思想，我们拟建构“师-生”协作式的教学模式，即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以平等的地位进入知识场域，在师生互动协作、学生与学生合作中合理利用开掘教学内容和使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创设对话式、活动式和探究式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能利用各种教学环境要素，有利于加强实践教学和进行素质拓展，使学生成为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教师则成为学生知识建构的协作者；这种模式还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教学相长。
二、不断丰富教学方法
要建构“师-生”协作式的教学模式，教师必需要不断运用和创造各种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增加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所有的教学方法的使用，都要根据教学和对象和教学的客观条件进行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要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究精神为目的，从而解决学生学得“被动”和学得“无趣”的问题。
为了实现文学课教学的目的，即“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以及写作能力。”[2]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就要重视实践性教学方法。教师要把握好教学进度，在课堂上注重学法和文本解读法的指导，并进行示范性的文学分析与阐释。
有许多论者对一些很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了诸多实践和探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不妨借鉴和综合使用这些方法。在读图时代，影视文化大行其道，学生对文本阅读比较淡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使用影视与文本互读法，不仅可以创设师生对话的可能，也可以促进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作家故居的实地考察、就近进行当代作家采访等。讲抒情性的文学，如诗歌、抒情散文等，朗诵法可以使学生融入教学情景。讲叙事性的文学，如戏剧、小说等，可以使用讲评书的方式，也可以让学生进行小说改编和表演；表演既发展了学生的个性，也有利于建立对话式的教学态势。这样既可以给学生“新”的感觉，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让学生在读、讲、编、演的过程中，通过文本与作者发生思想情感的交流，能激发学生的文学想象力和再创造力。
三、变革教学评价机制
要建构“师-生”协作式的教学模式，还需要变革现行的较单一的教学评价机制。在教学评价机制的改革中，要不断建构起过程化、多样化、灵活化的评价机制。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评价主要是针对学生而言的，教学效果的评价是单向度的，不具有互逆性。一般而言，教学评价方式主要是期末考试或考查。这种评价忽略了教学过程，学生为了学分，只在考前狂“背”书和课堂笔记，或考试作弊。这就很难对学生进行文学知识的传递，更不用说美感熏陶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了；而学生也就体会不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知识的乐趣。
综上所述，在多元化的21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建构“师-生”协作式的教学模式能适应社会和学科的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具有交互性、实践性、动态性，能促进互动的、协作的探究式文学课堂的建设。我们将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进行实践探索，希望能够逐渐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主讲的教学模式，提高当代文科大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张燕镜.师范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63.
[2]温儒敏.关于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4（2）：30.
关键词：应用能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在谈到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时指出：“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这个规划为本阶段的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教学改革必须以能力培养为核心。而其中提到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实质上就是应用能力。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应用型人才培养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各高校，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关注，并且将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学校的办学定位。2015年随着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的出台，不仅地方本科院校，部分重点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也逐渐向应用型教育转型。这说明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已在众多高校中达成共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已经成为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必然。
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比，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专业，它以语言、文化和教育为学科中心，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应用性、实践性特征，因而在课程设置上往往倾向于语言文字表达的训练。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具有文化课的特征，在专业课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其他课程所无法取代的。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来说，开设这门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语言能素养和讲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进而承担起跨文化交流的重任。因此在应用能力的培养上，其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上应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所不同。
一、调整教学内容，突出基础性和实用性。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有着明确规定：掌握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具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能在国内外各类学校从事汉语教学，在各职能部门、外贸机构、新闻出版单位及企事业单位从事与语言文化传播交流相关工作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应用型专门人才。这说明基于基础性、应用型、国际化的专业培养目标定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在语言素养方面的要求远高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和人文素养文学类课程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学内容上，不管是古代文学、外国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都应根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特点进行相应调整，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来说，其内容一般包括1917到当下的文学史和作家作品，非常繁杂，时间跨度也非常大。从学时上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当代文学的学时一般都少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以百色学院为例，该校是一所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被设置为文学史和系列作品赏析课，其中文学史为基础必修课，作品赏析为选修课。现当代文学史的学习时间为48学时，作品赏析分为现代和当代两部分，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分别设置36至16不同的学时，这是面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开课情况，明显是弱化了文学史，而加重了作品赏析。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只开设现当代文学史48学时，没有系列作品赏析课。面对有限的学时和庞杂的教学内容，教学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按基础性和实用性原则进行筛选和调整。如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出现众多的文学社团和文学现象，不可能全部讲解，只能精选精讲，即在整体梳理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弱化文学史知识，将教学目标重点放在中国文化的介绍和作家作品的阅读与讲析上，而一般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论争和作家作品这些内容只能蜻蜓点水般介绍或布置学生课外自学和归纳。在作品选择方面，也应坚持名家名篇原则，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的重要代表作品，而像老舍的《茶馆》、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 《马桥词典》、阿城的《棋王》、汪曾祺的《胡同文化》、贾平凹的《秦腔》等这样的当代文学作品也应该在入选之列。因为这些作品比较贴近当代生活，文化底蕴丰富，语言鲜活、实用，学生比较感兴趣，容易接受。不管是选择哪些教学内容，在保证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都应该重视语言和文化元素的融入，以突出学生的专业特点。
二、加强文本细读引导，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
文本细读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教学方式和阅读文学作品的一种态度。从字面上看，文本细读就是仔细地、认真地、深入地阅读文本，真切地感知和理解文本。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只有深入细读，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思想内涵，体味其魅力。正如霍松林所说：“文艺作品只有通过品鉴，才能使读者沉浸于艺术享受之中。陶冶情操，开拓视野，提高精神境界，文学作品潜在的智育、德育、美育作用，才能得到实现和发挥”（霍松林《唐宋名篇品鉴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随着消费主义思潮和网络时代的到来，部分学生的学习越来越功利化，他们宁愿把大把时间花在网络游戏、刷朋友圈、兼职和考证上，而不肯花心思在作品阅读上，在他们看来，与其花两个小时阅读，还不如做两个小时的兼职来得实惠。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尽管其内容与当下社会生活最贴近，但真正对本门课程感兴趣的学生并不多，作品阅读量明显不足，阅读技能明显薄弱。
从教材与教学上看，开设中现当代文学课程的院系使用的教材大多为文学史和作品选相配套。但在实际教学中，由此学时的限制，教师们在讲授时往往偏重于有关文学史常识的讲解，作品常常只是用来印证文学史的某个观点而简单地提及或泛读。这就造成了文学史与具体作品的相互脱离，学生因缺乏对作品的深入阅读和品鉴，也就体会不到作品的艺术魅力，学到的知识更多的时候也只是抽象的条条框框，难以转化为能力。这种现象不只存在于现当代文学教学，其他如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等课程教学中也较为常见。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文学史的阐释是建立在具体作品的分析和研究之上的，离开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细读、研读，而专注于对文学史知识的讲授，无异于舍本逐末。所以，在教学时，应重视学生的作品阅读，并在保证作品阅读量的基础上加强文本细读引导，挖掘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精妙之处，以作品的魅力吸引学生，这是任何文学课程教学中都不可忽视的。
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上看，细读作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如果说写作技能的提高有所谓秘诀的话，这个秘诀无非就是多读多写，读写结合。人们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除了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体会其艺术魅力外，可以尝试着进行各种文体的模拟写作练习，以写作带动阅读，x写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为了保证学生的阅读作品的效果，激发学生的积极阅读状态。教师应该将学生的作品阅读情况纳入课程考核体系当中，以考核促进阅读。当然，在这过程中，教师的引导和帮助是不能少的，如列出具体阅读书目，提出明确要求，让学生有方向、有计划、有目的地阅读和笔记。对于学生在阅读和研讨中碰到的难题，教师要给予及时帮助和解答，并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如网站推荐、资料查询渠道、工具书等，做学生阅读和学习的引导者。
三、创新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实践能力是创新人才必备的一种重要能力，其本质就是一种应用能力。在现当代文学学习中，教师应尽可能地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提供真实可行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和团队合作的精神，促进学生学以致用，并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然而长期以来，高校文学课程教学基本上是采用作家介绍+作品评述的讲授方式进行，具体内容大多为作家生平与创作，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或特色）， 教学程序简单僵化，教学方法单一乏味，实践机会较少，学生学习被动，缺乏思考和活力，在经历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等流程后，对所学课程知识的记忆不多，甚至有的学生考完试后连自己是否上过这门课都说不上来，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这样的教学显然不利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当然，讲授法作为既传统又现代的基本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对于较难的知识，教师不讲授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文学史，还是作品赏析，教师必要的讲解也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体会。但是教师讲得太多，甚至从课程开始到结束，从课堂的第1分钟到最后一分钟都是满堂灌，势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和主动性的发挥。为改变这种现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指出：“要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根据这个要求，现当代文学教学应加强教学方法的改革，并根据教学内容特点积极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激活学生的学习思维，构建知识学习与能力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一）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是一种头脑风暴式的教学，是国内外都比较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能有效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他们参与课堂的欲望，也是辩证处理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关系，实现师生平等对话的有效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中开展讨论式教学，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创造机会。因此，在教学中，可以将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也可以设置问题让学生分组研讨。如讲《妻妾成群》时，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与讨论：小说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你认为颂莲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她是真疯还是假疯？小说中是如何描写陈佐千这个形象的？他在小说中的作用是什么？讲《红高粱》时，可以让学生讨论：如何看待戴凤莲和余占鳌的爱情？红高粱这个意象有什么象征意义？讲《雷雨》可以提出问题：繁漪到底有没有病？引导学生阅读与讨论。 讲《棋王》，可以让学生想象并描述王一生在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中的场面。通过这样的问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他们深入阅读和思考作品，并在不断思考中体悟作品的人文内涵，而且通过讨论发言，也能有效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
（二）探究式教学法
探究式教学是一种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带着任务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自主发现知识和建构知识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能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适用于各类课程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需要学生深入阅读具体作品或文学原典，以一个文学接受者的身份置身于阅读活动之中，才能感受和体会文学的情感和美感。因此，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布置相应的任务让学生自主探究。如学习《茶馆》，课前可以布置学生自主阅读作品，小组研讨，梳理其中的人物关系，并根据作品绘制一张茶馆场景图。由于此剧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学生要理清其中的人物关系，绘制茶馆场景图，必须细读作品，发挥想象。课堂上，让各小组展示自己的成果，进行比对，大家互评；课外，还可以让学生自由组合，自主选择剧中片断进行阅读和揣摩，然后角色表演。教学《妻妾成群》可以让学生探究小说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不同；讲《金锁记》，可以让学生课后搜集、查阅关于该作品的研究成果，然后进行整理和归纳，总结该作品的研究现状，并提出自己的研究设想。这样的探究式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也教会了学生学习方法，对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更是一种促进。
（三）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
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从来都不是仅靠课内时间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由课内到课外加强学习，现当代文学更是如此。为提高学生学习现当代文学的兴趣，教师还应充分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使学生在实践锻炼中提升自己的综合应用能力。如举行现当代文学读书笔记交流会、读书报告会，现当代经典诗文背诵与朗诵，现当代经典诗文书法展，现当代文学专题辩论赛，主题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现当代文学影视改编作品鉴赏，话剧排演，小说改编，微电影创作与演出，这样的活动学生乐于参与、乐于学习。还可以鼓励学生根据现当代文学作品编写流行歌词，写广告语，激发学生阅读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热情，促进学生学以致用。此外，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就业特点，开展教案写作和教学演练，模仿经典作品写作各种应用文、美文、学术文等，使学生将现当代文学的语言艺术化为己有，进而转化为一种实用的技能。
以上教学改革是笔者在教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粗浅尝试。常言道“教无定法”，“因材施教”。在课程教学中，不管是作何改革，以何种方法施教，都应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定。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启蒙话语；现代性反思；启蒙终结论；新启蒙体系
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启蒙从新时期之初知识界的“共识”沦为反思的对象。在其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均备受质疑的今天，坚持启蒙立场不仅需要一种勇气，还需要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的论证。文学批评领域启蒙话语的论证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呈现了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存在形态。
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告别启蒙，还是解构启蒙，都是认为五四和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存在诸多问题。有批评从后殖民立场来质疑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理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影响；有批评从底层立场和视角出发，认为1980年代的一些启蒙者持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精英主义霸权话语；还有批评者将1990年代以来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原由简单归结为启蒙文学对人性的张扬。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时代语境下，1990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呈现出诸多前人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
为此，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合理性进行重申，就成为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评者重新论述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现实意义，学者徐友渔驳斥了“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如一些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的是对西方话语的臣属，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识分子话语为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霸权”说，论述了启蒙话语之所以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同样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现代批评视野中，是“为了告别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构1980年代一些理论话语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这里，却是为了重申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在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还是一种立场和态度问题。
面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解构者的立足点多为其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展开的，较少关注具体的时代语境。如“后殖民”批评认为启蒙话语是一种“西方化”甚至“殖民化”产物，而一些“新国学”批评则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色彩。这些批评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认识是基于新的理论生发的新的批评视角所致，但这些“后见之明”如果不充分顾及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具体时代语境，就难免会在“后见”中渗入一些“偏见”。
与此对应，启蒙话语的捍卫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面对那些解构启蒙的话语，这些现实意义固然能够解释启蒙在当时的必要性，但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来对抗解构者在理论层面的一些质问和质疑。理论资源的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反启蒙”理论话语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来，反思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应该同时兼顾现实意义和理论反思两个方面。1980年的“新启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国学”语境中的缘故。实际上，它最应该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语境中。谈论1980年代是无法离开“”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肯定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说明后来者的反思一无是处或者毫无必要。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一些命题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是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因为“意义”从来就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当一种命题本身所附着的话语系统消逝或者转变之后，它的某些意义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依据。不同的语境也在置换不同的时代命题，一些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和选择，时过境迁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取消，这种话题本身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对于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强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而是如何面对19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来寻找和发展启蒙话语的时代命题。
二、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坚持启蒙立场
当下已经“无蒙可启”，这是“启蒙终结论”者宣布“终结启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现论资源的批评者，他们极力将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已经结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文学的“世俗化”走向所蕴涵的犬儒化色彩不仅毫无批判意识，反而积极地为之寻找理论支持。
后现代批评之所以宣布“启蒙已无必要”，是认为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素潜在地解构了启蒙的文化语境。所以捍卫启蒙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阐释，重新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不少批评家对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新阐释，丁帆就将当前的文学形态概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更多学者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的任务不可逾越，只要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历史就必须进行补课。持这种“补课观”的批评者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新国学”和“后现代”在“重估现代性”的旗帜下对启蒙主义进行清算时，高远东就以长文《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做出回应，十余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意义仍然不减当年。该文回应了“新国学”和“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质疑，指出了它们内在理路上的同构性，特别对后现代批评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反思启蒙主义有着具体语境，即便是在它产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又被加以误读。其实在西方被质疑的一些启蒙命题在中国并非都失去了意义。
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的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文化语境，而且增加了启蒙的难度。当下启蒙所处身的文化语境使它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首先，它必须延续1980年代未完成的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其次，它还要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挤压，对西方启蒙历史上业已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警惕；最终它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当下中国由于“文化滞差”的畸形现实而出现的新的蒙昧，这才是启蒙的真正难题。它既不能依靠启蒙主义的固有思路来解决，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来解读，而这些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并处于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
三、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
寻求批评的价值尺度和思想资源，是启蒙批评的最终落脚点。思想资源的找寻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返回历史，在历史中寻觅适合当下的理论资源；二是针对现实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体系构造。这两种理路在当下的启蒙批评中都有着自己的实践形态。在这个消解启蒙的语境中，启蒙批评的意义无须多说，这里我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们在返回历史和体系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先看返回历史的一路。将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的一种思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资源将启蒙话语合法化。新世纪来临，文学批评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确宣称“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他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尺度：“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而“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紧扣着五四现代人文精神的母题，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帜，是为了给文学和文学批评重新找到一个价值基点，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启蒙立场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该书的《绪论》阐述了全书编写的指导原则、方法和目的。在开头处，编者就阐明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编者在批评了当前批评界存在的“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等“反现代化立场”后，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的基本精神。’’
在反现代性和消解启蒙成为时髦的今天，作为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性尺度的坚持、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对“人的文学” 标准的高扬，这一切都因为难能而可贵，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场还是让人有些疑问。
以五四为准绳，以人性为底线，《新稿》一方面将“当代文学”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另一方面以启蒙立场对种种反现代、反人性的症候进行审视。这样，历史的“链条”～如编者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合乎逻辑。但是当代文学史是否就是一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对立统一的历史呢?在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文学史，显然是将复杂文学现象置于启蒙立场的准绳上衡量，很可能会遮蔽或误读一些作品的意义，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从而将复杂的文学史景观本质化。
同时需要商榷的还有“五四”这个精神旗帜，上述批评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文化旗帜的缘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五四精神?这一切都被一个“现代化”笼而统之地覆盖了。实际上，“五四”本身也蕴涵着不同文化精神，由它开始的启蒙运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外在的社会变动之外，与“五四”本身身分复杂和充满矛盾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固然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如果将它化约为“启蒙”并成为衡量后来所有时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一概用永恒不变的启蒙立场对不同文学时段加以梳理或评判，显然有些不太合适，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启蒙固然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但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担心这种启蒙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诸位主编如此高调地提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启蒙立场，针对的显然是当前批评界的一种消解启蒙、反对现代化的倾向，以此来重申启蒙立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如此看来，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不难理解。
回归“五四”，既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高调的姿态掩饰不住的仍然是启蒙批评思想资源的匮乏。如何探求新的启蒙思想资源，并重新激活它在当下语境中的潜在能量，建构当下新启蒙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些致力于启蒙思想研究的批评者关注的重心。
新世纪开始不久，一场关于“新启蒙主义”的争论将启蒙这个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话题重新置于学术前沿，这场争论是由张光芒的长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分析之后，张光芒试图对中国启蒙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构，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人”的问题是张光芒构筑新启蒙体系的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将启蒙的问题锁定在“立人”方面。围绕着“人性启蒙”问题，张光芒从历史、理论、现实层面上论述了对“新启蒙主义”的深层需求。历史地看，近现代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理论上说，1990年代以来，“现代性”反思的诸种学说将启蒙问题驱逐出理论视域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最后，“新启蒙主义”是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他认为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与偏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道德形而上主义”即是张光芒为当下“人性启蒙”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是他给中国屡屡挫败的启蒙历史做出的诊断。在批判了中国启蒙历史过于实用化的特点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
显然，“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借助文学启蒙来达到人性启蒙的最终目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虽存在着一定偏激，“但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意义”。在这个启蒙备受嘲讽、反启蒙的力量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却被一种“傲慢与偏见”裹挟着的当下社会，在这个蔑视道德、“人性最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道德的启蒙有着它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道德形而上主义”将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启蒙”分为三个层面，将启蒙的最终完成归结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方面，这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启蒙设想，是有意识将启蒙与现实中国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启蒙的辩证法”，而是“欲望的辩证法”。在这个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历史遗留的由封建土义，至专制主义造就的蒙昧，还要面对欲望化时代一种新的“愚昧与偏见”，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批评者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蒙任务而提出的一种路径。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文学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逻辑，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再者，如果我们还承认“启蒙”的内涵是将人“从蒙昧中解脱出来”，那么认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学蕴涵着道德“启蒙”色彩并具有“启蒙”大众的人生选择的观点虽不失新颖但不脱荒谬。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作者陈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无不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阐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果说“启蒙”是让自己具有自主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决不认为塑造了这样的“英雄”的文学作品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用。批评者弃“启蒙”的真正本质于不顾而大谈“启蒙”，无异于舍本逐末。
2010年1月8日至12日，由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和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当代文学批评期刊建设与当代文学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参加会议的主要有《新华文摘》总编张耀铬、《文艺报》主编阎晶明、《文学评论》副编审吴子林、《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张学昕、《中国文学研究》主编谭桂林、《南方文坛》杂志社主编张燕玲、《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当代文坛》杂志社主编罗勇、《文艺评论》主编韦健玮、《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文学报》评论部主任朱小如、《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理论与创作》执行主编王涘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毕光明、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冯希哲、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单正平、张浩文、副教授周泉根，以及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李永中等人。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赵康太、海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孙绍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阮忠、书记韩捷进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海南省重点(扶持)学科责任教授、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建设学科负责人毕光明主持了开幕式。开幕式后，张耀铭总编和阎晶明主编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
作为文学批评期刊主编，并且多半身兼文学批评从业者，到会专家首先关注的是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困境。冯希哲分析了当前批评的基本趋势：一、更为理性和自觉；二、整个批评界开始由外向内转型，自省、自察成为主题。但总体来说，80年代的自由活跃的批评氛围变了，现在是让人郁闷的环境，大家不愿意说，或者不知道说什么。他还把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归纳为四个问题：一、理论困境；二、评价尺度统一与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评人格、伪批评和人情批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四，批评队伍分化。
张燕玲对这种沉闷的批评环境作了更具体的揭示：“现今，文学创作出现生活贫乏和思想匮乏的状态，尤其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要立在时代的潮流，对社会包括对现状保持独立思考和批评立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相当有难度的。”
对于如何走出这种困境，代表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几种解决途径。阎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学建设方面，批评家要积极发挥批评的作用，要加强自身的发言权。谭桂林说：“当代文学学科是个不断成熟的学科。文学批评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对文学创作仍然有一种积极的鼓动作用。现在的文学批评期刊要发扬过去的传统。”吴子林认为，批评家首先要有问题意识，不能跟着西方的文学思潮亦步亦趋，而要用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国问题，借用甘阳的话说就是“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国文化本原，将中国传统的感悟思维发扬光大。再者，将学问和生命融为一体，把感悟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结合，做纵贯古今、会通中西的“生命的学问”。
批评有无力量，说到底取决于批评者所持的批评观。朱小如提出，批评其实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价值。但是，批评如果过于学术化反而会失去批评的力度。他认为在一片假话声中出现的几句真话才真正有价值。单正平指出：对一流作家，人们对他的批评还是很严肃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业化批评，比如一些老板花钱请业内人士帮忙出书，另一个现象是人道主义批评，有人为了精神的寄托将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东西整理出来并自费出书。对第一种人，大家应该抵制，对第二种人可以适当鼓励一下。
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困境与建设方向
当代批评期刊是反映当下文学状况的重要平台，张学昕更强调批评的支点就是当代文学期刊，没有期刊作者就无法找到支点，得到认可。因此，批评期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当代批评期刊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现状和困境。就像韦健玮所说的：在办刊中越来越感觉困惑，很怀念80年代的批评环境。因为，在B0年代，批评期刊是非常活跃的，有一段很辉煌的历史，那时不管是作者还是编辑都有高涨的热情。但是现在很多编辑已经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坚持下来的刊物也面临一些生存问题，因为资金短缺，一些办刊人越来越觉得迷茫。
阎晶明指出当代批评期刊的生存比建设问题更加紧迫，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十几年前难以预料的变化，而且文学内部分化很严重，很多东西的消极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建设力量。在这种条件下，文学批评期刊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
除了生存问题以外，还有环境问题。目前，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学术刊物正在失去读者。单正平认为原因在于：首先是经济因素，将学术刊物推向市场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二是空间的大幅度压缩问题，作者想说的批判现实的篇幅被压缩了或者删减了，第三是新媒体和体制化的影响，有许多作者写文章的出发点是有疑问的。
张耀馅在主题发言中提出批评期刊要突出问题意识。他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揭示时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学术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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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玲重述了首届研讨会提到的“艰守”与“坚守”问题，并针对批评期刊如何回到文学前沿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个是生存建设，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学术建设。在生存建设方面：要重树自身建设的自信心，要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一个杂志首先要生存下来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个性。罗勇肯定张燕玲的“艰守”与“坚守”观点。他指出这两个方面是有矛盾的，艰守，再困难你也要把刊物办下去，不能把它丢失。坚守，要坚持文学品位、文学情怀。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杂志还是理论杂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学情怀融入进去，哪怕再困难我们也可以迎来自己一个办刊物的硕果。周泉根也非常赞同张燕玲关于重视网络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要正视信息时代的写作是我们当前理论反思的重要任务，也是反思创作评论类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争取把网络上的东西跟学院派东西结合起来，甚至跟大牌网站合作，让网络的不羁的创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来重建我们的话语空间。只有有了话语权，知识分子才能在平权的时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历史。
关于期刊杂志栏目设置方面，陈子善根据自己的办刊经验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介绍，他在办刊物时做了一些尝试：首先，每期都会做一个学术访谈，采访一些知名学者；其次，不限制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两篇著名的外文翻译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证文章，发表一些比较重要的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价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议有：王涘海认为文学期刊建设应有的态度是——自信，要坚守下去，以自信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社会和文艺事业，李云雷也说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刊体验，就是从具体的鲜活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人手，站在时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李国平指出批评刊物应该回应文学现实和中国社会现实，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轻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锐气的作品。
由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期刊。冯希哲还谈到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势和走向。在基本情势方面，他认为有三个现实环境不能不提：一是国家评价体制，二是民众普泛价值观念嬗变；三是文学传播途径。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现实环境，虽然是外在的，但足以让文学的生存、发展和民众的审美观念与需求产生难以自觉的桎梏式影响。在当下文学走向方面，他认为文学有三个趋势难以阻挡；一是文学主体价值消解，表情达意书写泛化难以阻挡。二是文学被媒体导引、传播，乃至于设计，和文学写作平民化将难以阻挡。三是文学审美与精神将重归传统和民间。
一、更新教学观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就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培养目标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应当明确为中学语文教育服务的目的。为了培养出具有相当文学感悟力与表达能力的新一代中学语文教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必须贴近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状况。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更新现有的教学观念。
首先，要重新确立“教”与“学”的关系。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较少互动，学生主要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忙于记笔记，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而且容易觉得枯燥，从而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我们倡导“问题式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教师在该课程正式讲授之前，先结合自己的教学计划，列出20个左右的选题（如鲁迅的当下意义，茅盾与社会剖析小说，巴金与家族文学，老舍与京味小说，沈从文的乡下人文体等）要求学生去思考，同时开列一些与作家、作品、文艺运动等相关的书籍和参考资料要求学生去阅读，在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加深他们对作家作品认识的同时，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每一次的授课过程中，要有计划地留出5分钟左右的时间，指定1-2位同学阐释对某一话题的理解与认知。在实施课堂教学时，将基本知识点（如作家的生平与创作概况等）交由学生自主整理，教师着重讲述重点与难点（如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论争的过程和特点、作家的创作风格、作品的主题意蕴等），而对于某些文艺思想论争的问题，或对某些作品的评价问题，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并指导学生课后查阅相关资料，写成书面作业。此举一方面能让学生获得独立分析作品、评论作家的锻炼机会，另一方面也在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这一模式中，教师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知识点的讲授和问题的引导、归纳与总结上，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身份得以凸显，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加深，成为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次，要改变传统教学中重视文学史而轻视作品选的现象。由于课程设置的原因，许多高师中文专业没有开设专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或精读课程，而文学史的精华正是那些具有经典性的优秀作家作品，即那些既产生重要影响又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作品。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有意简化对文学现象等的讲授，而加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坚持既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的原则，对作家作品删繁就简严格筛选，将一批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重新定位，绝不盲从于所谓权威批评家的判断。最后，要重视文本解读。在多年的理论探讨与教学实践中，我们充分地感受到，阅读与写作能力是师范生必须狠抓实练的基本功。因此，在积极加强写作训练的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能力应当是语文教师的核心能力，师范生是明天的教师，他们的语文素养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对现代文阅读而言，文本细读是值得强调的文学作品分析的基本方法。只有循此路径进入作品，才能真正领略文学之美与窥探作家幽深的心灵。
二、关注学术前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既丰富又活跃的学科，复杂的文学现象与多义的文学作品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教师在稳固专业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应当努力追踪学科前沿动态，不断吸收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新经验，搞好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更新，使教学内容始终保持与时展同步的特点。具体做法主要有三。
首先，将课堂教学与个人的科研相结合。一堂课的好坏关键在于学术含金量的高低，学问家不见得是好教师，但优秀的高校教师大多是学问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并非是讲解高深理论的课程中，它更需要的是教师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能力。因此，我们有意识地重读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如《故乡》、《生死场》、《倾城之恋》、《茶馆》等，并对之进行了新解。需要注意的是，作品新解并非是一味求新，而是从新的角度进入作品的一种尝试，试图发现作品长期被遮蔽的意义。比如《故乡》，长期以来多被人注意的是其“归乡——离乡”模式、知识分子视角以及对乡土文学的开创意义，但是叙述者本身的心灵世界却多半被忽略。“我”多年在外努力奔走的精神追求面临着芸芸大众的世俗评判，物质层面上的局促无法满足普通大众的期待，也有违自己的拳拳爱母之心。此外，回乡自然带有寻找儿时梦幻的潜意识，但是梦幻被无情地击碎，从此故乡再无可恋之事。然而，鲁迅的卓绝就在于破灭之后的再出发心理，即便无路可走依然要去一试的韧性坚持。对于“我”心灵世界的探寻使得分析更上一层。从教学效果来看，新颖的教学内容令学生耳目一新，大大激发了他们对探究文学作品的兴趣，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写作小论文进行争鸣的意识。其次，关注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进行作品解读之外，我们也很注意投入到新热点的研究中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杂志的研究是新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借此可以发现影响文学创作的非文学因素。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期刊出版等现代传媒参与文学生产，这几年我们开展的研究主要围绕文学期刊、出版机构等现代传媒而进行，并奉献出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授课过程中将这些新成果及时地传递给学生，让他们虽身处小城却也能跟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步伐，不至于有井底之蛙之感。最后，开设“新世纪文学批评”新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个没有时间下限的课程，一直在生长发展中。如何在课堂教学中体现其“生长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很多，但学生们往往更喜欢当下的一些新人新作。为提高学生们的阅读品味，我们特地开设“新世纪文学批评”新课程，为学生介绍、评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以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此，我们对一些新作如《秦腔》、《启蒙时代》、《兄弟》等进行了追踪评论，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批评样本。在授之以“鱼”的同时也授之以“渔”。
三、借助多媒体手段，提升教学效果
一项教学改革的成功，教学手段的革新是必经之途。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多媒体课件与对网络资源的利用成为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
首先是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文学史上的诸多人和事都还非常鲜活，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这些为课件的制作提供了重要素材。网络的普及又让搜寻有关作家作品的图片与音像资料变得便利而快捷。精美的课件在展示文学的生动图景时也丰富、深化了教学内容。在收集相关图片资料时，要注意特别的资料，并提供丰富的解说。如在为鲁迅配图时，特地收集到他坐在厦门的坟中间的图片，以此突出他的性格。而鲁迅抱着海婴“一岁和五十”的照片则丰富了鲁迅为人父的温情，提供了理解鲁迅的人情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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