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6 16: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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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通高校；人才流失；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64-02
一、普通高校人才流失的特征及其影响
梅贻琦曾指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教师是学校的兴校之本，人力资源是学校发展的重要财富和战略资源。一所优秀大学依赖于一流的师资，衡量高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其拥有的人才数量和质量。高校人才是指高校师资队伍中拥有新知识、具有知识创新潜能的教师和具有管理创新、体制创新能力的干 部[1]。随着全球人才流动的大趋势，我国高校人才已呈现出不同单位、不同地域频繁流动的态势。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各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均衡，高校人才流动呈现出失衡的发展态势。首先，人才流失呈现出高学历、高职称性。普通地方高校中人才流失中以高校学科中的带头人，“双高”即具有博士学位，副高以上职称者最为普遍。人才的大量流失使得学校的学术队伍难以形成科学合理的梯队，呈现出断档趋势。其次，人才流失渠道呈现多样化趋势。或从偏远地区调动至南方发达地区；或跳出教师队伍而转向公务员队伍以及大型国企。
人才是确保高校正常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人才的严重流失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正常运转。首先，高校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高校为培养教师往往支付大量成本，如对教师进行岗前培训的支出、为其支付安家的费用、拨付工作项目启动资金、支付学费为教师提供进修深造的费用等等。其次，人才的大量流失打乱了学校的人才规划，影响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制约教学水平的提高。再次，人才流失不利于人心稳定。人才的流失将起到不良的示范效应，对其他安守本分工作的教师起到心理的冲击作用，会产生人才流失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导致功利主义盛行。
二、普通高校人才流失的原因
1.部分普通高校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因循守旧
许多普通高校内部管理呈现出严重的“行政化”特点，教师对高校资源的占有不如高校行政工作人员，导致普通教师情感需求无法满足，缺乏应有的归属感，普通教师很难真正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学校发展决策之中。普通高校常常没有充足的资金购买科研必备的先进仪器设备，制约着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除此之外，普通高校的教师参加国际性会议的机会较少，很难站在理论前沿进行研究。许多优秀人才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往往选择调动至重点学校，以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的机会。
2.诚信体系缺失
在高校人才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学校和教师的诚信缺失也加速了普通高校人才的流失。高校为了学校的发展引进人才无可厚非，但是许多学校为了引进人才而不遵守诚信原则，以票子、房子、车子等条件对学校急需的高层次人才进行诱惑，千方百计从其他高校“挖”人才。再者，有的学校引进人才的政策变动频繁，原本许诺给人才的住房福利或科研经费无法落实，使得一些人才被迫重新择业。不仅是学校诚信缺失，教师自身也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漫天要价型”“不辞而别型”“四处谋利型”[3]。许多地方高校为教师深造提供优惠待遇，在教师学习期间保留其工资，待遇，并报销路费、学费，但一部分教师在学成后未遵守诚信原则，而是另谋高就，或者要求学校给与其更高的待遇。
3.人才自身因素
导致高校人才流动的个人因素很多，除了物质待遇、配偶工作、住房等原因外，由于社会价值观念取向决定的实现自身价值，寻找更能适合自己专业发展的单位应是最主要的、不可忽视的原因[2]。高校教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自身的职业生涯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划。当单位无法在科技研究环境、管理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满足他们的期望时，教师往往会产生新的职业期望，从而选择去待遇更高、发展空间更大的地域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三、普通高校人才流失的对策研究
1.转变高校管理理念，突出教师主体地位
传统高校管理理念强调等级、职位和身份，强调行政性，缺少对于教师情感需求的关注。现代的科学的高校管理理念要重点突出教师主体的地位，以教师为中心，减少和避免“官本位”的影响。学校要树立服务于教师的理念，通过多种途径对教师激励，充分激发和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在普通高校中，教师这个职业由于教学工作的相对独立性，教师之间平时联络松散，很难形成团队意识和归属感。学校可以通过加强学科组建设等方式增强教师的归属感。此外，要营造良好的情感环境。要使教师在学校中能够感受到团队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感受到领导对其的尊重和关怀，那么教师的心就会稳定，就很少会萌生调离之意。因此，学校的各级领导要转变观念，营造良好的情感环境。学校应为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条件和途径。要积极推行学校信息公开制度，保障教师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2.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师绩效评估机制
目前，大部分高校采取的通常是年度总结、民主评议等传统方式进行考核。这些方式缺少量化、客观的指标，不能充分体现考核应有的激励价值。一套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应当具有很强和针对性和实践性，针对不同的教师级别、不同岗位特点设定出不同的考核方法和绩效目标，防止“一刀切”。高校绩效考核的具体内容应当全面而具体，应包括素质考查、科研能力考查和教学成果考查三个方面。教学是高校培育人才的关键和核心环节。许多学校在教师职称评定的量化指标中，过分强调教师的科研能力，而对教学环节缺乏相应的重视，致使许多教师失去教学的动力。高校应当设立公平合理的教学评价指标。教学评价指标应该体现教学目标的明晰性，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教学方法的恰当性、师生的互动性。高校管理者应当将以上内容予以量化并逐项进行考评，并依据绩效评估，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
3.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人才流失的策略
高校管理层在得知优秀人才辞职的信息后，应当在第一时间介入，要了解其真实的想法。如果辞职者是因为其所面临的困难而辞职，要积极解决其所面临的困难，真诚地对其进行挽留。经过真诚的劝导后，如果仍坚持辞职，这时候要予以理解，并且在其辞职后依然要和其保持良好的关系和联络。对于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和一些紧俏专业的人才要想尽办法禁止其流失，对于一些不合格者或者替换成本较低的人员，则可以不作为重点进行挽留。
4.树立普通高校良好的组织形象
高校的组织形象是学校的名片。高校要留住人才就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组织形象，营造良好的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环境。首先，要为教师营造民主活泼的学术环境。高校教师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热爱研究工作，需要学校为其搭建平台，促进相互间的学术交流。教师在民主活泼的学术环境下，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掌握理论前沿动态，提升其科研和教学能力。不同的教师具有不同的特长和不同的内在要求。因此，就需要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激励手段。比如，对于一些科研骨干，学校应该在科研奖励、科研课题、科研交流、科研转化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鼓励他们出更多的精品成果；对于教学骨干，学校应该在教材编著、教学设施、教学经费上给予帮助，鼓励并支持他们申报省级乃至国家级精品课程，成为省级乃至国家级优秀教 师[4]。其次，学校要积极为教师营造良好的职务升迁环境。根据麦克莱兰的激励需求理论，人们除了具有对成就的需求和社交的需求外，还有对权力的需求[5]。经过调查，许多人才再次择业时选择了比自己原来工作单位规模小但是给与其充分重视的学校。因此，学校要尽量为高层次人次提供职务岗位，给予他们以相应的荣誉以及职务，如有的学校采取给予高层次人才以处级干部待遇的做法以吸引“双高”人才。
5.加强诚信机制建设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调节方式，即道德力量调节。高校中只有建立道德型心理契约，才能创造出道德性的参与，使教师自觉地投身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发挥出最大潜能和创造性[6]。普通高校要减少人才流失，必须加强学校的诚信建设。首先，要加强诚信教育，营造校园诚信文化。学校要采取各种方式，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比如网络、媒体等工具营造学校诚信文化氛围。要引导教师充分认识到诚信的价值，树立“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观念，使得诚信观念深入到教师内心，成为其固有的行为准则；学校本身首先要遵守诚实守信原则，高校诚实守信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失信行为的发生。高校之间应当建立守信联盟，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在引进人才时遵循程序公正、公开的原则，在人才与原单位解除合同后再引进。其次，建立法律约束机制。要规范合同协议并建立完善的争议解决途径。如果教师与高校之间因为调离辞职而产生纠纷，在双方调解、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应当诉诸法律手段，可以约定提交劳动仲裁或者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维护教师与高校的双方权益。再次，增加失信成本，实行社会监督。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完全依赖道德约束将很难解决诚信缺失问题。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立教师诚信档案，并在高校间建立共享档案。高校在引进人才时，对存在不良记录的教师不予引进；在国外，失信者将会受到惩罚，支付高额成本，背信弃义的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惩罚，将会加速人才的流失。因此，学校应当建立一系列的惩罚制度，比如经济惩罚制度，增加失信者的成本，从而对其形成制约。
参考文献：
[1]缪春萍，范晓斌. 高校人才流失问题及对策[J]. 江西教育科研， 2006（1）.
[2]吴凤杰. 高校人才流动的思考[J]. 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7（5）.
[3]王洪瑞. 高校人才流动过程中的诚信问题[J]. 中国高教研究， 2006（6）.
[4]李陈华，王凤. 中西部高校人才流失及其对策[J]. 湖南商学院 学报，2007（4）.
一汽国际物流中心拥有17万平方米集装箱场地，仓储能力12000TEU(20英尺标准集装箱)，以及5000平方米集装箱拆箱作业区，年吞吐能力为10万TEU。
杨秋生，长春一汽国际物流中心技术部部长，1997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长期致力于汽车物流领域的设计与规划工作，曾参与一汽大众二厂PQ35项目的物流规划、国产化件项目和出口包装的规划，对汽车产前物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记者：以你们多年的行业经验看，目前汽车零部件物流是如何细分的?有哪些特点?
杨秋生：从整车厂的角度考虑，汽车物流主要分为产前供应物流、生产制造物流和产后分销物流三个阶段。其中，产前供应物流包括进口件物流、长途国产化件物流和本地国产化件物流三部分。生产制造物流包括厂内物流、顺序件排序物流、总装配送物流三部分。产后分销物流包括整车分销物流、备件分销物流两部分。
现代化的汽车生产厂具有日产上千辆的生产能力，每辆汽车由上千种零件组成。同时，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每个品牌的汽车又有上百种款型和各种选装配置。产前供应物流和生产配送物流，必须将指定数量的指定零部件在指定的时间内按照指定的顺序送到指定的装配地点，以满足生产线巨大而精细的物料需求。所以速度和精确是产前供应物流和生产制造物流的最大特点。
一汽国际物流中心目前主要服务于一汽大众产前供应物流和生产制造物流领域。在一汽大众车型持续热销、生产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一汽国际物流中心用自己专业的物流技术、杰出的物流服务、满意的物流绩效保证了一汽大众两大品牌、9种车型顺利完成了日产1600辆的生产任务。
记者：DC／BC作为先进的物流体系，请简单介绍该系统特点及功能。
杨秋生：DC即拆散中心(Deconsolidation Center。它是生产线所有进口零部件的集装箱拆散地、存储缓冲场所，包括CKD物料入库、包装转换、存储、准时化配送(Just ln Time)等物流流程，主要为汽车总装线、筐式中心、汽车零部件发传厂等提供物流服务。
BC的中文名称为筐式中心(Basket Center)。它是内饰零件的排序区，包括CKD物料和国产化物料的入库、存储、货筐拣选、货筐配送(Just In Sequence)等物流流程，为总装线提供顺序化、配送到工位的物流服务。通过应用筐式配送技术，可以大大节省总装区域的物料周转面积，提高装配速度，确保装配质量。
记者：同其他汽车零部件物流系统相比，DC／BC在零部件物流领域有怎样的创新?
杨秋生：这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高度集成的物流功能模块运作：进口零件的拆箱、越库、存储、配送等诸多物流功能均集中在一个地点完成，极大地减少了物料的无效搬运，削减无端的浪费。同时集中的物流功能模块便于物流灵活管理，严格保证物料安全。
第二，CKD件和国产化件实行共库管理：DC和BC两个物料周转中心共库管理，可以利用规模优势，有效地分摊库房面积、物料设备、系统开发、管理人员的成本。
记者:DC／BC采用了哪些关键技术?取得了哪些效果?
杨秋生：DC／BC物流系统主要采用了筐式配送技术：生产线生产的商品车由于内外饰颜色、动力装置、选装配置各不相同，极大地增加了零部件的拣选、配送的难度，同时生产线旁的面积有限，不允许我们进行常规的物料配送操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每辆车所需要的专用零件放在一个货筐中，商品车随着生产线流转的同时，让对应它的货筐也同步流转。装配工人只需要到商品车的对应货筐中就能找到其特殊需要的零件。货筐配送工艺能够提高生产线的装配速度，确保装配质量，节省生产线旁的周转面积。现在，所有的货筐都在一汽国际物流中心的筐式中心(BC)装配完成。
一汽国际物流中心BC是全球第一个能够满足4种车型混线生产、日产1100辆的配送中心；目前，它能够90秒钟完成一辆整车所需零部件的配送工作量。从接手汽车产前供应和生产配送物流业务以来，一汽国际物流中心DC／BC在物流仓储面积、物流设备成本、物流人员数量方面均有大幅降低，同时以“精益求精、永续服务”的先进理念、优秀的物流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青睐。
杨秋生：在最初的方案中，DC到生产线的运输计划由卡车承担，在生产线人口卸车，由叉车送到生产线旁。这种传统的物流方式货物装卸次数多，每次运输距离短，容易产生货损和货差。同时用叉车将物料送到生产线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单次运输量小、运输速度慢、单位物料运输成本高、不容易管理、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发生交通堵塞等。随着生产线汽车产量增加、车型增加，物流量和零件品种也急剧增加，上述问题已成为制约提高生产制造物流效率的瓶颈。
后来通过采用牵引车带托盘车运送物料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此类问题。在DC出库区，将物料直接放在由牵引车牵引的托盘车上。牵引车带着多个托盘车将物料直接送到生产线旁，减少了物料的频繁装卸，降低了货损、货差。同时我们取消了叉车送货上线，改由牵引车上线，这样单次运输量大大增加，降低了运输频次，解决了交通堵塞问题，也消除了安全隐患。
记者：国外一些汽车制造厂在零部件领域开始使用RFID技术，一汽大众是否也将使用?
杨秋生：一汽大众目前尚未在物流领域采用RFID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内RFID技术现在仍不成熟，相应的硬件、软件提供商少，可选择余地较小。
第二，成本较高：目前国内一个电子标签的成本在1元左右，按照现在的物流量，每年增加的成本高达几亿元。
第三，需要协调范围广：汽车的产前供应物流环节繁多，涉及范围广。实施RFID需要协调海外供应商、承运商、海关、商检、国产化件供应商、内陆运输提供商、配送中心、主机厂、软硬件提供商等多方面，稍有不慎，造成数据混乱，即可能影响生产线正常生产，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第四，行业内应用RFID的环境和时机不够成熟。
据我们了解，其他一些同类企业目前没有使用RFID技术也有
类似原因。
记者：汽车生产厂在规划和建设入厂物流系统时，您认为应注意哪些关键环节和问题?
杨秋生：主要应关注两个方面：
其一，选择物流合作伙伴：汽车生产厂选择物流合作伙伴的过程、标准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在汽车产前供应和生产配送物流方面有丰富经验的物流供应商无疑是最放心的选择。
其二，规划设计团队：完美的质量80％来源于完美的设计，15％来源于完美的生产制造，只有5％在于最后严格的检测。一个完美而实用的规划设计方案可以使企业在以后的生产运营中少走弯路，降低成本，甚至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记者：您怎样看待汽车零部件物流的标准化问题?如何实现汽车零部件物流的标准化?
杨秋生：标准化是服务质量提升和物流成本降低的必然。汽车零部件物流的标准化应该纳入整车生产的体系中来，也只有纳入到整车生产体系，才能获得主机厂的支持，得到真正的推动。
零部件的物流标准化主要包括包装器具标准化、现场操作标准化和物流信息标准化。
传统的观点认为包装是生产的终点，包装只是将物料打包，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碰撞损伤而已。现代物流认为包装是物流的起点，包装的材质、尺寸、结构与物流环节的联系更为密切。包装的标准化决定着车辆、场地尺寸、装卸设施、搬运设备的标准化，能有效减少设备设施种类的使用、极大地提高设备设施利用率、降低物流操作成本。因此，欧美和日本都曾经不遗余力推行包装标准化，以至于形成了欧洲托盘标准和日本托盘标准。目前，中国的包装远没有达到标准化，材质各异，尺寸各异，结构各异。作为积极的物流运营商，我们积极提倡包装标准化，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有效的探索、研究和尝试。
从实践经验看，现场操作标准化是稳定的物流服务质量的有效保证；另外，信息标准化对于同一项目的不同部门、不同公司之间的资源协调与信息沟通至关重要。
记者：您如何看待入厂物流的发展趋势?
一、小电流接地选线实现方式
（一）利用专用接地选线装置，原理有利用暂态分量实现接地选线、利用注入分量进行接地探测选线、利用行波原理实现接地选线等，其工作原理不受消弧装置影响；
（二）利用消弧装置自带的选线功能，利用瞬时投入中电阻，采集零序电流、电压分量进行接地选线判别；
（三）利用保护装置及后台监控系统综合选线功能，适用于保护装置与后台监控为同一厂家，利用保护装置零流告警及后台监控零功判别综合选线功能；当该站装设消弧装置后，受其工作原理影响，该功能无法再使用，需退出；
（四）利用保护装置自带的零流告警功能，当该站装设消弧装置后，受其工作原理影响，该功能无法再使用，需退出。
二、通过对不同厂家选线设备的原理分析，建议小电流接地选线的选用原则如下
（一）站内未装设消弧装置且无其他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优先选用保护装置自带的接地选线功能、保护装置及后台监控系统综合选线功能，对选线正确率较低的可考虑装设专用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
（二）站内装设消弧线圈装置后，优先选用消弧装置自带小电流接地选线功能；由于装设消弧线圈装置后，零序电流瞬间降为最小，故取消原保护装置自带的接地选线功能以及通过稳态零序过电流越限实现告警选线的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
三、结合平时的运维，对造成小电流接地选线正确率较低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如下
（一）利用消弧装置和后台综合选线，受其工作原理影响，选线时间长。利用消弧装置选线，接地时消弧装置必须投入中电阻，才能实现正确选线，若中电阻未投入工作，那么此时所报出的接地支路就不准确，可能产生误报或拒报；且控制器内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反馈电阻是否符合与零序CT变比是否匹配等因素也可能造成误报或拒报。利用后台综合选线，当发生接地，首先必须判断母线电压下降后，才开始召唤各馈线支路的零序电流及零序电压，在软件中进行零序功率计算，从而选出接地支路，可能存在选线时间较长，一般可达10～20分钟，这些在接地检查汇报时需要运行人员特别注意。
（二）利用后台综合选线及科汇等小电流接地选线，通过零序方向或暂态分量原理进行接地支路的判断，必须确保零序互感器接线极性的正确性。现场零序CT装设不正确、CT极性接反，将导致拒选线或误选线。应加强现场新间隔投运前验收。
（三）利用保护装置零序过流报警进行接地选线，目前应用于站内未装设消弧装置，站内无专用接地选线装置，同时保护装置与后台监控系统不是同一厂家，采取的一种接地选线方式，目前告警值通常整定80～100毫安，因采用纯零序电流告警方式，无法区分接地支路或非接地支路，应用中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是目前临时采用的一种接地选线方式。当馈线支路增加的情况下，应考虑增设专用接地选线装置或通过加装消弧装置的选线功能实现。
（四）各站运行值班人员对站内小电流接地选线实现方式不熟悉，发生接地后，出现漏检查或误汇报的情况；发生失地后，集控站/调度监控台无接地支路显示或误报多条支路的，拉路查找时确认故障支路后，未及时对现场接地选线设备动作情况进行复查，导致汇报给调度部门信息不准确，不利于对小电流接地选线运行情况归类统计及事后检查，及对故障或异常的定位（可能是信号库出错或装置无法正确选线等）。应加强新间隔调度监控信号上传的规范性验收。
流通产业现代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到来，在商品流通领域所进行的变革、创新，以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商品流通体系的过程。目前我国流通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足9％，而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达到15％以上，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以流通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改革推进流通现代化的发展。通过运用先进的流通技术设施手段和现代化流通方式、管理方式，使商流、物流、信息流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提高流通企业的规模化程度和规范化水平，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的科技含量，提高流通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今后应通过重点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和电子商务等大力推进流通现代化。
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努力提高现代物流业的规模化、组织化和规范化程度。连锁经营是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和经营制度，是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的若干个企业，以一定的形式组成一个联合体，在整体规划下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在分工基础上实施集中化管理，把独立的经营活动组合成整体的规模经营，从而实现规模效益。连锁经营包括直营连锁、特许经营和自由连锁三种形式。连锁经营是现代流通业极具潜力的经营形式，是流通领域带有方向性的改革。应以“大众化、规模化、规范化、现代化”为目标，加大工作力度，推进连锁经营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展和延伸。
积极推进物流配送，不断整合现有资源，完善服务功能。现代物流是指原材料、产成品从起点到终点及相关信息有效流动的全过程，被国际上称为继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国外现代物流配送业发展迅猛，国内现代物流配送发展也急剧升温。要坚持“市场引导、整合资源、企业运作、政府扶持”的原则，加快物流园区、综合物流配送中心和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培育，逐步构筑设施配套、运转高效、功能齐全的现代物流配送体系。
加快发展现代批发市场，努力提高交易、管理水平。发展现代流通离不开现代批发市场建设。现代批发市场的显著特征是交易主体组织化、交易商品标准化和交易方式现代化。要按照“统一规划、加强指导、分级负责、规范管理”的原则，集中力量发展建设一批特色鲜明、集散功能强、辐射市内外、连通全国的大型现代批发市场，并逐步将其培育成一定区域内的商品集散中心、加工交易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中心。要结合发展现代批发市场，对现有各类批发市场进行高标准、高起点地改造，一要提高市场交易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场交易；二是要提高交易商品的标准化程度，特别是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化和包装规范化；三是要提高市场交易的现代化程度，引进和推进竞价拍卖、网上交易等现代化交易方式；四是要提高市场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组织开展加工、包装和配送等增值服务，走批发交易和物流配送相结合的路子。
实现商品流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第一，信息化是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有效途径。商品流通是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贸易流通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市场经济以需定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消费决定流通、流通决定生产。现代流通充当生产与消费的媒介，一方面面向生产者，通过价格和信息传递，引导生产；另一方面面向消费者，通过把产品便捷、安全地传递到消费者手中，服务消费。可以说，流通在整个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居于组织者、引导者和调节者的地位，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个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现代市场流通已经从过去局部的、断续的、国内的商品流转过程，变成了全球化营销过程，流通的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与特征；流通对象从过去只有实体商品货物的流通，发展到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有形货币与无形货币、有形产权与无形产权的并存和交融；流通主体从生产与流通相对分离、相对独立，加快向日益融合的大流通状态发展。现代流通体系的复杂性对流通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向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发展转变，为此，必须下大力气建设一个能够适应消费、出口和投资协调发展的现代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是由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共同构成的，尤其是基于信息化技术支撑的信息流已经成为现代流通区别于传统流通的最重要标志。信息流通的规模越大、速度越快、被重复使用的次数越多，对经济社会的价值就越大。
正如一位农业专家所说，我国农业只有产业物流，没有物流产业。在国外，流通环节唱主角的批发商大多是资金雄厚、规模庞大的物流公司；国内，受上游种植与下游终端渠道分散的影响，农产品流通领域却鲜有资本的进入，更没有诞生出大规模的物流企业。
与大规模流通企业可分担风险不同的是，部分中小流通企业参与囤积、炒作，反而助长了农价的暴涨暴跌。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流通链条不畅的现象，不仅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并存的现象无法根除，而且势必会加剧农业的投资风险。
一、投机与投资
林金龙是山东金乡一家规模较小的贸易公司老板，以往大蒜生意总能让他每年赚个二三十万元。可如今，他却感叹道，蒜价越来越离谱，风险越来越大。
金乡县有着“中国大蒜之乡”的美誉，是我国最大的大蒜生产和交易中心，占全国产量的20%，占全国出口量70%。“金乡，金乡，大蒜如金，致富全乡。”这里的蒜农把大蒜当作“金疙瘩”，看成是致富的希望，想从他们手中承包土地，成本很高。至今，金乡蒜农守着家里三五亩地，具备规模的种植大户凤毛麟角。
种植的分散给林金龙这样的贸易商收购大蒜增加了难度。每到收获的季节，林金龙总是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收购，磨破了嘴皮，一天也只有上千斤的采购量。
从2008年开始，金乡蒜价经历了几度大起大落，每当牛市到来，总有蒜商一夜暴富；每当暴跌，总听到有老板血本无归。
大起大落的行情，让林金龙心惊肉跳，他手里的资金不多，每年收购大蒜不足百吨。稍有闪失，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在他眼中，暴涨暴跌行情并不是供求关系的真实体现。金乡是大蒜的主产区，直接影响着全国的蒜价。一旦金乡产量较之往年有所增减，就造成局域内形成一种供需失衡的错觉。但他坚信，即使不把出口考虑在内，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农产品很难产生真正的过剩。
大蒜分销体系向其他农产品的一样存在明显的分层。规模稍大的流通商都追逐于出口订单，在国内打拼的则是像林金龙这样规模较小的流通商。大的贸易商抗风险能力强，希望市场稳定的增长，而中小的流通商投机者多，反而会加速市场的震荡。
二、出口与内销
中小流通商无法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大型农产品中间商在国内却少之又少。这一点，济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怀清深有感触。
2003年，济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投资500万元，建立自己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向超市配送蔬菜。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单纯经营第三方物流难如登天。
与国外农产品种植多是大型农场不同，国内蔬菜种植却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即使部分合作社，种植规模也只有数百亩。一旦向超市供货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如何约束农户少用农药化肥，如何保证供给每天蔬菜供给的数量、质量，如何确保蔬菜安全、可追溯，都成了棘手的难题。
王怀清意识到，蔬菜的季节性强，成熟期较为集中，但物流公司在全年的供给却要求均衡，如果无法形成种植、物流一整条产业链的话很难保证对下游客户的供应。无奈之下，金王食品有限公司不得不分散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济南商河县建起基地，自行种植绿色糯、甜玉米及西兰花、洋葱等。可这一来，流通体系的扩容大大减缓。
最初，济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主要是向国内超市、商场供货，但王怀清很快发现，国内的终端卖场数目众多、规模弱小，市场散乱。与之相反，单个出口订单往往要比国内客户大上个数十倍。
与国外客户相比，济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位置与之十分相似。王怀清介绍道，许多国家的农产品物流的主力都是实力雄厚的流通企业，这些国外流通业的同行将农产品进口后，再分销给当地大型连锁超市。可反观我国，不仅上游种植是一家一户，下游终端市场也缺少跨区域的大型连锁卖场。这也制约了大型专业农业物流企业的发展。目前，济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70%以上的产品外销，内销只占不到30%。
国内农产品流通市场的散乱，更是增加了流通环节和成本。如西兰花总成本每斤只有一元左右，可超市价格却高达三四元一斤；菠菜收购价每斤一般不超过两三毛，可超市标价却常常在每斤2元以上。即使白菜、土豆在原产地价格一降再降，可终端卖场的售价仍然居高不下。
王怀清有着自建销售专卖店的想法，希望通过直销进一步降低蔬菜的成本，可自建店投入巨大、成本太高。济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每年的营业额不到1亿元，即使在局域内形成专卖店网络，也很难进一步扩大规模。
三、困局
“我国农业只有产业物流，没有物流产业。”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利认为，我国现有的农产品流通体系都从属于农业企业，如龙大、鲁花建立的物流链是为其公司、产业服务，只是第二方物流，却没有独立运营的第三方物流。
专业化分工，是一个产业规模化、现代化的标志。目前，诸多行业大佬、社会资金涌入种植领域，但资本却都在自建销售渠道，鲜有投资者专门投资物流体系。
山东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却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在王国利眼中，寿光虽是全国的“菜篮子”，但充其量只是一个批发市场、转运中心，仅仅是流通体系的一个节点而已。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流通链条不畅、缺失大企业的原因，正是根源于我国“小生产、大市场”的现有农业格局。
与我国“小生产”相类似是日本。在日本，农民纷纷加入各种协会，农产品市场的主体是农协而非单个的农户。农协不仅仅是农民的利益代言者，还兼有准政府组织的职能，大多与商会有联系，为农户提供种植订单。而在流通环节唱主角的批发商则大多是资金雄厚、规模庞大的株式会社。即使农产品价格偶有波动，抗风险能力较强的流通链足以消化市场压力。反观我国，一旦农产品市场出现震荡，弱不禁风的中小流通商却往往使流通环节陷入半瘫痪状态。
为了健全农产品流通体系，2011年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山东鲁商集团合作，借用后者旗下银座超市终端网络，建设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农业冷链产业科技示范工程。
根据该项目规划，示范工程总投资1.9亿元，2011年5月示范工程开始调研及试点，目前正处于建设阶段，预计2013年底将实现示范工程的推广应用。通过这一示范工程，旨在建设一个高效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搭建起农产品流通体系，完善高效生态农业冷链的规范、标准体系。
该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利介绍道，该项目将在潍坊和烟台莱州市建设两个配送中心，与济南、曲阜配送中心构成整个配送体系，配送区域进一步扩展到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区。同时，健全和完善农产品从生产、加工、贮存、运输到销售整个产销链。
然而，项目实施后，王国利才发现，农产品的生产流通体系是一个跨专业、跨领域的综合体系，目前国内仅就某一个环节、技术尚有机构研究，但针对整个流通体系完全是空白。基础研究、相关教材、标志规范、配套技术、所需人才远远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
关键词：国务院；常务会议；物联网； 流通产业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2012年7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通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交易规模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新型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流通方式加快发展，流通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但总的看，中国流通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流通网络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均衡，产业集中度偏低，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程度不高，流通效率低、成本高问题突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提高流通效率、方便群众生活、保障商品质量、引导生产发展和促进居民消费，加快推进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城乡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主要任务、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具体如下：
(一)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构建全国骨干流通网络，优化城市流通网络布局，增加农村商业网点，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
(二)创新流通方式。推广供应链管理，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打造农产品产销一体化流通链条。
(三)提高保障能力。支持建设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流通设施，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强化市场运行分析和预测预警，提高迅速集散应急商品能力。
(四)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动物联网等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应用，建设流通领域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支持流通企业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五)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培育大型流通企业，支持中小流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专业化、特色化发展，鼓励流通品牌创新发展。
(六)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关键商品流通准入管理，健全流通追溯体系，加强商品质量监督检查。依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建设商业诚信体系。
(七)深化改革开放。消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流通领域。提高流通产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支持流通企业“走出去”。
(八)切实降低流通环节费用。推进工商用电用水同价，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规范农产品流通领域收费行为，坚决取缔违规和不合理收费。
转变流通发展方式，促进流通业又好又快发展。转变流通发展方式，一要转变发展理念，从做大、求规模、重形式向做强、求效益、重能力转变，从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向眼光长远的长效机制转变，从偏重硬件设施建设、市场容量扩张向兼顾服务提升、质量改进、环境和谐、低碳高效、集约有序转变；二要转变发展策略，从只重视单方利益最大化博弈向寻求生产、研发、流通、服务多方共赢的战略合作商转变，从只重视流通企业的销售额、毛利率，向追求流通企业的盈利额、纯利率转变；三要转变发展方式和发展手段，从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向精细化的、重视资源优化程度、重视资源运用效率的发展方式转变，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向注重依靠人力资本转变；四要转变流通模式和技术，从传统的落后的流通经营模式向现代的先进的流通经营模式转变，从零散采购、分散配送、非连锁化经营向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连锁化经营转变，从重视引进国外流通技术向追求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转变；五要转变商品市场类型与定位，从注重有形市场、显性市场、传统市场、低附加值市场向注重无形市场、潜在市场、新兴市场、高附加值市场转变；六要转变流通产业结构布局，从流通网络疏密无序、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向流通网络体系完善、结构布局合理转变。“十二五”时期我国流通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是构建保障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现代商品流通服务体系，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流通业，实现流通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跨跃，完善与健全流通业法律法规。为此，要做大做强连锁经营，培育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培养流通业人才，开展流通科技研发与推广，建立流通业征信体系，构建现代商品流通服务体系。
尽快建立多种渠道、多种业态、内外贯通、城乡一体的现代流通服务体系。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必须建立包括政策法规行政管理体系、国内流通体系、国际或地区流通体系及其支撑保障体系的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十二五”期间，要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把外贸和内贸，商流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货币流都考虑进来，按照流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规律制定政策，改革现有的以工业或制造业为核心的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整合现有政策资源，支持包括流通业在内的服务业综合发展和业态、模式创新，改革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制度，支持流通业与工业、金融业融合发展，鼓励流通业集聚发展；要加快建设城乡对接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消费品流通体系，包括钢材、矿石、粮食等在内的大宗商品（生产资料）市场流通体系，内外贸一体化的国际化流通体系。同时，要建立相应的财政、税收、土地保障体系、应急保障体系等。
以贯彻“国九条”为契机，促进物流业及商贸物流业健康发展。加快发展物流业，是转变流通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国九条”是落实物流业振兴规划的重要举措，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必要保证。要切实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扩大税收试点,研究解决仓储、配送和货运等环节与运输环节营业税税率不统一问题,完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土地使用税政策。清理并降低过路过桥费,为配送车辆进城通行提供便利,切实治理“乱罚款”,制定大件运输管理办法,实事求是解决车辆运输难题,促进物流车辆便利通行。与此同时，要以商业与物流业有机结合为切入点，以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体系建设为内容，构建区域性的商贸物流产业组织中心，发展“商贸物流城市”和“商贸物流节点城市”，使城市获得服务于区域的集群化产业发展能力，创新商贸流通产业的扩张发展模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商贸物流业应整体推进，系统建设商贸物流基础设施，改革创新商贸物流管理体制，加快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扶持服务创新与技术进步，营造良好的金融服务体系，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推进关键项目建设，完善发展政策与措施。
多管齐下提高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第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及“合作组织+农户”的渠道模式，提高农民参与度；大力提升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以物流为中心整合流通渠道，建立物流基地，积极推广农产品电子交易类平台。第二，要充分发挥不同市场的功能和作用。继续发挥集贸市场的便利功能，大力发挥批发市场的集散、配送、库存调整等功能，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导向、风险转移和资源配置功能。第三，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和升级改造，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尤其是冷链系统，切实加大对农村道路交通建设的投资力度。第四，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机构和快速、准确、有效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网络，以及有效的农村信息市场监控机制。第五，加大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财政支持和信贷支持。第六，加快农产品流通立法，尽快出台《农产品公平交易法》等相关法律。第七，加强对农产品市场的监管。第八，强化参与者、监管者的品牌意识和安全意识。
加强流通理论、流通制度、流通组织、流通模式、流通技术、流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在流通理论创新方面，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商品理论创新、产业理论创新、流通产业结构理论创新、流通劳动理论创新、渠道和环境理论创新、流通产业体系理论创新、流通分析方法创新。在流通制度创新方面，要推进流通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改进和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为实现流通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在流通组织创新方面，要构建现代化流通平台与高效率流通网络，谋求使流通产业做大做强的有效手段，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培养一批具有一定规模、拥有一定实力的流通实体。在流通模式创新方面，要鼓励大型电子商务运营商创新海外营销模式，扩大跨国交易平台的辐射范围，并在业态创新、物流革新、价值链拓展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在流通技术创新方面，要发展科技支撑体系，以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创新为重点，加快电子商务从网络销售平台向提供技术、支付、物流和营销支持的综合电子商务平台转变，努力建设符合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要求的，具有运行成本低、效率高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流通体系。在流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方面，要坚持流通需求导向，制定流通人才培养政策，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熟悉现代流通规则、精通现代流通管理的人才。
关键词:农产品;流通;消费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5-0010-02
2007年以来,国际市场以粮食为主的主要农产品供应偏紧、价格飙升,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直接加大了国内通胀的压力,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居民的生活。健全农产品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扩大农村消费,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由投资和出口推动转向投资、消费和出口协调推动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缓解人民币过快升值、减缓我国外贸压力,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客观要求。要保证我国农业长远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必须加快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因此,如何完善我国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开拓消费市场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1 我国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发展的状况
1.1 农产品市场的大流通格局初步形成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产品流通的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目前,商务部“双百市场工程”重点支持的145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2007年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占全国亿元以上市场交易总额的1/3,累计带动2300多万农户增收,带动新增就业110万人。流通提高了农民的商业意识,农民经纪人、农产品协会等中介组织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农村经纪人近600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覆盖农户3878万户;其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大市场、大流通、大贸易”的农产品流通格局有效连接了消费和生产、城市和农村。1985年以来,城市食品支出需求年均增长13.4%,农村食品支出需求年均增长19.1%,预计“十一五”期末,我国居民食品支出需求总额将达到36200亿元。同时,流通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我国80%以上的农产品经过批发市场进入零售环节,共有农产品批发市场4150个,其中,亿元以上农产品综合市场811个,专业批发市场671个,成交额9191亿元。以批发市场为中心,以集贸市场和其他零售网点为基础,以期货市场为补充的多层次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初步形成。
1.2 农村商品流通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功能逐步完善,促进了农业以需定产,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水平。一是市场定价比例不断提高。改革前,我国实行统购统销农产品230多种,中央直接定价的113种,非政府定价收购额仅占农产品收购总额的5.6%。改革以来,农副产品市场定价比例不断提高,“十五”期末达94%;二是信息引导作用不断增强。目前,商务部城乡市场信息服务体系监测样本企业2.04万家,监测地域覆盖全国31个省区、97%的地市、35%的县。信息化工作不断推进,推动了农民利用市场信息组织生产,减少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三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以销定产”、“以需定产”的农业经营方式初步形成,目前农产品商品化率超过80%,其中蔬菜、水果约90%,水产品、畜产品约70%,粮食约40%。市场机制在全国甚至全球配置农产品资源的作用日益增强,目前我国1/3以上的农产品跨省流通,10%左右进入国际市场。30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扩大了6倍。
1.3 农产品市场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在农产品流通体系功能逐步完善的同时,我国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目前,我国农产品“订单”购销、连锁经营交易量比重达到15%,传统的集市贸易逐步向专业批发、“订单”购销、交易、拍卖交易等转变。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三年累计新建和改造农家店26万家,覆盖全国75%的县市。连锁超市、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从城市开始走向农村;同时,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现代化。目前,农产品出口量居全国首位的山东省,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多达1700多个,标准化生产基地和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的农产品检测合格率97%以上。
2 我国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受城乡发展失衡、农业产业化经营相对滞后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这一核心矛盾还未解决,影响农民增收、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2.1 现代化水平低,不利于充分发挥流通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领域“订单”购销、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发展滞后,在美国,80%的农产品通过生产基地-配送中心-连锁超市供应给消费者,而我国这一比重尚不足15%;同时,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的信息化建设也刚起步,目前美国农业电子商务占总电子商务的8%,在各行业中列第5位,我国农村批发市场拥有电子结算设备仅占2%;再者,我国农产品生产者合作程度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每6个农场主有5个参加合作社,日本99%的农户加入农协,而我国每6户不到1户。农村流通现代化水平低,直接导致农产品“卖难”现象的时有发生和农户利益缺乏保障。
2.2 基础设施落后,不利于充分发挥流通对农业生产的先导作用
在发达国家,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设施一般由政府投资或给予资金扶持。相比之下,我国流通设施的政府投入不足,制约了农产品流通网络的发展。目前,全国农村产地批发市场2400多个,每个县平均不到1个,而且绝大部分批发市场路、电、水等设施陈旧,冷藏保鲜、冷链运输、检验检测等设施严重匮乏;服务于农村的物流、仓储等发展缓慢。在零售环节,大部分农贸市场露天经营,农产品损耗率较高。基础设施落后,必然增加流通成本。目前,我国粮食流通费用约占售价的30-35%,比发达国家高10多个百分点,生鲜产品更高达50%以上。流通费用偏高挤占了生产环节利益,不利于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引导农民扩大生产。
2.3 运输成本偏高,不利于充分发挥流通对农民利益的促进作用
根据商务部报告显示,目前我国鲜活农产品跨省流通量占总量40%以上。例如,海南、甘肃等20多个省市每年通过山东寿光批发市场销往全国的蔬菜约50亿公斤。调查显示,寿光至乌鲁木齐运距3000公里,运费和损耗约占流通总成本的57%。农产品流通环节大约有9种税、13种费,占流通总成本的10%。车辆通行费使海南到北京的蔬菜每斤成本增加0.125元,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西红柿的摊位费、交易手续费占批发价格的2.4%。运输成本的居高不下,直接导致了农民受益的削弱。
2.4 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充分发挥流通对农民进入市场的主体作用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产品流通领域法规体系建设严重滞后,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农产品流通法规,虽然有关部门分别出台过一些管理办法,但不系统、不协调、缺乏权威性。由于相关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市场监管不够,交易行为不规范,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对农产品流通监管的随意性也很突出,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比较普遍。特别是在流通领域缺少保障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假农资也在市场上流通,坑农害农激发民怨,不利于内部和谐。同时,市场和流通秩序不规范,也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而影响农产品出口和我国国际声誉,不利于外部和谐。
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农产品流通信息服务机制尚未形成,至今还没有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农产品流通的统计指标体系和信息平台,信息采集、传播、共享机制不健全,农产品信息缺失、失真、滞后,一些信息过于宏观、针对性差,对具体地区和具体农产品适用性不强;其次,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硬件配置落后。目前,广大农村地区互联网络的建设还比较滞后,系统还有待完善,多数批发市场还采用传统的广播、板报等方式信息。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仅有34%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有网络信息中心,大部分市场根本没有信息服务;再者,农民接受信息能力弱。一些农民文化水平低,判断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弱,影响了信息引导作用的有效发挥。信息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使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很强的盲目性。
3 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的措施
3.1 革新农村商品市场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现代化流通
首先,要以“大市场,大流通”的理念革新农村商品市场经营模式,加快发展连锁经营。据测算,连锁经营率提高1个百分点,物流成本可降低0.66个百分点。目前,美国80%的农产品通过生产基地--配送中心――连锁超市供应给消费者,而我国这一比重不到15%。因此,要发展现代化的农产品流通,扩大国内消费,就需要不断加强连锁经营企业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建设、改造和信息系统建设等,在国债中安排技改资金,给予贷款贴息;其次,加强农村商品流通环节的硬件建设,积极培育和发展发展冷链物流体系。目前发达国家农产品运输大部分采用冷藏车或冷藏箱,并配以EDI(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等先进信息技术,而我国这一比例仍然很低,技术落后。建议尽快建立包括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在内的新鲜物品的冷冻冷藏链,提高鲜活农产品的冷冻冷藏运输率及运输质量完好率;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步伐,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鼓励企业开展网上平台交易,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3.2 加大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投入,降低流通成本
要针对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加大国家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完善仓储、交通运输、储藏、配送等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多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企业等多渠道资金投资农产品物流设施建设,发展连锁超市、直销配送等新型流通组织;加大农村市场信息硬件基础投入,实现生产者、销售者计算机联网,信息共享,实现对物流各环节进行实时跟踪、有效控制与全程管理。
3.3 拓展农民农产品经营链条,增加农民在农产品流通环节中的收益
农产品的分级、保鲜、包装等初加工是农产品增值的重要环节。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初加工均在生产环节完成,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益。因此,有关部门应对农民就地从事农产品初加工、包装等,在财政、税收政策上予以支持,逐步将农产品初加工等环节前移到农村,由生产者就地进行,将目前流通环节实现的部分利润转移到生产环节,让农民能够分享到农产品流通环节中的利润,这不仅有利于农产品品牌的培育,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而且能真正使农民得到实惠,增加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3.4 完善农产品信息体系建设,做好农产品流通信息引导工作
一是加强市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完善农村商务信息服务工程,大力推动乡村级的农产品信息平台建设,提高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装备水平,为农民提供全方位市场信息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是完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健全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和制度,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针对性,实时提供国内外主要农产品生产、需求和市场交易信息,为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交易提供便利;三是做好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完善农产品供求和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在市场信息监测的基础上,加强预测预警分析,为农民生产提供前瞻性信息,充分发挥信息引导作用,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3.5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要不断加强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的市场营销、管理培训、信息服务等支持力度,减免相关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或劳务收入的税费,放宽注册登记条件,并在注册和年检收费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连锁经营企业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接,通过委托生产、协议价收购、入股分红和利润返还等方式,与农民结成产销联盟。首先,要鼓励发展“公司+农户”和“基地+农户”等农产品产销合作组织,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组织等实现标准化生产,集体采集、收购,集中储藏、包装,统一配送、运输,有效提高农产品物流的组织化程度;其次,适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规模化经营,发展优质农产品经纪大户成立农产品专业流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协调生产布局与供求衔接。
总之,农产品市场和流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和扩大国内消费的关键。我国农产品市场和流通体系建设要切实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决定作用,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国内国际市场良性互动,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制度完善、功能齐备、运转高效的农产品现代化流通体系,积极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为保障居民消费、粮食安全和物价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工业品流通体系；日本模式；美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F7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2)03－0011－08
一、引言
美国在20世纪初、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及80年代，都曾在学术界出现过“批发无用”的理论呼声以及对批发环节低效率的指责和对独立批发商的排斥。同样在“批发无用论”之下，美国的工业品流通体系形成了排除批发商的零售商主导模式，而在日本的工业品流通体系中则依然由大型专业批发商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主导功能。换言之，美国流通革命的实践结果支持了排除批发商的理论，表现为大型零售商取代大型批发商的过程；而日本流通革命的实践结果则反驳了批发商无用论，体现为大型批发商重新调整和崛起的过程。
为何批发商在日、美两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发展命运?应如何判断中国工业品流通的渠道主导权归属?日、美工业品批发商的命运反差及迥异的工业品流通模式提示我们，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品流通体系，还须搞清与其相适应的系统环境和形成机理。本文将首先对工业品流通之“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进行基本定位，并将批发商的命运变化置于日、美两国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模式演变中，用以阐明工业品流通主导权反差的形成机理；同时也将通过日、美工业品流通的系统环境比较来定位中国工业品流通的系统环境特征，以便为中国工业品流通体系的决策问题提供启示。
二、工业品流通体系之日本模式：大批发小零售
已有研究总体上支持了日本作为“大批发小零售”工业品流通模式的典型代表，即由大量中小商业者(包括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等)通过高效率的批发商实现有效的流通，批发商在整个工业品流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理论上讲，该模式的形成与工业品批发体制的适时调整和大型专业批发商的及时革新密切相关，政府主导型的体制背景也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日本政府在流通革命中推进的流通政策并不只是针对批发业，零售业也同样经历了与“流通合理化”、“流通系统化”及“流通信息化”政策相适应的调整和变革，而且1990年以后的经济背景使零售业面临着比批发业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问题就在于，在相似的流通政策环境下、甚至在零售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有利的情况下，批发商何以成为流通渠道的主导者?在制度推动之外仍存在特殊的形成机理。
(一)生产与零售的细小性和分散性
细小性和分散性是日本企业规模的重要特征，无论是在生产还是零售领域，尽管不乏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但绝大多数的企业仍存在规模偏小的问题，生产与零售的集中度不高是日本流通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零售业中的细小企业比例为95.6％，而同期英国和美国细小企业比例分别为65.6％和85.0％；到1991年，日本零售业细小企业的比例为92.8％，10多年间仅下降了不到3％，其规模化程度仍然明显落后于英美两国70年代末的水平。根据2000年以后的同期数值对比，日本食品零售业前十位的公司销售额占比为12.6％，而英国前十位零售企业市场占有率为50％，美国仅前五位食品零售业的市场占有率就高达60％～70％，说明日本零售企业的集中度明显偏低；而对于生产商而言，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中有近10家生产商，而欧美却只有3～5个企业。
理论上讲，在生产者和零售者数量众多且规模表现为细小而分散的情况下，批发商通过将10x10次交易转换成10+10次交易而节省交易费用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批发商有能力实现商流、物流、信息流一体化运作的情况下，其对整个流通过程的成本节约作用更加明显。由于日本的批发企业在两次流通革命中普遍经历了规模化和集中化的过程，并适时推进了自身物流和信息系统的建设，批发商的渠道效率得到了有效的保证，在生产和消费呈现两头分散的情况下，也对衔接工业品的产销和促进高效流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特殊的消费需求细化和零售业最小库存需求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消费需求极为细化，这对零售店的产品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日本的土地资源紧缺、不动产价格较高，零售店的面积普遍不大。出于卖场节约和成本节约的需求，零售业店铺库存不能太多。在产品的需求十分细化而零售业库存需求又倾向于最小化的情况下，日本的零售业订货单位往往较小，如果由生产商直接向零售商发货，双方的流通成本都会增加。
另外，细分的消费需求理论上也需要具有细分功能的物流系统相匹配，但日本零售业普遍不具备强大而独立的物流功能，这既与零售业的细小性有极大关系，也受原有建值制定价机制的影响。在传统建值制之下，零售业定价受厂商基准价格的控制而履行到店价格，物流费用的多少并不影响零售价格而只是他人的成本，零售业也就普遍不具备独立的物流功能；在日本，经营工业品种类较多且拥有独立物流功能的流通大概不到10％。
可见，批发商统一库存比零售商分别库存更能节约成本，通过批发商来实现生产方与零售方之问多频度、少批量的交货服务，既能满足零售业的最小库存量需求，也便于更好地满足极为细化的消费需求，这都决定了工业品批发商存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也决定着，对于本可以由物流商来承担的物流细分功能，如果由批发商来实现也更加具有规模效应。
(三)批发系统化的历史作用和有效惯性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流通系统化政策，曾在当时形成了生产商控制、系统批发商主导的工业品流通模式(即特约经销商制)，其历史作用是出于衔接大生产与大消费的必要性。尽管后来随着生产和消费向细分化转型，系统化批发失去了大范围普遍存在的意义，但不可否认批发系统化促成了部分批发企业的壮大，也使当时大量缺乏竞争力的批发企业通过依附于大型厂商而找到生存空间得以存活下来，这个过程也是对工业品批发商的一种有利调整，为独立批发商日后的崛起和大型化、综合化发展积蓄了力量。
时至今日，出于流通系统化机制的惯性，系统批发形式依然在某些工业品流通中保留下来，并且发展成为日本工业品批发的一种特有形式。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系统批发形式在组织某些类别的工业品流通中所表现出来的有效性，比如家电、汽车、化妆品等，由于这些类别的工业品大多品牌化程度较高、而且具备批量生产及耐用消费的特点，具备一定实力的品牌商利用垄断优势控制流通渠道是有效率的，也是产业竞争力的一种体现；二是受日本特殊的交易惯例影响，长期相互交易习惯历来是影响日本流通的典型特征，在这种长期合作观念之下，系统批发及其形成的价格稳定性具有特殊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系统批发商不同于美国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所有权独立(美国的系统批发商
多为生产商自己组建的批发机构)，大量的独立批发商只在形式和运作方式上受生产商的一系列控制，这既保证了系统批发商不会完全受厂商命运的影响，也使厂商的渠道控制得以限定在一定区间内。一旦生产商走向衰落，这些系统批发商还可寻求独立的发展空间；而由于这些独立的系统批发商在市场开发、信息搜寻等方面往往独具优势，也限制了厂商滥用渠道控制。因此，日本的系统批发商尽管受厂商控制，但实则凭借一定实力与厂商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序的合作，也为自身的独立发展预留了空间，这也是其成功的经验所在。
(四)批发商的高效率运行
尽管经历两次流通革命的调整以后，日本的工业品流通渠道明显短缩，比如批零比1970年为4.06、1988年为3.89、1994年为3.59而2002年为3.06，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批零比就已降至0.99，相比之下，日本批发业仍然表现为明显的多阶段特征。但是日本的批发商主导型渠道模式在流通效率方面却并不低于美国的短渠道流通模式，表明日本历经两次流通革命之后存活和壮大起来的工业品批发商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
尽管目前在日本工业品流通体系之内起主导作用的是大型综合批发商，但这些批发商能够主导工业品流通的根本原因却并非只是因为“大而综合”，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显著的效率优势；换言之，只要保证效率优势，也不排除中小批发企业能够发挥大批发功能，日本两次流通革命中都曾出现中小批发企业通过协同化和集团化等方式而谋求发展的情况，事实证明日本的中小批发企业包括系统批发商都是具有极高效率的。
日本综合商社的兴衰历程也很好地说明了批发主导权的决定因素在于效率而非规模。从战后60年代开始，日本的综合商社开始进入黄金发展期，依藤忠商事、住友商事、丸红、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九大商社在集中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并负责出口大宗生产资料、收集情报和提供事业计划、提供资金信用担保、组织国际物流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规模优势，很好地迎合了日本战后贸易立国的需求。但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随着日本企业大量从海外撤资，综合商社在综合内外贸交易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传统的九大商社最后只剩5家，部分综合商社开始走向合并与专业化，并纷纷开始实现效率化革新。目前，尽管综合商社依然在日本的工业品批发中占据一定份额，但已不是具有代表性的批发组织形态。
因此，尽管在日本“大批发小零售”的工业品流通模式中确实存在不少有实力的大型综合批发商，但批发商能够主导工业品流通的真实依据并非规模而是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模式的“大批发”特征绝不是针对大规模而言，而是基于高度的效率化而体现出来的大批发功能。
三、工业品流通体系之美国模式：大零售小批发
根据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普遍观点，无论从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业态种类，还是从竞争力或创新性角度来判定，美国的零售业都处于世界最高的发展水平上。就不同流通主体在工业品流通体系内的渠道力量对比而言，美国的零售商在规模和组织程度上呈现大而集中，并在工业品流通过程中集采购、分销、配送及零售环节于一体，主导和控制着大部分的工业品流通渠道，批发商则主要在特定类别的工业品流通或中小制造商和零售商集中的流通领域发挥作用；根据流通功能的主导权判定，美国是典型的“大零售小批发”。
在美国的三次零售革命中，对于组织工业品流通的主体零售商而言，规模由小到大、功能由专到全是一个基本的演进趋势，但在不同的经济时期主体零售商的业态形式却有所不同：不仅在三次零售革命中分别表现为百货商店、连锁商店及超级市场的依次更替，在零售革命以后也持续表现为新型业态的轮转。
应该说，根据生产条件及消费需求的变化而进行业态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和更新，是美国零售业能够持续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美国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演变中，为何大零售能够最终取代大批发并持续主导工业品流通?如果仅用零售业态更新来解释“大零售小批发”模式的形成，显然还不足以触及问题的实质；因为美国的零售革命实则引领了全球范围的业态革新，但高效率的大零售功能及其主导的工业品流通模式却很难被完整地复制，工业品流通的美国模式也同样存在特殊的形成机理。
(一)大生产与大商业资本对独立批发商的双向排除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较早地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起了大生产体制。理论上，大生产体制本身就有排除商业资本的趋势，而这种排除商业资本的倾向在批发阶段尤为明显。在大生产体制之下，一是表现为典型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二是容易形成生产垄断，从而工业品产量以及厂商对垄断利润的追求都会急速上升，两者都有可能导致已有的批发商和零售商无法有效分销工业品，进而加剧制造商排除商业资本、自行组织工业品流通的企图。但是，要彻底排除商业资本，就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投入大量非生产性资本，并且自己承担过去由商业资本承担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制约制造商直销的因素。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现实中的大生产者往往并不是完全控制整个流通过程，而只是控制与生产相连接的批发环节，独立批发商在此过程中难免遭遇排斥。
除了受到大生产资本的排除以外，独立批发商也容易在商业资本的集中过程中丧失自主性，主要原因是零售阶段比批发阶段更容易出现垄断资本。为了应对生产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商业资本一般也会出现迅速的积聚和集中，这也正是商业资本为了应对大生产垄断而寻求独立存在的表现。在此过程中，商业资本能够独立并形成垄断的条件是：具备与大生产相匹配的大规模销售能力并且比制造商直销更能节约流通成本。尽管批发商与零售商都有实现独立的愿景，但却受批发阶段与零售阶段的不同特征的影响，批发的专业性强、难以形成多样的商品结构，而以个人消费分散性为基础的零售商业，则具有地区垄断的特点；再加上美国的生活节奏快、民族融合性强，具备集中、大批及一次购齐的消费习惯，更是加剧了零售资本的集中。根据不同业态形式的特征而选择有利店址也会使零售资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主性和独立性，比如美国的百货店、超级市场先是出现在个人消费较为集中的城市，而连锁店和邮购商店则最先在消费较为分散的地方乡镇和农村发展起来。
总之，规模化和垄断性兼具的大生产体制既有排除批发商的倾向、又有迫使商业资本集中化的作用，而商业资本的集中却易于在零售阶段实现，这样就形成了大生产与大商业资本对独立批发商的双向排除，也正是美国“大零售小批发”模式的形成机理之一。
(二)技术革新与零售业市场竞争之间的持续契合
依据零售轮转学说，市场竞争的持续刺激会使零售业低价竞争不断激化，而技术的适时革新会为革新者带来费用结构的明显改善，从而实现新的竞争优势；市场竞争和技术革新的持续性、以及模仿者的不断出现又将推动新的革新者出现，零售业态按上述过程实现轮转。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零售业态变迁的过程较好地验证了轮转学说，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信息技术的革新还是零售业市场竞争的激烈性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经历，却只有美国实现了二者之间的持续契合，这也正是零售商能够排除批发商并主导工业
品流通的重要原因。
与日本相比，美国的工业品市场显然表现出更大的低价竞争需求，主要原因是零售业竞争环境的持续刺激。与日本的政府导向型政策体制不同，美国政府很少制定直接推动流通产业发展的政策，而是更多地致力于创造适合流通合理化的竞争环境。比如联邦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期间制定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鲁宾逊――帕特曼法》、《米勒――泰丁斯法》以及各州制定的相应法律等，为零售业有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条件。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也是零售市场能够有序竞争的重要条件：在美国零售业扩张时期，连锁经营需要大量投资，而有效的资本市场保证连锁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银行和保险公司借款、短期融资等方式大量筹资，使中小零售商也得以凭借连锁扩张而获取良性发展的机会，也一定程度推进了零售的竞争性。持续的市场竞争刺激，使工业品低价竞争不断激化，零售商在“微利”的情况下自然更为偏重规模效应，而大型零售商在规模化扩张中通过排除批发商来降低流通环节差价也就在所难免。
在零售业保持持续竞争的同时，美国始终领先于世界水平的技术革新与之实现了很好的契合，为零售业态的持续轮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驱动力。比如在19世纪80年代，射频识别技术就已在美国的商业领域出现了规模应用，而诞生于1993年的快速响应系统曾为在激烈竞争中一度迷失方向的美国传统日用工业品流通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被称为第四次零售革命的无店铺零售也最早诞生于美国，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占据美国零售总额的15％。
应该说，技术的适时革新为零售商在不断激化的价格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创造了条件，在业态不断依托技术而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大零售功能持续强化并逐步实现对批发环节的后向一体化，其规模效应使独立批发商在信息和工业品集散等方面的很多专业优势不断削弱，而大零售主导功能日益凸显。
(三)大物流功能的先发优势及对批发功能的抢占
从时间维度的对比看，在美国尚未建立起工业品流通的大零售模式时，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发达的现代物流体系，大物流功能的先发优势及其对批发功能的抢占也是美国“大零售小批发”模式的重要成因。
在1890年以前，美国的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就已完成，全国铁路网的形成不仅疏通了工业品流通中的物流瓶颈，而且极大提高了工业品流通的效率；此时，在美国的工业品流通体系中还是批发商(主要是现代经销商)起主导作用，但依托物流设施建设的完善以及庞大采购网络的建立，工业品批发业内部的竞争明显变得激烈起来，尤其是百货商店作为大零售的代表而崛起，已明显表现出对批发商的排除和挑战。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汽车的普及和公路网的进一步完善，邮购商店开始对批发商的网络产生巨大冲击；而后出现的连锁商店和超级市场等大零售业态也纷纷选择排除批发商与制造商直接交易，而这其中物流技术和基础平台的完善是重要的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政府放松对物流产业的相关管制，第三方物流迅速发展起来，这本身就对批发商的部分转运职能形成替代；而在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这些物流企业又由原来单纯的运输业务向批发领域拓展，批发商的仓储分销及配送等职能也遭遇挑战。
在美国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先进的物流技术、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以及宽松的物流产业竞争环境始终支撑着美国的大物流功能，这一方面为零售商自建物流体系或者与物流商直接合作变得更为便利，另一方面也抢占了批发商在仓储、转运、采购、配送等方面的专业功能。特别是在经历三次零售革命的冲击之后，由于大零售商可以借助完善的物流平台和物流体系自行采购及配送，批发商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因此，与日本在第二次流通革命时期才大范围的开展物流改革有所不同，美国在发生零售革命之前，大物流功能就已基本实现了，这种先发优势既是对大零售的有利支持也是对批发商功能的抢占。
四、中国工业品流通的系统环境思考：基于日美模式的比较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以下将通过日、美两国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模式对比，归纳影响流通主导权的各种因素，并据此定位中国工业品流通的系统环境，为中国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模式选择提供借鉴和反思。
(一)日、美工业品流通模式的系统环境差异
无论是日本的“大批发小零售”模式还是美国的“大零售小批发”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流通系统环境下取得成功的。在工业品流通体系的内部及，生产与消费的特征、经济体制的性质、业态体系、物流系统及对应的流通功能等，均会对批零势力演进产生重要影响。
1 小生产与大生产的差异。从生产角度的系统环境看，日本是中小生产企业居多，而美国则是大型生产商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在生产呈现小而分散的情况下，批发商通过将10×10次交易转换成10+10次交易而节省交易费用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与美国集中化和规模化的大生产相比，日本的小生产对独立批发商的依赖性更强，更适合批发商生存和发展。
2 小批量分散消费与大规模集中消费的差异。日本的消费需求极为细化，并形成了小批量分散消费的特征；而美国的消费需求偏重一次性购齐，表现为大规模集中消费的特征。消费需求越是细化和分散，零售商的单店规模就越小，与供货商之间的单笔交易量和零售库存量也越小，而交易频率就越高，从而批发商在集中交易方面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因此，在日本的小批量分散消费之下，批发商就获得了更多的竞争优势，而美国式的大零售卖场更适合大规模集中消费。
3 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与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差异。日本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在流通革命时期曾经制定了一系列直接推动流通产业和流通企业发展的政策；而美国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很少制定直接推动流通企业发展的微观政策，而是以创造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平台为主。据此推断在竞争性较强的市场环境下，零售资本的集中及其对批发商的排除更容易显现出来；美国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为大零售的崛起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市场条件。
4 零售业态模仿与零售业态轮转的差异。在美国的几次零售革命之后，各种新兴的零售业态也曾相继在日本兴起，但零售商始终未能排除批发商而在日本的工业品流通体系中获取主导地位。究其原因，日本出现的各种零售业态大多是对美国模式的模仿，有些业态是否具备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要依然值得反思；而各种零售新业态在美国的出现则是在市场竞争与技术革新的双向驱动下产生的，适应了工业品流通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因此，美国的零售业态更新是依据市场竞争和技术条件而进行的适时和自发轮转，是与工业品流通需求相适应的表现；而日本的零售业态更新则更多的是后来者的模仿，这也是导致日美零售功能差异的重要原因，日本的批发商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5 物流体系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的差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流通革命时才开始大规模出现促进物流业发展和物流体系建设的政策推动，出于规模效应的考虑，物流功能主要由集中交易的批发商承担；而美国在进行19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零售革命以前，就已在全国建成了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网
络，为零售商物流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美国在零售革命之前先行完善起来的大物流功能为零售商获取工业品流通主导权奠定了基础，而日本流通革命中的物流建设更多地配合了批发商的效率化改造，成为日本批发商能够高效运行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工业品流通的系统环境特征
与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工业品流通的系统环境既有很多相似、矛盾及融合之处，也有些特征介于日本和美国的中间地带，以及诸多独具中国特点之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工业品流通体系应何去何从的问题显得错综复杂。
1 “生产集中、消费分散”与“生产分散、消费集中”并存。与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是典型的人口大国，再加上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较大差距，在生产和消费特征方面明显表现出“大生产”和“小生产”，以及“小批量分散消费”和“大批量集中消费”的融合性。生产方面，生产的规模化和集中化程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行业及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极为明显的分层特征，总体上很难判断我国目前究竟是“大生产”还是“小生产”主导，而城乡二元经济和地区市场分割的制约、区域经济在发展程度和水平上的断层短期内不会消失，“大生产”与“小生产”并存的现象将会持续。在消费方面，受较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和多元消费习惯的影响，工业品消费需求表现为明显的多层级性，兼具“小批量分散消费”和“大规模集中消费”的特征。在上述情况下，生产特征和消费特征相互交叉，就形成了“生产集中、消费分散”与“生产分散、消费集中”现象的并存，而这两种特征都会凸显出批发商在协调组织工业品流通中的优势。
2 “流通市场化改革”与“批零竞争扭曲”并存。在由封闭型计划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与日本相似的流通市场化改革，但在相似的经济体制转轨和批发市场化改革中，批发商的渠道地位及批零关系却呈现出相反的演变结果：在日本的流通市场化变革中最终完成了由传统批发体系向新型批发体系的转型，在批发商重获渠道主导权的同时，批零关系体现为“大批发”与“小零售”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中国的流通市场化改革却是批发商渐失渠道主导权的过程，批零协调性也遭到破坏。不可否认，双轨制作为过渡性质的经济模式曾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是政府与市场在调节工业品流通中的双重性，导致批发商与零售商并未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在工业品流通中实现明确分工。在旧的批发体系打破、新的体系缺乏有效制度推动时，批发商与零售商又被完全推向单轨制的市场经济，在其中相互抗衡。可以说，我国批发商是在传统主渠道优势丧失、新型渠道分工尚未就绪的情况下就遭遇了零售商的低价冲击和渠道挤压，渠道主导权由批发商向零售商的转移带有一定的竞争扭曲性质，而不完全是市场条件下的优胜劣汰。
3 “零售排除批发”与“流通效率损失”并存。与美国相似，我国的工业品流通领域目前已呈现出明显的“零售排除批发”之势；但矛盾的结果是，由美国的“大零售”所主导的是具备极高效率的工业品流通模式，而我国零售商不断排除批发商的过程却近似流通效率逐步损失的过程。这种矛盾表明我国的“零售排除批发”之势很大程度上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在零售商低成本扩张战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做大做强批发体系也是对零售商提高流通效率的一种推动。
4 “零售业态更新”与“流通功能异化”并存。与日本和美国相比，我国零售业几乎已拥有相似的全部业态形式，目前仍在不断承接国外各种新型业态的转移。但矛盾的是，发达国家历时一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各大零售业态在我国并不是按工业品流通不同阶段的需求逐次进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没有充分发育起来的情况下同时涌入的，各种业态的适应性明显不足，在零售业态迅速更新的同时也表现出流通功能的“异化”。比如，自选销售方式并未体现出节约劳动、降低成本的技术，而只是更大程度上赋予了消费者接近商品的自由；便民连锁也并未体现出共同配送的规模优势，而是凭借选址贴近居民区而获取竞争优势；连锁超市自有配送中心缺位的情况不在少数，集中采购的技术优势也未能真正体现。对于大多数零售商而言，零售业态更新只是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销售方式翻新。与美国相比，我国的零售业态更新并非源自技术革新与市场竞争之间的持续契合，与能够主导工业品流通的大零售功能仍相距甚远。
5 “传统批发弱化”与“新型批发缺失”并存。日本批发体系变革的重要体现是新型批发商对传统批发商的取代，而美国的零售革命虽然最终将流通主导权赋予了零售商，但新型批发职能却是同时建立起来的，并集中体现于零售商的批零功能一体化。总体上，对于日美两国曾出现的传统批发弱化现象，都及时承接了批发职能的创新，只不过承担主体有所不同：日本的新型批发职能由批发商来专门承担，而美国的新型批发职能则转由大型零售商承担。与日本和美国有所不同的是，我国目前的状况则是“传统批发弱化”与“新型批发缺失”并存现象。在甩掉批发商以后，多数零售商面临着主营业务的不断退化，从而新型批发职能并未通过零售商实现；并且，批发职能由批发商向其他主体的转移也大多只是传统职能进一步细分的表现。
五、结论与建议
在工业品流通体系的演进过程中，随着市场竞争的激化和流通技术的完善，通过排除批发商来实现渠道环节的缩减和流通成本的节约是零售商规模化过程中的一种选择，但个体零售商的这种选择与工业品流通体系中的流通主导权归属并无必然关系。或者，个别零售商排除批发商的流通行为并不一定引致流通体系的主导权最终归属于零售商，两者之间分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无论是日本的“大批发小零售”模式还是美国的“大零售小批发”模式，都是与工业品流通的特定系统环境相适应的，批发商在日美两国的流通主导权反差实则是基于批零效率演变的市场选择。依据日美经验，协调的批零关系是流通效率的重要条件，但批零协调不等于批零合一，零售主导也不意味着批发缺位。结合我国的特殊系统环境，工业品流通体系应在未来形成一个涵盖“大”、“小”、“批”、“零”的统筹模式，具体建议包括：
第一，构建与完善新型工业品批发体系。我国的工业品流通实践表明，在专职批发职能逐步萎缩以后，零售领域已呈现盲目模仿和过度竞争的痕迹。新型批发商的长期缺位一定程度上引致了零售商的过度扩张，目前大范围的“零售排除批发”并未形成真正意义的零售主导，从而零售职能的过度延伸对专职批发应有职能的掩盖必须得到及时纠正，而在制度层面推动形成新的工业品批发体系则是纠正批零关系失衡的关键起点。总体上，目前既要肯定新型工业品批发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又不能完全期望该问题通过市场力量而自然破解，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寻求适度的制度推进。
第二，促成批零协调的流通增长方式。新型工业品流通体系不仅包含批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也应促成批零协调的流通增长方式。对于批零协调的标准，若过于追求批零比值的规定，既不现实、也有失偏颇，而是应以批零的合理职能分工为重要前提。在批发商大范围退出流通渠道以后，许多大批量的工业品交易
转由零售商承担，但在“零供”对接以后，零售商不断表现出自主经营的退化。不可否认批零一体化是零售商规模效应的重要体现，但如果过度地依靠零售商来承担批发职能，则只会加剧市场势力的不平衡，渠道扁平化的优势反而会得到扭曲，当前的“零供”冲突和物价波动已经对此有所体现，在新型工业品流通体系中，应以批零的合理归位和职能分工促成批零协调的流通增长方式。
第三，推动批发与零售业态的统筹创新。我国工业品流通中的“弱”批发现象并不是对“强”零售功能的印证，而是与制度缺位情况下的批零竞争失衡有关。在缺乏有效渠道制约的情况下，零售业在过度发展的同时也陷入了业态创新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创新批发业态尤为重要。构建与完善新型批发体系、促成批零协调的流通增长方式，不是生硬地将批发商失去的渠道主导权夺回、也不是对零售商优势职能的抢占，而是要找到合理的批发业态形式；以此为依托，才能真正凸显新型批发职能的优势，也才能推动零售业回归主营业务，最终形成批发与零售业态的统筹创新。
第四，流通组织化与主体多元化的合理兼顾。一方面，无论大型或是中小型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组织化发展均是提升流通效率的必经途径，目前亟需从“小而分散”或“纵向一体”的极端形式向“横向联盟”的战略方向推进；另一方面，我国的流通系统环境决定了需要由日趋多元化的流通主体来承担不同生产和消费组合下的工业品流通职能。长远地看，通过重塑批零关系和统筹“大”、“小”、“批”、“零”来实现高效率的工业品流通是我国工业品流通体系建设的归宿，也就是应合理兼顾流通组织化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吴小丁，我国城市流通体系模式及政策选择[J]，中国流通经济，2010，24(6)：16-19，
[2]香川敏幸，孙前进，日本流通产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政府作用[J]，中国流通经济，2003，17(6)：9-12，
[3]朱绍文，生野重夫，日本市场经济与流通[M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28-51，
[4]张岩，日本批发业的结构变化与生存机理[J]，企业经济，2007，322(6)：102-104，
[5]刘庆林，韩经纶，流通革命理论及其在日本流通业的验证[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26(1)：40―43，
[6]王月辉，日本的流通渠道系列化研究[J]，日本问题研究，2006(1)：20―23，
[7]张闯，美国商品流通渠道的结构与变迁[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166(8)：19―25，
[8]吴小丁，论商业资本在现代流通中的形态变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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