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6 16:16:04
导语：在叙事分析理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继续审理裁定”的意义
1、采用继续审理裁定，可加大上级法院对受案问题的监督。
实践中，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有时因某些敏感案件和群体性诉讼，会被人为缩小或暂不受理，致使有的当事人告状无门。对于符合受理条件而一审法院未进入实体审理的情况，通过当事人启动上诉程序，由上级法院直接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可以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从制度上解决当事人的“告状难”问题。
2、二审法院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的案件，一审法院将不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等程序问题，直接进入案件的实体审查，从而避免当事人的讼累。
3、裁定“继续审理”的概念表述更具科学性和明确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一审法院驳回的裁定认为确有错误，适用的是“撤销原裁定，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裁定，未能明确二审纠正一审违法不收案裁定的具体方式。同时，由于一审并没有对实体进行审理，过去发回重审并不科学，称之为继续审理则更具科学性和明确性。
二、“继续审理裁定”的适用范围、条件及性质
1、适用范围为原审裁定驳回的案件。对于一审不予受理的案件，不适用“继续审理裁定”；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应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2、适用条件必须是在原审驳回裁定确有错误，且原审原告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继续审理”裁定。如果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符合法定条件，则一审适用驳回裁定必然错误，二审即可适用“继续审理裁定”。所以适用“继续审理裁定”的前提及重心应当放在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上，而不是原审驳回裁定是否有错误。假如虽然一审裁定不当，但原告的确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则不适用“继续审理裁定”。
3继续审理的性质是对原一审的恢复和继续，是纠正原一审中关于条件审查的程序错误，已经进入案件实体审查的阶段。继续审理并不是另外重新审理，其重心应定位于“继续”上。
三、民事诉讼继续审理中的几个问题
1.立案问题
对于继续审理的案件，一审法院如何选用案号颇有争议。有的认为应当立“重”字案号，有的认为应当继续沿用原来的案号，有的认为应当启用一种新的案号，可立“继”字案号。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沿用原案号，因为继续审理的性质是继续原审，案号和原案卷材料当然应当沿用原案号继续审理。而且一审案卷需待二审裁判后才能归档，所以使用同一案号有可操作性，原来审理的案卷材料和继续审理后的案卷材料可以同卷装钉，并按事件先后顺序排列，便于查阅。当然，为清楚起见，案卷也可编为原审卷和继续审理卷二卷。如果使用“重”字案号，不仅将与发回重审的案件相混淆，同时也可能将继续审理前和继续审理后的案卷材料人为地分在两个不同案号的案卷之内，从而不能体现继续审理之特点。同理，使用“继”字案号也存在此类问题。
2.是否另行组成合议庭问题
对于继续审理的案件，有的观点认为不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因为继续审理不是发回重审，法律只规定发回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而没有对继续审理作出这一要求。有的观点认为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其理由是：首先，继续审理是对原审错误的纠正，为避免原合议庭人员的先入为主和排斥情绪造成对当事人的不利，预防当事人对原合议庭人员可能的不信任感，一审有必要在继续审理时另行组成合议庭。这是一项重大程序要求，有利于继续审理的顺畅和公正；其次，程序与实体应当并重，对因实体错误发回重审需另行组成合议庭，对因程序错误指令继续审理也应一视同仁（被裁定继续审理的案件一般是因为有程序上的错误）；其三，有的案件被发回重审仅因为程序上的不当，其结果是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而基于对条件的错误认定作出驳回裁定的案件，其结果自然也应该是另行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但是，笔者认为不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因为继续审理的性质是继续原审，案号也是原来的案号，另行组成合议庭不好算案件数。
3.审限问题
2008年1—11月份,全国住宿与餐饮业零售额达到13905.1亿元,同比增长24.9%,环比基本持平,比上年同期加快6.1个百分点,占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2%,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个百分点①。由此可见,我国的餐饮企业发展迅速,而且已经十分注重品牌的塑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并通过连锁经营和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中国餐饮业正积极进军海外市场。但是,中国的餐饮市场的竞争是激烈、残酷的,消费者的口味和选择也是不断变化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餐饮企业如何选准目标市场,突出特色,占有一席之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借鉴。
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与餐饮市场营销
(一)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把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1)基本生理需要: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基本生存条件的需要;(2)安全需要:对安全保障的需要,需要在生理和心理上免受潜在的危险威胁,如不受到切合威胁、避免危险事故、职业有保障、有社会保险和退休基金等;(3)社交需要:人是社会的一员,需要友谊和群体的归属感,需要人际交往、友情、相互帮助和信任;(4)尊重需要:需要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尊重;(5)自我需要实现: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二)餐饮市场营销
餐饮市场营销是以市场为中心,为满足顾客需求而实现饭店和餐厅的经营目标,综合运用各种营销手段,将餐饮产品销售给顾客的一系列经营活动。它必须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充分了解饭店餐饮市场的竞争优劣势,要求员工具备大胆的创新意识和行动。
三、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餐饮市场营销中的应用
餐饮市场发展到今天,随着竞争的激烈,消费者的日渐成熟,买方市场已变得十分难测。餐饮消费已由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款消费转向普通百姓大众消费以及富人阶层的精品消费;同时,消费者对菜品的需求也由求新、求廉转向求优和求绿。因此,餐饮市场营销中要充分应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市场细分与品牌推广。
(一)需要层次理论在市场细分中的应用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餐饮产品供应量剧增,餐饮产品的品种也非常丰富。餐饮产品的更新换代的周期不断缩短,消费者购买力大幅提高(特别是入境旅游者),消费需求也不断变化,顾客对餐饮产品的需求大大加强,餐饮产品的供应量超过了需求量,餐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顾客始终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餐饮企业必须充分地了解顾客的需要,并根据顾客的需要进行市场细分,确定餐饮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把消费者的需求分成不同的层次,从而形成五个消费市场,分别是:第一是生理需求,满足最低需求层次的市场,消费者只要求产品具有一般功能即可;第二是安全需求,满足对“安全”有要求的市场,消费者关注产品对身体的影响;第三是社交需求,满足对“交际”有要求的市场,消费者关注产品是否有助提高自己的交际形象;第四是尊重需求,满足对产品有与众不同要求的市场,消费者关注产品的象征意义;第五是自我实现,满足对产品有自己判断标准的市场,消费者拥有自己固定的品牌,使其适合自己的个性化需求。不同的需求层次有不同的市场,不同市场群体的关注点又是不同的。从市场供给的角度看,餐饮产品风味林立,花色品种众多,技术要求各不相同,因此,作为一个能够很好吸引顾客的餐饮企业,首先要清楚市场的细分情况,其开发和提供的产品必须与上述顾客的需求层次相适应。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不断升级和提高的,当低层次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他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而且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其他的需要取而代之。餐饮市场细分是对餐饮顾客需求的划分,细分市场本身只是过程或手段,根据细分的结果拟定市场营销组合,满足消费者需要,才是细分的根本目的。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餐饮产品针对目标市场开发中可出现功能型产品、情感型产品和精神型产品。功能型产品主要针对一二层次的需求,情感型产品针对三四层次需求,精神型产品针对消费者的自我实现需求。
(二)需要层次理论在品牌发展中的应用
餐饮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餐饮企业要发展,提高顾客的忠诚,建立产品品牌是必由之路。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餐饮产品市场营销中品牌的发展也成层次性:功能型品牌、情感型品牌和精神型品牌。
1.功能型品牌是为满足消费者最底层的生理和安全需要而产生的,其品牌价值主要用于界定产品的功能,特别是对餐饮产品而言。这种产品品牌基本只能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出现,第一是市场需求大于市场供应。由于市场不存在竞争,餐饮经营者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把产量做大,把产品做好,同时,尽可能将产品的生产消息以及酒店或餐馆的地址告知最多的人,只要如此,销量即可滚滚而来。第二是全新产品刚刚诞生之时,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还不多,因此,在可进入性通畅的情况下,产品销售情况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将更多的产品信息传达给更多的目标消费者。此时,品牌的功能主要是告诉消费者餐饮产品是什么,提供什么服务,产品有什么特别之处,消费者明白了,就会消费。功能型品牌只满足最低的人类需求层次,会因为市场竞争的激烈,同类产品宣传的增多而逐渐失去其激发消费者购买冲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功能型品牌必须及时向更高层次的品牌阶层发展。
2.情感型品牌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为核心,并以附加于产品之外的情感价值作为品牌之间的区别。当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产品功能本身的时候,围绕品牌而产生的附属价值成了消费者购买品牌的主要理由。品牌是企业发展的核心,也是企业存在的价值。但是,在成为情感型品牌之前,企业一般都仅将自己定位为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是处在功能型餐饮品牌,这就忽视了品牌所具有的社交价值及扮演的社会角色。如有些餐饮企业依据人的情感需求,提出绿色餐饮理念,并积极加入“全国绿色餐饮企业”团队中,如武陵山珍、成都蓉城老妈火锅、内蒙古小肥羊等。绿色餐饮的推广和受益有赖于餐饮生产经营人员和消费者主动作用的发挥,而作为餐饮从业人员便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宣传、引导、实践绿色餐饮生产、消费的主导作用。并从菜单制定开始,充分考虑宾客用餐人数、年龄结构、职业特点,结合客人消费标准,有针对性地安排品种和数量,既要让客人吃饱吃好,更要防止原料和成品浪费,积极利用客户档案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制定符合客人口味和营养需求的菜点。因为情感型品牌跳出了产品功能的束缚,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心理进行诉求,因此,带给消费者的消费也更加强烈,品牌内涵的发展空间也更加宽阔。
3.精神型品牌是品牌发育的最高阶层,只有极少部分的品牌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特别是餐饮产品。从广义品牌的角度来说,目前能真正称得上精神型品牌的只有宗教、爱国主义等少数抽象的事物。精神型品牌已远远超出了产品的实物功能需求,能给消费者带来精神需求上的极大满足,即自我实现的,这类品牌的价值构成中,附加价值要远远超越于实物价值,且实物价值与附加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甚至无需实物价值的存在。与情感型品牌形象相比,精神型品牌由于不是对产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进行的挖掘,而是在产品功能利益之上根据消费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扮演的社会角色而赋予其精神和文化价值,所以,精神型品牌在形象塑造上更加自由,空间更加广阔,其品牌的个性特征也更加鲜明。如打造百年品牌老店需要精神力量,而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如果用国学的层次来表达,可以分为“道”、“法”、“术”、“器”四个层面。“道”讲的是公司哲学层面;“法”讲的是公司治理层面;“术”讲的是公司管理层面;“器”讲的是公司有效的管理工具层面。要想解决餐饮企业营销精神型品牌的问题,要想成为一个百年老店,不是“器”方面的问题,而是“道”方面的问题,就是从根子上、哲学上是不能错的。精神型品牌更侧重于消费者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精神型品牌的培育和维护,要更多地侧重于品牌责任及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传播,可更多地介入如公益、体育、慈善、艺术等社会活动,通过公共关系来传播品牌,而不必在大众营销上花费太多的精力。
四、结语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餐饮企业在营销中就要分清消费者的类型,分别进行激励。对于那些收入层次低的顾客,其需要层次也比较低。这时,对他们就要用低层次的激励方式,主要考虑较低的价格,同时进行批量生产,扩大产品的规模化。这主要是对功能型产品而言。对于那些高收入的阶层,其需要层次也相应地比较高,此时,就要用比较高的价格进行激励,向其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这主要适用于情感型产品和精神型产品的定价。特别是精神型产品是满足顾客的自我实现需要的,更应该进行定制化生产来实现。同时,餐饮品牌同价格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餐饮产品的知名度越高,其产品的价格水平就可以越高,反过来说,餐饮产品价格水平越高并能长期为顾客所接受和认可,其品牌价值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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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2年，Richterish首先提出需求分析（NA，Needs Analysis）的概念，需求分析已经在外语教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需求分析的理论开始应用在专门用途英语教学领域，是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计的中心。程晓堂（2002）提出：需求分析就是了解语言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需求，并根据轻重缓急的程度安排学习。Brown（2001）认为需求分析是指通过全面收集和分析与主客观有关的信息，旨在确定合理的课程目标，以满足学生在一定教学情景中的语言学习需求。简言之，需求分析是通过访谈、问卷、测试等手段对某种需求进行研究的过程。
二、需求分析的内容
仔细全面的需求分析应该包括目前情景分析和目标情景分析（Robinson 1991）。目前情景指学习者开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学习前，原有的语言水平和对下一阶段学习的要求和期待；目标情景是指学习者未来工作的环境对学习者的要求及学习者对待这种需求所持的态度。Brindly（1989）将需求分为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前者包括学习者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及目前外语水平等；后者包括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认知和情感需求，如学习的态度和期望等。Hutchinson & Waters（1987）提出目标需求与学习需求。学习需求包括学习者缺乏的技能和知识、哪些技能和知识应该先学，哪些应该后学；哪些是学习者喜欢的学习方法等。目标需要包括学习者将来必然遇到的焦急情景，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环境及特定环境可能给学习者在未来工作中带来的特定心理状态等。我国学者束定芳认为外语教学中常见的两类需求是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社会需求是指用人单位、学校等对学习者外语能力的需求；个人需求是指学生目前的实际水平与他希望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距，也可以说是学习者个人的理想或愿望（闫莉等，2006）。
三、需求分析的模式
外语需求分析模型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Munby的目标情景分析模型（1978）；（2）Allwright的目前情景分析模型（1982）；（3）Hutchinson & Waters的模型（1987）；（4）Dudley-Evans & St.John的模型（1998）（陈冰冰，2009）。Munby的目标情景分析模式是针对学习者面对将来的工作或学习时的语言要求进行分析，是ESP的中心和出发点。目标情景分析主要针对学生在未来职业或学习情景下语言的需求。Allright提出的目前情景分析模式，是指对学习者目前掌握的语言知识和在将来工作中运用语言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之间差距的分析，以及对此如何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的分析过程。Hutchinson & Waters的模型分为两部分，即目标情景分析和学习需求分析。前者关注语言在具体情景中如何运用，后者关注学习者语言学习的情况，该模型兼顾目标需求和学习过程需求两方面的分析。Dudley-Evans & St. John的模型是比较全面的一种需求分析模式，包括目标情景分析、目前情景分析和学习需求分析。该模式不但关注学习者作为自然人、语言的使用者及语言学习者的需求，而且关注学习者的学习现状，及所处的学习环境，是目前最理想的需求分析模式。
四、国内外需求分析研究现状简介
随着需求分析在不同教学领域的使用，对需求分析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国外对需求分析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需求的涵义和种类、需求模式的探讨及数据的采集程序和数据信息源等方面，其中有关需求分析模式的研究在外语教学中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已经形成一个成熟并且完整的体系。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在各领域也进行了一些需求分析的研究，日本学者Fujirawa（1996）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设计编著了《高级听力课程》，结果表明学生对书中采用的教学方法感到满意。Vandermeeren（2005）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德语在芬兰公司的需求情况。研究结果对学校外语课程的调整起到积极作用。Chaudron et al.（2005）对大学生的韩语学习进行了需求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等方法对84名学习韩语的大学生进行学习动机调查，同时收集韩语任务样本，建立适合于韩语教学的模块。
国内学者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外语教学进行需求分析。夏纪梅和孔宪辉（1999）认为，外语课程设计要具有科学性，就必须进行需求分析，包括情况、学习目的和职业需要这三类分析。余卫华（2002）指出在教学实践中如何运用需求分析识别具体问题，同时促进外语的教和学。陈莉萍（2003）在《专门用途英语研究》一书中提到需求分析在ESP教学尤其是课程设计方面的重要作用。陈冰冰（2010）构建了需求分析模型，由两个子模型：社会需求分析和学生个人需求分析组成。
五、需求分析对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实践意义
需求分析被广泛地应用到外语教学中，主要目的是改进和实施下一步的教学计划，找出问题，探讨教学方法，从而改进教学方式，为课程设置提供依据。在外语教学过程中，需求分析是评估研究范畴中为了实施和改进教学计划而开展的一种诊断过程，涉及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要先了解该问题的过程。需求分析包括在教学活动开始前和活动过程中对客观信息（如学习者的个人情况，学习目的和外语水平）和主观信息（如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需求与期望）等数据的收集。
摘要：航运业务函电课程的特点要求该课程不但要满足学生的需求，也要满足社会的需求。本文从企业需求和学生需求出发，研究需求分析理论，依据航运业务函电教学现状，探讨学生学什么和如何学的问题，为课程优化给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需求分析；航运业务函电；教学探索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兼通专业知识和英语知识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需求旺盛。航运业务函电是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和相关商务活动的重要手段，也是从事航运业务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业务技能。航运业务函电是一门专门用途英语，其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航运业务函电的基本格式，专业术语，常用范例，写作规范等。要求专业知识和英语知识的有效结合。它是一门专业性强，对英语水平要求高，动手实践能力强的课程。但目前航运业务函电教学中，教材内容滞后，教学方法死板，学生积极性差等问题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需求分析理论是研究专门用途英语的重要理论框架，是教学大纲设计，教材内容撰写，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依据。本文将研究如何根据学生需求和企业需求提高教学效果，为航运业务函电课程改革提出建设性意见。
二、需求分析理论概况
需求分析理论用于外语教学研究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最早用于ESP教学的是Richterich。Richterich（1972）首次提出基于需求分析模型的语言教学，随后其被用于ESP教学。Dobby（1998）依据内容将需求分析分为目标情境分析和学习情境分析。目标情境分析是学生学习结束要实现的目标，它是基于实际的语言应用。学习情景分析指的是学生的目标语言水平，学习环境，个人欲望，学习策略等与学习过程相关的知识。Hutchinson & Waters （1989）将需求分为目标需求和学习需求。目标需求指的是学习者在目标情境中必须学会的知识和技能。学习需求指的是学习者为了完成目标所必须做的一切。目标需求强调教学结果而学习需求注重教学过程，二者相辅相成。Brindley & Robbinson（1991）将需求分为客观需求和主观需求。Cohen（2000）指出需求分析有助于了解学生的学习要求，分析学生的成绩，解决外语教学中的问题。束定芳将需求主要分为社会需求和学习者的需求。社会需求包括政府的需求和社会组织的需求。而学习者的需求指的是学习者年龄，当前外语水平，教育背景和学习经验等的客观信息和学习者认知和情感需求等主观信息。
总之，需求分析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学习者的内在和主观学习需求。二是客观和外部需求，即社会，学校的需求。这也决定了需求分析理论的重要性。它是课程设置的重要h节，对于课程计划，内容选取，教学方法等起重要性作用，有利于满足学生，学校，企业，社会等各方面需求，从而促进教学的实质性提高。
三、航运业务函电课程教学现状
航运业务函电课程是我院物流专业第三学期开设的专业英语课程。该课程以国际航运业务的基本流程为基础，主要涉及航运业务中外来函电的书写，包括航运业务的建立，商品价格的核算，交易谈判，合同签订，货物托运，订舱，信用证开立，审核，报关报检，后期的货物查验，保险等业务的函电操作哪里，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在本课程之前，物流专业的学生已经学过相关的专业知识，但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与英语知识合二为一，灵活运用能力较差，不能讲将二者有效结合。同时该课程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内容陈旧，滞后，缺乏创新，教学模式死板，单调，忽视实践，学生积极性差等问题同样阻碍了该课程的教学改革。
三、需求分析理论必要性
需求分析理论的重要性和航运业务函电的教学现状决定了航运业务函电进行需求分析的必要系，它可以使各方受益。
首先，从学生角度来讲，能够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生需求，目标需求和社会需求，课程设置更加科学化，课程内容更加前沿化，教学方式更加仿真化，操作性强，有的放矢，更加有针对性的学习航运业务函电知识和英语知识，培养熟练运用英语处理航运业务函电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全面提升专业技能。
其次，从教师角度来说，作为一名函电教师，培养优质学生，满足各方面需求是最大的成功。需求分析能够很好的展现学生需要什么，企业需要什么，自己需要教授什么，为不断丰富授课内容，扩展授课形式，因材施教，提升自我提供不竭动力。
最后，对于用人单位，企业是学校毕业生的最终出口。企业需求指引着学校教学。只有为企业培养更加满足需求的毕业生，才能够不断提高学校毕业生的竞争力，提供学校的市场竞争力。
四、需求分析理论在航运函电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课程设置多元化
航运业务函电课程内容涉及到整个航运业务流程中所使用的信函写作，设计知识广，针对性强，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导致学生普遍操作能力不强，与企业需求脱节。需求分析理论认为课程设置与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的必要性。课程设置要面向企业，包含仿真情境操练，宗旨是培养综合航运函电技能。因此，该课程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训练。首先是英语基本能力的训练。航运业务函电是一门专业英语课程，良好的听，说，读，写，译技能是学好该门课程的基础和关键，也是未来岗位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丰富的英语资源和灵活的训练模式，强化英语基础能力的提高，增强动动口的英语实践能力。其次是航运专业知识的拓展。作为一门专业用途英语，航运业务函电内容包括整个航运业务流程，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未来岗位工作的知识基础。最后是航运函电实践能力的培养。应用是所有需求的最终目标，仿真实训和情境模拟是学生学习英语知识和专业知识有效结合，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有效途径。课程设置要根据学习需求和企业需求设置不同的仿真工作场景，形成项目固定化，模块化，切实增强学生的航运业务函电实践操作能力，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企业的人才需求。
（二）教学内容企业化
需求分析理论要求我们要根据物流专业身心发展规律和现状，总结物流专业特点 ，依据国际航运业务的现实需要，构建航运业务函电课程体系。该课程不仅要求掌握好的英语知识，还要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前沿的专业知识，二者有效结合才能满足企业和学生的各自需求，因此 在航运业务函电中要注重国际航运业务知识的不断补充。在课程内容选取中，物流专业学生的未来目标岗位要求为根据，组织教学内容，借鉴和参考相关企业的内部资料，使教学内容与企业高度相关，缩短课堂与企业的距离。同时把来自航运企业的真实案例引入课堂，以真实的案例为驱动，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三）教学方法实践化
需求分析理论证明航运业务函电课程教学必须与社会，与企业紧密相连，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学情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保证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激发学习动力，满足学习需求。传统的翻译法，任务教学法，讲授法等要科学合理运用，同时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情景仿真模拟实训等新式教学方法也要合理利用。案例教学通过情景再现案例，分析讨论案例和评价总结案例来引导学生学会自我思考，自我分析，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真实的案例教学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展了学生的业务知识，并且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习兴趣。情景模式实训中，学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熟悉航运业务流程，模拟实践操作，掌握信函的常用规范，让学生真正体会到理论应用于实践，做到学有所用，学为所用。
（四）课程考核过程化
从需求分析理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航运业务函电考核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学生，企业的需求。需求分析理论要求更新考核模式，检验学习效果，这就要求课程考核具有开放性，过程考核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过程考核成绩评定除了传统的出勤，作业等，还要包括学生学习与讨论的参与度，学习积极性，小组贡献率等。全方位的考核能够全面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五、结语
需求分析理论是指导专门用途英语的必备理论。航运业务函电作为一门航运业务与英语知识相结合的实用性英语课程，必然遵循需求分析理论规律。该理论对物流专业学生的航运业务能力提高有指导性作用，从而有效的提高航运业务函电课程教学的效果，积极推动航运业务函电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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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无动力船舶；海上拖航；拖轮搜索；需求分析；模式设计
中图分类号：U67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16）04-0050-02
1.拖轮搜索需求
无动力船舶搜索适用拖轮的目的是开展海上拖航业务。海上拖航是指拖轮利用其动力和拖航设备将他船或他物从一港或水域经海路包括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拖至另一港或水域的海上服务方式，可分为海上拖驳运输、海难救助拖航和海上拖航业务。因拖驳运输一般有配套拖轮，海上救助拖航的指挥权一般移交到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本文主要针对海上拖航业务的搜索需求。
海上拖航是海上运输方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项风险性很大和专业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在非港内远距离拖航运输中，会受到风、浪、流等各种海洋环境条件的联合作用。拖航稳定性是拖航业务中需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拖轮必须具备较强的抗风浪能力、拖缆要有足够的强度，才能避免倾覆、沉船、断缆等事故的发生。拖轮适航必备条件是具有适拖的条件，包括拖轮（船体和船舶的附属设备）处于适航状态、拖轮的船长和船员的配备适航以及拖轮拖曳设备必须适航和适拖。
2.拖轮搜索原则
拖轮搜索一般涉及三个利益相关方：无动力船舶的船东（主要关心拖航业务的安全性、及时性与经济性）、拖轮船东（主要关心拖航业务安全性和多航次的综合经济性）、经纪人（主要关心拖航业务的经济性和安全性）。此外，搜索功能的提供者若不是以上三方之一的角色，作为第四方，其利益诉求在于用户黏性，即更多用户通过该搜索功能来寻找无动力船舶适用拖轮。
拖轮搜索功能的使用者相互协同涉及两大核心变量：目标和利益。各方目标是否一致，直接影响协同能否达成及产生的协同效果。各方目标不一致虽然会导致各方分离和冲突，但并不是实现协同的必备条件。很多情况下，即使各方地位不平等，也可达成协同。目标问题重要变量，目标的一致性与否，直接影响各方能够形成的协同机制。协同各方利益可能是相互依赖的，也可能相互之间并没有实质性利益交互关系。
利益和目标两个变量的组合可形成四种关系类型，分别对应四种协同形式：
（1）利益分离，目标冲突。需科层制协同，即至上而下的协同安排，通过超越各方利益的权力促使协同机制的形成；
（2）利益耦合，目标冲突。类似于市场买卖关系，买卖双方为各自利益交换，目标并不一致；
（3）利益分离，目标一致。需沟通性协同，即双方或多方关系一般具有临时性、沟通性和非制度化特征；
（4）利益耦合，目标一致。需战略性协同，容易形成持续的、制度化的协同关系，多方可达成制度化的协调合作机制。
在市场机制下，该搜索期望能够达成的最佳状态是利益耦合目标一致，但是通常状态下是利益分离，目标一致，少数情况下是利益分离目标一致。
3.拖轮搜索的信息来源与分类
随着互联网对船舶AIS系统信息的开发，众多专业网站上可对船舶基本信息进行查询，并对船舶位置进行查询。对于无动力船舶的调遣较早安排拖轮，则对拖轮使用期限限制较大。目前，市场情况一般分为三个阶段：①船舶拖航业务开始前50个工作日左右搜索合适的拖轮；②拖航前30个工作日开始进行商务谈判和证书手续办理；③具体拖航前10个工作日左右确定拖航船舶。本文的搜索是为拖航业务第一阶段提供相关信息。
拖轮搜索涉及多方面信息，其中静态信息包括船名（名称、呼号、IMO编号等）、船型（船长、船宽、吃水、拖缆机数量、缆绳配备情况、排水量等）、船舶能力（马力、拖力、操纵参数等）；动态信息则包括船舶位置、航向、船速、航线计划等数据；此外，还有环境信息：地理环境（水深、方位、助航设备、航道等）、水文气象（海浪、潮汐、风力等）。以上信息可分别从船舶资料数据库、AIS信息、ECDIS系统和气象系统等方面获得。
搜索信息可分为目标信息和利益信息，目标信息用来判断拖轮是否能够安全完成拖航业务的指标，利益信息用来估算拖航业务成本信息；部分信息即可作为目标信息也可作为利益信息。目标信息主要有拖轮主机马力、缆绳拖力、抗风能力等；利益信息主要有调遣距离、拖航速度、拖航油耗等。
4.拖轮搜索的有效性保证
无动力船舶的船东在船舶信息平台上通过该功能搜索到的备选拖轮中是否能涵盖最终选择的拖轮是搜索结果有效性的指标。同时，拖轮数据的完整性对搜索结果的有效性有很大影响，因此船舶信息平台需采用一定的激励措施确保拖轮数据完整和真实。
根据作者的工作经历，目前此类搜索多是依赖拖轮经纪人自身经验，其搜索范围多是曾使用过的拖轮。因此，建立拖轮搜索信息系统将大大提高无动力船舶船东搜索适合船舶的效率。
5.拖轮搜索模式设计
因搜索无动力船舶适用拖轮所需信息维度较多，且目标信息和利益信息间有多种组合方式，多目标情况的搜索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一般，无动力船舶船东搜索得到的结果希望能收敛于5艘拖轮以内，且能按照利益目标权重因子进行排列。因此，拟用神经网络算法作为搜索算法来解决类似的搜索问题。
人工神经网络首先要以一定的学习准则进行学习，在学习或训练过程中改变突触权重值，以适应周围环境的要求。同一网络因学习方式及内容不同可具有不同功能。人工神经网络是具有学习能力的系统，考虑到拖轮搜索虽有目标和利益两个维度分析，但其中关键信息在两个方面都有影响，因此采用有一个隐含层的三层网络结构即可学习形成拖轮搜索的神经网络。
在神经网络第一个阶段输入已知学习样本时，通过设置的网络结构和前一次迭代的权值和阈值，从网络的第一层向后计算各神经元的输出。第二阶段是对权和阈值进行修改，从最后一层向前计算各权值和阈值对总误差的影响，据此对各权值和阈值进行修改。
根据拖轮业务的特点，将主机马力、系柱拖力、调遣距离、拖航速度、平均日变动成本、平均日固定成本和航线季节气象影响这7个变量作为输入量。因无动力船舶拖航可训练数据较多，确定隐含层节点数取20。对于输出结果则根据之前的目标和利益的原则分为可靠性和经济性2个输出节点。对隐含层节点和输出节点的激活函数可采用Sigmoid函数。
在网络结构和参数确定以后利用现有无动力船舶选择适用拖轮的实际结果作为神经网络的学习样本进行输入。期间需对点数据进行处理形成一系列有重叠区域的区间。例如对某拖轮主机功率为3980匹马力，可将该拖轮归入3900～4100匹马力和3800～4000匹马力两个区间。此外，调遣距离是随着不同查询时间或拖轮预计位置而随着时间变化的，拖航速度需对无动力船舶和拖轮进行计算，日变动成本和日固定成本需拖轮船东或使用过拖轮的船东或经纪人提供。
考虑到无动力船舶实际操作中最终选择过的拖轮可作为重要的学习材料进行学习，因此每次搜索可先从使用过的拖轮开始搜索，然后再逐步增加调遣距离来逐步搜索可用的拖轮。直到可靠性高、经济性好的拖轮达到5条拖轮以上。
以上流程为：①对无动力船舶的特性和所有拖轮对应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②系统中拖轮按照是否被无动力船舶使用过及其调遣距离形成搜索比较序列；③将序列中的拖轮数据逐个输入神经网络系统中；④获得输出节点数据；⑤输出节点数据和该无动力船舶期望的可靠性与经济性数据进行比较，判断结果是否符合要求；⑥找到合适的拖轮是否达到期望的数量，未达到则继续寻找；⑦对符合要求的拖轮作为搜索结果进行输出；⑧将搜索到的拖轮作为备选拖轮进行商务谈判。
[关键词]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功能；调控范式
[作者简介]尹瑞法，泰山医学院社科部助教，哲学硕士，山东泰安271016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022-03
生态伦理作为传统伦理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而成的一门应用伦理学，既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也是其完善自身的行为规范，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与品格。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价值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层面中。因此，对生态伦理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现实功能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生态伦理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现实功能展现
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源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又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没有道德，人类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道德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同样需要道德，尤其是生态伦理的支持。在社会实践中，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生态规导功能，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行为
生态道德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总和，因此，生态伦理无疑具有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的功能。生态伦理的生态规导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人类必须要尊重大自然及其成员正当存在的价值与权利。要保护、爱护自然环境，反对对自然的滥用与掠夺；要严格遵守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如爱护生命、按生态规律办事、善待自然等；要克服自己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实践倾向。(2)在涉及人与人或群体间、地区间、国家间的环境行为时，人们一定要尊重别人及其他区域、国家的生态权益及利益，不能为了自身的功利目的而去损害他人的环境生态状况，这是极不道德的。必须要承担起对他人及其他区域、国家的生态义务与责任来，要反对生态利己主义行为。(3)在涉及当代与后代间的环境关系时，本代人一定要遵守环境公平的生态伦理原则，保证后代人正当的生态需求与环境权利。要节约资源，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担当起下代人“道德人”的角色，要反对代际间的生态自私主义行为。
(二)生态教育功能。培育正确的生态道德意识
生态教育功能是生态伦理学的又一重要功能。环境道德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德”教育，而是公民生态德性、生态人格养成的教育，是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迈向生态文明的灵魂教育。这主要体现在：(1)在环境保护实践中，人们是否参与维护环境质量，其价值观与态度是关键。而环境道德教育担负的重任乃是培育和发展保护生态的道德意识、伦理精神。这种新伦理精神，同人类价值至上的传统伦理精神是截然相反的，能使人与自然在新价值观指导下趋向和谐。(2)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发展观，在本质上要表达的是一种“公正、和谐”理念，这亦是环境伦理教育执持的核心价值所在。环境伦理作为致力于消除人与自然间异化状态、非平衡状态的新伦理观，蕴涵着丰富的环境公正、和谐发展思想。生态教育的目的就是将此生态意识、价值理念移植人社会主体的实践观念中，从而促进生态正义，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现。(3)在通向生态文明的历程中，环境道德教育承担着启蒙、开发、引导的先锋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状态的涵指“文明乃人类存在的方式，它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矛盾推动着文明不断前行”。可持续发展要求一种可持续性新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立，它应以“尊重自然”为核心理念，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最高价值目标。而环境道德教育的主旨就是要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之道的理性意识与实践态度。这样，必然能促进生态文明的早日到来。
(三)生态评价功能。确立理想的生态道德人格
道德以“实践一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特征在于它体现着主体对“应有”的追求，它通过道德评价、道德判断等方式，激励着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道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伦理学的功能不是坚执着人的缺点，而来责难它的罪过，伦理学应该做积极的工作，来诉求于人最优美的本能。”这作为伦理学的普遍共性，亦是生态伦理的基本价值功能。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生态伦理的评价激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1)它能促进生态伦理规范的内化，使其由他律转换为自律。道德评价由于将善恶、正义、非正义诸观念加之于评价对象，从内外两方面左右人们在环境行为中的道德态度与价值取舍，就能将外在的生态道德原则转化为其内心的道德律令，能很好地调解人与自然间的行为方式，扭转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关系。(2)它能提升人的环境道德素质，促进人积极的道德追求。通过环境行为主体的自我评价激励及相应的社会评价激励方式，可使人们树立起完善其生态道德人格的强烈愿望，形成人们自觉选择生态伦理价值的目标内驱力，并培养起主体对生态道德行为、情感的一种深刻的自我认同。这样它必能推进人们环境道德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四)生态立法功能。奠定环境法律基础
环境立法已成为当今世界诸多国家正在加强与突出的立法项目，但环境立法离不开生态伦理的积极参与。生态伦理的立法功能指环境伦理在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价值与作用。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环境伦理为环境立法提供了价值指导。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对传统法律提出了强烈挑战。传统法律体系是在传统的人类至上价值观念的支配下构建的，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而法制建设要想适应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必须首先变革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念，而生态伦理则打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价值观的羁绊，提倡人与自然间的平等、尊重理念。这是完全锲合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价值观。(2)生态伦理的某些基本规范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规则。如环境正义作为生态伦理的基本道德准则，在环境立法的过程中可直接演化为对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法则。美国法学教授魏伊丝就曾提出了“环境的世代间衡平”的法学理念。另外，公民环境权的提出，实质上是环境代内公正问题的法理表达。(3)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制中立法者及执法者思想道德素
质的提高有极大帮助。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成败与否。生态伦理以其内有的道德力量，开启人类的道德良知，教育人类树立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伦理态度。这必然能提高立法者与执法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环境法律的完善与实施提供思想保障。
二、环境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实践调控机制的三种范式
环境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上四方面功能，能够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但在实践中，环境伦理如何发挥其功能呢?或者说，它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其作用呢?这就涉及环境伦理的调控作用机制问题。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调控机制是一个复杂有机系统，它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调控机制来发挥其作用的。
(一)“人一自然”的直接调控机制
生态伦理作为以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新伦理学，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首先就凸显在对人与自然的直接调控上，即它对可持续发展的效用首先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调节这一途径实现的。环境伦理对“人一自然”关系的调控表现如下：(1)它体现于生态化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的制定上。这些道德原则、规范的确立，直接以人与自然的“应然”状态为价值追求目标。要求人这一“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在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求来改造利用自然时，必须以伦理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实践行为。只有在这种必然性基础上，人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存在物”，才能使人与自然达到某种现实的统一。(2)它体现于对自然全新的界定中。传统的自然观是一种主客二元分立对抗性的自然观，当代的生态困境可以说是这种传统自然观的必然逻辑结果。环境伦理对自然作了全新阐释，认为整个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人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具有平等的价值与权利，应该将人类的伦理关怀扩展到自然界，以道德的态度对待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旧伦理学仅仅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专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这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对自然所作的界定，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然价值的判断不能以人类为尺度来衡量，而应当以物自身的尺度去衡量，应自觉地去保护自然、关爱自然。
(二)“人―社会”的间接调控机制
生态伦理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不仅仅体现在对“人―自然”的直接调控上，还通过“人―社会”的间接调控模式发挥作用。生态伦理对“人―社会”关系的调控具有一种理论上与逻辑上的内在必然性。这种间接调控机制主要体现在：注重对人与人之间环境利益问题的调整。环境伦理强调，人们应遵循“环境公正”的道德原则，在实现自我环境利益时要维护他人正当的环境权益，并进而从三个现实层面对此进行了要求：(1)在国际层面，国际环境公正原则强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发展为代价，特别要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需要。(2)在国内层面，国内环境公正原则要求国家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自然资源上要公平使用，环境成本上要公平负担，环境待遇上要公正相待。(3)在代际层面，代际环境公正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利益上达到公正合理的状态。这样，生态伦理就较好地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对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自我”的内在调控机制
一、电子商务模式下对会计理论进行创新的需求分析
在电子商务模式下需要对传统会计理论进行一定的调整，否则便无法使会计理论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第一，在基本假设方面需要对相关理论进行创新调整。在电商模式下，人们无法对会计主体进行更清晰的区分，因此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虚拟实体”相关财务及资产负债等内容进行正确的了解，对会计理论进行创新。第二，由于经营方式的转变，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网络营销，会计工作也需要随时进行调整。传统的理论仅能对实体经营方面工作进行指导，通过几阶段的会计核算工作对企业经济成果、财务报告等内容进行反映和制定。而在电商模式下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对企业财务报告及会计信息等内容进行第一时间的真实反映，能够有效改善传统会计理论无法克服的问题。
在电商模式下，会计职能方面有了更多新的要求，通过网络技术可以使会计工作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决策、协调以及控制工作也会向智能的方向进行转化。电商模式背景下人们可以通过各类系统软件开展各项会计工作和业务，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反映，同时可以实现对相关信息的分析工作。在电商模式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对大量的信息进行高速处理，从而使企业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核算成本及经营分析等相关工作。对于财务报告方面而言，现如今的会计工作可以将更全面的信息传达给企业领导层，并且可以实时的进行会计报告工作，并且将传统会计工作中的模块进行扩展，将知识、人力等相关工作的信息添加到相关工作中。而会计理论的创新对以上方面的内容需要进行更好的说明指导。
二、理论框架方面的创新分析
会计理论需要对实际的工作进行指导，因此人们需要在实际的经营及经验中对其进行总结创新，从而使会计理论的创新工作更加合理地促进相关工作的开展。对会计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时，人们需要对其框架和主体内容进行合理的制定。在电商模式下，对理论框架方面的创新进行分析，为企业决策者及领导层提供有价值的财务报告，贯彻决策的有用观，并对相关概念结构进行清楚的界定。在准则方面需要坚持以原则导向为基准，并对资产计价进行完善，对报告的格式及内容进行规范和优化创新，从而使企业管理层可以对相关信息进行方便快捷的阅览，更好地制定各类决策。
对于理论框架方面创新工作的重要组成因子进行分析：第一，对研究的内容方面进行创新。基于市场经济、管理理念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变化和发展，需要对研究的内容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从而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应对电商运作模式。第二，对学科体系进行创新。新时期电商模式对学科体系的相关内容产生一定影响，人们可以对学科体系进行完善，对财务控制、信息会计等各类工作进行整合。第三，对研究的方法方面进行创新。在电子商务的模式下对会计理论进行创新时，需要对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工作产生足够重视，并切实落实相关工作，从而使理论框架的创新工作高质量完成。相关工作人员对理论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每个时期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对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结论。总而言之，人们需要对会计理论走向及电商模式二者进行仔细考虑，从而更好地完成理论创新工作。
对运行逻辑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在电商模式作用下，外界条件产生较多改变，因此人们需要对逻辑主线内容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首先需要对目标变革的相关内容进行考量，从而为之后的综合框架制定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方向;最终将框架进行填充，将研究方法当作骨架，将收益计量当作未来方向，并把约束机制当作重点内容进行理论创新。
三、会计理论调整和创新的相关内容
第一，对教育培训工作进行调整。在电商模式下，会计人员需要对PC技术进行学习和熟练掌握，并对会计行业的最新发展及最新知识理论进行学习，从而更好地应对相关工作。这对于职业判断及思维逻辑方面具有一定要求，因此在对会计人员进行教育培训时需要对二者进行重点关注，并将教育方法及内容方面进行创新。第二，对分期进行调整。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人们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信息的共享和传递，这些均由分期的时间间隔过大导致，为了改善这些不足，人们需要对分期方面进行调整创新，下面对产品寿命周期的不同情况进行相关内容分析：其一，周期较长的情况下，能够将会计周期以年作为单位，并且将信息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所需用户;其二，周期较短的情况下，将会计周期以一个交易当作基本单位。第三，对货币计量方面进行调整。现如今在电商模式的影响中，市场的占有率、企业声誉等内容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货币信息对于企业而言同样十分重要，故而人们不但需要对以上非货币的相关信息产生足够重视，同时需要对货币计量等方面工作进行考量，并将相关理论进行创新，从而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更多方便。第四，对会计原则方面进行一定的调整。对于资产的负债表方面工作而言，传统运作模式下不能将全部的资产价值更好地体现出来。而在现如今的电商模式作用下，人们对商家提供的服务及产品的真实价值有了更多的关注，故而需要对会计理论的会计原则方面进行一定的丰富调整，将使用价值的相关内容纳入会计理论创兴工作的考量范围中，从而更好地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第五，将信息载体进行扩展和丰富。现如今我国的PC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会计核算工作对于软件系统方面的依赖性逐渐提高，人们将更多的会计信息向移动设备中进行存储录入。信息载体的扩展和丰富，一方面对于信息的共享产生更多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对会计工作的效率进行大幅度提高。
四、会计理论创新工作的影响分析
电商模式的影响下，人们对会计理论的创新影响进行分析。第一，现如今人们对信息方面的要求逐渐提高，对会计理论进行创新时工作人员对这一点进行充分考虑，并通过互联网等现代技术进行信息的共享和传递。利用企业网站人们便可以对所需信息进行浏览，对财务信息等内容进行更好的掌握。随着发展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可以将更多的企业进行对比，从而对会计信息客观性、可靠性等方面有更多的把握。人们对提供信息的内容进行丰富扩展，从而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对会计信息等各方面的需求。第二，对会计确认方面产生一定作用。电商模式下，相关工作需要通过第三方介入，从而顺利完成交易工作，并且交易双方无权对交易款项进行随意的调配，从而为交易的安全性及资金认定工作提供更多保障。第三，对计量方面及基本假设方面产生一定作用。相关内容在上一点中已经进行详细说明，因此在这里便不做过多赘述。
五、结语
电子商务模式下，人们需要对会计理论进行一定的调整，最终使我国会计理论变得更加成熟完善，更好地指导我国相关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小说理论 小说美学 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132-05
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思维的引入，现代主义小说美学的渗透，导引着当代小说思维和美学观念的局部嬗变”，而“传统的中国小说美学在局部嬗变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完善、充实和发展。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具有民族特质的体系构筑”。[1] （P13） 在西方小说理论及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双重滋养下，形成了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理论的勃兴。
一、从小说美学研究起步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理论研究是从小说美学研究起步的。此前的中国小说理论多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阐发来积累小说理论思想，多数小说理论还没有建立美学研究的自觉。文学创作是审美活动，它包括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欣赏过程，对于小说所蕴含的审美关系、因素、效应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是小说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具体内容包括：小说的审美本质和审美特征；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形式结构特征；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小说的观念、流派、风格的兴替嬗变过程；小说的创作规律及其美学品格；小说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鉴赏小说的心理机制、过程、特点、意义、方法等。
西方的小说美学著作从80年代起陆续介绍到中国。花城出版社率先推出1981年和1984年两个版本的《小说面面观》。这本西方小说美学的经典著作对中国小说理论建设影响巨大。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该书与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和缪尔的《小说结构》结集为《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1986）、利昂・塞米利安的《现代小说美学》（1987）、万・梅特尔・阿米斯的《小说美学》（1987）、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史》（1989）、依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1992）、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1993）也在此时被翻译过来。中国的小说理论家还力图透过西方小说探究西方小说美学的发展脉络。罗国祥《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美学》（1991）是当时较有分量的论著。
中国小说美学建设此时得到了迅速发展，大量的小说美学著作不断涌现出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整理及在此基础上对小说美学观念的阐述。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1982）是第一部明确提出小说美学研究的专著，开拓了中国小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该论著将中国小说美学的观照面仅限定在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和近代小说美学，并且主要局限于对明清的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进行美学观照，没能对小说美学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对小说美学的本体研究也主要是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切入，忽视了小说的语言本体形式。然而，叶朗提出的关于小说美学的重要问题，为现当代小说美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类著作还有：陈洪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1987）、鲁德才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 （1987）、胡邦炜与吴红的《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 （1986）、牧惠的《中国小说艺术浅探》 （1987）等。这些论著立足于中国古典小说美学传统，或侧重于介绍，或侧重于分析，展现出中国小说理论建设的丰厚历史资源。第二类是从写作学的角度入手，主要从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出发，探讨的对象主要是小说的艺术技巧，在论述中蕴含着一些抽象的美学原则。雷达的《小说艺术探胜》 （1982）首开风气，“作者确实是企图从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的要求来探索几年来小说创作的成就和不足的”。[2] （P2） 该书对于作品的解读不再局限于欣赏的层面，而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去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理论问题，显示出理论的自觉。张德林的《小说艺术谈》（1986）也有感于“以往的小说研究，常常脱离小说本身的艺术特点，过多地作社会学的分析和思考，缺少具体的艺术分析和艺术规律探索”，指出应该“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对小说艺术规律的探索和小说艺术技巧的分析”。[3] （P354） 次年，张德林又推出《现代小说美学》，该书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创作原则和美学规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具有突破意义。此后，袁振声的《巴金小说艺术论》（1987）、邾的《小说艺术的思考》（1986）、汪靖洋的《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1989）等著作相继出版，其他有关作家或评论家谈创作理论、创作技巧方面的著作与此大同小异。第三类是从审美学的角度切入，深入到小说艺术价值形成机制上，对小说本体特征进行探讨，试图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小说美学。吴功正的《小说美学》（1985）是最早能够从小说的审美本体意义上，探求小说艺术魅力的论著。该书通过对小说美学本质的探求，小说家的审美感知，归纳了小说基本特征的美学范式：形象美学、情节美学、节奏美学、形式美学、风格美学，进而提出了小说美学的两种基本形态：悲剧美和喜剧美。叶朗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梳理贯穿了自己的思考，吴功正则在传统小说美学的基础上更多地上升为具有一般意义的美学原则。鲁原的《当代小说美学》（1990）是独具体系的著作，尽管它讨论的大部分范畴属于古典小说美学领域，然而，它在吸收西方小说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一些概念、范畴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此外，滕云的《小说审美谈》（1988）、陈家宁的《中西小说艺术谈》（1990）、程德培《当代小说艺术论》（1990）、何永康《小说艺术论稿》（1990）、李炳银《小说艺术论》（1991）、吴士余的《中国小说美学论稿》（1991）、周中明《中国的小说艺术》（1992）、胡尹强的《小说艺术：品性与历史》（1993）、魏家骏的《小说艺术论》（1994） 等理论专著从多方面、多角度丰富了中国美学理论。在此期间，各类期刊杂志上也出现了许多探讨小说美学的文章。
中国小说美学主要是从社会学等视角切入的，叶朗关于小说美学的定义就颇能说明问题：“小说美学，就是对小说这门艺术作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从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小说艺术的本质，研究小说艺术和其他艺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析小说的创作和欣赏中的各种因素、各种矛盾，然后找出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来”。[4] （P2）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美学建设已经开始较为重视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讨，许多论著有意识地着眼于对小说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考察，但总体上依然是传统小说美学注重发掘文本意义、进行审美判断的延伸。19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小说美学，从对内容的偏重转为对形式的强调。西方小说美学著作的共同倾向在于：他们一致从艺术层面来讨论小说，表现了小说的艺术自觉。他们尽可能地总结小说的内部规律，试图对小说的艺术肌理、成分和手法做出普适性的解释。[5]（P20） 因而，西方小说美学著作虽然为中国小说美学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照，但其影响并不明显。对于西方小说美学理论的借鉴，更多是与西方叙事学的引入同时进行的，当中国小说理论建设从小说美学转向叙事学，西方小说美学著作的价值才得到不断发掘。
二、转向叙事学
“叙述学是一种事实上只限于小说的‘限制性的诗学’”，[6] （P27） 西方叙事学的引入为中国的小说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照。从古至今，中国的叙事理论散见于各种评点、序跋和笔记中。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叙事学是在西方叙事学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小说理论的研究思路开始逐步脱离小说美学的框架，转向叙事学这一新的理论视角。
1985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收录了罗兰・巴尔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和韦坦・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这是我国对于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最早翻译。198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了被誉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的《小说修辞学》。该书上承传统小说理论，对经典叙事学，甚至90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西方小说理论从小说美学向叙事学的过渡。另一部具有过渡性质的书是弗莱的《批评的剖析》，这部著作发展了叙事宏观结构和情节类型学的理论，对叙事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7年，加拿大学者高辛勇的《形名学与叙事理论：结构主义的小说分析法》出版，该书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且首次明确提出以叙事理论来分析中国小说的思路。1989年，王泰来组织编译了《叙事美学》，选译了法、德、英三国的叙事论文，勾勒出叙事学的大致轮廓。1989年，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出版，里面几乎涉及了法国60-7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的叙事学成果。同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该书第一次向国人系统地展现了叙事理论。90年代后，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1990）、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1990）、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1991）、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1995）、尤瑟夫・库尔泰德《叙述学与话语符号学》（2001）、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2001）、贝尔纳・瓦莱特的《小说――文学分析的现代方法与技巧》（2003）等叙事学专著相继翻译出版。1979年，袁可嘉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对结构主义文论进行介绍，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各类对于叙事学译介、阐发的文章经常见于各类期刊杂志。
西方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内部，向国内学界展示了解剖小说的可能性，给小说艺术价值的探讨提供了富于启发的思路。但小说是一门艺术，其叙事法则必须以审美价值的实现为宗旨。因此，叙事学的研究在对文本各个方面进行关照之外，最终还得包括艺术本身方面的分析，有必要从美学的角度透视。经典叙事学推崇对于叙事作品进行内在性和抽象性的研究，更多采用纯描述或批判、否定的立场，尽管它能从语言本体的层面揭示作品的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然而，经典叙事学的极端技巧化仅仅考虑到小说创作的形式层面，从而脱离了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叙事学和美学日益分离。尽管经典叙事学无论从译介还是本土理论建设以及应用都蔚为大观，学界对于小说美学的探讨及传统小说理论的借鉴依然没有停止，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小说理论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推出的《小说的艺术・小说创作论述》和《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吕同六主编）（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推出了陈平原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997年出版了其余四卷，比较完整地反映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的风貌。这些文献资料为国内小说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第二，对于小说理论史的梳理。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1992）从小说概念初生，一直写到现代小说理论的形成，阐明了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小说理论的不同形态，不同内涵，结合对具体小说文本的解读，揭示出小说理论的发展规律。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1989）、许怀中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1990）、王汝梅和张羽的《中国小说理论史》（2001）、谢昭新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2003)、刘良明、黎晓莲和朱殊的《近代小说理论流派研究》（2003）等论著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规律、中国小说美学、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民族特色等问题，作了横向和纵向的探讨。第三，进一步构建中国小说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代表作有张德林的《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1998）、纪德君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2000）、金汉的《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2000）、张岩冰的《中国小说艺术论》(2001)、李裴的《小说结构与审美》（2003）等等。这个阶段的小说美学建设吸收了西方小说美学和叙事学的理论成果，较前一阶段更为注重在小说语言本体的基础上探寻小说艺术价值形成的机制。
随着西方叙事学的不断引入，中国学界不仅出现了一批译介和阐发叙事理论的论文论著，而且还掀起了应用叙事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热潮，有关论文已遍布于各类期刊杂志，颇具分量的学术专著也大量涌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上“接着讲”，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叙事学的范畴、术语、概念、命题乃至其学科本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展开探讨，主要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傅修延的《讲故事的奥秘》（1993）、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1998）、董小英的《叙述学》（2001）、王阳的《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2002）、李建军的《小说修辞学》（2003）等。这些著作超越了介绍评述层次，上升到建立独立的叙事学理论体系的高度，这对于丰富和革新我国的小说理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类是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对着讲”，叙事学界出现了还原本土叙事立场的倾向，开始注重发掘中国叙事传统。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是国内最早应用叙事理论的专著，该书将叙事学研究与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探讨晚清至“五四”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此类著作还有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4）、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5）、王铁的《小说的模式与叙事艺术》（1999）、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1999）、贾越的《中国小说叙事艺术论》（2001）、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1）等等。这些论著中贯穿着强烈的本土意识，力图通过对中国叙事理论的清理乃至文化史的考察，建构独特的中国叙事学。第三类则以将叙事理论应用于小说研究为旨归。90年代以来，国内的小说研究和评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小说批评实践中，研究者都试图贯穿叙事学理论，或借叙事学的观念予以审视。对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述模式的分析成了小说分析的一种创新的解读方式。孟繁华的《叙事的艺术》（1989）、李庆信的《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1995）、张柠的《叙事的智慧》（1997）、谭君强的《叙事的力量》（1998）、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8）、王彬的《红楼梦叙事》（1998）、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1999）、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2000）、胡日佳的《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1999）、胡全生的《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2002）、吴培显的《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2003）、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2002）、刘俐俐的《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2004）等叙事批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批评著作考察的作品面相当宽，在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解读中，展现出了叙事学在小说批评中独具的理论魅力。
三、开辟中国叙事学路向
80-90年代，西方小说美学的引入并未对中国小说理论建设产生很大影响，这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道意识，中国文论“文以载道”的传统有关，即重思想层面的探究而轻艺术层面的审美欣赏。中国小说理论历来注重对文本意义的追问，注重价值判断，缺乏对文本形式的细致把握、精细分析，缺乏将小说作为叙事作品来探讨其建构规律和叙述机制的研究，而西方经典叙事学恰好补了此缺。一方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研究是文学研究、叙事学研究的基础。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是必然的。“从学术思想背景来看，对叙事学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来自语言学，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的思想推动力”。[7] （P3）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共同鼻祖结构主义的代表性论著的中译本（包括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基本上都是1980年以后问世的，而国内语言学界对叙事语法的研究也是80年代以来的事情。语言学准备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叙事学界对于叙事模式的深入研究，而叙事模式的建构恰恰是经典叙事学的精华所在。因而，虽然国内对于经典叙事学的介绍、阐发甚至运用蔚为大观，但是中国的小说理论建设并没有完全走上经典叙事学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文以载道”的传统，往往遮蔽了对小说自身艺术价值的关注，虽然经典叙事学对于形式本身价值的过分强调，能对传统小说理论起到纠偏的作用，但是，传统小说理论的强大惯性也使得叙事学界不可能弃置传统，完全照搬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尽管叙事学理论因其注重文本形式、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投合了学界在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长期笼罩之下转而思变的期待心理，然而，有别于西方的否定性思维，中国的文化思维一直是一种圆融性的思维模式。因而，面对小说美学和叙事学双重理论资源，中国的叙事学理论建构不可能偏执一端。中国叙事学的开风气之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鲜明地提出要“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8] （P2） 除了少部分专注于形式研究的论著，如董小英的《叙述学》，“叙述学要做的是纯形式的研究，是最大限度地探讨叙述方式的可能性”，[9] （P9） 中国绝大部分叙事理论著作都采取后经典立场，使中国小说理论能够在小说美学视界和叙事学指向之外开辟新的探询路向。
随着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进入，中国小说理论的这种自觉性显得更加明显。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孙先科的《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与文化意识》（1997）、南帆的《文学的维度》（1998）、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1998）、刘成纪的《欲望的倾向：叙事中的女性及其文化》（1999）、高小康的《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2001）等论著，就强烈贯穿着将叙事与审美综合考虑的思路。耿占春在《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2002）中明确提出叙事与美学的结合；谭君强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2002）倡导建立审美文化叙事学，旨在从审美意义上对众多的文化产品进行叙事学研究，从而使小说研究走上一种融合形式层面、社会历史层面、精神心理层面和文化积淀层面的综合性研究；祖国颂在 《叙事的诗学》（2003）一书中也指出，该书的写作“不是从形式主义的理论出发来研究艺术形式，而是把小说的叙事文本视为一个大的表意结构，着力于探寻不同叙述程式、结构、手法所体现的文学性及其意义生成与显现的特点，着力于思考表达方式的含义，关注意义是怎样产生的”，“即寻找叙述形式和意义的关联”。[10] （P2） 这种研究思路兼顾小说美学和叙事学的理论所长，在专注于形式研究的同时，又避免了叙事学家们常常带有的片面性――忽视文学的审美特性、机械地将语言学的方法与分析模式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这种趋向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刘俐俐在其专著《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中，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结合起来，将形式分析和审美判断融合在一起，提出“在自觉地运用文本系统的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批评等方法的基础上，探索如何从文本之内的分析走向文本之外，即走向文本产生的语境，从而获得对文学作品更为深刻的理解”，[11] （P6） 这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叙事学与小说美学的融合成为了小说理论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趋势。后经典叙事学就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它不再将小说文本看成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开放性体系，探求文本与读者、作者之间的交流关系。它以经典叙事学对叙事法则的研究为基础，融合了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批评方法，从而获得对小说文本更深刻的理解。2004年12月9-11日，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漳州举行，就叙事学理论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文学叙事与文化诗学视角、叙事学的本土化及其实践、后经典叙事与经典叙事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理论呈现出由小说美学，经由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但这种发展并不象西方的小说理论转向那么明显。中国的文化思维、深厚的小说美学传统决定了中国的小说理论对价值判断的极大关注。西方叙事学的引入，使我们深化了对于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本体特性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揭示小说的艺术价值形成机制。至于如何克服小说理论中叙事批评与价值批评相互分离的困境？如何在批评实践中探寻小说特性的研究路向？如何将叙事学理论和小说美学理论结合起来？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成为引导中国小说理论不断走向深入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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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自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9]董小英. 叙述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论文摘要：教育叙事研究是作为质的研究方法而进人教育领域并为学者所接受和认可的，厘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特点，认清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中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合理地选择教育研究方法。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康纳利和克莱丁宁认为，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具有整体主义的品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莱布里奇等人认为，叙事研究指的是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叙事材料可以是一些故事，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叙事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其他问题的媒介，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群体，了解某一社会现象或一段历史时期，或探索个人发展史。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专指教师叙事研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叙说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个人化的教育“问题解决”和“经验事实”，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和行为。
目前，研究者广泛使用教育叙事研究去研究教师。而教师或作为研究对象或作为研究者也很乐意接纳这种研究方法，这使得教师叙事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叙事研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现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实践，而且能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教育叙事研究的应用也不仅仅限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国家及地区间教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教学研究等都可作为叙事研究的教育问题。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将叙事研究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问题的研究，即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通过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并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凡是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材料的分析研究都可以称为教育叙事研究。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是要寻找故事背后的意义。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目前，教育叙事研究大致分化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叙事的教育行动研究”；另一条是“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前者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己展开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中小学教师在校外研究者指导下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后者主要是大学研究者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或者，以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想法”或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文本为“解释”的对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要看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的总体特征，不能像规范性的量化研究那样，对其可靠性、有效性及普适性抱以过高的期望，至于具体表述，则各有侧重，这里仅概括其突出的特点。
(一)时间性
时间不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性需求，而且从根本上来讲叙事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找失去的时间。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得具体可感。教育叙事的视域基是指向过去的。过去和当下的教育经验总是凝结在时间之网中，把握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经验的途径，叙事文本中的情节就是时间性的体现。
(二)主观性
教育叙事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听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包括对细节的取舍、现场气氛的描述、心理状态的分析等，这本身也反映着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而这些“弦外之音”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对主观性的调控也是最难的，由于过分受到研究意图的影响而出现的“讨好效应”或“完美效应”必须加以克服。
(三)实践性
从质的研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质的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教育叙事研究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如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都离不开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叙事研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除研究者的“文化主位”的方式以外，研究者还需要与被研究者不断地接触、沟通，这样才能做到以被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建构文本的意义。
(四)情境性
首先，叙事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需要在实地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叙事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如果要了解和理解个人和社会组织，必须把他们放置到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
(五)重视意义理解与建构
教育叙事研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叙事探究并不停留在展示存在者的层面，与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寻求普适性结论的研究不同，叙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做出解释。
(六)真实性
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改造，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叙事研究也尊崇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叙事研究强调对研究者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就越能够显示现象的原本。同时，对叙事研究的评价不追求客观性和有效性，它强调标准的运用必须适用于情境。叙事关键是看叙事者是否清晰、真实地描述了事件及其背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叙事本身是否注意到经济性和熟悉性。叙事研究工作的价值也不在于研究程序及结论的推广，而在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经验的意义重构和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并期望通过其激发共鸣，使倾听者和阅读者获得基于自身的启示。
(七)重归纳而不重逻辑推演
从研究的基本思路看，叙事研究主要采纳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质的研究的归纳过程通常由如下步骤组成：1)研究者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2)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孕育自己的研究问题；3)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获得灵感和顿悟；4)对有关人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5)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类别。分析资料与收资资料同时进行，以便在研究现场及时收集需要的资料。叙事研究的理论建构走的也是归纳的路线，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相关检验和不断比较逐步得到充实和系统化。
三、对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叙事研究招致不少批评。如，过于关注自我经验反省的研究旨趣，容易使研究陷入自我中心或唯我论；由于受到研究的规约而在叙事中出现“好莱坞情节”，即通过人为地化解或折中为所谈及事件中的矛盾设计一个完满结局：由倡导情境意义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相对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招致工具合理性在学术和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批判等。
就目前的观点来看，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小样本往往只有一个到几个参与者，因此研究成果的典型性、代表性经常被人质疑，也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二是时间长。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富资料要花费相对多的时间。当教师事务繁忙或精力不足时参与比较困难。三是评定难。对一叙事研究的相对主观性标准目前还在探讨中，借鉴的典型研究较少。此外，教师相对封闭的专业生活习惯和缺乏自觉反思意识也会影响到叙事研究的开展。四是叙事研究对研究者具有很高的要求。教育叙事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个教育实践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在叙事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组织事件，才知道事件组织起来后能够表达什么样的理论主题。与此同时，“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以对话者、倾听者的身份同时与三种声音(至少)进行交流：叙事者的声音(包括录音带或文本作者的声音)、理论框架(为解释提供概念和思考的工具)以及对解释与阅读的反思性批判(即对材料所作结论的自我评价与反思)。”。教育叙事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贴近”“身处”教育实践这一前提性条件之外，还应有必要的教育理论作为内隐的支撑，否则。教师叙事难以避免“叙事越叙越贫庸”的结局。
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不过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叙事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正是叙事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当前国内外教育叙事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第一，教育叙事内涵理解褊狭。国内很多学者简单地把教育叙事等同于教师叙事，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仅仅适用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而且，无论是教师叙事行动研究，还是合作研究，对叙事者与研究者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要么取消研究者指导，要么无视教师自主性。
第二，对研究缺乏跨学科视野。如前所述，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很厚重而广泛的，教育领域的叙事研究必须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开放的思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囿于所谓的学科独立意识，就教育论教育，叙事便很容易成为教育琐事、经验体会甚至牢骚的代名词。
第三，忽视教育叙事的本体价值考察。一方面，很多学者在运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了解叙事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基于怎样的研究假设等，造成了叙事一定程度的泛滥；另一方面，更多情况下，学者仅仅把叙事作为研究资料收集的过程与方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叙事其实是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叙事本身也有教育价值，可以作为教师培训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影响了叙事研究的开展。长久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很强的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所以觉得叙事缺乏科学性与推广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叙事脱离了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加重了教育科研的虚假之风等。对于这些评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我们姑且不论学者对叙事研究的质疑是来源于我国教育研究对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的推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质的研究存在有某种抵触情绪，单就说叙事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忽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也许是学者对叙事研究缺乏足够了解的前提下而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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