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8 17:06:37
导语：在金融经济分析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比较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资本价格、市场业务、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为基调的金融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一。对于处在改革深化中的中国金融业来说，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它们的教训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种启示。
金融自由化的经济背景比较
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受了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击，金融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大萧条过后，美国便率先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金融业方面，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过度竞争是导致金融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于是纷纷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督控制，试图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维护金融长期稳健运行。例如：美国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将Q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非会员银行；对银行投资证券、新银行的开设都做了限制；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与监督。这些措施促进了战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但也使金融部门由于过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战后建立的。由于生产力落后的一致性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具有经济货币化程度低下、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资源极为有限的特点。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在当时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把工业化看成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扩大外汇储蓄，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政府为了把稀缺的资本导向工业部门，除了减免税收外，对货币金融系统进行了严格管制。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为特征的货币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集中利用国内储蓄资源、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进口替展战略的实施。但是，政府信贷配给金融资源也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业和私营经济部门无法得到资金，只能从地下市场以较高的利率获取资金，或进行内源融资。汇率实行严格管制，造成对本币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响国外资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体系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改变政府干预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实施金融探化发展战略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
金融自由化动因的国际比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GDP平均增速为7%-10%。因此，较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结构与金融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冲突，即以金融创新为特点，本质是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金融重构。
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发展战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汇率、低利率、信贷配给、贸易保护等。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压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资源配置，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市场体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则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机构的效益得不到提高，从而限制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起飞构成了“瓶颈”。因此，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标有别于发达国家。它是为了调动国内私人储蓄，增加金融储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证投资更有效以及通过更多的金融储蓄减少对财政储蓄、外援和通货膨胀的依赖。其本质是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决落后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为特征。
金融自由化动力的国际比较
从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其经济自由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源自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的推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金融业本身的市场化、自由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像美国这类具有完善市场条件的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由微观经济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政府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法律法规的重建，为自由化提供制度支持。从金融微观主体角度看，动力来自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显得非常迫切，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创新就要突破已有的规则和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活跃的金融创新成为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动力。在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在信贷和利率方面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松，逐步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束缚，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去积极应对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动力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这类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外部竞争力和内部追求效率的需要。从外部力量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加深，原来的金融管制难以达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实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从而导致本国资本的外流和国内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内部力量看，国内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要求金融部门更具有效率，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急需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大多是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的，构成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一部分。这是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自由化的根本不同。
金融自由化理论基础的国际比较
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内部实施比较严格的管制制度。但是，经历约20年的较快发展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经济发展陷入“滞涨”的泥潭。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金融管制还是否有效成为人们新疑问。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相机抉择策略的必要性并不那么明显，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震荡。因此，在货币主义看来，国家最好不要干涉经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是由于国家干预太多造成的，如果国家干预少一点，竞争就会进一步加大，垄断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国家用人为的方法（如管制、财政方法等）来干预资源配置，其结果必然是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产品价格，导致通货膨胀，使经济陷于不稳定之中。这些理论转变了人们对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应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对大萧条的重新估价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改革进程。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还受国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和金融当局对金融系统的管制权有弱化的趋势。况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实行利率自由化的要求。而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又为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肖与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深化战略，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集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管制，提高利率水平，促进储蓄向其他金融资产转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成效的国际比较
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动因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金融自由化也给经济发展、金融深化带来了一系列正向效应，从而使金融自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英国、新西兰实行的是激进式的金融改革，而美国、日本等国却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但却异曲同工，这些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理解不透，实践中不能根据自身情况推进具体改革，以致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总的来看，虽然各国的情况各异，取得的效果各异，但都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经验教训，形成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中，尽管南锥体国家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方式不同，具体实施带来的结果也有很大差异，但金融自由化实践确实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当面临国际投机攻击时，高利率客观上使得投机资本进行攻击的成本加大，不敢轻易进入，从而可以用于保护本国货币；外资金融机构进出自由后，竞争加剧，从而提高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效应：破坏了经济的良性发展；金融市场无法良性运行；金融业的脆弱性加大。
结论与借鉴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场结构所导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单从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转轨经济应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危险而脆弱的。如果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等作为目标，而不管这些措施实施的条件、后果如何，必将导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条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统一，与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进程相统一；同时，金融深化的速度安排还要综合考虑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时进行必要调整，发达国家的金融本身就比较自由化，对利率往往只有上下限的控制，放开较易。而发展中国家对利率多数存在严格控制，因此，从严格控制走向放松，绝非易事。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劲，市场发育程度高，不怕同别国竞争。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如完全开放，很可能被它国投机者操纵市场，以致产生金融危机。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应排斥金融监管。事实证明，由于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于激进，因而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体系多样化、竞争能力增强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造成了负担过重等问题，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会陷入无监管或监管漏洞很大的状态。
参考文献：
1.田超.金融自由化的负产出效应与收益函数分析—基于经济转轨国家的视角[J].当代财经，2005
关键词：国际金融 焦点回顾 风险提示
一、引言
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实际上延续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几个焦点问题。而经历了宏观经济起伏、金融市场稳定与动荡交织的趋向，整个国际金融的复杂性持续扩大、矛盾面也急剧扩张。未来几年，全球金融危机预警形势更加严峻。对于这些国际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我国需要更务实与真实的判断。进入2013年上半年，全球金融风险的后续影响仍在持续，金融危机或继续恶化。本文将基于对2013年上半年国际金融市场的预测分析，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尤其对国际金融风险进行透视。
二、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回顾与反思
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焦点话题不断出现，题材炒作十分明显，一些机构对于经济形势判断的失误也十分严重，金融市场预期的混乱日益突出。
一是欧债危机引发的欧元前途的复杂性及欧元救助方案的错位。目前学界对于欧债危机的定义过于简单化和短期化，没有反应危机的历史过程。2011年以来的欧债危机进入2012年在处理中反反复复，没有从根本上解除障碍。一些关键问题上并未有新的突破，欧洲经济再度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险仍然普遍存在。欧洲债务问题处理在财政盈余不具备甚至财政超标的前提下，财政救助无法解决问题。欧洲债务问题的处理关键仍在于经济发展以获得财政来源。当前欧洲债务利用的方式是反循环，容易激化和恶化问题。同时，进一步连接欧元以价值挑战美元，欧元又将面临空心化问题。当前，欧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欧元汇率难现贬值、扩大升值。
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判断误区带来预期判断的错觉。2012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聚焦点。不过，美联储货币政策分析与论证出现偏差导致了全球经济从乐观转向悲观，全球经济悲观氛围加重，失业率担忧扩大，欧洲经济衰退加重，日本经济反复性扩大，发展中国家参差不齐，整体水平减慢。2012年国际金融市场围绕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关注，世界经济上半年较乐观，下半年较悲观。在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不稳定，货币政策方向难以定夺，未来应全面、深入评价这种对策特殊性和远见性。
三是流动性需求的进一步膨胀。当前，全球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结果和对全球的示范，资金周转过度存在。对我国而言，流动性过剩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实际上，流动性是交易的难易程度，在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流动性过剩是一种货币现象，当代市场在流动性过剩形势下，投资者对货币的需求直接拉动价格高涨引发通胀。因此，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无法实现对经济的作用。同时，2012年全年，国际黄金价格受制美联储政策收缩凸起。美联储结构的调整和资产储备的变化抑制黄金价格上涨。全球股市方面，股价高涨与下跌两极分化，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凸显全球化的竞争力。美股年内的涨势十分突出，进一步推高纳指上涨和带动标普信息技术类股指数上扬。
三、上年度国际金融的分析角度与导向错行
首先，2012年最值得发丝的市场预期是强势美元反弹预期的简单化，而实际的结果与预期差异巨大，美元升值有限、贬值突出，并未真实反映和理解美元货币的诉求和汇率。全年美元贬值特色十分明显，并未达到市场多数预期的结果。因此，改变汇率观察的理论十分重要。对美元判断和理解的误区使得传统理论的经济基础决定汇率在现代经济中存在较大的不适用性，尤其在金融危机时期，市场需要观察和总结新的思路。
其次，危机定论的短期化。2012年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雷曼兄弟的申请破产告知结
束，开始偿还债务。美国跨国公司的特殊性超越世界，新型跨国公司的模式在美国本土只是架构，主板在海外。金融危机的变异值得思考。同时，近年伴随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跨国公司呈现萎缩，美国跨国公司在强大。
四、对2013上半年国际金融市场前景的预期
第一，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货币危机可能持续。2013年，美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扩大，亚洲乃至新兴市场货币的风险会加大。在产业准备不足的前提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础经济缺少竞争优势，而伴随货币升值的挑战与压力，经济问题泡沫及出口行业的风险可能导致货币市场失控和结构低效危机，对经济的良性增长和不利。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不足、效率不足都可能引起危机因素的形成，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欧元上升将是未来半年的主要焦点。我国人民币风险加大，贬值的防范十分重要，但全球股市将会与汇率反向运行，进一步高涨将是必然。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将面临挑战，价格分化凸起。
第二，欧元风险问题。2013年是欧元的关键年。一方面，欧元核心成员国的分歧与分化凸显，直接打击欧元区的合作。希腊问题的恶化将继续，欧元被规划和分化将会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欧元区经济不支持性不利于政策协调，但目前看来，欧元危机可能不会发生，但风险将不可避免。
第三，流动性问题。2013年全球流动性问题将面临新的挑战，技术囤积和策略累积将会加剧价格上涨的动力，加大通胀压力。政策失控动荡和危机可能显现。
总体来看，2013年国际金融市场面临诸多风险，需要审慎和深入观察，金融危机将难以避免，控制力的挑战将凸显市场本质与品质、主导与被动的差异性。2013年的国际金融不轻松，难以轻松。
参考文献：
[1]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具体表现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在很早之前就曾出现过，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重，这一问题逐渐受到了大众的关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具体表现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数量出现严重的不均衡，金融经济部门的数量的增长数明显更高，且规模也远远高于实体经济部门，不少金融机构都在不断的扩大兼并行为。随着分离的不断加大，实体经济慢慢丧失了原有的主导地位，金融经济的地位则快速上升。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发生于金融领域，大量的资金开始涌入金融领域，实体经济的活跃度逐渐下降，导致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另外，反映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指标包括金融资产比率以及金融交易量比率，当这些指标上升幅度越高时，表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越明显。
二、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诱因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出现分离的原因主要在于金融经济的规模、数量以及地位都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随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将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所以，对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原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大致上来看，两者分离的原因主要包括几下点：
（一）金融资产的快速增加
从产生时间来看，实体经济在金融经济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实体经济一直推动着金融经济的发展。换言之，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经济才能逐渐发展，商业贸易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当产品的数量增加时，商品交易才会产生。而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更慢，金融的资产比率也在慢慢提升，这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二）金融管制较为自由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分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金融的相关制度逐渐呈现出自由化趋势。金融管制自由化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大部分的国家都先后解除了针对金融经济的限制，导致国际之间的资金交流越来越频繁。另外，随着金融资本的大量涌入，让国内、国际的贸易数量日益增加，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与吸引了大量的国外资金，促使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我国对于金融的管制越来越宽松，使得国内的金融部门得到快速扩张，不少金融企业为获取市场份额而大打价格战，不少金融企业纷纷出售优惠产品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促使金融的贸易量得到大量的提升。第三，关于汇率的相关要求也先后被解除，汇率并不再一成不变，而是可在一定区间内上下浮动，这也促使商品交易的数量不断攀升。
（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提升，金融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就逐渐摆脱了对实体经济的依赖，从而使得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出现分离。另外，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技术创新的影响，以此为基础的金融经济的类型日益增加，促使金融经济的领域不断拓展，金融经济得到大力发展，金融资产的比率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导致金融经济的主导地位逐渐凸显。
三、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有效对策
就目前情况而言，不管哪一个国家想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必须确保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和谐发展。世界的发展与金融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离不开实体经济。换句话说，金融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实体经济，两者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当前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看似只发生于金融领域，但究其本质可发现与实体经济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表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是金融经济的发展过快，占据了实体经济原本的主导地位，失去了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经济造就了当前的经济泡沫，随时都面临着瓦解的风险。
所以，要让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那么必须对金融经济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带动之下，才能实现金融经济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政府部门还需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并将金融经济的服务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促进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先进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经营战略
以发达国家先导的金融机构已经对碳价格的投资、贷款和其它相关经营活动制定了决策。发达国家努力开发与温室碳排放相关的新市场，并同时努力向世人明示减少碳排除，降低温室效应对地球的重要性。美国非官方的色瑞斯①(CERES:CoalitionforEnvironmentallyResponsibleEconomies，对环境负责的经济联合公司，总部在德国的国际认证有限公司)早在2008年1月就对市值基准前40位的大型金融机构从企业治理侧面做了调查研究。他们研究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对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机会的应对措施和方案，并对此进行了评价并发表了报告书。这40家金融机构的市值总额占全世界金融机构市值总额的60%。这40家大型金融机构中由综合性银行(如: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美国花旗银行Citi等)29个，投资银行5个，资产管理公司6个组成。中北美籍的金融机构19个，欧洲籍15个，亚洲籍5个，再有其它地区籍1个等组成。为了能说明问题，色瑞斯(CERES)锁定了14项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金融企业机构中主要要件。报告书以被锁定这14个项要件为基准对金融企业机构逐一调查并予以评价。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14项与气候变化关联的调查项目中，主要的金融企业部门包括:监督委员会(BoardOversight)，管理运营(ManagementExecution)，公示(PublicDisclosure)，碳排放权会计(EmissionsAccounting)，战略计划(StrategicPlanning)等。
色瑞斯(CERES)的评价结果:据调查结果显示，就在应对气侯变化的对策方面，监督委员会(BoardOver-sight)的部门，优秀的金融机构有，荷兰银行②、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汇丰银行、皇家苏格兰银行、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等金融机构。特别是汇丰银行在16分为满分情况下，得了13分。汇丰银行情况是，赋予了企业责任委员会环境及气候变化相关的监视责任，积极参与公司的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就管理运营(ManagementExection)方面的优秀金融机构有荷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农业信贷银行(法国)、高盛银行、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汇丰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①。荷兰银行的情况是在理事会议程中直接提出制定了减少了碳排放数量。因此，在关于碳排放量的控制指标的项目2中以4分为满分，荷兰银行得了满分4分。高盛银行在最高经营中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得到了肯定，在3项目中得了以6分为满分的6分。在环境市场危险管理中加拿大皇家银行、美洲银行(美国)、美国花旗银行、富通集团②、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汇丰银行、高盛银行、美林集团③、日本瑞穗金融集团④、加拿大皇家银行、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从1992年就开始建立了环境风险管理的专门担当部门，得了10分满分的9分。瑞士信贷集团⑤把职员的评价成果与能源节约相关联的5项目中得了2分满分的1分。在公开披露信息(PublicDisclosure)方面，丰业银行⑥(诺伐斯科西亚银行，加拿大)在项目6中得了以8分为满分中的最高分数4分，在项目7中美洲银行(美国)得了以10分为满分的10分。碳排放权会计(Emis-sionsAccounting)相关联项目中，美国花旗银行实施方案得到了承认并获得以14分为满分的10分，是这个领域的最高分。
在投资商品方面，荷兰银行、瑞士信贷集团、德意志银行股份公司⑦、汇丰银行，荷兰国际集团⑧、摩根大通银行(美国)，美林集团还有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等金融机构比较突出。零售商品的情况，美洲银行(美国)和英国巴克莱银行⑨和法国巴黎银行瑏瑠，富通集团等金融机构比较突出，与碳排放交易关联的金融机构有美洲银行，巴克莱银行。根据金融机构综合成绩来看，从金融机构气候变化的应对部门所得分数来看银行比证券投资(IB:IntroducingBroker)和资产运用公司所得分数更高。这是因为银行贷款给与了暴露在气候变化风险下的产业或企业。
对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的启示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绿色经济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为了解决由于全球经济低增长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萎缩，提出了低碳绿色增长的新模式。在全世界一同对抗气候变化的前提下，低碳绿色增长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再度出现活力的突破口。为了转换成这种经济模式，从资本主义模式的方法论上看，金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跟进时代脚步，我国金融机构在市场上供应了多种绿色金融商品并已受人们瞩目。但我们现在的绿色金融产品，从支援绿色产业的绿色金融本质上看，其作用还是非常有限。在碳价格决定的新模式中，我国金融机构要确实做好风险管理和增长追求，防范和控制各种风险。绿色金融，特别是碳金融属于新的业务领域，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存在市场风险(包括市场利率和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而且也存在着政策风险、法律风险以及项目建设风险、涉及相关核证机构的道德风险等。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主体对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还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因此，金融机构应主要采取事前性的风险防范手段，降低和转移风险。这就需要我们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等方面做好适应这种模式的准备。我们要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侧面，尽快对应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气候变化的测试基准，使我们金融机构得以尽快地建立应对气候的金融法律体系。
虽然最近国内金融机关也准备了绿色相关金融产品及各种制度，还出现了支持绿色增长产业的绿色金融，但因存在内在风险管理的不确定性，未准备绿色企业指定制度的多样性，可以说是处在还没有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初级阶段。以银行为中心出现了关于绿色金融的商品，给予对参加低碳经济活动的加入者提供优惠，或把银行收益的一部分转换为支持低碳团体的支援金，或对支持绿色增长企业提供优惠，或新生能源等，对关于低碳企业给出贷款，但还是缺乏在民间银行关于绿色金融的存款，和通过存款连接绿色贷款的银行起引导作用。缺乏以政策金融形态的政策金融公司进出口银行等，对于绿色产业的政策支持。我国金融机构及以后发展方向应该是:
第一，确立对绿色金融的正确概念并提高全社会的认识。要正确区分以改善绿色金融环境为中心的“环境风险管理”的概念和通过绿色技术等支持增长为中心的“绿色增长金融支持”的关系。同时要整个社会达成共识。认识到绿色增长是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发展绿色金融是促进绿色增长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第二，为了促进绿色金融的基础设施的建立，有必要设立通过政府和监督机关的绿色金融发展战略。首先政府和政府相关各部门要为绿色增长的基础设施的建立，做好充分完善的前期工作。有必要形成政府各部属间的相关数据统一管理。在信贷的审查时，公布企业的可持续经营的情报，反映银行信贷管理非财务风险的制度、贷款者责任制度等，为灵活性、多样化的绿色金融战略措施确立和实行政府部门高效率的团队合作。
特别是要确保与其它国家环境制度和金融商品的贯通。通过建立健全基础设施来达到对环境制度和金融法律商品的市场信赖性、公正性及透明度。再者，除了政府预算支持外，整个社会的责任投资和金融机关的绿色增长资金也要给予支持。要考虑建立绿色增长的概念政府。政府应该对金融机关对政府所属金融机构的贷款资金流程和分配的方案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
第三，强化绿色金融机构的作用。金融机关通过增大收益、管理风险、采购资金，节约成本等效率的改善，维持可持续经营。即，金融机构要以手中金融权为创立绿色金融实践机会，在规划好金融记过的事业战略前提下，系统化地整合和支持金融机构的绿色增长项目的发展。应通过公开情报信息、对绿色项目的评价等方法，确立绿色金融的投资原则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绿色成长的项目。要制定支持绿色金融的银行和金融投资公司的有效方案。银行以抑制企业破坏环境的项目投资。建立可持续的银行信贷系统，以保证银行可持续经营风险和信贷DB(回收率及破产率等)。金融投资公司应开发支持绿色增长、绿色技术为方向证劵，通过证券化过程对环境技术企业供给资金，并且促进绿色产业股票指数和绿色经营指数的开发等。
第四，要积极地培养绿色产业的投资者和绿色专门人才。在国外多数存在能源环境对冲基金(Energy＆EnvironmentalHedgeFund)，要专门培养绿色增长内在的风险回报(risk-returnprofile)投资者和与环境要素相关环境审查员等专门人才。
第五，为了限制全球温室化的发展，减少温室化气体的排放，建立最有效率性“碳市场”机制。要有效利用“碳市场”减少温室化气体排放，首先要建立排放权制度，确立控制温室气体的体系，国家计划性的改善和运营控制碳排放市场，要灵活应用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派生商品市场，发展CDM事业，鼓励碳排出权利的进出口。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机构在目前的低碳绿色增长时代，应尽快做出反映气候变化的证券资产组合的再评价体系，以便顺势创出对应气候变化绿色金融工具，并及时对这些金融工具进行恰当的分析、评价、交易和保存，随时对冲(被新的绿色金融工具取代)。积极发展绿色保险、推进保险业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积极开发绿色证劵，将稀缺的资源配置到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企业中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绿色证券政策可从资金源头上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发展，但这仅仅是从间接融资上来进行控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上市融资。因此，绿色证券政策从直接融资的角度限制了污染，并将产生极强的示范效应。
还有银行要及时与相关企业互动，及时了解相关企业的情况，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但是对气候变化，金融机构内部的企业治理也是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反映气候变化的风险再评价投资组合(portfolio)中，风险管理系统中碳排放风险也应该被考虑进去。企业风险管理系统加入碳排放风险也是企业治理中董事会最首要考虑的事情。要形成自我创新和品牌管理及利害关系者的互助，企业内部管理层次起着基础作用。商业银行可探索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用于节能减排和碳交易项目，给客户一定的优惠以鼓励其更多使用节能产品。
关键词：离岸金融；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10004807
一、引言
离岸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特定阶段，是指拥有大量主要从事非本国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中心城市或司法管辖区，其突出的特点是金融系统拥有的境外资产与负债相对于国内经济需要的国内金融中介来说不成比例[1]。在大国与小国的金融抗衡中，离岸金融的演进和扩张对本地及世界经济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离岸金融中心是否或将成为世界的弃儿？只有正确评估离岸金融中心演进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才能够客观认识其生存状况和变化，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世界上九大离岸金融中心面板数据对此进行研究。
众多国外学者首先强调了离岸金融中心对个体经济和全球经济都有相当的益处[2]。Hampton和Christensen[3]认为，无论是就业（直接或间接）、政府收入还是对GDP的贡献，开办离岸金融中心都是一个利润丰厚的活动。拥有离岸金融中心可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积累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因此使得当地经济变得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国际化[4]。由于离岸金融本质上是国际银行对政府政策改变的积极响应，离岸金融发展反过来又推进了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5]。在具体国家或地区层面，Hines和Rice[6]认为，美国对低税管辖区（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对美国的税收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由于低税率鼓励了美国公司从高税收的外国转移利润，所以很有可能的是低税率最终提高了美国的税收收入。Hejazi[7]认为，加拿大对巴巴多斯投资的激增对自身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包括扩大市场准入、增加了其在国外市场的存在从而促进了出口，而出口的增加又促进了加拿大的就业和资本形成。Gordon[8]采用空间计量学技术，使用10个加勒比国家在1994―2004年面板数据来检验离岸业务对银行资产负债表和收入账户的影响，结果表明离岸部门的存在对一些关键的金融指标虽不存在积极的影响，但是位于离岸司法辖区内的银行比非离岸金融中心区域银行获取了更高的利润和持有更高与GDP相关的资产份额，即地理上离离岸金融中心越接近，则会增加银行部门的竞争力和近邻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Hampton[9]认为，由于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潜在的投资争议和公司造假行为的增多，离岸区域的存在，便利甚至鼓励了在岸腐败。Hines和Rice[6] 认为，不管是指责在离岸金融中心所取得的高收益是完全牺牲了高税收管辖权的观点，还是离岸金融中心进一步鼓励了更多的投资以及经济活动的观点，由于不存在经济理论佐证，我们很难得出税收的多样性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更加难以评估出离岸金融中心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效果。其实资本流入离岸金融中心主要是离岸金融中心灵活的规则、良好的监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所致，而且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从而吸引投资并产生更多的收入，“对离岸金融中心在偷税和洗钱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的批评有些过分了”[10]。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肯定了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或构建离岸金融市场或中心会带来经济上的正面效应。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赵延河和齐兰[11]认为，离岸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形态，是金融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鲁国强[12]从宏观层面系统地补充了离岸金融中心可以提高本地金融业的经营水平、促进本地金融业融入国际市场，通过离岸金融市场直接吸引境外资金来弥补本国外汇资金不足的积极影响。张谊浩等[13]借鉴IMF专家Zorome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构建了离岸金融中心对周边国家 （ 地区） 的金融效应模型，综合中国香港和大陆相关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论证了中国香港离岸中心发展与大陆金融深化的兼容性，发现离岸金融中心发展从长期来看会强化中心与周边国家 （地区） 的金融深化。郭云钊和胡传雨[14]探讨了离岸金融业务对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经济的影响，发现离岸金融业务对中国香港当地经济均有积极影响，这对我国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为了分析离岸金融中心的演进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在世界上数十个离岸金融中心里，本文选取中国香港、新加坡、塞浦路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巴林、巴拿马、马耳他、毛里求斯等九大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对象。
2000年6月，IMF公布了由各个国际组织分别圈定的世界上拥有离岸金融中心的69个国家、司法管辖区和领地，由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四家国际机构根据外部债务的统计数据联合共同认定的14个典型的离岸金融中心，它们分别是利比里亚、新加坡、瓦鲁阿图、中国香港、巴林、黎巴嫩、阿鲁巴岛、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百慕大、巴拿马、荷属安地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联邦。
从地位上来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已经跃居世界金融中心的顶级位置，
从2007年，伦敦金融城公司委托著名智库Z/Yen Group统计制作、每年3月和9月两次定期更新，对外《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GFCI）报告，以显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变化。2008年有65个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了评定，2014年3月最新出炉的GFCI 15已涵盖了全球83个金融中心（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排名，2007年以来，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苏黎世这世界五大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直占据着世界排名的前五位，地位依然稳固，同时这五大金融中心也是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在国际金融市场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它塞浦路斯、巴哈马、毛里求斯等均居于世界前十大离岸金融中心之列；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分别分布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其中既有典型的位于加勒比地区的巴哈马和巴巴多斯、中东地区后来居上的巴林、欧洲新兴离岸金融中心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远在非洲的毛里求斯，也有既具有一定经营地位、又包含代表未来“中岸”崛起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因此，除非另有说明，本文的图表描述均以该九大离岸金融中心作为研究样本。
2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是由9个离岸金融中心2001―2012年的年度数据所组成，这就构成了既有横截面维度又有时间序列维度的面板数据。本文从两个不同的维度来选取金融发展变量亦即衡量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指标，一是从资本市场角度考虑的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oordin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CPIS）；二是从银行角度考虑的表达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演进程度的指标离岸金融中心外部贷款（External Loans）。
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成员、经济学家Zorome认为离岸金融中心金融发展程度可以利用金融服务净出口/GDP（%）予以度量，该比值越大说明其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上述数据本来可通过各国的IMF第六版国际收支表中详细的经常账户数据来计算，但是在实际运用中由于许多国家的金融服务项目常常缺省，特别是离岸金融中心早些时候通常既不收集也不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因此这一流量指标需要以一些可获取的存量指标替代。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根据居住地原则记录，主要统计某一个经济体持有的以权益、长期和短期债务形式存在的组合证券投资资产头寸，由于每一项跨境的资本流动都会使相应国家有一个相匹配的资产负债头寸的变动，这些交易所造成的资产头寸就是CPIS，即由非居民发行并由居民持有的资产。由于离岸金融中心具有高比例组合投资资产的重要特点，通过分析各国的这些资产头寸，我们可以预期具有最大资产头寸的国家或行政辖区就是具有最大金融服务流量，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向非居民出口最多金融服务的国家或行政辖区[15]，因此CPIS可以衡量该中心离岸金融的发展演进程度。
外部贷款（External Loans）。
本文选取的另一个表达金融发展演进程度的指标是反映银行业务规模的离岸金融中心外部贷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离岸金融中心的定义，“离岸金融中心银行或其它机构为非本国居民提供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吸收非本国居民资金和借贷给非本国居民，形式包括贷款给企业、其它金融机构、其它地区银行和市场参与者，也可以吸收个人存款，投资到其它地区的金融市场”，因此外部贷款指该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部门发放给非居民的贷款。该指标反映离岸金融中心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一部分，直接反映了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程度。一般来说，银行贷款对本地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显著，而贷款给非居民的外部贷款必然对离岸金融中心本地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本文实证部分主要考察离岸金融业务发展的经济效应，由于经济效应的概念非常宽泛，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本文拟选取最能够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投资（Total Investment）和进出口额（Total Import & Export） 三个核心指标来考察离岸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从而分析前述的结论。各指标由通过各个离岸金融中心当地的CPI指数（以2001年为基期）平减得到的实际量来反映。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时间跨度是2001―2012年。
3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1是2012年各离岸金融中心业务发展指标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CPIS持有量前三位分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毛里求斯，分别为9 89574亿美元、8 01200亿美元和1 01325亿美元，远高于其它离岸金融中心，凸显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外部贷款数额最大的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巴哈马，分别为4 98813亿美元、4 10645亿美元和2 70070亿美元；而对比离岸金融中心人均GDP可以发现，新加坡、中国香港以人均51 16004美元和36 66820美元高居榜首。
根据离岸金融中心金融服务的出口额与GDP的数量不成比例的特点，而表1精准地显示了所有离岸金融中心CPIS持有量几乎都是GDP的1倍以上，最高的毛里求斯达到了884倍，中国香港、新加坡、巴巴多斯和马耳他均在3倍以上，虽然巴拿马最少只有GDP的24%，但是其2012年的外部贷款为2 70070亿美元，是GDP的293倍；同时，外部贷款全部在GDP的1倍以上，即使巴哈马的GDP仅为8043亿美元，但是外部贷款却达到了GDP的3358倍。因此，变量的统计描述表明，2012年本文所选取的九大样本的离岸金融业务量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与GDP已经不成比例，离岸金融业务都比较发达，特征明显，巨大规模离岸金融业务量和离岸金融中心独有的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本文进一步的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2001―2012年九大离岸金融中心的CPIS持有量和外部贷款规模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离岸金融中心进入21世纪后基本处于上升状态。
三、模型设计和分析结果
1.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对区域层面的结构进行计量分析时，相比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较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面板数据不仅突破了总量研究同质性界定，还大大增加了样本的个数，使模型包含更多数据信息，提高了自由度和有效性，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和更可靠的参数估计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模型估计结果的解释能力，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为了降低序列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原始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进行计算，模型设计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设立的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的检验方程如下：
LnGDPit=αi+β1LnCPISit+μit（1）
LnZTZit=αi+β2LnCPISit+μit（2）
LnJCKit=αi+β3LnCPISit+μit（3）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离岸金融中心，i=1，2，…，9为截面单元；下标t表示第t年，t=1，2，…，12为时序期数。GDP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国民生产总值；CPIS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持有非居民发行的证券资产数量；ZTZ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总投资；JCKit表示第t年离岸金融中心i的进出口贸易额。模型系数β1、β2、β3的正负与大小反映了离岸金融中心持有非居民发行的证券资产数量分别对GDP、总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影响的方向和强度。
2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考察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若存在单位根，说明面板数据不平稳，而直接对不平稳的面板数据进行估算，可能导致伪回归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各变量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得到各变量的平稳性结果。本文利用LLC、Fisher-ADF和Fisher-PP三种方法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值及其显著水平可以判断，变量LnGDP、LnWBDK、LnCPIS、LnZTZ、LnJCK分别存在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均表现为平稳变量的特征，可以判定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为了确定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还需要对其进行面板协整检验。本文检验采用Pedroni的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建7个统计量，其中除Panel v统计量是右尾检验之外，其它的统计量均为左尾检验。7个统计量的原假设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模型滞后阶数按SIC准则自动选择，Newey-West窗宽使用Bartlett kenrnel进行选择。Pedroni 论文中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对大样本来说，所有7个统计量的检验效力都很好并且很稳定，但是对于小样本来说，Group ADF统计量是最有效力的，接下来是PanelADF、GroupPP、PanelPP等统计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小样本数据，因此主要考察这四个统计量。
对方程（1）―（3）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了方程（1）―（3）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由上面两种面板协整检验方法的统计量值和相应的显著性水平可以判断方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选取1―3阶滞后
期，除巴哈马外，其余8个离岸金融中心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 “CPIS不是引起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这表明CPIS是引起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CPIS对GDP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在Granger意义上，各离岸金融中心CPIS的变化会引起GDP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方程设定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
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以CPIS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在1%显著水平上系数均显著，说明离岸金融业务对经济增长、当地投资以及进出口都有影响。其中，CPIS对GDP的弹性为031，对总投资的弹性为038，对进出口额
的弹性为014，2分别达到098、095和099，模型拟合度较高。这意味着离岸金融业务对当地的投资影响相对较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对投资的影响稍弱一些，这可能与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带动投资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有关；同时，离岸金融业务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离岸金融中心不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特征[16]是一致的。
总体来看，该模型的结果说明离岸金融业务在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当地总投资和增加进出口额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4引入外部贷款变量的再回归
我们引入解释变量外部贷款，重新设定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经济效应的检验方程：
LnGDPit=αi+φ1LnCPISit+φ2LnWBDKit+μit（4）
LnZTZit=αi+φ3LnCPISit+φ4LnWBDKit+μit（5）
LnJCKit=αi+φ5LnCPISit+φ6LnWBDKit+μit（6）
对方程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方程（4）―（6）中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对上述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方程（4）中CPIS和外部贷款的系数均显著，两者对GDP有显著的提升作用，CPIS弹性为010，外部贷款弹性较高为031。结果意味着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外部贷款与CPIS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相比于资本市场的CPIS，来自银行部门的外部贷款对GDP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方程（5）和方程（6），在引入外部贷款后，CPIS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对于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增加，CPIS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外部贷款提升作用明显，弹性分别为048和016。
5引入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三次回归
由于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增加亦会拉动经济总量增加从而促进GDP的增长，为了排除前述两次回归中此类因素，本文将控制总投资和进出口额，着重研究CPIS和外部贷款对GDP的影响。现设定离岸业务发展对离岸金融中心GDP影响的检验方程：
LnGDPit=αi+θ1LnCPISit+θ2LnWBDKit+θ3LnZTZit+θ4LnJCKit+μit（7）
对方程（7）各变量进行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统计量PanelPP、PanelADF、GroupPP和GroupADE的值分别为-278、-336、-531和-445（在1%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
下午好！
刚才市发改局、经贸局和人民银行分别通报了我市当前经济和金融运行情况，市中小企业局以及参会企业、担保公司、金融机构也结合实际，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我认为这种互动的会议形式非常好，非常务实。我建议市中小企业局和金融部门以后多开些这样的会议，共同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正确认识经济金融互动关系，增强金融与地方经济的结合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的发展也需要经济的发展来推动。今年以来，我市经济金融工作扎实开展，成效明显，特别是上半年人民银行、金融办组织举办的政银企合作研讨会、金融工作座谈会和银企合作洽淡会暨金融产品推介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逐步建立了政、银、企之间互相支持、诚信合作、携手发展的合作机制。因此，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银监局等相关部门要按照工作分工，做好银企衔接和项目推介工作，互相交流信息，确定发展项目，金融机构也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体系，做好信贷辅导，促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
二、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要准确定位，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目前，我市金融机构“贷款难”和中小企业“难贷款”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方面本地金融机构找不到好的贷款企业，只能上存资金，另一方面企业难以达到本地商业银行贷款的准入门槛，只能寻求异地资金的支持，对本地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这必须引起经济金融部门的高度重视。而目前我市规模企业较小，除了风华集团公司和鼎湖永盛化纤两家企业达到国家大型企业的评定标准外，其他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因此，*要发展，就必须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发展力度，帮助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实现*经济的跨越性发展。金融机构要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准确定位信贷投向，既要符合国家金融政策，又能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着力提高银行资金的运用率、项目资金到位率、存量资金周转率。要进一步优化资金配置，要“高处着眼，低处着手”，力争上级行更多的支持，多开发适合*实际的高附加值金融产品，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体系，灵活应对企业需求，大胆探索股权质押、项目融资、库存产品抵押等新产品，以及债转股等新型融资方式，在产品上为中小企业多开辟融资渠道。
三、信用担保业发展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扶持
信用担保业在我市刚刚起步。发展信用担保公司，可以充分发挥信用中介的杠杆作用，链接好中小企业与银行的借贷关系，推动我市信用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刚才各发言单位谈了很多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看法，讲得也很实在，资金缺乏仍然是目前我市中小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实力弱，融资风险大，金融机构受风险控制与管理的约束，对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审慎，从而造成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能得到足够、及时的资金支持。但现在担保公司的出现，则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它作为银行和企业的借贷媒介，对商业银行作出承诺，对企业提供担保，从而提高企业的资信等级。担保公司是新兴行业，有自己的特点，希望各商业要重视和支持与担保机构的合作，市中小企业局要与各部门多联系、多沟通，一起想办法，采取措施，帮助担保公司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促进担保业健康成长。同时，当好“红娘”，多向担保公司推介有潜质、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促进我市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四、进一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打造诚信*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信贷资金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营造资金洼地，加速区域资金流动，实现经济金融协调发展。因此，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将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改进和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全面提升经济金融的质量和竞争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快信用*建设；加强政银、银企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不断改善中小企业担保条件，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并积极建立政府、银行、企业互动的防范金融风险机制，提高防范金融风险能力。
五、改进金融服务，加大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关键词：民营经济；转型升级；金融支持
产业转型升级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淘汰落后产业，扶持引导新兴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造，提高产业结构效能和效益的过程。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而快速高效的金融资本流动机制是产业升级得以实现的前提。金融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1 南通民营经济的现状
在南通全民经济腾飞进程中，民营经济扮演了非同一般的角色。根据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数据统计，到2010年底，南通市个体工商户达37.43万户、私营企业达14.14万家、私营企业注册资本3642.8亿元，三项指标均位居全省第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板块经济彰显活力，为南通民营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构建了坚实的平台。2009年，全市34个重点产业板块汇聚各类企业6752家，从业人数49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025.62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销售收入的68.37%。其中南通家纺产业实现销售收入694.49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比重11.5%，占据全国家纺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家纺品牌前10强中占有3席，南通家纺指数成为行业“风向标”。
实际上当前南通民营经济运行的问题和矛盾也很多，特别是要素配置优化度亟待加强。融资难是当前南通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瓶颈。大量研究发现，金融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无论是改善产业间的比例，还是提高产业结构的质量，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注入。金融是保证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的直接动力。
2 南通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路径
纵观目前南通经济形势，如何更好地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实现南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迫在眉睫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者迈克尔波特概括了产业升级的四种转型升级路径：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借鉴价值链观点，同时结合南通民营经济的特性，本人提出构建民营经济升级路径来推进民营经济升级。即:民营工艺流程升级、民营产品升级、民营产业功能升级和民营链条升级。（见表1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升级路径及特点）
如果我们把南通民营经济看作是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区域分布与南通特有资源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其升级必然也遵循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与路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和任务。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研发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如图1微笑曲线）。从微笑曲线趋势来看，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是必然的。从低附加值段来看，集中表现为南通民营经济大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地位，受制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从高附加值段来看，南通民营经济基本上处于生产环节，只有少部分向研发和销售环节延伸。南通民营经济在价值创造上大都处于从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向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阶段。
3 金融支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不足
南通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的推动了南通整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对金融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金融业内部现状看，仍存在着一些影响支持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1）银行业缺少支持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规划。目前南通市虽然出台了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等政策，但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的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银行业也未根据相关政府经济政策合理制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实施方案。
（2）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不配套，金融支持缺少“底气”。南通金融机构在执行相关信贷政策时，往往不能与各个乡镇产业转型特点、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对民营经济升级进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产业资金倾斜度不足，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南通市民营经济在扩大生产规模和资产规模时，首先选择银行贷款，企业融资大都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
（3）信贷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一些乡镇的转型升级受阻。南通有4区，3市和2县。从对象上看，对南通4区大型企业、集团企业和优势企业，各商业银行竞相放贷，而支持县级中小企业普遍较为谨慎。企业融资难问题，既与缺乏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有关，也与社会信誉体系不够健全、难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制约的问题有关。
（4）金融配套服务不足，金融创新产品不多。当前南通大多数银行对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还是以担保、有形资产抵押等传统信贷方式，但产业中的小企业因资信等级低，担保无法落实，缺乏抵押资产，融资成本高等原因，难以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难以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加上商业银行内部营销机制不配套，束缚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拓展。
要解决上述问题，根本办法在于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步伐，并主要应从金融政策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金融投资平台创新、金融服务方式等多方面共同推动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服务。
4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对策
4.1 提高认识，出台政策，破解南通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题
（1）完善政府投资决策，引导机制。政府在转型升级融资中起管理和协调作用，在明确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后，引导各金融机构将资金运用到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项目上，以项目换资金，以效率换资金，以开放换资金的产业扶持政策。
（2）在吸引资金的同时，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和政府的宏观主导与调控作用，指导行为主体规避投资经营过程中的行为风险。
4.2 搭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不同层面中小企业的转型融资要求
（1）采取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探索信贷方式，在加强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为银企双方提供信贷信息方面发挥工商部门的职能优势，为银企合作创建平台。
（2）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和经济组织成立担保公司，扩大担保总量。大力扶持主要面向民营企业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性质企业的设立和发展。
（3）加快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的步伐，培养中小企业上市，要求每年对企业的筛选一批、改制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做好企业的上市规范。拓展国内资本融资市场，利用上市融资、创业板块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等，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支持。
（4）整合优化融资服务政策，协调银行加快金融新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对银行以非抵押、担保形式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如以设备、存货（仓库）、债权（应收款）、知识产权、商标、股权等为质押的货款，政府可以考虑提供风险补偿支持。
4.3 建立以专业投资机构为基本构架的转型升级投融资平台
（1）进一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和社区、乡镇银行。通过规范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或社区、乡镇银行对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从而改变南通板块经济小而散的状况。
（2）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南通的家纺、建筑和电子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资金，通过金融租赁方式有偿融通各种设施设备的使用权利，解决转型升级中设备购置的问题。
（3）积极尝试资产证券化融资。通过与各种专业金融机构的大力合作，探索南通民营经济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模式。
4.4 不断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形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1）鼓励和促进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业务，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按照银监会提出的“六项机制” 的根本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专业化的服务模式。
（2）国有大型银行专营机构应不断围绕市场、客户的需求和变化，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行批量化营销、工厂化管理。既要通过专营机构的快速和便捷服务将大量优质的和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客户吸收成为自己的客户，又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整体优势和整体资源，在中小企业客户成长过程中，为其不断提供各类服务，实现交叉销售，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3）坚持产业导向货币信贷政策。南通市2010年的信贷投放量又增新高，2011年预测达历史最高，这笔巨大的资金要如何运用也非常的重要。必须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产业导向。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都提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若干意见。这就要求了整个的信贷要优先满足中小企业，符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产业规划要求的新设备、新材料、新兴业态的项目的需求。要加大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拳头产品的中小企业的支持。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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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金玲.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09，（10）.
关键词：金融集聚；区域经济；带动效应
Abstract：Financial cluster is the process including financial resources concentration and diffusion. Financial cluster in core city will certainly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and it also stimulates economic growth of surrounding areas by transferring the capital，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so on. Take Shanghai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se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driven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anghai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not onl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Shanghai's economy，but its banking and securities development also obviously simulate Jiangsu and Zhejiang economic growth. Shanghai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pgrading Jiangsu and Zhejiang industrial structure，especially the second industry.
Key Words：financial agglomeration，regional economy，driven effect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7-0031-07
一、引言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自托宾1955年第一次将货币作为要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研究中以来，金融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已被麦金农、肖、莱文等众多经济学家验证。区域金融集聚一旦形成，可以通过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区域范围的优化配置，并持续带来集聚中心与周边城市投资、交易的增长效应以及对产业发展的支持效应，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强化区域内各城市的地位和功能。
国外研究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关系多是借用传统产业经济学理论，从金融不同业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角度来解释金融集聚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如Levine和Zervos（1998）研究了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ousseau和wachtel （2000）利用差分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国内相关研究多以Levine金融功能理论为基础来解释金融产业集聚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周立（2003）以Levine金融功能理论为框架，提出金融集聚具有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功能，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刘军、黄解宇等（2007）研究发现金融集聚通过金融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以及金融功能三个方面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陈文锋、平瑛（2008）研究了上海市1990―2006年金融集聚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发现上海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现有成果主要是对金融集聚的内涵、产生动因、演化进程以及金融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而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国内学者针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是把区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金融的作用，而非把金融作为流动的要素来动态研究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分析金融资源集聚的作用，忽略了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效应。本文将区域经济按金融集聚情况分为核心地区及周边地区，而非传统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并将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流动要素来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能为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提供理论依据，也能为区域城市明确自己的合理定位、制定正确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建设规划提供参考。
二、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根据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金融所具有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以及信息揭示等功能，能够加速区域资本转化、积累及推进技术进步，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资本积累方面，金融体系可以通过影响资本形成率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资本形成率改变渠道包括：改变储蓄率和改变储蓄再分配。技术创新方面，金融体系的功能可以通过改变技术创造比率来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本文从金融资源配置及产业转移调整角度分析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的机理。
（一）金融资源区域配置角度的影响分析
1. 资本的集中与扩散。金融集聚促使资本积累并向投资转化，降低融资成本，能够为本地区的企业提供投融资便利。金融集聚在满足本地区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可以依据信息获取能力及风险管理功能，驱动资本在市场机制下向周边地区输出，满足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增加和提升周边地区各层次的金融资源数量和质量。周边地区可以通过信贷、证券市场、外来投资等方式获得外来金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支持。
2. 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扩散转移。一方面，金融集聚区拥有发达的信息网络、专业化的服务水平，其中的法律、中介、财务咨询等机构能为周边地区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伴随金融集聚区资本集聚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人才竞争激化、信息获取成本增加、资本收益降低，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多选择把前台基础操作等低级业务转移至周边劳动力和租金便宜的地方，从而实现金融产业组织的扩散，推动周边地区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产值的增加。
3. 金融知识创新及外溢。金融集聚为金融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和传播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集聚区内大量高质量的金融人才以及便利的信息交换系统，加快了知识创新及金融知识外溢的速度。同时集聚区内强大的竞争压力也迫使金融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金融集聚区技术进步的同时，伴随着金融资源、人才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实现金融知识的溢出、信息和创新技术的扩散。核心区向周边地区的技术扩散主要是扩散其金融优势能力，如技术、管理、观念等，直接推动了周边地区的技术进步，进而缩小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距。
（二）区域产业调整角度的影响分析
产业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转换都需要金融业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产业组织结构的转型、转移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集聚通过提供金融支持促进产业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进而推进区域经济增长。金融业对产业集群给予资金支持，使得产业发展中的价值链运行更为顺畅，金融发展降低了企业实施外源融资的成本，新企业的建立在意味着产业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Rajan和Zingales，1998），客观上也有力地引导并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形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集聚的中心地带，在信息技术基础及交通运输基础方面都有着比较优势，能够提供大量、可靠的对称性信息，吸引以总部经济、集团经济为形式的公司总部的大量聚集，于是，金融集聚区就演变成区域产业经济的控制和管理中心，资本的集散场所。产业扩散促进区域城市功能的分化，形成三类功能迥异的城市：一级城市为经济金融管理中心型城市，统辖整个区域内部产业布局分工；二级城市为区域金融经济服务型城市，即中心城市下级协调城市；三级城市为生产制造功能型城市，为基础产业转移集聚城市。三类城市成为城市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各自发挥作用，金融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在节点城市集聚或转移。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就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三、上海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的现状及集聚程度度量
（一）上海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的现状分析
1. 上海金融集聚促进区域金融资源整合。一方面，上海的金融机构在本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到江浙地区和其他地区设立机构网点，加快跨区域经营的步伐。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依靠比较灵活的跨区金融业务，将业务重点放在长江流域，在南京、合肥、台州、嘉兴、重庆等地设立了多达200余家的分支机构。在沪外资法人银行目前也已在全国各地新设了多家分行，影响力不断加强。上海金融机构的扩散在提升其金融业务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上海金融集聚的辐射效应，提高上海金融业服务周边乃至全国经济的水平。另一方面，上海金融业积极提供跨区域金融服务。江浙及上海两省一市金融业通过合作整合，异地贷款、货币业务往来、跨区域外汇资金清算、证券市场融资等金融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行政地域的限制，实现了金融的区域性联动，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2. 上海金融集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上海金融集聚促进了区域产业集聚、转移。上海一直以来都是招商引资的重要窗口和平台。江浙地区基于此平台，已经成为我国外商入驻数量最多、外资投资额最大的区域之一。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商务成本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上海，把一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周边城市，江浙两省因地理位置、交通、资源、政策方面的优越性，对上海产业转移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上海金融集聚同样带来了产权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全国产权交易市场中，“长三角板块”最为突出，主要得益于“以上海产权交易市场为平台，周边地带为项目输出地”的合作模式及商业银行产业并购贷款项目的开展。金融机构对产权交易市场的资金支持极大鼓励了上海企业对周边地区的投资，有利于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带去了新的管理模式及技术，刺激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上海金融产业集聚程度与扩散程度度量
1. 区域金融集聚度的横向比较。
（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选取2009年上海、江苏、浙江GDP排名前10名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①，以居民储蓄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原保费收入额、金融从业人员数、金融业增加值、资本市场筹资额等作为衡量金融集聚总量的指标②。数据来源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用SPSS11.0对各城市2009年各指标截面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2）计量处理结果。KMO检验显示，选取指标间相关性较强，适合做因子分析。抽取的主成分为1个，可定义为金融集聚总量因子，可解释总方差为98.878%。因子得分整理后结果如表1。
由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上海与江浙两省一市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并不均衡，上海集聚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占有绝对的比较优势，同时金融集聚总量与GDP比值很高，说明上海可以在满足自身经济发展资金需求以外，向外发挥一定的辐射作用；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经济发展实力强，而金融集聚总量与GDP比值较低，经济发展的外源性融资需求倾向较高；杭州、宁波、温州金融集聚总量与GDP比值较高，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江苏南京及浙江杭州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及金融对外扩散的能力都很强，能够与上海一起形成区域阶梯状金融集聚中心。
2. 上海金融集聚的对外扩散度量。金融集聚的对外扩散量衡量指标，一般有资金流出量、区域间银行间同业拆借量、跨区票据贴现额、债券回购额、存贷差额等。
由于以上指标数据难于获得，本文借用城市流模型中对行业外向测度的方法，选取行业从业人员的区位熵来衡量该行业是否具有外向功能。当区位熵值大于1时表示该行业具有外向功能，能够向其他地区提供服务。从业人员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
是区位熵， 是j地区i行业的从业人数，是j地区所有行业从业人员数， 是全国或指定区域i行业从业人员总数，Q是全国或指定区域全行业所有从业人员总数。
由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上海金融业具有外向功能，且金融人员区位熵值有所增长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说明上海金融业具有较强的对外扩散倾向。
四、上海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带动效应测度
（一）金融资源区域配置角度的影响
1. 指标选取及拟定模型。本文选择上海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总额（X1）、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成交额（X2）、上海原保费收入（X3）为解释变量，选取上海GDP（Y1）、浙江GDP（Y2）、江苏GDP（Y3）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皆为宏观经济变量，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后用LnX1、Ln X2、Ln X3、Ln Y1、Ln Y2、Ln Y3表示，并采用Eviews6.0进行所有的相关测试。
采用1995―200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建立LnX1、Ln X2、Ln X3、Ln Y1、Ln Y2、Ln Y3间相关关系的计量模型。
2. 模型估计及协整性检验。根据ADF检验，6个时间序列的原序列是不平稳的，而它们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且ADF检验值均在显著水平为5%以内时拒绝原假设，所以所选择的各序列都具有相同的协整阶数，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2）。
（1）对回归模型的模拟估计。应用OLS法对样本区间内的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
（2）协整检验及结果分析。Johansen和Juselius检验结果表明，各方程中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是协整的，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各方程及协整关系上可以看出，上海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与上海经济的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而且银行业的弹性系数相对比较大，这与上海银行业集聚程度及信贷规模实际情况相符。上海金融集聚对江苏、浙江经济增长也有明显的辐射作用，其中银行业、证券业的作用更大一些。对江苏、浙江的两个回归模型的弹性系数比较也可以看出，上海金融集聚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强于对浙江的影响。上海金融集聚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证券业的辐射作用一般。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1）上海金融集聚与上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见表3）。
（2）上海金融集聚与江苏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见表4）。
（3）上海金融集聚与浙江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见表5）。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上海银行业和证券业是影响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Granger原因，同时上海经济增长也是促进上海证券业发展的重要Granger原因。上海金融集聚与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上海银行业、保险业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江苏经济增长产生了辐射效应，并以银行业的辐射显著性最强。上海证券业对江苏经济存在着很强的集聚效应，上海银行业和保险业发展对江苏经济的集聚效应不太明显，说明目前上海金融集聚过程中对江苏的辐射效应要强于集聚效应。上海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浙江经济增长产生了辐射作用，而证券业和保险业的辐射作用并不强。同时，上海银行业对浙江经济存在较强的集聚作用，但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对浙江经济的集聚作用不太明显。总的来说，上海金融集聚的过程对浙江经济的辐射效应并不强，集聚效应也不明显。
4. 脉冲响应检验。
（1）上海金融集聚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检验（见图1）。
图1是由VAR系统生成的上海金融各业态集聚与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合成图。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纵轴分别表示lnY1、lnX1、lnX2、lnX3等因变量的变化，由于各因变量均取对数，所以，各图纵轴系数代表了弹性。
通过脉冲响应检验可知，上海银行业发展对上海经济增长作用显著，而且其效应方向一直为正向。但是3个变量的新息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轨迹不太一致，这说明上海的银行、证券、保险三方面发展不太均衡，银行业发展较为突出，证券业发展较为平稳，保险业发展较为滞后，且呈现3个不同的响应波动。
（2）上海金融集聚与江苏经济增长关系的脉冲响应检验（见图2）。
通过脉冲响应检验可以发现，江苏经济增长对上海的银行业、保险业两个变量1个新息的冲击存在正向的累积效应，而对上海证券业1个新息的冲击存在负向的累积效应，说明上海证券业集聚对江苏省经济存在较强的集聚作用，这主要与所选取的证券指标为基于上海交易所的证券交易量有关。脉冲响应轨迹显示，江苏经济增长对上海银行和保险的1个新息的冲击的反应曲线保持平稳向上状态，这说明上海金融业对江苏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辐射，但证券业的辐射能力并不与上海证券市场交易规模相匹配，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
（3）上海金融集聚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的脉冲响应检验（见图3）。
通过分析浙江经济增长对上海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变量1个新息冲击的反应可以看出，浙江经济增长对上海的银行业、保险业变量1个新息的冲击存在正向的累积效应，然而对证券变量的新息冲击反应随滞后期变化而变化，总的来说，上海金融集聚对浙江省经济同样存在一定的辐射作用，但作用不太明显，辐射效应一般。
（二）区域产业调整角度的影响验证
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选取金融集聚度、产业集聚度、产业结构三方面的指标来验证金融集聚与产业调整的关系。通过上文可以发现上海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最明显的是银行业，且我国融资的主要渠道也是基于金融机构的信贷方式。本文选取城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占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额之比来表示金融集聚度；产业集聚度上，用区位熵来表示各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集群状况。
数据来源于1990―2009年③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数据取对数处理，包括上海金融集聚指标%对数值以及上海、江苏、浙江第二产业集聚度%对数值、第三产业集聚度%对数值。用Eviews6.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测试。以下用LNSHJR表示上海金融集聚指标%对数值，用LNSHAC表示上海第二产业集聚度%对数值，用LNSHBC表示上海第三产业集聚度%对数值，用LNSHAD表示上海第二产业产值结构%对数值，用LNSHBD表示上海第三产业产值结构%对数值。用LNJSAC表示江苏第二产业集聚度%对数值，用LNJSBC表示江苏第三产业集聚度%对数值，用LNJSAD表示江苏第二产业产值结构%对数值，用LNJSBD表示江苏第三产业产值结构%对数值。用LNZJAC表示渐江第二产业集聚度%对数值，用LNZJBC表示渐江第三产业集聚度%对数值，用LNZJAD表示浙江第二产业产值结构%对数值，用LNZJBD表示浙江第三产业产值结构%对数值。
2.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对以上变量的原序列、一阶差分、二阶差分做ADF检验，结果表明，LNSHAC、LNSHBC、LNSHAD、LNJSBC、LNZJAC、LNZJAD、LNZJBD原序列是平稳序列，其他变量原序列是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单位根检验，是一阶单整序列I（1），因此可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 上海金融集聚与浙江产业调整的协整关系检验。首先对LNSHJR、LNJSAC、LNJSBC变量模型系数运用OLS进行系数估计：
LNSHJR LNJSACLNJSBCC
（8.9339）（7.1744） （-72.8991）
对LNSHJR、LNJSAD、LNJSBD变量模型系数运用OLS进行估计：
LNSHJRLNJSAD LNJSBDC
（1.5324） （1.1389） （-8.2745）
LNSHJR、LNJSAC、LNJSBC与LNSHJR、LNJSAD、LNJSBD皆是协整的，即上海金融集聚与江苏第二产业集聚及结构转型升级、江苏第三产业集聚及结构转型升级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系数为正，即说明上海金融集聚的过程，对附近的江苏地区产业集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辐射作用。第二产业集聚的系数较第三产业大，说明上海金融集聚在更大程度上通过产业转移促进了江苏第二产业的发展，而江苏第二产业集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4. 上海金融集聚与渐江产业调整的协整关系检验。首先对LNSHJR、LNZJAC、LNZJBC变量模型系数运用OLS进行系数估计：
LNSHJR LNZJAC LNZJBC C
（6.6628） （5.7100） （-55.7764）
对LNSHJR、LNZJAD、LNJZJD变量模型系数运用OLS进行估计：
LNSHJR LNZJADLNZJBD C
（2.7527） （0.1850） （-9.7419）
LNSHJR、LNZJAC、LNZJBC与LNSHJR、LNZJAD、LNZJBD皆是协整的，即上海金融集聚与浙江第二产业集聚及结构转型升级、浙江第三产业集聚及结构转型升级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系数为正，说明上海金融集聚的过程，对附近的浙江地区产业集聚发展产生了辐射作用。第三产业的系数较低，说明上海金融集聚对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五、相关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1. 上海金融集聚态势明显，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上海金融集聚对上海本地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上海银行业及证券业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也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上海证券业对浙江经济辐射作用并不明显。上海金融集聚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辐射作用要强于对浙江的辐射作用。上海金融集聚对上海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对第三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大些。上海金融集聚对江苏及浙江省的产业集聚及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第二产业积极影响更大些。
2. 上海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有待加强。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上海金融集聚的过程，总体表现为集聚的多，对其自身经济总量及结构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强。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效果取决于核心区金融集聚程度，也取决于周边地区与核心地区的经济联系程度以及区域经济金融政策、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等各种软环境。虽然上海与江浙金融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发展较晚，还存在着各种阻碍金融资源区域流动的因素。
（二）增强上海金融集聚带动效应的政策建议
1. 积极营造区域金融良性互动机制。上海与江浙应积极营造金融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区域金融产业链的形成。积极探索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合作与整合，着力解决分支机构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增强区域金融竞争力。在完善区域票据融资业务及同业拆借业务的同时，建立区域银行联动机制和整体营销机制，完善区域资金清算体系，推动区域银团贷款等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优化区域机构设置，加强区域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力度，配置金融资源，分享市场利益。强化区域金融机构整合，支持金融机构跨区经营、综合经营，提高人力、信息、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
2. 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完善区域金融生态建设。上海作为区域金融中心，为推动金融资源的聚集与整合，必须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并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功能，通过开放性金融体系，加快金融资源向周边地区辐射。各地区金融发展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以共同发挥集聚和辐射功能。目前就两省一市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及区位综合考虑，可以形成三级互补型的金融组织体系。上海是区域金融集聚的中心，南京和杭州可以依托特有的区位、政策优势形成金融集聚副中心。三级金融功能互补型城市通过区域金融功能的整合，促使形成符合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的金融网络，不断加强不同层级金融集聚力度，推动区域城市经济共同发展。
3. 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增强金融辐射作用发挥。区域金融合作是基于三大金融资源而进行的，包括资金、信息、人才资源。
基于资金流动的区域金融合作，就是要整合地方性金融资源，完善区域金融体系建设。如上海可以尝试通过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控股的形式，成立由国有商业银行独立控股的金融公司，或者通过允许和扶持区域性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建立专业服务区域的金融机构，专门从事跨区域金融业务等等。
基于信息流动的区域金融合作。首先应建立区域各类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交流机制，构建信息传播交流平台，探讨彼此合作的空间与措施。其次，要建立区域金融市场信息中介服务机制，逐步建立一个覆盖面广、功能完备、快捷高效的金融中介服务系统，全面提高区域金融信息化水平。最后，要建立区域地方政府及监督管理机构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在决策层面上加强信息沟通，启动两省一市金融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健全两省一市金融合作规则。
基于人才流动的区域金融合作。在金融人才无障碍流动方面，首先应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造就一支高层次专业人才为骨干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其次，统一区域金融人才政策，落实金融人才的市场评价机制，依据市场配置，加强人才的区域流动。
注：
①GDP很好地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状态，经济实力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本处根据GDP排名选取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宁波、南通、温州、常州、徐州。
②本文所选指标数据可获取性强，同时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的总量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集聚的情况进行反映。
③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与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有所出入，以统计年鉴为准。2009年全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统计年鉴与地方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有出入的，所需地方数据以地方统计局统计年鉴为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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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vine，R.& Zervos，S.1996. Stork Market，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1690.
[3]Rousseau，P.，and waehtel，P.，2000. Equity Markets and Growth：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Timing and Outeomes，1980-1995.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Finanee，（24） PP. 1933-1957.
[4]陈文锋，平瑛.上海金融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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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军，黄解宇，曹利军.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机制研究[J].管理世界，2007，（4）.
内容摘要:在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被指责具有顺周期效应,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公允价值陷入困境的原因,除了各自的利益博弈外,还包括公允价值自身的缺陷。因此,必须加大公允价值理论研究,完善非活跃市场的计价模型。
关键词:金融危机 公允价值 会计准则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因其更能反映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被誉为其他计量属性的目标。然而,自金融危机爆发后,公允价值计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允价值计量的现实困境
金融危机产生于次贷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房价下降,利率上升,借款人利息负担加重,就会有很多客户不能支付贷款、违约,造成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坏账,而金融机构早已把这些不良资产证券化,成为金融衍生工具,其初衷是分散资产风险。然而,这些证券化的资产,会因一家借款人违约,导致多家相关机构坏账,这样次贷危机就产生了。加之美国居民超前的消费习惯,金融业过分追求利润,无视风险,证券机构过宽的市场准入,监管部门的失职,金融危机就产生了。
人们在寻找对策的同时,把矛头直指公允价值。2008年3月3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公允价值计量公告,指出交易不活跃的资产,企业管理层可以采用自己的金融模型,运用自己的判断进行计量。然后,FASB又了《FASB工作人员立场公告》,准许金融业对其处在信贷危机中的资产重新定价。2008年10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公告,企业可以按新准则重新归类资产不必按市值计价。2008年10月15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允许金融企业暂停使用公允价值的决议。同月日本、新加坡宣称将修订公允价值计量。2008年12月底,SEC《按市价计值会计研究报告》,认为暂停使用公允价值可能增加市场不确定性并进一步打击投资者信心。
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困境
当前对公允价值的攻击,主要包括顺周期效应论、反馈效应论、定义假设矛盾论和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论等。
顺周期效应论。顺周期效应论认为,从定义及计量方法的层次性看,公允价值具有市场客观性和主观判断性双重属性,容易产生顺周期效应。一是在市场高涨或低迷时,金融资产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容易被高估或低估;公允价值第三层次的估价具有模型风险。二是高估金融资产使金融业过于乐观,低估金融资产,金融业又过于悲观,经济衰退时,降低金融业的抗风险能力。三是投资者会采取同向交易行为,加剧市场主体不理智情绪的共振。
反馈效应论。经济衰退时,市场的定价功能缺失,使用公允价值,金融资产价格偏离价值过大,金融业确认大量的(夸大的)、未实现的、未涉及现金流量的坏账损失,这种巨额亏损引起市场恐慌,投资者会大量抛售持有的金融衍生产品。这种有限理性和非理性抛售,进一步降低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迫使金融业再提减值准备。公允价值这种反馈效应使金融资产陷入价格下跌―计提减值准备―投资者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中,使金融危机进入螺旋式失控状态。
定义假设矛盾论。公允价值计量是某一时点的计量,即计量日。经济衰退时,很多企业都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同可持续经营假设相矛盾,此时,金融资产的交易价格不公允、不理性、不情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允价值。
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论。公允价值因其具有不确定性、变动性和集合性,难以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要求。比如模型的运用,变量的选择极具个别性,得出的现值不真实、不可比,市场波动,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公允价值计量不能反映资产价值和企业价值(不具备相关性)。估价模型需要高等数学及资产评估等专业知识,这样信息使用人看不懂模型计算出的现值,所以,公允价值计量也不具备可理解性。
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陷入困境原因分析
(一)利益博弈
金融资产若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在经济萧条、市价大幅下跌时,恶化的财务状况,会计报表不会反映出来,避免投资者恐慌性抛售金融资产。因此,为逃避厄运,银行业反对公允价值计量。比如,美国银行业危机损害国会议员的利益,议员们要求废止公允价值的另一原因是想获得纳税人的支持,这样政府的救援方案似乎代价要低些。
(二)缺乏完善的理论体系
公允价值概念模糊。公允价值内涵应具备四个特点:计量基础是市场;假想交易;计量日是报告日;公允价值是估计价格,体现风险和不确定性。IASB认为,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可见定义没有体现市场、假想交易、估计价格等特点。
公允价值准则不完整。公允价值准则分散于国际会计准则的各个部分,内容不一致。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8号》指出公允价值以最合适价格(即询价)表示,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9号》说公允价值计量基础是最有利市场,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40号》又说,公允价值指最相关市场。
(三)计量方法不成熟
定价不明确化。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复杂金融资产使用公允价值,因为市场不活跃,需要重分类计量层次,高盛统计,2008年第一季度,这些产品的数量增长了近40%,使大量奇异产品出现定价混乱,一些抵押产品的定价借款者与贷款者常不一致。
定价主观性大。由于流动性紧缺,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必须使用估价模型,其准确性取决于模型的构建及简化条件,而模型使用人常不能把握复杂金融资产的特性,加之变量的选择市场不可观察,定价偏差大,存在模型风险。
短期行为。经济涨跌,金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放大了金融市场的周期性,银行业注重短期行为,避免投资于信用评级波动增大的行业,市场不活跃的金融资产、流动性紧缺、银行的短期行为进一步加大公允价值计量误差。
公允价值计量困境的解决对策
(一)完善公允价值理论体系
明确公允价值的含义。市场应该是有效的、理性的和活跃的;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公平的。建立市场非活跃、非正常条件下公允价值操作指南。如非正常情况下,对金融资产重分类,交易日价格改为平均价格,避免价格波动的影响。
引入风险披露。扩大公允价值计量披露,有助于信息使用人理解公允价值,当公允价值计量需要运用复杂的评估方法时,财务信息使用人需要分层次详细披露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同时,引入风险披露,披露项目估价关键影响因素、范围估计、置信区间及引起公允价值变化的敏感因素,并从性质上详细披露衍生金融工具潜在的风险性质和程度。
建立目标导向会计准则体系。安然事件已充分暴露了规则导向会计准则的弊端。原则导向会计准则职业判断的空间太大,会使不同的企业产生不同的判断,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而目标导向会计准则既贯彻了会计目标,反映了交易的经济实质,又有了足够的操纵指南,使准则能在一致的基础上得到应用,减少盈余管理的空间。
(二)完善金融体系相关规章制度
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发生资产减记恶性循环的部分原因在于金融机构有最低资本金限制,从而产生连锁反应。此外,银行会盯住一个固定的杠杆比率(比如资产/权益),这会使公允价值具有顺周期性特征。当金融机构的证券价格上升时,为维持固定的杠杆比率,对证券的需求增加将推高证券的价格,这反过来又会促进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同理,当证券价格下跌时,为了维持固定的杠杆比率,将会导致过多的证券抛售,反过来又加剧了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因此,完善金融体系相关规章制度比暂停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更为有效。
(三)加强政府监管
一个完善、公开、透明、有效的金融资产价格市场,可降低会计人员估价的主观性,减少信息不对称,为信息使用人利用其它参考资料分析某一公司的业绩提供方便。另外,政府监管能使市场发挥最大效用。政府还应制定有关公允价值的法律,对企业违背公允价值处理规定的酌情给予行政、民事、刑事上的处罚。加强资产评估机构建设,给予政府监管技术支持。
(四)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会计人员是会计准则的使用者、执行者,会计人员专业知识、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关系到会计准则使用质量。加快会计人员素质建设,能够使他们正确地运用公允价值,客观地进行职业判断。
参考文献:
1.魏明海,龚凯颂.会计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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