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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探析
一、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少专家、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笔者对我院所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了调查，在2000年至2002年5月，我院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114件，其中公诉案件44件，自诉案件70件。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后，笔者认为，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程序方面的问题：
1、 检察机关地位的尴尬。
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较少，我院至今尚未受理过1起。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属私权的范畴，无论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公司、企业，还是履行一定职责、从事一定工作的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都有其独立的主体地位，能够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应由独立的民事主体自己行使。特别是企业改制后，作为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企业要求产权明晰，职责分明，企业对财产享有所有权，国家作为出资者或是股东，对财产享有的是最终所有权。人民检察院代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疑侵犯了企业的自主权。
2、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
由于自诉案件的审限为六个月，其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可在审限内一并解决，但公诉案件的期限为一个半月，复杂的附带民事案件难以适应该期限的要求，只有在刑事部分审结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审理。如我院44件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中，有11件是将刑事与民事部分分别进行审理的，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对在逃共犯适用公告送达的，对伤残等级要求重新鉴定的，对已死亡被害人确定继承人的等等，在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公告、鉴定等期限是不计算在审限内的，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刑事优先，在刑事审限内并不考虑民事部分审限的扣除，这就人为的造成了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分离，使整个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限拉长，未起到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与设立该制度的初衷是相悖的。
3、诉讼证明标准不明确。
2001年12月最高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在民事诉讼中采用优势证明原则，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而刑事诉讼对定案证据的要求是确实、充分，并能够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但对附带民事诉讼中采用何种证明标准，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加以明确，如果附带民事诉讼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那必然导致刑事诉讼中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能构成侵权，而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却能构成侵权；如果附带民事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就有可能出现在刑事诉讼中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未必不能构成侵权。此外，民事诉讼中还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确定由何方承担败诉的后果，对于自认和自白，《刑事诉讼法》规定仅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而民事诉讼中却把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予以承认作为免予证明的事由，法院可以迳行判决；对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对己不利的事实不予反驳也可以视为默认。由此可见，适用不同原则，必然会导致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因此，对附带民事诉讼采用何种证据规则急需解决。
4、诉讼费收取的不统一。
依照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收取诉讼费，而
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则须由原告先预付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等等，最终法院判决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如果判决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法院也并不向原告退还，而是在判决中判令被告直接给付原告，这就使得绝大多数被害人选择附带民事诉讼的方法请求损害赔偿，而同一条件，适用不同的程序，就牵涉到诉讼费是否收取的问题，也使当事人困惑不解。
5、诉讼参与人地位的偏差和不平等。
（1）以国家、社会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保护价值观与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的个体权益保障价值观存在冲突。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为，而不是个人报复，前者按特定程序进行，后者是个人采取他所喜欢的任何方式进行。被害人与国家在对待刑事诉讼的利益要求、参与方式、目的与价值期待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公诉人代表国家利益追诉犯罪，从罪行法定、罪责自负等刑法原则出发，在定罪量刑上往往是就低不就高，而原告人则代表个人利益控诉犯罪，从获得最大数量的赔偿额出发，往往会夸大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二者不可避免地会就罪行的有无及轻重产生矛盾，本来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辩论却演变成两个控方的辩论，使得被告人与公诉人从对抗走向联合。
（2）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因刑事优先，被告人处于被控诉的地位，心理上处于劣势，而原告人处于控诉犯罪的地位，与公诉人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的，法庭上原告人的座位与公诉人一致，在公诉人宣读公诉词之后宣读附带民事诉状，气势咄咄逼人，被告人反而显得在任人宰割，被告人与原告人这种诉讼地位的不平等与民诉法上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
（3）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原告人滥用诉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原告人出于气愤或报复心理，在损失不大或没有明显的损失时，动辄起诉，甚至缠诉，如一起故意伤害自诉案件，被害人仅因耳膜穿孔导致轻伤就开出了5万元的天价，而被告人为避免牢狱之灾，也会言不由衷。法官为息事宁人，着重调解，轻视抗辩，自觉或不自觉地帮着原告人与被告人谈判，此时，法官很可能成为原告人利用的工具，法官的中立性和权威性遭到被告人的怀疑。
（二）实体方面的问题：
在责任认定上，一般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归责原则通常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而附带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通常认为由刑事前提决定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理由是：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同一行为发生两种后果而产生的两种法律责任，因此，民事责任人的主观状态是从属于刑事主观状态的，而任何刑事责任的确定，行为人都具有主观上的罪过，由此也决定了附带民事赔偿责任人主观上必须具有过错，没有主观过错的民事赔偿，是不能发生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因此将适用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的案件均排斥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在适用法律上，附带民事诉讼适用的赔偿原则、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给付时间都与民法上不尽相同，实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用单纯的民事诉讼解决一般民事侵权纠纷，尚能使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得以有效恢复，而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一个犯罪行为导致的民事侵权责任时，却未必能够达到民事权益救济的目的。造成上述差别是因为忽视了民法适用的统一性，产生了法律救济的真空。
二、各国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
刑民分离是现代意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产生的法律基础。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离之后，如何解决由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摆在了各国立法者的面前。在设计该项法律制度时，各国选择的模式并不相同，归纳起来，共有三种：
1、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分开，民事诉讼不当然地附带与刑事诉讼，这一模式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如美国刑事诉讼中不允许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完全交由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并且必须在刑事诉讼终结后进行。绝对要求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分开，无疑是以强调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各自的特殊性为出发点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处于纯粹的平行关系。如美国著名的“世纪审判”-“OJ辛普森”案，就是典型的一例。刑事陪审团判决杀人嫌疑犯辛普森“无罪”，但民事陪审团在刑事诉讼终结后，却一致认定辛普森对受害人之死负有责任，裁决辛普森对原告进行赔偿。
2、被害人可以选择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独立的民事诉讼，刑事立法在鼓励被害人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提出民事赔偿救济的同时，兼顾了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性。如瑞典、意大利等国家，其中尤以法国为典型。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就对其予以比较完整的规范，赋予被害人选择权，并对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设立了两项规则，其一，刑事诉讼已经进行尚未宣判的，民事诉讼应当延期审理，其二，已提起单纯民事诉讼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模式对后来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等国家对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视，源于对私权保障的重视以及对民法典至高无上地位的推崇。在立法上，对某一行为既涉及刑事责任又涉及民事责任的，法律就直接规定因刑事犯罪产生的私权救济问题直接适用民法。
3、允许被害人向刑事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请求，但不把附带民事请求作为独立的民事诉讼对待，不能称之为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附带民事请求依附于刑事诉讼，受到刑事诉讼程序的许多限制。如德国、荷兰等国家。德国附带民事赔偿制度与法国有相似之处，但德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反映处理附带民事请求赔偿的民事诉讼特性，这就为实践中拒绝处理民事诉讼开了绿灯。德国学者自己也承认，“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几乎很少提起请求补偿之诉。”
三、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尝试。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言，其出路无外乎两条，一是完善，二是取消，即实现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完全分离。基于我国的立法历史和司法经验，对比世界各国的做法，保留该制度是近期较为现实和适宜的，我们可以借鉴他国较为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对该制度加以完善。但从长远来看，为协调民事实体法和刑事诉讼法，兼顾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及控辩双方的平衡，应赋予附带民事诉讼以独立的诉讼地位。
（一）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确定该制度的意义。设立该制度意义有三点，一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效益。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的两大价值目标。诉讼活动是一项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的专业活动，国家也要为此投入大量的司法资源，而将符合条件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结合在一起一并审理，对当事人和国家都是一种节约，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便于实现司法活动的价值。二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案件。被告人的同一种行为既引起了刑事后果，又引起了民事后果时，合并进行审理有利于查明案情，分清责任，做到正确处理案件。由于处于前位的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更为严格，因此将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也更为准确，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三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将犯罪行为给公民、国家和集体造成的财产损失，附带于刑事程序进行追究一般更能达到效果，被害人的权利一般也更能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应进一步明确该制度的内涵。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应当采用民事说，即该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它产生的原因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同时引起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种后果；它的任务是追究由于犯罪行为所引发的行为人的民事责任问题，其主要涉及损失赔偿问题，属于民法规定的侵权损害之债，适用的是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它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侧重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有利于及时、公正保护公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避免裁判上的冲突。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的同时，解决相应的民事诉讼，它实质上是为了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两种不同性质诉讼进行合并审理而设立的一项制度。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框架。该框架应围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及内涵进行准确定位。从前文分析该框架应具备以下三个原则：
1、满足刑事诉讼优先的原则。首先，在刑事犯罪行为引发民事侵权结果情况下，优先处理刑事犯罪部分的问题带有不容否认的合理性，犯罪行为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损害其他人的权益，该行为具有双重的损害后果，而破坏社会秩序，侵害的是公共利益，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行为人应首先向社会承担责任；其次，刑事诉讼中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较民事诉讼更为严格，刑事案件中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一般可以直接在附带民事部分引用，而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并不可以直接在刑事案件中引用，这种关系决定了刑事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而民事诉讼不可以附带刑事诉讼。
2、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强调诉讼当事人双方地位平等，当事人享有法律赋予的民事诉讼权利，特别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对其权利应给与更加充分和周到的保护。该点与前点所说的刑事诉讼优先并无冲突，因为刑事诉讼优先并不意味着在刑事诉讼中重刑轻民，而是指附带的民事诉讼不能影响刑事诉讼的有序、公正、高效的开展，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本身在诉讼中属弱势地位，如果削弱他享有的民事诉讼地位和民事诉讼权利，那么这样的附带民事诉讼是有悖于民诉法的基本原则的。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享有诉讼中的平等地位和民事诉讼权利尤为重要。
3、真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当事人讼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而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将刑事案件审理中所提起的民事诉讼简单地相加，显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为民事诉讼本身存在着简易和复杂之分，将简易的民事诉讼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完全可以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将复杂的民事诉讼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只会制约刑事审判的正常开展，拖延刑事审判的审理。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应对两种不同性质争议的解决都有利，即一个争议的解决有利于另一个争议的解决，前一个争议的解决当然地解决了后一争议，如不能提高诉讼效率，附带民事诉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综上，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一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能同时满足刑事和民事诉讼原则的刑事、民事诉讼（同一行为引起）合并的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应当在上述框架范围内进行设置、完善。
（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具体构建。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成。
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诉讼的合并，是通过法院审查后作出的一种职权行为，是否合并应当由法院审查决定，决定的条件应当按照框架的要求具体设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成应当分三个步骤：
（1）基本条件。刑事诉讼中提起民事诉讼，首先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民事诉讼的四个基本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2）设置形成附带民事诉讼的特别条件。
为符合设立附带民事诉讼的初衷，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案件范围和提起时间两方面进行特别的规定。
①对案件范围的要求。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审限来看，能够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民事案件，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因为只有这类案件才有可能在刑事诉讼的一个半月内审结，而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则不应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中。理由有三点，一是适用民事普通程序的案件，案情本身较为复杂，如那些属于医疗事故、产品责任、知识产权等特殊领域的赔偿纠纷，属于举证责任的倒置等情形的案件，这些案件很难在一个半月内审结，如果匆忙审结，必然是建立在削弱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基础上的；二是从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来看，对适用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应当设立举证期限并进行证据交换，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而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根据该规定，普通程序案件审理的时间必然加长；三是追加在逃共犯为共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时，由于其潜逃在外、下落不明，必然要公告送达并适用普通程序，而公告的期限为六十日，已超过了刑事案件的审限。综上，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将适用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外。
②对提起时间的要求。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应当限制在一定期限内，因为刑事案件的审理一般在一个月内审结，最迟不超过一个半月，而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审限一般在三个月内审结，从期限上也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明显比民事诉讼期限短，如果一味迁就民事诉讼的话，必然会导致刑事诉讼的拖延，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因此必须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时间，在刑事案件立案后十日内提起为宜，既可以满足刑事诉讼对时间的要求，也可以保证被告人有充分的民事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以实现他们刑事及民事诉讼权利。
（3）法院依职权审查后决定适用的诉讼程序。具体操作步骤是：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时发现可以附带民事诉讼而被害人没有提起，则在刑事案件立案的同时告知被害人应在立案后十日内提起，超过该期限将作为独立的民事诉讼处理；如果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立案时已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经过法院告知，已在立案后十日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由法院依职权进行审查，对符合上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的，应当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理，否则应直接适用独立的民事诉讼。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他问题的解决。
由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采用民事说，因此，有必要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司法解释，修改其与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冲突以及与法律原则相悖的部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人民检察院无权代表或代替其他单位行使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权。
《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不妥。首先，不符合人民检察院的侦察、公诉和法律监督的职责范围，可以说超越了其职权；其次，检察院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它与被告人没有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案件的结果也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更没有原告人所享有的申请回避权、上诉权等权利；再次，检察院的地位是国家公诉人，与被告人明显不平等；最后，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公司的改制，公司、企业种类繁多，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又包括国家、集体控股、参股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以及其他各种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企业等，对哪些是国家、集体财产，哪些是公司、企业自有财产较难把握，且任何国家、集体财产始终都置于某一公司、企业所有或监控，而该公司、企业有自主的民事诉讼权，人民检察院无权对其进行干涉。
（2）附带民事诉讼诉讼费的收取应和独立的民事诉讼采用同一规则。
最高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了诉讼费的缓、减、免，由于我国对刑事受害人没有国家补偿制度，并且诉讼费是按诉讼标的额收取，标准较高，因此，我们可以将犯罪行为引发的民事诉讼作为法定减、免的情形之一，以此作为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以保障他们行使诉讼权利，同时，也避免了诉讼费是否收取的混乱。
（3）附带民事诉讼适用的证据规则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一项完善，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按照该规定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自认的法律后果、举证时间、新的证据的范围，并依照优势证据原则审查判断证据。这样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就必然出现对刑事及民事部分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以确保公诉与私诉不同的价值取向。
（4）附带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及适用法律应和民法保持一致。
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适用刑法、刑诉法，又适用民法、民诉法，难免会发生冲突，由于附带民事诉讼采用“民事说”，因此，在法律规范发生竞合时，应直接适用民法、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在确认民事责任的规则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以确保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并维护法律的统一性。
四、从长远看，可以考虑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从各国立法例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是必然的或者必须的诉讼制度，无论是英美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其体现出的共性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相对独立的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也是授权性的法律规范，被害人有权自己决定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不限制被害人选择其他途径寻求司法保护，也不排斥法院单独受理民事请求。从长远考虑，我们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取消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分开，其意义表现在：
1、保持法庭上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刑事诉讼要追求被告人的辩护权与公诉机关公诉权的均衡，以保障打击犯罪和维护被告人权利的双重目的。但是，被害人加入公诉一方控诉被告人，势必更进一步造成诉讼结构的倾斜。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可以保持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
2、保证各类案件都得到专业化处理。刑事法官精于对刑事案件的定性、量刑，缺乏民事审判经验，对处理民事赔偿问题感到不适应，如民事诉讼中的归责原则、证明标准等对他们而言完全是一门新学问，且审理附带民事纠纷要增加许多工作量，“分而治之”，不仅使刑事、民事案件都可以得到专业化的处理，而且可以利用民事诉讼程序对赔偿的专业性和周到性，给被害人更公正的救济。
参考书目：
1、《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研究》 孙洁冰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容冲突与协调》肖建华《法学研究》2001年第23卷第6期。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权利保护》 王福华、王琦，《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赔偿范围 “物质损失”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之一，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但是，经过多年实施，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主要表现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标准不统一、“空判”现象严重、“缠诉闹访”问题屡禁不止。这些问题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因此，进一步完善和明确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和标准势在必行。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新《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过百条，其中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新《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三点修改：一是增加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二是增加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规定；三是增加人民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的规定。而具体到审判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这一规定一方面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另一方面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根据“物质损失”情况进行裁判。那么在审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与把握？笔者认为，应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情况确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进行判赔，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更好的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1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物质损失”的理解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确定的赔偿范围为完全赔偿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该解释除详细地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具体内容之外，还对赔偿的具体责任进行了划定，采取有效措施以杜绝“空判”现象的出现，保证了审判结果的顺利执行，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立足于现实国情，着眼案件裁判的实际效果，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进行了明确说明，并制定了统一标准。另外，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而言，调解也是一种有效的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处理好民事纠纷，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想进一步明确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首先就要准确解释“物质损失”的具体含义。笔者结合具体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并就当前我国的国情和一些审判实践，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做出了以下解释：第一，当受害人遭到人身损害（未致残）时，赔偿义务人应当依法支付受害人在住院期间所花费的各项费用，同时还要赔偿受害人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其他费用；第二，当受害人遭受人身伤害并致残时，赔偿义务人除支付上述费用外，还要支付其必要的生活费以及因身体残疾而损失的经济收入，同时赔偿义务人还要相应的承担受害人的后续治疗费用；第三，当受害人死亡时，赔偿义务人除赔偿本条第一款中规定费用外，还要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交通费以及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等一系列合理费用。
2 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具体理解与把握
新《刑事诉讼法》在继承旧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际做了一系列补充和调整，使法律的执行更为合理化人性化，充分彰显了现代社会主义法律精神。笔者在综合分析和研究新《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进行了分类，根据具体案情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2.1 一般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赔偿“物质损失”
依照新《刑事诉讼法》解释内容来看，它与旧《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赔偿范围。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院不再受理受害人关于单独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索取精神损失赔偿的案件，规定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失均不属于赔偿范围之列。
2.2 驾驶机动车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除支付一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金外，还应支付精神损害慰问金，但判决时不支持精神损失
新《刑事诉讼法》解释中对驾驶机动车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赔偿情形进行了具体说明，该解释中规定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可由第三方即保险公司支付其责任范围内的赔偿费用。而在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地定义了“人身伤亡”的具体内涵和范围，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合法人身权益遭到了侵害，赔偿权利人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赔偿受害者各项损失费用，具体包括住院期间的各项费用、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若造成受害人残疾的，除赔偿上述费用外，还应承担受害人的生活费以及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以保障受害人的正常生活。而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具体规定，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的，实行统一责任限额制，由赔偿责任人统一承担赔偿责任，并明确划分了责任限额的范围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即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伤残死亡赔偿限额、被保险人交通事故无责任赔偿限额。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将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赔偿范围，故驾驶机动车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或死亡，或造成重大公共财产或私人财产损失的，一旦构成犯罪，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不予受理”，同时交强险亦未将精神损害赔纳入赔付之列，因此法院判决此类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不支持当事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
2.3 附带民事诉讼的和解协议、调解协议以及具体赔偿范围和内容没有明确限制
通过翻阅新刑事诉讼法，我们注意到，新法并未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以及具体的赔偿范围和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而司法解释则规定一旦赔偿双方当事人关于赔偿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赔偿范围、数额不受限制，可以包含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
这一解释，对于“物质损失”的理解有着明确的阐释，也为今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和裁判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还要立足于我国的法律、法理以及我国的法文化传统，正确区别对待附带民事诉讼和单纯民事诉讼法赔偿范围，有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也更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的矛盾化解工作。
自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实施后，很多群众及部分法律人士分析认为，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去掉了“精神损害慰问金”一项，即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是不合理的，有的甚至理解为，交通肇事罪附带民事赔偿也不再赔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这其实是对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误读和误导。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应加强宣传，司法机关应正确适用法律，引导民众正确解读，让这部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刑事诉讼法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切实做到维护司法统一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3 小结
随着我国法制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成熟，我国法律的制定和解释也将日趋合理和全面，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重要体现。因此，在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立法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立法为民，积极推动法制建设健康稳定发展。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推出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分析，为如何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规范法律秩序，维护法律尊严提供了良好借鉴。
参考文献：
[1]吴祯董.如何理解新刑诉法传唤、拘传的规定[J].商品与质量，2012（S8）.
1、高科技性。视听资料的信息载体具有较高的科技成分，其制作、保存、显示分别需要专门的摄录、存储、播放设备，比其他证据形式具有更高的技术要求，带有明显的科学技术运用性质。
2、准确性和逼真性。和其他证据形式描述、阐释的方式相比，视听资料在形成过程中受录制人以及其他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小，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而且通过视听设备对音像数据的解读，可以以声音、图象逼真地反映人和事物的各种状态、运动和发展，这种对过往事实的生动“还原”也是其他证据形式难以做到的。
3、动态直观性。视听资料往往是对一定时间内持续的音响、影像进行录制，当这一动态过程得到重现时，具有动态的直观性。如录音资料，不但能够反映说话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还能够反映说话人的语调、语速等特征。这对于准确、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4、易被伪造、篡改。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视听资料这一证据形式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同时也使它比其他证据更容易被伪造和篡改，而且这种伪造和篡改并不像传统的书证那样会留有比较明显的痕迹，其鉴定和甄别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也必须依赖一定的科学技术，这样才能使视听资料的证据价值不至于被其弱点所淹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录音机、摄象机、录音电话等摄录设备的普及，视听资料的制作已经变得轻而易举，其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加之在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由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越来越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因此当事人选择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情况也将会日益增多，在司法实践中最易引起争议的也正是当事人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问题。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同时对作为该问题的基础性问题的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试作分析，求教于各界同仁。
作为讨论的基础，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有必要在讨论之前对私录视听资料的范围加以界定。目前在理论上尚未见对私录视听资料的内涵的明确概括，人们更多地是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使用这一概念。我们认为，所谓“私录”之“私”是相对于国家机关来说的，是为了与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相区分，“私录”这一提法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从范围上讲，私录视听资料既包括经对方同意的情况，有包括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本文的论述即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展开。
一、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内涵
“证据”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认为，没有经过质证、认证程序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证据”，应称为“证据材料”；而经法官认定为能够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则应称为“定案证据”。证据材料要上升为定案证据，必须经过法官认证，即证据材料经当事人双方质证（依法不必质证的应属例外）后，由审理案件的法官对其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从而确定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以及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的证明力有多大。可见，法官认证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对证据材料的关联性、合法性以及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其中关联性是指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联系，真实性则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在对视听资料的认证问题上，关于关联性和真实性的认证与其他证据并无显著区别，理论上也无甚大争议。惟有视听资料的合法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而且这场争论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这一问题本身而深入到了整个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方面。
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它体现了诉讼的阶段性和程序法的独立价值，也是案件客观公正的机制保证，因此不具备合法性就意味着没有可采性，就要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排除在法官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证据的合法性、进而划定非法证据的范围。我们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的把握应从正确界定“合法”与“违法”入手。法理学的一般理论认为，以法律规范为评价标准，可以将人们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和中性行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仅仅是与法律明定的行为要件不相符合或者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而并未直接与法律上明定的强制性规范相抵触，那么这种行为虽然不是合法行为，但也不是违法行为，而是中性行为。可见，不合法并不等于违法，不合法的行为在外延上要大于违法行为，它包括了大量的中性行为。另外，这三类行为的法律后果即法律对这三类行为的评价是根据行为主体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对于作为公权主体的国家机关，由于其在物质、制度等方面控制着大量的优势资源，同时执掌着以普通公民的行为为行使对象的公共权力，因而，为了保证普通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不受侵犯，必须为公权力的行使限定严格的条件，并使这种权力的行使效果具有明确的可预见性。据此，法律对国家机关的行为要求是“合法”，只有合乎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为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私权主体，权利至上和意思自治是自由的保障，民主国家不可能将法律的触角伸入到广阔的私法领域的每一个细小的方面，也不可能要求人们的行为严格恪守法律的明文规定，因为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任何法律也不可能囊括私法领域的一切方面）的情况下人们将如何行为？而且，由于私权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在法律上支配、控制他人的优势，因此，“法无禁止即为权利”就成为界定私权范围的著名法谚。也就是说，普通公民的行为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会得到法律的承认即依其自身意思发生效力，这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中性行为，可以概括为“不违法”。
我们认为，对于证据的“合法性”，也应该因取得证据的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总的来说，国家机关取得的证据应该“合法”，普通公民取得的证据应该“不违法”。在民事诉讼领域，虽然证明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的，当事人要按照证明责任的要求收集证据，但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能力方面的缺陷，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申请并提供了明确的证据线索的情况下，调查收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也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依职权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当事人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相对于法院收集的证据来说，则应当作比较宽松的理解，应当承认当事人通过中性行为即不违法的行为收集的证据的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称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为“适法性”更为妥当。当一个行为不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而是直接与明定的强制性规范相抵触时，才可以算得上违法行为，由此而形成的证据材料才被称做非法证据，这样在判断非法证据的时候才不会失之偏颇，也才不至于使大量适法证据被划入非法证据的范畴，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和谐统一。[2]
有疑问的是，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是否发生在私权领域？这直接决定着上述命题的真伪。我们认为，虽然民事诉讼法属于公法范畴，但由于它与民事实体法紧密相连，特别是在变革中的当代中国民事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主义有逐渐加强的趋势，因而它与同属于公法范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比，仍有自己的特点，如在较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赋予了当事人很多自由处分权。虽然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下，检察机关有权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在当事人申请撤诉时有权决定是否批准，检察院和法院对某些再审程序的提起也起决定作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运行、终结都是以当事人的意志为先导的。在证据制度方面，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案件事实举证不能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的认可即免除了另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些都体现了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平等权利和处分权利，正反映了私权的属性。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仍然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所反映的也是私权之间的冲突与较量：一方面是一方当事人为了使其诉讼请求所体现的实体性权利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调查收集证据，另一方面是另一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的其他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调查收集证据行为的本能防御。因此，为达到这两方面利益的平衡，可以而且只能用处理私权关系的准则来处理。
二、视听资料证据的合法性及非法视听资料的排除
我国民事诉讼法把视听资料规定为证据形式之一，要求司法机关取得视听资料必须在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普通当事人私自录制的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并未作出规定。视听资料制作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录制的对象是人的语言、行为等活动，它可以通过不为被录制人所知的秘密方式完成。这就产生了录制视听资料是否要经被录制人同意，以及未经同意录制的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如何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3月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法复[1995]2号）中认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下称“95批复”）这是我国证据制度中的第一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审判实践的效果看，这一排除标准对于民事证据来说过于严厉。在现实生活中，一方当事人同意对方当事人录制其谈话的情形是极其罕见的，对未经同意录制的视听资料不加区分地一概否定其证据效力，就使得私录的视听资料几无“合法”的可能，也使视听资料的证据价值大打折扣。由于我国体制上的原因以及一般民事主体，特别是普通公民的个人能力有限，其对所需证据的调查收集本来就缺乏必要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更没有强有力的取证手段，如果再以对司法机关取得证据的严格要求来要求普通当事人，无疑会进一步削弱当事人的实际举证能力，难以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和谐统一，容易导致不公正的结果，也不利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实际上，法官在审判实务中往往基于个案的衡平，通过各种途径规避该司法解释的适用，如迫使被告认可视听资料所反映的案件事实从而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或在调解中以该视听资料去压服对方以期达成调解协议，或当证据薄弱事实难以认定时通过法官的心证形成优势证据。[3]可见，法律和司法解释如果脱离了其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土壤，在实践中就容易遭受被规避的厄运，尽管这种做法从宏观的法治理念上讲并不值得赞同。
我们认为，未经被录制人同意的私录视听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不能简单地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对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录制者录制的是自己与另一方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谈话、行为等活动，还是他人之间的活动。这两种录制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不经同意而秘密录制他人之间的谈话、行为等（即窃听、窃录）是只有特定的国家机关（通常是有刑事侦查职能的机关）在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如追究严重刑事犯罪）才有权严格依法定程序采取的措施，普通公民无此权力。而一方当事人录制与对方当事人彼此之间的民事活动，不过是再现事实发生和发展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与有关立法并无抵触之处，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保全证据的手段，是克服举证能力局限性的必要手段和合理途径。因此，一方当事人录制与对方当事人彼此之间的谈话或行为，只要不构成对对方当事人的隐私权或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的侵害，不论是否经对方同意，均应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其次，录制的内容是对具有法律意义的民事活动的记录还是涉及他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对未经对方同意而私录的视听资料一概否定其证据效力，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被录制者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的担忧。但是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解决，没有必要因噎废食。而且从实践来看，私录视听资料所记录的内容大都是双方之间有法律意义的民事行为，如口头协议等，一般并不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
再次，被录制者的表达是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还是受到了欺诈、威胁、利诱等恶意方式的不良影响。从证据材料反映的内容上看，通过欺诈、威胁、利诱等手段取得的视听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多为虚假的，已不具备真实性，因此必须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但是，如果被录制者虽然对录制活动一无所知但其意志处于自由的状态，其谈话、行为等也是其内心意思的自然流淌，而不是被迫作出于己不利的虚假陈述，那么对于这样的视听资料也一概因未经对方同意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取得视听资料的一方当事人来说难谓公允，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则无异于鼓励其出尔反尔、践踏诚信。
如上所述，在为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划定界限时不能不考虑以上因素。而排除非法视听资料正是我们分析视听资料证据的合法性的必然逻辑结果。相对于刑事诉讼制度而言，民事诉讼制度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持较为宽容的态度，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侦查机关在调查取证时既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更有国家的强制力为依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绝对的优势，而刑事制裁的手段又与人的自由、生命息息相关。基于保护基本人权这一现代刑事司法的基本理念，为了确保无辜的人不至于受到错误的追究，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要求相当严格，从另一角度看就是被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比较宽。但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双方的地位平等，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攻击”与“防御”也就能够相对公平地进行。而且由于民事诉讼所争议的是当事人的私益，往往与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因此在决定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时必须考虑到当事人的取证成本与效率，必须考虑到当事人取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于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证据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正是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使然。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民事诉讼中需要排除的非法视听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录制他人之间的谈话或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除非征得被录制各方的同意；
第二，视听资料的内容涉及他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应予排除；
第三，采取欺诈、威胁、利诱等恶意方式取得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强调，即以公开方式、在公开场合制作的视听资料，如在海关、机场、银行等场所安装的摄录设备是面向全社会的，其对象是所有过往人员和全体顾客，并不以被摄录对象的明知或同意为前提。而且这种录制多是针对特定的场所（如海关关口、机场登机处、银行服务窗口等）而非针对特定的人，摄录设备多为自动控制，对录制对象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公开制作的视听资料用以证明录制者与被录者之间的民事行为，与其他视听资料并无不同。其真正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它以为数众多的不特定的人为摄录对象，因而具备了录制他人之间的活动的可能。例如，银行客户在办理存取款的同时与他人达成的口头协议，在机场发生的乘客之间的侵权行为，都有可能被这些场所的摄录设备录制下来，虽然这种录制是在无意中完成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不受前述第一点排除规则的限制，因为这类视听资料录制过程的公开性与无选择性，已使它与窃听、窃录的行为产生了本质的区别。因此，如果这些公开场所的摄录设备记录了有关他人之间的民事纠纷的事实，而当事人又从这些场所取得了这些视听资料，那么经查证属实，应该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三、视听资料证据的证明力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确定哪些证据材料具有作为定案证据的资格，也叫证据能力。这一任务主要通过对证据材料的合法性的审查判断来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确定有证据资格的证据材料各自的证明力有多大，进而综合判断全案证据并据此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理论界关于视听资料的讨论多集中于视听资料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上，对其证据能力这一对理论及实务均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似乎重视不够。人们通常认为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结合其他物证、书证等相互印证，理由是视听资料贮存信息的方式具有脆弱性，易被伪造、篡改。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立法的认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也对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作了进一步的发展。[4]视听资料证据是否果真只能作为间接证据存在、起“印证”的作用？
我们认为，由于视听资料一方面具有准确、直观、动态、逼真的优点，另一方面又容易被伪造、篡改而损害其证明力，因此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个证明力由弱到强的相当大的范围，可以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对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作出认定，这里面应该包括将可信度高的视听资料直接作为认定案件相关事实的依据的情况，也就是说，不需要其他证据佐证。而法官自由裁断视听资料证明力的幅度则可以通过证据规则来控制。实际上，视听资料在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再只是作为保全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的手段，而是成为记录民事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固守视听资料只起印证作用的传统观点，也许有些案件的某一方面的事实将面临着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若直接以举证不能让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风险又显失公平的窘境。至于视听资料的脆弱性问题，一方面是一个可采性审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一个鉴定的问题。对于那些根据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常识就可断定是经过剪辑、加工等方式伪造、篡改过的视听资料，法官可以在证据资格审查阶段就以欠缺真实性为由否定其可采性，没有必要让其进入到证明力的审查阶段。对于那些真伪难辨的视听资料，由于视听资料的剪接只有经过复制才可能在载体材料上不着痕迹，而视听资料在复制过程中是有一定的损耗的，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应该可以通过技术鉴定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总之，视听资料的证明力问题因视听资料自身的特点而比其他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更显得复杂，所以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根据具体个案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程度的证明力，不宜机械地认为所有的视听资料证据都是间接证据，都需要其他证据佐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四、总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际上正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一规定显然考虑到了违法与不合法的区别，其排除范围要小于“95批复”的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该规定仍然没有就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内涵作出明确的界定。而且，该规定第65条把“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为对单一证据的审核认定的主要方面之一。而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程序、方式等，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应如何把握？该规定第70条规定了应当确认其证明力的几种证据，其中之一是“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但未经对方同意而录制的视听资料是否属于“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范畴，仍然语焉不详。也就是说，该规定在事实上并没有明确回答“95批复”的效力问题。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对蕴涵在“证据规定”背后的基本精神与法理限制对“95批复”的适用，但这种做法毕竟是暧昧的。继续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其在诉讼正义与诉讼效率之间达到合理的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民事诉讼法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功能。
注释：
[1]电子证据的地位或称属性，是理论界颇具争议的问题。目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主张将其归入视听资料的范畴，但近年来主张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的观点越来越多。参见许康定《电子证据基本问题分析》，《法学评论》（武汉）2002年第3期，第94-99页。本文所探讨的视听资料并不包含电子证据。
[2]黄明耀《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现代法学》（重庆）2002年第3期，第78-83页。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民事诉讼，故其调解与单纯的民事诉讼有所不同。正确认识和把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特点，对于有效贯彻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刑罚的公平与正义，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申诉和上访，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单纯的民事诉讼调解相比较，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应正确认识和把握此类案件的几个特点：依附性、兼容性、局限性、间接性、合法性、期待性。依法适用调解方法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不但消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对整个社会安定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
一、注重树立法官的威信
调解制度是借助法官的威信，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在调解制度中，双方当事人将自身权力自愿置于中立法官之下，前提是法官具有公信力，也就是说法官必须取得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充分信赖，使当事人能够放心地把自身权利托付给其调处。我国传统上是个人情社会，密密交织的人情网影响着司法审判工作，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任度，这也是长期以来“人情案”、“关系案”困扰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因。当事人精神高度紧张，非常敏感，法官的一句话，一个手势，一种表情乃至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招致当事人的误解，并有可能对下一步调解工作造成困难。这就要求法官在居中调解时，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注意到细节，要慎之又慎，细之再细。
二、使当事人“懂法”
所谓使当事人“懂法”，是指法官通过向纠纷当事人讲解与案件有关的实体法、秩序法等基本法律知识，使当事人对主张权利、参加诉讼在思想上有个清晰的轮廓，以便在下一步诉讼过程中，更充分有效地处置自身权利。这一步骤是取得调解成功的必由之路。目前，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法律观念整体上比较陈旧，这些都说明我们离法治社会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案件当事人文化素质、法律素质普遍较差，甚至对法律程序、诉讼权利、应诉技巧一无所知，这些给诉讼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正如裁判在体育比赛之前要向运动员说明比赛规则一样，法官负有向当事人讲明诉讼权利义务、法律程序等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虽不懂法律知识，但经济条件较好的当事人，可以鼓励他们委托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诉讼人，使当事人明明白白打官司，清清楚楚参加诉讼。实践表明，在诉讼调解中，越是让当事人清楚法律权利、义务，充分了解法律程序，越能够使他们掌握庭审节奏，掌握一些诉讼技巧，与法官协调配合，快捷、有效地促成和解，定纷止争。
三、适时适度冷处理
长期以来，在许多百姓眼中，打官司、进法院，就是“惊官动府”，是撕破脸皮的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事人怀着这样心态参加诉讼，往往情绪非常对立，这一点表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尤为突出。对于情绪过激的当事人，就是要时刻想着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化解分歧，解决纠纷，在倾听当事人诉说的过程中进行劝说，在劝说的过程中引导，不妨试着采取“拖”的方式。这里的“拖”，并不是“推脱”的同义语，而是寓调于拖，寓劝于拖。
四、注重寻找调解突破口
每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案件不同，当事人的素质、文化水平、生活阅历以及在案件中的过错责任等各不相同。法官要善于根据这些因素在调解过程中寻找突破口，寻找关键点，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作为法官不能拘泥于卷宗材料，一定要深入案子的背后，尽可能多地掌握案件及双方当事人的信息，找准突破口，把握时机，及时促成和解，使案件调解成功。
五、必须坚持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调解达成的保证。公正的法官才能不言自威，才能从容主持审判。公正的裁决和调解，才能拥有既判力和约束力，才能被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新时期的法官不但要具备深厚的法学修养、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同时还要具备高尚的人品和职业道德。尤其是后者，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显得更为重要，法官队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既要承受汹涌澎湖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又要摆脱层层人情关系网的束缚。如何奉公执法、恪尽职守，同时又要处理好身边的各种关系是每个法官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古人说：“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归根结底，司法公正是法院裁判生命力所在，法官只有做到司法公正中，才能定纷止争，才能使当事人息诉服判，才能使调解成功的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关于《民事诉讼法》执行情况的汇报
(在××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市人民法院院长××*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代表市人民法院，现将我院去年以来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情况作如下汇报，请予审议。
一、执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情况。
2003年以来，我院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积极实施独任审判员选任，重新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大力推行民商事案件“大立案、精审判”运行机制，落实“司法为民”各项工作举措，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有了大幅提升，办案的社会效果亦有了明显变化。
1、受案数量稳中有升，新型案件逐年增多。自去年1月至今年6月，全院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1653件，比往年同期增长4.3%,民商事案件占全院诉讼案件总数的73%。从案件类型来看，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仍占多数，但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出现了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保证保险纠纷、环境污染纠纷、土地承包纠纷、代位权纠纷等过去从未接触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出现给我们适用法律增加困难。
2、办案周期明显缩短，办案效率得到提高。一年多来我们始终坚持了案件流程管理，简化办案环节和审批手续，积极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办案周期明显缩短，结案率较往年有所提高。一年多来，我们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1533件，结案率为92.7%，已结的案件中判决的519件，占审结案件的33.9%；调解的791件，占51.6%；撤诉的214件，占13.9%；其它方式结案的9件，占0.6%。其中庭前调解（撤诉）结案262件，占33%，通过繁简分流和庭前调解，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1021件，在二个月内审结的为83%。结案周期平均为47天。在未结的案件中主要是码头镇干部担保贷款的借款纠纷，这部分案件因客观原因已中止审理，除此外无超期未办手续的积案。
3、办案质量明显好转，申诉缠诉有所减少。实行民商事案件“精审判”后，案件的开庭审判集中由少数业务精、素质好的法官负责，案件裁判质量明显提高，经过案件评查，案件的优秀率达90%以上。上诉案件亦明显减少，一年多来，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的34件，上诉率为6.5%。其中维持原判的14件，二审调解的6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部分改判的4件，尚有8件二审法院正在审理。二审发回重审、部分改判的主要原因是一、二审法官对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识不一致造成的。案件质量的提高使申诉缠诉的现象较过去有所减少。一年多来共接受当事人的申诉、申请再审的14件，经过复查驳回申请、申诉的11件，裁定作出处理的1件，拟)提请审委会讨论再审的2件。
4、虚心接受各方监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我们除了坚持自身的审前、审中、审后监督外，还虚心接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监督，建立健全了来信来访接待处理工作运行机制，跋涉诉纳入制度化管理，对所有件做到有登记、有交办、有督促、有检查、有答复、有档案。一年多来，共收到市人大、市委政法委、市局等机关转交的涉及民事审判方面的申诉件28件，已办理并按交办要求口头或书面答复的18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驳回当事人申请申诉的8件，已复查拟提请审委会讨论再审的2件。
二、执行《民事诉讼法》的主要举措
民商事审判工作直接面对的是老百姓平常生活中的发生的各种纠纷。当事人参加诉讼很可能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经历，百分之一的裁判不当,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司法不公。我院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观念，坚持司法为民宗旨，积极运用司法手段，消除矛盾、化解纠纷，着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1、深化立案工作改革。立案庭对外是“窗口”，对内是“关口”。我们加强了立案“窗口”建设，建成立案大厅，为来访群众提供桌椅、纸笔等备用品，改进工作作风，从细微处提升对外服务水平。同时在立案改革活动中积极探索创立一些新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一是实行了立案“四统一”，即统一立案、统一收费、统一排定审判法官、统一排定开庭时间。实行统一立案后，把分散在各审判庭行使的立案权划归立案庭集中行使，有立案庭统一负责案件的受理工作，基本消除和克服了过去立案管辖较为混乱的状况，把立案工作作为一项专门的审判业务，实行规范化管理。二是实行立案“四固定”，尝试建立一种庭前准备制度。由立案庭的庭前法官在书记员的协助下，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的整理、登记和交换并具体指导举证，主持当事人对案件的管辖、诉讼主体、争议焦点等问题进行质询，将诉讼主体、请求、证据、争议焦点加以相对固定。庭前准备制度在提高审判效率的同时，侧重于立案庭和审判庭建立分权制衡关系。立案阶段由庭前法官实行庭前调解，一方面，使一些案情相对简单的纠纷案件及时得到解决，减轻了审判庭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庭前法官完成开庭前准备性事务，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判案的庭审法官与当事人及人私下接触，预防和减少外部对审判工作的影响，让庭审法官摆脱琐细的审判事务，潜心钻研审判技能，确保公正高效裁判。
2、强化程序公正意识。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保证，程序不公往往使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产生怀疑，影响司法公信力。为此，我院以公开促公正，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提高当事人的诉讼参与主动性以及诉讼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理性诉讼意识。一是实行导诉制度。由专人在立案大厅接待来访群众，提供书面诉讼指导材料，对咨询问题给予详细解答。同时将审判操作流程、工作时限等内容公开上墙，接受当事人监督。二是实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向每位当事人发放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将不符合条件、超过诉讼时效、不提供或者不充分提供证据、无财产可供执行等17种常见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当事人，让当事人理性对待诉讼，正确认知诉讼结果。三是实行司法救助制度。不让群众因经济困难而求助无门，失去维护正当权益的机会。去年以来为各类弱势对象减缓免诉讼费24余万元，较好地平等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诉权。
3、加强诉讼调解工作。司法的基本功能是定纷止争，诉讼调解能妥善有效的化解纠纷、解决矛盾，是诉讼效率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我院一直注重诉讼调解工作，强调多调少判、需判则判。一是注意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发现新的矛盾隐患，在矛盾化解上强调一个“细”字，细致地做好疏导教育工作，不能“一判了之”。二是发挥人民法庭密切联系群众的“桥头堡”作用。在辖区建立便民联系网络，加强人民调解的指导，实现法庭工作与乡村互动。三是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结合工作机制。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让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员以陪审员身份参与诉讼调解。对于单纯以金钱给付等为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该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人民调解协议，直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强制对方当事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4、规范案件流程管理。一年多来，我们发挥立案庭审判管理枢纽作用，对案件自立案至归档等各个流转环节明确工作职责和办结时间，进行全程监控，确保案件快速公正审结。一是统一分案，随机确定承办人。立案庭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新受理案件随机分配到承办人，从制度上有效地遏制了承办法官选案和当事人选法官的现象发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办案程序公正和法官中立。二是排期开庭，杜绝案件开庭的随意性。庭前法官对当事人调解不成的案件，及时送达开庭传票，确定第一次开庭时间，庭审法官若没有特殊情况必须按期开庭；对需二次开庭的，庭审法官亦应将开庭的理由和时间交由立案庭排期，不得随意决定开庭与否。三是强调一庭结案率，提倡当庭宣判。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庭前法官在主持庭前证据交换时只能组织调解一次，调解不成的，必须交付审判，避免久调不决；移交审判的案件，则要求一次开庭结案，能调解的尽可能促使双方达成一致，无法调解的力争当庭宣判。一年多来，一次开庭结案率达到60%，当庭宣判率在80%以上。四是实行审限警示催告，严格办案时限。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得超过一个月，普通程序的案件不得超过四个月，凡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工作的，发出审限催告通知书限期办结，确保案件及时审结。
5、完善质量评查体系。为了及时发现案件问题，消除案件质量的共性差错现象。我们设立案件质量评查组进行逐案评查，不断完善案件质量评查方法。一是区别职责，评查到人、到每个环节。将庭审法官、庭前法官和书记员分成三个系列，按每个人的不同职责分项量化打分，作为质量考核的依据，促使每个人都要把好案件程序关、证据关、事实关和适用法律关。二是坚持评查通报制度。每月反馈部门和个人办案得分、案件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对案件质量瑕疵严重的个案点名通报，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三是实行质量评查合议制度，对案件程序上和实体上存在严重问题的案件，在个人评查的基础上还另行组成合议庭评查，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提交审委会讨论。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是随着新类型案件、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日益增多，法院调解和处理这些争议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类纠纷已进入易发、多发阶段，很多矛盾和问题相继反映到审判工作中来，新类型案件、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成为法院审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由于受司法体制、司法工作机制、司法工作环境以及司法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法院调解和处理这些争议的手段还相当有限，难度越来越大。比较典型的有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教育纠纷案件、房屋拆迁纠纷案件、集体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土地征用补偿费纠纷案件等。这类案件是否受理的标准难把握，即使受理也难审、难判、更难执行，法院由此背上沉重的社会包袱。为此，我院将实行新类型案件、敏感案件的个案请示、汇报制度。在案件立案时把好“关口”，不该立的案件坚决不立。在案件处理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讲究工作方法，防止因案件处理不慎造成工作被动，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诉讼费的收取存在一定的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现象。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诉讼费收取办法》制定于十多年前，收费标准偏低、范围偏窄，在我市现行的财政管理模式下，我院据此收费已经不能保证必须的办公成本支出。因此，近年来我院参照周边法院收费规定进行操作，存在一定的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现象。影响了法院的公正形象，不利于群众合法利益的保护。我们建议，在目前《人民法院诉讼费收取办法》未修改之前，可参照永修等其他地方的成功做法。案件受理费按法定标准和范围收取并全额上缴市财政，法院干警基本工资按现行办法由市财政拨付，法院正常工作运转经费，由市财政按法院人数，每人每年拨付办公经费一万元，不足部分从收取的执行费中弥补。
三是存在着极少数当事人缠诉、缠访现象。不可否认,有些涉诉、涉访案件本身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当事人通过申诉、上访等途径要求解决应该给予肯定和理解。但有些当事人对判决不服，本来可以通过上诉程序解决，由于对上级法院缺乏信任，对自己案件缺乏信心，有意采取不上诉，走申诉、上访之路。对法院答复一旦不满则缠诉不断，法院疲于应付，牵扯了许多工作精力，影响正常审判工作秩序。我们认为，法院在切实提高办案质量的同时，相关部门要建立缠诉、缠访事件筛选制度，对法院已经答复处理，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重复上访的，应帮助法院做好说服解释息访工作。对于这类件不予批转办理，以杜绝重复处理。
四是当事人理性诉讼的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当事人举证意识、诉讼风险意识、程序意识认识不到位。法官的审判仅是运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有关证据规则，尽可能证明过去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法律实事，而不是客观事实。两者之间存在误差实属难免。现实中有些当事人诉讼意识不强，一是对有关举证制度不理解，忽视了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往往过了举证期限，造成法官认证陷入两难。二是认为官司到法院，法院就得包办，官司获胜钱款追到。不会认识到诉讼风险是市场交易风险的一部分。作为人民法院，我们有义务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通过以案说法、旁听庭审等手段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五是审判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新类型案件的不断涌现迫切需要我们的法官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另一方面，随着去年一大批审判法官离岗修养，我院审判队伍断层现象严重。全院30岁以下的审判法官没有一人，能从事一线开庭办案的法官太少。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我们将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推进队伍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建设，努力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高效。
针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107条对民事诉讼法第97条第三款做了明确化,即
(1)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
(2)需要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
(3)需要立即返还用于购置生产原料、生产工具货款的;
(4)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赔费的。
并且该解释第10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作出前采取。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在经济审判中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16条规定先予执行的裁定,必须经当事人书面申请,开庭审理后方可作出。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
(一)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
(二)追索劳动报酬的;
(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
第98条对先予执行应符合的条件做了规定: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
彭某(女)与张某于1995年8月8日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现年14岁。婚后两人因缺乏了解,矛盾日深,彭某向法院申请离婚。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其子归张某抚养成年,彭某每月负担抚养费200元,至小孩年满18岁时止(从2006年8月1日开始计算,每半年支付一次)。判决于2006年7月18日生效。后被执行人彭某拒不履行,张某于2008年6月23日向本院申请执行。
(分歧)
第一种观点:法院应该受理该申请,并予强制执行。因为法院判决被执行人的法律义务是一直要承担小孩的抚养费至18岁,并且被执行人的履行期间是要超过2008年4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施行之日,所以法院应该受理该申请,并强制执行。
第二种观点:法院受理该申请,但只予强制执行2007年8月1日之后的抚养费。因为新民事诉讼法第215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虽然前几段申请执行抚养费的申请执行期限已过,但后面的抚养费仍然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
由他人代为完成被执行人应为的行为,可以是由法院直接委托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完成,也可以是由债权人委托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完成,还可以是由债权人自己完成。具体采用何种方式,由执行法院决定。他人代为完成的费用依法应由被执行人承担。执行法院可由被执行人在他人完成后按实际费用支付,也可以责令被执行人预付一定费用,以后多退少补。从效果上看,以预付费用为好,因为如被执行人不愿支付该笔费用,可促使其自动履行,并可减少他人代为履行后被执行人不能支付费用的危险。被执行人应承担的费用数额,由执行法院依职权酌定,必要时也可命有专门知识、技能的鉴定人确定,以求公平。执行法院裁定命被执行人支付或者预付代为履行的费用,而被执行人拒不交付的,可以以该裁定为执行依据对被执行人强制执行,适用关于金钱债权执行的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8月7日印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了侵害名誉权案件判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些行为执行的一种措施: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可以书面或者口头的方式进行,内容必须事先经人民法院审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范围,一般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这也是一种代替执行的方式。
可替代行为的执行,是在法律文书指定履行的行为属可替代行为时,所实施的关于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可替代行为是指行为由被执行人自己实施或由第三人实施,对于债权人在经济上或法律上的效果并无不同。这种行为,可以是属于一般劳务的供给,例如,砍树、拆除房屋、运送物品、清除污水等,也可以是属于技术性劳务的供给,例如制造机器、设计图纸、修建房屋等。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第三十三条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第三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五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第四十条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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