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9 16:23:39
导语：在宏观经济研究的问题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上述背景下，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副教授齐鹰飞在其主持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实证研究》（批准号：10YJA790147）及专著《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对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揭示。作者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和《财贸经济》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很多相关成果，对宏观经济问题颇有独到见解，其敏锐的分析直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扎实的研究功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宏观经济学巨擘卢卡斯曾指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功能是提供表述清楚的人工经济系统作为实验室，让那些在现实经济中代价高昂到无法想象的政策实验可以在其中以低得多的成本得到透彻检验。”《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一书贯彻了卢卡斯对宏观经济研究的建议，为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验室”进行了有益探索。纵观全书，作者立足于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的前沿发展，着眼于中国现实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深入考察、描述中国通货膨胀经验特征的基础上，从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持久性以及成本渠道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考察了中国短期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特别是，作者娴熟地运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仿真方法以及宏观时间序列分析的前沿方法，对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刻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参考意义。
第一，辨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时间坐标。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变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期，预期在短期通货膨胀动态演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该书首次构造出最小距离估计量，对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实证比较，并发现前瞻性因素在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确认了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内在性。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对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通货膨胀具有内在持久性，经济中的随机冲击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持续地偏离其稳态均衡，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也会降低，货币政策更会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通货膨胀持久性是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表现出的重要经验特征，但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则需要细致的结构分析。该书利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进行了结构分析，并确认了其内在性。
关键词：宏观经济；上证指数；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1-0183-02
一、引言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极富争议的一个问题。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也是最近研究热点之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股票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变量的经验关系，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国外学者对股票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数表明在宏观经济变量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但结论并非是完全一致的。例如，Chen， Rol和Ros（1986）研究发现可以显著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因子有风险溢价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率等；但消费支出、原油价格和股票收益率之间却没有明显关系。Mukherjee和Naka（1995）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东京股票交易所（TSE）和日本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他们研究发现，TSE股票价格指数和六个宏观经济因子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Binswanger （2000）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用子样本滚动回归方法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和实质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不成立。
国内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经验研究，谈儒勇（1999）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了股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股市发展的三个指标（市价总值/GDP、成交金额/GDP和成交金额/市价总值） 在回归模型中都不显著， 这意味着我国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郑江淮、袁国良等（2000）的经验研究认为，虽然我国股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明显，但股市发展与储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存在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李广众（2002）的经验研究认为中国银行、股市发展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投资规模扩大，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
从上述国内研究文献可以看出，研究重点大多放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研究中的一部分，很少涉及关于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表现之间的经验检验。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大部分用的是比较简单的回归分析，很少考虑时间序列不平稳带来的谬回归问题。基于上述考虑， 研究将根据月度数据，在宏观经济变量与股市价格的理论关系和经验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对上海股票市场表现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模型形式、变量和数据选取， 第三部分给出实证结果， 第四部分是总结和结论。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选取
宏观经济对股指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变化以及消费者行为方面，因此建立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情况、房屋价格变动、通货膨胀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的VAR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Yt=C1Xt-1+……CnXt-n+ξt
其中，Yt=[AINDEXt]Xt=[AINDEXt，Rt，M2，GDPt，HGINDESt+HOUSEINDEXt，CPIt，CCIt]，C表示常数项。其中AINDEX表示上证收盘综合指数；R分别表示利率水平和M2同比增长率，用以衡量货币政策；GDP分别表示GDP增长率和HGINDES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两者结合衡量宏观经济变动；HOUSEINDEX表示国房景气指数，CPI衡量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变量一起表示市场变化；CCT表示消费者信心指数。样本区间为2001年1月―2013年12月共计156个样本。
三、实证结果
建立VAR模型，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检验，所有的变量都可以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用来构建VAR模型，在此基础上，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进行AR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稳定性，如图1所示。
（一）滞后阶的确定
进行VAR模型检验的最后一步就是确认滞后阶，模型滞后阶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最大试算阶数为2）。
根据表中所示，LR、FPE、AIC准则都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2，SC、HQ准则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1，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我们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为2。
（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
我们得到VAR模型形式如下：
AINDEX=0.857088397461*AINDEX（-1）+
0.126504716401*AINDEX（-2）-0.00230273338677*CCI（-1）
-0.000963551505897*CCI（-2）+0.0093385588814*CPI（-1）
-0.0195604202722*CPI（-2）+0.00942041778789*HGINDEX（-1）-0.0140177132655*HGINDEX（-2）+0.0138781296713
*GDP（-1）+0.00954420314823*GDP（-2）-0.000221171008889
*HOUSEINDEX（-1）-0.00501632789264*HOUSEINDEX（-2）+
0.0043259281095*M2（-1）-0.00657125075722*M2（-2）+
0.00636285095489*R（-1）-0.00643171398778*R（-2）-
0.007661618
R2=0.96
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较能对被解释变量做出解释。从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证指数具有较强的惯性特征，上一期对本期的解释高达0.857，再前一期对被本期的解释达到0.1265，二者结合就解释了全部的0.98，表明上证指数受自身影响最强，而其他变量对其解释力较弱，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经济连续增长多年而股票市场却熊冠全球。再看其他变量，其余变量中，消费者信心指数影响最弱且负相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前两期的CPI对本期上证股指影响较强，达到0.02，且呈负相关，表明上两期的CPI指数如果上升，则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本期股票市场的下跌，而上一期的CPI指数则对本期股票市场呈微弱正相关；除此之外，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前一期和两期也表现出明显的分野现象，与CPI相同的是都是前两期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而前一期呈现微弱的正相关，表明宏观经济指数与CPI相关性较强；前一期的GDP对本期股指影响呈现正相关，而且相关指数达到0.014，前两期的相关就变得微弱，表明当期GDP的增加能明显增强下一期的股指，但之后影响就逐渐减小；货币政策在前一期对本期呈正相关，前两期对本期则呈负相关，也具有一定的分野现象。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利用VAR模型对宏观经济环境、政府调控政策、市场变化和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了如下的主要研究结果：宏观经济环境本身的发展状况将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变动对经济基本面变化的反映功能的缺失；货币供应量变化将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影响较为微弱，宏观经济环境不会对货币供应量调整政策调控中国股票市场的效果产生本质性的影响。这个结论既是中国股票市场资金拉动型特征的直接结果，同时也为中国股票市场具有的资金拉动型特征提供了实证证据；市场变化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的负向影响更大，而且不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弱市场有效性特征和噪音交易特征为这个结论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而且中国股票市场的政策调控实践也反复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利率调整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产生的调控效果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明显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存在使得利率调整政策调控股票市场的效果变得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考虑宏观经济环境的理想情况下，投资者的入市决策和股票交易决策都会受到利率变化的显著影响，而在考虑宏观经济环境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对中国股票市场条件波动性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可能对利率调整政策调控股票市场的效果产生了替代作用，从而致使利率变化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利率调整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的近似随机的现实现象也证明了该结论与中国股票市场现实情况的一致性。研究结论启示我们，加大理性市场主体的培育力度，改革政策机制、降低政策信息的获取成本，建立和完善股票市场相关制度、特别是信用交易制度，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和上市力度，科学制定调控政策、提高政策调控能力、规范政府调控行为是提高政策调控效率、保障中国股票市场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当然，研究工作仅仅是笔者有关宏观经济环境、政府调控政策与中国股票市场关系研究的一项阶段性实证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相关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陆 蓉，徐龙炳.“牛市”和“熊市”对信息的不平衡性反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4（3）.
[2] 赵振全，张 宇.中国股票市场波动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6）.
[3] 郭金龙，李文军.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6）.
[4] 许均华，李启亚.宏观政策对我国股市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1（9）.
[5] 谢 赤，吴 丹.论股票市场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及相应对策[J]. 当代经济科学，2002（4）.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关键词】RBC理论 RBC模型 经济周期 经济波动
20世纪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理论）。RBC理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第一次系统地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论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论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国经济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研究较少。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的经济数据，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卜永翔、勒炎，200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刘树成、张平、张晓晶，2005；殷剑峰，2006）。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验证结果加以充分和谨慎的比较分析，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RBC理论的基本模型及结论
1、RBC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等条件假设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称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引入真实冲击，并考虑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为简便起见，假设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茁表示贴现率；?啄表示折旧率。
根据上述规划的一阶必要条件，补充初始资本存量、横截性条件、稳态时行为人的劳动供给等三个边界条件，可以得到求解最优规划解的充要条件。补充一些参数条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在稳态附近对约束条件线性化，可以求得规划的数值解。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消费、劳动受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而给出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
2、RBC理论的主要结论
RBC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周期根源于真实变量异常变化造成的供给冲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与市场失败无关。
（2）经济波动的传播。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行为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
（3）经济周期的过程。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冲击时所做出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系列冲击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动。
（4）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政策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其次是价格灵活调整，市场连续出清，非自愿失业不存在，工作和闲暇在时间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为人理性预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满足情况
RBC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波动，RBC基本模型有着诸多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是难以完全满足的。
（1）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会存在偏差。
（2）由于我国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等限制条件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价格灵活调整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业在当前大量存在。
（3）由于过去的5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时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为人难以做出理性的预期。例如，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证券市场的非理。
由于RBC理论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基本模型进行修订。
此外，RBC模型中的参数及国外研究中确定的数据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参数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对于美国数据的估计值，这个参数实际上还包含了制度变化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三、RBC理论模型应用于我国有待修订的问题
RBC基本模型本身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无法对经济周期中就业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基本模型需要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足够大才能对就业波动进行解释，但经验研究表明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资暂时性变化时才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较显著影响，而研究表明，工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久性。
针对这一缺陷，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如引入劳动不可分性和劳动契约）或修改生产函数（如引入资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经验数据表明实际工资与产出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通过模型的公式推导，产出与实际工资的相关系数等于1，实际经验数据则表明实际工作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针对这一缺陷，克里斯蒂诺和伊齐鲍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对于冲击过程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根据RBC基本模型，如果生产技术的冲击是一个自回归过程，才能较好地模拟经济波动的实际情况。若技术冲击是一个白噪声或符合单位根过程，那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果将无法模拟经济周期中的特征事实。
针对这一缺陷，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修改，引入劳动调整成本，或者引入资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资本折旧函数。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残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冲击
许多经济学家将索洛残差作为衡量真实冲击的标准，但索洛残差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产出影响量的剩余量，是许多未知因素的综合，含有很大的波动性，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而且索洛残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实冲击也受到质疑。例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索洛残差经常出现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为真实冲击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出现退步？
5、用校准的方法检验模型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
采用校准方法而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有相当大的弹性，所以当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重要的“矩阵”匹配得很好时，也可能无法判断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尽管可以通过广义矩阵法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统一的估计，但模拟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仍受到质疑。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依据RBC理论的基本模型与结论，从RBC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与条件，有如下的结论及建议。
1、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论的模型有着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用模型时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对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进行修订
RBC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修订。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劳动调整成本，修订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我国学者殷剑峰（2006）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实，引入了劳动力的现期跨部门替代，构建了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3、重新估算各种参数
模型的参数如何取值是评价标准RBC模型对中国数据解释力的关键之一，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有争议的各种参数重新估算。例如，折旧率对于波动是很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资本存量的估算，间接影响到估算的技术冲击变量；再如，劳动份额影响模型中所估计的技术冲击时间序列，而且决定模型中各变量对外在冲击如何传播。
4、实证研究中样本数据的取值应考虑具体国情
例如资本存量的估计、劳动时间采用的标准，应该予以科学的判定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与现在的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区别，这些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需要分两个阶段分别校准，以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
尽管RBC模型在我国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条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论对于进行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仍然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RBC理论，有助于认识稳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对教育、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有助于指导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关注长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订机制等。
【参考文献】
[1]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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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波粒二象性 经济 分析 挑战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2-019-02
一、引论
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来，相对论得到广泛的重视与研究，其后波尔等人发现了物体的波粒二象性，即任何物体既有波动性又有微粒性。物体袁现出波粒二象性与物体的运行速度有关，在低速领域更多表现为微粒性，而在高速领域则更多表现为波动性。波粒：象性吻合哲学的辩证原理，任何事物存在二重性。同样在经济管理领域也存在很多的两难决策，决策者看上去最优的方案可能并不是最优，最优方案往往出现在混沌的边缘。在经济领域，突出表现为波粒二象性的问题主要有利己与利他之辩、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报酬递增、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经济的危机与繁荣的相对性、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增长的内生与外生之争、风险中性与风险偏好问题。
二、经济领域的“波粒二象性”问题分析
1.利己与利他之辩。经济主体之间的行为是完全利己还是有限利他的。一直是经济学的争论之一。古典经济认为人的决策都是以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人性假设。行为经济学者将利他行为引入到经济学领域，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认为人在某种情况下不仅仅利己也可能利他，部分学者认为亲缘性利他与互惠性利他最终还是有利于生物个体的自身适应，是一种迂回性的利已。但在现实的社会领域，仍然存在很多见义勇为与不计回报的利他行为，特别存在于第三部门的各种慈善捐赠与义工行为；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时国内与国际很多人都进行了完全自愿的、不要日报的捐赠。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性是利己还是利他与物质的波粒二象性一样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下，会表现出其利己的一面，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作用下又会表现出利他的一面，利他与利己行为都是人们对其所生活的环境的一种心理适应行为。
2.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边际收益递减。在微观经济领域有一条定律是边际收益递减：企业雇用的劳动人口增加使其带来产量的增加会逐渐减少，同样对资本要素也一样。西奥多，W.苏尔茨在报酬递增的源泉中指出在人力资本领域边际报酬不是递减的而是递增的。对知识与技术要素投入的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在有形商品领域，消费者对某件商品的消费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同时由于商品的所有权具有排他性，某件商品甲使用时乙不能使用，其报酬不能递增。在无形的知识与技术产品领域。同一知识可同时为多个人使用其价值与效用不会降低，知识的转让与多次使用带来了报酬的递增。可见报酬的性质也是不确定的，具有波粒二象性。
3.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企业的生产规模是大、还是小在经济学中同样表现出两重性，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产量变化量大于投入的比例量，超过速一范围则表现为规模不经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并存的方面，它具有波粒二象性与混沌性。
4.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衰退。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周期也体现出波粒二象性，经济繁荣与危机是同时并存，相互转化的。朱拉格认为经济的危机与恐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经济社会不断面临的三个连续阶段中的一个，繁荣、危机、清算三个阶段反复出现。经济繁荣与经济危机并存。在繁荣中含有经济出现危机的内驱力，经济危机剔除了虚假繁荣，为经济的新繁荣提供了空间。繁荣与危机既是经济运行的两个阶段，也是经济运行的两个方面，总体而言宏观经济运行具有混沌性，对经济的调控也很难存在最优策略，只有最适应策略。
5.风险厌恶与风险偏好。经济主体对风险的预期表现出混沌性与波粒二象性，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厌恶风险。这主要是因为确定性效应与损失厌恶造成的；而在一定条件下人们要表现出风险偏好的一面，在买彩票等小概率事件与损失时人们表现出很高的风险偏好性，在购买股票与房子方面人们愿意持有亏损的股票而卖出赢利的股票而不是相反。对风险是偏好还是厌恶与经济主体对风险事件的认知与态度有关，不同的主体对同样的风险事件看法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对类似的风险事件的表现出的态度与偏好也不一样，因而对经济主体而言他既可能是风险偏好的也可能是风险厌恶的，具体表现出那种态度与时间、所受教育、自身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因素有关。
6.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同样是一个混沌的，具有波粒二象性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来源问题，存在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内生因素起主要作用、还是外生因素起主要作用呢?经济增长是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在一定时期与特定条件下外生因素起主导作用，一定条件下内生因素会起主导作用，因而在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既要促进内生因素的作用，也要为内生因素提供相配的外生因素。由内生与外生的混沌问题引发了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存在极限，宏观经济运行要超越增长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化，部分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不存在极限问题，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为基础。从外生因素来看，土地资源、能源、水等资源存在短缺与极限，而经济的增长不能脱离资源的限制，因而经济的增长以资源的开发极限为限定条件，存在增长的极限；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知识的开发与增长是没有极限的。技术与知识作为经济的内生增长因子决定了经济增长没有极限，这些经济学家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近一个世纪以采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水资源短缺问题、温室效应、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但经济的增长也带来福利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经济的增长具有正效应与负效应，在一定阶段主要体现为正效应，一定阶段负校应处于突出位置，这一两重性体现了经济增长的波粒二象性。
三、经济领域波粒二象性问题的挑战
经济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系统，其运行过程表现出各种波粒二象性与混沌性。经济的波粒二象性为经济学者进行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1.经济的波粒二象性与混沌性对经济领域的鲍对时空提出了挑战，研究者需要树立相对时空的观念。在经济领域，不同的学者所占的角度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对经济现象的解
释也不一样，这与经济领域的绝对时空观具有一定的联系，在研究经济现象与经济数据时忽视了时间这一因素，因而对由决策者心理问题引起的经济现象难以进行合理的解释。决策者的心理是以其脑部的电波运动为基础的，脑电波运动是一种物质的高速运动主要表现为波动性。相关问题用绝对时空难以进行恰当的解释，需要用相对时空来进行解释。
2.经济的波粒二象性与混沌性对经济哲学提出了挑战，研究者需要转变其哲学观念。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对经济现象的认知都是一种线性的、一元的哲学方式，虽然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性，但系统性与有机性相对不足，缺乏经济复杂系统的有效认知。系统工程与复杂科学的相关理论被用于经济领域以来，对经济运行的演化与进化有了更合理的认知，有机系统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更接近于中国古典的：元哲学思维，阴阳互变、有无相生等有机的辩证思维模式更有利于对经济系统的混沌性与波粒二象性的认知。
3.经济的波粒儿象性对经济研究的空间界定提出了挑战，经济研究需要考虑经济主体的心理空间问题。经典经济学的研究空间主要以时间空间、地理空间为范围进行研究的，讨论微观经济以企业为基础，而企业是以市场空闻为条件的；宏观经济讨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经济运行问题时也是一个国家的地域范围与区域地理范围来进行研究的。计算机网络出现以来，企业或其他主体空间由实物空间向网络空间进行拓展，虚拟的网络空间扩展了企业与经济主体的活动空间。使经济活动表现出更多的混沌性与波粒象性。同时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离不开其心理活动。人的心理活动是以其心理空间为基础的。心理空间的无形性与无限性为脑电波高速运转提供了空间，也让心理空间内的运动与实物空间内的运动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属性。而经典的经济理论忽视了心理空间内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因而难以对行为经济的实证结论进行合理解释。
关键词：国房指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协整理论；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048-07
我国房地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国家总体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房地产业经过这二十多年的酝酿和探索，已经迅速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并拉动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支撑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产业群体。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房价居高不下，炒房、囤房等现象屡屡发生，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如“国八条”、“国六条”等调控措施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和引导。
因此，广大学者就我国房地产价格方面展开大量研究，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1]利用协整分析和H-P滤波方法，计算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及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波动状态，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偏离只是受部分地区的影响等结论。严金海[2]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短期内房价决定地价，长期内二者相互影响等结论。杜敏杰，刘霞辉[3]建立了房地产价格变动与汇率变动之间的数量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汇率的小幅变动可以通过久期杠杆使房地产价格大幅度变化。依资产定价无套利规则，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需要同等幅度的地租上涨来支撑，如果上述关系不能满足，就会产生房地产价格泡沫等结论。沈悦，刘洪玉[4]利用1995—2002年我国14城市的中房住宅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平行数据，运用混合样本回归等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我国住宅市场并不符合有效市场假说、1998年后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的解释能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等结论。梁云芳，高铁梅[5]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从货币政策效应、人均GDP、房价预期等角度对房价区域波动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得到相应结论。
综上可知，我国广大学者分别从房价的均衡价格、房价影响因素及机制、房价差异性等方面入手展开了广泛研究，得到了丰富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看到对房地产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房价的研究，而对房地产业本身发展及其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少有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实证手段探讨了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机制等问题。
一、主要模型和方法
本文将采用以下检验方法和步骤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首先，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其次，运用Engle-Grange法[6～10] （以下简称E-G法）进行协整性检验；然后，建立VAR（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模型[1，9]，得到模型最佳滞后阶并以该滞后阶为基础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11，12]及Granger因果检验[10，13-15]；再次，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对E-G法结论做出验证，并结合E-G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分别建立国房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长期协整方程[7，9]；运用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16]，分析两者的脉冲响应效率表现情况，并研究各个信息对两者的相对重要程度；最后，为观察和分析上述序列间短期作用与长期均衡间的关系建立VEC模型。
（一）序列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这是因为其检验效果较好，简单易行，且在检验线性协整时具有较高的检验势而被广泛应用[17]。
ADF法有以下三种检验模型：
模型一：无趋势和截距项
yt=δyt-1+p11j=1λjyt-j+ut（21）
模型二：无趋势项，有截距项
yt=μ+δyt-1+p11j=1λjyt-j+ut（22）
模型三：有趋势和截距项
yt=μ+βt+δyt-1+p11j=1λjyt-j+ut（23）
具体检验过程是通过判断使用模型和方程参数δ，来判断原假设H0：δ=0是否成立：若原假设成立，则表明存在单位根，序列非平稳；反之则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
（二）协整性检验
对于两个或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虽然每个时间序列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出发选择模型，其数据基础是牢固的，统计性质是优良的[17]。
首先使用E-G法判断国房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主要步骤如下。
第一步，首先求出序列xt和yt单整的阶，若单整阶相同，则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其次，若两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则用OLS法分别以xt和yt为因变量估计协整回归方程：
yt=b0+b1xt+vt（2.4）
并分别保存回归残差et，作为均衡误差vt的估计值。
第二步，对于协整变量来说，均衡误差估计值必须是平稳的。为检验其平稳性，对上一步保存的et应用ADF检验法估计建立如下方程：
et=δet-1+p11j=2δjet-j+1+νt（2.5）
若均衡误差估计值et是平稳的，则yt与xt是协整的；反之则不是协整的。
（三）VAR模型
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脉冲反应函数等都可在VAR模型框架下建立，本文建立VAR模型：
yt=A1yt-1+……+Apyt-p+Bxt+εt（26）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外生变量向量，A1，…，AP和B是待估矩阵.εt是随机扰动项。由于内生变量有p阶滞后，所以上述模型叫做VAR（p）模型。
在VAR模型框架下，对国房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以对E-G法所做协整检验结果进行验证，并得到相一致的结果。
（四）VEC模型
VEC模型（即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表示对变量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偏离纠正调节作用的大小，模型形式如下：
Δyt=α0+∑m11k=1αkxt-k+∑m11k=1βkyt-k+δecm+μt（2.7）
二、数据说明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情况。我国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房地产开发业综合景气指数”（以下简称“国房指数”）是针对房地产业发展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的综合量化反映的指数体系。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具体包括：一致指数、先行指数、滞后指数及预警指数具体解释详见.cn。由于一致指数反映当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情况，本文仅使用一致指数数据表示宏观经济景气指数。
其次，我国自1998年底开始实行一系列房地产改革，199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停止福利分房，正式开始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因此本文选取我国1999年1月至2011年12月国房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月度数据为实证研究数据，并剔除缺失及不匹配数据，最终得到165对数据数据整理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资料，具体见统计局网站http：///tjsj/。
最后，本文在实证检验中全部使用自然对数数据。这主要是因为：（1）对数化并不影响统计特性与VAR模型的建立和检验。（2）降低异方差性影响。同时将国房指数序列定义为xt，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为yt，其对数序列数据相应为ln xt和ln yt。
（二）协整性检验
1平稳性检验
首先运用ADF法未经特殊说明，本文实证计算及检验均由Eviews6.0完成对ln xt和ln yt及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下表：
2E-G协整性检验
上述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接下来使用E-G法检验序列ln xt和ln yt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分别以ln xt和ln yt为因变量做出它们的OLS回归并得到相应的两个残差序列e1， e2，然后检验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表：
分别以ln xt和ln yt为因变量得到的两个回归残差均平稳，因此国房指数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建立VAR模型
1VAR模型的建立
由E-G协整检验得出ln xt和ln yt存在协整关系，但无法确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滞后期的影响以及该影响作用是否显著，因此建立VAR模型。表3VAR模型滞后阶AIC和SC值
4 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
脉冲反应函数可以反映VAR模型内某一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反应。通过对内生变量协方差矩阵进行Cholesky分解，可得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图2和图3。
国房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波动一方面受自身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对方的影响，且上述影响均呈先增后减的特点。相对而言，国房指数对自身及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影响较为平缓且持续时间较短，大约50期左右即达到收敛；而宏观经济指数对国房指数冲击影响更为强烈，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如在15期左右的反应显示为负，且大约在80期附近才达到收敛状态。
三、结论
通过本文实证检验与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1）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国房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间均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我国房地产业和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密切相关。长期协整方程的建立从数量角度揭示出二者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2） 由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程度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运行具有单向引导作用。
（3）国房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波动一方面会受到自身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对方的影响，且上述影响均呈现先增后减的特点。相对而言，国房指数对自身及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影响较为平缓且持续时间较短；而宏观经济指数对国房指数冲击影响更为强烈，且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5）通过方差分解可得，国房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误差主要由自身解释，但国房指数占有重要的解释能力。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房地产的冲击对经济具有长期影响。
（6）通过建立VEC模型，发现长期趋势的偏离在短时间内可以得到修正，且修正作用明显，同时宏观经济景气信息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较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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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从2008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资实体经济，以期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拉动经济，提升总需求，从而确保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然而，这些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亦包含着某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亦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加速物价水平上升。
就业与通胀控制，历来是宏观经济中的一道两难题目，特别是当前经济危机仍未过去，欧洲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市场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重视，笔者以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高度进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胀和失业的内在联系，从而确保将两项指标控制在可接受区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拉动社会总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二、当前通胀与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力求扭转或减轻经济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保就业、保增长。然而，随着最初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过去，各国却不约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现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现象，陷于被动局面。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虽然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业，忽略对通胀的治理
危机发生后，各国面对经济衰退，生产下滑的局面，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的政策，对于通胀的控制有所忽略，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时至今日，63.4%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 2% 的经济缓慢增长与 6% 的高通胀水平、9% 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双高”局面。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大，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偏重于解决就业问题，放松对通胀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国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
2.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抑制了总需求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社会总需求的前提条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不难观察到，但凡具备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社会的需求总量仍然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不明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公众的支出计划变化幅度较大。这是因为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标，忽视长期发展
针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见效快的模式，这一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近期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显现无疑：为了获取足够的票数，取得竞选与连任的胜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团更加倾向于采用见效快、时间短的经济政策，从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造成数年之后，政策的负面影响浮出水面的恶果。
三、协调通胀与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从长期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的结构组成，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而当前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为来保障就业，从而导致在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科学决策，将通胀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通胀与一定程度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剂，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数据的真实含意：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失业率则是一项指标，用于衡量就业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彻底的消灭或者长时间的压制都是不现实的，宏观政策的制定目标应当是将这两项数据控制在可控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公众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也将影响公众的支出计划，因此，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释放公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的境进，或者处于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两高”局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公众依然敢于消费，从而推高了社会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新的就业岗位的诞生。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从数据层面难以表明其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但由于它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 经济周期 稳定化 外部冲击 传导机制
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其经济波动对全球其他国家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美国经济的走势一直为全世界所关注。按照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划分方法，从1857年到2001年美国共经历了31次经济周期，其中每次周期波动的特点都有所变化。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指标来看，美国的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稳定，其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持续20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或通货膨胀，因此这一时期被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称为“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稳定化的趋势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争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宏观经济学领域非常活跃的研究课题。
总结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认识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趋势，因此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美国这一领域最新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比较；第二部分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这一时期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跨国比较、公司等角度进行补充和丰富；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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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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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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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的稳定化问题，国内学者亦有所探讨。刘树成(1996)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型转化为“高位一平缓”型，“高位”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力”增强，“平缓”说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张立群(2006)将中国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归因于经济短缺现象消失、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来讲，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等有密切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性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自有其本身的不同特点，需认真加以研究。
[关键词]汇率制度分类；汇率制度选择；宏观经济绩效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039
1汇率制度的分类
1.1事实分类与名义分类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文献还是比较注重官方的汇率制度（Alexis Cruz Rodriguez，2009）。然而，大部分国家具体实践的汇率制度与其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有所出入。鉴于此，出现了汇率制度的名义分类（de Jure）和事实分类（de Facto）。
陈三毛（2007）指出名义分类的问题在于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实际汇率行为，而事实分类的问题有分类结果相关性不高、分类数据是事后信息等。胡列曲（2007）对IMF分类、RR分类、LYS分类、Frankel分类等方法进行了比较和评价，认为IMF、RR、LYS分类最详尽，且RR分类具有事实分类的优点。Mustapha、Marian（2013）指出IMF分类方法会降低汇率制度实施的透明度，而且使有效追踪、汇率制度演变的监测和分析、研究绩效及政策含义带有偏见。
1.2汇率制度的言与行
汇率制度的“言与行”是一个国家名义汇率政策与事实汇率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Vladimir Sokolov）。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应同时考虑其言与行，根据一国政府在汇率制度上的言行一致与不一致这一角度来划分汇率制度（刘晓辉、索彦峰，2009）。“言行不一致”主要分为两种情况：“难以钉住”与“害怕浮动”。这两种现象是事实存在的，并且还涉及政府的公信力问题。
1.3小结
综上所述，由于分类的标准、角度及技术方法的不同，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各有可取之处，因此，在研究汇率制度选择与宏观经济绩效的问题上，要视具体情况来选择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
2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回顾
2.1结构性方法
关于结构性方法的理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的理论。Mundell（1961）关注最适汇率制度来维持外部平衡，而McKinnon（1963）则强调汇率制度对物价稳定的作用。Mundell（1963）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冲击的来源，是名义冲击还是实际冲击以及资本流动的程度。在资本流动的开放经济中，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应对实际冲击，如出口或贸易需求的变化；而固定汇率制可以有效地应对名义冲击，如货币需求的变化。
2.2公信力和灵活度之间的权衡
以Barro和Gordon（1983）发展的关于货币政策公信力的理论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文献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浮动汇率制度允许一个国家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可以提供灵活度来应对国内外冲击；而固定汇率制降低了应对国内外冲击的灵活度，但是引入了更高程度的公信力。
2.3两极论
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后，保持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数量连续下降，而采用完全浮动汇率和硬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数量持续上升。这种两极分化使一些学者认为，在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的国家，中间汇率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应关注汇率制度的两极。（Eichengreen，1994；Obstfield和Rogoff，1995）。
2.4小结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背景不同及关注的重点不同，导致了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关注经济结构与经济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至80年代，主要关注如何选择汇率制度可以降低通胀，；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泛滥，引起了人们关注汇率制度的选择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每一种理论对于汇率制度选择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仅靠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引导政策制定，需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3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文献回顾：基于宏观经济绩效的分析
3.1实证文献梳理
有很多的学者从宏观经济绩效的角度来对最适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梅冬州、龚六堂（2011）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以1997―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有序离散因变量模型对数据进行数值模拟和福利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最合适的选择，既可以避免浮动汇率制度下可能存在的流动性陷阱，又比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福利损失要小。黄海洲、Priyanka Malhotra（2005）选用RR分类法研究了1976―2001年亚洲新兴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的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欧洲发达国家，灵活程度高的汇率制度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关；而对亚洲新兴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制下的经济增长率较低，而且会使经济增长出现较大的波动。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3）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183个国家为样本，运用汇率制度的事实分类方法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灵活程度低的汇率制度与较缓的经济增长、较大的产出波动相联系；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Dosse Toulaboe（2013）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实证结果显示：固定汇率制下与浮动汇率制度相比，通胀倾向较低。
3.2小结
综上所述，不论是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还是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都没有得出一个固定的结论。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分类下，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绩效不同；在经济体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绩效不同；有的情况下汇率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显著，要结合考虑国家基本面的其他因素及外来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4结论
本文通过对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的分类总结及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实证文献的回顾，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作者研究的背景、视角、理论及样本等方面存在差异，没有一种特定的汇率制度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适用于任何国家。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力度、金融机构的完备程度及金融一体化的程度等都是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在选择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合适的汇率制度时，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此基础上考察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何种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绩效更好。
参考文献：
[1]陈三毛汇率制度分类理论述评[J].世界经济，2007（1）：89-96
[2]梅冬州，龚六堂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J].经济研究，2011（11）：73-88
[3]Mustapha，Mariam，AleksanderChoosing an Optimal Exchange Rate Regime：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cs，2013（1）：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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