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9 16:24:00
导语：在合同管理职责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搞好安全文明生产，提高经济效益。
根据国家和山东有关规定，结合 山东省路桥集团路桥施工情况，特制定施工安全管理规定。
1、一般规定
①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安全帽，穿工作鞋。
⑨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级人员应坚守工作岗位。
②施工现场内电气设备必须由电工负责安装、维护和检修。严禁乱拉乱接电源，下班切断电源。
④施工现场内的洞、坑、沟边缘及梯口等危险处，要有防护设施或有明显标志。交通人行地段夜间设红示警灯。
⑤施工现场内一切防护设施要定期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更换。
⑥上下交叉作业场区或交通繁忙地段施工，要设防护栏或安全网，交通路口派人值班。严禁在作业场区内上下抛物件或工具设备。
⑦上下班用的扶梯应设防护栏或安全网。
⑧凡操作人员在高空、悬臂悬崖和陡坡作业，必须系安全带或安全绳，严禁二人共系一条安全绳和垂直上下同时作业。
⑨离地面或水面2M以上，高空作业场或点要设防护栏或网
⑩特殊工种应持证上岗，各工种必须严格执行本工种的安全规程。
⑩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领用手续应齐全，严禁乱拿、乱用乱丢。
⑩禁止带小孩到工地上班。
②新工人进场，应经三级安全知识教育，方可上岗工作。
2、路基施工规定
①人力挖土方应从上而下分层进行开挖，严禁挖神仙土；严格分上下层同时作业。
②凡垂直挖基坑、孔桩，应设可靠的护壁，并设置必要的抽风设备和照明灯。地下水多的应设置排水装置，地面安排人员值班。
3、爆破施工规定
① 爆破人员应持证上岗，严格执行爆破工种安全操作规程，严禁无证人员担任爆破工作。
②爆破作业区域要有安民告示牌，统一指挥和统一放炮时间。
②使用爆破物品，严格执行实消实报原则，剩余的爆破物品当日退回仓库。严禁乱丢乱放、私存、倒卖、转借及炸鱼、炸兽行为。
④放炮前必须撤离所有人员到警界区外。
⑤离爆炮点水平距离300～ 500M外设置岗哨(警界)，放炮时间严禁一切无关人员及车辆、牲畜等进入危险区域。
⑥爆破结束5—10分钟后才能进入现场，井下爆破30分钟后才能进入现场，并由指挥员和爆破员对现场进行检查，
哑炮要标志清楚，对松
动、活动或有塌方等危险的，应先排除掉。确认安全后，其他人员、车辆等才可进入现场。
⑦对哑炮不得用任何工具掏取雷管及药物，不得重装炸药于哑炮眼内，应重新打炮眼(人力打眼离哑炮眼30公分以上，机械打
明离60公分以上)。
⑧接近村镇房屋较多地区。附近有电话线、高压线地段，应尽量避免放炮，必须放炮时应选好炮眼方向和酌减药量，并在炮眼
上复盖麻绳网或树枝代替，以免石块崩出伤人、畜，打坏房层和电线等。
4、筑路机械施工规定
①筑路机械司机应持证上岗，严格遵守各种机械的安全操作规程，严禁酒后作业和无证上岗。
②推土机在深沟、基坑或陡坡地区作业，必须有专人指挥。
②压路机转移工地或离作业点有10公里以上，应用汽车(平板车)装运，不得用其他车辆拖拉牵引。
④筑路机械禁止停放在路基边缘、斜坡及妨碍交通的地方。
⑤挖掘机装土石方时，严禁铲斗从汽车驾驶室上越过，车上有人禁止装土石方。
⑥挖掘机挖掘悬崖时应有防护措施，作业面不得留有松动大块石，发现有塌方危
险立即清理或将机开到安全地方。
⑦碎石机基础应牢固，皮带牵引处应设防护罩或其它安全设施项目，进料应均匀，让石料自由落入，不得用手脚强行推石；
注意石块忽掉入张力弹簧中，严禁将手伸进轧石斗内。
⑧拌和机、拌和楼等机械，操作者应遵守各机种操作规程专心操作。各机械的提升料斗运动范围内不得有人进入；确须进入
者必须通知操作人员停机。
⑨料斗提升料时，严禁手扶钢丝绳，滚洞或伸头观前进料情况。
⑩混凝土输送泵按操作规程作业、输送管道应连接牢固，架设平稳。
5、起重施工规定
①各种起重机械设备作业者应严格遵守各机械操作规程，专心操作，听从指挥。
②起重指挥人员应有熟练的起重技术，懂得起重机械性能，应站在能够照顾到全面工作的地点指挥，信号应统一，做到清楚、
准确、宏亮。
②起吊物重量和大小，应合理选用和正确使用钢丝绳及工具设备，严禁人员在起重臂吊物下面停留或行走。
④使用二根以上的绳的扣吊物、绳间夹角应不大于l00度。
⑤严禁无人指挥的吊运作业和用起重机吊运人员。
⑥各种吊绳(千斤头)接头编接不少于30公分：吊重物用的不少于40公分或另行加工其它。大重型吊物严禁用罗纹钢材制作
吊钩、吊扣。
6、沉井施工安全规定
①钢材沉井制作，电焊与氧割应分开距离，电线与气管不得交叉铺设，制作场应有人值班，严禁闲人进入场内。
②吊装、转运及连接应经技术计算，确保安全情况下进行，并统一指挥。
⑧用空压机吹沙下沉时，各机械气管及水管等，应符合压力标准的管道，并应排列整齐和畅通，不得有漏气漏水现象。
④各空压机汇集一起的小型贮罐制作应经安全计算，焊接要牢靠，不得有漏气现象，作业时应装有压力表。
⑤小型汇集罐各开关应操作灵活，压力表应灵敏，作业时应有专人负责，听从指挥，人员不得离汇集罐太近，汇集罐不得
放在沉井面上。
⑥采用抓斗抓土下沉时，井孔内不得有人作业和有设备。
⑦沉井内外或钢模框格仓内外水位高差一般不得超过3M，防止水压过大沉井破裂及漏水进格仓。
⑧在旱地人力挖土，机吊下沉时，井孔内挖土，待土斗装满和井下人员躲开后，方可起吊，井面上应有人指挥和有人值班。
⑨钢壳沉井在框内罐水强制下沉或加压下沉时，井面作业人员应离开或采取安全措施，井框内外水位高差一般不超过2M。
⑩沉井采用放炮振动下沉时，炸药应掷在沉井内孔中间，防止爆裂井脚，引爆时所有现场人员应离开沉井面，药量不能过多。
7、水上设施施工规定
①水上浮箱平台应连接牢靠，各牵引稳定锚绳应有保险绳并锁紧，各锚机安全设备应齐全和有效，应常检查。
②水上设施应有航行标志，晚间应有灯警标志和有人值班。
⑧水中施工平台应按图施工，一般搭高度尽量超过当地水情最高水位，各支承护筒或板桩入土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若不
能震动压入应报施工负责人同意或采取其它安全措施。
④各护筒之间(包括钻孔护筒)应连接牢靠，并常检查护筒脚入士情况，以防洪水冲刷冲空护筒脚，造成平台倒塌。
⑤水中平台应有一定数量的救生设备。
⑥钻孔作业中发现塌孔应立即提升钻头。
8、潜水施工规定
⑦潜水作业各级人员应有对国家财产、人民利益和阶级兄弟生命高度负责精神，服从指挥，坚守工作岗位，严禁擅自离开岗位。
②各种潜水设备应有专人负责管理，确保完好。潜水作业临时平台应搭设牢靠，扶梯应捆扎好。
②潜水作业前应认真检查空气泵、气管、潜水衣，通讯话机及线路等可靠，对作业点水情应了解清楚。
④潜水作业时，空气泵、气管、通讯设备等各种应分工专人负责，统一指挥。
⑤潜水作业中遇潜水衣被划破应迅速通知水面指挥员，并采取紧急措施。
9、贝雷拱架施工规定
①贝雷拱架各连接销应有销扣，各连系梁及方木垫应锁紧牢靠。
⑨贝雷拱架下缘应设安全网，拱架二侧设工作便道，靠外一侧应设护栏。
②贝雷拱架吊运拼装，应设专人指挥，开机人员应坚守岗位，严禁擅自离岗位。
④在吊运拼装作业时，严禁人、牲兽及车辆进入拼装拱下停留和行走。
⑤严禁无关人员爬越拱架。
⑥各组安全保险扣绳及缆风绳应牢靠，上下班时应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施工负责人，并采取其它安全措施。
⑦拱架上作业人员，严禁蹦、跳和打闹。
⑧拱架上面材料应堆放平稳，临时堆放料平台应搭设牢靠。
10、塔架及索道施工规定
①塔架或索道安装和拆卸时，严禁非工作人员或牲兽及车辆进入作业区内。
②塔顶作业平台木板应铺设牢靠，平台二侧应有防护设施，作业人员所有工具设备应放稳或随手放入工具袋内。
②主索道地锚应锁紧，并加设保险绳，合理选用锁环。锁环相互间隔不少于40公分，并做好标记，经常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报告和采取安全措施。
④吊物作业有人指挥、信号应准确、清楚、指挥设备应定期检查、安全可靠。
内容提要: 格式免责条款效力如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过，这些规定之间大都相互冲突，矛盾重重。为了化解矛盾，有必要先区分格式条款提供方是否违反说明或提请注意义务。违反者应视为没有订入合同，若没有违反，则应区分4种不同情况而对效力进行规定。唯有如此，才能在格式免责条款上达成自由与公平的平衡。
自格式条款规定于《合同法》以来（《合同法》在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学界和实务界对之尽是批评之言而鲜有赞美之意。（理论界和实践界在此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梁慧星先生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王利明先生在《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上发表的《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胡志超先生在《人民司法》2001年第1期上发表的《格式条款实务问题比较研究》等。）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希望给逻辑相互矛盾的《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以下分别简称39条和40条)指明一条适用上的道路。（2009年5月13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6、9、10条规定了格式条款。第6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第9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10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作出以前，只存在《合同法》39条和40条之间的矛盾，可在司法解释做出以后，法条与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之间又呈现出了冲突。于是，在我国规定格式条款的《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间存在以下三层矛盾:第一，《合同法》39条和40条之间的矛盾。若从字面理解，39条规定了提供方提请注意和说明免除与限制责任的义务，可40条无条件地认定这些条款一概无效，自然39条之义务毫无意义;第二，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违反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他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而第10条却规定违反上述义务且落入《合同法》第40条的5种情形时无效。显然，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之间在效力种类的规定上存在严重冲突;第三，司法解释与合同法规定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违反《合同法》第39条规定者可撤销，但《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却是无效，即使按照司法解释第10条这些情形的无效也必须附加违反39条之条件，因此司法解释与合同法的规定实则大相径庭。鉴于上述三层冲突与矛盾的存在无论在课堂教学、实践处理和理论研究上都将产生巨大分歧并引发严重问题，因此，有必要将整个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体系条理化，从而尽量减少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最大限度地避免有法却无从可依的境地。本文正是基于此而展开。
一、格式条款与合理的不公平
从《拿破仑法典》在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以来，合同自由原则便确立了它在近代合同法中的基础地位[1]。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批量生产和销售在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量。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基于对批量销售中合同模本的探索与总结，在现实中便出现了诸多由一方提供已经拟定好条款的契约，另一方不再具体参与单个条款的协商与制定，只具有附和与否的权利。（对于格式条款的定义，也有两点值得斟酌之处。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首先，将认为格式条款界定为“当事人重复使用”颇值疑问。在现实中，很多格式条款并非当事人一方制定的，有可能是委托第三方所制定，此时将定义严格限定在当事人怕与事不符;其次，格式条款制定出来后，是否重复使用只是其偶然属性，并非其必然特点。因此，建议立法在修订时将格式条款定义改为“格式条款是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提供，对方当事人只具有附和与否权利的条款”。）如今，标准化的格式合同已成为了合同法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在标准化合同下，尽管需要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名义上似乃合意的结果，事实上非提供方往往没有就格式条款提出自己见解的真正自由。此时，持契约自由乃合同法根本的人会疑问:格式条款是契约自由的体现还是对契约自由的妨碍。目睹了法人制度和垄断的日益兴盛之后，格式条款的普遍运用更加使人深信不疑:它就是契约自由的敌人。（在德国法上，契约自由如何转向格式合同，罗伯特·霍恩教授等有精当的描述和梳理。(参见: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4－96．)）问题是，作为社会发展必然产物的格式条款，正如弗里德曼教授所总结的，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有以下两点支撑:降低起草合同的成本和减少雇员欺骗雇主的风险[2]。正因如此，以往契约中的特殊作法通过制度迅速转变为标准化文本，其结果当然是节约了信息成本和再协商成本[3]。然而，尽管它在效率上产生的价值无与伦比，但从追求公平作为第一价值的法律而言，格式条款会否违背公平原则，似乎已不是一个问题。且看《欧盟债务条例与指令全集》“不公平条款”的第二种情形:“如果一个合同条款是事先起草的，而且消费者不能影响该条款的实质内容，则总是被视为没有经过逐一协商，特别是对于事先拟定的标准合同。”[4]实践中，更能引人反感的是阿狄亚教授所讲的“标准格式合同一个极其普遍和令人讨厌的特征是免责条款的存在”[5]。不过，格式条款在世界的通行却是无需质疑的事实。因此，从源头上取消格式条款从而消除不公平情形实不可能，惟一的办法就是如何达成合理的不公平。对于规制格式条款的法律而言，合理的不公平正是其奋斗的目标。而要让格式条款本身的不公平成为合理，必然要以本来的公平作为坐标。
合同法应有的公平应从其根基开始。合同法的目的在于规制交易，而交易的前提是对财产权的处分。既然交易关联到对财产权的支配，因而谁拥有支配权、如何支配就成了这里公平性的基础。所以，财产权人如何处分财产必定成为认定合同条款具有公平性的来源。民法的私权神圣原则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决定者，当然对自己的私权拥有最终决定权。财产权也概莫能外。双方协商一致的合同之所以具有如同法律的效力，其原因正在于当事人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易言之，合同条款之所以能产生合法义务而约束当事人，正在于它们是权利人自由处分意思的产物。因而，从本源上讲，自由才是合同公平的根基。丧失了自由，公平必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格式条款之所以不公平，正乃不自由。李永军教授言，格式条款引起了人们对其公平性的怀疑，原由是它损害了契约自由[6]。那是否意味着自由达成的条款就必定公平?也不能作出这样的推断，否则《合同法》52条规定的5种无效情形以及《合同法》53条规定的两种免责条款无效情形将不会存在。在排除这些与当事人自由无关的情况后，自由应当是格式条款具有公平性的朝向。
那么，以自由来矫正格式条款的不公平性是否已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首先，从第40条来看，法律径行规定一律无效，显然对格式条款免责或限制责任的情形在处理上没有顾及自由。因为非提供方在面对这些情形时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只能依循法律的规定使之无效。不过，从合同法第41条来看，合同法在矫正格式条款上遵照的价值有了重大转变。根据41条的规定，当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以非格式条款为准。这表明，当事人自由协商的非格式条款是矫正格式条款不公平性的依托。可见，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在对待免责条款时完全不依据自由，而在解释上据情况不同可以采用意思自治来矫正格式条款。其次，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其第9条主张完全根据自由来矫正，因为它规定对合同法39条第一款义务违反时的效力状态为可变更、可撤销。然而第10条却遵循了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违反39条第一款、属于合同法40条那5项情况的统统无效。看来，司法解释同样采纳了不同的矫正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在调整格式条款时是否能消除或尽力避免格式条款的不公平性?它们之间会否相互龃龉?这些都需要以对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详尽的探讨为前提。
二、矫枉过正的《合同法》规定
《合同法》制定甫始，梁慧星先生即撰文指出39条和40条之间存在矛盾。他认为，按照第39条第一款规定，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如果履行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就有效。可第40条却认定“免除其责任”的免责条款绝对无效，因而与第39条的规定相矛盾[7]。不过王利明先生认为，39条和40条之间不存在冲突。他说，39条规定的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责任予以免除，但第40条却是对现在应当承担责任的免除[8]。那《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之间究否存在抵牾?
这有必要先行阐释第39条的规定。根据39条的规定，提供方有提请注意以及应对方要求予以说明的义务。显然，该条的规定只是就正面的应当性进行了规定，对于违反或不违反情形却全未涉及。亦即，对于违反或不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的情形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效力状态，至少从39条看不出来。不过，要想使39条成为一个完整的立法体系，必定需要上述两方面的补充规定。从体系化视角而言，《合同法》第40条必定是对第39条的完善性规定。否则，第39条根本没有意义而无从适用。按照第40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合乎这5种情形的一概无效。细观该条，似乎和第39条并无联系，因为它没有特别提及若违反第39条则无效。不过，根据立法逻辑而言，第40条应当是第39条的立法完善。问题在于第40条是否真的完善了第39条?这有两个考察标准。其一在于，看它是否完整了第39条的全部整体外延。上文已经指出，第39条要想得到真正适用，必须囊括以下两点:第一，当提供方违反规定的义务时，法律该如何处理;第二，当提供方没有违反而非提供方也愿意接受时应当如何处理。第40条没有进行区分，而是规定不管提供方有无违反，一概无效。若只从是否丰富了外延这个逻辑角度，它还是比较完整的。其二，具体内容上是否得到了完整的映射。《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对象是提供方免除或限制自己责任的格式条款，那作为完整的映射必定是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进行完整规定。从《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5类情形来看，第52条的规定是整个合同无效的规定，只要格式条款合乎52条的5项情况必定无效，不管格式条款内容如何;第53条是免责条款无效的规定，倘若格式条款落入其两种情形之一，必定无效。但第53条指向的只是免责条款，并不包含限制提供方责任的条款;免除责任种类概念过于宽泛，完全是第39条免除的照搬，当然是其完整的映射，不过对它的理解应当结合第53条进行，指向的必定是不包含第53条两种免责情形在内的一切免责类型;加重对方责任的规定，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限制自己责任的对立物。限制了自己责任，在利益对立的合同中必定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这也可以当做限制自己责任的反映。可以这么认为，在具体内容上第40条也完整反映了第39条规制的对象。因此，第40条在外延上基本上完善地补充了第39条的规定。看上去在逻辑上相互补充和完善的法条，它们之间是否还有矛盾?
笔者以为，要确定39条和40条之间是否存在矛盾，首先需指认矛盾。梁慧星先生之所以认为这里存在矛盾，是因为若提供方不违反上述义务则有效，而40条却规定无效。概而言之，不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者有效是认定矛盾的前提。不过，无论从39条还是40条都不能作出这样的解释。根据当时的合同法立法草案第38条规定，“采用标准合同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未尽到提示义务或者拒绝说明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立法草案文稿的引用，来自于《政治与法律》杂志于1999年刊登的《关于合同法草案的意见》专栏。(参见:徐士英．标准合同条款的三维规制思路[J]．政治与法律，1999，(1):7．)）后来，徐国栋教授拟订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里直接将这两个关系进行了阐明。（根据该草案第8分编之第40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经与消费者协会协商后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自己一方责任的条款，按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否则，该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无效。(参见: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09．)）若从其某个反面意义理解，尽到义务者自应有效。由此，39条所隐含的意思和40条的明文规定存在明显冲突。因为提供方违反39条第一款义务者无效，而不违反则为有效，可40条却不问是否违反一律无效。其对立性显而易见。看上去40条对39条进行了完美补充，使得39条规定的义务无论何种情况都可以被调整。但40条无条件地认定所有39条对应的对象无效，实际上必然否定提供方具有义务的意义，因为“提示不提示、说明不说明，该条款本身都无效，提示和说明纯属多余。”[9]但有学者认为，39条的规制对象是格式条款的成立而非效力，属于订约的程序问题。因而，39条和40条之间不存在矛盾[10]。易言之，倘若违反39条规定的义务，那这样的格式条款根本就未成立，自然不存在生效与否的问题。至于40条则是涉及到效力评价，因而两者隶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认定它们之间存在矛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本文将在下一部分予以阐述，但以此认定不存在矛盾深值斟酌。诚然，将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定性为不成立确实改变了逻辑前提，但这不是认定39条和40条矛盾的基础。之所以两个法条之间存在冲突，是因为事先确认提供方不违反义务则该格式条款有效。而一旦将前提落在了提供方的不违反义务上，则讨论决定成立与否的订立程序就毫无意义。如果提供方没有违反义务而非提供方未表示反对或欣然接受，该条款必定已经成立而呈现于效力评价。若按照合同法立法草案和学界的一般观点而将之定性为有效，则必定和40条无效的规定相冲突。因此有学者认为，若否定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是在回避问题，不敢面对合同法的不足。不过该学者在论证上却遵循了王利明先生的思路，认为将第40条的“责任”改成“义务”便会避免[11]。我们认为，责任既可以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对义务的违反，也可以是现实的对义务的违反。第39条的义务肯定是指向将来可能发生的责任，因为那时尚在合同的签订中。但第40条对免责条款的规制却是不分情形的，因而无论是将来可能的还是现实存在的一概无效。因此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免除的是现在的责任还是将来的责任，本质上并无不同，对其合法性也没有根本性的影响[12]。同时，若认为将“责任”变为“义务”会改观这一问题，这也是一种误解。作为合同而言，没有责任可以理解，但没有义务在绝大多数合同下是不可理喻的，这完全不符合合同的起码条件，这也是失权条款无效的原因所在。另外，现实中比比皆是的并非免除义务而是免除责任的条款，因而将“责任”改为“义务”将没有多少适用余地。
当然，这样的矛盾并不会给司法适用带来任何困难，甚至对司法适用而言更为简便、快捷。之所以学界和实务界对此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不是从其适用上方便抑或逻辑上的全面，而是从其价值上而言的。格式条款之所以不公平，主要原因在于未体现合同自由原则。因而，合同自由原则是调整格式条款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指针。但第40条却不问情由一概规定无效，看上去是在保护非提供方的利益，实则取消了非提供方在某些情形下的选择自由。例如，倘若格式条款并非52条和53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亦非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失权条款类型，而仅仅是显失公平，甚或免除的责任或限制的责任连显失公平都谈不上，此时为何还要否定非提供方对自己利益的处分自由?因此，第40条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替代了非提供方，完全取消了非提供方决定自己利益的自由。因而，第40条对格式条款的规定确乃矫枉过正，这也预示了修正第40条的方向所在。
三、难解的司法解释再度矫正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倘若提供方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导致对方没有注意这些条款，对方当事人即可以撤销这些条款。亦即，提供方违反39条的义务产生了可撤销的效力。显然，这一规定是针对第39条的违反情形而言的，是为了完善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可见，可变更、可撤销的规定表明了司法解释的倾向，即努力按照当事人最大自由来矫正格式条款。赋予当事人撤销权，相当于让当事人自己决定相关格式条款的效力。不过，对这一规定的理解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司法解释第9条没有改变39条任何具体情形，仍然针对提供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形态;其二，提供方违反该义务的，格式条款为可撤销，即在提供方违反当时以及在非提供方撤销前这些条款皆为有效;其三，若提供方没有违反这些义务，此时并未赋予非提供方撤销权，那这些条款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不得而知。正是因为司法解释第9条有这三种如影随身的无法摒弃的情形，才产生了后面诸多问题。
涌现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司法解释第9条和《合同法》第40条的关系。第40条规定只要具有这5种情况的格式条款一律无效，且毋需虑及提供方是否违反了39条规定的义务。稍一比较便可发现，司法解释第9条在两个方面改变了第40条的规定，即添加违反条件和将效力变更为可撤销。假若司法解释可以合法适用，那第40条的空间将只能是:提供方没有违反义务但格式条款合乎第40条规定的5类情况的，一律无效。如此一来，在司法解释和合同法规定所遵循的价值上出现了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违反义务者非提供方有撤销权，而不违反义务者却必定无效。从博弈论视角，格式条款提供方必定选择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因为不遵守第39条第一款的义务必然使得格式条款发生效力，即使对方当事人撤销尚需撤销权的行使且还有除斥期间的限制。显然，司法解释第9条鼓励了提供方对自己应尽义务的违反，只因这一违反能给他带来利益。同时，司法解释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其对抗《合同法》第40条的合理性在哪?为什么凭空赋予非提供方撤销权?这些都是司法解释无法说清楚的。
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解释第10条与《合同法》第40条的关系。司法解释第10条明显是针对《合同法》第40条而来的，但对第40条有重大改变，即附加了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如果适用司法解释第10条，必须是提供方违反了义务且格式条款属于第40条规定的情形。可见，司法解释第10条严格限定了第40条的适用范围。倘若提供方没有违反或虽然违反了但不属于《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5项情况也不无效，但具有何种效力却不得而知。从法律适用上而言，司法解释第10条明显不如《合同法》第40条，因为它规制的范围极其有限。一旦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法院该如何处理，尚无法可据。因此，若认定司法解释出台后即可取代合同法的规定，必定出现适用上的漏洞。
第三个问题乃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之关系。司法解释在针对《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作出解释时统一附加了“违反第39条第一款义务”条件，但在对待提供方违反义务时却有着天壤之别。第9条规定明显是以相对方是否知悉为主，倘若因为提供方对义务的违反而不知悉，则非提供方可以撤销这些条款。正如上文所述，这些格式条款的种类仍然是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主要反映在合同法第40条的5项情形中。可司法解释却在第10条明确规定违反这些义务且落入《合同法》第40条情形的格式条款一概无效，显然与第9条存在激烈的冲突。因为第9条的格式条款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40条的5项情况，因而与第10条在调整对象上存在重合，但针对同样的对象在相同的条件下却有着不同的效力，这是匪夷所思的。可以想象，实践中一旦出现提供方对《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且又属于合同法第40条情形时，将导致法院抉择的不知所措。
可见，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上不但没能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更加突出和激烈。它不但使得原有合同法的问题继续存在，还带来了司法解释本身之间的严重冲突以及司法解释与法律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当然它的功绩在于尝试着打破铁桶一块的《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希望从意思自治视角给格式条款的矫正注入新鲜血液。
四、格式免责条款下应有的公平
综上分析可知，格式免责条款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在于未进行分类规定。首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真正按照“是否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义务来进行区分”。《合同法》第40条完全不管是否违反义务，一概规定无效;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只是讨论了违反时法律该如何处理问题，至于没有违反应当怎样适用法律，不得而知。其次，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没有就格式免责条款可能侵害的价值进行排列。合同法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规定无效，乃是将强行性条款、合同根本性条款以及任意性条款统一对待。合同法一刀切的作法与合同法本身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合。从《合同法》第三章有关“合同效力”部分可以看出，合同效力划分为有效、无效、可变更、可撤销以及效力待定。格式免责条款同样作为合同条款为何要脱离一般性合同效力的规定?为何不能区分具体条款的不同情形而分别进行规定?最后，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区分开第40条规定的5项情形，不清楚为何将加重对方责任、免除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与《合同法》52条、53条的强制性规定并列在一起。因此，要想使格式免责条款具有起码的公平，需要依据这三个分类重新界定。 转贴于 从第一个分类而言，倘若提供方违反了第39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亦即没有提请注意或予以说明，此时格式免责条款效力如何?根据合同法40条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一律无效;而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则为可撤销或无效。显然，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遵循了我国在此方面立法的传统。如《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人责任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问题是，这一传统是否可行?从法律逻辑上而言，无效应是对已经成立合同的评价。倘若合同尚未成立，则谈不上生效与否。可见，立法与司法解释将之作无效情形处理是以格式免责条款成立作为前提的。但格式免责条款成立了吗?这涉及到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的意义。倘若提供方未提请注意或未作说明，此时对方当事人签字盖章，该如何进行认定。假若法律事先推定只要对方签字盖章，当事人对这些条款就达成了一致，那提请注意的义务何在?说明的义务何在?也许，现行《德国民法典》第305条第二款规定可为我们提供借鉴:只有在下列情形，合同当事人另一方赞同适用一般交易条款时，一般交易条款始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1、使用人在订约时明确地向另外一方当事人指明一般交易条款……[13]。根据王全弟先生等进行的概括，德国的一般交易条件法从两个层面对一般交易条件进行了规制:第一，就一般交易条件是否纳入合同条款之要件进行规定;第二，在第一层面的基础上就这些条款进行法律规制，确定其效力[14]。可见对这些特别的格式条款而言，法律之所以规定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正在于给这些条款设定一个准入的门槛。其实在德国，从旧的一般交易条款法到《德国民法典》的新债法，都遵循了这一原则[15]。易言之，倘若没有提请注意或说明，将视这些条款没有经过相对方同意，因而该条款不得被订入合同。在我国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如聂铄、胡克敏先生认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对这些条款若违反第39条第一款义务的，应当认定为没有订入合同，自然不会发生效力[16]。陈鸣先生认为，若格式条款的内容不为对方所了解，就不得进入对方意思表示的范围，不能进入合同而成为合同的条款[17]。喻志强先生亦认为，违反合同法39条第一款之义务，仅产生不订入合同条款的效力，关涉的是合同成立而非合同效力[18]。法律之所以赋予提供方对于这些条款如此特别的义务，是因为这些条款对当事人双方权利关涉甚大。假若提供方违反而相对方并未知悉，此时强行认定相对方已经同意，违背了法律依据意思自治对格式条款进行的公平矫正。基于此，笔者以为，只要提供方违反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之义务，即使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相对方知悉这些条款，也不能认定相对方已经进行了同意的意思表示。因此，提供方对自己义务的违反导致的必定是这些条款不被订入合同，因而在这些条款上双方当事人并未达成一致。依此理论，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的存在并无合理性。因为这两条的前提都是提供方对39条第一款义务的违反。
由上，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格式免责条款的规制只能发生在提供方没有违背提请注意和说明义务的前提下。问题是，是否违反义务者皆无效?司法解释对此没有规定，而合同法规定为一概无效。其实，这样一刀切的作法过于武断，因为它无视格式免责条款的实际情况。为此，必须区分5种情形。第一，格式免责条款隶属于的合同为《合同法》52条规定的无效合同，此时，格式条款必定无效;第二，若格式免责条款合乎《合同法》53条规定的无效免责条款种类，理当无效;第三，若格式免责条款指涉失权条款，即免除自己的主要义务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此时合同一开始丧失了根基，应当认定为无效;第四，若格式免责条款涉及到的仅仅是上述以外的情形，但合同显失公平的，应当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第五，若不属于上述五种，应当为有效。
至于第三个分类，对它们的区分从明晰类型而言甚为重要。根据第二个分类提供的价值标准，我们可以将40条的5项情形进行这样归纳。首先，《合同法》52条和53条规定的情形无效，这无可置疑;其次，对于“免除其责任”而言，应当界定为《合同法》53条规定外的免责条款，同时这一免责条款理当被限缩解释为“免除自己履行主要义务而来的责任”。之所以要进行这样限缩性的解释，一方面与后面的“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相对称，另一方面将“免除责任”与“限制责任”区分开来，否则“限制责任”没有适用的空间。基于此，可以将“免除其责任”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合并为“失权条款”;最后，在对“加重对方责任”理解时，应当与39条第一款的“限制其责任”相对应（有学者已经对此表明了看法。该学者认为，限制或减轻自己责任就相当于加重对方责任，而加重对方责任就等于限制或减轻了自己责任。(参见:任华．浅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J]．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6):49．)）。同时，有必要对“加重”两字进行限制性解释，只有导致“显失公平”的才叫作“加重”，若提供方所限制的责任无关痛痒，尽管严格从字义而言必定加重，但不能理解为法律意义上的“加重”。因此，只有加重对方责任到显失公平的程度，才叫作这里的“加重对方责任”。有疑问的是，“加重对方责任”与民法上的“显失公平”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因为“显失公平”尚需订立合同时双方优劣势明显作为前提。那么格式免责条款双方在签订时是否具有如此不对称的地位?本来，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合同义务应当基于当事人平等的交易能力而来的合同条款[19]，但现实中格式条款提供方往往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而将其进行单方面的转移，此时对方当事人无力抗拒[20]。正如学者言，使用格式条款的工商业组织虽将消费者尊称为“上帝”，但也通过格式条款将消费者驯服为奴隶，以至于消费者“上帝”的尊严只能从沿街叫卖的小商贩那里才能获取[21]。因此，由于格式条款提供方在专业知识、经济地位和信息掌握上的明显优势[22]，若“加重对方责任”至显失公平的程度，则完全合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结合《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将格式免责条款的情形分为三类:第一，《合同法》52条和53条规定的情形以及失权条款;第二，“加重对方责任”这一显失公平情形;第三，其它。而对于这三种情形的效力认定，理当将第一种情况确定为无效，第二种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第三种为有效。
五、结论与修法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对格式免责条款的规制应当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规定格式免责条款提供方有提请注意和说明的义务，若违反这一义务视为双方并未就该条款达成一致，因而这些条款不被认定为合同条款;第二，假若提供方没有违反这些义务而对方当事人接受的，若这些条款合乎《合同法》52条和53条情形，应强制性地认定为无效;倘该格式条款符合失权条款情形，即属于“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亦应定为无效;如果上述格式条款只是“加重对方责任”的显失公平条款，即应按照可变更、可撤销来对待;不能被归类到上述三种情况的，则统统有效。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将来在修订《合同法》时可以对格式免责条款进行这样规定:
《合同法》第××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一方预先提供，对方当事人仅享有附和与否权利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违反上述义务者，该条款不被视为订入合同。其它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遵照其它法律进行（之所以设定兜底条款主要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305a条的规定。(参见:德国民法典[Z]．2版．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0．)）。
《合同法》第××条:格式免责条款提供方尽了《合同法》第××条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未表示反对的，提供免责条款情形符合《合同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的，无效;提供的免责条款旨在免除自己主要义务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提供的免责条款加重对方责任致使显失公平的，可变更、可撤销;其它情形的，有效。
注释:
[1]拿破仑法典[Z]．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2．
[2]大卫D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5．
[3]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33．
[4]欧盟债法条例与指令全集[Z]．吴越，李兆玉，李立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9．
[5]PS阿狄亚．合同法导论[M]．赵旭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6．
[6]李永军．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7．
[7]梁慧星．统一合同法:成功与不足[J]．中国法学，1999，(3):108．
[8]王利明．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J]．政法论坛，1999，(6):9．
[9]胡志超．格式条款实务问题比较研究[J]．人民司法，2001，(1):19．
[10]王宏军．论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64．
[11]王素芬．格式条款效力评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44．
[12]任华．浅论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J]．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6):49．
[13]Otto Palandt．Bürgerliches Gesetzbuch[M]．Bd2．verlag．München:CHBeck，2005:415．
[14]王全弟，陈倩．德国法上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一般交易条件法》及其变迁[J]．较法研究，2004，(1):63．
[15]杜景林，卢谌．德国新债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9．
[16]聂铄，胡克敏．对格式条款两个问题的思考[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76．
[17]陈鸣．略论格式条款的几个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4，(1):128．
[18]喻志强．格式条款及其订入合同[J]．云南法学，2000，(4):49．
[19]罗伯特A希尔曼．合同法的丰富性:当代合同法理论的分析与批判[M]．郑云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0]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4－96．
（一）在依法履职的大背景下，加强合同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加。
随着市场经济法制观念的逐步建立和国家依法行政工作的深入推进，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以往大多数按惯例、凭经验开展的工作，正逐渐依照法制的思维和方式，首选或优选合同形式来框定工作内容，明确双方权利义务，防范工作风险，确保履职效果，维护人民银行权益和声誉。同时，近年来，以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作为当事人对外签订的合同数量、合同金额不断增加，合同内容、合同范围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以人民银行某地市分支机构为例，自2011年“六五”普法以来，累计签订各类民事合同60余份，年均签订合同近20份，并且呈现逐年增加态势。合同标的也从以往简单的物品、服务买卖扩展到事物委托、技术开发、基建工程等专业领域。因此，从确保依法履职、防范风险的角度来考量，加强合同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日俱增。
（二）在规范管理的制度层面上，关于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人民银行的一些规范性文件。
2006年7月，人总行颁布了《对外签订法律文件操作规程》（以下简称《操作规程》），明确了对外签订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工作程序，包括协商、会签、审批、授权、签署、盖章、归档等一系列互相联系、衔接有序的工作，首次涉及了合同管理的部分内容。2007年1月，人总行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集中采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工作规程》），在第六章专章规定了采购合同，用6个条款对采购合同签署程序、形式、必备条款等首次做出了比较原则的规定。2010年1月，人总行修订了《中国人民银行集中采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第五章采购程序管理中规定：采购合同须经本单位法律部门（人员）或本单位指定的法律中介机构审核。2010年3月，人总行制定了《关于建设工程领域应予注意的法律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用13个条款对合同签订和履行中应注意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提示，首次对人民银行系统工程建设领域的合同管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范。2012年，人总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合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全面系统规范了合同管理事项，但迄今未正式制定印发。
（三）在加强管理的实践层面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正在对合同管理的内容和手段进行积极探索。
例如，人民银行某地市分支机构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合同管理的规范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职责分工上，建立发起部门承办、法律部门审核的机制。明确所有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合同的签订、履行均由发起部门负责，合同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分配、责任承担等由法律部门负责审核，出具法律意见。二是在合同审查上，建立双审复核制和限时办结制度。即由法律部门A、B岗分别审查后，双人签名，再由法律部门负责人复核并签署意见；对涉及重大疑难问题的合同建立会审制度，即由法律部门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审查。同时明确规定法律部门应于受理后五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须经部门负责人同意，方以适当延长。三是在合同履行上，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注重法律部门与发起部门的业务沟通，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和背景说明，认为合规合理的应吸收采纳。注重法律部门与行级领导之间的信息沟通，审查意见书应经发起部门分管行级领导签署意见方可执行。注重审查意见执行情况的及时反馈，发起部门若有不予采纳的意见，应五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反馈，否则视为完全采纳。
二、目前人民银行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合同管理规定逐步建立，但仍然缺乏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
梳理文件可以发现，迄今为止人民银行系统关于合同管理的有关规定，散见于一些总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中，自上而下尚没有形成一套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一是2006年7月总行制定的《操作规程》，即便有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应当遵照执行，但从文件的适用范围来看，该规程仅适用于总行层面，不涉及分支机构及直属企事业单位。二是体现于集中采购类合同。2007年制定的《工作规程》、2010年修订完善的《管理办法》尽管在合同管理的局部环节上规定有所不同，但仍就集中采购类合同的管理提供了基本规范。首先，在对集中采购的定义上，指出集中采购是指采购单位使用预算资金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纳入集中采购范围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这就将是否采取合同形式确定为满足集中采购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足以显示合同在集中采购活动中的重要性。其次，在集中采购组织实施中，明确规定了采购合同的签订依据、法律审核以及签署对象三个问题。《管理办法》规定：采购单位根据中标（成交）结果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须经本单位法律部门（人员）或本单位指定的法律中介机构审核。合同签署由采购单位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最后，合同约定在验收和资金结算环节发挥着关键作用，《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根据合同的约定进行验收，并按照合同规定的付款条件履约付款。三是体现于工程建设类合同。由于工程建设类合同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合同标的大、履行周期长、施工情况复杂，所以2010年总行制定的《通知》要求该类合同必须采用国家有关部门的建设工程合同规范格式文本，对合同的审查应要求外部房地产专业律师进行初审并提交法律意见书，以及应关注合同签订主体的适格性等法律问题。实际情况表明，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目前签订的合同已不仅仅局限于集中采购、工程建设类领域。因此，履职实践中丰富具体的合同管理需求与规范统一的合同管理制度缺乏的矛盾，是目前合同管理的中存在的首要问题，亟需制定一部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的基本规范，使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全部合同的规范管理均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二）注重合同签订环节管理，对合同履行等重视不够。
梳理现有的制度规范可以发现：一是只注重合同签订环节的管理。如2006年总行制定的《操作规程》，规范对象仅限于包括合同在内的法律文件的协商、会签、审批、授权、签署、盖章、归档等一系列互相联系、衔接有序的工作。因此，就合同管理而言，《操作规程》制定的主要意图是对包括合同在内的法律文件的行内审批、办理流程给予明确，关注的焦点和重点是合同签订环节的诸多问题，尚未涉及合同签订后的履行管理等后续问题。二是在专项合同管理制度中，也较少涉及合同履行等后续管理内容。如《工作规程》关于集中采购合同的6个条款，其中有4个条款事关合同签订，1条是关于合同副本的持有备案工作，只有剩下的1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事项的。《工作规程》第四十条笼统规定：项目需求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监督合同的履行情况，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问题，由签订合同的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后来制定的《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工程建设领域合同履行中应注意的问题，包括合同生效后履行过程中，违约责任的约定、新加入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履约担保制度等涉及合同履行后续管理的相关问题。尽管该《通知》首次对合同履行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这仅适用于工程建设类合同，集中采购类合同的履行管理还很原则和概括，包括合同履行在内的诸多合同管理问题还尚未有明确全面的管理规定。三是实践中合同履行管理尚不到位。具体到实践层面，由于合同签订环节的相关规定明确具体，签订单位对合同签订环节的管理把关较严，具体操作也比较到位，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潜在的法律风险，保障了人民银行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制度建设滞后、部门职责模糊不清，加之受合同周期较长、情势变更等履行环节诸多因素影响［1］，导致对合同履行等后续环节的管理重视不够，合同后续环节的执行管理偏弱，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合同整体法律效果的发挥。
（三）发起部门合同管理责任不明确，职责落实不到位。
合同发起部门，是指根据业务或管理职责需以所属单位名义对外签署合同的部门。按照总行合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建议合同管理实行总行统一管理，各分支机构分级负责，法律事务部门与合同发起部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的管理体制。按照这种管理机制和职责分工，在合同管理上，法律事务部门承担以下四项职责：即负责制定本单位合同管理相关制度、对合同进行法律审查、协调处理合同纠纷、总结和提示合同存在的法律风险。作为合同发起部门，分别负责合同起草、谈判、业务审查、送交法律审查、报批、签署、履行、保管、报告重大合同信息等工作。归根结底来讲，合同发起部门对合同的法律效果承担主要内部责任。如此规定显然有利于从职责分工上廓清法律部门和业务发起部门的职责，便于合同签订前的起草、谈判，签订后的履行、报告等环节的具体操作，从根本上而言有助于加强合同管理和提高合同效率。但在合同管理实践中，部分发起部门及经办人员对发起部门的合同管理职责认识不足，认为合同管理仅仅是法律事务部门或集中采购部门的事情，所以在起草、谈判合同时关键环节把关不认真、核心条款审读不仔细，致使条款表述瑕疵，数据计算错误，必备要素欠缺，合同后续管理松散等等。如工程建设类相关招标、建设、施工合同，约定的专用条款与通用条款内容自相矛盾现象时有发生，部分采购合同合同价款不清、验收付款等环节不能较好地保护单位权益等，给包括法律审核在内的合同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2］。具体到基层央行的合同审核，由于合同内容单一重复、标的金额较小、合同对象较为固定，受惯有的工作习惯和“熟人旧路”思想的影响，有的发起部门认为对所有合同进行法律审核似乎显得有些多余。加之合同需要进行法律审核，无形中延长了合同签订时间，有时候容易给发起部门造成法律部门有意阻碍或制肘拖延的顾虑和嫌疑。在合同签订环节，尚有法律部门把关审核和沟通提醒，合同签订生效后管理职责全在发起部门自己掌握，所以发起部门树立承担合同效果主要内部责任的思想认识，保证合同管理责任落实到位显得尤为重要。
（四）注重民事合同管理，对劳动合同、行政合同等管理尚处于空白。
就合同分类而言，前文述及的集中采购、工程建设等合同均属于民事合同类型。理论上来讲，关于合同管理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于民事合同范围，还应包括劳动合同、行政合同等领域。在最早规范人民银行对外签订的法律文件、防范法律风险的《操作规程》中，规定合同仅是法律文件的一种形式，并将法律文件分为外事类、业务类、采购类和其他类，由此可见对合同的管理并不必然仅仅指向民事合同，尽管后者在具体实践中占据了较大比例，并呈现逐渐增加态势。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加之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业务操作岗位和劳务派遣用工等多种用工形式的出现，致使劳动合同这一较为特殊的合同形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也屡次使用。此外，随着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对履职方式的不断探索，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合同等此类行政合同的出现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行政合同的法律地位仍有争议，但是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与行政相对一方就有关事项经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即行政合同已是现代行政法、行政管理中合意、协商等行政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行政管理的迫切需要。因此，随着上述新型合同种类的不断使用，尽管总行也制定了此类合同的范本，但是有关此类合同的管理，特别是审查、签订、履行、变更和解除等环节，具有不同于民事合同的法律特征、遵循原则、实施方式和救济途径，所以对此类合同的管理亦应有一定的预见和足够的重视。
三、人民银行加强合同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制定出台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
为了明确职责，加强内部控制，防范和控制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建议尽快制定出台人民银行系统统一适用、全面具体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一是建议明确基本管理制度所涉合同为民事合同，合同管理的内容包括起草、谈判、审查、审批、签署、履行、保密、保管和报告重大合同信息等行为，并对这些合同管理行为分别作出相对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民事合同基本管理奠定制度规范基础。二是根据集中采购、工程建设类合同的专业特点和存在的法律风险，进一步统一完善较为分散的相关专有规定，以总行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适时制定出台关于集中采购、工程建设类合同管理的相对详尽的专门规则，加强此类使用频率高、专业性强合同的管理工作，最大程度维护好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的合法权益。三是针对技术开发类合同的专业特点，考虑到近年来该类合同使用呈现出不断增加趋势，建议总行必要时制定出台技术开发类合同管理的专门规则，促进技术开发活动高效安全进行。
（二）加强合同履行等后续环节管理。
一是要摒弃以往思想认识上“重签订、轻履行”、“紧审核、松实施”的合同管理旧思维、就习惯，让合同管理“全过程、系统性、动态性”管理的思维贯穿于合同始终。认识到合同管理就是由洽谈、草拟、签订、生效开始，直至合同失效为止。不仅要重视签订前的管理，更要重视签订后的管理。二是要学习正确全面的合同管理知识，使相关管理部门认识到，合同管理不仅仅是起草、谈判、审查和签订合同，这些行为的完成才标志着合同的生效。合同生效后的履行、变更、解除、争议处置和权利救济等等后续环节，也是合同管理的分内事宜，不容忽视。凡涉及合同条款内容的各部门都要一起来管理，要注重履约全过程的情况变化，特别要掌握对自己不利的变化，及时对合同进行修改、变更、补充或中止和终止。三是要对合同履行等后续管理涉及的履约担保、情势变更、验收付款、维保售后等环节，明确相关单位和部门的管理责任，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合同后续管理按照规定、稳步有效推进。
（三）夯实合同发起部门的管理责任。
一是要彻底改变合同管理仅仅是法律部门或集中采购部门等一个或几个部门职责的思想认识。要在工作理念和职责分配上明确：合同管理实行总行统一管理，各分支机构分工负责，法律事务部门和合同发起部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二是要明确合同发起部门对合同的实施效果承担主要内部责任。法律部门仅负责制定本单位合同管理的相关基本制度，在签订之前对合同进行法律审查，当合同履行中出现纠纷时协调处理，并及时总结辖区合同存在的法律风险，适时进行风险预警提示。除此之外，有关合同的其他所有行为或活动，都属于合同发起部门应该负责或牵头协调的职责范围，发起部门应当履行职责，不容推脱。三是要加强对合同发起部门负责合同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使负责合同管理工作的人员通过《合同法》及总分行合同管理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总分行合同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为合同发起部门顺利履行合同管理职责奠定基础。
（四）探索总结特殊合同的管理制度。
房地产合同专员职责：
合同管理专员的岗位职责：
职责1
协助采购价格和合同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更新工作
职责2
协助采购合同主管制定公司合同策略、价格分析流程和谈判流程、编制合同范本
职责3
协助建立采购价格管理、谈判管理以及合同管理流程起草合同范本
职责4
收集采购价格信息、实施采购价格调研活动、编写采购价格调研报告
职责5
协助采购合同主管起草合同文本、确定主要合同条款
职责6
参与合同谈判工作、执行合同风险防范措施
职责7
整理、汇总谈判资料、价格资料和合同文件
当前，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合同管理主要存在这些风险：
(1)书面经济合同未正式签订。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书面经济合同极为重要，是利益相关方约定的重要凭证。然而，一部分企业对合同签订不够重视，仅仅通过口头协议、电话或清单予以交易，给合同履行带来。风险。
(2)经济合同签订不规范。一些企业虽然能认识到经济合同的重要性，但对合同内容、签订要求及规范性认识不到位，进而出现约束不明确、条款不全、责任不清等情况，易引起相关利益方的纠纷，给企业带来损失。(3)经济合同履行监管不到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合同是企业经营和管理的重要方式。但是，诸多企业并未做好合同履行监管工作，没有建立经济合同管理的专门制度及机构，很难规范合同签订，也无法有效监管合同的履行[1]。
二、企业经济合同管理风险的防范对策
1.强化培训，提升认识
为提高企业对经济合同管理的重视度，应对企业相关人员，尤其是管理者进行系统、全面的合同业务知识培训，以提高他们的认识度。对于从业人员而言，应积极学习经济合同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等知识，认真研读上级管理部门制定的措施和方法。在合同签订、管理中做到合法合规，以避免合同纠纷发生。对于经济合同管理人员而言，应在业务培训基础上，加强风险管理和防范意识。应积极学习经济合同风险的管理和防范知识，包括风险产生机制、风险类型等，并掌握规避风险的措施，通过理论和技能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进而提升经济合同管理水平。此外，从业人员还应积极借鉴和学习他人优秀经验，扩充自己的思路[2]。
2.健全机制，明确任务
在企业经济合同管理中，应明确各部门责任，并督促业务部门积极做好自身各项工作，并加强合作一同防范合同风险[3]。首先，企业应建立专门的经济合同管理机构，并配置专业人员，让其担负经济合同管理的工作，同时还应明确该部门的职责。其次，应将企业经济合同管理工作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具体细化到各业务部门。在签订和履行经济合同中，应协调和组织好各部门参与进来，完善和规范合同，以形成多部门参与的经济合同风险防范及管控机制。
3.完善制度，规范管理
因企业所在行业的差异，使得业务合同内容也不尽相同，进而也使经济合同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存在差异。为确保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规范性和合法合规性，应做好这几点：一是企业应建立和完善经济活动相关制度，需要根据自身发展实际，严格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和方法，制定适合自身经济合同管理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明确人员配置、人员职责及相关部门的权责。二是应强化合同用章管理。经济合同用章是企业签订合同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具体凭证，应设专人专管，实现专章专用，以规避合同用章滥用而引起的合同纠纷。三是应制定企业对外合同签订的授权和审批制度。对于此方面的工作，应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范授权及审批等行为，以有效防范合同风险。
4.加强审核，强化监管
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必须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细致、全面的审核。首先，应对合同签订中对方资质和实际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包括经营业务、经营状况、签约资质等方面。其次，应对经济合同的文本格式进行有效审查，以确保合同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标准，保证基本内容、条款完备。再次，应对经济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细致审查，应保证合同条款无违法违规的情况，各条款间不存在矛盾，且语句要清晰无其他语义，标点符号应用规范和准确等。最后，应加强对外合同签订依据审查，以保证合同符合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确保合同的立项、资金构成等有足够依据。另外，还应对加强合同履行监管，应定期检查合同履行的实际状况，及时有效掌握合同履行中出现问题或不足，并采取补救措施予以解决，以保证合同如期合法有效履行，可有效避免合同风险的发生。
三、结语
（一）组织管理不到位。一是未建立合同管理制度。主要表现在：未明确合同授权审批和签署权限，未建立会计财务部门与合同承办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和合同履行的监督检查机制，也没有对合同起草、审核、签订、执行、监督等全过程控制；二是未设置具体的合同管理岗位及人员职责，未建立合同管理台账和合同管理档案，合同分散在内部各主办部门管理，保管又分散在各经办人手中；三是合同印章使用不规范。如有些单位对签订合同使用的印章类型未作统一规定，对外签订合同有的使用单位行政公章、有的使用合同专用章，有的使用财务专用章或单位办公室公章等；四是基层央行普遍未设立专职的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二）合同订立及审核环节管理不到位。1.合同条款约定不完整。一是未明确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付款条件、违约责任、验收日期、验收方法等内容；二是未明确合同的有效期限和合同终止条件，少数装修改造工程合同没有对工期作出规定，也未约定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方式以及收取质保金等内容；三是少数合同缺少关键条款，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如某单位分别与两家公司签订办公楼窗户改造安装合同和空调维修保养合同，两份合同中均未明确安装（维修）人员的安全事故责任。2.合同签订存在瑕疵。一是未对合同主体资质进行考察，部分协议供货单位未提供资质证明文件；二是少数合同没有法人代表签字（用签章代替）；三是有些存在招标公示期未到即签订合同，或存在履约时间早于合同签订时间的现象；四是合同签订主体不合规。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的主体为基层央行内设部门，由部门负责人（未经授权）签字并加盖部门印章。3.合同审核把关不严。一是有些签订的合同未经法律部门审核，或存在先签订合同后经法律部门审核的现象；二是少数合同虽经法律部门审核，但仍出现合同条款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现象。如某单位与某基建项目管理公司签订《建设合同招标合同》，约定招标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而招标文件中则确定由招标人支付服务费；三是法律部门审核意见未得到重视。主要表现在：少数基层央行对法律部门提出的修改意见或建议基本不予以采纳，且未见理由。4.长期合作对象合同签订期限待规范。如基层央行与电信、联通等网络运营商存在长期租赁的关系，有些基层央行为减少合同签订的次数，一般签订的网络租赁合同约定期限都是几年以上，合同期限过长，在网络资费不断下调的趋势下，基层央行的利益保护会受到限制，承担的合同风险会相应上升。（三）合同履行和监控不到位。1.合同变更不规范。一是少数合同重要内容变更未签订补充协议。如某单位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服务事项包括办公楼保洁、保安、收发管理、绿化管理，但在合同履行期内，服务内容增加了老干部活动室、食堂等保洁工作，而又未签订补充协议；二是合同变更未经双方确认。如某单位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岗位数量由5个改变为4个，变更合同上仅有某物业公司一人签字（加指印），未见用工方即某单位负责人或被授权人签字。2.合同履行存在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一是未追究违约责任。如某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竣工日期为2016年9月4日，而实际竣工日期为2016年10月28日，竣工延期了54天，未见三方确认同意的工程延期说明，也未按照合同要求履行违约责任；二是未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验收，或验收手续不完善；三是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款，或未按规定留存质量保证金等。3.合同后续的跟踪不到位。目前，基层央行普遍更注重对合同的事前审核，对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违约责任、合同风险责任的追究等方面关注不够，对合同的事中和事后监督管理缺位，未对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监督检查和分析，无法保证合同签订后的实施效果达到预期目的，同时也无法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身的利益。
二、基层央行合同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合同管理制度不健全。目前,基层央行的上级管理部门还没有建立一套统一全面的合同管理基本制度，基层央行在建立和完善合同管理相关制度时，无章可循、无据可依，缺乏上级行系统部署和顶层设计的制度进行统一指导和规范，导致基层央行合同管理工作缺少制度规范，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性风险。如：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因缺乏上级行的政策指导，基层央行对做好此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没有建立合同履行监督检查机制，也没有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影响合同履行效果。（二）合同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首先，合同签订部门及经办人员对自身在合同管理中的职责认识不足，认为合同管理应该是法律事务部门或集中采购部门的事情，所以在合同起草、谈判等关键环节还存在把关不认真、核心条款审读不仔细，致使条款内容不完整、必备要素缺失、合同后续管理松懈等；其次，基层央行法律事务部门多为兼职人员，日常事务较多，加之合同标的金额较小、合同对象较为固定，受惯有的工作习惯和“熟人”思想的影响，审核合同时容易产生麻痹思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难免出现一些合同虽经法律部门审核但仍存在瑕疵的现象。（三）合同管理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基层央行合同管理人员多为事权部门综合人员，虽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但却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且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培训，不能满足合同管理工作需要，给合同管理带来风险隐患。还有部分合同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只注重合同起草，忽视合同签订、审核、执行等过程控制以及合同档案管理，导致了无授权签订合同、合同条款约定不完整、法律部门意见未采纳等现象发生。
关键词：装备制造；合同管理；法律顾问制度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装备制造业又称装备工业，是为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而制造各种技术装备的产业总称，是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生产技术装备的制造业，是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建立起强大的装备制造业，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实现工业化的根本保证，而规范装备制造企业的合同管理工作，是装备制造企业提升管理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准确评估法律风险并积极控制预防
合同风险无处不在，贯穿于合同签订的前期，签订中、履行中及履行后，需要合同管理人员具备良好法律知识储备及运用能力，能够准确遇见合同管理中存在风险，并具备良好的管理和执行能力，通过管理手段，将风险化解、规避。
事前风险预估及防范。合同签订前存在的风险主要是对合同相对人履约能力、资信状况了解不明所带来的履约不能的风险，针对这种风险可通过指定严格的资质审查条件。对于可能存在的缔约过失责任造成的合同风险，合同管理人员应充分提示承办单位，对于合同所需资金、履行时间等重点内容进行可行性评估和确定，在制定了明确方案后，再进行合同磋商。
事中风险评估及防范。合同签订过程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是利益最为集中的环节，合同管理人员应严格审核合同主要条款，包括双方权利义务、履约内容、履行地点、期限、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尽量签订对我方有力的合同条款。
事后风险评估及防范。事后风险主要是在履行过程中，因双方履行不能活履行下次所带来的风险。合同管理人员应提示合同执行人员及时履行义务，行使权力。
二、完善合同管理建章建制工作
合同管理工作涉及部门繁杂，环节颇多，为了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责，规范环节推进，应通过制定明确专项规章制度的形式，对于岗位、职责、等重要核心内容进行明确。
（一）设立专业合同综合管理岗位
设立合同综合管理岗位，具体负责合同管理规章制度制定和组织实施；负责对所属单位的合同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监督、检查、考核；参与重大项目的法律论证、谈判、合同文本起草；负责合同审查审批流程的管理、设定；负责对机关部门承办的合同进行综合审查和管理；负责对所属单位上报的合同进行综合审查；负责合同履行综合管理；负责合同信息统计分析与应用；负责合同系统的应用管理和运行维护；负责合同专用章的设计、审批和备案管理；负责合同示范文本的制定与使用管理；负责合同签约授权管理；其它属于合同管理的事项。
（二）明确合同承办人员职责
合同承办部门是指负责合同事项启动和推进合同签订的主责部门。其应负责按相关规定以招投标、谈判的方式选择合同相对人，并组织合同谈判和起草工作。因此合同承办部门应当合同签订的前期工作进行充分的准备。
（三）设定合同执行专人专责制度
执行合同的部门或单位是合同履行的责任主体。合同执行单位包括负责合同履行的合同承办部门、合同签订后实际承接合同履行工作的其他部门或单位。
合同执行单位全面负责合同履行工作，其主要职责为：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催促合同相对人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接受或出具合同履行相关资料；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合同履行验收；实时跟踪合同履行情况，及时向合同综合管理部门报告合同履行异常情况，收集相关证据，按规定程序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提出合同变更、结算、解除申请；建立合同履行台帐及档案。
合同执行单位应对每份合同指定履行负责人，负责具体合同的履行工作，确定其权限，需要其签署合同履行相关文件的，应在合同中予以明确。
三、发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在装备制造企业中的作用
合同管理是企业法律顾问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不再是简单的要约、承诺、签约等内容；而是一种全过程、全方位、科学的管理，总之，事前采取周密的防范，事中采取有效的管理，事后进行妥善的补救是做好合同管理，避免产生损失，实现企业效益的指导原则，在当前信用体系有待健全、法院民事执行力度疲弱的社会环境之下，企业更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充分运用现有的法律规则来管理合同，企业若能对合同实施有效管理，将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具体在企业的管理中，我们应当双层级引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以提升企业法律人员素质，从而提升合同管理水平。一是，建立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在装备制造企业的机制建设中，设立总法律顾问，对企业整体的法律事务进行方向性把关和设计，重点针对合同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调整。二是，建立合同岗位法律顾问资格上岗制度。合同综合管理岗位要对合同条款等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进行综合把关的重要一环，因此对于管理方式的熟知、相关法律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对于合同管理工作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具有很总要作用。因此应该对于该岗位的人员胜任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特殊能力要求，通过规章制度明确，合同综合管理部门原则上应当配备专职合同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单位合同综合管理业务。
参考文献：
【关键词】造价审计；合同管理；问题；分析
造价设计工作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建筑施工中的成本，从而有效提高建筑单位的经济效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省社会资源。随着当前建筑项目的增多，涉及的资金规模也愈加庞大，对工程项目进行全方位的造价审计已经成为保障施工质量与施工进度的重要手段。建设项目中，合同管理是整个项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加强合同管理对于建筑单位的造价成本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合同管理进行全方位的跟踪与控制，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提高施工效率。
一、合同管理对于造价审计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合同管理对于成本造价的明确界定
合同管理在整个施工项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在合同签订时，合同中的信息包含着工程项目的各种信息。能否对合同进行有消息管理是项目设计工作成败的关键。合同的签订就意味着将对整个工程的各项造价进行确定，从而有效避免了施工阶段中的纠纷，各方对自己的职责进行明确，也能够在招标阶段进行科学、合理报价，有利于企业实际收益的提高。
（二）合同管理能够降低造价审计中的违约现象
在进行合同签订之后，合同双方已经在法律上建立了契约关系，需要双方进行合同的履行，来完成自己的职责与义务。加强合同的管理工作，能够有效控制施工过程中的成本问题[1]。因此，在造价审计工作中，合同的签订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造价审计的违约现象。
（三）合同管理对竣工验收的工程量审计具有重要作用
合同管理体现在工程项目建设的方方面面，在最后的竣工验收工作更是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工程量的审计工作对于工程的造价具有重要的影响，能否对工程量进行合理、科学审计关系到建筑单位的成本控制。因此，合同管理中对竣工验收工作进行具体的规定后，能够有效进行造价审计工作。
二、造价审计全过程在合同管理中的应用举措
（一）加强合同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
合同管理对于工程造价审计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就要求合同管理人员具有极高的专业素质，能够及时发现合同中出现的问题，并与合同的双方及时进行说明[2]。合同管理人员要对自身进行准确的定位，对于自己的职责有着深刻的认识。合同管理人员应该具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以及良好的职业态度。建筑单位要积极培养合同管理方面的人才，可以采取内部挖潜与招聘两条线同时进行，建立属于自己的合同管理队伍，以加强对造价审计工作的有效控制，从而降低企业的造价成本。
（二）造价审计与合同紧密结合
在整个造价审计过程中，应该与合同进行紧密联系。造价审计主要包括在建筑项目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招标阶段、施工阶段以及最后的竣工验收阶段。而合同管理又贯彻在整个施工项目中，因此造价审计人员要积极与合同管理人员进行密切合作，及时商讨合同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与管理层进行积极主动的沟通工作，确保施工过程中的成本造价降到最低。合同管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要对合同中的造价及时与市场原料的变化相联系，及时与发包方进行联系，并加以记录，告知造价设计人员。
（三）造价审计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合同条款中的规定
在进行相关造价审计工作时，造价审计人员对施工中存在的与合同条款不相符的施工作业时，及时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确定问题的来源。同时，敦促施工部门严格按照合同条款进行施工作业，严禁未经商讨的变更设计行为。造价审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尤为重要的是其贯穿工程项目的始终，这就对造价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所以，造价审计人员要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学习，并积极与合同管理人员展开合作，共同促进工程项目的圆满进行。
（四）落实索赔管理中的成本造价问题
在进行施工过程中，出现合同的一方因未能对合同中的条款履行相应的义务而致使合同的另一方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这时就要启动相应的索赔程序。在索赔程序中，合同中也应该有着较为细致的规定。造价审计人员在与合同管理人员进行密切合作与沟通后，能够提出符合建筑单位利益的索赔意见，对成本进行有控制。
（五）严格控制后期竣工验收阶段的造价审计
在进行合同签订时，合同双方应该对竣工验收工作进行具体的规定。其中在竣工验收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工程量的审计问题，因此参与价款核算的审计人员必须与各个项目的负责人进行密切合作，保证工程量的审计的公正性与科学性。竣工验收工作的效果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实际利润，因此合同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4]。只有在竣工验收工作中严格落实相关举措，合同管理对造价积极进行辅助与协调工作，才能够使得建筑单位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就需要对后期竣工验收阶段的造价审计进行严格把关。
结语
造价审计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样，在整个施工建设中，合同管理起到了支配作用。造价审计与合同管理可以说是相互作用而又紧密联系的，因此需要造价人员与管理人员进行密切合作，共同提高施工质量与施工进度，从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节约社会资源。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建筑行业还会继续发展，但面临的挑战也会增多，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审时度势，及时进行施工管理的调整，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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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琦.刍议工程造价审计的控制环节及措施[J].中国科技信息，2010，（21）：53-55.
[3]尤英.刍议工程造价的控制与合同管理[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18）：230-230.
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 合同管理 预防性合同 救济性合同
“企业法律顾问”本既可包括身为企业雇员、担当法律顾问职责的工作人员,又包括依法在律师事务所执业、受托从事企业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工作的社会律师,但进一步考察1997年国家经贸委《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及国务院国资委近年来的一系列规章,可以发现,“企业法律顾问”似乎专指“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其次,律师受聘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并不对律师的身份有任何影响或产生一种新的律师种类。因此,本文就将所要探讨的问题——“企业内部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径直表述为“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应该不会造成管理主体上的误解。
一、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分类
(一)合同管理:一项重要的管理内容与管理方法
和国外相似,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同样具有广泛的职能,可归纳为:(1)决策参与;(2)合同管理;(3)公司设立和运行中的法律事务管理;(4)企业知识产权保护;(5)诉讼管理,即运用诉讼、仲裁、调解等手段解决已产生的涉及企业利益的争议,维护企业合法权益;(6)聘请社会律师为企业服务,并代表企业参与工作,行使联络、协助以及监督职责。
合同管理无疑是上述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此外的(3)至(6)项工作中,起草、审查、管理、监督合同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是企业重要的管理手段或管理成果。因此,企业法律顾问的合同管理既是企业法律顾问本身的工作职责,还是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生产、销售、财务、人事、权利救济等)的管理方法,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企业合同管理的主要分类及内容
我国合同法学上对合同有各种理论分类,如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要式合同与非要式合同、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等,这些分类在法学研究层面当然各具理论价值,但从企业实务层面来说,主要考虑将合同管理中所涉各种合同进行如下三类划分:
1.业务合同、劳动合同及其他合同
视企业所在行业或经营范围的差异,合同涉及本企业商品或服务正常生产与销售的,则为“业务合同”。
“劳动合同”为本企业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以劳动用工内容为核心的各种合同。
除了上述两类合同以外,以本企业作为合同当事人的任何合同均可划入“其他合同”之列。最常见的“其他合同”有银行借款合同、保险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以及运输合同、仓储合同等等,其范围十分广泛,难以也不必逐一罗列。
2.涉外合同与非涉外合同
以本企业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中,如果合同含有“涉外因素”,如对方当事人为境外主体、合同客体在境外,或者合同内容与境外有关的,则为“涉外合同”。它们同样可以纳入上述涉外业务合同、涉外劳动合同及其他涉外合同三项分类当中。
与涉外合同相对应,不含涉外因素的合同,无论是业务合同、劳务合同还是其他合同,均为“非涉外合同”。
3.防范性合同与救济性合同
从订立合同的根本原因来看,企业的各种合同仅为两类,一类是为了便于事后有约可循、操作规范、减少或避免争议、防范合同风险而订立的,另一类则是争议已经发生、为解决争议而达成的各类协议。前者称之为“防范性(或规范性)合同”,后者则为“救济性合同”。
二、企业法律顾问在防范性合同管理中的主要工作
(一)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与制定常用格式合同,发挥制度的作用与“批发性管理”的效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合同管理也应重在防范,即企业法律顾问应该担当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防火员”,而不该只在风险已经产生后充当“灭火员”。不过,企业涉及的合同份数众多、种类复杂,法律顾问人手有限,往往又难以事事参与、件件过问、款款亲为、字字把关。
为了解决这一管理效率上的矛盾,首先必须从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与制定格式合同开始,为企业建立或完善合同管理规章制度,发挥制度的作用与“批发性管理”的效率。相关管理制度包括:(1)交易对象审查制度。从合同相对主体究竟如何开始,弄清交易相对方的身份、状况、资信等基本信息,做到不谈、不订连交易对象基本状况都没有搞清楚的糊涂合同;(2)高水准格式合同使用制度。对于常用、非重大的书面业务合同,区别其性质与种类,由企业法律顾问会同外聘社会律师制定比较规范的合同格式,供业务、劳资管理等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使用;(3)合同条款及法律讲解、培训制度。定期为业务、劳资管理人员讲解条款、研读法律,让他们在提高合同法律及风险意识的同时,能够真正理解有关条款的具体含义及利害关系,避免不知其所以然的机械套用;(4)合同签订前的最终把关制度;(5)已签合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留存备案制度;(6)履行过程中风险出现或极有可能出现时,对企业法律顾问的第一时间报告或通报制度。
(二)对于重大、复杂的业务合同,企业法律顾问必须从各个环节真正参与其中,必要时与单位外聘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律师协同管理
标的较大、法务复杂、事关企业重大利益的合同,从一开始洽谈时就应该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全程参与,以便在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结算方式、品质保证、合同担保、争议解决方式、诉讼管辖乃至于适用法律、合同文本等方面从严把关,在合同签订、履行、协商等各个环节,为企业争取进了能多的合法权益。
考虑到专业知识、执业经验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局限,可会同单位外聘的常年或专项法律顾问律师进行合同协同管理,以真正帮助企业避免法律风险,维护企业最大的合法权益。
(三)注意合同签订、履行、协商、联络等环节证据的留存与收集工作
对于与合同相关的票据、文书、往来业务资料认真收集,妥善保管;对于未能顺利履行、可能发生纠纷的合同,相关往来文书必须由企业法律顾问起草与经企业法律顾问修改发出,避免业务人员因不谙法律而可能造成的被动局面;同时,又为其后的救济性合同管理留下证据、打好基础。
三、企业法律顾问在救济性合同管理中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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