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30 1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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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物流业GDP回归分析
现代物流业是在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的储运资源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兴产业形态，物流业与国民经济各领域都有密切的关联，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业总体规模快速增长，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推动着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物流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加大
表1显示：1991-2007年物流业对GDP增长的拉动力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并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物流对GDP的拉动力指标从1991年的6%增加到2007年的7.71%。从1991年到2007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物流增加值和GDP的增长变化状况基本一致，在此阶段，二者都处于较快增长的阶段，其中，1994年和2005年是我国物流发展最快的两年，这两年的物流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28.13%和40%，这两年也是我国GDP增长最快的两年，GDP分别比上一年增长35.26%和33.16%。
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现代物流业的支持
从表1看，1991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约10%，其中物流业功不可没。1991年至2007年，全社会物流总额从3.02万亿元上升到75.2万亿元，增长了24.1倍，年均以22.3%的速度递增，大大高于同期GDP16.5%（按现价算）的年均增长速度。“十五”期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58.7万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了近1.4倍，年均增长23%。200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38.38万亿元，同比增长29.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是近十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200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48.1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增幅虽比上年有所回落，但仍呈快速增长态势。2007年全国物流业增加值1.7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75.2万亿元，同比增26.2%，增幅比2006年提高2.2个分点。2008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43.29万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28.1%，增幅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1991年到2007年，国民经济发展对物流的依赖程度明显增大，物流需求系数从1991年1.5增加到2007年的3.0，即1991年我国每单位GDP产出需要1.5个单位的社会物流总额来支持，而到了2007年，我国每单位GDP产出则需要3个单位的社会物流总额来支持。
现代物流业和国民经济高度正相关
根据1991-2007年GDP和社会物流总额统计数据绘制被解释变量y（GDP）与解释变量x（社会物流总额）相关度散点图，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GDP和社会物流总额之间高度线性相关。使用SPSS11.5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GDP和社会物流总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0，进一步确认两者高度相关。
查相关系数检验表得知：r0.01（15）=0.606<0.990
这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1下，GDP和社会物流总额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据此可以构建线性模型：Y=a+bx，其中，a与b是待估计参数，x为我国社会物流总额，y为我国GDP。
运用SPSS11.5统计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出参数a和b的值：a=2.843，b=0.306，于是得到回归方程：Y=2.843+0.306x，R2=0.980。
该结果说明，我国物流总额每增加1万亿元，GDP增加0.306万亿元。其中GDP变异的98%可以由社会物流总额的变异来解释。
但是回归方程Y=2.843+0.306x是否能真实地反映GDP和现代物流之间的关联度，能否合理解释现代物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的验证。因此有必要对回归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方差分析显示，F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即检验假设“H0：回归系数b＝0”成立的概率等于0，从而应该拒绝H0，说明回归效果极为显著。模型Y=2.843+0.306x可以用来描述现代物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综上，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国应致力于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物流竞争市场，形成可控与自由运作的现代物流机制，降低物流成本；进一步推进物流信息化；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物流技术；努力推动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加快物流亟需人才的培养，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我国的物流产业不断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怀政.全球物流管理[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6
2.李力，杨柳.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6）
关键词：绿色GDP；传统GDP；核算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1－0092-03
保护资源与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从多方面努力。在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上改变现行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单一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采用能够反映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实行以绿色GDP（G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可以更好地体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程度。
一、绿色GDP与传统GDP的比较
绿色GDP（GGDP）是指在GDP的基础上扣除对资源（包括土地、森林、草原、矿山、水）、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后的余额，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经济净增长的概念，其计算公式为：
绿色GDP=GDP-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其中，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包括：资源的损耗、环境破坏的损失和恢复成本、社会的人文的损失（如精神享受的损失）等。绿色GDP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是对GDP的修正和完善，对人类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eneral Domestic Production）的英文缩写，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国内所有居民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GDP通常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例如，GDP增长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快慢，人均GDP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富裕程度，GDP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总量的大小，等等。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SNA体系是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单一投入产出核算体系，中国近年来也开始使用这种国际上通用的SNA核算体系。
采用GDP为主要指标的SNA核算体系，忽略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生态资源的巨大价值，忽略了资源和环境损害的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甚至把对人类福利和社会进步有害的生产和活动当作国民收入来计算，掩盖了其消极作用，是一种虚假的增长。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快慢的结果，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即经济增长就是目的，是目标，是业绩的体现，陶醉于GDP的增长，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后代人的利益的后果熟视无睹，对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沾沾自喜。正是这种思想的作用，导致了地球资源的锐减甚至枯竭，导致环境的污染和严重破坏。相反，绿色GDP的提出和运用，使人们认识到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使我们看到很高的GDP在扣除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污染破坏的损失后大大减少，从而促使人们抛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投资模式，实行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保护环境和资源为手段的循环经济模式。绿色GDP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协调的程度。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大，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小，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的和谐程度越高；反之，则负面影响大，和谐程度低。
绿色GDP核算体系是对传统GDP核算制度的调整，是经济净增长的总量核算指标。由于它去除了环境成本和资源代价，反映了投资带来的最终成果。如果投资者是社会责任型投资者，在投资时考虑环境影响，注意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没有造成污染和资源损耗，没有造成对人类的负面影响，那么，产生的经济成果可以直接纳入GDP中。
在绿色GDP的核算体系下，通过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准确计量，可以知道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为降低环境损失、提高环境效益指明方向。为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绿色GDP，政府必须通过有关措施，大力提倡和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
二、绿色GDP核算方法
绿色GDP的核算方法，有两种思路：其一，非货币化方法。就是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进行多层次细分，对最低层次的子类提出分指标，再按照分指标的权重或其他统计方法，分层次得出综合指标，使用综合指标评价可持续发展。其二，货币化方法。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提出生态GDP（EDP）的核算方法。雷明（1996）提出绿色GDP（GGDP）的核算方法框架。这两个方法都与传统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衔接，比较容易操作，易于为人们接受。在货币化核算方法体系中，一定年度的绿色GDP是通过统计方法，从各行业的年度会计报表中汇总而来的。
雷明（1996）博士在研究联合国SEEA和世界银行SNA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生产总值（EDP）的指标。他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正如同固定资产消耗一样，应从传统GDP中扣除，即：
EDP=GDP－固定资产消耗－非生产自然资产使用
这里的非生产自然资产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经济资产中非生产资产的使用，如矿藏的耗减、森林的采伐、水土流失、酸雨等；另一部分是环境资产的使用，包括从海洋和河流中捕鱼、采伐原始森林、猎取野生动物、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及其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
传统GDP忽视了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自然的隐性投入，没有把资源、环境成本计入投入成本中，同时，还把治理环境污染的未来投入排除在成本之外。分析投入产出的过程可以看到，在生产过程中，各个部门不仅生产了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还生产了副产品――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同时，为进行环境保护，又必须进行相应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此外，环保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应被视为产出新增加部分。
三、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难点与对策
实行绿色GDP核算在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这个概念提出后，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GDP核算体系。主要难点在于：
第一，核算技术上存在缺陷。截至目前，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定价较难。价格机制不完善，难以准确确定环境的价值和资源的价格。在使用资源环境上，不考虑环境退化的成本，在现行的SNA中没有扣除资源的耗竭成本。
第二，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造成的损害通常存在滞后性。从环境污染看，许多污染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其恶果才显现出来，甚至影响到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资源损耗后，当时看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的增长潜力受到损害。对长期损害和增长潜力降低的成本进行估算存在很大的难度。
第三，缺乏绿色GDP核算制度，比如，统一的统计标准，有关数据制度，一系列的检测指标、核算标准等。绿色GDP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应当可以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因而要求GDP的系列指标、测算方法、参数选择和核算标准必须统一、规范。
第四，资源环境的产权还不明晰。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部性等。资源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竞争性，但是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存在过度开采、缺乏保护的问题。
面对绿色GDP核算的困难和问题，在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时，可以考虑的思路是：
1． 以现行的GDP核算体系为基础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绿色GDP统计数值计算可以简化为：当年GDP-当年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费用-当年资源耗竭成本-恢复环境和资源的费用等+环境保护+资源恢复部门新创造的价值。为了计算绿色GDP，必须建立的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包括：（1）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的价值核算。（2）环境资源的耗减核算。（3）环境资源的损失成本核算。（4）资源环境的恢复成本、再生成本和保护成本核算。（5）环境资源的替代成本和机会成本核算。（6）环境资源的改善收入。其中（1）～（5）为GDP的减项，（6）为GDP的加项。
2． 建立资源环境的价格体系。资源环境价值核算要以实物量为基础，对我国现有的资源总量和环境质量进行价值估算，根据国际市场相同资源的价格计算中国资源的价值，结合中国实际，确定相应价格体系。随着中国自然资源产权越来越明晰，一些资源的价格逐渐通过市场确定出来，例如土地、水、森林、矿产资源等。但是，环境的价格难以确定，因为环境具有突出的公共物品的性质，不易分割、共享性大、产权的界定比较困难，因而交易起来困难。但是现在许多国家通过规定排污水平和排污权交易来实现减排的目的，为环境定价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3． 制定绿色GDP指标体系。绿色GDP的指标通常要包含三类：一类是自然资源指标，用来反映自然资源损耗的程度，主要有自然资源储量指标、自然资源开采率指标、自然资源利用率指标、自然资源恢复率指标等。二是环境资源指标，用来反映环境质量变化、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环境指标包括：环境投入产出比、环境恢复率、城市环境指标、农村环境指标、“三废”处理率等。三是社会经济指标，反映经济发展与人口、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结构等的变化。其主要包括失业率、国民接受教育率、犯罪率、医疗保健水平、人均绿色GDP、城市化比率等。
4． 建立企业绿色会计制度。企业是进行绿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扩大，企业绿色投资更加频繁。建立企业绿色会计制度，把资源环境成本纳入企业会计核算，有利于企业加强绿色投资。在企业绿色会计核算中，设立资源环境账户，记录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损耗，将其记入企业成本，并对绿色投资产生的收益进行核算。例如，将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的投入作为生产成本的同时，将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和资源耗费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为环境成本进行核算。通过核算环境资源成本，将使企业增强环境意识，提高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性投资。
5． 改变地方政府政绩考察办法，把绿色GDP作为考核首要依据。要改变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方式和办法，把绿色GDP增长作为首要的标准，也就是在考察GDP的增长情况时，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社会就业、公平公正、收入差距等作为地方官员的业绩标准，凡是有不良记录的，即使GDP增长速度很快，也要进行相应的折扣；甚至在环境破坏严重、生态恶化严重、资源浪费过多、社会差距过大、就业状况差等情况发生时，给有关当事人严重处分，同时，对绿色投资做得好的地方政府官员予以奖励。
参考文献：
［1］邱建安．绿色GDP核算难点及对策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3）．
［2］徐玉凤．对绿色GDP和传统GDP的理性评价［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3］辛晓十．绿色GDP核算的新思路［J］．生态经济，2006，（3）．
一、全市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方法介绍
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的宏观经济核算，它对社会再生产全过程进行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从数量上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使用各个环节之间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指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国民经济核算而制定的核算标准和规范，是全面、系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数据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为更好地进行宏观经济监测，评价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而建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主要指标：
一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总量和结构状态的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进出口需求，以及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财政收支、就业状况、价格总水平等等。
二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指标，包括行业利润、资金能源利用效益、劳动生产率等等。
三是国民经济资金状况的指标，包括货币供应量、资本市场交易状况、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状况、外汇市场运行状况等。
四是反映国际经济环境的指标，包括世界经济增长状况、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状况，以及主要商品市场运行状况等。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帐户、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政府财政收支平衡表和货币概览等。
1、生产总值核算介绍
社会生产总值（也称社会总产出）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间内（一年、季度）生产活动的价值总和。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生产要素的相互投入，社会生产总值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社会生产总值的计算：全社会生产n种商品，第i种商品的产量为Qi，商品价格为Pi，那么第i种商品的产值就是Qi*Pi，所有的商品产值的总和就是社会总产值。在实际统计中，往往按产业部门计算社会总产值。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间内（一年、季度）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由于扣除了中间投入，国内生产总值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是世界各国核算的主要内容。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按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核算。
把各种产品的产值扣除原材料（也称为中间投入）的价值，就是产品的增加值。所有产品的增加值之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在实际统计中，按产业部门计算增加值。如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煤气）和建筑业。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各产业部门增加值合计为国内生产总值。
——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按生产投入的资源、固定资产、劳动等要素贡献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税收+营业盈余+资源租金。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按收入以后的支出去向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消费+净出口。消费按消费主体区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消费。
2、我委测算中主要考虑的因素
多年增加值率：统计部门计算当年价是在固定统计指标框架、指标体系范围内，根据相应的产值、增加值统计办法汇总而成。速度是根据可比价格（在90价基础上调整）计算总量后对比测算得来。我委因无相应的统计指标来源，对GDP及其构成的测算只能抓住工业、农业、投资、消费等关键指标进行。首先考虑多年平均增加值率。即利用统计公布或部门预测的各行业产值以增加值率计算相应的增加值，如：一产增加值率一般掌握在60%～62%幅度内；二产中，工业增加值率掌握在40%左右，建筑业增加值率掌握在12%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中除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用增加值率参照计算外，其余主要根据行业发展状况用增长速度测算。贸易餐饮业的增加值率掌握在45%左右。各县的情况可能有所差异，具体的增加值率要根据本地的统计资料进行计算。如：第一产业增加值率＝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建筑业增加值率＝建筑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行业发展速度：除按增加值率测算外，行业发展态势及其产值发展速度又是一重要测量指标，以保证产值与增加值增减相一致，正确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方式为一产、二产按增加值率方法分别计算出增加值后，对照农业、工业、投资增长速度调整平衡；三产当前更多是以速度测算。
物价指数：我委对GDP的测算大多数是测预期数、当年价格数，其测算必须考虑物价指数。计算公式为：现价生产总值=基期生产总值×（1+增长速度）×物价指数。反过来，可测算增长速度。
其他考虑的几个比例关系：规模工业增加值约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67～70%；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约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0%～72%。各县的实际情况也有差别，要通过历史统计数据进行计算。
进行必要的预测结果校验：经济指标间存在一定的恒定关系。如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增长率之间存在以下关系：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基期第一产业的比重×第一产业增速+基期第二产业的比重×第二产业增速+基期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三产业增速；同样三次产业的预测数据也可通过类似关系进行校验。
贡献率的测算：投资贡献率＝投资增量/GDP增量；消费贡献率＝消费增量/GDP增量；三次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也可根据上述计算方法类推。
二、主要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及实践运用
1、主要经济运行分析方法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需要对所获得的数据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常用的一些具体分析方法有：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不带有价值判断，主要是陈述事实，讨论经济运行怎么样；而规范分析则带有价值判断，主要讨论经济运行应该怎么样，可能与经济现实本身无关。经济分析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实证分析，但是也包含了规范分析的内容。例如，在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本身是实证分析，但是在评价这种增长速度是快还是慢的时候，则带有了价值判断的色彩，而在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时候，则更多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
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所谓静态分析，也称为均衡分析。所谓均衡，是所分析的经济系统内各个变量经过彼此之间的调整后，在外部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维持稳定。而静态分析或均衡分析则是指不考虑时间变动，仅对各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动态分析，则是探索经济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这在经济监测中，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不是处于均衡状态，而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的程度和趋势，则是经济监测中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通常的增长率分析，就包含了动态分析的成分。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定性方法，是指在经济监测过程中，对经济变量或经济事件的给出性质变化的判断。如对投资状况，给出的判断是平稳增长，或者是加快增长。定量方法，是指在经济监测过程中，对经济变量或经济事件给出具体的度量，如2006年我市投资为223亿元，这就是从数量上说明了投资的规模，或者说投资增长15%，这也从数量上界定了投资的增长率。
2、经济运行分析实践
如何分析好经济形势，写好季度经济运行分析材料，是发改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现结合我委工作实际，将一些经济运行分析的体会总结如下。
第一，总供给方面，从三次产业分析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
首先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要有一个初步了解。三次产业的划分就是根据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作出的，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认识不断提高的产物。因此，对应的发展阶段也有三个。一是农业经济时代。人类从依靠阳光、水、土地，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到种植狩猎，以自己的体力从事简单的劳动，最后到驯养家禽家畜来繁衍后代，来发展自然经济。农业时代的生产比较弱，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十分的缓慢，主要是依靠农业劳动以及其他的手工劳动发展生产。二是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了经济的产业革命，人类进入了工业经济的时代（从英国工业革命起始到现在为止大致上300年左右的时间）。主要表现在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占有绝对优势，生产力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大为改观，人们的生活水平已逐步由初期解决温饱向中后期的发展型迈进。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处于这一阶段。三是后工业经济时代，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只需要少数劳动力从事第一、二产业就可以创造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大量的劳动力从一、二产业中转移出来，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服务业作为一大产业逐步取代第二产业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主导产业，人们的生活也由发展型向享受型迈进。如今的发达国家基本处于这一阶段。
如何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一产业，一是要把握气候情况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二要看结构调整形成的新增因素，如优质农产品种植面积的增加，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以及农业产业化推进情况等。三要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其对农业生产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产业，主要分析工业运行的情况，一要看规模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情况，可分轻重工业或行业进行分析；二要看重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产销率来反映；三要看是否有新增生产能力、市场状况是否有利于扩大生产以及煤电油运资金等生产要素供需情况。
第三产业，主要分析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商贸流通等行业的发展形势，近年来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快，可对其详细分析。
第二，总需求方面，从投资、消费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消费、投资、进出口相协调，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表明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协调和相互促进，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需求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投资、消费是内需，净出口是外需，三者被经济学界称之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按照三大需求口径来看，我国近十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具有突出的“投资打头、消费殿后”的特征。这种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格局的形成是由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必然带动投资增长，具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投资增长不是无限制和无止境的，同时，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也容易产生盲目扩张，投资过快增长，将带来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在分析三大需求时，应当积极地去关注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如本轮国家宏观调控，主要目的是要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其特点又是结构性的调控，不搞“一刀切”。对于农村、西部和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要加大投资力度；对于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和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的投资，要保持一定的规模，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而对产能过剩行业和盲目低水平的扩张则要严格控制，以期达到平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因为投资需求不是最终需求，项目建成后将形成新的供给能力，如不适当予以调控会导致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运行。
从我市来看，主要是分析投资和消费两大需求，具体讲：投资主要监测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包括总量和增速。一是从投资性质看，分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三类。二是从投资来源看，分财政资金、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三是从重点项目实施情况来分析。
消费主要监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包括总量和增速。一要看消费能力是否提高，二要看消费预期如何，三要看消费环境是否有所改善，四是看有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形成。
第三，效益方面，从三大收入分析经济效益。
[关键词] 最小离差平方和法 主要经济指标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又称群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研究样本或指标的一种主要的分类方法，起源于考古分类学。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合了更为强大的数学工具的聚类分析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应用到经济分析和社会工作分析中。在经济领域中，主要是根据影响国家、地区乃至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益、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聚类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评价，以便得出科学的结论。聚类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快速聚类分析方法”(K-Means Cluster Analysis)，另一种是“系统聚类分析方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本文将根据2004年浙江省各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利用系统聚类的Ward’s Method，对浙江省11个市进行分类。
一、聚类方法简介
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是使用最多的一种聚类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
1.将全部n个样品各看成一类，即得到n类；
2.确定样品与样品和类与类之间的距离；
3.计算各类之间的距离，并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为一类，形成一个新的类；
4.重复步骤3。这样从有n类开始，每次合并一类，经过n-1次合并后，所有的样品成为一类；
5.将上述合并的全部聚类过程用一个直观图形画出来，即画出聚类图；
6.决定类的个数，并由上述步骤得到相应的聚类分析的结果。
以下我们用Gij表示第i个样品与第j个样品的距离，G1，G2，…表示类，GKL表示GK与GL的距离。本节介绍的系数聚类法中，类与类之间的距离与样品之间的距离相同，即DKL＝dkl。
二、 数据处理
（来源：2005浙江统计年鉴，见参考文献[13]）。
:国内生产总值 GDP（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1.原始数据标准化
标准化后的数据
2.SPSS软件处理结果
我们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的Ward’s Method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处理，下面对软件输出结果进行详细介绍。
使用SPSS的ClassifyHierarchical Cluster程序进行聚类分析。其中Method子对话框里，方法选择最小方差法(Ward’s Method)，间距测度变量选择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欧氏距离的平方），然后得出如下结果：
(1)系统聚类分析的概要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11个样本都进入了聚类分析。
本表格的第一行表示，第4个样本和第6个样本最先进行了聚类，样本间的距离为0.195，这个聚类的结果将在后面的第五步聚类中用到；第二行表示聚类的第二步中第8个样本和第11个样本进行了聚类，样本间的距离为0.653，这个聚类的结果将在后面的第八步聚类中用到。其他行的含义和上面的类似。可见，经过了10步聚类，11个样本聚成了一个大类。
该表格是样本系统聚类分析聚成3个类时，样本的类归属情况表。从该表格可以看出，杭州市，宁波市2个市聚为一类；温州市，嘉兴市，绍兴市，台州市4个市聚为一类；湖州市，金华市，舟山市, 衢州市，丽水市5个市聚为一类。
(4)聚类图
这个图是系统聚类分析的谱系图(Dendrogram)。从图中可以看出，各个类之间的距离在25的坐标内。借此可以直观地显示整个聚类的过程。
3.通过以上的分类表和龙骨图（谱系图）可以清楚的看到,离差法聚类分析结果
(1)较发达城市：杭州市，宁波市；
(2)中等发达城市：温州市，嘉兴市，台州市，绍兴市；
(3)发展中城市：金华市，湖州市，舟山市，衢州市，丽水市。
三、 结果分析
通过上面的聚类分析,根据2004年浙江省各市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我们将目前浙江省各市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3个经济区域：
1.较发达城市：杭州市，宁波市
2.中等发达城市：温州市,嘉兴市,台州市,绍兴市,金华市,湖州市,舟山市
3.发展中城市：衢州市，丽水市
从聚类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城市杭州市和宁波市，由于城市发展历史悠久，基础建设比较完善，产业机构比较合理，城市规模较大，城市经济发展快，所以把它们归类为经济发达的城市。而中等发达城市，湖州市、嘉兴市和舟山市由于靠近上海，与上海的社会经济关系比较密切，依托上海，大力发展外贸经济。其他4个城市一般为沿海城市，对外贸易便利，而且这里有浙东两条黄金旅游线（杭州―绍兴―宁波―舟山；杭州―绍兴―台州），旅游业也很发达，因此经济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而金华市跟多个市比邻，所以跟其他市的经济贸易也比较频繁，经济方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而衢州市，丽水市由于位于地理位置原因，基础建设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财政收入少，所以经济会相对比较落后。
当然，以上分析结果仅是根据一年的经济主要指标得出的结论，如果要想进行更准确合理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其它的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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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国民经济国债规模财政支出国际比较
〖abstract〗Theissueingscaleofnationaldebtinourcountryhasexpandedrapidlysince1994.Thispaperrecommendfourindexeswhichcanjudgethescaleofnationaldebtandhasbeentestfiedintheworld,comparingandanalyingthescaleofnationaldebtinourcountrycombininngthesameindexofdevelopedcountry.Lastly,theauthordrowsomeconclusionsonthescaleofnationaldebtinourcountry.
〖Keywords〗ThenationaleconomyThescaleofnationaldebtThefinanceexpendTheinternationcontrast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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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倪红日，“扩大国债的可行性研究”，《涉外税务》，1999.9。
摘要：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1993）在反映一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上存在不足，本文将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因素分析为出发点，系统思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进及运行过程，以求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某一特定的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成果，从而有利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对比，找出能够真实反映不同经济体在其所处的经济水平下其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方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居民生活水平；赶超成本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02
一、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过程与规律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开展国民经济核算所遵循的方法制度及其成果所构成的统计信息系统，它为国民经济核算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的核算模式，制定了统一的分类标准，综合利用统计、会计和其他核算方法，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起源于SNA，该账户体系是在系统总结和继承之前国民收入估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最新版本是1993年由联合国公布的。此后，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在不断向前深化，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按照其核心指标GDP所考虑的经济活动范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传统GDP、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GDP三个阶段。
1.传统GDP与绿色GDP概述
传统GDP核算的主要理论成果可以被划分为两大体系，即：SNA和MPS，SNA是目前国际普遍采用的经济核算体系；MPS（Material Product Balance System）是由前苏联提出并推广的，简称物质平衡表体系。两大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不同；第二，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不同；第三，两大体系的核算方法不同。绿色GDP，即EDP（Environmentally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在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的基础上，从GDP值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所得到的计算结果。目前国际上几个重要的核算体系主要包括《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SERIEE）、《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NAMEA）等。
2.可持续发展GDP概述
可持续发展GDP又称广义绿色GDP，其核算范围要远远大于绿色GDP的核算范围，可持续发展核算除了要包含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资源环境成本之外，还要包括社会成本，从而综合反映以经济发展为支撑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该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 年开发的人文发展指标（HDI），经济学家Daly和Cobb提出并不断进行完善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以及联合国提出的真实发展指数（GPI）等。
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规律主要表现为“做减法”，即从传统GDP到绿色GDP是从GDP中减掉资源环境成本；从绿色GDP到可持续发展GDP是从EDP中再减去各种性质的社会成本。其原因在于不同核算阶段所关注的核算对象的范围不同，传统GDP关注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绿色GDP关注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而可持续发展GDP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关注整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各种相互关系。
二、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
可持续发展GDP核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或意义深远的问题上，目前该领域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国民素质、贫困、腐败、收入分配、安全事故、犯罪等社会性费用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长期以来，各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很难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国民经济核算很难准确反映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1.收入因素与成本因素
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因素一般包括两大类，即：收入因素和成本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般只考虑收入因素对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影响，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成本因素。所谓成本因素，主要是指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特定支出类因素。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设有两个家庭A和B，每个家庭都有三位成员，即爸爸、妈妈和孩子，两个家庭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其中A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B家庭年收入为15万元（视为长久性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看，A家庭的生活水平要高于B家庭，高出的幅度大约为50%。但是以下几种情况却给出了我们怀疑的理由：
情况一：假如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在读大学并且自费，A家庭的孩子在国外而B家庭的孩子在国内，由于留学费用要远比国内学费高得多，所以A家庭的生活水平可能在短期内会下降很多。
情况二：假如两个家庭持有不同的风险观念，A家庭是典型的风险规避型，因此买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保险；而B家庭则是风险偏好型的，对待风险的方法是风险留存，因此相对于A家庭来说B家庭节省出了大量的保费用于当期消费。
情况三：A家庭的运气很差，他们在一次外出时不幸出了意外事故，需要支付大量的医药费；而B家庭则平安无事。
情况四：A家庭虽然收入较高但是嗜赌成性；B家庭则安分守己，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以上几种情况足以说明成本因素对于生活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认为，现实生活中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因素除了收入外还应该考虑成本因素，成本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赶超类成本、防御性开支、偶然性支出和不良生活习惯支出。
上面例子中所描述的“情况一”就属于赶超类成本，它是指一国居民为了能够在未来达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当期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支付的成本，例如受教育或接受在职培训等。事实上，这一类成本因素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是成本类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因素，本文在下面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情况二”属于防御性开支，是指为了规避未来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损失而在当期必须支付的成本，例如购买保险等。“情况三”属于偶然性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灾害和自然灾害两类，例如地震、水灾、劳动事故、犯罪等。“情况四”属于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除了赌博外，该类成本还包括吸毒、浪费等。
2.赶超类成本的进一步研究
赶超类成本指一国居民为了能够在未来达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当期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支付的成本，赶超类成本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根据其性质不同主要分为三类，即：实物类、虚拟类和心理类。
（1）实物类赶超成本。该类成本的支出形式为具体的实物，例如某人为了在将来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而进行创业，为此需要购置的机器设备厂房等都属于实物类的赶超成本。
（2）虚拟类赶超成本。在形式上不体现为实物，例如一位到城市打工的民工，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参加业余电脑技能培训，这一行为影响到的他当期生活水平，但却提升了他的劳动能力和个人素质。
（3）心理类赶超。该类成本是由于心理因素所造成的赶超类支出，主要指既未产生实物资产又没有提升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是由于心理压力等原因所造成各类“支付”。
目前的可持续发展核算指标体系在反映生活水平问题时一般都未考虑赶超类成本，如HDI只考虑收入因素、ISEW只考虑了防御性支出、GPI只考虑偶然性因素等。原因主要在于赶超类成本具有广泛性，核算难度较大，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说，使用账户式的核算方法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核算并不经济，因此需要找出一套既可以合理估算赶超成本又能够有效控制核算成本的有效方法，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赶超成本模型正式基于这一问题提出的。
三、赶超成本模型的理论研究
1.模型的基本假设
以两国模型为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造成两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差距，认识到这种差距后，落后的一国便会产生赶超先进国家的客观意愿和要求，进而将其付诸行动，但是赶超的过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部分成本来自于落后国家的各期GDP，因为这部分产出以投资、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等形式被消耗掉而无法用于居民的现期消费，所以国民经济核算在考虑居民生活水平时，应将这部分成本从GDP中扣除。
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
（1）两国国民生活水平或者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取决于两国的科技或生产力发展水平。
（2）落后一国的国民有加快发展本国经济以达到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动力。
2.模型的构建
（1）前提假设
为了简化最初的模型设计，有必要在基本假设下进一步提出以下四条前提假设：
①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风险中性的，从而折现率r使用无风险利率。
②加班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比重较小，可以忽略。
③赶超成本连续投入，逐年递增，并保持与GDP的预期增长率相一致。
④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准确的评估，即关于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信息完全，从而赶超年限可以准确估计。
（2）估算方法
本模型的估算方法采用现金流折现法，即：以各年的赶超成本作为当年的现金流量，以当期时点为折现点，将各年预期的赶超成本折现。借用现代金融理论中“有效市场”的概念，本文认为这一折现值应该等于以目标国家劳动生产率（集中反映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评价指标的赶超国家与目标国家当期的经济增长差距值，也就是说，赶超国家为了能够达到目标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在各期支付的赶超成本应该等于以期望将来达到的劳动生产效率在当期进行生产所能达到的潜在的生产价值减去当期实际的生产价值的差值。其中，所谓的赶超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一国，所谓的目标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的一国。
（3）四个基本变量
①赶超成本（overtaking cost）：一国试图从科学技术、生产条件、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社会制度、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达到或接近更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②赶超年限：赶超国家用于追赶目标国家所预期需要的期限。
③折现率：即无风险利率。这里之所以使用无风险的折现率在于前提假设1中设定各国为风险中性的国家。
④发展增加值（development value）：是指以先进国家的生产效率核算出的本国潜在国民收入减去本国目前生产效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差值。此处的发展增加值与前文中所提到的各年预期赶超成本折现值是同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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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自1994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国债规模进一步膨胀，因此，不免使人们产生了一些担心：现有的国债规模是否过度了？这样的国债规模是否会造成沉重的偿债负担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发展？这是学术界和实际决策部门普遍关注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对此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回答，不但要对中国现在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准确的分析，还要通过对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下面，本文就通过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来分析一下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及合理走势。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参考文献：
1、管圣义、刘邦驰，“我国国债规模与限度的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7。
2、马涛，“国债扩张动因何在”，《经济日报》，1999.9.13。
四川是农业大省，从全省来看，许多经济指标与全国相比还较为落后。工业反哺农业，时机成熟吗?
2006年初，由省发改委编写的《2006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出炉。该《报告》对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并得出结论：四川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
现实：工业发展迅速，工农及城乡差距拉大
四川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积累，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工业积累的主要来源。工业和城市是在不断地汲取农业的资源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增长迅速，农业和工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1978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5％，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到2004年下降到21.3％；与此对应，1978年，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5．5％，到2004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269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目前，在我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工业占据主置，成为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我省的经济结构已经完成由农业经济为主体向工业经济为主体的转变。
随着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发展主体，工农及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工农发展的差距明显。四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农村人口所占比重，相对于其他省市比较大。而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工业，在装备、能源、化工、通讯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已成为现阶段的核心任务。近十几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加速了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差距。
――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长期以来，财政投入偏重工业和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严重滞后，农村就业严重不足。城镇居民与农村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城乡结构失衡。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已成为根本矛盾。虽然改革以来，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农业和农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机遇：我省已经具备反哺农业的条件和能力
《2006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当前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测算，与国际参照指标进行比较，我省总体上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和能力，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
――2005年，四川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表明我省从经济总量规模上已具备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农业税收所占比重减小。2004年农牧业税在税收性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为4％。农牧业税收对目前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贡献作用已不明显。
――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九五”期间到现在，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农业份额的加速下降在理论上决定了反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农业就业比重逐步下降，非农产业就业持续增长。就业结构中非农产业将取代农业成为就业的主体地位。
――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城镇化进程加快。当前我省城镇化已经进入快速成长时期，以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已具备一定能力。
――恩格尔系数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我省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少，出口商品结构初步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向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农业在出口创汇、支持工业品进口方面的作用已经减弱。
影响：工业反哺农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随着我省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对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和谐四川”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扎实推进工业反哺农业是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省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形成一二三产业互动、城乡经济共荣的发展新格局，是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保障农业持续增效和农民稳定增收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扎实推进工业反哺农业是实现我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和工业强省转变的现实选择。“工业反哺农业”促使农业按照农产品加工业的需要进行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是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总体水平，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有效途径。我省正在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紧紧抓住当前我国消费需求升级的机遇，发挥我省农产品的资源优势，对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在全省工业中的比重，对推动我省由传统的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工业强省转变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审计；粮食安全；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的依据及路径选择
收录日期：2012年2月22日
一、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的基本依据
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理所当然包括粮食安全。我们认为，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依据：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从法律上的要求，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的法定职责；从现实层面而言，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
（一）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按照“受托经济责任观”这一审计学说，审计是随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的。政府审计产生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确立，其首要或根本目标就是促进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切实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要求政府承担保障和维护国民吃饭的责任。政府审计作为促进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一种监控机制，其功能也随着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而不断拓展。因此，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法定职责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2006年新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将立法的目的规定为：“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与“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两项目标的重要基础；“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关系到国家成本与国家效能，对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就是国家经济安全。因此，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法定职责的基本要求。
（三）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2008年刘家义提出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这一重要观点，指出“应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在“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这一观点下，政府审计的功能就是通过发挥经济监控作用，使国家机器能够健康有效运行，而粮食安全是“国家机器能够健康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理所当然是政府审计的重要保护对象。因此，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
二、政府审计如何维护粮食安全
政府审计要有效发挥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的监测、预防、预警、纠偏及修复作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途径；此种途径是联系国家粮食安全与政府审计工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结合当前国家粮食安全形势，政府审计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充分发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
（一）明确粮食安全审计的目标、对象和内容
1、完善政府审计目标。政府审计目标是政府审计行为活动意欲达到的理想境地或状态。政府审计目标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审计职能的发展而发展。当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要求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成为政府审计的基本职能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就理应成为政府审计的基础目标。
2、深化政府审计对象。政府审计部门通过开展各项审计工作，可以在不同的领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当前，我国政府审计在维护资源环境安全、制度与政策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因此，通过深化政府审计对象，大力推行资源环境审计、制度合理性审计、政策执行效果审计，横向拓宽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领域，能够有效发挥政府审计在上述领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实现机制
1、建设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机制
（1）构建粮食安全审计预警系统。粮食安全审计预警系统的构建可以综合利用政府审计各项工作所收集到的信息，纵向深化政府审计工作成果的利用，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系统与事前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功能。
信息收集系统通过审计活动，负责归集各种经济安全信息；信息评估系统利用收集到的粮食安全信息，对国家粮食安全运行中的风险进行评估；信息分析系统，通过评估出来的风险级别，对国家粮食安全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结果发出粮食安全警报；信息处理系统利用特别审计权，负责对发现的国家粮食安全风险因素进行处理。
（2）设计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粮食安全审计综合指数。我们认为，可以设计一套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指标体系，包括生产、储存、流通和消费四大领域。上述四大领域之下，分别设计一些主要指标。各领域主要指标的选取以政府审计科学研究与实践经验，设置各指标相应的安全值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重。通过比较审计工作中所收集到的各项指标实际值与安全值范围，就可以识别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风险因素。
通过计算粮食安全审计综合指数，并与预先设定的安全值范围进行比较，就可以对国家粮食安全进行评价，并根据情况进行预警。
2、完善调控、协调机制。国家粮食安全是在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之间进行有效平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众多。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建立与国家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充分利用财政、农业、央行和税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信息，这实际上是一种调控与协调机制的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
[2]刘英来.审计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研讨会综述[J].审计研究，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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