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30 16:08:05
导语：在区域金融风险特征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引言
对于金融风险审计研究，重点是进行整体性与个体性的金融风险审计研究，不仅确定行业发展存在的结构特征与风险水平，而且确定个体金融风险的趋势性水平。此类问题在已有的金融风险审计研究中尚未体现。目前已有的金融风险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风险特征与实质研究，杜厚文等[1]在国内较早论证了金融风险的一般规律与特征、特性等。虽然仅具有宏观意义，但是对于金融风险的深入研究具有指引性作用。二是金融风险规律研究，吴炳辉等[2]就我国利率市场化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从理论角度进行规律性结果分析，为我国抗击金融风险提供了决策依据。三是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沈悦等[3]不仅提出了一套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而且对该指标阀值设定给出了理论探究。由此从理论角度提出了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四是金融风险的传播研究，鲍勤等[4]通过仿真分析，确定了金融风险的传播规律与传播机制，为我国银行业系统风险监管提供了重要指导。五是金融风险的监管研究，徐立平[5]针对我国金融风险监管不完善的现状，提出了从金融网络进行风险监管的监管思路。通过上述研究，强化了金融风险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而且对研究发现的问题――“在金融风险审计研究中，不仅确定行业发展存在的结构特征与风?U水平，而且确定个体金融风险的趋势性水平”给予了再次明确，即尚未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此次研究将就此问题给予解答。
二、金融风险审计理论分析研究
这里将通过理论分析首先明确金融风险特征，其次对行业整体风险与个体趋势性风险给予确认。由此，从理论角度不仅提出对金融风险进行审计的具体方法，而且论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一）金融风险特征研究
在进行金融风险审计研究之前，首先对金融风险特征进行分析。之所以如此安排，是考虑到只有确定金融风险特征，才能基于其展现的特征进行审计研究，否则在进行审计时无从入手，审计结果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从被审计对象来看，企业内部相对社会而言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体现在企业内部管理与运转等不被外界所知。但企业管理与运转等关键信息，通过其与外界沟通的营业网点以及社会报道等被部分披露。基于此，对企业内部进行划分。将参与社会信息披露（包括主动披露与被动披露，下同）的部门和单位划分为内部区域，不参与社会信息披露的部门和单位划分为核心区域。显而易见，对单个企业而言产生了三个区域。从外至内依次为外部区域、内部区域、核心区域。具体见图1。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外部区域和内部区域的交界即是企业与社会的边界;内部区域和核心区域的交界即是企业信息披露的边界。从图1结果来看，这种结构为三层嵌套结构。基于此，可以确定企业金融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特征一，金融风险是由内而外的传导过程，即从核心区域向内部区域传导，再由内部区域向外部区域传导。一般而言，金融风险在企业内部核心层最先产生，并且在主动或者被动情形下逐级向外传导。之所以提到主动与被动向外传导，是因为企业存在重大事项向社会披露的责任，同时作为上市类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定期（一般为季报）向社会主动披露的责任。因此，当风险已经发生或者风险正在发生的时候，风险都会同步或者滞后向外部传导。
特征二，金融风险具有连续性变化特征。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连续变化特征是指具有左连续特征。之所以为左连续变化特征，是考虑到时间序列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因此右连续变化特征对于现实环境中不具备真实意义。其次需要说明的，连续变化特征无论是对于单个实体而言还是对整个行业而言，都是成立的。以单个企业为例，其在某一时点的金融风险水平是由其之前时间段内的风险水平所直接影响的，不受其后继时间段内风险水平的任何影响。最后，这里所说的连续变化特征是内在风险水平的变化特征，并非测度风险水平的变化特征。之所以如此说明，具体解释见特征三的论述过程。
特征三，金融风险测度的不连续性特征。此特征与特征二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在特征二中已经提出了金融风险是由内向外的传导，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受信息披露周期所限，所展示的数据并不具有连续性。因此，金融风险测度就无法实现连续性特征。二是在特征二中还提出了信息披露存在主动披露与被动披露两种不同特性。因此，即便信息披露不存在时间滞后性，但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主动选择性特征，也确定了金融风险测度无法实现连续性测度。基于此，研究提出了金融风险测度的不连续特征。
特征四，不同行业的金融风险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点非常清晰，即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对不同行业的风险状况进行测度。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显著低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上市类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显著低于非上市类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因此，进行行业审计时，必须考虑到行业特征进行与之相对应的风险审计及风险防控处理。
特征五，个体金融风险应控制在行业平均金融风险水平内。如果单个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显著高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风险水平，则认为该企业处于较高风险范围内;反之，当单个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显著低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风险水平，则认为该企业处于低风险范围内。与此同时，当单个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风险水平相当，则认为该企业处于风险适度范围内。这样，对风险水平划分了三个层次，较低、适度、较高，并对如何划分给予明确。
特征六，金融风险具有阶段性单调变化特征。这一特征无论是对行业整体而言，还是对单个实体而言都是成立的。在不进行外界干预的前提下，金融风险具有全周期单调上升变化特征，即风险从小到大的变化特征，正是由于加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等干预性工作，才导致风险变化不再单向变化，而是呈现出阶段性从小到大的特征。一旦采取合理有效的风险处理措施，可控范围内的风险就会逐步降低。因此，加入审计因素后，在审计及审计措施有效执行的这个阶段，风险逐步降低;在未审计或者审计措施无效执行的这个阶段，风险逐步上升。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种，都是阶段性单调变化特征。
特征七，金融风险具有趋势性变化特征。这一特征无论是对行业整体而言，还是对单个实体而言都是成立的。因为通过行业特征分析与企业发展特征分析，无论是对于前者还是对于后者，其自身都存在一种规律性的特质。这种特质决定了企业发展也呈现出这种规律性。因此，从外部展现来看，与之对应的风险就会呈现出趋势性的变化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趋势性特征是从时间趋于无穷或者较长时?g跨度后风险水平体现出的变化特征，并且这种特征是从时间趋于无穷或者较长时间跨度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
（二）整体金融风险审计研究
在如上分析过程中，已经明确了金融风险具有的几大特征。接下来，研究将基于上述特征，从整体角度提出进行金融风险审计的框架与方法。
首先，从上述研究中已经明确了金融风险不仅是可测度的，而且其测度具有不连续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以金融风险水平作为企业金融风险的测度依据。在某一个固定时点，每一个企业都对应着唯一的金融风险水平。但是受制于现实条件，金融风险水平只能为非连续性测度值。研究提出采用如下方法将金融风险水平从非连续性测度值转化为接近连续性测度值（具体见式1），由此实现了金融风险水平的类实时测度。
通过式1的转化，就将在单个时点测度的金融风险水平几乎转化为对应统计区间内的连续型金融风险水平测度值。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式1的转化中，并不包含区间两侧时间点的金融风险水平测度值。这样处理是为了体现通过上述变化不能将特征三中体现的非连续特征变为连续性特征。与此同时，在式1的转化中，对起始时段[0，T1]采用在T1时段的测度值作为整个时间段测度值的替代。
在式2中给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整体测度水平。左侧结果代表的是时间段[t0，tn]内的金融风险水平出现逐步提高的特征;右侧结果代表的是时间段[t0，tn]内的金融风险水平出现逐步降低的特征。在前述研究中（主要是特征六的分析中）已经明确了阶段性单调变化特征。对于式2中的不等式结果是基于泛函分析中的勒贝格测度以及数学分析中的积分原理等做出的最终结果，在此仅给出最终结果。
基于式2为代表的时间段内金融风险水平分析，可以得到整个调查周期内的企业总体金融风险水平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为一个区间性结果，而不是一个固定单点数值结果。对于企业而言，其在整个调查周期内的总体金融风险水平取值只能在[0，T]之内。这是因为金融风险水平F（t）取值在0至1之间（包括0，也包括1）。当企业风险较低时，对应的总体金融风险水平会停留在[0，T]区间的左侧;当企业风险适中时，对应的总体金融风险水平会停留在[0，T]区间的中间;当企业风险较高时，对应的总体金融风险水平会停留在[0，T]区间的右侧。这也就对特征五中提出的三类金融风险水平（较低、适度、较高）对应数值区间首次给予了明确。这一结果是值得欣慰的，之前此类研究从未提出过这种测度方法并给出与之对应的测度分类结果。
（三）趋势性金融风险审计研究
在如上分析过程中，已经明确了整体金融风险，并给出了如何测度分类的具体方法。在此，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就如何进行趋势性金融风险审计给出解决方案。
通过上一环节的分析，已经将金融风险简单分类。采用更加细化的方式，可以将金融风险分类更加精细，即从较低、适度、较高三种风险类型向更多风险类型扩展。具体拓展数量可以由研究者自行确定，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拓展中要保证划分的不相容性与有限全覆盖性。这里所说的不相容性是指每一个风险类型水平设定的风险区间与其他类型水平的风险区间均独立存在，没有交集。另外，提出的有限覆盖性是指所有风险水平区间进行有限求和后，必须覆盖整个风险水平，即覆盖在[0，1]区间。利用这一结果，就可以测度出对象在处于某一风险水平时向其他风险水平转化的概率。假定Zt代表状态i事件，Zj代表状态j事件，前述所说的转化概率为P（ZjZi）。利用这类统计性分析结果，同时结合单点概率结果等信息，通过马尔科夫模型（简称“MM”）（研究之所以提出这一分析思路，是源于对彭红枫等[6]、赖岳等[7]、茹正亮等[8]研究成果的分析。彭红枫等采用MM理论，对期货套利展开分析，对期货套利特征与趋势性特质给予了明确。赖岳等对MM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明确了预测方法的适用性。茹正亮等采用MM理论，成功地对降水量进行了趋势性规律分析。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采用MM理论对趋势性分析非常有效。因此，研究提出了采用MM理论进行分析的思路）可以得到最终极限态下的概率结果，即如公式3所展示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式3给出的结果是时间趋于无穷时状态j事件发生的概率，其取值为δj。
该概率依然要满足全覆盖的性质，即所有可能状态的对应概率总和为1必须满足。对于式3所展示结果论证，由于涉及过多的随机过程原理，在此不再给出具体分析论证过程，只列出对应结果。需要特殊强调的是，本文多次出现的MM（包括题目中出现的MM）均是指此环节提出的马尔科夫模型。文中如不特殊声明，均采用这种简称。对于式3所展示的结果称之为趋势性金融风险，这种趋势性正是由于其取值依赖于时间的极限变化所得。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已经确定了整体金融风险水平与趋势性金融风险水平。下面将利用上述理论分析结果，对我国软件类企业实际金融风险进行测度分析并给出降低风险的具体对策。
三、金融风险审计实证分析研究
如何将理论分析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落地，研究在此通过一系列分析将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由此，不仅对理论分析中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给予再次确认，而且对现实情境中不同行业以及行业内部金融风险水平的整体性特征与趋势性特征给予明确，为提高行业和企业抗击金融风险水平与能力提供支撑。
（一）行业整体金融风险水平测度研究
在前述理论分析中不仅提出了金融风险水平及其变化率，而且给出了基于金融风险水平及变化率的整体金融风险水平与个体趋势性金融风险水平的测度方法。这一方法对于金融风险水平直接显示的对象可以成功使用，但是对于金融风险水平间接显示的对象无法直接使用。这里所说的“金融风险水平间接显示的对象”是指金融风险无法确定，但是可以通过其内部关键因素的变化来体现的对象。一般而言，金融风险水平作为外部展示结果，是受到内部因素作用而产生。对于同一行业的不同对象，金融风险水平的内部影响因素具有成分一致性与贡献系数一致性的特征。基于?@一结果，在同一行业内采取回归分析法，确定导致金融风险水平的内部因素及其作用系数。因此，研究提出了如下指标表（具体见表1）。
表1第一列（从左向右的第一列，下同）为结果指标，对应为金融风险水平。剩余列主要为影响金融风险水平的各种指标，具体分为四类指标，依次为“金融风险子指标”“管理风险子指标”“销售风险子指标”“人工风险子指标”。分别从金融角度、管理角度、销售角度、人工角度等方面对风险构成进行刻画。表1右侧最后一列为辅助指标，作用主要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的思想是利用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无形资本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去无量纲处理“金融风险子指标”“管理风险子指标”“销售风险子指标”“人工风险子指标”中的具体指标。实现不同实体对象之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与可关联性。基于这种思想，同一行业内不同对象之间同一年份数据之间就可以形成同批处理的时间序列数据。之所以进行如此处理，这是由于金融风险水平显示对象的稀缺性所造就。对于明确金融风险水平的对象，在现实环境中非常稀少，所以研究只能通过有限对象向无限对象推广。
以上市类企业为例，一般分为正常企业、ST企业、*ST企业等。对于正常企业是指非ST类企业和非*ST企业，其金融风险水平显著低于ST类企业，因此可以将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3。对于ST企业，按照我国上市企业分类管理规定，其金融风险水平较高，研究将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6。同理，对于*ST企业，其金融风险水平高，研究将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8。对于即将退市企业，其金融风险水平极高，研究将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9。与此同时，对于正常企业，研究还做了细分，将具有大型银行金牌授信企业设定为金融风险水平极低企业，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1。基于这一分类，研究提出了四类金融风险水平划分方法，对于不同对象，按照分类法即可完成金融风险水平的确定。在确定金融风险水平构成因素及其作用时，只选择通过上述四类分解法能确定具体风险水平的对象。即只选择金牌授信企业、正常企业代表、ST企业、*ST企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分析确定风险构成因素及权重。完成此工作之后，对全行业上市对象采用上述分析结果进行风险水平确定。具体量化各自的风险水平，此工作可以完成。这是因为风险构成因素及其所发挥的作用都已经确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数据越界，对于后一分析，必须确定风险分析结果仍然控制在0与1之间，这也是可以办到的。利用如上方法，最终即可确定整个行业内上市公司的金融风险水平及变化率。然后，利用理论分析中提到的分析方法进行金融风险水平实证测度，由此得到下述结果（具体见表2）。
表2中的数值代表对应行业对应风险水平下企业占比。从该表结果来看，之前四类行业的金融风险整体水平无法确定，但是通过此次实证分析后，得到了量化明确。从整体来看，金融业和保险业居于较高风险水平、高风险水平企业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行业。以金融业为例，其较高风险水平企业占比为41%，其高风险水平企业占比为23%。与此同时，从上述结果也能看到，软件业（研究将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统称为软件业，下同不再赘述）、制造业的行业平稳性是较好的，这一点可以从行业风险水平结果中看到。高风险水平企业占比显著低于其他行业，低风险水平企业占比显著高于其他行业。通过这一分析结果，更进一步明确了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出的不同行业金融风险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论断。下面，基于上述结果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主要是进行个体金融风险水平分析。
（二）行业内个体金融风险水平趋势性测度研究
个体研究依然采用前述分析中确定的分析思路与分析框架。就软件行业的金融风险趋势性水平进行测度分析。通过论证分析，最终得到如下结果（具体见表3）。
表3中一共列出了七家企业分析结果，结果包括金融风险水平以及导致该金融风险水平的主要构成因素。这七家企业是从实证研究个体对象中抽选出来的，也就是说整个实证研究并不是仅对上述七家企业展开。需要强调的是表3中的结果是趋势性结果，即企业从较长期和长期来看，如果不采取与现有管理方法不同的管控措施，企业风险水平所处的趋势性状态。
从表3展现的结果来看，居于高风险水平的企业只有一家，为*ST智慧，其他六家风险水平都在高风险水平以下。与此同时，从该表结果来看，只有科大讯飞一家位于低风险水平。综合二者来看，七家实证对象中大部分企业的风险水平居于中间状态。另外，从构成各自风险水平的主要因素来看，表现出规律性特征。从表3结果纵列来看，同一风险水平下，形成风险的主因对于不同企业具有一致性（远光软件与神州泰岳，以及东软集团和博彦科技等）。这说明在上一环节中提出的实证归纳演绎法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得到了验证，由此确定了实证分析中提出的分析方法具有正确性与可实用性。最后，就表3展现的结果对于个体而言，从审计的角度不仅确定了趋势性风险水平，而且给出了导致对应风险水平的主要因素。由此为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健壮性给出了改进的落脚点与改善方向，实现了审计的目标与诉求。
（三）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不仅完成了理论分析，而且实现了实证分析。现在就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小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效用。
效用一，研究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可以实现局部分析向全局分析转变的目标。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仅给出了实施金融风险审计的具体方法，而且该方法具有从局部分析向全局分析转变的优点。之所以强调这一优点在于传统的审计方法对审计对象审计结果只有时点审计特性，不具有类连续的连续时间特性。即审计结果只能体现孤立时点的水平，不能体现连续性的变化特性。因此体现的是一种局部特性，而非全局特性。研究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了全局审计的目标。
效用二，研究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不仅可以确定行业整体风险水平，而且可以确定行业内部个体风险趋势性水平。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仅给出了行业个体金融风险审计的具体方法，而且给出了行业整体金融风险审计的具体方法，即实现了对个体与全部的双向审计功能。这一点对于进行不同行业的行业分析，以及行业内部的分析非常重要。只有二者完全实现量化分析，审计提出的管控风险措施才能保证具有行业针对性与个体针对性，防止出现处处适用，处处不适用的无效管控措施。
效用三，研究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不仅可以确定趋势性风险水平，而且可以确定导致相应趋势性风险水平的主因。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仅给出了分析对象所处的趋势性风险水平状态，而且给出了导致该风险的主要原因。从医学原理来讲，要想彻底祛除病痛，必须找到产生病痛的真实原因。此次研究恰恰是实现了这一目标――不仅确定“疾病”，而且找到了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对于企业而言，具备金融风险与否乃至金融风险的高低水平状态就是“疾病”与否的标志，二者就有等价性。通过趋势性风险主因确定，采取与之对应的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势必会改变企业通过自身无法实现的能力提升。这种能力提升包括企业的健壮性能力提升与企业抗击风险能力提升。由此为行业的整体向好提供个体支持。
【关键词】融资方式 企业债券 必要性
一、国际金融风险概述
国际金融风险具体所指的是在国际贸易的投资或者融资的中途受到不确定因素的不可预见的影响，导致投资的实际收入与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出现了较大的误差，从而产生投资者的损失。
国际金融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影响大；国际金融的风险影响范围，将覆盖所有参与的国家中去，有时甚至还会呈现持续增长的区域，对国际金融的整体造成了严重的震荡和局部的毁坏。
二是扩张性；在时间和空间的国际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持续了很长时间，也就有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在全球扩张。
三是敏感性；影响许多国家乃至国家金融市场变化的因素最有可能产生国际金融风险，包括政治经济变化、自然灾害、经营者心理预期等因素。
四是不规则性；国际金融风险的孕育到爆发、大部分都是具有突发性的，具有一定的不规则性。
五是可控性；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和制度对国际金融风险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控制，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对风险进行前期预测和风险的识别。
二、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机制
国际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就会的明显，适当的了解国际金融风险转移机制，对于世界金融风险转移方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传递途径是通过汇率与利率变动实现的
因为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自由化，所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往往取决于市场价格，如汇率和利率。在区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汇率和利率将成为国际金融风险传导的主要媒介，直接影响国际和国内经济。
（二）传递机制是在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所发生的“羊群效应”
通常我们会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第一次爆发的国家或地区称为“传播源”。在区域经济链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总传输源是脆弱的，它受到传输源的影响之后，危机就会很快的出现在附近或周边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来源和经济型类型，在金融系统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社会和文化方面是相似的，当经济和金融与传递源国家密切合作的话，将产生“羊群效应”。
（三）传递效应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转移效应是金融危机的动态表现。在金融危机产生的初期，国家对传输源大都具有“多米诺效应”。如果区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不能被及时的控制住的话，那么将会成为一个多方向交叉传播，更甚会加重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三、国际金融风险逐渐扩张的原因
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以及时展的必然趋势。随着跨国证券融资障碍日渐减少、资本国际流动日益便利，使得我国的金融一体化呈现了超前发展的势头，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也越来越快，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市场，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具体原因如下：
（一）国际资本流动加快和国际投机因素增加
据统计，世界08年代的GDP增长率为每年1.8%，国际贸易年增长率为4%，而国际资本年增长率却只有0.2%。在进入90年代后，各个经济增长率还在进一步增加。据美联储估计，纽约、美国和伦敦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来看，每天大约有650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这中间的81%是用于支付国际贸易或者进行国际投资的。这些国家的泡沫经济，会使这些国家成为金融危机的易发区。
（二）金融一体化是金融自由化推动各国金融制度和市场结构趋同的结果
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很快就要开放金融市场，但是由于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导致了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普遍的对国内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巨大的冲击。
（三）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给金融当局的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了困难
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会增加资产变化的货币的总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可替代性，这使得它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大小判断将会产生误差。由于金融资产和外资的增加，货币的干预市场的能力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正在被逐渐的减弱。
（四）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依存度增加
随着现代化的金融手段的更新换代，全面的推动了全球资本流动的速度，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和依赖性，并且能够增加国际投机活动和风险水平的效率。但是一旦市场或局部金融发生轻微的动荡，就会很快的影响到其他金融市场。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国际传递的对策
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一国的经济基础。只有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影响力，才能成功的躲避危机的发生。所以要全力提高我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实力和应变能力。
（一）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开放应该协调一致地进行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金融改革也是进行金融开放的前提。目前，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外开放相对比较显得十分的不协调，导致中国金融与改革开放出现严重偏差，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的皮革最大的问题。银行体系在外部冲击下会显得十分单薄。所以我们国家要加快金融体制方面的改革，提高中国金融的效率和竞争力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加强有效O管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对中国的金融业开放的经济和金融的决策必须在政府的监督下有序进行。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财务制度，完善保障执法规则的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加强对财务危机的预测和控制症状的监管，保障金融安全金融开放通过有效的监管措施。
（三）降低对外资的依赖
可以全力的引进外资从而用来填上国内建设资金的短缺，增加国内投资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法的过程。但如果大量外资流入，而容量和支持国内资源是有限的，只有少数人能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机会，而大量的股票市场的外资流动和房地产市场，将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加强国际合作
就目前的私人资本迅速扩张的速度来看，如果发生了国际游资逃离或蔓延的情况，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不能只是单纯的依靠中央城市的干预，中国要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就要学会依靠国际合作来保卫自己，并通过国际合作来创造出健康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冯宗宪.《金融风险管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刘海龙，王惠.《金融风险管理》.中南财经经济出版社.
[3]蒋先玲.《论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及我国的对策》.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 金融学人才 理念培养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136-02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金融学专业学生而言，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良好的机遇。在金融学专业人才的理念培养上，应着重树立金融学专业学生的诚信理念、风险理念、创新理念和法治理念。
一、诚信理念的培养
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信用危机，是信用关系中“伦理责任”缺失的后果。在现实金融活动中，诚信就是遵守承诺契约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即包括各种形式的诚信。一般来讲，培养诚信理念包括下述这样三种形式。
1.培养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所谓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就是金融活动中应该信守自己的承诺，按照自己的承诺办事。承诺实际上就是当事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因而任何参与主体都必须遵守。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已经和客户拥有了各种形式的契约，那么就应该全方位地自觉地遵守这些契约，而不是去设法逃避契约的约束，更不能曲解和修改契约的内容，甚至于去毁约。
2.培养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诚信。所谓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诚信，就是指有的当事者可能因为信息获取上的阻滞性原因而无法清楚地把握信息中的全部内容，从而不能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的情况；而另外的当事者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能够全面地拥有信息，从而可以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状况。这种信息的非对称性，使得更多地拥有信息的一方处于交易的优势地位，可以说，那种较多掌握信息的当事者，可以借助信息拥有的优势地位而欺骗信息不全的当事者，但是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却并没有去这样干，而是诚信地对待信息不全的一方，这种状况就是信息非对称下的诚信。
3.培养完全考虑当事者利益的诚信。也就是说，一方当事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是充分考虑了当事者的另一方的利益，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利益才最大。这种考虑对方当事者利益的诚信，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诚信。完全考虑当事者利益的这种诚信，往往是当事者从对方的利益出发的，所以这种诚信可以说是一种很高形式的诚信。
二、风险理念的培养
金融是资金的聚集地，也是风险的集合体，金融创新和发展总是伴随着风险。风险，源于事物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损失或获益的机会。金融风险具有可测性、客观性、不确定性和受益对称性等特征，是客观的、现实的存在，这是由金融过程内在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因此，针对金融学学习，必须培养金融运行的风险理念。
1.培养认识风险的能力。广义的金融风险指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在参与金融活动过程中，因客观环境变化、决策事物或其他原因导致金融资产价值、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狭义的金融风险则指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活动时，其资产、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由于金融过程的网络化和金融关系的多样化，金融风险具有极强的联动性、广泛的渗透性和自我增强的传播特性。如果金融风险超过了承受能力，局部、个别的风险就会蔓延、传播开来，从而影响到区域、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形成金融危机，给经济运行和社会福利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范围广，影响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危机和动荡不但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
2.培养防范风险的能力。目前，就国内金融市场而言，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被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资金的流动性明显增强，资金回报率高的区域会吸引其他地区资金的流入。如果该区域的资金高回报是源于投机性的泡沫化，那么该区域会很快成为金融高风险区。我们要加大了对金融监管与市场监管的力度，并重视金融风险的评估、预警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建设，着力提高防范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三、创新理念的培养
1.金融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创新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更是经济发展的本质。金融创新是指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产生或引进的新事物，从而使得金融体系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金融创新的内容包括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务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的创新，其核心是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主要包括规避利率风险的创新、转移风险的创新、增加流动性的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股权创造型创新、运用高新技术的创新和规避金融管制的创新。
2.要充分认识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培养金融学专业学生全面而辩证地看待金融创新效应。通过对金融工程学等重要专业课程的学习，既要培养金融创新思维、掌握金融创新的技巧和方法，又要把握金融创新的路径和规律、正确认识和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的关系。金融创新既具有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丰富金融交易品种、使商业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获得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增强经济主体应对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以及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等积极作用，也具有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降低金融体系稳定性、加大金融监管难度、削弱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等负面影响。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便是美国金融创新过度，以至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过滥，以及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次贷衍生品业务及其交易的放任自流，助长了衍生品风险的积聚和爆发。
3.创新需要监管，强化金融监管理念。对中国而言，既不能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视金融创新为洪水猛兽，抵制金融创新，也不能对金融创新监管过死。明智的策略应该是：一要充分认识金融创新对经济金融的积极作用，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现阶段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产品种类少、结构单一，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因此应完善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鼓励和推动金融创新，探索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途径。二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金融监管机构应切实加强跨市场、跨境风险的监管，确保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创新步伐和市场变革相适应。同时，要弄清楚金融创新中的产品结构、层次和风险特征，研究金融创新规律，适时、适度地引导金融创新活动，把握监管力度，避免监管过度和监管缺位，探索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由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由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等转变的途径。
四、法治理念的培养
1.培养学生掌握金融法律知识。在依法治国及法律全球化的宏观环境下，金融学专业人才必须确立法治理念。在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风险加大的形势下，政府的“政策规制”只能发挥短期效应，只有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才能形成安全的长效机制。无论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还是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序衔接，必须有金融法律制度加以有效调整。目前，中国的金融业发展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金融业发展市场化的挑战，二是金融业发展国际化的挑战。前者主要表现为立法滞后，特别是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金融资产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流动性不强，以及金融交易的不规范等。后者主要表现为国内金融市场的“政策导向”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法律调整”相冲突，这也是西方国家以国际贸易平衡为由干涉中国金融市场的“法定借口”。因此，无论是金融专业或任何一个专业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掌握国内金融立法的动态与金融法律制度，熟悉国际金融体制、规则及其相关法律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培养运用法律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中国正处于金融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完善金融立法，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其一，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化和自主创新会使风险叠加，无论是国际或国内，甚至是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只能应对而不能消除。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对安全金融创新、加强系统性风险控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律制度的确立，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与根本。其二，有利于维护中国的金融利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内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干涉下，人民币处于缓慢升值状况中。境外短期投机资金乘机而入，如果没有很好地运用法律来防范金融风险，势必会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甚至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相关法律规定，充分运用好各种法律切实维护中国金融利益。
参考文献：
[1]郭建新.论金融信用与伦理责任[J].财贸经济，2010，(8).
[2]曹廷贵.对于金融及金融教育理念的一点看法[J].财经科学，2002，(增刊).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宏观审慎；预警模型；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4－0057－04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遭受重创，世界经济大幅衰退。金融体系顺周期性、杠杆率过高以及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防控被认为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本次危机成因与以往危机明显不同，这促使各方一方面思考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新特征；另一方面又在思考原有系统性风险和危机管理思路的局限性与不足。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英国议会、欧盟理事会的市场管理思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提出了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理念。危机的爆发及发达国家风险和危机管理思路的变化，既给我们提出了警告，也促使我们思考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危机的预警及管理问题。
一、金融危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系统性”有两方面涵义：一方面，是指一个事件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功能；另一方面，一个事件让看似不相干的第三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可以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或丧失功能的或然性。与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或个体风险相比，它具有复杂性、突发性、传染快、波及广、危害大五个基本特征。
在近十年研究的基础上，有关学者对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进机制提出了新的观点(见表1)。与传统观点相比较，新观点对近些年来的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更有助于加深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和干预。
(二)金融危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联系与区别
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金融危机是一个取值非“是”即“否”的哑变量，而系统性风险是一个连续变量。系统性风险具有一种或然性，而金融危机是这种或然性的一种具体实现。金融危机其实就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特殊阶段和特殊状态。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首先要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要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及来源，建立预警和防范机制。
二、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但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汇率、政府债务等问题与金融稳定、经济增长的联系更加密切，再加上金融业在国际间、机构间、行业间的交叉融合及互动性增强，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积聚。
(一)宏观经济周期性调整
尽管周期性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但经济周期大幅波动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次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投资和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加重等累积性的结构问题凸显，而且人口红利减退、政府主导型投资必须转变等将导致我国经济开始周期性调整的可能性加大。
(二)房地产信贷风险
以房地产市场为首的资产价格泡沫易于引发系统性风险是近代金融危机的典型特征，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更是以房地产贷款质量下降为导火索。2009年，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增速高出贷款平均增速6.7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余额及新增额占比均提高明显，占比达1／5左右。目前，我国购房者的月供占收入比、空置率、房价收入比等均超出国际警戒线。随着国家严厉调控房地产政策的频出，房地产信贷风险不容忽视。
(三)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
据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透露，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全部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8.5％；2010年6月末，政府融资平台余额增加至7.66万亿元。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还款来源主要依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土地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旦土地价格陡然下跌，财政收入将大幅下降，融资平台偿债能力将会减弱，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并波及金融机构。
(四)汇率波动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对我国来说，汇率变动存在的最大风险是人民币汇率将房地产泡沫、融资平台偿债能力、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接近25％，但由于市场预期人民币处于长期升值通道，大量国外资金仍利用各种渠道涌入中国，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加剧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如果政府调控力度加大，有可能刺激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银行的大量房地产贷款形成不良，进而影响政府还款能力和融资平台贷款质量。
(五)通货膨胀风险
通货膨胀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也是多元和复杂的：一是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再加上“价格黏性”的原因，使得企业无法及时转嫁生产成本，处境困难。二是通货膨胀背景条件下，存款资金回报率相对降低，引发“存款搬家”现象。为追求利润，在可贷资金减少的情况下，银行可能采取冒险性的经营活动，加剧风险；另外，“搬家”的存款流向资本市场，易引发资产泡沫。
三、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为了能够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必要时进行预警，本文运用“五系统加权法预警模型”(汪莹，2003)来量化分析我国系统性风险。该模型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信号显示四部分组成。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系统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运用专家评价法对各子系统及其内部指标进行了二级赋权；然后运用指标值映射管理办法，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
(一)指标选取
根据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我们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金融体系稳定性、房地产市场风险、债务风险、外资冲击型风险等五个方面设计了我们的指标体系，而各个子系统中我们根据能够反映该子系统风险情况的原则，共选取了26个监测指标(见表2的二级指标)。
(二)各个指标预警界限
对每项指标我们选取四个预警区间：安全、基本风险、风险和较大风险状态。所选择指标根据风险性质不同，分为风险单调型和风险非单调型。风险单调型，即风险状态随着指标值的增加而呈现单一性质变化；风险非单调型，即在安全区域两边随着对该区间距离的增大，风险状态增加。预警区间及预警界限的主要标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等专家研究的经验数据，以及一些专门的科研机构所做的研究成果如巴塞尔资本充足率
协议、一些通用的国际惯例等。
(三)指标赋权重计算
本文利用专家调查法和AIIP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我们选择了5位专家，向其发送评价的原始表格和评价尺度，并用AIIP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处理(过程略)。AIIP法处理的最终结果如下(见表2)。
(四)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管理办法
我们所取指标的值其性质和意义不一，包括比例、时间，缺乏可比性，因此通过将指标值映射为分数值对其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办法为：对于每一个指标值，根据其在不同风险状态的警界限上限和下限中的相对位置，按照相应的比例映射出相应的风险值。
将指标值映射为风险值后，首先结合指标权重计算出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分数，确定风险程度；然后计算出整个金融预警系统的风险程度综合分数，根据分数值确定整个金融风险的程度。风险状态以及对应风险值见表3。
(五)实证结果
运用该数据处理方法计算得各二级指标风险值。然后以AHP法得出的一二级指标权重将各风险值加权得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值(篇幅所限，此处略去相关数据)。
1、我国各子系统风险波动情况分析。
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风险值处于基本安全区间，但风险值距风险区间较近。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的风险值有逐步升高的趋势，特别是在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我国宏观经济风险出现了大幅度的升高。之后虽有下降，但从2010年2季度开始，随着通货膨胀风险的不断上升，我国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又开始有所抬头。
二是金融体系子系统系统风险较小，处于基本安全状况。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风险不高，风险值分布在30％以下。这主要得益于我国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及国有商业银行陆续上市，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下降，资产质量改善，资本充足率不断提高。2008年4季度之后，在刺激性经济政策推动下，银行信贷大量投放，再加上房地产信贷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规模增加，银行业潜在风险有所提高。
三是房地产市场风险较高，处于风险区间。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自2005年以来风险值大部分时间超过50％，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更是超过70％，落入风险区间，说明我国的房地产风险一直较高，仅仅是在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房价涨幅及房地产贷款增速有所放缓时，风险才比较低。
四是政府债务风险子系统面临一定风险。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债务风险在2008年之前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区域；200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大幅上升，我国债务风险逐步走高，风险值从2009年1季度的37.6％上升至2010年3季度的64.1％，进入风险区间。如果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考虑进去，我国政府的债务风险将更加显著。五是外资和汇率子系统较为安全。因为我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余额和我国的外债额比较低，我国的外资冲击型风险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区域。2009年以来，经常项目差额减小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减小等因素，使得我国的外资冲击型风险进一步降低。
2、我国总体系统性风险分析。综合各子系统风险状况，加权计算得到2005年以来我国总体系统性风险值。从实证结果(见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体性系统性风险一直维持在基本安全的区间。最高值出现在2009年三季度和四季度，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分析的，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风险、金融子系统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及债务风险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进入2010年，我国总体系统性风险高位缓慢回落，从2009年3季度最高点的44.4％下降到2010年2季度的41.2％。总体讲，我国系统性风险较低，处于可控的范围，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及房地产市场风险需特别关注。
四、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对策
关键词：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指标体系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和金融深化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国外金融海啸的冲击。为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保证中国金融安全，建立一个适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预警机制，以便于在危机形成或扩大前就对它进行有效控制，从而避免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危机爆发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关于金融风险预警理论和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概述
学者们对金融风险预警展开系统研究始于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相继爆发了以货币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金融危机。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不断攀升，这些危机不仅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且对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传染和预警指标体系等方面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就金融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研究而言，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从如下几方面展开的：一是通过对导致危机发生的因素及其变化进行定性讨论以确定预警指标体系。二是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比较的方法确定哪些指标有助于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三是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在模型中估测在未来一期或几期发生危机的概率。在上述三类研究中，基于客观性等因素的考虑，第三类型是学术界的共识和研究的主流，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研究成果分别为Kaminsky、Goldstein以及Abiad等人的成果为代表。总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发展，国外学术界在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开发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及建模研究。相对而言，由于国内的金融风险预警研究起步较晚，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尽管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研究工作仍停留在对国外金融危机预警理论和模型的介绍上，从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来考虑中国整体金融风险的研究成果的并不多见。
二、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
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必须通过选取一定的具有代表性指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尽可能准确、科学地利用模型测度金融风险预警所包括的各个方面，进而比较和分析不同区域的金融风险变化状况。
（一）金融稳定预警指标的选择原则
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大系统，由众多相互联系的子系统即构成要素组成。但这一系统并不是各个子系统简单相加，各子系统最优未必能达到整体最优，而是要使各个子系统科学地整合以求得系统“整体最优”。二是导向性，选择的每个具体统计评价指标要符合提高金融风险预警的要求，属于金融风险的范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金融风险的内涵与特征，对提高金融风险预警目标有明确的导向性，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三是可操作性，选择的各个指标数据都要有可靠的资料来源，指标的计算方法要科学，便于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但往往有些重要因素难以直接量化或统计数据缺乏完整性。因此在研究中设计预警指标体系中应力求能体现那些关键因素的指标，尽量采用变通方法获取指标数据。
（二）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选择的过程
建立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的目的之一，是使监管部门尽可能全面、完全、具体地了解影响金融区安全的各种有关因素，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措施。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不胜枚举，而且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相互作用也因一国的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等影响因素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借鉴世界各国金融风险防范经验，结合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实情，中国区域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大致可以从宏观先行指标、微观审慎指标两个层面上予以构建。故中国金融危机预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可以概述为分解描述中国金融危机预警评价指标体系总目标―确立相应准则―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建立预选指标集―筛选指标―建立指标体系（见图1）。
（三）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确立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明确了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具体结构和构成要素，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金融风险特征的具体描述，运用频度统计法和理论分析法，选择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中使用频度较高、与金融风险的内涵和特征相关的指标，构成预选指标集。
考虑到前文对识别金融风险产生根源及金融风险预警理论的论述基础，结合中国当前金融风险的特殊性和统计数据索取的可能性，我们从宏观经济、金融系统、泡沫风险和全球经济等四个方面选取18个指标建立了中国金融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作为预警系统的备选指标。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在预选指标集的基础上做了简单调整，最终确定了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4个子系统，共18个具体衡量指标构成。其中，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金融系统指标主要包括监测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指标，反映金融市场稳定性；泡沫风险指标，考虑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风险；而全球经济指标则主要考虑国外主要经济实体的变化对国内影响。具体预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部分预警指标释义
1.宏观经济指标释义
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在本指标系统中主要由 “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和“出口变化率”等几个具体指标反映，如表2所示。
2.金融系统指标释义
金融系统指标主要包括监测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指标，反映金融市场稳定性主要是由“国内信贷/GDP”、“国外净资产/GDP”、“实际利率”、“外商直接投资/GDP”、“M2/GDP”、“M2乘数”、“贷款/存款”和“储蓄存款/M2”等几个具体指标反映，如表3所示。
3.泡沫风险与全球经济部分指标释义
金融风险的积聚和释放会通过股市和房市反映出来，突出表现为资产价格的异常波动，若资产价格的大幅下挫，会导致金融资产缩水，金融资产泡沫破裂，形成大量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恶化经济，引发金融危机。
泡沫风险指标，考虑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风险，在本指标体系中主要由“股价指数变化率（上证指数）”、“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建筑业贷款/银行贷款”等几个指标反映，而全球经济指标则主要考虑国外主要经济实体的变化对国内影响，主要“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率”和“美国经济增长率”等两个指标反映。
三、结论
为了能设计更好地反映中国金融安全形势的指标体系，为金融安全预警提供有效依据，本文从不同角度对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开放式的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然而，本文的研究仅限于预警系统的备选指标的选择，对于指标的进一步选择没有作深入探索，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通过诸如Logit等数学模型的构建，利用Granger等检验方法确定各个子系统的入选预警指标，研究各预警指标对于危机的预示作用，并利用最终入选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合成能够反映出中国金融风险危机等级的具体指数，并规划相应的风险等级，据此刻画中国金融风险的总体波动情况，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并构建中国金融风险预警信号系统，输出预警信号灯系统，显示金融风险状态和描述金融运行的冷热状况。
参考文献：
1.Kaminsky,G.L.,S.Lizondo and C.M.Reinhart. 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es[R].IMF Staff Pap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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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biad,Abdul.Early Warning Systems for Currency Crises: A Survey and a Regime-Switching Approach[R].IMF Working Paper, 2003.
4.闻岳春,黄福宁.国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研究综述及综合经营下的EWS框架构建[J].中国货币市场,2008(9).
关键词：区域金融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在金融风险具有客观性、可识性和可控性的共识前提下，建立区域金融稳定预警指标体系一方面可以对区域金融稳定状况做出客观的评估与预测，另一方面可以为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提供决策参考，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效率，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是一种兼具政策意义和实用价值的监测区域金融风险的方法。
一、区域金融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的选择原则
指标的选择是建立区域金融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核心内容，对指标体系预测准确性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在总结已往预警理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条指标的选择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从金融不稳定角度理解“金融稳定”，金融不稳定的诱因涉及方方面面，忽略某个重要方面的指标，往往会降低预管指标体系预测的准确性。同时，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有层次之分，相应的预警指标体系也应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而且各子系统都需由一系列指标来体现。因此，指标体系并非各种指标的简单堆砌，指标之间应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区域性原则。任何预警指标体系都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因此，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选取不同的指标，要求这些指标能反映该区域的经济金融发展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可操作性原则。首先是资料具有易得性，力争大部分数据可以通过统计年鉴或本地数据库查询得到，其他部分数据也能通过到相关部门调查获得；其次是指标具有可度量性，对定量指标要保证其可信度，而定性指标应能够通过间接赋值或计算后量化。
(二)指标的判别
首先，设定指标的权重。采用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提出的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先是根据指标间的隶属关系，将指标分成若干层；然后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两两相比并做出经验判断，构造其权重的排序系数的判断矩阵；最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各指标的最终权重。
其次，确定指标的临界值。主要在根据指标的历史数据基础上，参考其他文献相关论述和通用经验，确定其临界值。为区分指标值对金融稳定状态的影响大小，我们参照由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提出的KLR信号分析法，设定双重临界值――弱临界值和强临界值，同时确定相应的弱区间和强区间。
再次，计算预警合成指数。某段时间某指标值超出弱临界值进入弱区间之内，认为该指标可能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发出一次弱预警信号，记录信号数为1；当指标突破强临界值进入到强区间时，表示其造成金融不稳定的可能性较大，发出一次强预警信号，记录信号数为2；若指标未突破临界值，处于强、弱区间之外，则说明此时指标值正常，不发出预警信号，记录信号数为0。根据各个指标的不同权重，对所有指标在某一时期发出的信号数进行加总，得出预警合成指数，用于判断金融稳定的状态：预警合成指数值越大，发生金融不稳定状况的可能性越大。
(三)指标体系的构建
综合考虑上述指标选择原则，我们选取了4大准则层、13个子准则层和28个次子准则层指标，构建了台州的区域金融稳定预警指标体系。这4大准则层为：经济金融环境指标、人民银行基础指标、银行系统指标和借款实体指标，构成如下塔形结构体系。
该指标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充分考虑了区域特性。首先，考虑到台州的证券、保险机构的规模较小且统计数据缺乏连续性，因此我们仅考察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注重地方法人机构与分支机构的区分。其次，台州民间借贷较为发达，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应被纳入指标体系。
二是以金融资源配置渠道和风险指向目标为线索，将各类指标有机联系起来。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架构，决定了大部分金融资源通过银行信贷进行配置。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最终表现为借款实体的信用风险，信贷组合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企业、居民三类借款实体的财务状况和还贷能力，因此我们主要从收入与负债的关系角度考察借款实体风险状况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同时，银行系统的运转会受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的市场风险影响，而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往来亦存在操作风险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三是首次将人民银行的运行状态纳入指标体系考察范围。目前以人民银行跨行支付清算系统为核心、各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为基础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覆盖了几乎所有支付工具的应用，提供了社会资金快速运转的重要渠道；而发行基金的供应则是人民银行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先决条件，通过发行基金的供应，影响流通领域中的现金。支付系统和货币供应成为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救助问题金融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的必要条件，为维护金融体系正常运行奠定基础。
通过数据分析，确定4大准则层指标的权重如下：经济金融环境指标层权重为0.12，人民银行基础指标层权重为0.06，银行体系指标层权重为0.56(其中法人机构和非法人机构的权重均为0.28)，借款实体指标层权重为0.26。同时，还确定了子准则层和次子准则层指标的权重及强、弱区间。
二、区域金融稳定的实证分析
(一)预警合成指数的数量和结构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判别方法，我们计算得出各层预警指数及合成指数。从图示可知，近年来台州的金融稳定状况趋势向好。金融稳定预警合成指数总体呈现波动下行趋势，自2004年一季度的54.56降至最低的2006年二季度的25.51。此后，指数在一定区间内呈上下波动态势。
从预警合成指数的结构来看，借款实体对金融稳定影响相对较大，银行系统次之，经济金融环境和人民银行分别位列其后。借款实体指标的权重为0.26，但其指数所占预警合成指数的比例都超过了35％，最高达到57.87％，需要重点关注。银行系统指标占的权重为0.56，但是其指数占预警合成指数的比例均未超过50％，状况比较理想。经济金融环境指标和人民银行基础指标所占的权重较小，对预警合成指数的贡献也较少，但两个分指数的时间分布不均匀，经济金融环境分指数占预警合成指数的比例超过10％的有两次，而人民银行基础分指数占比超过10％的有三次，表明个别时期的稳定状况需引起重视。
(二)区域金融稳定预警模型
历史经验表明，金融稳定状况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即前期会对未来产生影响，可以推测前期的预警合成指
数同样与后期的存在相关关系。从区域金融稳定预警指数图的直观观察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特征。
观察也可以发现，模型(预测值曲线)与预警合成指数(实际值曲线)走势较为一致，残差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模型较好地反映了区域金融稳定的实际情况。
通过模型计算，可以得到下一期的预测值。例如2007年二季度的预警合成指数预测值为26.62。我们认为，预测值是可信的，并可以作为判断未来区域金融稳定状况的参考。
三、进一步研究方向殛建议
(一)拓展指标涵盖范围，完善指标体系结构
目前，构建的区域金融稳定预警指标体系包括了经济金融环境、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和借款实体指标，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核心指标体系框架。但是，就各个准则层来说，指标的种类和数量还欠丰富和细化。例如经济金融环境可以增加对银行间金融市场的考察，金融机构可以适当增加证券业、保险业的指标，还可以将一些局部金融突发事件等定性因素通过设立虚拟变量得以量化，使指标体系涵盖更多可能引起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提高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二)改进指数检验方法，提高预测准确程度
预测准确性的判断是建立科学的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完善指标体系检验方法，提高预测准确性，今后主要有两方面工作需要展开：一是充实历史数据库。补充早期的历史数据并不断更新今后的数据，使指标体系覆盖一个较长时期，挖掘预警合成指数变动的一般规律。二是改进模型检验方法。采用理论检验和实际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在不断扩充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加入诸如参数的稳定性检验等更多统计意义校验，必要的话尝试改进模型的形式；尝试界定金融不稳定状况，增强实际情况的模糊判断，与理论检验相结合，提高预测准确性。
中央为何如此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控？哪些领域存在风险点？该如何防控资产泡沫？就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先生。
防控金融风险事关改革成败
《中国经济周刊》：从最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看，风险防范一直受到高度重视。2012年指出“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2013年部署“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2014年强调“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2015年部署的几大重点任务之一，也包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16年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您认为，中央为什么一直强调金融风险呢？
连平：中央一直以来都重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防范工作。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强调金融风险的政策思路，这与当前国际形势的演变以及国内金融业态不断丰富、金融创新不断增加的趋势是十分契合的。
由于与生俱来的杠杆特征和外部性，金融一旦爆发严重风险事件，其影响力较广，破坏力较强。当前国内正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国内又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和诸多不确定性，更加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事关改革成败，尤为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请您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
连平：在国际方面，欧洲经济格局正在重构，“黑天鹅湖”似在呈现;日本刺激政策效果极为有限且处于低速增长;主要的国际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自美国。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美国利率已步入加息轨道。从经济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增速在2016年三季度已突破3%，失业率也降到9年以来的新低4.6%，加之未来一年里特朗普就职后可能在减税及基建投资方面实施刺激计划，美国经济活跃度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美联储针对美国国内经济复苏的态度和货币政策收紧的步调，都会影响美国加息外部冲击的大小。美国政策调整对于我国的冲击又主要体现在汇率、利率预期、流动性等方面。当然特朗普对华实施限制性贸易政策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但这并不属于金融风险范畴。
在国内方面，尽管部分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一些企稳迹象，但M1增量构成结构中企业活期存款占比并不高，国内货币供给发生新变化中都可发现当期国内市场资金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偏好特征依然较强。民间投资增速处于低位和企稳回升缓慢，似可印证短期内资金回归“实体”积极性不高。
加之国内正处于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去产能”“去库存”任务艰巨。非金融企业和政府“去杠杆”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过去一段时间国内楼市和债市活跃，使得金融部门表外业务创新较快，居民部门杠杆率抬升。考虑到我国现在经济开放程度逐年提高，国内经济还承受着资本流出压力，种种困难下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风险都可能成为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那只蝴蝶，带来系统性风险隐患。
“排雷”才能保障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那我们该如何准确地理解中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呢？感觉语气很重、决心很大。
连平：“处置一批风险点”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更加具体，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求实施的具体体现。
随着现代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主体因资金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复杂的金融体系。这与过去相对孤立、简单的金融体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风险传染性较过去明显增强、破坏力度显著加大。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都是现代金融危机的典型缩影。针对现代金融外部性和传染性较强的特征，必须要抓住重要风险点和环节进行防控，对一些存在重大隐患的风险点进行排除。形象比喻的话，就是“排雷”。只有及时将威胁安全的地雷起掉，才能保障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当前哪些领域存在亟须处置的风险点？
连平：国内当前需重点防控的风险领域分别为债市、股市、汇市。债市和股市作为国内资本市场主要的投融资渠道。两者和汇市的风险传染和对经济的影响机制有一定的差异。债市和股市的风险大多来自于部分投资机构、投资人激进地配置高杠杆可能带来价格大幅波动的市场风险。加之近年来国内市场羊群效应较强，股市、债市大幅波动的市场冲击力在增大。因此控制二级市场合理的杠杆率就是防控资本市场风险主要途径。当然债券还存在到期不能偿还的信用风险。
而汇市的影响机制主要由外汇价格变化进而对贸易和资本流动乃至于国内投资产生冲击。目前国际不确定因素较多和国内经济运行面临诸多困难相叠加，人民币阶段性贬值程度较大会导致其他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和投资信心的减弱。当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维持汇率在一个相对安全合理的区间波动也是风险防控的重点任务。
需要处置的风险点和隐患也大多在风险防控的重点领域，主要是一些可能对市场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的行为。比如利用“举牌”搞利益输送、虚假贸易隐匿资金外逃、中介服务机构违背职业操守等违法违规行为等等。
当前资产泡沫主要体现在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较高
《中国经济周刊》：资产泡沫一直是个热点话题，此次会议也提出“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您认为当前哪些领域存在资产泡沫现象？
连平：股市经历几轮调整，市场杠杆和泡沫已经大幅回归。而前一段时期借了利率下行东风的债市，近期也出现了幅度较大的向下调整，以至于一些非银金融机构出现资金紧张局面。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格局下，债市缓慢进入向下调整去杠杆的轨道。
相比之下，部分城市主要是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较高，似乎是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的主要表现。前期一些热点城市已经推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近期市场成交量也出现比较明显的萎缩。
未来防止楼市泡沫化尤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在热点城市落实扩大供地的计划，以缓解存量土地出清周期过低的状况，引导预期合理回归;同时对土地出让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完善土拍机制，以减少高价地块出现。二是在差异化、精准化的分城市分区域施策的前提下，各地应增强政策相机抉择、双向调控的敏感度，避免市场大起大落。三是分批推进落地房产税和实现租赁等分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直是2016年热议的话题，此次会议也要求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请您分析一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4-0003-04
近期，源自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穷于应付，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影响。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世外，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却成为困扰我国最大的问题，一时间，政府出台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恢复了一部分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汇率政策，以求经济能够平稳增长。
有学者指出，放纵或是无节制的金融创新是诱发此次金融危机的切入因素。这使得天津滨海新区正在稳步推进的金融改革创新活动成为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而迎难而上，将金融危机作为促进金融创新走向成熟的“砺石”，已成为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
一、天津滨海新区经济金融运行特征的基本考察
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金融危机加速转化，我国国内房地产、钢铁、汽车等重要支柱产业产销大幅下降，大批玩具、制鞋、陶瓷、玻璃等加工制造企业出现了关停的紧张气氛，长三角与珠三角纷纷陷入困境。与之相比，天津及环渤海地区所面临的压力和问题相对少一些，某种程度上归功于近年来天津由老工业城市向新增长级的成功转型、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以及活跃的金融创新活动。
(一)项目规模大
重大项目是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继2007年8月、11月先后推出40项重大工业项目并全部开工建设后，2008年7月，天津又推出了第三批20项重大工业项目。60个重大项目的总投资额达到3600亿元，平均投资规模6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与大型成套设备占40个。这些重大项目绝大多数落户滨海新区，第一批中滨海新区占70%；第二批中占比65%；第三批中又有86%落户新区。2008年1月至10月，滨海新区94个大项目竣工投产和注册运营，新开工大项目180个，提前两个月完成年初确定的全年开工项目计划。
(二)自主创新多
推进自主创新、掌握高新技术，是实现天津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源泉。2008年初，天津实施了总投资158亿元、研发投入39亿元的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目前，天津拥有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7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6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13个，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创业与服务平台72个，在产业创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高新技术产业走在国内前列。为了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滨海新区2008年确定了首批56个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全部进展顺利，9个项目已经完成，47个项目按规划有序推进，陆续实现产业化。
(三)投资环境不断优化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贯彻落实优惠政策，是不断改善天津投资环境的重要力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滨海新区国际机场成功扩建，天津港一期主体工程、京津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竣工；京津城际滨海新区段投入运营……2008年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450亿元，比2007年增长68%。在优惠政策方面，天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惠政策。2008年以来，为进一步增强现代服务业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天津经济发展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天津加大了对于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在天津发展的总部经济、金融、物流业等方面的投资方和经济实体给予更为优惠的财税政策和人才政策。
(四)三层联动协调发展
推进滨海新区、中心城区、各区县3个层面联动发展是实现天津全面发展的重要战略。在滨海新区的带动和中心城区全面提升功能的辐射作用下，天津区县经济增长迅速，267个重大建设项目陆续启动。前三季度，区县所属工业总值完成2611.69亿元，增长38.6%。随着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夏粮产量52.5万吨，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好水平；设施农业建成7.2万亩，相当于过去10年的建设规模；探索了以宅基地换房办法建设示范小城镇。前三季度，18个区县财政收入395.81亿元，增长37%，比去年同期提高了9.5%，其中10个区县收入增长幅度超过30%。
(五)金融创新活动旺盛
2008年以来，在国家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滨海新区在完善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产品及制度创新、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等领域亮点频出，改革迈出坚实步伐：2008年3月17日，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滨海新区获准设立全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此后，国内首家股权交易所天津股权交易所在滨海新区成立；国内首只华侨投资基金、首只合伙制船舶产业投资基金相继建立；第二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在天津成功举行；以渣打银行科技信息营运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银行后台服务机构相继落户；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在滨海新区揭牌成立；一德期货总部迁至天津；全国首家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挂牌；离岸金融中心方案加快制定并上报审批……此外，在金融产品与制度创新领域，仅2008年上半年滨海新区银行业就实现创新133项。
二、推进滨海新区金融创新需将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恰当位置
(一)在推进滨海新区金融先行先试过程中需要防范金融风险
首先，从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的关系来看，需要防范金融风险。美国次贷危机所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金融创新所积蓄的风险在房产价格与利率水平变动时显现出来，将整个金融系统拖入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天津滨海新区金融创新活动也可能会孕育着一些新的风险，甚至会弱化金融监管效果。这无疑需要我们对于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予以高度重视。
其次，从滨海新区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来看，需要规避金融风险。在滨海新区内开展的各种创新活动中，金融创新所具有风险冲击大于其他创新的风险。随着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继续深化和金融领域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该地区呈现出金融运行日益复杂，金融监管任务逐渐加重的特征。切实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才能维护金融业安全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
再次，从滨海新区金融创新的新进展来看，需要预防金融风险。近期滨海新区金融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在优化融资环境、完善金融体系的同时，也使得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增加。此次金融危机中，在次级抵押贷款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两种金融产品MDS(资产担保债券)和CDO(债务担保债券)对于危机的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敲响警钟。
(二)应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创新
要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金融创新，因为这是时代赋予滨海的使命。具体来看，滨海新区金融创新承载着两项任务，首先为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充分而有效的金融支持。滨海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移，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向滨海集结。因此，动员大规模的资本向其聚集是滨海金融创新必然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而目前有关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支持问题，也是金融改革以来一直需要突破的难点问题。第二是为整体金融深化及制度创新寻求可操作的改革推进方案。我国金融创新的推进速度一直滞后于其他改革，且大多数情况下所实施的改革方案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进行的金融产品或业务创新。2006年以来涉及系统性及全面性的创新行动逐步展开。从发展看，未来滨海新区金融创新的推进，将必然会触及一直困扰和制约金融深化的三大体制性难题，即金融脱媒趋势下的银行体制的改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产业的制度安排，以及金融资源整合中的资本市场合动机制问题。
关注此次金融危机，发现危机爆发前市场中积聚了大量的风险。按照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收益呈反比的风险，风险越大，收益越小，损失越大。比如，错误操作、违章操作以及不可抵御的灾害造成的风险，就只有绝对的损失。另一类是与收益成正比的风险，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例如，次级抵押债券的回报率一般高于优级债券。而金融创新过程，往往伴随着这类高风险高收益的新产品新工具的出现。针对滨海新区的金融创新，要坚决防范第一类风险，因为这类风险对于收益的获得并无益处，相反只能增大将来绝对损失的可能性。对于后一类风险，要敢于冒一定的风险，做到“胆大心细”。如果有一定风险就不敢发展，就搞不了金融创新，就会丢失很多机会，就不能敢为人先。
(三)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可以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防范并行不悖
实现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并行不悖，要在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上下功夫。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主体为了生存与发展，相互之间长期存在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依赖的生存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就是塑造金融体系的内外环境，涉及政治、经济、法律、信用等外部环境的建设等。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防范和应对内部问题、外部挑战，使得金融生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内恢复其基本功能。这就使得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承载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并消化随金融创新而来的风险。因此，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加系统化地解决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协调问题。
天津要实现金融生态环境的“公平安全”，要求政府、银行、企业之间应当紧密协作，形成联动效应；需要进一步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大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人三个层次的信用系统；需要加强法制保障、金融监管与自律、中介服务以及信息披露等体系的建设，构建起公平、安全、竞争、开放的金融服务环境。
三、滨海新区金融创新活动中防范金融风险的具体举措
(一)完善金融监管，注重行业自律
滨海新区金融创新不断深入，需要监管部门积极的鼓励和配合。要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简化准入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基本原则是“区分风险、允许探索、加强管理、逐步理顺”。要区分金融创新内容的风险状况，鼓励金融机构探索新产品、新业务和新的组织形式，给予他们试验的机会。监管部门的风险防范要体现到创新内容的具体流程中去，通过沟通、协调，揭示其中的风险并及时纠正，实现金融创新和防范风险的良性循环。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构建有助于创新发展的法制环境。
此外，金融业自律也是市场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在完善金融监管的过程中重视市场经济力量本身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约束。一方面必须深化制度方面的改革，让金融行业协会承担其应有职责甚至是与其性质相符的部分行政职能；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探讨新的模式来处理好政府与金融行业协会之间以及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通过加强行业自律，强化市场信用观念，提高信用意识，发挥市场制约作用，从而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与安全。
(二)整合金融资源，完善公司治理
通过并购、重组手段，实现金融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是做强企业、增强自身抗据风险能力的有效手段之一。当前形势下，借助低成本扩张的有利时机，通过剥离、收购、重组安排将充分激发存量资产的活力。目前，天津正依托泰达国际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泰达国际)这一平台，对渤海银行、天津信托等六家地方性金融机构进行整合，实现综合经营。下一步，泰达国际还将对其股东投资于其他地方金融机构的股权予以整合，增资至100亿元。从长期来看，泰达国际会通过跨区域和跨境运营，扩展辐射范围，朝着国际化大型金融集团公司迈进。
在扩大金融企业规模的同时，还要着力完善公司治理，提升自身的软实力。从市场微观机制来看，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足够的市场竞争力量是金融主体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需要着手明晰产权、建立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公司组织制度、财务制度和层级制度安排的合理化；要确立、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战略，提高风险评估技术，完善风险评估体系；要理顺稽核体制，构建具有相对独立的内部稽核体系，提高内部审计水平；要推进内部控制体系标准化、全面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授权制度和岗位责任，加强内部控制措施力度，此外，还要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主动接受外界的监督。
(三)扩大债券融资，改善融资结构
目前天津的融资结构中企业内源性融资和信贷融资占主体地位，而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尽管2007年融资结构略有改善，但自我国股市低迷之后，股票融资所占比重又下降了，这种融资结构导致风险向银行不断集中。结合当前滨海新区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和政府债券方式进行融资。这不仅有助于短期内扭转重大项目融资渠道单一、银行经营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不断加重的局面，而且从长期来看也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是最主要的融资手段，而在我市，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上，债券融资的规模都很小，因此利用企业债券、政府债券融资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前不久，滨海新区已就空客A320项目做出债券融资安排，筹集的28亿资金将全部用于合资生产A320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项目的建设。发行人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符合《证券法》有关规定，同时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约51亿应收账款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质押担保。滨海新区应不断总结经验，重点关注一些重大项目，进行债券或股权融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四)建立风险预警，制定应急预案
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是根据区域内金融风险特性建立起来的，监控、规避潜在金融风险的预防体系。建立滨海新区金融风险预警体统，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新区经济发展现状，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相应指标的预警界限值。将事先确定的数据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用信号灯来显示金融风险状态。要做好金融稳定监测评估数据库数据采集、加工分析和风险预警工作，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区域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分析评估，建立预警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除了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滨海新区金融监管部门还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应对潜在的突发事件。结合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应对外资的异常流动加以重视。需要紧密关注国际游资流出的动向，认真梳理外资监管盲点。同时，新区内活跃的金融创新活动也增大了爆发金融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对此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应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企业建立定期沟通联系制度，建立监管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和监管合作制度，制定和演练防范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
(五)坚持迎难而上，推动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45-06
引 言
自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系统性调整阶段。其中，有关如何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探讨已然成为当前经济金融工作领域内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发轫于2014年末的本轮资产价格巨幅波动再次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周期收缩阶段，金融风险依旧可以处于高位水平，值得我们给予充分重视。实际上，许多学者都曾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间的钩稽关系进行研究，但却并未形成统一定论。具体而言，其研究进展主要有三，早期的研究认为：金融体系能够起到良好的资金融通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因此，随着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不断增强，其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King和Levine，1993）[1]。然而，许多学者对次贷危机时期附近的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金融体系易在经济繁荣期时累积潜在金融风险，导致金融稳定性减弱；并在经济进入紧缩期后进行风险释放，从而使金融体系稳定性回归至理性区位，即二者间存在着反向依存关系。此外，近期还有部分学者发现：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间的依存机制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间的错配 （万晓莉，2008；Liang和Alan，2012；邓创和徐曼，2014）[2][3][4]。
通过简要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尽管有关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二者间的作用关系绝非是简单的线性依存关系，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时变特性。有鉴于此，笔者将采取区制转移模型深入探究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特征，测度经济“新常态”时期下，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未来一定时期内的金融风险治理与系统性紧缩风险防范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与对策建议。
一、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指数的构建及其运行态势分析
一般而言，金融稳定包含金融机构稳定性与金融市场稳定性两个方面。首先，就金融机构稳定性的角度而言，银行体系作为金融机构资金融通的中枢系统，起到决定整个金融机构稳定性的关键作用 （刘金全等，2015a）[5]。而就金融市场稳定性的角度而言，其主要包括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两个测度 （张洪涛和段小茜，2006）[6]。因此，本文参照以往相关研究，选取能够代表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资本市场稳定性以及房地产市场稳定性的多项基础数据指标，采用标准化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数据拟合，进而获取我国样本期间内的金融稳定指数。
具体而言，选取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各项存款同比增长率，各项贷款同比增长率，坏账比率共5个指标反映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状况；选取上证指数对数收益率，上证A股市盈率，上证A股市值/GDP与沪深两市平均价差共4项指标反映我国资本市场稳定性状况；选取国房景气指数反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状况；最后，选取M2/GDP、外汇储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共3个指标反映我国宏观金融稳定状况。基础指标共计13个。随后，利用金融稳定指数均值加上0.5倍标准差作为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风险预警线，样本期间为2004年1月至2015年12月，金融稳定指数的走势如图1所示：
图1刻画了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的走势，首先，需要对其拟合过程做三点说明，第一，由于不同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因此为消除数据量纲对合成指数的影响，在此采用标准化的主成分法进行指标拟合；第二，由于不同指标示性方向不尽相同，因此，在进行主成分拟合前对所有指标进行了同向化处理，其中，合成指数取值越小，代表金融体系稳定性越强，反之则代表金融体系稳定性越弱；第三，在对主成分进行提取的过程中，采用累积方差贡献度达到85%作为基准，其中，前两大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度为91.28%，已超过基准水平，故在此采用前两大主成分对金融稳定指数FCI进行标准化拟合。
随后，观察图1的走势不难发现，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性在样本期间内的多数时期均处于警戒线下方，表明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基本上处于较为稳定的运行状态，不存在过高的系统性风险；但其在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以及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两个较短的时段内均超过了警戒线水平，表明样本期间内也存在着金融体系脆弱性较强的时期。实际上，回顾这两段历史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不难发现，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正是我国资本市场最为繁荣的时期。这期间，上证指数一直处于4000点以上的高位区间，资本市场投机追涨现象严重，导致此段期间内金融稳定指数急速攀升，并迅速跃迁至警戒线上方，使整个金融体系进入了高度脆弱状态。而2009年2月至2010年3月是我国房产市场局部过热的典型阶段，其间，国房景气指数同比增幅一度高达5个百分点，导致房地产市场投机氛围浓重，并使得金融稳定指数再度回升至警戒水平之上。尽管这两次金融脆弱时期的形成机理不尽相同 （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内的金融脆弱主要是由资本市场投机行为所引致；2009年3月至2010年4月内的金融脆弱主要是由房产市场局部过热所引致），但二者均由局部过热引发了整个体系的高脆弱状态，说明金融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资本市场、房产市场、银行体系等） 的发展失衡绝非是独立现象，其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和传染性，继而使整个体系陷入不稳定状态，因此，采用多部门合成指标进行金融稳定状况监测更有利于把握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行状况，这会避免单一指标监测忽视金融风险外溢性的弊端 （刘金全和刘达禹，2014；刘金全等，2015b）[7][8]。
此外，图1中，金融稳定指数在两段高脆弱时期后的走势同样发人深省。其中，在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间，金融稳定指数具有典型的V型波动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资本市场投机泡沫在短期内迅速破裂，导致金融体系在短期内出现了自发性的风险释放，而这种风险释放方式的主要特征即是：历时短、代价高、不确定性强。随后，政府和货币当局为防犯金融风险持续发散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外溢影响，先后采取出台“四万亿”救市计划和放宽广义货币供给的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使得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反弹，但也使得金融稳定状况再度下降，出现了V型反转态势。
与该段时期不同，自2010年4月以后，我国金融体系一直处于较为安全的运转状态，金融稳定指数的走势具有缓起缓落的新特征，并且在相邻期间内不存在大幅波动，这说明在此轮房产局部过热时期后的金融风险治理更具成效，其并不存在政策执行后的远期福利成本。实际上，自2010年以后，政府和货币当局开始越发意识到应急性宏观调控举措的双刃剑效应，并开始有序地退出“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调整模式，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局部着力特征和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功能。对比金融稳定指数在两段脆弱时期后的修复过程不难发现，应急性的强刺激措施易于产生不利的后续影响，使金融稳定的波动性大幅上升，不利于公众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严重时甚至会再次诱发危机；相比之下，适时适度的预调微调和有计划的预期管理则能使金融体系在长期内安全运转，从而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高宏观调控效率。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政府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下对金融稳定的治理较“次贷危机”时期相比更具成效，但是现阶段的经济紧缩风险也同样高于该段历史时期。一个突出的表象在于：“次贷危机”时期内，尽管政府的应急性宏观调控举措在短期内提高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其的确起到了良好的逆周期扩张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增速在2009年1季度发生触底性反弹 （2009年1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为6.6%，是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20年间经济增速的阶段性谷底），这说明在以往时期内，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衡取舍关系；然而就近期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尽管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同样出现了资本市场过热导致金融风险上升的状况；但是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却未随之发生改变，宏观经济运行依旧呈现出较大的下行风险。这说明，现阶段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间的依存机制较“次贷危机”时期可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二者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已不是简单的权衡取舍关系，如若处理不当，系统性紧缩风险可能会与金融风险协同上升。因此，为深入剖析不同历史时期内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下文中笔者将采用区制转移模型对其进行计量检验。
二、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区制转换特性识别
区制转移模型的核心经济意义在于对经济运行阶段进行区制划分，从而使研究者能够甄别经济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在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的异同 （刘金全等，2015c）[9]。其具体估计原理如下。
首先，假设样本期间内经济变量间的作用关系存在多种状态区制，并将其记为St=i，i=1，2，3…，而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作用机制将会随着区制的转换而发生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区制转移模型可以准确地测度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间的依存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继而可以用于检验不同金融稳定理论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内的适用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旨在探究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非线性特征，因此将金融稳定指数FCI设定为状态转移变量，随后根据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当状态参量取2时，模型拟合优度最高，故在此令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间的依存机制在两区制内变动，进而可用公式将二者间的关联关系表达如下：
yt=c+βyt-1+α（Sit）FCIt+εt （1）
这里，yt代表经济增长率，c是固定系数常数项，参数β用以刻画经济增长惯性，α（Sit）代表状态转移参量 （即金融稳定指数FCI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通过公式（1）可以看出，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将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两区制内进行转变，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利用区制转移模型刻画二者间的非线性关联机制。下文中，将对区制转移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此处的参数估计由OxMetrics6.0软件完成，具体结果如图2和表1所示。
图2是经济增长率和区制转移模型的拟合曲线在样本期间内的走势，其中，实线部分代表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点线部分代表区制转移模型的拟合值，虚线部分代表基于卡尔曼滤波的模型一步预测值，而灰色区域和白色区域分别代表经济增长高波动区制与低波动区制。观察图2不难发现，3条曲线的走势高度耦合，表明区制转移模型的拟合优度极高（其中，区制1内的拟合优度为0.977，区制2内的拟合优度为0.984）；此外，就区制划分的情况来看，自200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加速时期开始直至2010年欧债危机结束为止，经济增长率与金融稳定指数间的依存关系基本处于区制1所刻画的状态；而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再次跌破8%以后，二者间的依存关系则一直稳定在区制2的状态当中。这说明在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间的依存关系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特别是当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时期以后，二者间的依存机制较以往 （危机时期） 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结合表1中双区制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区制0与区制1内，模型标准差的估计结果分别为0.545和0.057，并且均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这说明样本在不同时期内具有明显的区制转换特性。其中，区制0内经济增长的波动率约为区制1内的10倍，表明样本前期 （主要是投资加速期与两次危机时期） 经济增速的变动较不稳定，其对外生冲击的反应较为强烈。
而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跌破8%后，宏观经济运行逐渐步入了“新常态”时期，尽管经济增速的绝对水平有所下滑，但其波动率极低，基本实现了“稳回落、长收缩”的理性形态，这说明政府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战略部署起到了积极作用，实际经济增速在回落过程中基本能够良好地抵御各种外部随机冲击的产出效应。随后，继续对比金融稳定指数在不同区制内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不难发现，在经济高波动区制内，金融稳定指数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P=0.361>0.1），这说明在样本前期，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间不存在显著的依存关系，即：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二者的监管基本是相互割裂的，并没有将稳定经济增长与控制金融风险进行有机统筹。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即是：后“次贷危机”时期的“四万亿”救市计划虽然在短期内迅速提振了经济活力，但也使金融风险重回警戒线上方，造成了短期内的局部经济过热，并累积了较大的潜在金融风险。然而在现阶段，金融稳定指数的估计结果为-0.02，并能够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倘若此时金融稳定指数下降1个基点，将引发经济增速上升0.02个基点，这意味着现阶段金融稳定性的提升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表明政府持续的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金融稳定已不再是制衡经济增长的先决要素，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了有机统筹。最后，就转移概率的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区制0还是区制1均具有较强的惯性运行特征，其中的自维持概率高达0.926，根据概率-持续期转换计算公式易知，样本自2014年再度进入区制1后，将维持13.5个季度，这说明在未来的1―2年内，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概率较大。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做好资本市场监管、银行体系风控和房地产市场清库存的工作，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内的金融风险治理和系统性紧缩风险防范提供切实帮助。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尽管有关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研究已日臻成熟，但是在非线性区制转移框架下探讨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间依存关系的研究仍不多见。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以波动率作为区制划分变量，测度了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从而弥补了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空缺。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结论。
第一，我国金融体系在样本期间内的绝大部分时期均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只有在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以及2009年2月至2010年4月两个较短的时段内，金融稳定指数超过了警戒线水平。而自2010年欧债危机过后，金融稳定指数一直稳定在警戒线下方，说明现阶段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金融风险高度重视，并始终将其控制在适宜水平。
第二，含有金融稳定指数的区制转移模型对经济增速的拟合优度极高 （约为0.98），说明二者间的确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依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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