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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全球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系统GMM
一、 引言
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而关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相关的问题是如此之重要,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学术争议,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决策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现在就面临是否放开资本账户的问题,而放开资本账户是一个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本文就研究了金融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全球化测度指标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采用法定层面的测度指标,一类采用事实层面的测度指标。关于前一类,相关研究大多是在IMF的关于汇率制度和汇率限制年度报告(AREAER)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如Chinn和Ito(2008)构造的KAOPEN指数。但是,上述研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这些指数不能精确反映一国官方对本国经常账户、资本账户的控制程度,从而也就不能精确衡量一国的金融全球化程度。有鉴于法定层面测度指标的缺陷,一部分学者采用了事实层面的测度指标。如Edison(2002)等使用一国证券组合投资流入流出总量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国金融全球化的程度。
关于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里,金融全球化会促进资本由资本富余的国家流向资本稀缺的国家从而促进资本稀缺国家的经济增长。Fischer(1997)指出,金融全球化是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一个重要步骤,他指出,资本的自由流动便于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配置储蓄资金,便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升相关国家的福利水平。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金融全球化的好处有三方面:一是增加国内可供投资的资金;二是增加国内居民与国际增长市场的联系渠道;三是可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竞争的强度并进而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从国际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金融全球化拓展了各国金融业对贸易的支持渠道,并进而支持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此外,金融全球化还有助于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配置资源。Acemoglu、Daron和Zilibotti(1997)指出,金融全球化便利了风险分散从而促进了生产专业化、资本配置合理化和经济增长。Jeanne等(2003)指出,金融全球化促进一国改善其经济政策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却指出,金融全球化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巨大风险远远超过其带来的潜在收益。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包括Rodrik(1998)以及Stiglitz(2000)等人。
关于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Quinn(1997)使用了64个国家1960年~1989年的数据,使用自己构建的测度金融全球化的指标,运用截面OLS的方法,研究发现,金融全球化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Rodrik(1998)使用95个国家1975年~1989年的历史数据,运用截面OLS的方法,发现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作用。Klein和Olivei(2005)使用70个国家1976年~1995年的数据,使用了截面OLS和工具变量的方法,并且把70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研究发现,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发达国家享有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金融深化水平,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更高的金融深化水平。
三、 计量模型和数据
由于我们的目的在于检验金融全球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而非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在下面的研究中只考虑重要变量的影响。
1. 选择指标。在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前提下,本文选择的变量如下:(1)实际人均GDP年增长率(GDPGR);(2)国外金融总资产和总负债(GSAL);(3)政府支出(GE);(4)固定资本形成(GCF);(5)资本市场发展(CMD);(6)技术进步(TP)。
2. 研究方法。本文中,我们运用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共收集了20个国家1980年~2010年的数据。然而,在使用面板数据时,必须要解决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选用的基准模型表达式为:
GDPGRi,t=?琢+GDPGRi,t-1+?茁′Xi,t+?浊i+?着i,t(1)
其中t和i分别表示时间和国家,GDPGRi,t为第i个国家在第t年的实际人均GDP五年平均年增长率,相应的,GDPGRi,t-1为其滞后一年的增长率,Xi,t为自变量,?浊i和?着i,t相应为观测到的国家效应以及残差项。为了消除未观测到的国家效应的影响,我们对(1)式进行一阶差分:
?驻GDPGRi,t=?驻GDPGRi,t-1+?驻X′i,t?茁+?驻?着i,t(2)
然而,由于GDPGRi,t-1与?着i,t-1相关,进而导致?驻GDPGRi,t-1与?驻?着i,t-1相关,所以,GDPGRi,t-1为内生变量,我们需要适当的工具变量才能得到一致估计。为此Arellano和Bond把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然后对上式进行差分GMM估计。然而,使用差分GMM估计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Bundell等提出了系统GMM(System GMM),该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提高估计效率并更好的解决内生性问题。
目前,在进行系统GMM估计时,比较通用的是两步估计法。而对于GMM估计量是否有效,Bond,Hoeffler和Temple基于经验提出了如下的检验办法:如果系统GMM估计值落在混合OLS估计值和固定效应估计值之间,则系统GMM估计量是有效的。综合上述,本文所采用的最终模型如下:
GDPGRi,t=?茁0GDPGRi,t-1+?茁1GSALi,t+?茁2GEi,t+?茁3GCFi,t+?茁4CMDi,t+?茁5TPi,t+?着i,t(3)
3. 使用数据。本文中,实际人均GDP、政府支出、固定资本形成、资本市场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国外金融总资产和总负债的数据(1990-2004)来自于Lane和Milesi-Ferreti的论文,2005年~2010年的数据由Lane向作者提供。
四、 结果分析
表1给出了对(3)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是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豪斯曼检验的p值为0.0000),为了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第二列给出了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本文的模型共使用了6个自变量,除了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滞后项以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水平之外,还有政府支出、固定资本形成、资本市场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我们的预期一样,第三列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滞后项的系数(0.843)刚好落在了由固定效应回归滞后项的系数(0.772,第四列第二行)与混合回归滞后项的系数(0.906,第五列第二行)所构成的区间之内。残差项自相关检验AR(1)和AR(2)伴随P值分别为0.0049(0.1),这说明一阶差分方程中残差项存在自相关且二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即本文设定的模型满足了矩约束条件的要求。Sargan检验的结果大于0.1,说明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均GDP年增长率滞后项高度显著表明人均GDP年增长率具有持续性,金融全球化对人均GDP年增长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政府支出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支出的矿大有利于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提高,单位GDP的固定资本形成显著为负表明盲目扩大投资率并不能促进GDP年增长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资本市场发展显著为负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利于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提高。下面,我们将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详细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下文中将主要解释为什么金融全球化并没有显著地推动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提高。
关于金融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的影响。从1990年~2010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并未对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全球化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第一,增加国内储蓄;第二,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第三,促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第四,促进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第五,促进专业化生产(Imbs等)。但是,在理论支撑很充足的情况下,本文的实证结果却显示,金融全球化并未有效地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下面,我们将从金融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机制方面做出进一步分析。毫无疑问,金融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机制,如果一国并不具备这些实现条件和机制,则金融全球化并不能促进该国经济增长历程的提高。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从实现条件来看,新兴市场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健全的监管措施、薄弱的制度环境以及不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都制约着金融全球化积极作用的发挥。从实现机制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大多仍为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投资的效率很低,加之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往往以银行为主导,资本市场不发达,而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弱,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进而使金融全球化的积极效应难以显现。对此,已有一些研究表明,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的发挥必须以发展良好的金融部门、健全的公司治理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条件。更进一步的,金融全球化与这些条件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并决定了经济增长。(Kose,Prasad和Terrones)此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就是金融危机的作用。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有很多都是在国内银行体系比较脆弱的条件下参与了金融全球化进程,这样,一旦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国内的银行部门往往首当其冲的遭到严重打击,紧接着发生的信贷紧缩便会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影响,而后便是产出水平的下降,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危机期间,泰国的人均实际GDP就下降了15.9%。因此,金融全球化并未有效的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最后,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本文的研究结果仅能说明金融全球化没有有效的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全球化与新兴市场国家成功的经济增长无关,事实上,已有一些研究指出金融全球化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积极的关系。
扩大政府支出能有效的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提高。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认为,由于政府投资效率较低且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支出的扩大并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本文研究结果却显示,从1990年~2010年,政府支出的扩大显著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的提高,其原因在于,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其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而私人资本又不愿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政府往往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经济增长的条件,这些投资本身就会拉动经济增长,加之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往往会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并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政府支出的扩大显著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的提高。单位GDP的固定资本形成显著为负,其原因在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企业在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研发投资。同时,相应减少了对固定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因此,我们观察到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与单位GDP的固定资本形成存在显著负向关系。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还显示,技术进步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提高的作用不太显著,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则产生了抑制,限于篇幅,此处不在解释。
五、 结论
本文创新性的构建了新兴市场国家国外金融总资产和总负债与GDP的比值这一指标,并运用这一指标来衡量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全球化的状况,然后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收集了19个新兴市场国家1990年~2010年的数据,在控制了政府支出、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后,对金融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检验。根据本文的系统GMM估计结果,我们得到了下面的结论:金融全球化并没有显著的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增长率的提高。虽然在理论上,金融全球化可以通过降低国内资金成本、提高国内金融部门的效率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具体进程当中, 下列原因的存在阻碍金融全球化积极效应的发挥: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存在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监管缺失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的问题, 缺乏金融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其次,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要素流动性不足,投资效率较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弱,国内储蓄未能转化成有效投资, 进而造成金融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缺失;第三,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其放开时资本账户的管制之后, 在1990年~2010年间遭受几次金融危机的打击,金融危机通过银行部门传导到了实体经济,并进而对人均产出水平造成了很大影响,该因素的存在进一步的削弱了金融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仅仅说明金融全球化没有有效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全球化与新兴市场国家成功的经济增长无关。
参考文献:
1. Kose, Prasad, Terrones.Does financial gl- obalization promote risk sharing?.Journal of De- velopment Economics,2009,89(2):258-270.
2. Chinn, Ito.A New Measure of Financial Op- enness.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2008,10(3):309-322.
2008年10月,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断向世界蔓延。这场金融危机波及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情况之复杂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严重冲击了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恶化,给中国实现今后的经济增长目标造成了很大压力。众所周知,以改革为动力促进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基本经验之一。在总理的领导下,中国政府牢牢抓住稳定发展这个基本环节,积极推进了金融体制改革。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从保持本国经济协调发展和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形势的大局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增强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来继续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将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与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稳定。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可低估,其滞后影响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应对这场挑战需要国内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国际上的信任与支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显著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交通、电讯、电子信息等技术的普及,使得国际间经济与科技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国际交往与合作。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广泛参与国际多边贸易过程中,在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贸交往中,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和国际义务,也得到了相应的权益,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今年以来,尽管中国对外出口下降,尽管部分地区对华投资幅度下降,但由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得力,中国有信心克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困难,保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继续增长和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工业化,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同时负面问题也层出不穷,特别是对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危害特别巨大。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及人们的错误发展观念,不良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导致了中国生态的恶化甚至崩溃,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形复杂、水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且人口众多,因而问题很多。2002年,我国共有耕地18.89亿亩,人均耕地约1.47亩,为世界人均数的45%。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数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一半缺水;108个重要城市因缺水每年损失工业总产值约600亿元。全国属于干旱、半干旱及岩溶地区的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43.5%。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流失土壤量达50多亿吨;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8%。石油问题更大,按最低需求量计算,到2010-2020年,国内的开发生产估计只能满足需求的50%左右。我国很多部门、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较低,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严重,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极大。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海关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482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6.4%。其中出口8029.1亿美元,增长22.6%;进口6792亿美元,增长31.1%。累计贸易顺差123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虽然下降9.6%,但依然保持净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通常反映了国内需求的不振。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增长轨迹发生转折的年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净出口增长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现象,由此得出我国经济的增长过于依赖出口。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
当前,中国遇到了过去5年没遇到过的世界经济局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2007年世界经济总量为54.3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3.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5.5%,因此,美国的经济问题会极大地影响世界。今年广交会美国客商的签约量下降了3.3%就能印证这一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最大的就是出口。多年来,我国对美的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今年首次降到8.9%。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次贷危机导致美国需求减弱,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第二,次贷危机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被迫升值,虽然这也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直接削弱了我国的出口竞争力;第三,就是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涨价。
而出口增长速度减慢则意味着工业增长速度放缓。据统计,我国39个工业行业中,31个增长速度在减弱;31个省份里有23个省份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如广东省今年的加工贸易就回落了33.3%。因此,在我国内部消费力不足而必须依靠出口保持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缓解出口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出现越来越困难的现状,但这不是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而是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应该对其有充分的信心。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4%,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经济结构也正朝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外汇储量已达19056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而且今年后半年中国政府采取的控制物价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提升国民信心,抵御国际金融风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增长较快,结构趋优,效益优先,民生改善。
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困难也不可忽视,对经济下行现象不可掉以轻心。虽然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10.4%,其中第一季度10.6%,二季度10.1%,三季度9.9%,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抵御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的话,四季度可能就要到8%。因此,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成为后半年的经济指导方针。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所在,也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金融危机一方面也是好事,因为它能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通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改善金融结构,扩大内需,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措施如下:
(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高效回收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经济体系。由于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并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工业、农业和消费等各类社会活动,需要各种新技术作为支持,更需要法律规章的保障。因此,催生我国再生资源产业,不仅需要政府扶持、企业自身努力,也需要全民树立循环经济的意识。
(二)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
解决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核算问题,是建立绿色GDP指标的关键。实行绿色GDP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不仅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益,进而增进社会福利。
(三)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技术创新日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为基础,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因此,中国必须把技术创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各种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四)经济发展转向内需为主
经济大国应该以内需为主,这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因为,中国不能总指望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最近几年,大量的投资和出口形成一个循环,投资主要为出口服务,投资最快的是沿海、外向型的地区,为消费服务的投资则相形见绌,这样一旦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对国内经济就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而这次金融危机就验证了这一点
(五)降低外贸依存度
从国际经验比较看,我国经济增长当前有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外贸依存度高,现已高达70%,在此前的经济发展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曾有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二是第二产业的比重高,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2004年高达52.9%,比日本顶峰时期还要高10个百分点;三是服务业在2003年后比重一直下降,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三个问题都和出口过多过快有密切的联系。
(六)增加居民收入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强,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也愈演愈烈。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金融发展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国际金融法规显得捉襟见肘。本文基于金融全球化这一特定大背景,对金融法规的完善简单剖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金融法规;全球化;完善
金融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持续发展驱使着金融市场不断地扩张。由于金融行业本身特有的属性,如较高的风险性,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乃至更大的经济危机(如1929-1933经济危机)。因此金融监管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而金融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征
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扩张和经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推动了以资金融通为核心的金融行业获得了最大程度参与全球化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金融的核心的为越凸显。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市场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被逐渐拆分成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模块,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独立又共同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家并未放弃本国的金融,而是在控制本国金融的前提下,加大了金融流通的自由性,降低了门槛,使得全球金融逐渐成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个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伴随而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竞争也愈来愈激烈。
二、金融全球化下金融法规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法规相对滞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金融法规的滞后,金融监管的缺失。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大背景下,传统的单纯的基于实体经济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已经很难满足虚拟经济的需求,加强金融法规的建设刻不容缓。金融法规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国际金融关系而制定的国际条约等具有全球性质的条约较少,因此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显得非常疲软;二是基于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应对措施较少,因此当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特别是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达成共识的处理措施就更少,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显得措手不及,捉襟见肘;三是基于风险防范而制定的预防措施较少,中国有句古话叫“防患与未然”,金融法规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国际金融法规的效力有待加强目前,具有国际约束性的金融条约较少,已经存在的轨迹金融法规,其实效力的发挥也不容乐观。一方面,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国际金融市场而制定的,而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本国的金融制度。由于制定法规的基础不容,这两种法规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由于国际法规在各国家的约束力远远小于本国的法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法规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已有巴塞尔协议等国际规范,但是其中的很多条款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法律,与其说是法律,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口号。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后盾,才能够有效的保证国际金融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较弱目前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都依赖于国际机构与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因此国际规则就是基于这种合作关系的产物。各国负责制定本国的金融法规,并参与国际金融法规的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要依赖于各个国家,各个国家本国的金融法规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制定的,而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全球大背景制定的,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远远不如本国的金融法规。
三、完善金融法规的措施
(一)加大立法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建设金融法规,这是可喜的变化,金融法规的建设,不仅仅是扩大监管的面,更重要的是要加大监管的力。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要扩大金融风险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仅要监管资产负债的风险,更要监管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不仅仅要监管金融市场本身,更要监管金融产品的交易过程;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要把泛泛而谈的国际条约逐渐转变成真正可实施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一直是国家金融监管的难点所在,为了使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更加全面额监督,扩大金融监管的覆盖面,针对复杂金融机构制定法律,进一步明确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责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为了更好的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国际金融争端中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使得国际金融法规具有更加广泛的约束力。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广泛征求各国的意见,促进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和法制性。另一方面,要大胆的进行金融监管的创新。加大金融监管的创新力度,能够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同时又有利于保障在宏观的监管下,各种金融问题能够更加有效的解决。
(三),倡导国际金融法规价值的多元化各国的经济水平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各异,不能够一把标尺来衡量全球所有的国家。因此在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时候,既要保证其统一性,又要承认其多样性。既要考虑到全球整体金融的发展水平,又要考虑到各个个体的金融发展水平。,承认并接受其多样性。
四、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金融全球化的表现也进一步凸显,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法规的建设,逐渐实现国际金融新秩序。
参考文献:
[1]谭振波.国际金融危机语境下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J].河北法学,2009.
论文摘要: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影响了世界及我国的经济基本面及经济制度,给我国经济政策带来影响、挑战和启示,但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遇。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关键词】美国经济 复苏 特点 原因
【作者简介】王国兴,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尹翔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中图分类号】F1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65-1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美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在经历了3个季度的衰退后,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复苏。自那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持续但又有波动的复苏中。经过长达4年的经济恢复,美国经济并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进入新一轮扩张和繁荣。考察过去4年左右的复苏,可以发现美国经济的这次复苏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本文将对这些特点予以归纳,并对其原因加以分析。
一、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特点
第一,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够有力。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并延续至2009年第一、二季度,使得这两年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比上一年度下降0.3%和3.1%(图1、2)。自2009年第三季度起,美国经济开始从衰退中复苏,但总体而言复苏力度比较温和。2010―2012年的GDP年度增长率在2.0%左右徘徊,也明显低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数次危机后GDP的年度增长率,图2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从季度情况看,本次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已经历了两轮循环: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一季度为第一轮,GDP季度年化增长率从2008年第四季度负增长8.9%逐季加快至2009年第四季度正增长4.0%,再逐季放慢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0.1%;第二轮从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GDP季度年化增长率从增长0.1%逐季加快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4.1%,再逐季放慢至2012年第四季度的0.4%。目前正在进入第三轮,可能会延续至2014年底。由于第一轮循环前低后高,第二轮循环前后一样高,所以第三轮循环GDP季度年化增长率摆脱上述循环走势、进一步走高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失业率持续缓慢下降,但距美联储新设定的调控目标仍有距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2010年的失业率高达9.7%,创下自198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图3)。月度失业率则从2008年1月的起5.0%上升至2009年10月的10.0%(图4)。此后,美国失业率持续缓慢下滑,2013年6月已降至7.6%。与失业率在22个月中上升5个百分点相比,失业率下降2.5个百分点用了43个月,失业率下降的速率几乎是上升速率的1/4。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按此速率,美国失业率至少要到2014年下半年才能降至美联储的调控目标6.5%,要到2016年底才能降至5.0%。与此相对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16岁及以上非机构就业人口总量从2008年的14536万减少至2010年的13906万,即有630万人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失业。2011年起美国就业人口开始增加,达13987万,接近2009年的水平,2012年进一步升至14247万(图5)。最新统计显示,2013年6月已上升至14406万(图6),即迄今此轮复苏已增加就业岗位500万个,但与2008年相比还差130万个。
第三,通胀趋势仍不明朗,通缩威胁尚未完全解除。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者物价(CPI)同比上涨率曾一路走低,2009年3―10月甚至连续为负值,即持续8个月通货紧缩(图7)。自2009年11月起,CPI开始回升并于同年9月达到3.9%,为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的峰值。此后,CPI基本呈下滑态势,至今尚未完全摆脱下行压力,2013年6月仅为1.8%。总体而言,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对CPI的提振作用更大。相比之下,除去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走势相对平稳,基本上围绕着1.75%的中位线上下波动,也没有出现核心CPI为负即通货紧缩的情况。2013年6月的核心CPI最新值为1.6%,低于美联储预订的核心通胀目标调控值。从目前趋势看,美国通胀进一步上行的风险小于下行的风险,未来一段时期即使通胀上行,其风险也不会失控。
第四,进出口连创新高,贸易不平衡有所改善,但进出口增速逐渐放缓。2009年美国进出口因全球金融危机分别暴跌达22.8%和14.2%,贸易逆差大幅改善(图8)。但自2010年起,美国进出口即转跌为增,且持续增长,其中2010年出口就超过了2008年的水平,2011年起进出口更是连创历史新高,2012年分别达22106亿美元和27452亿美元,合计近5万亿美元。不过2010―2011年的贸易逆差又有所扩大,但未超200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也未达2008年的水平,而2012年又收窄了4%。从图9所示月度情况看,进出口自2008年8月起同步下跌,分别至2009年6月和5月止跌回升。其中,月度出口在2010年12月超过2008年7月创下的1656亿美元危机前最高值,此后基本保持上升态势,目前稳定在1800多亿美元。与之相反,月度进口额仅2012年5月略高于2008年7月创下的2319亿美元危机前最高水平,其余月份均低于该值,贸易不平衡因此改善。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的“出口倍增计划”取得了一定成效。与2009年相比,2012年出口增长了40.1%,其中货物出口增长了46.0%,服务出口27.6%,贸易逆差对GDP的拖累逐步下降。但出口增速却连年连月持续下滑,2010―2012年的出口年增速分别为16.9%、14.5%和4.6%,而出口月同比两位数增速在维持了22个月后,2011年11月起降至个位数,2013年3月甚至出现40个月来首次负增长。因此,实现2015年出口比2009年的15782亿美元翻一番目标已无可能。
第五,公司营运情况良好,税后利润增长强劲。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2007年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从上一年13495亿美元下降至12929亿美元,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进一步下降至10509亿美元(图10)。但自2009年起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便率先复苏,且恢复了强劲增长之势,2010年即超过2006年创下的50多年来最高额14430亿美元,2011年和2012年又连续刷新历史纪录,分别达14751和17129亿美元;而2012年的美国公司税后利润额已接近2004年的两倍、2002年的三倍。 从季度数据看,经季节调整按年率计,美国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于2006年第三季度达到阶段性最高额13685亿美元后逐渐下滑,至2008年第四季度 6437亿美元见底(图11)。此后,美国公司税后利润开始掉头向上,5个季度后即2010年第一季度便收复危机前的失地,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14341亿美元,后又连续刷新纪录,2012年第四季度创下1773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2013年第一季度略微回调至17495亿美元。可见,美国经济的微观基础相当坚实,如果美国公司税后利润继续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第六,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复苏,经济失衡状况依旧。私人服务业复苏较快,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11年私人服务业增加值已超2008年水平,创出历史新高;2012年再创新高。私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额的比例也比危机前有所上升,2008年为68.0%,2012年为68.7%(图12)。私人服务业中,除了“批发”和“除政府外其他服务业”外,其他八个子行业2012年增加值也已超过2008年的水平(图13)。出人预料的是,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的增加值不仅继续在服务业中位居第一,而且该值仅2008年比2007年减少200亿美元,2009年后连年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几乎没有受到危机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美国股市连创历史纪录,道指、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分别站上15400点、1600点和3600点关口。只要美联储继续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美股仍可能再创新高。“教育医疗与社会救助”增加值在私人服务业中位居第三,也未受到危机影响,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应该说,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对金融监管和医疗保险进行的历史性改革是成功的。
相比之下,私人制造业复苏较慢,其增加值在2012年才超过2008年的水平,但尚未恢复200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应地,私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总额的比例也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2年该比例为18.4%,而2008年为19.0%。由图12可见,上世纪末以来,私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迄今未扭转。由图14可见,建筑业是拖累私人制造业复苏的主要子行业。按2005年可比价格计算,其增加值在2011年触及近期最低值4495亿美元,2012年反弹至4637亿美元,但距2008年的5240亿美元还差近13.0%,低于2000年655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41.3%。另外,农林牧渔增加值也未恢复到2008年水平。不过,制造业已基本复苏,2012年其增加值已超过2008年的水平,接近2007年创下的近期峰值,反映了奥巴马政府重振制造业和出口倍增计划取得的成果。采掘业几乎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2009年增加值就比2008年增加了25.2%,其中油气开采增加值就比2008年猛增了50.3%,显示了页岩油气革命的成效。但2010年起油气开采增加值下降,与此同时采掘支持增加值上升,前者反映了页岩气革命导致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后者体现了页岩油气开采热对相关设备需求的增加。
私人部门在美国经济中地位最重要的五大子行业依次为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制造、专业与商业服务、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和零售。结合其在GDP中占比变化(图15)和上图12,可以认为,危机后不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上述最重要的五大子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也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其中“信息通讯技术生产”包括私人制造业和私人服务业中的计算机和电子、印刷(含软件)、信息和数据等在内的新兴产业,反映了由计算机推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深化带来的成果。尽管“信息通讯技术生产”在GDP中占比呈逐步上升之势,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冲击到这一趋势,但总体上这个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不如上述五大子行业。
第七,房地产市场呈现更多复苏迹象。2013年4月,美国成屋销售年化为497万套,为2009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成屋销售中间价为19.28万美元,新屋开工年化数升至85.3万套,均为2009年以来最高;房屋营建许可年化数100.5万套,更为2008年以来最高;房价连续16个月上涨,创下自2006年以来的最长上涨周期,2013年3月标准普尔公司衡量美国20个大城市房价的凯斯―希勒(S&P/Case-Shiller)指数同比更上涨了10.9%,是自2006年4月以来最大年度增幅; 至2013年3月建筑业支出已连续13个月同比正增长。上述迹象表明,美国房地产市场已触底回升,有助于支撑疲弱的经济增长并增加相关行业就业潜力。2011年房地产相关行业就业人数779万,比2006年的1019万峰值少了240万。 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市场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过程尚未结束,不仅仍有数以百万计的止赎房产,还有1110万户住房按揭贷款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其次,美国住宅建筑商人气指数2012年底升至47 ,为2006年4月以来最高值,但尚未突破荣枯线;第三,美国银行业2013年起面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势必收紧住房抵押贷款放贷标准,抵押贷款利率有上升的压力;第四,与以往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由家庭和个人刚性需求推动不同,本次复苏投资需求推动成分居多,投资者或投机者获利离场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复苏出现波动。
二、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分析
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宏观上看,美国经济复苏过于温和,失业率下降缓慢,通货紧缩的风险挥之不去,经济失衡状况并未改善,但出口表现良好,尤其是货物出口增长强劲,贸易不平衡有所改善;从微观上看,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税后利润创历史新高,微观经济基础非常扎实;从行业上看,服务业复苏快于制造业,但总体上看,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都在复苏。微观经济基础如此扎实,宏观经济复苏却步履蹒跚,其原因主要可从供给、需求、外部因素及政策因素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供给因素。首先应考察劳动生产率。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近年来显著放缓(图17)。 由图16可见,次贷危机以来6年里,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速仅为1.6%,远低于战后年均2.25%的水平,是战后第三低增长期。这一方面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劳动生产率通常呈现出顺周期性,即劳动生产率增速随经济增速放缓而下降,随经济复苏而上升。另一方面,非商业周期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其次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自2005年起即显著放缓。 图18显示,2007―2012年非农部门多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0.6%,比2000―2007年下降了近60%。 原因一是始自20世纪90年代由计算机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红利至2004年前后已基本耗尽, 二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技术进步步伐放缓,促使高科技企业放慢了资本深化进程。好消息是,2012年美国私人非农部门多要素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1.4%,是2007至2012年平均年增速的2倍多,可能预示着高科技企业资本支出增速加快,技术进步也可能因此加快。
第三是资源尤其是能源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页岩气革命方兴未艾,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一是传统能源行业重新焕发生机,二是因天然气价格自2008年以来下跌超过60%,企业经营成本下降,带动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三是在就业方面新增了逾170万个工作岗位,到2020年可望由此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并且这些岗位的薪水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四是石油进口减少,天然气出口正在推动中,对平衡贸易收支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需求因素。总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两者又都可以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两方面去分析。
政府部门方面。从图19可以看到,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增加了投资,表明奥巴马政府2009年2月启动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政府投资)发挥了作用,为美国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但由于美国债务急剧膨胀,政府继续增加消费支出和投资力不从心,所以自2010年以来的13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政府部门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同时,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季缓慢下降。在过去9个季度中,该比例已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20.6%下降至2013年第一季度的18.9%(图19)。展望未来,由于每年850亿美元的自动减赤机制于2013年3月1日启动,政府部门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削减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私人部门方面。个人消费支出始终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除了2009年第一、二季度继续受到危机冲击外,此后15个季度个人消费一直是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且贡献率相对起伏较小,GDP占比始终在70%以上(图20)。但2012年个人消费支出季度环比和同比增幅均有所放缓(图21),原因在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幅下降。美国商务部2013年5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由图22可见,按2005年不变价格,2013年一季度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环比为负增长,同比增速则大幅下滑。由于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甚至下降,人们不得不动用储蓄,致使美国人的储蓄率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5.3%迅速下降至2013年一季度的2.3%, 为2007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回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就私人投资而言,除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受危机冲击大幅下降外,此后15个季度中,有13个季度私人国内总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正的。与此同时,私人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也缓慢上升,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11.9%上升至2013年第一季度13.4%(图19)。但是,私人国内投资总值处于极低水平,迄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及之前的水平(表1)。由于公司营运情况良好,税后利润增长强劲,私人部门投资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进一步增强的潜力。
第三,外部因素。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复苏造成了负面影响。欧债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表现之一是美国对欧出口增速最慢。与2009年相比,2012年美国对欧出口仅增长了21.8%,与同期美出口总额增长39.0%相距甚远,也远低于同期美国对美洲、亚太、中东和非洲的出口增长水平(图23)。表现之二是相互投资出现疲软迹象。2012年美对欧直接投资流量甚至低于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图24),而欧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在金融危机后几乎连年持续下降(图25)。不过,美欧相互直接投资的存量仍然十分可观,互为首位(图26、图27)。
与美洲密切的经济关系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支撑。多年来,美洲始终是美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提高(图23)。2012年美国对美洲地区的出口与2009年相比增长达49.1%,进一步与美对亚太和欧洲出口拉开了距离。美洲也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重镇,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美洲一直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图24、图26)。美国签订的20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有12个伙伴国在美洲(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占60%。在美国签订的41个双边投资协定中,有9个伙伴国在美洲(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格林纳达、洪都拉斯、牙买加、巴拿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占22%。正是多年来苦心经营美洲经济一体化战略,造就了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对美洲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
亚太对美国对外经济的重要性正进一步上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亚太依然保持着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且美国对亚太出口的增长率高于美国出口的平均增长率。同时,亚太对美直接投资存量一直高于美洲,且亚太与美洲对美直接投资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图28)。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亚太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超过美洲对美直接投资。美国在亚太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动员参与谈判的国家既包含了亚太国家,也包含了美洲国家,其目的之一就是把美国与美洲密切的经济关系向亚太地区延伸,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经济增长。
第四,政策因素。从货币政策看,除了将利率维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外,美联储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实行了首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作用明显。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GDP从下跌8.9%转为增长4.0%,实现了从止跌企稳到强劲复苏的急剧转变。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于2010年11月出台,至2011年6月结束,使美国经济避免了在2011年第一季度陷入衰退,GDP增速勉强维持在0.1%,并在当年第四季度提升至4.1%,但刺激作用明显不如上一轮。美联储于2012年9月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但效果不理想;美联储于当年12月决定每月再购买450亿美元长期国债,以替换原有的扭转操作(OT)措施,使量化宽松规模达到每月850亿美元。同时,美联储确立了失业率高于6.5%、通胀率预期不超过2.5%情况下0―0.25%的超低利率保持不变的新目标,使美国经济在2012年第四季度避免了衰退,GDP增速勉强维持在0.4%,2013年第一季度进一步推高至1.8%。可见,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总体上与复苏进程的三次波动相关。
从财政政策看。自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都采取了减税、扩大财政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致使2008至2012各财年赤字分别高达0.455、1.416、1.294、1.297和1.089万亿美元(图29), 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1%、10.0%、9.0%、8.7%和7.0%,其中2009―2012财年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的赤字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各种减税、政府投资、金融监管改革、医疗保险改革、救济等构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一系列的法案构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法律基础。 但从2013年起,美国财政政策逐渐转向中性,强调促进增长与减少赤字的平衡,税收增减和开支增减相结合,标志是财政悬崖法案,内容包括从2013年1月起调高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个人、4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个税税率、取消薪资税减税优惠、维持其他减税政策、延长一年长期失业救济金、2013年3月启动每年约1100亿美元政府开支削减计划等。可以预计,实施中性财政政策后,美国财政赤字将趋于下降,但公共债务总额仍将维持在高位。自2010年第二季度起,美国累计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90%的警戒水平, 相隔半年后的2011年第一季度又进一步突破了100%,对美国经济增长形成了抑制。2013年5月公共债务最新值为16.739万亿美元; 好消息是该值比上个月下降了0.54%,为2011年7月以来首次下降。尽管如此,未来数年美国公共债务状况恐难显著改善,因为医疗、社保等福利开支是政府开支的主要组成部分,而2011年其占GDP的比例已高达65%。由于福利开支在美国被定义为“强制性开支”,削减的难度很大。
从对外经济政策看,奥巴马政府围绕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和提升美国竞争力,调整并实施了相关对外经济政策:一是在更高标准(如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服务业市场准入等)基础上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包括: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就布什政府时期达成的3个自贸协定部分内容重新谈判,然后予以批准生效;主导跨TPP谈判并推动更多国家加入谈判;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协定谈判;启动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等。二是大幅提升投资在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为此修订出台了新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并在美韩等双边自贸区协定重新谈判和TPP、TTIP等区域自贸区协定谈判中把投资列为重要内容。三是启动出口管制改革。2011年11月7日的《美国军品清单》第8类目“军用飞行器及相关零部件”草案修订版,标志着美国对敏感技术进行更恰当出口管制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三、基本结论
第一,美国经济温和复苏趋势仍将继续。由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将维持较长时间,私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将继续在美国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房地产市场复苏预示着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可能逐步加快,因其不仅会助推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还可带动建筑业。公司营运情况良好和税后利润增长之势可望延续。
第二,美国经济实现潜在增长率的条件尚不具备。首先是技术进步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放缓,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并呈长期化趋势;其次是经济结构失衡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制造业复苏滞后,宽松货币政策产生的大量流动性一直存在;第三是尽管企业赢利情况很好,但未来预期并不乐观,投资意愿低下,制约了就业增长和个人收入增长,加上政府消费支出与投资因自动减赤机制而削减以及薪资税优惠取消,威胁到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
第三,美国经济未来的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和对外贸易与投资。奥巴马政府正实施以生物科技带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加速生物科技取得突破,使美国国民更健康、生物能源产出更多、制造业转型加快和农业生产效率更高。仅使美国国民更健康一项,就有助于大幅降低政府福利开支,破解公共债务高企之难题。同时,奥巴马政府正通过推进TPP、TTIP和PSA谈判,并于2012年推出了双边投资协议新版本,试图用所谓高标准的贸易和规则来帮助美国公司开拓全球市场。
总的来说,美国经济实现了较缓慢但持续的复苏,这得益于美国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推动,也得益于美国微观企业的活力;但是由于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生产率提高不快,技术进步缓慢,家庭的消费支出增长也不快,加上外部条件总体上并不看好,美国经济在近期难以有较快的增长。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金融
1.引言
在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以全球化的态势进展。进人世贸组织之后,中国进一步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因此,21世纪中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样,也严峻的考验着发展现代化的国际贸易。
2.发展现代国际贸易含义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在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各国和地区的经济都融合而入,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对外贸易的比重,跨国公司在生产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国货币大量流通在金融市场上,加快了资本在跨国间流动,各国金融市场由先进的通讯工具,发达的交易网络系统以一个整体形势融入金融市场。经济界追求利润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带来了国际贸易和贸易的变化。
3.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国民经济活动是由金融与国际贸易两个重要部分组成的,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日益凸显,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成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还有利于减少风险和损失,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金融发展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各国间贸易业在对金融业发展发挥着能动作用。
4.我国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原本的最传统的一国贸易转变成了本国贸易与世界多边贸易互相联系的体系框架,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变动,农业所占的比例下降,金融业逐步提升自己的份额,形成了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要份额的局面。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突出。我国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服务贸易的结构逐渐由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向以金融、信息、通讯为代表的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过渡。其中,金融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过程更是有力的突出了这种变化。我国现行的外贸发展战略大体上属于出口导向战略,以追求出口规模扩大和外汇储备增长为主要目标。
5.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调整直接影响到依赖出口型企业的生存。人民币升值后,企业生产成本必然增加,这样直接的就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这样导致整个中国制造业链条中的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当然,人民币升值也有其积极的意义。首先,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减少贸易纠纷,有助于调整产品结构,有助于扩大进口贸易,有助于规范和调整经营秩序,优胜劣汰,有助于企业减少美元负债和降低生产成本。
人民币升值短期对依靠外贸出口企业冲击是很大的,直接的减少了利润,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然而中国部分企业的产品仍有价格上涨空间,在不减少贸易额度情形下,价格上涨尚能补救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损失。
出口企业提高汇率风险意识,采取多种金融工具来锁定和回避贸易风险,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风险,转嫁给国际市场。对于出口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有效的金融手段是规避贸易风险的最好办法。
6.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国际环境
全球金融危机既引发新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又使各国同时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各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面临重新洗牌。在积极参与WTO事务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区域性的金融、贸易和经济合作。
中国政府调整政策取向,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区域内的贸易经济合作是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在后危机时代及新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构过程中,各国将同时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难题。目前看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国际贸易相对收缩,一些国家特别是我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不同程度贬值。所有这些都将使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际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和有利中国如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将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7.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
中国承诺开放并实践诺言,迅速地按照WTO的规则进行国内的一系列改革,使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更有信心。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扩大社会就业,弥补国内短缺资源。中国的市场潜力极大,又拥有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只要搞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鼓励国内厂商技术创新,提高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会极大的提高我国的贸易水平。
8.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国际贸易的风险规避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为了促进我国国际贸易业务的发展,我国政府、银行、企业都必须探索出当前国际贸易业务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措施,强化风险意识,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体系,加大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风险的识别能力和防范能力。
综上,我们认为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加快国际贸易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创新贸易方式,降低贸易融资风险;完善制度,规范业务操作,加强监管;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完善信贷资产的法律保障机制;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贸易融资业务管理人员素质;建立商务平台。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结语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快,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金融发展影响了国际贸易的诸多方面,而国际贸易也关系着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已清醒地意识到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坚持金融与国际贸易产业协调发展。(作者单位:黑河学院)
参考文献:
[1] 贺力平:《探讨人民币升值的长远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1-12期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金融中介; 金融体系
金融中介对全社会的资金资源起着基础的配置作用,当前我国金融中介主要包括以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为代表的存贷款机构,以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为代表的契约型储蓄机构,以财务公司、共同基金、货币市场为代表的投资中介机构。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金融业对资本的配置作用也更加明显,对金融中介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建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使得在全球化金融竞争中捉襟见肘。在新时期,建设更加完备、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金融中介体系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面临的形势
伴随着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当前世界已进入“后危机”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放缓。2012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1.9%,三季度环比增长1.6%,分别较上季度减少1.1%和0.3%;欧元区二季度GDP环比0增长,三季度环比下降0.3%;日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1.2%,三季度环比增长0.2%,比二季度放缓1%。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也处于低迷状态,2012年全年GDP增速为8%左右,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使得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在不断减少的市场份额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难度加大。
(一)全球金融体系融合度不断提高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融合,国外金融形势的任何变化都会在“蝴蝶效应”作用下波及我国金融业。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高杠杆率所伴随的极高风险使得国际各大投资银行大规模地减持、压缩信贷投放,出售部分资产、裁员及进行业务收缩,也使我国金融业广受波及,使得我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价大跌。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面临着向综合型和全能型银行转型,在未来的发展中,全能型银行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其运作过程更加透明合理,资金来源稳定,较容易受监管部门的监督和保护,提倡业务的混合搭配,而我国当前在这些领域尚处于空白状态。
(二)客户的服务需求日益强烈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金融中介市场处于一个大体系之中,客户的选择机会增多,呈现出多元化竞争的大趋势。由于市场主体众多,也增加了客户选择的机会,传统的被动式“等客上门”的金融服务已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使得“满足客户的需求”成为金融中介竞争的热点问题。例如: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为了获得更大的投资规模,增加收益,提高竞争砝码,推出了“管道(SIV)”结构化投资工具,积极引入CDO和CDS等新型融资运作规则,这种投资工具使得贷款更加便捷,以满足不同融资者的需求。对我国而言,这一领域明显不足。
(三)对金融中介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金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更加迅速,金融中介的信用与资本市场的联系也日益频繁。例如: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要求资本充足率和最低充足率分别为4%和8%,不断调低风险系数,给予了银行业金融衍生品创新更大空间的同时,也对银行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国际上产权、技术、制度等新型金融中介手段不断涌现,也使得金融业务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全社会的储畜功能不断向投融功能演进,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只有形成规模化效应才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胜。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中介服务质量水平不高
由于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长期处于“国有”状态,金融中介服务是典型“等客上门”的卖方市场,金融行业由国家垄断,在经营理念及营销推广方式上都较为落后。与国际上个性化、周到化的服务相比,我国金融中介差距较大,使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大量的客户流失。如何在国际市场中抢占更多的份额,建设更加完备的“市场+客户”的二维服务体系,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成为我国金融中介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金融中介的管理机制不合理
当前我国金融中介市场表现为市场化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在金融中介行为最为活跃的间接融资市场上,“公有制”金融中介机构占有约60%的份额。例如:当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其产权制度是资本金全部为国家中央政府所有,即实行国有独资。企业缺少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了金融风险,使之成为金融中介发展的巨大瓶颈。虽然《公司法》也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并设置三权分立的模式,但是当前法律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损害投资者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争事实。2012年,我国股指缩水到2 000点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
(三)金融中介布局及金融产品发展不均衡
一方面,从我国金融中介布局上看。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中介发展并不均衡,“南强北弱”、“东强西弱”是我国金融布局的特点。我国金融中介机构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等地,而在中西部内地,金融中介机构基础薄弱,数量较少、规模小,实力弱,无法发挥协同效应,降低了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从金融产品来看。当前我国的融资产品以股票为主,期货、企业债券、期权、产权等其他金融衍生品发展滞后,所占市场份额不多。相对于国际竞争下的多元化产品和服务,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在这方面明显缺少比较优势,弱化了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降低了竞争力。
(四)规模集中程度有限
与经济全球化对金融中介规模化的较高要求相比,我国金融中介总量较小,缺少核心竞争力。以证券业为例:2012年11月,沪深股市总市值为20.82万亿元,并且由于近几年资本市场形势不明朗,总市值十分不稳定。2011年,我国资本市场资产总值在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金融资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29.4%,而美国的资本市场资产总值占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为62%。2011年,我国资产的证券化率仅为38%,并且一直在低位徘徊,远远低于美国72.1%的证券化率。在这种形势下,国外的金融中介机构凭借着资金实力雄厚、服务完善、经营理念成熟、网络发达等显著优势,与我国金融中介进行竞争,使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处于不利地位。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体系构建的策略
(一)树立金融“营销”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必须摒弃传统的“等客上门”的经营思想,积极树立“营销”理念。首先,金融中介的营销要人本化。以客户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主动出击,积极为客户建立信息档案,记录客户的投资偏好,根据客户的差异性需求实施“一对一”的服务,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做好客户的咨询服务,做长服务链条,为客户提供投资规划生涯指导,引领客户的投资行为。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做好售前服务、售中服务,更要做好售后服务,提高服务的连续性。其次,金融中介的营销要个性化。积极与国际金融中介进行对接,推进金融中介信息化,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积极探索CDO和CDS等新规则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借鉴美国的SIV结构化投资工具,使服务更加贴近客户的需求。最后,大力推进金融创新。进一步培育金融创新产品,增强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通过金融创新来优化和完善全国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衍生品的结构、规范资本市场行为、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与预警,逐步构建成熟的金融体系。
(二)建立健全金融中介激励、约束与竞争机制
一是提高准入门槛。对金融中介的注册资金及业绩进行全面考查,解决好“数量”与“质量”的问题,将不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拒之门外。同时,要为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建立“信用档案”,并建立由各金融中介机构代表组成的“第三方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对信用等级较低的中介机构实行清退制度,全面提高金融中介体系发展质量。例如:英国针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成立了金融服务中心(FSA),该组织属于民间组织,独立于任何机构,由全国各大金融中介机构的代表组成,依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对各类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等中介机构进行统一的监督管理,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创设完全竞争环境。国家应出台统一的金融中介管理标准,对资产规模、信用等级、服务产品进行全面的考查,不断弱化国有金融中介的特权,最大限度地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实现更加开放的金融中介发展格局。三是做好金融机构重组。通过重组与兼并,淘汰发展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实现“推陈出新”,发展产权交易,完善股权融资机制,通过产权与股权的融合,开展股权质押业务,为金融租赁、金融担保、财产保险、集合信托等金融机构的兼并与重组提供更加灵活的方式。
(三)切实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公司治理结构
一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对国有金融中介机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建立股东大会制度,完善董事会与监事会,加强公司的内部治理,全面实施金融中介机构的法人管理,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监督、互相制衡;要强化监事会,建立一个民主有效的监督机制,使金融中介机构获得健康发展。二要大力实施股权交易,积极探索产权社会化和产权公开化,建立与债权人的互动与沟通机制,在治理结构设计的过程中注重满足债权人的需求,增强债权人的投资信心。例如:推进我国金融中介的重要部门之一的“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多元化,要逐步削弱资本市场领域的公有制基础,强化非公有制运作模式,广泛吸纳民间资本,促进“全民参股”,共享股市发展成果,积极推动证券公司上市,通过上市加快股权结构改造。
(四)实现金融中介体系的规模化、多元化发展
第一,要积极扩大我国金融中介体系规模,扩大资本市场总量,推进证券化率,提高资本的调配能力。推进传统的商业银行向综合型和全能型银行转型,积极推进境内金融中介公司的境外上市步伐,力争把我国建设成为国际的金融节点,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活力。在夯实传统股票领域的基础上,推出国债、股指、外汇、期货等金融产品,做强做大企业债市场,支持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鼓励企业利用短期债券、中期票据、集合债券等多种形式进行融资,扩大发行规模。第二,加强空间布局,改变金融中介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推进“南资北移”、“东资西移”,在中、西部地区打造“金融飞地”,改变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中介机构数量较少、规模小,实力弱的局面,发挥协同效应,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加均衡。第三,加强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运作中国特色的“金融中介产业集群”,使我国成为全球的金融中介产业集聚区和孵化器,大力建设金融中介产业聚集区,使不同类别的金融中介项目在基地中得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做大金融中介这块“主板市场”,调整金融中介产业结构,使中介机构的整体实力得到增强,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之,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金融业对资本的配置作用也更加明显,对金融中介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全球金融体系融合度不断提高、客户的服务需求日益强烈、对金融中介的规模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当前紧迫形势下,我国金融中介市场却存在着金融中介服务质量水平不高、金融中介的管理机制不合理、金融中介布局及金融产品发展不均衡、规模集中程度有限等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只有积极树立金融“营销”理念,建立健全金融中介激励、约束与竞争机制,切实完善金融中介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金融中介体系的规模化、多元化发展,才能使我国的金融中介体系更加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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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消费型增值税;影响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5-0095-03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其不仅撼动华尔街金融体系,重挫全球金融市场,更导致金融业流动性急剧紧缩,商品流通市场严重受创,我国的经济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伴随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我国已率先扭转困局,经济持续回暖。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09年前三个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 057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为7.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33 177亿元,增长33.3%,加快5.7个百分点。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投资同比增长28.8%,第二季度增长35.7%,第三季度增长33.2%,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在30%以上的增速。除公共投资表现强劲外,近期民间投资已开始好转。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其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这既是一项重大的减税政策,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国家财政部的前三季度税收增长结构性分析显示,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45 057.56亿元,同比增长2.2%,同比增收964.44亿元,第三季度末累计收入首次实现正增长。
一、消费型增值税的含义
对货物和劳务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前提下,根据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扣除方式的不同,增值税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类型。我国增值税对销售、进口货物以及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覆盖了货物的生产、批发和零售各环节,涉及众多行业。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即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
消费型增值税是指允许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额时,从商品和劳务销售额中扣除当期外购物质资料价值以及购进的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税款的一种增值税。也就是说,厂商的资本投入品不计入产品增加值,这样,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增值税相当于只对消费品征税,其税基总值与全部消费品总值一致。
我国消费型增值税的主要内容有:自2009年1月1日起,全国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可以计算抵扣;购进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 摩托车和游艇不得抵扣进项税;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降低为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从13%恢复到17%。
二、消费型增值税对我国经济宏观方面的影响
增值税的转型会影响到国家的两项税收变动,一是使增值税收入减少, 二是使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
(一)财政收入相对减少,刺激固定资产投资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虽然在短期内将导致税基的减少,对财政收入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看,由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刺激投资,企业收入增长后,其他税种的税收会迅速提升,对经济的增长将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财政收入总量也会随之逐渐增长。
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我国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减少的税收将直接成为企业的盈利部分。 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固定资产进项税额870亿元,剔除东北、中部地区2008年结转到今年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129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增固定资产进项税额741亿元,平均每个月发生固定资产进项税额123.5亿元。消费型增值税全面实行,对促进经济平稳回升有一定作用。
(二)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体系
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是促进企业投资、造福于民的制度,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公平内外资企业和国内外产品的税收负担,有利于完善税收体系。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为规范税制,进口设备免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停止执行。但由于外资研发中心大多属于营业税纳税人,进口时承担的增值税无法抵扣,造成税负增加。同时,设备集中采购时增值税进项税规模较大而造成资金占用,资金成本相应增加。考虑到外资研发中心是我国吸引外资,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平台,有利于完善我国东部沿海省市的产业结构和外资结构,同时,能够为国内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的难题,财政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出《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09年7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对内外资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但同时还应注意到,目前我国采用的仍是一种不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部分行业还保留营业税形式,重复计征问题仍然存在。因此,税制改革也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消费型增值税在促进投资总量增加的同时,还起到鼓励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在生产型增值税模式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重复征税程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既有失税收公平原则,又加重了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瓶颈效应”,其结果将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调动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积极性,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对于相对不利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推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对我国的资金需求和劳动就业造成压力,就依赖于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管理水平来解决。
三、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
为了较为直观地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 现设例予以说明:假设企业投资3 510万元,其中,进项税额510万元,购入设备价款3 000万元。设备的使用年限是10年。每年营运成本2 500万元,营运收入4 000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25%,资金成本率10%,不再考虑其他比较无关的支出和收入,有关的比较如下表。
通过上例可以直观地看到,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会产生如下影响:
1.税负降低,企业盈利水平提高
由于投资额支付的增值税允许抵扣,直接减少了企业的税负。如上例购进设备3 510万元中,其中的510万元列入进项税额,可在本月的销项税额中进行抵扣。
增值税转型作为强大的政策推动力,能够直接减少企业的增值税支出,也减少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直接增加盈利水平。同时,由于增值税转型会降低新增固定资产每期提取的折旧额以及企业管理费用,尽管造成了企业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企业净收益和税后收益率明显提高。增值税转型不仅直接减轻了企业的增值税负担,而且对企业经营收益也有重大、直接和有效的影响。因此,增值税转型不仅有利于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还能够帮助企业保持一种稳健的财务结构。
2.投资净现值增加,企业相对利润增加
由于投资额支付的增值税允许抵扣,直接减少了投资额的现值,提高了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如上例,可在投资项目期内提高投资净现值510万元,提高投资内含报酬率7.57个百分点,提升比例达18.17%;提高年平均投资报酬率5.45个百分点,提升比例达22.2 %。这大大降低了投资项目可行性的标准,1 7 %的投资抵扣额对于促进企业的投资行为是非常直接的。
由于转型后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减少,使企业的相对利润增加。如上例,1年内该项投资每年减少折旧额51万元,10年共减少折旧费用510万元,增加税前利润510万元,增加税后利润382.5万元,企业经济利益得到显著提升。
3.促进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由于企业的资本投资获得抵税,一次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可获得的好处便越多。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前,假设企业机器设备的折旧成本351万元,在全部成本1 170万元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0%。按17%的增值税率获得抵扣后,折旧成本下降到300万元,成本下降4.36%( 即51÷1170=4.36%)。假定机器设备的折旧成本占全部成本中的50%,则其全部成本下降7.26%。因此,消费型增值税更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也更有利于企业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
4.降低产品价格,提升产品竞争力
增值税作为价外税,是商品价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税负下降直接降低商品价格。一般情况下,价格下降是提高商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2008年以后用于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等措施将不能有效使用,国外优质商品将与我国企业商品直接竞争。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给产品的降价提供了空间,企业面对激烈的贸易挑战会进一步降低商品价格,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
四、消费型增值税背景下企业应注意的问题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时应注意的问题
消费型增值税的实行对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集中于会计政策的变化上,主要包括机器设备的计量方法、增值税缴纳方法与折旧政策。但增值税转型对会计核算的影响远不止此,如转型后由于增值税与所得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将增值税额纳入抵扣范围,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也因此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该资产日后的折旧额,进而影响到各期的成本、经营成果以及所得税的核算与数额缴纳,而且增值税抵扣额的变化还会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以及资金的时间价值等。
(二)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应注意的问题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社会总投资不足。消费型增值税是使企业扩大投资和设备投资的政策激励,会影响企业收益,但需要注意,对除房屋、建筑物、土地等不动产以外的购进固定资产(包括接受捐赠和实物投资) 、用于自制固定资产(含改扩建、安装)的购进货物或增值税应税劳务,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才能享受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政策。如果购进时不能分清固定资产用途的,也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待明确购进固定资产的用途后,再最终决定是否能够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
在实行了消费型增值税后,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增加了现金流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进行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增加企业的利润。但要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合理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切忌盲目购进固定资产,造成固定资产利用率降低,影响企业利润 。
(三)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应注意的问题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统一降为3%,一般纳税人仍为17%。小规模纳税人按照收入的多少纳税,一般纳税人按进项和销项税额相抵后的增值额纳税,如果为新设企业,销项税额远大于进项税额,则应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一个企业分成多个分支机构经营。如果增值额不大,则应选择一般纳税人。当然,这是仅就增值税而言的,纳税人身份的可选择性,不是所有纳税人可以自由选择作为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而且一般纳税人转变为小规模纳税人后就不能再次恢复一般纳税人身份。这些都应在进行纳税筹划时予以考虑,以使企业税后净利润最大化。
当企业购买固定资产时,必须考虑固定资产的购进时机。当企业在出现大量增值税销项税额时期购入固定资产,就可实现进项税额的全额抵扣。否则,若在一定时期,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大于该时期的销项税额,就会出现一部分进项税额不能实现抵扣的现象,从而降低固定资产抵扣的幅度。因此,企业必须对固定资产投资作出财务预算,合理规划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分期分批进行固定资产更新,以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与企业财税目标的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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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umption-based value-added tax on China economy in financial crisis
ZHANG Xi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chool,Panzhihua college,Panzhihua 617000,China)
关键词 金融危机;粮食安全;新情况;新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09)13-0366-01
1 我国粮食生产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尽管我国粮食连续5年丰收,但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在持续发展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的粮食生产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1)在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偏低,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由于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升高,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增加,农业比较效益下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业外出务工人员增多,进城务工与种植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效益明显偏低,使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难度加大。
(2)由于人口增加、耕地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原因,我国粮食生产将呈刚性增长。中国拥有世界20%的人口,但耕地面积却仅占世界的7%。我国人均耕地少,优质耕地少,后备耕地资源更少。我国人均耕地只有0.092hm2,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这种特殊的土地资源国情,决定了粮食安全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
(3)2009年春天的干旱严峻考验我国的粮食安全。2009年春的这场历史罕见的大旱,不禁让人再次担忧起粮食安全问题。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低于95%,每年进口约2 500万吨,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场大旱让人担心粮食缺口放大,带来粮食安全隐忧,同时也暴露出我国粮食生产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据统计,我国目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总体仍十分薄弱。在全国现有的1.22亿公顷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只占46%,农田水利化程度比较低,现有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功能严重衰退。
(4)继续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的空间有限。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着需求持续增长的现实,而我国粮食增产的空间已相当有限。目前,总体上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供给压力仍然很大。另外,我国粮食生产的基数已经抬高,在连续5年增产的基础上,单产继续提高的难度不小。
2 加强我国粮食安全生产的对策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在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加强粮食工作,促进稳粮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不但有利于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有稳固的基础,而且有利于改善民生,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
(1)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让农民愿意种粮,保持粮食供需平衡,建立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要完善粮食支持保护制度,促进稳粮增收。坚持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补贴相结合,继续较大幅度增加对粮农的补贴,按照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方针,让种粮农民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保护粮食价格的合理水平。增加粮食直接补贴力度是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效益的途径之一,研究表明,近年来,全国农民种粮补贴收入平均增加15元/hm2,新增粮食播种面积近6.67万公顷,因此国家直接向粮食生产者发放补贴是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同时,要通过企业国有化等措施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
(2)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防止工业化与粮争地,防止城镇化与粮争地,防止生物技术开发与人争粮,坚守1.20亿公顷耕地红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有效的耕地面积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必须高度重视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坚决制止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
(3)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节水型农业,增加有效灌溉面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增多增强和异常趋势。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是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并做好配套服务设施,减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措施在当前形势下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水利设施的工程建设不仅直接扩大投资需求,还可增加农民打工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