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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动态贸易理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外生变量；内生变量
作者简介：赵晓晨(1956－)，女，天津人，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0－04 收稿日期：2007－03－08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一国在现存资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优贸易模式，符合当时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其种种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它忽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忽视比较优势转化和潜在优势培育的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理论的广泛性和适用性，使其无法对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理论视角对同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进行阐述和分析，特别是从动态的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格局变化。他们放松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条件，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变量，特别是加入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因素，住更宽的理论框架和更接近现实的条件下，探讨贸易的动态利益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形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个则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把技术变动引入研究领域，认为技术进步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的变量，认为技术是无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产物，并将技术进步的内涵定义为来源于产品及装备水平的提高、工艺的改进等。这一理论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流向、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发达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
(一)动态比较成本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激发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和发展进程的研究兴趣。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55)从动态的、长期的观点出发，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等因素综合到贸易理论中，从而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他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而生产要素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会有很大差异，由此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对后进国家来说，如果某些产业的产品在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基础上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将极大地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因此，他强调一国应借助各种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其主要观点如下：(1)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或劣势是可以变化的，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的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支持；(2)一国的国际贸易优势应与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一致；(3)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要借助国家的干预力量，政府应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扶植和促进国内重点产业的发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可以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该理论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为日本的“贸易立国”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雁行理论”与“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简称“雁行理论”)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纺工业发展进程时发现，随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开放，西方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术和低工资成本相结合的日本纺织工业迅速成长，并经历了进口浪潮――国内工业形成――出口浪潮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推移进程在图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飞，由此赤松要认为，一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从发达国家进口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和形成与先进国相同的本国产业、向国际市场出口三个阶段。这一理论阐释了国际贸易对后进国的影响，揭示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赤松要与其学生小岛清及其他学者进一步将“雁行理论”扩展于形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分工与梯度转移以及经济依次起飞的动态过程，并形象地称之为“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该模式认为，按照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的“四小龙”，可以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因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利用日本和“四小龙”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奋力追赶、努力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的阶梯上攀升。由此，东亚国家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战后工业品贸易时，根据国际间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以及产品更新和仿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周期说(亦称技术差距理论或模仿时滞说)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从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市场的周期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变化和在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扩散、转移的角度，论述比较优势的转换。这一理论不仅阐释了技术差异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认为比技术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变化，即技术差异的动态因素。基于
这一认识，该理论试图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化过程。
1．技术周期说
技术差距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经济论丛》上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的论文。波斯纳放松了赫-俄模型关于贸易国之间具有相同技术的假定，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强调技术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各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术创新国在一定时期内(技术尚未扩散的情况下)，由于拥有新技术而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处于世界垄断地位，而其他国家则与创新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或称模仿滞后(Imitation lag)，这种差距引起了该产品的国际贸易。虽然技术处于领先的国家具有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但由于这种技术会通过专利转让、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示范效应等逐步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国家，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终将被其他国家所掌握。于是，因技术差距而产生的某种产品的国际贸易将逐步减少，直至其他国家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全部需要的该种产品时而终止。
在这里波斯纳提出模仿“时滞”或称“滞后”的概念。他认为，一项技术从一个国家传人或扩散到另一个国家有一个时滞。即从技术创新国新产品问世到进口国仿制生产、进口变为零的时间差距。他将这种两国之间从技术差距产生到技术差距消失的过程称之为一个技术周期，即模仿时滞。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进口国的收入因素、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识、厂商的反应、进口国获得技术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术周期说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论述了技术同比较优势产生和转移的关系，隐含着技术水平、摹仿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从而把比较优势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们认识到从动态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并非长期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随着技术的传播而转移。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和由此产生的贸易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2．产品生命周期论
技术的生命周期使市场上的产品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引起产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 Vernon)创立。弗农在1966年5月《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产品如同生物一样，有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将这一周期划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产品3个阶段。之后，美国学者威尔斯(Wells)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更详细地把产品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具体划分方法和称谓不同，但实质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产品所经历的从发明、应用、推广到市场饱和、衰落进而被其他产品所替代的过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的不同阶段与研究开发、技术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劳动等要素流动结合起来，认为当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运动时，生产要素的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由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再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也随之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创新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不断转化的过程。
(四)比较优势阶梯论
巴拉萨(Balassa，1977)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比例变化的角度完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比较优势阶梯论(也称比较优势阶段论)。他认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中，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比较优势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
巴拉萨认为，在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并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处在第一阶梯的是发达国家；第二阶梯是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阶梯的为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除新加坡)、中国和印度等国；最低一层是其他发展中同家和地区。在这一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发展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从而呈现出阶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过程。
虽然上述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比例变化、特别是技术变化的重要性，承认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与转移，部分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崛起的现象，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在把技术因素引入贸易发展及贸易格局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突出的特点是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模式、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分工变化等，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转移。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和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与经验积累。这些理论明确了技术的来源和传播扩散途径，阐释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边干边学等经济活动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及后进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逐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而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静态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的缺陷，使国际贸易理论具有更加宽泛的基础和适用性，从而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干中学”与“技术外溢”
1．“干中学”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指落后的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获取先进技术。“干中学”一般是与技术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干中学”的概念源于阿罗(Arrow，1962)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从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文。阿罗认为，外生变量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与过程。在他所构建的模型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有关生产方法的知识积累是通过“学”来完成的，学习是经验的产物，并不只是时间的函数，且这种经验主要来自于“干”。知识增长与生产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因生产而积累经验的结果；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
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阿罗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有两个效应：一是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代资本品所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非独享性的溢出效应，使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198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2．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是指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自然而然输出技术的结果。它与技术创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因此他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Krugman，1987)和卢卡斯(Lucas，1988)分别讨论了技术外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称为“技术外溢”。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国际贸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这种技术外溢中获得的。
(二)瑞丁模型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1999年发表了题为《动态比较优势与贸易的福利效果》的论文，认为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进的。
瑞丁以从表面上看虽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却由于具有潜在优势和获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韩国钢铁产业为例，引出比较优势的变化问题。瑞丁认为，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在当前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低技术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或是进入虽然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却在将来可以通过生产率增长潜能的发挥而获得比较优势的部门(如高技术部门)，或者说是在当前的静态比较优势和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之间进行权衡。但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比较优势原理要求一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或者说静态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由于该国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潜能未被完全发掘，因此可能导致该国不能在具有潜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大于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结果造成动态福利损失，违背了其长远利益。这说明，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模式可能与其长远的利益相违背，所以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带来经济福利上的损失。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应该追求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预。政府的政策能够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却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使静态比较优势的初始模式发生逆转，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
瑞丁的理论为那些虽目前在某些产业上不具比较优势，但却可能存在着巨大潜能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积极的政府政策干预，并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和模仿，获得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比较优势的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突破了传统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概括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两个方面。
1．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或者说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在杨小凯(2002)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那么内生比较优势是如何产生且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杨小凯认为，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杨小凯认为，这种基于分工的发展而后天不断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
2．新兴古典增长模型――熟能生巧
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简称Y－B模型)将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阐述了熟能生巧与交易成本、分工演进及经济腾飞的关系，阐释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通过熟能生巧即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的观点。他首先设定经济系统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别的含义――分工中的熟能生巧，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此外，它还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分离的假设。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一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当时间t=0时，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加速了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发演进机制能产生内生增长。这种演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降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
(一)贸易利益理论分析的历程
贸易利益理论分析的历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古典贸易理论中绝对利益论的分析。绝对利益理论分析的创始人是亚当斯密。他通过对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分析，论述了社会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财富增值，以此为前提提出他著名的“绝对利益论”。其主要内容是指：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按照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是有利的。各国都按照各自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这种由生产上的绝对优势、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所带来的贸易上的绝对利益，正是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内在动因。斯密批评了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财富观，认为对外贸易的利益并不在于金银的流入，并很直觉地给予了三方面的回答：(i)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对外贸易利益在于“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们的享受”。[1](2)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对外贸易的.利益在于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量，从而实现本国社会劳动的节省”。[2](3)—国在向世界市场开放以前，存在着国内没有需求的劳动产品。因此，出口贸易为国内的剩余产品解决了出路问题。
斯密的这一原理阐明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和格局，揭示了对外贸易利益的形成基础，拉开了国际贸易利益分析的序幕。
2.比较利益论的分析。绝对利益论未能解决--国没有产品在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即在贸易上没有绝对利益的情况下，参加国际贸易是否能取得贸易利益的问题。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圆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比较利益论的基本内容是：各国都专门生产对自己的自然条件较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不生产或少生产对自己无利或少利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彼此都会得到贸易利益。这种贸易上的比较利益，正是国际分工和各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因所在。比较利益论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贸易理论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包含了贸易互利性的科学内涵，从而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理论模式。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商品进行交换，就可以获得用相对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较多的使用价值的好处。
穆勒作为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以其贸易利益观出发，借助国际价值论，进一步阐述了比较利益论。他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带来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回答了李嘉图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两国实际交换比例的决定因素，并指出：产生比较利益的两国产品交换比率的界限，是由各国国内的交换比率所决定的，要使两国间的贸易得以真正进行，必须在以上界限内有一个现实的使贸易双方都能得到比较利益的交换比率，即国际贸易交换条件。与供给因素决定交换界限相对，两国间的相互需求则对交换比率起决定性作用，它又具体表现为一国对另一国产品的需求弹性。
总之，古典贸易理论是把贸易利益问题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问题来加以探讨的。目的在于通过论证分析，对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发展对外贸易是否与闭关自守存在利益损失等问题作出规范性的判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外贸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加强和提高，贸易利益也远远超出了静态利益的范畴。面对变化着的国际贸易，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贸易利益的认识也逐渐超越静态，走上探索贸易利益动态化的历程。
3.贸易利益的现代分析。在古典经济学家对贸易利益作了规范性判断的基础上，马歇尔及以后的经济学家在对对外贸易作一般分析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所带来的单向利益。
马歇尔首次提出了对外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利益问题，作出了“决定各国经济进步的原因是属于国际贸易研究的范围”[3]的著名论证。并从贸易结构和战略的角度来衡量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本世纪30年代初和50年代末，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分别提出和发展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补充了这一学说。他们除继承对外贸易静态的或直接的贸易利益论外，还阐述了对外贸易动态或间接的贸易利益。并认为，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出U的高速增长会带来以下几个重要的动态利益：(1)出口扩大意味着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的投资流向发生变化，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比较优势的领域。(3)规模经济利益。(4)出口扩大还会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5)出口的不断扩大会鼓励外国资本的流人。(6)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激烈竞争会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与之相关产业改进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二)贸易利益理论下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理论基础
随着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利益呈现增强的态势，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外贸易理论中贸易利益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的、客观的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顺应国际贸易的发生、发展的现实，客观地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利益。但我们不能永抱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受自然条件的决定，各国的贸易利益是永恒的。其次，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来看待国际贸易的。事实上，决定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传统的静态贸易利益，也不是由于间接的动态贸易利益，而是出于资本主义对外追求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的要求。最后，比较利益论的创立者李嘉图主要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阐明对外贸易活动中产生的贸易利益关系，而以后的经济学家却撇开李嘉图贸易利益分析的正确引导，只是单纯地讲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难为贸易利益尊定一个价值论基础。因此也难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作出正确的评价。
2008年10月13日晚19：00(北京时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的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克鲁格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克鲁格曼获颁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自1987年开始，克鲁格曼逐渐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在1991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新贸易理论诞生以来，一方面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给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试图结合克鲁格曼及其他相关经济学家研究成果，对新贸易理论加以探析。
二、克鲁格曼对新贸易理论贡献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分析在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揭示出一些不作分析时有可能被忽视的问题，并且这种分析应当是确实的、与现实密切联系的。随着贸易政策所处的环境的变化，古典经济学中用来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分析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而“国际贸易新理论实际上是对国际贸易理论新命题的研究，它准确地强调国际经济中被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忽略的两个特征，即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
克鲁格曼首先将DNS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之中，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产品差别等范畴来构筑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察赋或技术差异引起的贸易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并有张伯伦式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采用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也会由于规模经济而产生国际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形成。相反，由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效应相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取得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形式的关系，还考察了运输成本效应和国内市场效应，并认为，在其他相同条件下，拥有更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将有更高的工资率，国家倾向于出口那些它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克鲁格曼还得出一个结论：在贸易商品数目多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贸易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生产模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历史因素和政府计划所决定的。不仅如此，克鲁格曼的研究还表明，相似国家都有进行贸易的诱惑，他们的诱惑主要来自于用相似要素比例生产的产品，而且，这种贸易并不会带来收人的分配问题。结论是，当国家间越来越相似，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变为不完全竞争，达到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规模经济就取代要素经济的差异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这样，该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假设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
在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基础上对国际贸易做出的解释，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还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新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延伸。它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对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的评析
新贸易理论直面当前国际贸易的现实，较好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发生的原因，使贸易理论的研究和贸易实践的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的缺憾。新贸易理论丰富和完善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开创性地研究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明确指出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本身就能引起国际贸易，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些重要创新：
首先，在贸易理论中引入产业的组织，脱离了完全竞争模式的束缚；新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在于引入产业组织理论，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也存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并非是规模经济报酬不变。将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假定条件，可以提示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和国际贸易的新动因。其理论优点是使贸易分析迈上新台阶，因为它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全新的假设之上；某些模型又引入技术进步等动态因素，将贸易、技术、经济增长等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等等，使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从而使理论更贴近于当今现实，能较好地解释很多新的贸易现象与问题。
其次，不仅仅从劳动、资本等要素对比的角度考察贸易问题，而将视野扩展到要素以外的产业组织、公司内部规模经济等情形。虽然从一开始新贸易理论就是为解释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而产生的，但由于其合理地揭示了当前国际贸易现实，因而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应充分注意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意义；按市场规则有意识培养大型企业集团及优势产业集中等；注重培养国内统一大市场，为企业在国内市场扩展规模创造条件；在开展对外贸易时，不能过分强调同其它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应看到在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和相同产业间也存在贸易的巨大利益及可能性 要重视产品的个性化及差异化等。
参考文献:
[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J].经济学动态,1997(2)
[2]刘安国,杨开忠.克鲁格曼的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模型评析[J].地理科学,2001(8)
关键词：技术创新；贸易效应；南北贸易；内生增长；自主创新
自从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技术因素和技术差异就成为经济学家解释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技术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问题的研究开始出现，其思想火花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论述，后经阿罗、诺德豪斯等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对国家产出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和贸易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正式的论述。直到20世纪80年代，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Helpman，1984a，1984b；Helpman and Krugman，1985)，关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与国际贸易发展的动态理论才逐步发展起来。
有鉴于此，根据贸易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对技术要素的不同处理，本文的综述将沿着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理论、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新增长贸易理论以及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政策三大主线展开。
一、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理论
1．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本质上是从技术要素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理论均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产品的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李嘉图模型提供了一种理解国际技术水平差距如何影响分工和贸易的简单框架。在李嘉图模型中，技术被认为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并且可以用单一的数据来描述。在商品自由流动和劳动不能流动的条件下，各国生产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始终是最有利的，技术的竞争优势也就决定了贸易模式。
李嘉图认识到，一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能够用来解释比较优势，一国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过程(production process)可能会改变一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这其实就隐含了技术创新影响国际贸易和分工的思想。在李嘉图之后，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包括Mill、Torrens、Malthus和Cairns等都特别指出了技术的不同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潜在的来源，技术的差异会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
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家已经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承认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他们大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在对国际贸易的动因和结果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我们可以把比较利益理论看作是从技术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萌芽。
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论则提出国与国间比较成本的差异是来自于各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而完全放弃了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
随着H-O理论的提出，关于H-O理论的经验检验也随之展开，其重要标志就是里昂惕夫(Leon-tief)反论。虽然Leontief使用的两要素H-O模型忽略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以及知识和技术对贸易模式的影响，但Leonlief的研究直接激发了大量关于贸易模式的理论和经济分析的讨论。这些讨论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和技术对一国贸易模式的影响。
里昂惕夫反论的提出也刺激了西方理论界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重新审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新要素理论。新要素理论在传统的劳动、物质资本等要素的基础上，引入熟练劳动、人力资本、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新要素，以补充要素禀赋理论，弥补其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发展现实的缺陷。Gruber(1967)最早指出，研究与开发要素是决定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投入研究与开发的多寡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因此，一国越重视研究与开发，产品的知识与技术密集程度就越高，越有利于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技术差距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在H-O理论中，由于假定各国使用相同的技术，因而技术及技术进步的国际差异对贸易的影响被忽略掉了。而实际上，各国之间，技术和技术进步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新要素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它并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的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视了“技术”的动态特征。
真正从动态角度看待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是1961年波斯纳(Posner)提出的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 Gap)模型。在技术差距模型中，Posner把国家间的贸易与技术差距的存在联系起来，把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看作是贸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对于技术差距理论，曾有两项重要的经验检验，一是哥登・道格拉斯(Cordon Douglas)在1963年关于美国电影业出口模式的解释，二是1966年盖瑞・哈佛鲍尔(Gary Huibauer)关于合成材料产业贸易模式的解释。20年后，Krugrnan(1986)重新描述了技术差距模型，在Krugman的模型中，一种商品可以用一个技术密集度(technological intenaity)来衡量，具有指数高的商品技术进步快，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的商品上都有绝对优势，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更成熟的商品，因为在技术进步较慢的商品生产上技术缺口相对小一些。因此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应生产和出口更多知识密集型商品。
1966年弗龙(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具体而深刻地论证了“技术差异决定国际贸易流向”的观点。这一理论把新产品在研制、生产和销售等不同阶段上要素密集度的变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相对优势和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了技术创新和进步与比较优势变化的相互关系，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动态扩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看作是对技术差距模型的总结及扩展。
二、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新增长贸易理论
1．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问题研究
1957年索罗(Rorbert Solow)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归结于技术进步，确立了技术进步在增长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但Solow模型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为解释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需要寻求一种内生决定的机制。
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1962年由阿罗(Arrow)提出的“干中学”模型。Arrow
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它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Arrow将技术进步看成是经济系统本身决定的内生变量。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它是经济当事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结果，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的技术进步之所以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因为技术进步自身不仅可以带来产出的增加，而且可以通过外部效应使其它要素的收益呈现递增趋势。
新增长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Aghion and Howiff，1998)：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与需求外溢模型；第二类是干中学和技术扩散模型；第三类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与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其中第三类模型在新增长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又可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1)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和Romer(1990)的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强调技术的进步对生产要素的外溢效应；(2)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强调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它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3)垄断竞争与R&D理论，如Grossman和Helpman(1991a)提出的水平创新模型(hori-zental 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提出的垂直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
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故对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只是简单的提及，不作过多的评述。
2．内生增长的贸易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关注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多样化、垄断竞争、技术创新与模仿、分工与专业化等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些因素正好是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新增长理论(Romer，1986、1990；Lucas，1988；Aghion and Howit，1992；Gmssman and Helpman，1991a)的核心内容。此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也是增长理论家们关注的问题之一(Grossman and Helpman，1989；Rivera-Bafiz and Romer，1991；Frankel and Romer，1999)o
内生增长的贸易理论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把技术创新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及技术创新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和国家福利的影响，赋予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崭新的内容。总体来说，内生增长的贸易理论沿着南北贸易、R&D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两个方向扩展：
(1)南北贸易
在内生技术变迁的框架下研究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南北贸易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向。Krugman(1979)最早把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引入南北贸易模型，但在Krugman的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的。Dollar(1986)基于Krugman的框架讨论了资本流动对南北贸易的影响，而同样基于技术外生，Flam和Helpman(1987)将产品的垂直差异引入到南北贸易模型中。
真正开始在内生技术变迁的基础上讨论产品周期和南北贸易问题的是在Segerstrom，Ananl和Dino-poulos(1990)之后。在Segerstrom等人的模型中，产品创新是依次发生在现存的各个产品上，每一次新产品的发明都会淘汰一种旧产品。一种新产品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常规产品以后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北方国家由以前该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
Grossman和Helpman(1991b)提出了一个内生产品周期的模型。他们认为，北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南方国家扩散的主要途径是南方国家有意的技术模仿。在他们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是内生的，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也被内生化了。
Gmssman和Helpman(1991c)将产品质量阶梯(quallity ladders)引入对南北贸易的分析，创新发生在北方国家，而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表现为南方国家对于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北方国家开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南方国家所模仿。北方国家研发下一代质量更好、生产率更高的产品，南方国家继续模仿，南北方的竞争经济表现为这种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的形式，产品质量也在这种竞争中不断提高。
Grossman和Helpman(1991a)在分析技术创新与转移时建立了产品周期的大国模型，以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区分了三种均衡下的贸易模式。Li(2001)在不变替代弹性(CES)消费偏好的假设下基于内生技术创新发展了这一大国模型，将技术创新分为激进式创新和非激进式创新。随后，Dinopoulos和Segerstrom(2003)也发展了这一模型，构建了南北贸易和产品周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但他们的模型未能如Li(2001)那样区分不同类型的创新。
但是，基于产品周期的南北贸易模式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Gagnon和Rose(1995)认为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实际上微不足道，南北方这种基于技术创新的贸易结构实际上也并不显著。而Feen-stra和Rose(2000)的研究却支持了Vernon的产品周期假说：技术发达国家承担了新产品的开发和创新，率先对外(包括对美国)出口，而发展中国家随后通过模仿掌握了该产品的主要技术，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发达国家进行更高层次的再创新。
邹薇和代谦(2004)扩展了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模型，他们指出，南北贸易模型存在于所有的产业部门中，但实际上不同产业的内在技术水平是有差异的，并且这种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南北方在不同的产业中创新、模仿和制造行为的差异。在引入不同产业技术水平的差异后，邹薇和代谦发现南北方这种创新―模仿―再创新的产品周期只是发生在技术水平居中的产业中，而Grossman和Help．mall所考虑的产品周期只是一个特例。
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在Li(2001)、Dinopoulos和Segerstrom(2003)模型的基础上也扩展了Gross-mall和Helpman的南北贸易与产品周期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南方不再只是模仿，他们将北方的激进式创新和南方的非激进式创新同时纳入Dinopoulos和Segerstrom的南北贸易模型，在内生技术进步与南北贸易框架下分析北南方之间创新与模仿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作为质量领导者的北方所进行的是激进式创新，作为质量模仿者的南方在模仿北方产品成功以后所进行的是非激进式创新，南方模仿
率和创新率的提高使得北方研发难度增加。
(2)R&D和国际贸易
R&D的重要性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期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共识：持续的技术进步需要企业内部对R&D的投入甚至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来推动，而厂商有目的的要素投人又必须借助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某种垄断力量所获取的垄断租金予以补偿和激励。在这一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Gross-mall和Helpman(1991c)的水平创新模式、Aghion和Howitt(1992)的垂直创新模式。
Grossman和Helpman(1991c)建立了以技术创新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式。他们认为，R&D投资决策取决于R&D的成本和收益，前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获取的知识，后者则为出售发明的新产品新技术所取得的利润。R&D活动反过来又会发明新产品或改进技术。一国要获取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必须顾虑国内R&D的投资。
Aghion和Howitt(1992)的R&D模型主要强调通过R&D部门专门研究新技术并加以实际运用。为了激励R&D活动，创新者应该在创新中获得某种补偿，在封闭经济中，通常假定一国政府通过某种制度来保证创新者获得的垄断利润足以补偿其创新成本，即被开发的新产品在该国的垄断期限无限长。但是，在开放经济中，外来同类产品的竞争会使得一部分新产品从垄断变成竞争，而且技术的模仿也会使得新产品的垄断期缩短。因而激励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创新的削弱。
三、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和产业政策
1．技术创新与国家福利
考察一国技术创新对本国和外国国家福利影响的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1932年希克斯(Hicks)关于技术进步的定义和分类。沿着Hicks的思路，许多经济学家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一国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的影响。Findlay和Grubert(1959)研究了在一个只有两种商品和两种要素生产中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一个进口商品部门，Hicks技术进步提高了它的贸易条件，而在出口部门同样形式的技术进步却有相反的作用。
Giancarlo(1994)就三种技术进步类型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不同的技术进步类型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同，而且具有不确定性。
Grossman和Helpman(1991a)利用最简单的基于两种产品的Ricardo模型重新解释了技术进步对国民福利的影响。在Grossman和Helpman的模型中，假定本国非完全专业化生产，外国在该产品上的生产却是完全专业化的，基于出口偏向的技术进步降低了本国出口竞争部门的劳动需求，产品的价格随着出口的技术进步而提高。简言之，本国的贸易环境得到改善，本国从这种技术进步中获益，而其贸易伙伴则因这种改变而受损。
自从20世纪50年代“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Hypothesis)和Bhagwati的“贫困化增长”(immisefizing growth)理论提出之后，关于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伊曼纽尔(Emmanuel)和阿明(Amin)用一种近乎政治经济学或者制度分析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支持了“Prebisch-Singer假说”；Cypher和Dietz(1998)也在Prebisch思想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下贸易条件恶化的经济效应。
然而，反对之声似乎更多，Myint(1964)、Lipsey(1994)、Williamson(2001)等人纷纷质疑“Prebiseh-Singer假说”的立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认为该结论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持，因而并不成立。
国内学者徐建斌和尹翔硕(2002)，李建春、陈瑶和张宗益(2005)，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技术进步的贸易条件效应，认为改善贸易条件的途径是促进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2．技术创新条件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条件下干预性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以来就开始了。
较为系统和完整地论述技术进步条件下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是Grossman和Helpman(1991a)。Grossman和Helpman分别研究了小国和大国在开放经济中的情况。在一个小的、开放的创新型经济中，研发活动导致新的非贸易的、有差别的中间产品的出现。这些中间品与人力资本结合用于生产一种最终产品，并且用非熟练劳动力去生产另外一种最终产品，两种最终产品都在外生给定的世界价格水平上贸易。当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力在中间品生产中使用时，人力资本对于完成研发活动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政策对长期创新的影响依赖于受惠部门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生产结构中能否替代或者补足研发。
Rodriguez(1993)和Rodfik(1993)也考察了在一个小的、开放的经济中Grossman和Helpman模型的另一应用。但与C．rossman和Helpman相反，他们假设在不同的范围内两种最终产品行业对中间品的依赖是不同的。这个修改导致多种均衡的可能。如果密集使用中间品生产最终产品的行业决定大量生产，他们将对中间品有大量的需求。这导致进入中间品制造行业有利可图。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结果是提高了制成品生产者的生产力，并且适合于其巨大的产出。如果密集使用中间品生产制成品的生产者决定在一个小规模下生产，那么投入品的数量和种类都会减少。因此，生产力将会更低，生产者的行为也会作出适应性调整。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政策(包括贸易政策)通常被用来消除不利的均衡，确保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而在一个大的世界经济体中，一个国家的政策能够影响其它国家的创新。假设世界经济体有两个大国，如果一个国家给予研发部门一个小的恒定的补贴，其贸易伙伴的生产力增长率将会落后。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促进其研发部门发展时，其至少会部分损害其它国家的创新。Grossman和Helpman也分析了不同国家在研发能力上的差别情况，当国家之间存在研发能力的差别时，在研发活动中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的补贴活动实际上会导致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增长率的降低。
近期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创 新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由于技术扩散和动态学习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和模仿能力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增长，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不断向发达国家垄断产业的渗透，产品的创新和制造也出现了北方向南方转移的现象。
Borensztein和Ostry(1996)认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持续增长，在此阶段，技术进步已开始取代资本积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的政策应该是促进技术进步，扩大对外贸易。
张小蒂、李风华(2001)从技术创新、政府干预和竞争优势培育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的作用，认为为了避免滑入以自发性、被动性、引进依赖、创新不足等为特征的静态比较优势发展陷阱，后发国家政府
应该顺应市场导向，遵循谨慎干预与顺竞争导向干预(procompetition oriented intervention)的原则，增加创新投入，激励创新动力。
王允贵(21302)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攻克中等技术产业核心技术难题的科技实力，中国促进技术进步的方式应该逐步由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转变为自主创新，而创新的方向可以在中技术产业寻求图破，因为中技术产业的发展符合我国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能够防范贫困化增长的出现，因此，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紧盯中技术产业的发展。
邹薇和代谦(2004)对产品周期模型进行了一个扩展，在模型中引入动态学习效应，研究发现，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和生产主要被发达国家所垄断，而低技术产品的创新和生产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产业的制造和研发存在着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动态变迁。随着南方企业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南方企业完全可以在某些领域实现自主创新。
余道先、刘海云(2007)则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自主创新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性以及自主创新中战略性产业的选择，进而得出结论，在中国实施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中，首要的是要营造以战略性R&D投入政策为主的战略性政策环境。
四、简要的评述
本文从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对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要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及重要性被强调的程度不同。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使得技术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同时，贸易的发展也通过技术的扩散和外溢影响着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 技术溢出 协整检验 格兰杰检验
一、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问题从来都是经济学中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认识经济增长也是经济学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斯密认为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哈罗德、索洛和丹尼森指出外生技术进步、熊彼特与库兹涅兹的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进步，这些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贸易和增长的关系始终是贸易理论研究的焦点，不同的理论对贸易如何引致增长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下，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强调分工的重要性，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释贸易的发生机制以及福利效应，而非贸易如何引致增长的问题，因此这种分析框架并没有也无必要对自由贸易下的贸易如何引致增长的问题做出回答。
新贸易增长理论认为，传统贸易理论并非是完全的动态分析，其假定技术和资源在贸易过程中不发生任何变动，因此仍然属于一种静态分析方法，而事实上，贸易过程除了静态收益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动态收益，这种动态收益来自于贸易导致的内生在贸易品中的技术溢出效应（Romer,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1990;Coe and Helpman, 1995）, 溢出效应的大小则与贸易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Coe and Helpman（1995）的研究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资本品与国内资本品的生产率是不同的，因此，资本品的进口并不一定会导致资本品价格下降，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高本国资本品的边际产出，提高本国的生产率，加速本国资本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Grossman和Helpman 1991）。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分析了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四个途径：国际贸易进口新的中间产品和重要设备通过投入产出效应提升进口国生产率；国际贸易增进各国之间的关于产品设计、生产方法和市场等信息的了解从而提升各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国际贸易给予技术落后国模仿技术前沿国的机会，而模仿是一个“干中学”提升技术的过程；国际贸易能使一个国家在技术进步或模仿外国技术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因此也就间接影响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
对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实证文献较多的集中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影响。Coe和Helpman（1995）分析认为：国外研发对国内的TFP 有一个正的显著的影响，并且国内的开放度越高，这个影响越大。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提升了自己的劳动生产率。Keller(2000) 从微观厂商的角度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且认为中间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发达国家之间也能通过国际贸易促进自己的技术进步。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方法
本文在Coe和Helpman模型的基础上，将出口的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模型相结合，故引入出口变量进入分析模型。因此，扩展后的Coe和Helpman模型可以表示为:
是国内R&D资本存量;表示外国R&D资本存量，定义为以进口比例加权的贸易伙伴国平均R&D资本存量，即:，其中，是i国从j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i国从所有贸易伙伴进口的总额，。M表示机器设备进口额，X表示出口额，E表示中学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T表示时间趋势项，μ表示白噪声。
三、中国区域数据的计量检验
1.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增广的ADF（Augmented Dicker-Fuller）检验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阶数，再进行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变量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平稳,所以它们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J法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有且只有1个协整关系，而西部地区没有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来在87％的置信区间下，机器设备进口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而技术进步不是机器设备进口的格兰杰原因。中部地区在74％的置信区间下，可以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但技术进步对教育的格兰杰原因并不明显。西部地区教育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且技术进步对教育的格兰杰原因也不明显。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贸易溢出模型进行扩展分析，研究了影响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逐年增长的势态，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比较大，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U”字型。
2.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国内R&D资本存量、国外R&D资本存量、教育水平、机器设备进口、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惟一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并不明显。
3.对东部地区来说，机器设备进口额、出口、教育水平和国内R&D存量都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对中部地区来说，教育水平、国内R&D存量和国外R&D资本存量都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对西部地区来说，只有国内R&D存量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贸易条件；贸易利益：比较优势；要素培育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157－03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的全球化大背景的出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为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一员，国际贸易成为世界性的行为。然而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却具有不对称性，先发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凭借雄厚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享用着贸易带来的无限好处，而广大的后发国家由于资本、技术及国内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之一――贸易条件都有长期恶化的趋势。中国――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拉动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仅206.4亿美元飞跃至2006年的17 604亿美元。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开放条件下自贸易的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贸易规模的扩大伴随的却是贸易条件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应的却是贸易条件难以回升的局面，这不禁让人怀疑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准确性。本文就中国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的实际情况，对后发国家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一简单说明。
一、新的开放格局下贸易利益内涵的确定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定义，贸易利益通常是指一国通过国际贸易而获得的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要比一国实行自给自足办法时多。这种定义更多强调的是开放前后商品数量上的对比，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则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它认为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的节约。这种贸易比较利益是贸易的静态利益，也叫狭义的贸易利益，它的获取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交换中获得的利益,表现在通过贸易获得本国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太高的产品；二是从专业化生产中获得的利益,即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三是通过出口剩余产品获得利益。可见，狭义的贸易利益是每个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贸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国际贸易的内涵和外延都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贸易的静态利益难以继续说明一国的贸易所得。这就要求对于贸易利益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量的方面。而发展经济学中的贸易利益更倾向于贸易的发展利益，即一国通过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这种定义不仅包括贸易的静态利益，更重要的是涵盖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增加劳动就业，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应该说, 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广义的贸易利益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利益所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今天，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不断提升,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它将成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因此，贸易利益不是单纯的指贸易的静态利益还是贸易的动态利益，它是一个既包括量，又涵盖质；既涉及直接利益，又侧重间接利益的综合性的概念。
二、中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矛盾性分析
一直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关系就存在广泛的讨论。在对二者关系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西方激进的经济学者支持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否定。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主要的观点还是集中在贸易条件恶化会减少本国贸易利益的方面。本文认为，贸易条件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后发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贸易利益的变化需要更加动态的去考虑。
（一）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局限性
1.多样的贸易条件难以全面有效反映贸易利益的内涵
贸易条件不仅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还包括要素贸易条件，但每种贸易条件的概念都存在不足之处。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交换能力的强弱，属于效率范畴，它的改善不一定伴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所以很难反映出由于贸易规模扩大带来的动态利益的产生；收入贸易条件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察了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对一国贸易利益的影响，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的不足。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收入贸易条件并不能很好的说明一国相对利益的变化，它忽视了单位商品的获利情况，有可能出现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国民福利却持续恶化的情况；单要素贸易条件把价格变化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考察了劳动生产率对贸易利益的影响，认为只要一国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幅度超过价格下降或上升的幅度，则该国贸易利益增加；双要素贸易条件综合考虑了价格、本国出口部门与外国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素，更能全面的反映了贸易利益变化的原因，但美中不足的是要素贸易条件很难量化。
2.分工模式变化引致的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不协调
以往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争论是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为时代背景前提的。现如今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强，国际分工得到进一步深化，要素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新的主导模式。贸易条件研究的基础是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它是相对某一国的产品而言的，是属地的概念；而贸易条件理论最终是要反映的是利益归属问题，是相对一国居民而言的，是属人的概念。在古典情况下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国家间存在要素流动的情况下，用属地概念反映属人概念就会出现不协调，有可能一国贸易条件恶化，国民福利却改善。而且在新的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不全归贸易国所有，其中一部分将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来计算东道国的贸易利益已不准确。
（二）中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变化的实证分析
1.对贸易条件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总体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据统计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13%。分类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在考察期内出现了价格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却大幅上升的状况。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的贸易条件是趋于恶化的。
2.对贸易利益变化的考察
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参与国际贸易最直接的利益就是获取贸易的静态利益。根据金德尔伯格于1956年提出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贸易利益影响的公式，并将收入贸易条件作为衡量静态贸易利益变动的指标，中国静态贸易利益的变动如下表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静态贸易利益的获取效率是不断下降的。虽然中国的静态贸易利益获取效率变低，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贸易动态利益的经济效应远远大于静态利益的经济效应。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中国利用的外资数量逐步增加，动态贸易利益获取的渠道更加宽阔。主要的动态利益是：
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FDI进入中国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本国稀缺的管理知识、资本等要素，而且还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通过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关联效应、渗透效应以及示范效应，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199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工业制成品已占出口总额的94.54%，在出口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的产业结构已逐渐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到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阶段。
对国内就业人员的吸纳效应。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就业问题一直是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贸易、投资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一部分就业人员被顺利吸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统计，2006年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大约为747万人，占注册登记就业人员总数的6.69%。
跨国公司战略性资源的外溢效应。跨国公司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优势来源于垄断性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国内的技术进步一部分就是由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来实现的。
因此，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传统的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作用被弱化，相对于改善贸易条件而言，后发国家更应注重动态贸易利益的获取。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面的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得失，但在实际应用和反映国际贸易长期的动态利益时存在较大的缺陷。对于广大的后发国家而言，大多数都会面临着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后发国家大都工业基础薄弱，出口产品以价格低廉、附加值低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起点低引致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发国家快等。但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完全意味着后发国家贸易利益的损失。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的拉动，如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制度优化等，贸易条件指数无法一一准确衡量。因此，后发国家贸易利益的获得与维持须从多个方面客观考虑，处理好短期损失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大国，必须对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贸易利益的得失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出不同但最终有利于国家发展壮大的政策。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坚持并不断努力的方向是：
（一）比较优势仍是基础，不断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
我国贸易条件之所以不断恶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廉价劳动力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现行的多种分工模式并存的分工格局下，究竟是坚持还是摒弃比较优势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认为，在要素分工为主导的新的分工格局下，比较优势仍然是我国获取贸易利益的基础，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及投入要素组合的最佳比例共同决定的。我们不仅要考虑本身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国的现实比较优势――劳动力优势，获取贸易利益，又要注重进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维护和扩大贸易利益。具体来说，要从以初级产品和附加值低的工业品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高附加值工业品生产为主的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初级产品和低端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也不能忽视，应加快其与先进技术与要素的有效结合，实现比较优势的高级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贸易条件也会起到改善的积极作用。
（二）适时培育稀缺要素，并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质量
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成为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特征是要素的全球流动，但不同要素的流动性强弱是不同的。我国劳动力大部分属于一般加工型的劳动力。流动性极低，这就决定了在全球贸易的利益分配中，我国处于不利地位。从参与国际分工的长远目标和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不仅要考虑对国外要素的合理利用,而且重点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培育，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稀缺要素培育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制度竞争的基本理念。要创造一个有效的体制环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长环境。除此之外，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质量也是改善贸易条件、维护和扩大贸易利益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劳动力要素的素质从整体上来看还明显较低，为此政府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储备各种人才资源，尤其是高技术人才与先进管理人才的培养，从而改变我国在国际上的要素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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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路径；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1-0107-03
一、前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四大阶段。比较优势理论是古典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它认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各国在产品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用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劳动成本或者机会成本衡量。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特例，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比较优势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相似，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也是因为相对价格的不同，只是这种相对价格不是由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的不同所产生的，而是由于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同所产生的相对价格优势。新贸易理论则是从规模经济等新的角度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这种新的贸易现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世界经济逐渐成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国际贸易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分工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前提条件，而目前的国际分工是由旧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和各国资源的禀赋差异决定的。因此，本文通过研究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现状，从而找到该理论的发展前景，试图以新的研究视角来解释新的贸易现象。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路径
大卫•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一般被认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李嘉图认为，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的来源是各国在生产该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许多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就是该理论里仅有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因此，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该理论在解释比较优势来源时就会产生困难。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发展了李嘉图理论。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是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发展，以及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使得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导致两种结果：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通过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改进，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而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考虑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就能够解决难题。这些研究者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上述改进基本是有效的。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条件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并且，两个方向的发展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第一，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按照规模收益递增理论，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者偶然的原因而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来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第二，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技术可获得性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对于前者，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但是由于随机性，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具有差异；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产业方面的生产技术。因此，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两者开发出来的最终产品相同。这样，两个技术能力相同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对于后者，其研究结果是产生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国际贸易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然后则改变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和标准化的产品。
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国际贸易应当主要在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然而，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表明，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占据国际贸易的主要份额。这样，贸易理论就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于是，新的贸易现象又导致了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新贸易理论，包括其对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技术可获得性的分析、分工和专业化与企业技术和产品开发之间关系的讨论、不同国家之间市场需求差异的分析等，为国际贸易的这种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解释。
三、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克鲁格曼等人的规模经济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的兴起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新的发展。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1985）。他们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他们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比较优势是外生给定的，而许多情况下，它是先天获得（内生）的。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一国在某些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要素禀赋差异和“外部经济”是内生比较优势的源泉（见表1）。
克鲁格曼虽然强调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传统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过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中，生产率落后的国家同样能够保持国际贸易平衡，因为决定贸易的是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在更早时候（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二）赫而普曼等人对R&D的分析
格鲁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1989，1990）。他们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创建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
早期的动态研究（Krugman，1979；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的稳态性质作出了有意义的分析，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鲁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三）格鲁斯曼等人的人力资本配置分析
格鲁斯曼和麦吉（2000）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创建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及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特征。此时，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此时，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四）梅里兹等人的劳动市场波动性和弹性分析
库纳特和梅里兹（2009）从劳动市场的波动性、弹性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和部门间的比较优势。劳动市场制度的国际性差异对公司调整适应外来冲击的能力有影响。波动性在制度上与特定部门的差异相互作用（如公司内不同部门的特定抗冲击性差异），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劳动市场弹性较大的国家偏向于出口波动性大的产品。通过阐述劳动市场体制的差异如何整合的于恩布什、费舍尔和萨缪尔森（1977）的比较优势模型，表明了该模型可以扩展到多因素、多国模型。
（五）国内有关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中以林毅夫为代表力挺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在一个劳动力相对富裕的国家，劳动力的价格就会很便宜，而资本的价格就会相对较昂贵，如果一个经济体系能够对要素禀赋的变动作出及时反映，要素价格就会反映其禀赋的稀缺，企业就会调整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在技术选择时尽可能地使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在传统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是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的，因此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为了保护此类企业，会采取各种扭曲价格的方法，或给予他们补贴，从而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资本积累的速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与之相反，以洪银兴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比较优势陷阱”。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的视角，没有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成本是对本国产品的比较而言，并不意味着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优势。落后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龙头产业，容易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从而不能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单纯执行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会固化原有产业分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因此他们认为，竞争优势理论应该取代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主导理论。
四、发展前景与展望
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尽管自李嘉图提出至今已近二百年，但仍为企业和国家进行生产活动选择时，在要素相对密集度方面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不仅仅是指导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都已成为进行合理社会分工，以取得最大社会福利与劳动效率的原则，有较为广泛的一般适用性。然而，一个企业不可能进入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每个行业，因此，需要在这些行业中有所取舍。综上所述，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这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完善途径。
第一，贸易理论的实证检验问题。根据一些学者对于各种现象的计量分析结果，以上理论中的多数理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流派都获得了支持。然而，并不存在某种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或者说，要素禀赋、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规模经济分析、劳动市场波动性和弹性分析等“新”、“旧”贸易理论解释变量对国际贸易现象都有一定解释能力。
第二，各种贸易理论间的关系。既然实证检验不能简单地排除某一种贸易理论，就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各种贸易理论之间的关系。最直观的想法是构造一个包含多种解释变量的一般化贸易模型，从而将各种贸易理论综合起来。然而，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工作都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再者就是，不对各种贸易理论进行综合，而是从贸易现象着手——将贸易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个类别适用不同的贸易理论来解释。比如，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则主要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这两种想法都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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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优势；价格贸易条件；经济福利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1-0005-02
引言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又称为比较成本贸易理论。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价格贸易条件（ Terms of Trade） 又称作净贸易条件指数，是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除以这个国家的进口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决定贸易利益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增加（或改善）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从出口中赚取更多的利润或者可以为它的进口产品支付得更少，从而这个国家的福利改善；而一个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降低（或恶化）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福利下降；要使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改善这个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就要找到影响一个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因素，并且研究如何改变这些因素来改善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而增加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益，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比较优势和价格贸易条件的定义来看，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贸易条件的改善，都能提高或者改善我国的经济福利。然而在近十年来，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便宜，及所谓的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这方面来说，提高了我国的福利，但数据显示，我国利用比较优势所生产的产品出口价格很低廉，进口的却是价格高昂的产品，从这方面看，是恶化了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降低了我国的经济福利。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发挥比较优势一定能提高经济福利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比较优势？
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我国的比较优势，是根据要素数量来确定的，如人口数量、资源数量，所以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这导致我国的劳动力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加班是常态，虽然可能收入上升了，但体力透支，更缺少闲暇，所以他们并不幸福，生活水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并没有提高。同时，过度消耗我们的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从短期来看，发挥比较优势是获利的，但从长期来看，却是损失巨大的。经济发展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不能消耗子孙后代的福利来增进我们的福利。
所以，我们要从新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的比较优势不是表面的数量，而且更重要的是潜在的质量，即资本和技术层面的。虽然目前我国总体上技术还比较落后，似乎在技术方面只存在比较劣势，但我们要创造更有利于我们的比较优势，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创造能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比较优势。
二、比较优势和贸易条件的关系
（一）比较优势的转化能改善价格贸易条件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原有比较优势减弱，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与强化。这就决定了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是恪守现有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眼于未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否则很容易导致分工锁定和国际分工地位低下。比较优势利益还有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之分，两者并不一定一致。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分工，通过干中学等，能够有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表明，恪守和强化比较优势，会使得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一些行业虽然近期尚不具备足够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其顺应了当前的要素积累特征，技术进步较快，未来将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力，将会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下降，由此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进而提高未来的贸易效应和收入效应。
（二）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利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价格的变化是由供求关系决定。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需求的增加导致价格的上升。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工序分工的不断细化，一件产品可以分成不同的工序，而不同的工序具有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产品的工序分工使得资源在全球优化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利用劳动力资源禀赋，发展加工贸易，通过鼓励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等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出现规模每年大幅增加。在出口规模和出口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出口企业竞相压价，许多出口企业仅通过出口退税获得微薄利润，从而降低了出口价格；另一方面国内的相关要素资源成本并没有获得合理补偿，包括石油、环境成本等没有体现其真实价值，从而导致直接生产成本比较低。这两方面都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偏低。
中国出口产品具有较高的替代性、价格具有外生性和主要依靠成本竞争等特点。中国出口产品是承接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转移的结果，具有高度替代性，因而只能在低成本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议价能力不足，导致即使在产品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也难以通过提高价格转移成本，在替代产品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原有的产品面临价格降低的困境。这些都表明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仅不具备上涨的能力，反而面临着较大的下降压力。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出口增长的是国际市场价格下降最大的产品，进口的是国际市场价格上升最多的产品，这些都使得中国的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条件恶化，使我国的贸易利益受损，阻碍资本的形成，不利于向资本比较优势转化。反之，如果贸易条件得到改善，那么我们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从而促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向资本比较优势转化。
（三）进出口商品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一方面，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因此当经济增长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会日趋缓慢，此外技术的进步会减少单位商品的原材料消耗，导致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因此当经济增长时对制成品的需求会日益增大，此外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更容易吸收先进的技术，工业部门的要素收入增加值大于农业部门的要素收入增加值，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比价就有利于制成品而不利于初级产品。于是，上面的因素就导致了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就趋于恶化。
三、创造比较优势的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国内的资本存量大幅上涨，虽然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本存量还较低，但相较于丰裕的劳动力，资本存量的比较优势逐渐显现，这从近年来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就可以充分体现，有些企业甚至高薪聘请，还是存在大量的用工缺口。在新的比较优势初见雏形的条件下，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企业进行扶持。
（一）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扶持
日本、韩国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在“贸易立国”的战略指导下，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福利增长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我国也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及技术型企业转化，提供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之所以不能快速进行升级，原因是在升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但企业资金有限不足以实现产业升级，有了政府的支持，企业能迅速实现升级，从而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实现贸易利益最大化，提高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鼓励自主创新，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
科学技术始终是一个国家的第一生产力，要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同时加强市场配套体系建设，为企业在融资、税收、国际合作等方面创造便利条件。要出台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我国的贸易结构，实现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目标。根据苹果公司最新公布的消息，所有设在中国境内的苹果产品工厂或生产线，将要撤回美国。这则新闻看似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新一轮的寒冬，但在此寒冬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尝试在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根据贸易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意味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可能由资源增加引起，也可能由技术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引起。生产可能性边界偏向于出口产品的增长称为出口偏向型增长，相反进口产品的增长称为进口偏向型增长。出口偏向型增长会使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对他国有利；进口偏向型增长有利改善本国贸易条件，他国会受损。一国福利会随贸易条件的改善（相对价格的提高）而上升，随贸易条件的恶化（相对价格下降）而下降。苹果公司的举措，恰恰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口偏向性的增长。苹果公司将生产线撤回美国，其实质是将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生产移回美国，苹果此举看似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打击，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贸易带来的福利效应大于其对制造业带来的负效应。从这个角度分析，国人根本无需杞人忧天，制造业的寒冬可能仅仅是一部分生产效率低下的制造商，通过市场的自然调整，其实是为中国制造业注入更多技术及高附加值的成分。简单来说，可能苹果手机那些低利润的整机组装生产线将转移至东南亚一些人均工资率更低的国家，而“中国制造”则转型于苹果产品中更高端的通信设备，屏幕技术等，从而推动“中国制造”向产业链更高端的环节转型。
结束语
通过以上途径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能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从而提高我国的经济福利，从长远来看，也是可行的。另外，比较优势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我们对比较优势的界定，进而创造比较优势的整个体系也要不断变化，适应新的变化，这样我国的福利一定能不断增强，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一定会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 何思颖.浅谈我国当前对外贸易战略――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J].商，2014（8）：201.
[2] 张亚斌，车鸣，易先忠.“合成谬误”与中国商品贸易条件恶化[J].世界经济研究，2010（8）：33～38.
[3] 钱学锋，陆丽娟.中国的贸易条件真的持续恶化了吗？基于种类变化的再估计[J].管理世界，2010（7）：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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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2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其“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一步。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代表的凯恩斯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
(1)以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2)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
(3)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 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 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提出了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为首的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
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权会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的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像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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