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3 16:08:00
导语：在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佛教 莲花 诗歌 六朝
莲花在诗词中比较常见，常用的称谓就有十多个：荷花、荷华、芙蓉、水芙蓉、芙蕖、泽芝、水芝、六月春、中国莲等。东汉郑玄的《毛诗笺注》：“荷，芙蕖之茎也。”此“茎”指支撑荷叶的梗柄，细长的梗挺立着，撑着阔大的荷叶，表现出极大的负荷能力，故得名荷。莲花不但名字多，它的每一个部位，古人都为之取名。《诗经・陈风》中也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菡萏”的句子。
莲花同时也是佛教的重要意象。很多佛与菩萨都以端坐于莲台上的形象示人，观音菩萨也常常手执莲花，这显示出佛教的庄严，也体现出莲花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六朝时期不仅是诗歌的兴盛期，也是佛教与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六朝时期文人隐居者多，大多醉心于山水诗歌，远离政治中心，这也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六朝文人的诗文中，佛教不再是空洞的说理，而是夹杂了许多哲学范畴的“意象”来对佛法进行深刻地阐释。而莲花作为佛教重要的象征之一，也频繁出现在六朝诗作中，显示出六朝文人对佛法的理解与对莲花本身高洁特性的欣赏。
一、佛教中的莲花意象
净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恰好喻指着佛教对出世的理解，透露出浓厚的出世思想。莲花在佛教中更多的是意指西方美好的极乐世界。《阿弥陀经》中对西方净土的描述有这样一段：“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可见莲花是西方极乐世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莲花的微妙香洁，也正寓意着佛法的高深与玄妙。另外，莲花在佛教中也常常用来喻指修行过程，突出表现了佛教的教义教理。佛教认为人生的过程是苦的，历来有“八苦”之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这些都是人生的苦。而造成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各种欲望，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想达到彼岸，就必须通过修行来消除这些无妄的欲望，并最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而莲花恰恰是佛教中代表“修行”这一过程的意象，莲花从淤泥中生长出来，但是却又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这也正是人修行的意义。人从苦中来，但又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修行来摆脱各种苦痛。佛教素来有小乘、大乘之分，小乘主张用佛法度己，像莲花一样远离尘世的淤泥，做到真正的高洁素净， “不著世间如莲花，常善入于空寂行”;大乘则主张度人，而度人就不能离开世间，修行时也要保持与世间的联系， 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强调莲花本就是生长在淤泥之中，寓意修行之人也本是世间之人。尽管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在对待修行的问题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但都以莲花素洁的品质比喻佛法修行、脱离苦海的精神境界。
二、莲花意象与六朝诗歌
早在六朝之前，莲花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已在诗歌中出现。《诗经・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这里的景色描写中不著一字，而水边美景、莲花娇艳、莲花与扶苏的相映成趣，如在眼前。再如《诗经・国风・泽陂》：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诗经・简兮》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可见，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有了很多用莲花比喻心上人的类比手法的运用。以上三首诗虽没有对莲花的形体、颜色、姿态进行过多地着墨，只是一种写意的白描，但也营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独特美感。
到了魏晋时期，莲花作为一种意象在诗作中开始常常出现。如曹丕《杂诗》中的“兰芷生兮芙蓉披”、《秋胡行二首》中“芙蓉含芳，菡萏垂荣”的句子，都是对莲花从审美方面的描写，也都主要表现了莲花灵动的特征，读来感觉形象亲切。与曹丕同一时期的诗人曹植、刘祯、王粲等人，也写了大量关于“莲花”的作品。如曹植的《公宴诗》中“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的描写，《芙蓉池诗》中 “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写出了文人们泛舟莲池中的形态;刘祯的《公宴诗》：“芙蓉散其华，菡萏满金堂”; 王粲的《诗》中对莲花“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的描写也都体现出莲花灵动的特征。不过这时的诗人们还只是停留在对“莲花”这一意象表面上的描写，只是单纯地把它同桂花、兰花等植物一同来写，并没有发掘出莲花更深层的特性与意义。除了诗歌作品，曹植还专门写过《芙蓉赋》，开头四句“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而擢茎”道出了莲花生于淤泥，却不与淤泥同流合污的美好精神，也提到了莲花“灵”的特征。此外，傅亮、闵鸿、潘越等也都做过《芙蓉赋》，如 “乃有芙蓉灵草，载育中川，竦修干以凌波，建绿叶之规圆”（傅亮《芙蓉赋》），“有自然之丽草，育灵沼之清濑，结根系于重壤，森蔓延以腾迈”（ 闵鸿《芙蓉赋》），“伟玄泽之普衍，嘉植物之并敷，游莫美于春台，华莫盛于芙蕖”（潘越《芙蓉赋》）。从这些对莲花的描写中，都可以看出六朝文人对莲花独特的认识，也都反映出莲花“灵动”的特点。
孙昌武在《禅思与诗情》中提出了六朝时期佛教对文人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自东晋普遍习染佛说之后，佛教即开始影响于诗歌创作，禅思想和习禅生活早已进入诗的内容。”这就说明，佛教中的“莲花”意象与六朝文人诗作中的莲花“意象”确实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如对莲花“灵动”这一特点的感知上，便体现出佛教对六朝诗歌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上到下的过程，东汉时在皇帝的倡导下传入中国，在六朝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风尚，并逐步扩大影响力，直到渗透到普通老百姓之中。佛教在六朝时期的发展是飞速的，并受到了崇尚“魏晋风度”的文人士大夫们的欢迎与推崇，这更多的是来自于佛教讲究的“出世思想”契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理，让他们在个体与社会的对抗中找到了心灵寄托的场所，而这种心灵寄托，也同时表现在这些人创作的诗文中。在六朝之前，莲花的意象尚且停留在“比兴”之中，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意象，而在六朝之后，莲花便逐渐从“比兴”中脱离出来，真正成为带有一定思想意义的文学意象。
这种对莲花审美意象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莲花的描写更具体丰富，不再停留在单纯地与其他植物并举的阶段，而是更细致地描摹莲花的形态特征。如潘越在《芙蓉赋》中“舒绿叶，挺纤柯，结绿房，列红葩，仰含清液，俯濯素波，修柯婀娜，柔茎苒弱”的描写，已经具体到莲花叶子的颜色、花朵的形态、整体的样子这些细微之处。再如夏侯湛的《芙蓉赋》中，不仅提到了莲花“紫饰红敷，黄螺圆出，垂蕤散舒，缨以金牙”的外形之美，还有着“味甘滋而清美，同嘉异乎橙橘”对莲子味道的具体描写。另一方面表现在描写荷花的手法更加巧妙，不仅有传统的比喻手法，更有着白描、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如梁文帝在《采莲赋》中对莲花的描写，“紫荆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充分运用了比喻的手法，不仅描绘了荷花的样子，还特别把莲叶比作翠盖，把莲子比作黄螺，都显得生动形象，充满美感。再如陆云《芙蓉诗》中的“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并没有直接描写荷花，而是通过荷叶上的露珠，让人对荷花产生无限的遐想，这也是荷花描写中的创新之举。
总之，六朝文人诗作中的莲花意象不仅体现了莲花这一意象不断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佛教中莲花意象对文人创作的积极影响。莲花在六朝的诗文中，变得更加灵动可感，对莲花的描写也更细致入微，这都使莲花作为一种固有意象体现出了别样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骆继光.《佛教十三经》上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343.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旅游；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50-02
尽管对旅游的概念，学术界虽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居住地前往异地且不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旅游是一种基于愉悦的、人们跨越地理空间的一种流动，旅游者就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旅游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一、旅游与跨文化传播
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建构意义的象征性过程行为；第二，信息的编码、译码在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第三，由于参与传播的双方的符号系统导致的文化差异，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过程[1]。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的涵义，我们可以结合旅游的特点，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认为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而言，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也是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认识。考虑到文化与人的关系，可以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流主体作为分析的维度之一，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分为：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工作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此外，旅游是一个连续而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跨文化传播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
二、旅游三个阶段中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及影响
（一）旅游前：文化差异吸引下的跨文化传播需求
人们从产生旅游的想法到选择旅游目的地并付诸实践，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踏上旅游行程，付诸旅游之前的过程定义为旅游前阶段。旅游前阶段主要包括：产生旅游的需求，具备旅游的条件，选择旅游目的地三个方面。
在产生旅游需求方面，跨文化传播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对游客所产生的吸引力上。反结构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现代社会人们产生旅游需求的原因，即打破原有的日常模式而重建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2]。而旅游作为一种“现代仪式”正符合这一解释，这种反结构现象最终产生的动力之一便是不同地域、群体、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旅游者对新奇文化的追求是旅游具有“跨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因[3]。
关于旅游者所具备的条件，纳尔逊·格雷本提出了“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及“文化自信”两个方面。他认为经济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化自信的关键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所属的阶层，特别在于旅游者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流、互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时空的转换，旅游可能唤醒一种源自文化认同增强或者是批判性思考的文化反省过程，可以刺激文化感受力的复苏[4]。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方面，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游客在旅游之前对于异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大众媒介通过传播有关各旅游地的景色面貌、风土人情使旅游地以外的人了解到异文化。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不顾旅途遥远，纷纷来中国旅游，不可否认，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从大众媒介获取的目的地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并受到客源地与目的地文化的差异性吸引。
（二）旅游过程中：基于人际交流的跨文化沟通、交融及冲突
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它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旅游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途中；二是到达目的地。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行中这一阶段，涉及到的主要是游客之间以及游客与旅游工作者的跨文化传播，在旅行的路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结识，由于具有相同的目标，人们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更倾向于文化间的沟通和交融，而很少发生冲突。而后一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的情况则更加复杂，既包括游客间也包括游客与当地人、游客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但不论是那个阶段，在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了文化的沟通、交融及冲突。
文化沟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游客离开自己的原文化而投入到异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一经接触，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或者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在交流某种信息[3]。不同文化之间在不同主体的作用下实现着沟通和交流。在进藏旅游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着沟通和交流，这即使得藏文化接触到新鲜的血液，的文化也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影响和启迪，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沟通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文化交融：既包括文化的融合也包括文化的涵化。文化融合主要指旅游者所在地文化与旅游地文化的互相接纳和融汇的趋势。一方面，跨文化旅游者常常主动适应旅游地文化，在对旅游地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并在旅游行为完成后将旅游地文化精华融入自身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地也会主动接受、容纳和融汇来自旅游者的文化因素，致使旅游地文化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5]。文化涵化是指两种异质的文化相接触，某一文化的个人或群体与另一文化群体的信息交流，经过一段时间，两者相互来往适应，彼此在原有的文化模式上发生意识行为演变[6]。当客源地与目的地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尽管时间较短，但都会产生借鉴的过程，但一般是强势文化更深刻地影响着弱势文化。在进藏旅游的过程中，文化间的交融表现得也很明显，在拉萨的青年旅社、网吧、艳遇墙就是为了迎合旅客需求而做出的变化。而进藏旅游的各种游客，无论是出于观光看风景的心态，还是出于让心灵朝圣需找归属感的心态，总会潜移默化地对自己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
文化冲突：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冲突是旅游中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现象。文化因素之间的相异表现在语言、非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是引起文化误解和冲突的潜在基础[7]。这种冲突的产生主要受文化主体的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比如对旅游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极度不适应，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的极度失望等等。其实际也是文化休克的表现。文化休克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8]。在，有很多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禁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很容易引起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
（三）旅游结束后：传播主客体文化互动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旅游结束后的跨文化传播主要聚焦于跨文化传播产生的不同影响。对游客而言，跨文化交流之后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人们摆脱了日常平凡的琐事，在新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完全放松并从日常生活的麻木中苏醒过来，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同时跨文化交流之后通过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了解，人们也更清醒地对其周围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另一方面，游客很有可能进入一种反文化休克期的状态[9]。当旅游者结束在异地的旅游，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旅行者会感觉到本土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本土文化环境中一时无法找到熟悉暗示，无法融入本土文化。
对当地文化而言旅游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冲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的文化。文化是稳定的，也是发展变化的[1]。旅游的跨文化传播既有可能引发当地人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也有可能保护甚至振兴当地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而受惠于旅游的发展，对的文化和当地建筑的保护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结论
旅游的核心动因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者的空间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和传播[10]。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无声无息地贯穿始终，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成员，也影响着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使得文化更具活力更加繁荣。同样，文化中一些既有的内容也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被消解、同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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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
[5] 刘丹青，黄蓉.论跨文化旅游的文化后果及其解决[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93-95.
[6] 龚晨枫.跨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传播[J].商业营销，2009，（7）：97.
[7]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P.82
[8] 温丽玲，刘鑫鑫.跨文化旅游中的“文化休克”分析[J].市场论坛：旅游市场，2010，（2）：62.
行道
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大院线公司的万达，21日与北美第二大院线集团AMC签署并购协议，总交易金额达26亿美元。这场交易，被外界称为中国民营企业迄今在美国的最大一起并购，也是目前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海外投资，引发舆论热议。
位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文化贸易却是严重逆差，在中美电影贸易方面尤其明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亡命天涯》《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登陆中国市场。宏大的场面、震撼的特效、引人入胜的剧情以及精彩的表演都令影迷们深深着迷。在中国，人们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之为“美国大片”。目前好莱坞进口大片几乎已占据中国电影票房的半壁江山。人们普遍担忧，中国电影在强势的好莱坞面前，将不堪一击。美中文化交流将会呈现单向而非双向的态势。
好在两国官方和民间致力于文化双向交流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当中，中美电影行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在不断加深。中美双方还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据悉，这一协议的签订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的名额。开放外国电影引进来的同时，中国影业也在逐步探索“走出去”的可行性。
万达的成功并购，不仅显示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实力以及资本运作的能量，更显示了中国企业致力于拓展美中文化双向交流的眼光与企图。并购之后，万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
电影院线的概念源于好莱坞，是电影放映行业一种具有垄断性的经营体制。经营者为发展和保护其经营利益，在某些城市或地区，掌握相当数量的电影院建立放映网络，借以垄断某国某一电影公司新版影片。万达通过终端渠道环节能介入外国市场是很好的行动，会为中国影片在北美上映提供更多机会，也是一个输出中国文化与价值的机会，万达的一大步，也可看作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一大步。
但是，也应看到，中国文化的输出，不能仅靠资本控制渠道，必须负载文化的内容，要从文化创新等多处入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事实上，中国不少文化产品尚处于国际文化交流的“低端”和“表层”，难以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圈，难以产生像《泰坦尼克号》《功夫熊猫》这样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中国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影响力”和“传播力”有限的现实。
正如有媒体评论所称，近年来中外文化产业合作、交融明显增强，中国文化产业从业者也普遍认识到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必须学会讲“中国故事”，而且要用一种老少咸宜、超越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国际化方式来展现和表达。
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借鉴，去年在中国收获1亿美元票房的《功夫熊猫2》，就是用美国人的幽默感“混搭”中国山水风光和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了太极和五行拳等功夫、针灸、算命、皮影以及中国特有的亲情表达。
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正在进入转型期，中国必须走出低层次的文化交流，丰富有思想内涵的文化内容，用中国价值观的精华去影响西方主流社会的文化判断，让东方文明真正和西方文化发生对话、交融。
关注生机、生态、生命，传播科技、艺术、文化，2014年5月12日下午，天津美术学院国际艺术教育学院中英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像素与声音”课程汇报展成功举行，2013级中英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全体学生参与了此次展示，解读了各自对中西方文化的独特思考。这次展示的目的在于通过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创新，培养学生的文化使命感、民族自豪感和人文幸福感。这也是国际艺术教育学院办学思想融八课程教学的成功实验，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是艺术院校教学改革的重大尝试。
“像素与声音”是天津美术学院国际艺术教育学院的主干课程，其分组式教学、主题作品创作和课程汇报均体现了国际艺术教育学院的教学理念和办学宗旨，将价值取向植入课程教学，通过教学强调文化坚守和文化融合，培养具有独创性、创新意识及创造力的现代复合型艺术人才。在此次展示中，学生自由组合，形成10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团队，拍摄动态影像并进行艺术处理，如配音、中英文字幕处理、影像处理及剪辑，用Photoshop、Premiere和After Effect等软件进行创作，运用科技手段实现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而展示以“中西方文化交融”为主题则意在打开学生的思想境界，让大家站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带着中国立场、东方文化的观念走出国门，赴英留学。YICHI小组从具体案例出发，深人解读中西方文化背景，发人深省；圆曲小组关注中国文化储备，借用日常事物进行创作，将看似一般的生活用品升华到中西文化；25小组强烈的创新性完美地诠释了艺术的特征，从中西方艺术的差异中找寻创新点；壹volution小组体现出了团队精神，同时也非常重视个人能力的发挥；红双喜小组的作品充满正能量；茶叶蛋小组则从小小的“囧”字插座切入重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必要性，利用虚拟互动、动静结合等方式，通过制度、文化、习俗等板块突出中西方文化差异，并从中寻找创新点，同学们都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坚持面对面、平等地进行文化交流，理性地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并表达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促进文化融合的美好愿望。
国际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李志强教授在总结中表示，他今天深受鼓舞，非常感动，大家都站在国际化的立场上去思考了文化融合。如何把艺术和技术相结合，如何使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和谐交融，是国际艺术教育学院每一位成员的重要使命和艰巨任务，如何让艺术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是一项重要课题。今后国际艺术教育学院仍将立足于全球化发展视野，在整合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吸纳英国优秀的艺术教育资源，实现科技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整合，以跨界融合的国际化艺术教育观和人才观，培养体现中国立场、传播中国文化、实现中西交融的艺术使者。李院长还对此课的指导教师王中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 214206）
【摘要】 服装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自始至终是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相联的，同时服装还受宗教、哲学、民族心理、自然环境和审美理想等所左右。与服装一样，作为服装装饰品的服饰配件也同样与时代息息相关，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关键词 服饰；变迁；求异；创新
Doi：10.3969/j.issn.2095-0101.2015.03.020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101（2015）03-0053-02
收稿日期：2015-04-09
作者简介：葛永波（1970．3- ），男，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服装设计与工艺。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我国各民族间的交往过程中，已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苗族服饰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服饰文化特色，逐渐形成为现今的服饰特征。
1 苗族服饰的形成和发展是民族相互融合的产物
苗族服饰的形成和发展的相互融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苗族内部各支系之间服饰文化交融密切。苗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其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迁徙史。频繁地迁徙致使原本相对集中的苗族日趋分散，而新的栖居地又因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异族之间的争斗，迫使已经较为分散的群体进一步发生新的裂变，以致其支系愈分愈多。分散的苗族各支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自然环境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需要，它们之间时而联姻，时而分聚，服装佩饰也常常互相学习与借鉴，导致苗族服饰出现纷繁多姿的局面。另一方面，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交融，也致使苗族服装款式表现出的多样化特征。在苗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迁徙时间长，分布面极广，因而族际居住环境也十分复杂。苗族与汉、瑶、侗、水、白、壮、彝、土家、仡佬和纳西景颇等十多个民族毗邻居住或杂居，并与这些民族发生过或多或少的文化经济交流。族际间的文化交流必然包含了服饰文化的交融，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互相吸收与借鉴，并彼此产生深远的影响。进入苗族生活的服饰决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合体。
2 苗族服饰的形成和发展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展现
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苗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形载体和无形表征，它表现了本民族心理中最基础、最直接、最具体和最形象的内部与外部特征，是与异族或本族支系相互区别的视觉形象依据和标志，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客观展现。在社会环境下，苗族服饰凸显着民族精神，它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首先，苗族服饰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强固的聚合力。认同的基础是文化，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容，而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正是从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认识自己的民族归属的。认同的归结点常常指向血统渊源，民族的要素中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尤其现代民族，但人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族与血缘联系起来。每个民族都有着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它一方面表现为民族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抗拒感。
苗族历经磨难、辗转迁徙之后，对具有相同服饰的人会显得格外亲切，特征鲜明的服饰无疑是相互识别的重要依据。
苗族的社会历史中，由于民族的压迫及统治者施行的民族同化及民族隔离政策，这种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更为突出，从苗族服装的衣裙款式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中不难感受到其蕴藏着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不论是湘西还是黔东南，也不论黔西还是云南，苗族都重视对头部的装饰，或高鬟宽髻，或盘辫短发，或锦帕素巾，或角梳伸展，或凤簪飞舞，真所谓千姿百彩，五彩纷呈，其造型独特、风格夸张。这种装饰手法和风格的形成，其实质是对苗族远古祖先“蚩尤”的追忆和对血缘溯源倾向的认同。
史料对蚩尤形象有如下记载，《日下旧闻考》载：“画本以飞兽有肉翅者谓之蚩尤”；《述异记》曰：“俗云蚩尤人身牛蹄”。《山海经·大南荒经》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崇拜牛、鸟图腾。因而，蚩尤的形象被描绘成人面、人身、鸟翅、牛角、牛蹄。蚩尤头上长角的“角冠饰”，苗族地区至今仍然流行，并在头冠上插凤鸟，以怀念自己的祖先。湘西、黔东南一带苗族妇女盛装的长角银头饰以及黔中地区苗族妇女头上长角木梳等装饰手法，均生动地反映出苗族人民对自己先民——九黎、三苗的永恒记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居住在贵州西部织金县龙场乡境内的苗族，她们用长约50cm的巨形木梳在脑后用线与发扎紧固定，将头发缠绕头顶，然后用线带在两木梳角尖和头部捆扎成型，远看似头上长一对大长角。其装束形象地再现了苗族远古部族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的服饰装扮。苗族银帽上浮雕的“骑马飞渡”图案，不仅仅只是一种装饰性纹样，它还喻意了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向人们诉说了一段艰辛而酸苦的往事：苗族先祖从前生活在富饶的大河平原地带，由于战争所迫，跨黄河、过长江，迁徙到西南地区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开荒斩草、繁衍生息。将这段历史刻在银帽檐上，是要告诫后人牢记历史，不忘先民们英勇奋战、顽强拼搏、勤劳勇敢、刻苦耐劳和艰苦创业的优良品质。苗族服饰品中的银帽多在祭祀、集会等大型活动时佩戴，服饰上所喻意的象征性符号，更能唤起民众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感。
3 苗族服饰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不断求异创新的过程
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 苗族服饰配件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和发展的。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服饰配件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苗族服饰中融合有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耳档”，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跳脱”，流行于黄土高原汉族的剪纸；以及从古代饰物中沿袭而来的“步摇”、“五兵佩”和中国传统的龙、凤、鳞纹样等等。但是在融合其他外来服饰特征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直接拿来和照搬照用，而是在实际使用中不断加入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内涵，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地域特色非常明显、民族气息较为浓厚的服饰形象。
苗族服饰是苗族精神风貌的展现，它不仅表现出民族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而且也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抗拒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认同意识和民族精神。苗族服饰的发展与转型，涉及到了人类文化的交流、融合、碰撞、冲突、继承和创新等有关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是民族文化交往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文化渗透现象，它使得苗族服饰出现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局面。苗族服饰的发展与变革，充分映射出了苗族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是民族文化互相吸收与借鉴、结合与扬弃的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交融集体智慧的结晶。
4 结 语
苗族服饰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中的一支独秀，带有典型的地域色彩和民族风情，历经几千年的迁徙变革而依然保持着独立的民族性和特点，苗族服饰文化不仅仅是华夏文明的结晶，同样也是世界文化中的宝贵财富，更是现代服装设计的创意源泉。作为现代设计者要更好地去学习民族服饰文化，把握中国元素在设计中的运用，为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服装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周成华．湘西苗族服饰简考［N］．光明日报，2005-09-14（011）．
星河湾集团董事副总裁梁上燕说：“星河湾。是礼赞盛唐的建筑。”
山西从来都不缺少伟大的建筑，今天全国仅存的较为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南禅寺、芮城广仁王庙、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平顺天台庵)，都在山西。堪称奇迹。晋祠圣母殿是宋代木构建筑的最杰出代表，而遍布晋中的晋商大院则代表了明清时期北方民居的最高成就。被建筑大师梁思成称之为“建筑之上荣耀”。山西的能工巧匠们，以木石建筑穿透历史时空，使我们后人能够感受到大唐绵延不绝的艺术神韵。而所有这些建筑，都和唐代以来山西文化的兼容并蓄有密切的关联。如今山西人正在重拾盛唐以来的开放气象。千古文化名城太原。正积极打造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的示范基地、具有世界影响的山水园林宜居城市。在太原小店区，太原星河湾将呈现给山西一座新时代的“山西新大院”。
文明的交汇
丝绸之路带来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唐朝建筑受西域。印度建筑影响颇深。而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广东沿海一带与欧美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印度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在这块土地上碰撞交融，其建筑文化更是东南亚近两三百年来文化交流史积淀而成。
广州、北京、上海的星河湾，社区建筑外观一脉相承。设计理念从东南亚高档社区以及地中海区域中有迹可寻。星河湾对这种开放性文化的选择性借鉴。经过融汇贯通。其建筑形态在三个中国一线城市都获得了成功。
太原星河湾带着对京派文化、粤商文化和洋场文化的积累感悟。以大唐盛世的自信和包容心，博采西方与东南亚建筑之长，以更臻完美的超凡室内精装，与五千年晋文化相知相融。在这里。每一处装饰。包括符号的运用和材质的采集，都体现了“兼容并蓄”的开放性，从而呈现出“汇通天下”的气象。
八角亭
“八角亭”是星河湾社区外立面的标志性符号，这种建筑符号的重复利用。形成星河湾独有的风格。这种风格可溯源干传统的佛教建筑和中国宫殿，建成于一千多年前的山西应县木塔就是典型的八角型建筑，但伴随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种“八角亭”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欧洲改良再造。如今在地中海地区仍然是民居建筑的常见形态之一。
星河湾从欧洲拿来了源于东方的“八角亭”。增添了落地弧形飘窗，使居住者可以突破270度观景，宛如置身园林的绿树繁花之中，颠覆性地拉近了景与人的距离。
西班牙瓦与澳洲砂岩
在星河湾。坡屋顶西瓦设计。错落有致。形成靓丽的天际线。西瓦，是西班牙瓦的简称。英文名spanish tuke，因其外形宛如英文字母s，又名s型瓦。是一种具有欧洲风格的装饰瓦，其装饰效果古典淡雅。风韵别致。呈现出一种高雅追求与婉约秀丽相结合的气息。
星河湾的米黄色外墙由澳洲极品淡水砂岩装饰。身价是国产砂岩的四倍，它采掘于数百万年前的河床。是一种生态环保石材。色泽饱满、石纹细腻。历经百年甚至千年。外立面依然保持原貌。称得上“建筑见证历史，亦为历史所见证”。
精雕细琢
星河湾从设计、选材到做工。任何一个工艺都要求精益求精。有人把星河湾比作“地产界的劳斯莱斯”，其共同之处是：连无人察觉的地方。都由手工打造而成。对细节的考究颇令人敬畏。
星河湾注重保持建筑立面的简洁美观。早在十年前的广州星河湾。所有楼体立面上就看不到一根外露的管线。
我是第二次来敦煌，上一次来是28年前。感到这些年敦煌变化非常大，周围的环境和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这些变化之外，敦煌还有很多永远不会变的东西。这次丝绸之路文博会的LOGO，第一眼看上去是两条交叉的彩虹，符合丝绸之路文博会的基本结构；再看一看是个人字；再仔细一看，是一个大步奔跑的人，看起来跑得很轻松很愉快。这个人应该是面向西方奔跑。但是换一个方向看，这个人可能又是向着东方奔跑，所以不仅东方人要向着西方奔跑，西方人也要向着东方奔跑，一切的交融都是双向的。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西方人也在向东方学习，因此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汇之路，互相借鉴之路。
丝绸之路最早是沿途人与人之间的贸易往来，来自民间很简单的需求让我们扩展出国家的希望。实际上这条路最早交流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在后来形成文化、政治上的统一。最初无非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互相运输，随着经济上的交往慢慢地有了文化交融。想一想在一切都不发达的曾经，我们的祖先乘风破浪把我们的文明传播过去，把外面的文明带回来。一方面，今天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超过我们的祖先。当年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创作了一些作品，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也无法还原出当年在敦煌石窟上开凿的那些手艺人，他们的头脑中怎么产生了这样美妙的文化组合。这些文化元素中，毫无疑问地的有伊斯兰教、佛教等文化。这些创作者将多种文化作为他们想象的基础，最终融合起来培育出来敦煌文化，这种交流才会产生进步才会创新，文化交流根本的目的应该归结到创新。
敦煌文化实际上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对抗和融合，走在中国，会发现很多庙的建筑很像京都奈良的建筑。我跟随行的人这样讲，他们都反驳我，说不是，是京都的建筑很像唐朝的建筑。唐朝时日本的留学生把唐朝的文化带入了日本，如今很多中国失传的东西都可以在日本见到。但是日本在学习的基础上借鉴了本民族的艺术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到了现在反过来让我们学习。所以我们的丝绸之路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在经过充分的交流碰撞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和艺术作品。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最重要目的，是要在充分交流、碰撞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新的艺术作品，在百年千年之后无愧于我们的后代。
（莫言，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不同的地区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特色，从而成为该地区音乐特征的标志。我国地域广阔，南北东西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也形成民歌在风格上的多姿多彩。
下面我来简略地介绍一下我国南方，西北，中原民歌的风格特征和形成各种风格特征的原因。
南方民歌的风格特点：南方民歌的歌词都比较含蓄，善用比、兴，其旋律多表现得婉转、细腻、抒情。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结构短小精悍。歌曲前多有引子。南方地区河流交错，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然景观秀丽，对里的人们聪颖细致，音乐风格委婉秀丽；西北地区高原纵横，山石峥嵘，蓝天下一望无垠的黄色土地，气候寒冷，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与大自然做斗争，所以民歌的音调高亢，嘹亮，质朴中带着严峻和深沉。
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地域：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之一，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 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快乐的格调。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 民歌：多为群众在口头相传中不断加工提高的集体创作。常见民歌体裁：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儿歌、风俗歌。民歌特点：音乐语言简明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彩。（1）是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2）其歌词、旋律具有变异性，（3）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和民族风格。
关键词：中国文化 传承与发展 安全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054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的压力，保护中国文化安全是当务之急，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要与时俱进，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并利用其悠久的文化历史和千年的文化积淀来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运用科学有效的手段进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增强文化安全意识，坚持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才能保护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安全。
1 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的问题
1.1 全球化的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借助网络变得异常便捷，却也面临着十分巨大的安全性挑战。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广泛和快捷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各类文化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意识和价值观念。全球化凸现了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质，并产生了全球意识、全球价值，文化的认同与交融无疑是件好事，但是不加以节制，最后会导致文化趋同，消灭一些文化的独特性，甚至威胁某些文化的生存。目前世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矛盾也频频出现，冲突更加复杂，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2 传统文化的断裂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带给了人们无穷的智慧与财富。面对工业革命的冲击以及后工业化社会的思想冲击，剧烈的社会变革让人们慌了手脚，难以完成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思想文化的转变，这就使得传统文化没有进行充分的转型，而工业文明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今日，我国大力建设文化强国，打造文化软实力，就要意识到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文化断裂问题，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3 产业文化的落后
以传统文化价值为基础、吸收全球文化、并将传统文化交融贯穿其中的文化产业是国家软实力的主要表现。由于长期对文化建设的忽视，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与国家的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目前，我国文化资源未能实现产业化发展，技术力量薄弱，文化产业结构化构造失衡，难以与国际市场接轨，文化产业政策体制落后，这种无序化的文化发展状态，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1.4 多元文化的冲突
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化冲突，差异性导致的文化冲突不仅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横向多民族文化的竞争甚至对立，而且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纵向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多元交叉和时序错位。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内，由于生产力、价值观念等的不同，也存在文化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在文化交流中，各种文化间彼此因价值指向不同会产生诸多的争夺，包括文化资源、文化利益的争夺，需要不断的磨合。
2 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安全战略选择
2.1 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树立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观
在全球化进程中，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处于不断的交流与学习过程中，呈现优势互补的态势，并最终实现文化的整合和快速发展，对世界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多元化的文化能够长期并存就需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呈现文化的多元繁荣景象。在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各种文化互相平等，和而不同是推进文化健康交流与合理发展的一条原则，符合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国的传承与交流就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倡导文化平等交往，主张开放与融合，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吸收优秀世界文化，在不断的文化交流中寻求创新。
2.2 坚持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和独立性，增强文化安全意识，维护文化
世界文化交流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中国文化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展现自身优秀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所用。在吸收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始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扩张压力，树立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观，坚持文化独立性，并将文化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上来。
2.3 大力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在信息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借助网络扩大影响，西方文化已经借助互联网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严重威胁着我国文化的安全，因此，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创建良好的网络文化，才能有效保护我国文化的安全。我国的文化发展要抓住信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积极推广我国优秀文化。构建安全规范的网络信息平台，鼓励人们调整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加强网络立法和执法，建立健全完整的网络信息管理体系，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效保护我国文化的安全。
3 结语
在信息化的时代，世界文化的交流借助于网络平台得以迅速快捷的传播，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却也给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保护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安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顺应全球化趋势，积极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强盛之举，相信在不断的努力与配合之下，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参考文献：
[1]（美）乔治・索罗斯.走向全球的开放社会[A].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C].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美）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A].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C].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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