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3 16:08:04
导语：在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需求牵引不突出，开发动力不足
影响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档案信息意识不强所致。由于对现阶段档案信息服务于历史研究工作认识上的偏差，平时在档案工作中某些档案又比较强调保密，检索利用不方便，加上库藏档案信息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原因，造成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牵引不突出，反过来又导致档案部门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动力不足，难以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
(二)目标不够明确，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历史研究中的档案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必须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且每一项档案收集活动的总目标与各个档案收集活动的分目标必须构成一个目标体系。没有目标的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必然不会有太好的利用效果。由于长期以来档案编研比较强调档案的史料价值，使大多数档案人员眼睛只盯着过去，而不太关心历史研究当前的发展情况，对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往往只是在领导要求后才被动的提供一些背景资料，更缺少对如何策应提出明确的建议，或者提出的分析判断与历史研究工作需求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这样在历史研究工作者眼中，档案信息层次不高，辅助研究的价值不大。
(三)编研力量薄弱，信息内容深度不够
档案信息为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服务，应以深层次开发历史档案信息为重点，大力开发具有高度准确性、真实性和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以及具有长远效益的档案信息，以此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保障。但目前的现状是一些档案馆(室）重馆(室）藏，轻开发，表现在投入开发的人力资源和设备均不足，开发工作似有似无，更谈不上有一定的深度。加工信息不多，主要的还是专题介绍、联合目录等粗加工信息，并且其中粗加工信息尚未形成以数据库开发为主要项目，缺少建有各个历史研究项目的提升数据库。从编制力量来看也很薄弱，大部分局限于编些检索工具，全宗介绍等二次文献，对于深层次的三次文献编研很少，影响到信息资源的深层开发，不能更好的服务于历史研究之中。
(四)信息提供方式陈旧，馆(室）藏资源不足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电脑成为我们生活、工作的必需品。需要任何资料信息只要上互联网都可以检索到，但是通过互联网上的信息来档案馆查却毫无收获，其原因有二：一是馆藏及现行归档范围存在不足。大量的档案信息资源没有开发出来，有些价值的材料没有很好收集起来，多数档案信息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现实利用的价值，客观上造成档案信息资源实效性差的现状。二是档案信息资源利用媒介传播不够。现行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媒介主要有三种：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及电子化传播。而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今，档案电子化传播即互联网传播为充分利用起来，造成即使在档案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障碍。
二、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建议
档案信息资源系统是由现代信息技术诸要素构成的综合性开发系统，系统各构成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他们在系统整体中，服从、服务于系统整体，从而形成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总体动态平衡。因而要做好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工作，必须运用科学管理的原理与方法，从技术、设备、人员管理等多种角度，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全面的规划、协调与控制，以满足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多方面的需求。
(一)增强信息资源意识，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
1.增强信息资源意识
档案管理人员作为专业的信息资源管理者，对信息应要具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并要有专业的敏感性。在管理档案信息时，要以资源运作的观念来指导工作，将档案信息视作一种宝贵的资源，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知识备查为信息传送，促使档案资源向信息化的转化。不要将档案信息的存储和保管当做档案馆(室）的主要功能，而提供信息服务也是档案管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当做为历史研究提供必要支持的前导性活动，将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作为与档案存储、保管同等重要的资源加以管理，在宏观上要加强对信息资源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要摆脱重收藏保管，轻开发利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使档案变成活信息。要经常走出档案馆(室），了解和研究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然后通过选材与整理形成能够满足历史研究的档案信息产品。
2.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
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是有效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为历史研究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如下素质：一是全面掌握档案专业知识；二是具有一定的信息科学知识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掌握档案管理现代化技术，学会运用信息工具和手段，能进行档案信息的分析与研究；三是具有敏锐的信息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要对档案信息存在状况及其相对价值有充分的了解，并对信息需求具有敏感性，必须要熟悉档案的收藏情况，了解收藏档案蕴含的信息内容，并能在总体上评估不同背景的档案所具有的价值，正确解读历史研究对档案信息服务的需求规律，从而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高效服务。
(二)利用多种媒介，拓展档案信息服务渠道
1.加快信息加工处理现代化步伐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上的应用，就谈不上科学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是实现科学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关键性技术条件。档案馆(室）传播信息的媒介包括语言、文字、电子三大类，尤其是信息加工的电子化尤为重要。但是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还处于用语言、文字传播的落后状态，这就必然制约着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科学开发，因此必须加快实现电子化，重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信息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档案馆(室）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使用多种媒介传播档案信息，以满足历史研究过程中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研究需要。
2.与其它信息服务有机结合
可以将档案信息服务与办公系统、图书情报功能等其他信息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信息交流情况通报制度，形成信息资源管理的新领域。做到在外延上发掘档案信息资源，开拓档案信息服务渠道；在内涵上不断重组和加工档案信息库，为历史研究提供广泛的信息支持。档案馆(室)与其他机构合作，既可开发利用馆(室）内自身的信息资源，又可实现信息效益，还可以节约人力和物力，将自身静态档案信息与其它部门的动态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生动活泼的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于、服务于历史研究的新格局。
(三)加强信息导航，构建档案信息网络
扩大利用以实现更多的档案信息资源为历史研究服务，这是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数量上的要求。档案信息可以重复利用，它的价值不因利用而损耗，相反，档案信息的价值需要在利用中才能体现。它要求档案馆(室）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使历史研究工作者得到更多的档案信息。当然在档案信息的传播中，为维护信息所有者的利益，要考虑信息的控制权问题，应该对信息的传播进行有效的控制。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要有明确的目标导航，不同的信息对不同历史研究层次有不同的价值，为此要求要有效地、有针对性地传递档案信息。档案管理的角色也要从档案保管者转变为档案信息导航者。建议在档案馆(室）设置相当于CIO(信息主管)的岗位，负责对档案馆(室）的信息资源管理、利用与开发进行控制，制定有关档案信息管理标准，并参与历史研究中的信息服务流程，参与规范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的基础标准，为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档案信息支持服务。
(四)做好需求预测，开展定题服务
对档案信息管理者而言，由于档案信息主要的目的是满足历史研究者课题研究的需求，我们不能满足所有历史研究的需求类型，这就需要我们做好新近历史研究热点课题的需求动向与趋势预测，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使信息提供更具有准确的预见性，以实现最大限度提高档案信息是使用价值，就显得十分重要。所谓定题服务，就是档案馆(室)要根据当前历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了解历史研究者对档案的信息需求，主动向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档案信息，使其工作得以更好开展。对保管的档案信息进行有序的组织与横向、纵向深度加工是档案信息开发的核心内容，其侧重点应是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情报性，预测性分析，可以通过向历史研究工作者公布可提供服务的专题目录，有针对性地传递信息，充分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自身价值。要围绕战略性，方向性课题组织开发档案信息。着重抓住与热点历史研究活动相关的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工作，是档案馆(室）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重点。历史研究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历史研究工作者考虑问题不一定全面、完备，档案信息服务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们研究方向关注、对研究课题全局有重大影响的课题，把信息的焦点对准研究课题的全局性工作的重点、热点、难点、疑点，抓住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研究性的重大课题，组织相应的档案信息，超前提供参谋服务，帮助历史研究工作者拓宽视野，调整思路，做出科学研究。
(五)增强时效性，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
时效性是信息的特征之一，尽管档案信息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也应要求档案馆(室)尽可能注重档案信息的时效性和所传播信息的新颖性，做到收集和加工信息要及时、迅速，利用信息更要及时、迅速。要强调快速反应和主动参与，提供的历史研究档案信息要做分析筛选，确保信息“适销对路”。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利用档案信息的反馈工作。档案信息输出利用后，档案馆(室）应及时收集利用效果、并经过汇总分析，掌握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需的档案信息在某个时期的重点及其需求趋势，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和改进信息服务工作。
(六)注重档案业务基础建设，确保档案信息质量
档案信息服务历史研究是建立在档案信息积累基础上的，没有基础工作，就谈不上有效地开发利用。因此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建设工作，有必要从档案业务的基础建设入手，重点抓好以下三项工作。
1.丰富馆(室）藏，扩大档案信息资源
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档案信息资源，是档案工作满足历史研究工作者研究工作需求的重要保证。档案收集的系统性、完整性如何，直接决定其服务的质量和利用价值。因此要做好进馆(室）档案的收集整理，定期接收和征集，努力丰富馆(室）藏档案信息资源。在重视归档与接收等传统渠道外，要加大开拓其他收集的渠道，档案馆(室）要主动出击，对相关档案信息进行收集或监控。
2.完善检索工具，使信息资源有序化
档案信息资源有序化的程度预示着档案价值实现的程度。编制多种检索工具，增加检索途径，形成检索体系，以满足历史研究工作者从不同角度查找档案信息的需求，为档案利用创造条件，是档案馆(室）应加强的一项重要工作。
【关键词】:中学历史 研究性学习 教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092-01
随着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在新一轮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综合实践活动”成为指定的必修课，而“研究性学习”是“综合实践活动”的灵魂，是当前基础教育实验与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今后高中课程改革的一个方向。
历史研究性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性学习”相对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方式相对的教学方式。传统的历史学习，偏重于对历史知识和书本现成历史结论的记忆和理解，而缺乏深层次的质疑，学生很少对历史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开展研究性学习是根据素质教育和创新学习的需要，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促进学生个体的健康发展，为高等学校和社会各行业输送素质良好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为目的的。因此，与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比较，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或问题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可大可小，可易可难，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活动，从而减少学习的盲目性，增强学习的计划性和有序性。
历史研究型课程目标，是对历史教育任务的具体化和细化，具有进程性和可操作性特点，在历史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历史研究性课程的目标主要有：塑造良好的悄感，实现优异的人文价值；实践历史研究型课程，构建和谐发展的能力；对历史基础知识的进一步接受、认知、掌握与感悟。
历史研究性学习的主要方式：搜集历史资料并撰写历史小论文；开展社会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编制研究书目索引，撰写读书报告；围绕研究课题组织讨论，开展辩论。
1. 培养历史研究性学习的实践
（1）搜集历史资料并撰写历史小论文
首先是要选定论文的题目，确定论文写作所涉及的范围。在学生对相关材料进行收集、整理、辨析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材料进行分析，并指导学习拟订论文写作提纲，然后由学生独立完成小论文的写作。即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某一选定的问题搜集、整理和分析相关的资料，把研究结果以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2）开展社会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
有些涉及近代现代史的研究性学习课题，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参观访问等活动进行研究.在组织调查活动之前，学生根据选定的研究性课题，拟订调查的主题和目的，选择调查的对象和范围，确定调查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实际调查、整理调查材料和数据，对事实进行分析作出结论，形成调查报告。
（3）编制研究书目索引，撰写读书报告
根据所有研究的课题，指导学生搜集研究资料，包括著作、文、网址等，把所搜集到的资料编制成书目、论文索引、网址汇总，以供研究该课题的学生使用.学生选择阅读有关研究资料，有针对性地进行思考，制作资料卡片。将阅读所得资料汇总，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应该包括所读书籍的重要内容，及其观点的介绍与分析，读后个人的体会和看法，将阅读书籍的内容与自己研究课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作出评价。
（4）围绕研究课题组织讨论，开展辩论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不同人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历史研究性学习可以使不同意见相互争鸣、沟通、交流.讨论可以模拟成人的讨论形式，如圆桌会议式的讨论、沦坛的讨论、专家咨询式的讨论、论文答辩式的讨论等，也可以围绕其一“中性”问题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以类似大专辩论会的形式组织实施。选择辩题时要注意可辩性和适应性。即是学生比较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而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学生研究历史课题成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论文、调查报告、历史人物评价、整理的史料册子、历史小报等。教师要对学生形成成果过程加强指导，尽量提供有关条件。在学生开始写论文时，教师应该提示先拟定提纲，通过报告会、研讨史事会的形式，让学生相互研讨，相互启发，培养合作互助精神。
2．培养历史研究性学习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1）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
研究性学习呼唤新型的研究型教师。我们已经跨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木质是创新，技术创新取决于科学创新，科学创新取决于教育的创新，而教育的创新中，呼唤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的出现。由此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倡导研究型教师的角色转化，是目前顺利开展研究性学习的保证。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教师不仅转变观念，更要善于学习，善于研究，学会自我反思.只有通过反思，我们才能够不断地改变自己，改变自己适应新课程改革的意识和做法，得以重新调整和整合。
（2）解决好课题的开放性与学科要求的限度性之间的矛盾
学生在课题学习中可以会遇到如何把握课题开放度的问题，这种涉及到学科内及学科间的深度与宽度等问题.课题学习所说问题的情境中不会只包含预定的教学内容和目标，可以还包含其他知识和技能，甚至还可能涉及到其他学科或木课程后面才可能接触的知识。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当，将会使研究性学习走许多弯路。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教师事先做好知识的整合分析，进行模拟研究备课，以促进者的身份对学生的某些反映做出合理的判断，对学生实施因势利导.如:在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帮助学生设计活动方案，提供资料和建议，引导学生将问题的开放性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中学历史研究型课程必须注重加强创新教育，培养问题意识和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必须将培养信息素养贯穿于整个研究型课程之中，从而实现个性化学习，自主化学习和协作学习。
参考文献：
[1] 刘军. 历史教学的新视野[M].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03.
[2] 张大均. 教与学的策略[M].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2003.
关键词：“神入”；“神出”；历史教学
“神入”（emphathy）又称“移情”，本是心理学的概念，后来，欧美一些国家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运用了“神入”的概念，意思是指学生应置身于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去观察历史，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信仰、动机和意图等，并理解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即“主体进入客体之中去想象客体”的研究活动。本文试着从自身对历史“神入”的几点疑惑入手，谈谈对“神入”历史的粗浅理解。
一、“神入”源于史学理论
疑惑一：“神入”是心理学的概念，为何会把这种概念用于历史教学中呢？
其实，“神入”历史这一概念是源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科林武德曾说过：“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深入到具体的每个人内心的自由活动（他或他们的理论、思想、感情、欲望，等等）。”对于科林武德的思想，张耕华先生是这样阐述的：“按照柯林武德的理解，历史学虽然有对史实的认定，但它并不是历史学的主要课题和独特内容，历史学的独特对象是精神，所以‘移情体验’或‘心里重演’是历史学的特有方法，体现了历史学的特殊本质。”而这种所谓的“移情体验”或“心里重演”就是“神入”。英国最早提出历史“神入”的概念，把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引入到历史教学中，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被激发出来，就一直将之推广下去。这种方法在近几年也在中国有所发展，中国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二、“神入”历史在课堂教学中的操作
疑惑二：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那么“神入”历史在课堂教学中又是如何操作的？
“神入”运用到教学中使得教学方式发生变化。“神入”历史在英美的历史教学中已经是特别常见的。而中国“神入”历史的课堂教学还在起步阶段。陈新民编译了美国斯图尔特·福斯特写的名为《运用历史神入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你能神入张伯伦的内心世界吗？》的课例。可以简单地将这一神入范例课的步骤概括为：（1）教师创设问题情境；（2）学生形成历史背景知识；（3）学生收集、展示历史证据，全班集体评论；（4）学生用历史证据来建构论点。以上就是“神入”课的主要步骤。“神入”的方式也不仅仅是创设问题情境，也可以是根据史料、图片、历史故事或角色扮演等形式“神入”那段历史。但归结到底还是要解决问题，理解历史。
三、“神入”历史的注意事项
疑惑三：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神入”历史有哪些注意事项？
1.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无论借助哪种方式“神入”，都要有个明确的教学目标，“神入”是要学生理解哪段历史，“神入”之后是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教学目标，这些都是教师要提前预设好的。教学目标可以是不同层次的，以适用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2.“神入”历史需要的是合理的想象。教师把必要的历史背景提供给学生，学生可以在教师提供的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再去查找史料。“神入”历史的想象是应该有历史依据的。
3.不要过多地局限学生的合理想象。让学生自己去找材料，自己去解释历史，让学生能清楚所谓的历史理解不过是自己的一家之言，说服别人必须要有证据。教师不要过多地干涉学生的思维活动。
4.“神入”的关键是“神出”。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所做出的理解和解释是有局限性的。
5.制订教学性评价。这个可以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神入”历史的层次和水平。
四、我对“神入”历史的看法
现国内“神入”教学的案例还是存在一些偏差的。（1）没对学生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就开展了“神入”课；（2）“神入”历史的主角是学生而不是教师；（3）“神入”是学生理解历史的手段而不是教学要达到的目的，“神入”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神出”。“神入”历史是在历史教学中引入了历史研究方法，给了学生理解历史的角度，帮助学生理解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这种教学是值得去深入挖掘和实施的，可以解决我国目前的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新民.“神入”在英美两国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全球教育展望，2010（05）.
[2]陈新民.运用历史神入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你能神入张伯伦的内心世界吗.历史教学，2001（06）.
一、中学课堂历史理论研究方法探微
历史方法论是整理并分析史料、考察历史的因果联系与本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各类技术手段和方法， 它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历史的关键环节，是到达彼岸的桥梁与渡船。随着史学的发展，方法论和认识论一样， 也出现了不同的方法改革与创新，主要包括考据法、考古法、历史模拟、逆向考察、经济学分析、计量分析、人类分析、心理学分析、人口学分析、历史分析、阶级分析、逻辑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等，打破了原先只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的单一性，正逐步走向多样化、丰富性。而目前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主要采用了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三种，这三种方法又被称为历史哲学思维方法，是哲学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它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内在辩证关系和本质特点，以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实质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和运用。而《考纲》也明确规定：“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大纲》亦然，这也是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之一。 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能等同于历史理论，它只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
历史分析法主要从全面、发展、变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历史问题所处的历史条件去研究历史，即培养学生辩证的思维能力和历史感。如评价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只有将其放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去分析，才会发现战争的性质在过程中不断变化，由开始的正义性――打败欧洲君主的武装干涉到后来的非正义――侵略、 奴役他国，这样才能较全面地看待拿破仑发动的战争。阶级分析法就是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去观察、分析阶级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形态、上层建筑、 意识领域等种种历史现象，它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二、研究历史理论的现实意义
历史分为本体和认识两个方面，历史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它一经产生，就无可更改，是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而历史的认识则是丰富多彩的，是主观的，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历史怎样，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记忆和思考，同样的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乃至不同的人对其会有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与历史的两个方面相对应，历史理论也分为两大块，即关于历史本体的理论和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而目前困扰历史教学的又主要是历史认识的理论。
所以，历史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历史认识论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方法论。具体地讲，包括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发展的动力、形式及规律的探讨，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作用、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民族的形成等一系列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另外还有历史研究所采用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从传统考据法、考古法，到现在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分析法等等。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构成了历史理论的主干。
三、认识历史理论研究和中学课程的设置
历史认识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与其他认识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它把人类过去的活动作为认识对象，却又处处着眼于当前实际和未来的发展，从而拥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功能。根据历史层次的分析，将历史认识论分为微观历史认识论、中观历史认识论、宏观历史认识论。
微观历史认识论是考察历史的个别史实、个别现象，为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事实依据的认识活动，是历史认识中最基本的层次；它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认识方法相对单一，认识面也相对窄小，但它是整个历史认识论的基础。只有掌握了真实的历史情况，才能作出可信的价值判断，准确地揭示历史运行规律。中学历史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的历史知识，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体现。高考问答题考试设计的第一问实际上就是考查的微观历史认识，强调的是“是什么”。
中观历史认识论是考察历史运动的局部过程与联系的认识过程，它是介于微观史学和宏观史学之间的历史认识层次。它反映了历史运行中较为复杂的过程、因果关系与价值判断等联系。如果说微观是解剖麻雀的话， 那么中观就是对麻雀之间，与其他鸟类之间关系进行考察，相对于微观而言，它是整体；相对于宏观而言，它又是局部。对中学而言，中观历史认识论就是要求具有掌握归纳、比较、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探究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及过程中的因果联系。
关键词：历史学；实证主义；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 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 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回顾近代欧洲历史科学的诞生与整合的自然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近二百年来古老的史学乘着近代科学的便车实现了科学化的自我蜕变。经历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以及史学的不断发展，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日臻完善，最终成为一门体系完备的现代科学门类之一。回顾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19世纪以前历史科学的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史书充斥着传闻轶事，真实性差强人意；近代以来，成为科学的历史学注重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性，从人类生活的表层到人类精神的内部全面再现人类生活，展现人性的真、善、美。今天，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诞生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科学如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依然显得年轻、幼稚，历史科学的探索之路依然遥远而漫长。为了更好地发展历史科学，我们必须坚持理论的指导，坚持实证的科学探究方法，使历史学走在科学的道路上。为此，我们必须坚守学术道德，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浅薄表演，摆脱种种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娱乐主义的诱惑，冲破无处不在的金钱主义的包围，让历史科学创造出更多丰富的精神产品，让真实的历史起到感动人、教育人、启迪人的作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关键词：历史教学；研究性学习
一、偏离教材和课堂主渠道
既是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那就必须依托历史学科课程载体，立足于历史教材和课堂，从学科特点出发，去有效地指导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和技能，去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的意识和能力。目前，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把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和历史课堂教学分离开来。课堂教学灌输知识，“培养能力”，课外时间完成若干问题，“实施研究性学习”；或把正常的课堂教学作为主业，把研究性学习进行课外补充。历史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在课堂，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的主渠道自然也在课堂，二者不是并行或补充关系，而应是有机地融为一体。实践证明，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若能立足课堂主渠道，从课文出发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一则有利于学生对课文历史知识的理解，二是有利于从研究中培养了思维能力。当然，实施研究性学习的历史教学，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教学，又有别于研究性学习综合课程的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应特别注意既要指导学生掌握好历史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又要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做到既打好学科基础，又培养创新精神。
二、注重优等生，舍弃后进生
目前不少教师认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要求很高的学习形式，只有具备扎实的历史基础知识、宽广的知识面、很高的阅读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学生才能适应，而中等生和后进生能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就可以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导致的结果有二：一是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其范围、对象仅限于少数优秀学生；二是目标直接定位在出“研究成果”上，以发表文章和获奖情况作为评价研究性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其实，无论是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还是研究性学习的本质特性，都决定了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决不是也不应该是优等生的专利，历史学科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同样有权利，或许更有必要开展研究性学习。素质教育要求面向全体，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研究性学习同样要求面向全体，尊重个性，发展个性。尽管学生层次不同，水平各异，但不能因此就使研究性学习成为优等生的专利，而把多数学生拒之门外。如果仅限于少数历史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那么，研究性学习实质上就走向了“精英化”，而大部分学生就只能成为“陪读”，这与研究性学习的教学理念就不相吻合了，与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是背道而驰。
三、选题难度高，操作中随意性突出
不少学校和教师热衷于让学生从历史学科学术领域和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中选择课题，学术化、高难度倾向十分明显。如有的教师选择《国有企业的利与弊》、《禁毒在中国》、《西部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功过》等研究性学习课题，就是十分典型。这样的课题又大又难，无论从资料，要求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等来看，均不是高中生所能完成的。然而，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性学习时，操作中的随意性突出，缺乏周密的计划和明确的目标，随心所欲。课题的选择，不是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发现和选择，而是教师包办代替，列出一个或几个课题要求学生实施研究，这样就没有顾及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水同层次。如此下去，研究性学习不仅不能发展学生的个性，反而将窒息学生的个性。
四、片面追求结果，使研究走向异端
历史教学中研究性学习的结果评价的标准，在我们历史教师眼中无非有两种：一是以教师、学生发章的数量和获奖情况来衡量研究的结果。其实历史教学中研究性学习，不论是作为一种教学理念，还是作为一种具体方式，都不能着眼于直接的“研究成果”，而是重在通过全新学习方式的运用，使学生在探究中激发学习兴趣，培养问题意识，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片面追求“研究成果”势必使历史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走向异端。二是重视知识获得功能，忽视研究性学习推动学习方式变革的功能，出现灌输式教学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现象。这种脱离实际的探究活动，仅仅将学习方法和研究技能抽取出来进行“指导”的做法，实际上仍是知识的传授，只不过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面对当前历史研究性学习的种种误区，我们如何深入开展研究性学习呢？
（一）立足课堂，精心提炼课题开展研究性学习
选择课题是历史研究性学习的首要环节，也是研究性学习起步阶段的难点之一，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既有研究价值，又具备研究条件，切合学生实际水平的课题。实际上，历史教材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就目前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而言，特别是起步阶段，从课文和课堂教学中选择和提炼课题，一则贴近学生实际，有利于学生实施研究；二则把研究性学习融入课堂，与历史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因此，我认为我们在提炼课题时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把课后练习转化为课题；二是对课文中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三是由研究的课题引出新的课题。例如：从《》一文中，我们可以从原因、过程和失败原因推出以下几个课题：1、评“中体西用”；2、如何理解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导？3、如何理解“只布新而不除旧”？这样选择课题，切合学生实际水平，又与历史教材和课堂教学融为一体，何乐而不为？
（二）面向全体学生，加强指导提高学生研究水平
研究性学习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化差异，强调全体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但并不是说不要老师的指导，相反对老师的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确立研究课题，还要提高学生有效地搜集相关信息、分类处理信息、提炼观点和学生磋商成果反映形式。老师的指导应该贯穿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全过程，老师应积极参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把握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方向，及时发现并指导他们解决学习中遇到难题。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老师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帮助学生提高理论水平、梳理研究思路、指引研究方向、推荐研究方法、避免误区。老师的指导应点到为止，切忌越俎代庖，要留给学生充分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老师指导学生发扬“团结精神”，培养学生的意识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三）重视体验，发展学生个性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着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着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着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着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朱志荣：陈寅恪将王国维的考古与文献相互参证归纳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您认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应当如何利用考古发现？
巫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文献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遗留下的书籍，考古学则研究出土的文物。王国维当时研究注重的主要是文字材料，也就是文献文字。他所谓的“考古”因此基本上指的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还有青铜铭文等材料。他想通过二重证据的考证，得出一个历史研究的更为可信的结论。这些结论一般都是和历史事实相关的，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历史人物行为等。
用两种方法互证，这在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今天也很重要。但是一百年之后再来看二重证据法，我们会发现它给人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启示：一个结论不是一个证据就可以论证的，而需要多重视角的检验。虽然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现在我们看问题就不只二重了，这种新的思考和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说二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现在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更多了，学者们对美术史、文化史等历史书本以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作为证据的考古材料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所说的考古证据主要还是甲骨文、铭文一类，现在由考古提供的“证据”种类就多多了，比如城市空间、实物、中西文化交流、人的审美习惯等。虽然历史考据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历史研究中还有很多别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仅靠文字材料是不能够完全说清楚的。比如说如果要研究古人的审美习惯，除了文字材料，我们还要使用器物、图像、墓葬等材料，所有这些都有证据意义。
所以，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朱志荣：古代美术史的研究要运用和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您认为在研究出土文物的时候，应当如何使用历史材料和文学材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巫鸿：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美术史研究主要涉及的是视觉问题、看的问题、美感的问题，也涉及到物质性的问题，比如艺术品的材料构成、空间等。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墓葬是一个重要部分。墓葬里面有很多器物、图像——对这些个体进行研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墓葬内的空间安排和一些消失了的东西，比如当时摆的食物、香料、灯火等。这些东西在考古中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可以根据其留下的痕迹、空间安排，重构当时的视觉或者物质的环境。
考古学者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规范，比如如何发掘、如何记录等。如果有些材料不属于这种研究重心的话，他们就不一定记录了。特别是如果对象牵扯到墓葬设计者的主体感觉、审美感觉、世界观等内容的时候，就比较难于进入考古报告。还有，如果对有些东西无法进行直接的考古分类的时候，比如“空间”——考古报告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信息对美术史研究却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考古发掘和记录的时候，由美术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行学术互动。
朱志荣：在美术史研究中如何利用“重构”的方法分析材料？
巫鸿：对历史状况的“重构”现在变成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或目的。这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西方。现在的历史研究，已经从研究一个重要人物和宏大历史事件转移到更为具体的、空间的和物质性的向度。甚至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和他的整个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而不像原来那样做著名人物的传记性研究。
这种史学转向在近些年中对美术史的影响非常大。我在《武梁祠》一书里面对以前的汉画研究做了一个梳理，想看看不同时代的学者是怎么看问题的。经过这种研究我发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每张画发生兴趣，所关心的是这张画的出处何在，那张画画的是什么。但后来就有人开始对整个的祠堂中的画像程序和结构有兴趣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希望就是
艺术与设计各自开展其历史研究的开始之处，正是其一分一合之时，这一有趣的事实上的历史关联，兆示出它们在历史研究上的密切关联。的确，从西方设计史的研究现状来看，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与结果对设计史有着直接的帮助，其影响痕迹十分明显。设计史的研究成果，一部分已然包括在艺术史之中，而设计史的研究方法，则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承艺术史而来，一类以设计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前者加以补充甚或突破。前者包括瓦萨里开创的传记模式、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开创的形式分析方法、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等人的图像学方法；后者则包括桑佩尔从建筑史研究而来的“艺术材料主义”、李格尔(AloisRiegl，1858-1905)的图案分析、福蒂(Adrian Forty，1948-)的社会史研究、康威(Hazel Conway)等人的集体写作模式以及由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所启迪出的类型学与时尚批评写作相结合的方法。
一、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因袭
维克多・马格林(VictorMargolin)在其《设计史在美国(1977-2000)》中写道：“艺术史对设计史学家有很大的帮助……当艺术史学家开始考虑设计时，他们往往按照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制定的那些得到现代艺术博物馆所推崇的现代主义规则。”马格林的这番话实际上包含着几个意思：其一，艺术史的确对设计史有很大的影响；其二，这种影响直接表现在艺术史家对设计的关注，艺术史家对设计的关注自然会提供出一个“艺术史式”的设计史研究模式。其三，这种模式其实已经体现在开设计史研究先河的佩夫斯纳身上。
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的确深受艺术史研究的影响。
首先，这种影响表现在对设计师个人的生平与成就的重视上。他在((现代运动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佩斯》中把莫里斯指认为“现代运动(ModernMovement)之父”，并认为“我们应该把下列成就归功于他，即一个普通人的住屋再度成为建筑师设计思想的有价值的对象，一把椅子或一个花瓶再度成为艺术家驰骋想象力的用武之地。”这种口吻，在瓦萨里的《意大利著名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生平》(Le Vite de' piu ecceilentiarchitetti, pittori, et scultoriitaliani, da Cimabue insino a'nostri Tempi)中不难找到，显然，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仍然是将瓦萨里所开创的艺术史传记模式的一个延伸。佩夫斯纳本人1924年从莱比锡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这一出身显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佩夫斯纳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建筑与装饰艺术，但他想以“设计”(1949年再版时将书名改为Pioneers of ModernDesign From William Morris toWalter Gropius)概念替换19世纪末还在使用的“大艺术”和“小艺术”概念，所以将研究内容扩展到“1890年的绘画艺术”(书中第三章)，与瓦萨里相比，研究内容上的重叠(建筑、绘画)，也使得研究方法上的因袭极为自然。换言之，佩夫斯纳把瓦萨里的艺术家换成了设计师，瓦萨里是记载乔托、马萨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这些艺术精英们的生平、艺术成就，而他是对莫里斯、范・德・维尔德、麦金托什、赖特、卢斯、贝伦斯、格罗佩斯等现代设计先驱们的“为世公认的业绩进行详细的论述”。
其次，这种影响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传统艺术史的研究，由于极为注重重要艺术家的个人成就，也就自然会选取其重要的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在近代艺术体系以美术馆、博物馆为依托的情形下，美术馆、博物馆内的作品自然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正如马格林所指出的，佩夫斯纳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是如此。他所选取的设计作品，都是设计先驱们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也都是博物馆要加以收藏的经典作品。
如果说佩夫斯纳的设计史研究方法是直接因袭古老的艺术史研究传记模式，即所谓的“精英方法”的影响，那么，吉迪恩(SigfriedGiedion，1888-1968)则受到了一种较新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形式分析法的影响。
吉迪恩以其《机械化指挥：对无名史的贡献》(MechanizationTakes Command: A Contributionto Anonymous History,
1948)声名远著。其研究方法与佩夫斯纳正好相反，佩夫斯纳重视有名望的设计先驱及其作品，而吉迪恩却重视无名 者，而强调“无名的技术史”与“个体的创造史”同等重要。他在书中所研究的个案，如芝加哥屠宰场的传送带、弹簧锁、柯尔特左轮手枪等等，显然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设计师与作品的选择上，吉迪恩都开辟了一个与佩夫斯纳不同的研究模式。其实，吉迪恩的“无名的技术史”研究，直接师承于其授业恩师沃尔夫林所倡导的风格分析与“无名的艺术史”。沃尔夫林在其名著((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Princilales of ArtHistory)中，提出了诸如线描与图绘、平面与纵深、封闭性与开放性、多样性与同一性、清晰性与模糊性等五对概念，倡导对艺术作品进行形式分析，强调艺术形式的独立品质。这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正与传统传记模式相区别。所以，实际上，吉迪恩与佩夫斯纳设计史研究方法的区别，是艺术史研究方法转变的一个延伸。
不过，虽然吉迪恩设计史研究的方法来自于老师沃尔夫林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但设计作品与艺术作品的差别，使吉迪恩不能够完全依照老师的形式分析法对独立的作品进行分析，而采用了类型学的方法。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史家可以分析单独一件作品，但设计作品往往是成批生产的一系列产品，因此，设计史家必须要对设计作品进行分类。吉迪恩因此走向了类型学，除了上文所列的屠宰场、弹簧锁、左轮手枪以外，还研究拖拉机、家具、浴室等等。正如夏洛特(Charlotte)与蒂姆・本顿(Tim Benton)所认为的，“建筑类型与风格之间往往会相互关联。”吉迪恩的类型学研究是从风格分析之中过渡而来。吉迪恩清楚地认识到：“一种时刻关注相互关系的、适应我们时代的问题处理方式，这就是类型学方法。风格史的主题是水平方向的，类型史则是垂直方向的(水平线等同于历时，垂直线等同于同步?)。如果要将事情放置在历史空间中审视，两者都是必须的。”显然，吉迪恩在直承沃尔夫林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修补。其后，佩夫斯纳在其《建筑类型的历史》History of BuildingTypes，1976)中也引入了类型学研究，研究了包括政府办公室、国家纪念碑、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医院、酒店、车站、商店和工厂等在内的20种类型的建筑。
在对类型学方法的运用上，吉迪恩与佩夫斯纳相同，但因为各自对不同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因袭，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仍然有着明显的分别。吉迪恩遵循沃尔夫林的方法，即使留心设计者，但并不关心其生平，而佩夫斯纳仍然重视著名的设计师及其著名的作品，但同是类型学研究，在对设计作品的分析上，他们都重点分析设计作品的社会功能。类型学的功能分析，其实又跟艺术史研究的图像学方法有着一定的关联。
潘诺夫斯基等人在艺术史研究领域所倡导的图像学研究，重视的是艺术作品的内容分析，如神话、历史、文学等。对于设计作品而言，一方面既可以视为图像，直接用图像学的方法来探寻其特定的含义，或者追寻其艺术史，设计史的传统，如某一装饰纹样的象征意义等；另一方面，设计作品的内容，就是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类型学对功能的分析，其实就是图像学的一个变体。
二、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补充与突破
吉迪恩以类型学方法代替老师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方法，表明设计史与艺术史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在方法上不可能完全一致。设计史自身的特点需要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做出一定的调整，甚或突破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
作为设计史研究的先驱，桑佩尔以“艺术材料主义”(artisticmaterialism)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强调建筑、工艺美术的风格与环境、技术、材料、功能等因素之间的紧密关联。桑佩尔学习建筑多年，他对建筑受环境、技术、材料与功能的影响这一事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加之在思想上受达尔文的影响，自然十分强调外在的物质因素对设计发展的影响。他对建筑史的研究，是以实际行动在反对温克尔曼将建筑排除在艺术史之外的观念，并且在事实上将建筑史从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独立出来。他重视诸如陶制品、纺织品、金属制品、挂毯等工艺美术产品，将其与建筑相并列，从而提高了“小艺术”的地位，使其进入历史的视野。所以，桑佩尔对设计史研究的开拓，可以说是其建筑史研究的一个延伸，正因为沿用的是建筑史的研究方法，所以对功能、技术、材料、环境等外在因素极为重视，因此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相区别。
桑佩尔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其机械的一面，但却能够提醒研究者注意设计与技术、材料的关联，从而去挖掘设计史与科技史的关联。保罗・克拉克(PaulClark)与朱利安-弗里曼(Julian Freeman)所写的《设计：速成读本》(Design：A Crash Course)一书，就是将设计与科技相结合的一个极好的研究成果。而亨利・佩卓斯基(Henry Petroski)的《器具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Useful Things)则很难辨认是设计史还是科技史。
另一位设计史的先驱李格尔对设计史研究的开拓，表现于对装饰图案的重视。李格尔在奥地利艺术与工业博物馆工作，多年的博物馆工作使他对各种装饰图案十分熟悉。在《风格问题：装饰艺术的历史》(Stifragen，GrundlegungenZu einer Geschichte derOrnamentik，1893)一书中，李格尔对埃及莲花纹样、棕榈叶纹样、希腊良苕纹样以及阿拉伯纹样做了细致的研究。由于19世纪设计的中心是装饰，所以，李格尔的图案研究开辟了设计史研究的一种独特模式。李格尔反对以往艺术史所认为的艺术发展的循环理论，认为所有阶段的艺术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由此，他进而认为装饰艺术的历史从未间断，而是围绕几个母题在不断地变化与持续。真正的推动因素是来自于艺术内部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而不是桑佩尔所说的环境、技术、材料等外在因素，装饰艺术的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跟外在因素关系不大。李格尔对桑佩尔的批评使设计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走向丰富，并提醒研究者关注设计史自身的内部规律。由于李格尔并无大艺术与小艺术相分的概念，所以，其研究方法应该说是艺术史与设计史共同的研究方法。
李格尔在其另一部设计史著作(《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Lafe Roman Art Industry)中所强调的以“知觉方式”观察艺术史(设计史)的“观者”理论，与后世兴起的接受美学走到了一起，共同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对接受者的关注。艺术史的研究，一直缺乏对类似“每一件艺术作品的收藏史”的研究，或者说缺乏对接受者的足够重视。而由于每一件设计作品都不得不直接面对接 受者，只有获得接受者的认可才算成功，换言之，接受者的需求与接受对设计而言至关重要，所以，设计史的研究无法回避接受者这个维度，因而也无法回避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且，相比而言，设计史明显比艺术史更为倚重对社会文化的研究。
福蒂的《欲望的对象：1750以来的设计与社会》(Objects of Desire：Design and Society since 1750)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典范之作。福蒂明确指出：“设计史就是社会史。”他批评英国的研究者将设计仅仅与眼睛相关联，而隔断与社会意识和钱袋的关联，把设计局限于艺术活动，使之显得无足轻重，也使之沦落为文化的附属品，从而严重低估了设计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业财富的创造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设计与艺术的差别，关键在于艺术品通常成于一人之手，因此，艺术家往往拥有极大的自，以至于可以自由表达创造与想象，但设计物与此不同，在资本社会里，不管设计在其中起何种作用，产品得以生产的首要目的都在于产生利润，而系列产品往往由一群设计师共同完成。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亨利・佩卓斯基对无名的改进者的尊重，福蒂既批评将设计的变化归因于艺术家或设计师个人的个性与生涯，也反对将人工制品视为动物和植物，从而把设计的变化归因于某种向完美形式进化的观念。福蒂一再强调设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设计的历史变化不是决定于其内在的基因结构，而在于其制作者、工业家以及他们与接受设计产品的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福蒂的社会史研究方法，既不同于吉迪恩与佩夫斯纳、也不同于桑佩尔与李格尔，更与艺术史所采用的社会史研究有着近似根本性的区别。
艺术史其实也重视与社会的关系研究，诸如瓦尔堡(AbyWarburg，1866-1929)、贡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及哈斯克尔(FrancisHaskell，1928-2000)等人所开展的艺术赞助的研究，就将艺术品的收藏与接受问题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诸如豪泽尔(Arnold Hauser)、威特金(Robert Witkin)等人用的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将艺术纳入到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但艺术与社会的关联，或者止于与赞助人――非平民阶层，或者止于福蒂所批评的“社会情境”(socialcontext)或“社会背景”(socialbackground)，而设计与社会的关联，则显然与此不同。如果说艺术与社会精英脱不开联系，而设计则在本质上是平民化的。作为“现代设计之父”的莫里斯曾说：“如果不是人人都能欣赏的艺术，那艺术跟我们有何相干?”在现代设计的开端之时，就已经期许设计的平民化而去其精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蒂的社会史研究才不同于艺术史的社会史研究，他认为所谓的“社会情境”或“社会背景”是一种极为“草率的”(cursory)参照，应用到设计史研究领域，则是特别“糟糕的“(deplorable)。
但如何开展社会史研究呢?福蒂极有信心地认为可以借鉴结构主义的理论。他推崇罗兰・巴特的(《神话))(Mythologies，1957)，认为设计具有实现神话并将其变为持久的、坚实的、可触摸的形式的能力，比如通过广告、新闻、电视等手段将神话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以现代化的设备，使办公工作变得有趣、舒适、兴奋。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使设计史真正与社会史融为一体。不过，可以想见，这样的研究方法，难度极大，福蒂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设计广泛的影响与复杂的性质不能做简单的历史处理。同时，他还发现，设计产品的数量无限，要展开历史的研究，除了要极为慎重以外，还不得不追踪产品类型，像吉迪恩、佩夫斯纳一样，直接面对设计类型。他最终也走入了类型学研究。
当然，福蒂是带着社会史的眼光来进行类型学研究。当他在研究中指出设计产品数量无限，并强调设计产品往往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之时，他的类型学研究其实预示着另外一种设计史集体写作的研究方法。的确，设计的类型太过广泛，一人之力有限，集体研究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康威的《设计史：学生手册》(Design History：AStudyent’s Handbook)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
亨利・佩卓斯基的(《器具的进化》显然受到了福蒂的影响。当然，他所采用的研究方式，也明显受到了吉迪恩“无名的技术史”的影响。他所选择的一些器具类型，如回形针、拉链等，都是在接受与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的，有的发明者与改进者留下了姓名，但更多的产品“是由不知名的人士完成的”，“是成千上万个无名专业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绝不是一个设计者或工程师独立完成的”。这正是设计与艺术最大的差别。福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追问器具为何得以持续进化的过程中，福蒂的影响再次表现出来。佩卓斯基从功用的角度看产品的流传，将器具的进化放在设计者、工业家、使用者等与之相关的社会群体之中时，经济、政治、流行、环保、需求与欲望等各种因素都成为推手，正是福蒂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典型的延伸。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器具的进化》可以视为产品的接受史研究。走在他前面的是赫布里奇(D.Hebdige)的((作为形象的物品：意大利的踏板摩托车》(Object asimage：the Italian scooteF cycle，1981)。赫布里奇的论文关注意大利设计的踏板摩托车在英国的接受情况，有趣的是，其中还涉及广告、电影和旅游业中关于踏板车的描述，因此把设计与时尚联系在一起。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