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9 08: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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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司法独立性受案范围行政权滥用税收司法保障
司法，即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其宗旨在于排除法律运行障碍，消除法律运行被阻碍或被切断的现象，从而保证法律的正常运行，保持社会良好的法律秩序状态。在我国，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构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指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广义的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及管理司法行政的国家机关，即法院、检察院与司法行政机关。本文中司法采用狭义的概念，即司法权是指国家审判权，司法机关指国家审判机关。同样与之相对应的税收司法，即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
众所周知，我国现已加入的WTO世经贸组织，从原则上要求其成员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对于我国现行税收法制建设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税务机关执法和纳税人守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入世，我国应积极健全税法体系，转变执法观念，深化征管改革，规范税务部门执法行为，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保障国家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探讨我国目前税收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了解税制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的改革税收法治建设，就产生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观我国税收司法的现实状况，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司法独立性问题
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地位，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却在某些方面相当程度的受制于地方政府。表现在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上相当程度依赖当地政府、人员工资上受制于地方财政、人事制度上隶属于地方组织部门及各级人大等等，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大量的涉税案件审理受到当地行政机关的干涉，例如在涉及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上，各级行政机关往往认为：国有企业生存能力差，各方面应该给予特别的保护，加之如果对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进行判罚，最终实际落实责任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各级财政，追缴的税款又上缴了中央财政，对地方可说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基于此，各级行政机关在税收司法活动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着税收司法案件的审理活动，同时对于税收案件的执行干预行为更多，许多国企涉税案件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执行难问题。
二、税收司法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现实中，我国税收司法受案范围的有限性及对于犯罪行为构成起点太低的弊病，客观上造成弱化了司法权，强化了税收行政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收司法受案范围的有限性上。在税收体系中，司法救济的制定是为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而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税收司法权的行使范围仅能对税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对其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且对于具体税收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合宪性也不能进行审查，从而加剧了税收行政权的无限扩大。而实践中，在立法时对于税收关系中所设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起点又太低，从而使大量本应由司法管辖的案件全划归为税收行政管辖，客观上又扩大了行政权的范围，强化了税收行政权的效力。
三、税收行政权滥用及强化问题
税收行政权的滥用及强化是一个现实中存在较为普遍的现象，从纳税人及税收机关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具体如以下方面：
1、纳税人利益受到侵犯时，最终较少选择司法程序进行解决。从大量实践案例中可以看出，纳税人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有对行政复议的决定提讼的，而较多选择了放弃此项诉讼权利，除了部分因纳税人的法律意识不强外，绝大部分纳税人是从与税务机关以后长远的征纳税关系这一点来考虑，惧怕赢了官司，税务机关却会变相的进行打击报复：进行无休止、无故的税务检查；在验证、发案等的管理活动中设置障碍，滥用处罚权等。因而均不愿运用司法程序解决税收争议。
2、税收机关行政权的滥用。税务机关依法行使税收征管行政权，对于大量应由司法机关解决的问题，如偷税、漏税、骗税等刑事案件，常常以补税加罚款的形式结案，这样做某种意义上就使其年度纳税任务有了保障。另外也有出于对司法审判机关结果的预期不足，或是出于不愿意让司法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的想法，对于许多的案件甚至与纳税人讨价还价，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以罚代刑，其结果不仅又纵容了纳税人的再次犯罪行为，而且给国家的司法造成直接的冲击，其实质必然是导致司法权的强化，行政权的滥用。
四、税收司法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
税收司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因此在人民法院内部单独设立税务法庭，而不必诸如海事法院、铁路法院一样另设税收法院应更较为妥善。原因有三点：首先，海事法院、铁路法院只是局部而非全国性的，而税收是全国性的，它涉及面广，渗透在最广大基层的各行各业，涉及到每一个公民；其次，如设立税务法院，还存在税务法院与现存各级法院的关系、税务法院与税务机关的关系问题，税务法院是设在各级税务机关之内，隶属于其呢、还是与其平行？再者，单独设立了税务法院，势必还要设立税务检察院，这样一来，全国将要新增许多机构，各级财政能否保证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尤其在当前很多地区连工资发放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制度设计的可行性就值得重新考虑了。因此，在人民法院内部单独设立税务法庭不失为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五、税收司法人员现实素质存在的问题
由于经济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尤其在我国已加入WTO的背景下，部分纳税人漏税、偷税、抗税、骗税及避税的手段不仅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并且有着向高智能、隐藏性更强等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无疑加大了税收司法人员侦查与破案的难度。同时因为税收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对具体经办案件的司法人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里具有既懂法律、经济又懂税务、税收并精通税务会计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司法人员少之又少。因此，税收司法人员的现实素质跟不上今后国际国内税收司法工作的高要求，无疑是我国税收司法实践面临的又一个障碍，要突破此困境，势必要加强税收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法律、税收、税务会计等方面知识的强化培训，达到税收司法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六、税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体法、程序法的障碍
1、《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了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但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1）税收优先权流于形式，难于付诸实践。虽然《税收征管法》第45条做出了税收一般的优先性规定，但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缴纳所欠税款前优先清偿无担保债权或发生在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而致使所欠税款不能足额受偿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2）在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情形下，税收有无优先权？行使优先权该遵循怎样的程序尚未做出明确规定。（3）税务机关能否对担保物权设定在后的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占有和控制的欠缴税款即纳税人的财产，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来行使税收优先权？
2.《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了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有疑问的是，如果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先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而致税务机关无法行使代位权或虽行使代位权但不足以清偿纳税人所欠税款，法律应如何处理？《合同法解释》第20条适用的前提是行使代位权的多个债权人居于平等的债权受偿地位。由于拥有已经公告（公示）的税款的优先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非居于平等地位。因此，法律应创设规范：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代位权前，须先行通知税务机关并于一定期限后行使代位权。
一、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问题
（一）裁量主体的意识模糊。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言，自由裁量权虽然一直在实际工作中行使，但什么是自由裁量权，该怎样正确行使，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模糊的。
（二）裁量的权限过大。主要体现在广度和幅度两方面。从广度方面来说，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贯穿于整个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作为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基本法律的《税收征管法》，共分为六章九十四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另有四章，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这四章共八十八条，其中涉及到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有五十八条，占到了总数的66%。上至国家税务总局，下至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每一管理层级，每一征收管理环节，每一涉税事项几乎都有自由裁量权存在。从幅度方面来说，可供裁量的空间也太大，如某企业偷税100万，则税务机关可处以50万－500万的罚款。
（三）裁量过程不够透明。如在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往往只能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而具体行政行为的裁量过程则无从知晓，只有当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申请听证或向法院申请诉讼时才能有所了解。
（四）裁量权的滥用仍然存在。目前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的情况仍然存在。如在涉税事项核查方面拖延时间，消极履职；行政处罚方面因人、因时和因地的不同而各自不一，显失公平；在核定应纳税额时轻重不同，不够合理；在税务事实性质认定方面任意作为，行为不当；在税务检查过程中胡乱执法，等等。
（五）裁量权的监督相当薄弱。对于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无论是从税务系统内部来看，还是从司法监督、人大监督、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来看，目前都比较薄弱，这从税务机关目前实行的税收执法责任追究情况，以及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提出的投诉、向人大和政协提交的提案以及纳税人要求行政听证、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数量极少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
二、对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必要性
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履行税务征收管理职能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形式，对税收执法有很大的支撑作用，它是时展的产物，也是我国税务行政管理的需要。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明显的“双刃剑”作用，使用得好，可以较好地适应我国日新月异的税收形势，弥补现行税收法律的缺陷和不足，提高税务行政效率，适应我国经济地区差异较大的实际，更好地发挥税务机关的职能作用，保证国家税收政策法规的贯彻，保障公共利益和纳税人权益的良好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反之，如对其不加以控制，则容易损害各方的利益、权益，违背税收立法目的，违背税收公平原则，成为权力寻租和腐败的工具，影响税务部门甚至政府的形象，会大大削弱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阻碍依法治税进程，损害国家利益和纳税人权益，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对其控制的必要性、紧迫性日趋突出。从控制手段来说，既有在税收立法时的控制，也有税务机关内部的控制，还有包括司法审查、社会监督在内的外部控制。由于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封闭性，裁量范围的广泛性，裁量内容的复杂性，裁量形式的多样性以及税收征收管理的专业性等原因，客观上使得司法审查等外部监督控制较为困难，同时，税收立法的完善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由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裁量过程能否做到合法、合理，能否实现效率，能否体现服务，在现阶段最为有效的手段还是税务机关的内部控制。
三、对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内部控制的原则
（一）合法原则。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明示或默示授予的，立法机关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而授予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正确理解立法意图和精神实质。
（二）合理原则。借鉴德国有关裁量原则理论，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可概括为三个具体内容：一是妥当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是否能够实际达到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只要足以达到法定目的即为合理；三是比例性原则，即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权力时，如确有必要对人民利益构成侵害，则必须权衡行政目的所实现的利益与被侵害的人民利益，只有在确认前者利益绝对大于后者利益之时，才能为之。
（三）公开原则。公开是现代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在当代行政法中的普遍原则地位，是在行政法实行公众参与行政程序和否定行政秘密的基础上取得的。行政公开原则的功能，是为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和对行政的监督提供条件，并且使行政活动具有可预见性和确定性，防止行政随意和行政专横。行政公开原则包括四个内容的公开，即职权的公开、依据的公开、过程的公开和结果的公开。
（四）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就是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一般认为税收的效率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二是经济效率，就是征税应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
四、对我国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内部控制的有效措施
（一）提升税务工作人员素质。虽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是税务机关，但归根到底，还是由税务工作人员来具体执行。当前，造成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很大原因是税务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较低，因此，必须不断提高税务工作人员队伍素质。在思想上要加强对税务工作人员执法观、道德观的教育，帮助税务工作人员树立为国聚财、依法治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激发税务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抵御各种落后、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在业务上要探索建立税务工作人员全员业务培训的长效机制，促进其更好地掌握税务执法的专业知识，提高其正确分析、判断和合理处理具体涉税事项的能力。
（二）优化裁量标准。重点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对于大量且反复进行的裁量行为，建立更为细化的自由裁量基准值体系。所谓自由裁量的基准值，是指对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根据适当、合理原则并结合具体情况，理性分割为若干裁量档次，确保裁量的幅度、种类等与实际情况相当。当然，建立的基准值体系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允许进行必要的修整，对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言，这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对纳税人不按规定期限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和偷税等责任追究等等。二是对于少量或不经常进行的裁量行为，探索建立先例制度。即借鉴司法中判例理论，在税收法律规定的内容未作调整变动的前提下，税务机关已经处理的涉税事项、涉税案件，在今后遇到类似情况下，裁量的标准应基本一致，保持裁量的连续性，也避免出现纳税人税收待遇不平等的情况。
（三）加强程序控制。加强税务行政程序的控制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情报公开制度。可以通过建立税法公告制度、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责任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同时逐步推行政务公开，力求做到执法程序公开、执法依据公开、执法内容公开、权利义务公开，提高税收执法透明度。通过情报公开制度，让纳税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税务机关的职权范围，知道所关心的某一类问题税务机关的裁量标准，进而让纳税人监督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是否公正、合理、统一。
2、完善说明理由制度。从税务行政实践来看，说明理由制度已在税务行政的过程中初步建立，如税务机关在作出税务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税务违章处罚决定、税务复议决定时，都采用书面形式，告知纳税人税务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性质和法律依据，即合法性理由。但是，对其行为的正当理由方面，却很少涉及，如在作出税务违章处罚决定时，往往向纳税人说明的理由都很简单，尤其是不会就处罚时选择的具体标准向纳税人说明裁量的过程、与同类案件的比较等内容。因此，必须在完善合法性理由的基础上，重点完善合理性理由的说明制度。
3、建立以合理分权为基础的权力制约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合理分权，在各级税务机关之间、税务机关内部形成监督、被监督或相互监督的关系。在对待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实行分级管理制。即对税法规定的自由裁量权力，按照逐层减弱的原则，根据税务机关的层级，对其自由裁量的权力作出一定的限制性规定，尽可能减少越到基层裁量自由越大的情况；二是权力的行使应相对独立，权责界限明确，避免相互争夺或推诿；三是设立严格的权力运作程序，每一项行政行为的做出应遵循拟订、审核、复核、审批、执行等若干步骤，通过程序的严格设置，以规范自由选择权力的执行；四是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实现岗权责相统一；五是进一步完善集体集理和集体审议制度，尽量以集体的智慧减少个人的偏差。
4、加快落实税务执法责任制度。税务执法责任制度是指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特点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将主管执行与协助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职责具体分解落实到执法人员，对执法行为进行考核和对执法过错行为追究相应责任，保证税收法律得以贯彻实施的一项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从我国近年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的现状来看，由于税收信息化建设程度较低、上级不能有效地掌握下级的执法过程，部分干部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不够，工作职责及流程的可操作性差和考核监督的方法不够完善等原因，税务执法责任制度的落实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如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真正将税务执法责任制度落到实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申请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操作困难
第一，法律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限制条件。只有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才可申请审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规定”的审查申请，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应当是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而非不适当。第二，税收规章与“规定”（《行政复议法》称“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实质上的区分标准相对模糊。第三，纳税人获取规范性文件的渠道淤滞，不能有效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第四，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一并申请审查的权利，无疑对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行政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行政部门对此态度消极。
（二）对征税行为的复议附加了限制条件
现行《税收征管法》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限制条件。这不仅不符合行政复议的便民原则，而且有可能因此剥夺纳税人申请法律救济的权利。如果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确属违法，而当事人又因税务机关征税过多或遇到特殊困难或税务机关所限定的纳税期限不合理而无力缴纳（或提供相应担保），复议势必无法启动。当事人受到不法侵害后既不能申请复议，也无法直接向法院.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变相剥夺。
（三）对与税款相关的非纳税争议，实践中复议标准不一
《税收征管法》规定，对未按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在追缴税款及滞纳金的同时，必须依法给予一定的处罚。虽然各方对“与税款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不是纳税争议”已达成共识，但对这类处罚如何申请行政复议，是否必须先缴纳与之相关的税款，实践中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人不可以直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必须先缴纳相关税款，但可以不缴罚款。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直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笔者以为，两种观点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第一种观点将处罚争议等同于税款争议，未免有失偏颇。如果相对人对税款并无异议，只是对罚款是否适当有异议，此时还将先行纳税作为复议的条件，显然有失公正。而据第二种观点，征税决定和处罚决定常常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的，对处罚的审理必须基于对征税问题的复议。如果不经过先行纳税即可对罚款申请复议，并与税款征收问题一并审理，显然与“对征税行为的复议以先行缴纳有争议的税款为条件”相矛盾，而且还会助长纳税人借口对罚款有异议而逃避先行纳税动机。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税款争议的先行纳税问题，该问题不解决，上述现象便不可避免。
（四）“条条管辖”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立性”
现行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条条管辖”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满足行政复议对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需求，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不便民，经济成本过高；申请人参与复议审理活动的可能性较小，复议工作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会“打折”；上下级税务部门经常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沟通.下级部门某些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奉旨行事”的结果；易受部门利益左右。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税务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税务行政复议事项。该机构以其所从属的税务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其行为实际上是其所从属的税务机关的行为。在税务机关内部设立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有利于处理专业性较强的税务争议案件，有利于税务机关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纠偏，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税务行政诉讼，但也存在中立性不足，不能公正、无偏私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等问题。
（五）复议与诉讼两种衔接模式引发的问题
以税务争议可否直接提讼为标准，可以将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模式划分为两种，通常称为“必经复议”和“选择复议”。根据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两种衔接模式有关适用范围的规定，税务管理相对人在对“罚款”进行复议时，适用选择复议，对此，法条规定不够缜密。《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纳税决定有争议，必须先经过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方可向人民法院。而该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罚款决定不服，可以不经过复议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假如纳税人据此条规定同时启动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对追缴税款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对罚款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将会产生这样几种情形：一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维持下级税务机关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纳税的决定，人民法院也维持被诉税务机关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的罚款内容。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产生矛盾，皆大欢喜。二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重新调查核实后，决定撤销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的纳税决定或作其他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罚款部分所作的判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毫无意义。三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维持下级税务机关的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纳税决定的内容，而人民法院却判决撤销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罚款的内容。在第三种情况下，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法院受理后能否对相关的税款问题作出判决，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受案后，既可以审查税款征收行为，也可以对税款问题作出判决，否则，对罚款判决将失去事实依据，且难以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可以对税款征收行为进行审查，并据此判断罚款行为是否合法、适当，但不能在未经复议的情况下对税款问题作出判决，即法院对税款问题只审不判。由于认识不同，各地法院在处理此类税务行政案件中掌握的标准也不尽一致。
二、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设想
（一）增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可操作性
1.将税务行政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将税务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启动监督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利.实现对税务规章的常态化、机制化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同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相比，税务规章具有制定机关级别高、影响面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创设新的行政规范等特点。税务规章一旦违法，其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违法。（2）法院审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依据是法律法规，税务规章只能参照适用，如果税务规章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税务机关即使“照章行事”，也可能败诉。（3）现行体制下，对包括行政规章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因缺少有效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的发动者而“实际上收效甚微”。（4）在民主和法制的环境下，税务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其中最直接的依据往往是税务规章。就趋势而言，税务机关直接依据税务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几率会越来越小，到一定时期，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税务规章的合法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更不应把税务规章排除在审查申请范围之外。
2.允许税务管理相对人单独对抽象税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持开放和包容态度，不附加限制条件。我国的税务管理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同时一并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该规定除了可以降低抽象行政行为受到行政复议监督的几率以外，无任何意义。取消对抽象税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限制性规定，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的监督功能。
3.建立抽象税务行政行为公开制度。公开抽象的税务行政行为，为税务管理相对人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税收信息，是发展民主政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交流的必然要求。必须改变单纯靠行政机关层层转发红头文件政策的方式，建立规范的税法公开制度.利用各种媒体和信息网络技术，为相对人提供可靠的税务信息.便于其发现问题，行使复议权。
（二）废止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规定
现行法律规定纳税争议复议前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主要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拖欠税款，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表面看，此说似乎有道理，细究起来却立不住脚。因为，税务机关享有充分的强制执行权，且行政救济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如果税务管理相对人不缴税款，税务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强制执行权来实现税款征收目的。以限制诉权的方式保障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悖行政救济的初衷。
（三）增加选择性的异议审理程序
笔者所说的异议审理程序，类似于我国台湾租税法规定的在提愿之前的“复查程序”。税务管理相对人对纳税有异议，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提出。经过异议审理，税务机关自认无误，须将答辩书连同有关文件移送税务行政复议机关进行复议；如果税务机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有误，可撤销或变更该行为。相对人对变更结果仍然不服的，可以向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正式申请复议。增加该程序的积极意义，在于节约投诉的精力和财力，减轻相对人的诉累。异议审理应设置为选择性的非必经程序。
（四）改革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
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有三种选择：设在政府法制机构内或与政府法制机构合署办公，即“块块管辖”；设在税务机关内部，即“条条管辖”；设置一个独立于税务部门的专职税务复议机构。第一种选择的优势是：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地位比较超脱，执法水平比较高.便于申请人就近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但是，税务行政复议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复议人员精通一般法律，并具备较高的税收业务素质。这里的税收业务素质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充要条件，而“块块管辖”恰恰很难满足这一条件。第三种选择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能够保证复议案件的公正审理，是一种理想模式。但该模式在我国推行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我国目前的税务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极小，从成本的角度考量，远不需要设立专职的税务复议机构。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以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为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实行合议制；保证复议委员会委员中社会公正人士、专家、学者不少于二分之一；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组织规则和案件审理规则，确保复议优质、高效、公正。
（五）重构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的衔接制度
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机制，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生命基础在于它们的公正性。任何一项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都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这是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最基本要求。在现实的具体的法律程序中，公正与效率总是在同时发挥作用：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以哪一个优先，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与行政诉讼相比，税务行政复议具有程序简便、易于纠正错误、范围广泛和经济有效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复议前置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但是，不加区别地在一切税务行政案件中都实行复议前置，也不可取。笔者认为，对税务争议应该有选择地实行复议前置.除了对征税争议实行复议前置外，如果纳税人对与征税有关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异议，也要实行复议前置。这是因为：征税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常常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后者有时要依据前者认定的事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在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方式上，对前者实行必经复议，对后者实行选择复议，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大不便。
（六）设立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核心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内在体现。随着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实体法控制日渐势微，程序法日益兴盛。作为程序法的核心，听证对行政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听证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得到广泛应用。设立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不仅是与国际接轨，还有助于将我国《行政复议法》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的一些权利落到实处。如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税务行政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享有查阅权，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但仅有查阅权是不够的，对通过查阅发现的问题还需要给申请人和第三人以质证和辩解的机会。否则，关于查阅权的规定很难有实际效果，或者说只能将税务争议引向税务行政诉讼。而听证无疑是税务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质证和辩解的最好的机会和方式。日本的研究人员通过试验发现，当事人的“参与”程度与对案件判决的接受程度成正比。因而，在税务行政复议中采取听证的方式，更多地发扬民主，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增强复议的权威性，提高复议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和法院的负担，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行业法制化存在缺陷
我国税务脱胎于税务行政,发展初期一度隶属、挂靠于税务机关，这种过度依赖导致法制化进程中难以消除行政因素的影响。根据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职业资格必须经过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认可, 而我国税务行业的立法基本上是行政规章制度，如《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等属于行政规章，如果不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认可“注册税务师”资格,该资格从法律意义上讲是无效的。同时以上相关制度的操作都是以“试行办法”、“暂行规定”的形式出现,且相应的实施细则也不具体,操作性差，对业务范围的规定不够明确。这导致注册税务师在执业过程中无法“依法”执业，其业务来源受主管税务机关的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受到影响。
二、行政干预影响行业正常发展
税务机构是在税务机关监督下承办税务业务的独立法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按规定纳税。它介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 起着协调作用, 按理它和任何一方都不存在隶属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利用职权干预税务机构的日常业务, 甚至垄断税务业务的现象仍然存在，严重影响了税务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税务机构也凭借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争取客户,造成不正当竞争。这必然使机构为了稳定其业务和利益收入，把精力集中于巩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而不是想方设法地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导致了税务行业的不健康发展。
三、税务行政监督与行业自律监督制度不健全
我国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只设在省一级,对分散各地的税务机构缺乏完善的日常管理规定，而省级以下税务机关又未专门的授权来监督税务机构的工作，导致税务机关对税务的监管存在着“明脱暗不脱”和“不愿管”、“不想管”两种极端现象,使得对税务机构的监督、管理流于形式。同时尽管我国已建立税务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但行业自律管理却面临着机制不顺、管理乏力的局面。各地注册税务师协会在实际工作中并未真正起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自律成了一句空话。且代表税务机关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与作为自律性行业机构的注册税务师协会甚至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使得管理和监督形同虚设。
四、税务服务质量、服务层次有待提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税务机构近4千多家,从业人员8万余人,其中执业的仅2万多人。税务提供的中介服务范围相对较广，从业人员应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这直接关系到服务质量的优劣。但目前还有大量从业人员在专业技术操作方面尚达不到执业标准，这直接影响到纳税人对税务机构的信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新的需求不断增加,新的业务也应当随之产生。然而我国目前税务行业业务比较单一,尚停留在较浅层次的项目上,加上每年都有很多税务机关指定的业务,如所得税汇算清缴、税务执法检查等,所以目前税务行业的业务种类还很少。尽管也有一些业务项目如税务筹划、税务咨询等在逐步开发，但这些服务要求从业人员精通税收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知识，具备较强的语言沟通、文字表述等能力。我国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不能与此相适应,虽然许多事务所都打出了这样较高层次的服务项目,但客观地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需不断完善和补充。
五、税务外部发展环境有待优化
税务作为中介行业，具备中介服务组织的行业特点，应接受中介行业的规范管理。近年来我国中介组织发展迅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缺乏诚信度、规范度和集中度；受利益驱动，不按规章制度办理手续、经营不规范、违规乱收费、不正当手段取得中介业务、排斥同行、服务水平低劣等等。且高层次的技术、资本类中介组织比较少，低层次的和小作坊式的中介组织比较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规模小而分散、综合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我国中介组织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涉及面广，这客观上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加上政府部门对中介组织管理不规范，重审批轻管理，导致现有中介市场环境不够健康、有序，亟需抓紧制定和健全中介组织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中介组织管理有法、活动有规、运作有序、监督有据。同时税务行业必须实行相对自律,即实行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明确分工、相辅相成,才能促进税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税法,司法化,现代性
一、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困境
税收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1]?税收司法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有关税收案件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解决税收利益纷争,给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个人(集体)提供最公正?权威的保障和救济?现代性理论倡导“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2],它必然体现出对每一个平等的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的切实关怀?只有赋关怀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司法运作之中,纳税人才能对此获得真切的体认,并最终形成对税收司法公正的真诚信仰和对税收法治的尊崇?
然而,我国税法司法化面临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1.税法司法审判不足,限制了司法权在税法领域作用的发挥?因为我国的税收司法活动由公检法部门来完成,缺乏专业的税务司法法庭,办案效率低下;税务部门行政强制执行的时效性和公检法部门强制执行的准确性存在较大的反差:税务部门强制执行比较简便?灵活?迅速,时效性强;公检法部门由于缺乏专业性,其执法的准确性及时效性相对较差,很难保证税务部门申请的涉税事件得到迅速有效地处理?
2.税法司法审查的范围偏小?税法的侵权性使其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它要求税款的征收要征得纳税人的同意,由此需要强调税收立法的高层次性,但是我国税收立法的行政化以及限制司法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审查使司法对税收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很难得到发挥?
3.纳税人知情权的司法救济力度弱化?司法设置了以公力为后盾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税收司法作为纳税人权利的最后救济手段发挥着终局的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纳税人处于弱势地位,征纳双方地位不平等的事实和观念长期存在,使得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往往只停留在理论的理想化状态,这与法的现代性要求相去甚远,因为现代法是权利之法已经是现代各法治国家的共识?但我国在义务本位至上的氛围中,只有强化纳税人权利的司法救济力度,才能达到契约精神要求的纳税人权利义务对等?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税收司法机关在处理涉税争议时,改变传统税法中征税机关主观任性过大,纳税人权利无法保障的现实状况,主张强化纳税人权利,限制征税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相关争议只能以法律的相关规定和争议的事实情况为依据进行审判和裁决?因此实现税收司法化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税收司法也是税法运行的重要环节,其宗旨在于排除税收法律运行障碍,消除税收法律运行被阻碍或被切断的现象,从而保证税法的正常运行?因此税收司法化是税法现代性问题缓解的突破口,只有实现了税法的司法化,税法的现代转型才能最终完成?
二、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进路
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之所以非常严峻,就在于我们全盘接受了知识论的思想传统却从来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对知识论思想传统进行认真地反思?正因为现代性的缺憾和不良后果,才需要不断地推进和完善现代性,尤其是需要通过“反思性”的现代性来解决现代性的忧患和危机[3]?强调现代性概念是一个指称一种普适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民族?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社会化的和知识化的)力量,现代化所描述的科学技术?经济?法律?文化?生活方式等基本社会范畴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势必也是司法现代化置身其中的过程?法制现代化所表达的法律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法律发展运动本身就必然地要求一个司法现代化进程的出现?因此,在目前要缓解税法司法化的现实困境,具体可行的进路是:
1.设立税务法庭
“一个完全独立与高度受到尊重的司法权的存在,是英国各种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法院在历史上曾做过有力的贡献,”[4]说明了税务法院在税法司法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本土化和国情理论背景下,应当构建或完善我国的税务司法组织?
; 目前,我国法院受理的税务案件有两类,一类是税务行政案件由行政庭受理?鸦一类是涉税犯罪案件由刑庭受理?但是税收司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因此只要具备了一批专业税收司法人员,利用现有的法院机构,可以为税收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管辖原则,应该在各地统一增设税务法庭?有些学者主张设立税务法院,但是设立了税务法院,势必还要设立税务检察院,这样一来,全国将要新增许多机构,税务法院设计的可行性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因此,目前最可行的举措应当是在现有的各级法院中设置我国的税务法庭,专门审理涉税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借鉴国外,如美国与德国的成功经验,税务法庭法官的任职资格应具备法律?税收?审计?会计等相关素质;地域管辖方面,对于民事税务案件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方面,一般的税务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特别重大的税务案件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决定受理税务案件?同时确保税务法庭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它对税务纠纷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决,使税务法庭真正成为税法司法化的平台之一?
2.组建税务警察
税务警察机构是国外比较常见的一种税收司法保障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维持税务治安秩序,调查一般违法案件,侦查涉税刑事案件,预防和制止危害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案件发生?由于税务警察具有税收专业知识,将会大大降低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从而也解决了当涉税违法案件“升格”为涉税犯罪案件时取证上重复劳动的问题?因此为确保税务法庭的有效运作,在税务稽查的基础上应该组建税务警察?
从我国依法治税的长远目标考虑,建立税务警察制度势在必行,然而是否一定要设立专门的税务警察机构值得研究?学界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
(1)参照铁路警察的机构设置建立税务警察机构,实行公安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双重领导?(2)在公安部门内部设置税务警察部门(基层公安部门可考虑设置税警组),由具有税务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负责涉税案件?(3)如果国家准备设立“经济警”(负责经济方面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一个新警种),则可以考虑将税务警察的一些功能包括进去[5]?此外,笔者认为只需要设立一套税务警察制度,无须按国?地税系统分别设立,以免浪费人力?物力,使税务警察为税务法庭保驾护航?
3.法官素质的提升
案例1该案例发生在Y县国税局。彭某某系该县经营香烟的个体工商户，主管税务机关Y县国税局某分局对其实行定期定额管理，1993年10月至1994年6月彭某某按定额共交纳税款3，900元。经群众举报并查证后，1996年7月，Y县国税局据实征收彭某某1993年10月至1994年6月税款68，000元。彭某某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行政诉讼，但彭某某以信函方式多次向上级提出退税请求，其主要理由为：由于当初Y县国税局某分局在定税时是按销售10万元折算为6000元销售额定税的（彭某某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所以自己才扩大了经营规模,而经营规模扩大后,税务机关又不承认分局的定税承诺,导致自己经营损失惨重。如果一开始税务机关就据实征税，自己交不起税可以选择不做生意，从而避免损失发生。因此，造成的国家税收损失应由税务机关承担而不应由纳税人承担。在现有税收行政法制框架下，彭某某的退税请求由于无法律依据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其与Y县国税局的执法争议因此也从未停止过，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案例2该案例发生在P县国税局。P县国税机关拟对一纳税人的违法行为实施罚款行政处罚，纳税人在听证会上辨称，一年前税务机关曾对该违法行为指出过但未提出要罚款，一年后，税务机关才决定对原违法行为实施较大数额的罚款。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不能出尔反尔，应当讲求诚信，对先前的不处罚行为要负一定责任。如果先前税务机关给予处罚的话，纳税人不至于将较轻的违法行为“累积”为较严重的违法而受到较重的行政处罚。
通过分析上述案件，笔者发现，这两起执法争议案件税务机关后来的处理都是有法可依的，因而排除了《国家赔偿法》的适用。如果纳税人的申辩有充分证据支持，那么，税务机关的合法行为在客观上给相对人造成了财产损失，且该损失在现有税收行政法律架构下，得不到合法有效救济。由此，这两起执法争议案件引发出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即税务行政补偿问题。
一、税务行政补偿的概念和特征
（一）税务行政补偿的概念
基于税务行政补偿和行政补偿在概念上的属种关系，准确界定税务行政补偿的概念，就得以“行政补偿”的概念为切入点。对于什么是“行政补偿”？可谓仁者见仁。据笔者初步查证，行政补偿在有关学术文献中的解释有：其一，行政补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行为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特别损失予以救济”；其二，行政补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行政权力致使没有责任的特定人在物质上蒙受损失而予补偿的给付行为”；其三，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财产上的损失,从而对其财产弥补损失的一种法律责任”；其四，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非违法地实施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财产权益的损失,或者相对人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由国家(行政主体)或特定的受益人对该损失予以弥补的行为”；其五，行政补偿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法规、政策和习惯填补因其履行职责、执行公务的合法行为给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特定公民、组织为维护和增进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使其自身受到的损失的一种救济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术界对于行政补偿的表述大同小异，相同之处集中于以下三点:第一,行政补偿针对行政机关合法执行公务的行为；第二，合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了损失；第三，该损失应当予以救济。不同之处在于补偿的范围是限于财产损失还是扩大到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行政补偿不应当仅限于财产损失，应当扩大到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和劳动权等所有合法权益。由于税务工作性质所限，在合法前提下，税务行政补偿的范围只能限于财产损失。基于上述思路，税务行政补偿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的需要，在税务行政管理中作出的合法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权益造成了损失，由国家基于保障财产权和公平原则予以救济的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税务行政补偿的特征
1．税务行政补偿的主体是国家，补偿义务机关是税务行政主体。
2．能够引起行政补偿发生的，必须是税务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执行公务的行为。税务行政赔偿所针对的损害是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这是税务行政补偿与税务行政赔偿最主要的区别。
3．能够引起税务行政补偿发生的，必须是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的需要，使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财产权益遭受损失。这充分表明税务行政补偿作为公权益与私权益平衡机制的本质属性。
4．税务行政补偿的范围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所遭受的损失。
二、实施税务行政补偿的意义
（一）保护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法治是与人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治国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人权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而人权最基本的内容是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最重要的体现和保障则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税收征收法律关系中，税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不仅可能受到税务机关违法行为的侵犯，而且也可能受到税务机关合法行为的损害。如果税务机关只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而不对其合法行为导致行政相对人的损失予以补偿，那么对于人权的保障显然是不完善的,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二）是完善税收行政立法，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
人权保障是从相对人的私权益角度来讲的，如果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税务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还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机关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税收行政补偿制度的特点是面窄、量少，比较原则，缺乏操作性。此外，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定的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的“诚实守信”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建立健全税务行政补偿制度。
（三）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税务机关在税务行政管理过程中，为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有时可能会损害特定相对人的利益，例如，撤销已经生效的税务行政许可，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变更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等。对此，如果税务机关事后不给予相对人以适当的补偿，这等同于税务机关强加给相对人以不平等的负担，相对于其他市场主体而言，会置相对人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给其生产经营造成损失，从而妨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是促进对外开放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发展我国经济，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需。如果没有稳定的税务行政补偿制度，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没有合法补偿的条件下随时可能被税务机关所侵犯，在这样的税收执法环境下，谁还愿意到我国来投资？由于我国已加入WTO，伴着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建立和完善税务行政补偿制度已迫在眉睫。
（五）化解征纳矛盾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需要
对于税务机关合法的行为造成相对人经济损失，相对人通常会主动向税务机关请求补偿，如果税务机关不予补偿或者补偿不公平、不适当，相对人就会不断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行政补偿方面较为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涉税补偿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又未跟上，因此，在税务行政执法领域会经常引发征纳矛盾和纠纷，且从制度层面得不到合法有效解决。
三、税务行政补偿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一）理论依据
1.特别牺牲说。该学说源于德国，19世纪末，德国学者提出了特别牺牲理论。该说认为，任何财产的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社会的限制，只有当财产的征用或限制超出这些内在限制，就会产生补偿问题。
2.公共负担平等说。该学说由法国学者首先提出，认为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同时人人亦应平等分担社会负担。如果个别或部分公民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或受到了特别的损害，国家即应给予他（他们）特别的补偿，以将个别或部分人因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失转由全体公民分担。
3.结果责任说（或无过错责任说）。该学说在日本较为流行，认为无论行政行为合法或违法，以及行为人有无故意过失，只要行政行为导致的损害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国家就必须承担补偿责任。即有损害必有补偿，相对人只要合法权益遭损害就必然要补偿。至于故意与否是针对行为人而言，与相对人无关。
4.危险责任说。该学说起源于法国。主张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为了公共利益而使行政相对人权益处于某种危险状态之中，就应当对相对人因此可能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此学说借鉴于民事赔偿理论。
以上主要学说都从一定的角度对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行政补偿作出了解释。在税务行政补偿问题上，笔者赞同“公共负担平等说”的观点。理由是：第一，我国现行法律已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作出了是否合法的划分，如果按“结果责任说”的观点不考虑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违法，不符合我国立法现状；第二，“危险责任说”强调的是使纳税人的权益处于“危险状态”，而不考虑损失是否实际发生，对于什么是“危险状态”，税务机关与相对人会经常扯皮，这会搅乱我国目前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影响征收效率，因而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税收行政执法现状和水平；第三，“特强牺牲说”更多地适用于政府应紧时的行政征用或者对私人财产的限制，在税务行政补偿问题上不太可能涉及。第四，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导致相对人财产损失的合法税务行政行为的受益者为全体公民，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当国家发生税务行政补偿时理应由全体公民负担，从而实现公共负担平等分担。
（二）法律依据
1．宪法依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大多经历了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演变过程，现代国家在肯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价值的同时，大多同时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在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中，加入了保护人权、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的内容，而且直接规定了对私有财产征收和征用的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可见，宪法将政府行使公权力的范围限定在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得受到侵犯内，由此精神出发，当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受到税务机关侵犯时，税务机关理应予以法律救济。
2．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单行的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并未对税务行政补偿问题作出明文规定，但从税收执法的法律适用和依法行政指导角度出发，税务行政补偿制度的现行法律和政策依据主要有三：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机关的诚信原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该原则表明如果行政机关因不诚信的行政许可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负补偿责任。这标志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法律中得到了首次确认，有利于构建诚信政府，树立法律的信仰；其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有关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中规定：“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该条是对《行政许可法》确定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将补偿适用由单纯的行政许可领域扩展到行政决定；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该条规定从行政救济角度肯定了税务行政补偿纠纷的客观存在。
四、完善我国税务行政补偿制度的立法构想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主张修改完善目前已有的相关单行法；二是认为应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对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标准、主体、范围、程序等一系列问题做出全面的规定；三是制定统一的《国家责任法》，将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统一纳入其中。笔者倾向于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首先，制定统一行政补偿法有助于保障人权。随着行政权介入的对象领域越来越宽泛，介入的方法越来越复杂、多样化，从而使得国家因合法行政行为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的概率大为增加。其次，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有助于矫正单行法律法规定不周全、不协调的问题。统一的《国家补偿法》既不妨碍单行立法依其规定对补偿问题加以规范，又可以弥补单行法的不足，使缺乏单行法规范的行政执法领域，受害人也能获得补偿救济。最后，《国家责任法》涵盖范围太多太广，与其他部门的单行法律法规的衔接存在技术难度，短期内难以制定出较为完善的《国家责任法》。诚然由于一部优良法律的最终出台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历程，通常周期为8年左右甚至更长，所以，在当前税法对行政补偿还缺乏明细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暂且考虑以下思路：第一，修改《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使税务行政补偿在统一的补偿法出台前能够在税务实践层面上实施，以利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第二，也可以考虑以总局规章的形式来对税务行政补偿作出操作性规定，因为按照“合法行政”原则，规章在遵循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作为税务行政执法依据的。此外，规章的制定周期较之法律要短得多，因而税务行政补偿可以在相关法律出台前尽早在税务系统实施，有利于税务机关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税。
（二）税务行政补偿的原则
税务行政补偿原则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受损利益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目前关于行政补偿的原则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完全补偿原则”，二是“适当补偿原则”，三是“折中补偿原则”。
1.完全补偿原则。完全补偿原则是指对因合法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失进行完全补偿，包括直接利益损失和间接利益损失。
2.适当补偿原则。适当补偿原则是指对因合法具体行政行为而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予以适当补偿的原则。
3.折中补偿原则。折中补偿原则是指对因合法具体行政行为而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依不同的情况进行补偿，对数额较小的损失给予“完全补偿”，对数额较大的给予“适当补偿”。
行政补偿原则的确立，不仅应考虑到相对人利益的补偿，而且也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有学者认为，应当采取“适当补偿原则”为宜。理由是采用这一原则，一方面考虑到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最大限度地补偿受损方的直接损失。同时，也不会增加公用事业单位和国家的财政负担，是权衡三方利益的较好选择。笔者认为，从前瞻性角度出发，应当采取“折中补偿原则”作为过渡，最后实行“完全补偿”为妥，理由是：第一，我国经济实力已经显著增强。据报道，我国经济实力已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经过这几年的积累，我国财政实力已显著增强，行政补偿费用应当不成问题。第三，从《国家赔偿法》的经验教训来看，由于国家赔偿范围太窄，该法的实施社会效果很不理想，社会各界的批评意见很大，因此《行政补偿法》应当吸取《国家赔偿法》的教训，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和依法行政的前瞻性。
（三）税务行政补偿的范围
从税务行政实践角度出发，税务行政补偿的范围应当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权利范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可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而实体权利又包括了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及劳动权利等其他权利。行政补偿只能以实体权益为限。从税务执法的特殊性出发，税务行政补偿应当以合法财产权受损为限，对公民的人身权、政治权、劳动权等由于税务执法性质不可能涉及，故不应纳入补偿范围。
2．损失性质。损失性质可分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两部分。物质损失又称财产损失，是指因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具有财产形态的价值或利益的丧失。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致使受害人心理和感情遭受创伤和痛苦，无法正常进行日常生活的非财产上的损害。笔者认为，目前应当对物质损失进行“折中补偿”，而对于精神损害补偿可以考虑按“适当补偿”作为过渡，条件成熟后对精神损害补偿进行折中补偿。
3．损失程度。损失程度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现存财产上权利和利益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而间接损失是指侵权行为阻却了财产上的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得到的利益（即可得利益），如利息、租金、利润、劳动报酬等。笔者认为，税务行政补偿除对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外，对于与直接损失存在关联性且相对人能举证证明的可以予以适应补偿。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税务行政补偿范围要不断扩大，最终要对间接损失纳入全面补偿。
（四）税务行政补偿的程序
税务行政补偿可以采取两种程序：即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行政程序又可以分为：依申请的补偿程序和依职权的补偿程序。两种行政程序都应当将税务机关与相对人的协商程序纳入其中，其理论依据是相对人对自己的财产权有处分权利，如果与相对人协商不成的，税务机关应当单方及时作出补偿决定。由此，依申请的补偿可以按以下流程进行设计：与相对人达成协议的为：申请--协商--执行；与相对人未达成协议的为：申请--调查--审查--决定--执行。依职权的补偿可以按以下流程进行设计：与相对人达成协议的为：启动--协商--执行；与相对人未达成协议的为：启动--决定--执行。需要说明的是，在决定作出前，相对人可以与税务机关随时进行协商。对于较大金额的税务行政补偿，可以引入听证程序。如果相对人不服税务机关单方面做出行政补偿决定，可以启动行政复议程序或者不经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予以行政救济，税务行政补偿的复议程序应当遵循《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司法程序应当遵循《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五）税务行政补偿金的来源
税务行政补偿资金应当采取“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具体为：国税机关应当以中央财政收入支付补偿费用；而地方税务机关公务活动的主要得益者为地方的公众，故补偿费用应由地方财政支出，即在各地方范围内实行公共负担平等。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补偿制度研究》，载法律教育网。
2.熊文钊《试论行政补偿》，载法律教育网。
3．李傲、夏军《试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4.青锋、张水海《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法律教育网。
一、税收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税务系统加强税收征收管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队，促进了税收执法水平的逐步提高，税收执法环境明显好转。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成绩后面存在的问题。从近年来税务系统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看，税务系统的不正之风，或者说是不廉政行为主要集中在税收行政执法权的行使上。作为经济执法部门，基层税务干部税收执法权力较大，再加上社会上不良风气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很容易产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甚至执法犯法、违法犯罪。税收行政执法权之所以出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执法的随意性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执法人员认为：现行体制和规定使得依法行政程序复杂、效率低、力度小，依法行政是自讨苦吃，是自己给自己“上套”。他们往往片面强调执法的权力，认为要执法就得有权，只看到权力会给执法带来“方便”，而没有看到权力本身具有的义务和责任。面对法制化进程的加快，他们越来越有一种失落感而非压力感，因而过多的是抱怨税务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小，执法缺乏刚性，“管”起纳税人来不得力。甚至有人认为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就征不上税，不如连蒙带吓，这样，不但自己能说了算，而且还省事、方便。因而出现了下列现象：
（一）、处罚案件定性不准。很多本应按偷税案件来定性处理的，却按未按期申报或少缴税款来定性处理；本应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却按偷税案件来补税罚款。其结果是规避法律的追究，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助长了纳税人偷逃税心理。
（二）、执法不到位。如对纳税人欠税、偷税及其他违法行为处理时，不加收滞纳金。有相当一部分执法人员，甚至一些领导认为：能把税补缴就不错了，再加收滞纳金企业不愿意，征收难度大，计算起来还麻烦。另外，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只是象征性地罚一点，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三）、重实体、轻程序现象依然严重。如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告知书同时送达；送达回执上没有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有的连送达回执都没有；相关法律文书不全或不符法律规定，文书之间的时间顺序颠倒，出现了执行在前告知在后，或未执行法定期间，或适用法律文书错误；有相当一部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缺乏有效证据，有的调查取证程序违法，出现了先定性后取证，或先处罚后下达处罚决定书的现象，还有的未下达处罚决定书,只开罚款收据,有的证据提取单上的取证人只有一人签字，等等。
（四）、以罚代刑较严重。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存在着税务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罚款放人，受案而不立案的情况，给税务行政执法造成很大被动。因而有些税务机关存在着案件移送不如不送的思想，在办案过程中将案件定性减轻，将该移送的案件定性为不移送案件，只作补税、罚款处理。其二是受经济利益趋动，很多地方对收取的罚款都有各种形式的提成或返还，如果把案件移送出去无疑是断了“财路”，因而就自行罚款不予移交。
（五）、惧怕追究责任，拿税法做交易。目前，各级税务机关对税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都有一种惧怕心理：一怕败诉；二怕过错追究；三怕影响税务机关形象。因此，在对税务行政案件进行处罚时，往往采用各种办法“抹平、私了、变通”，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有的税务机关和执法人员为了避免与纳税人发生争议，在对税务违章案件进行处罚之前，往往与纳税人先行沟通，双方讨价还价，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意见，再重新制作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执法人员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给关系税、人情税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会对纳税人产生不良影响，对依法行政产生疑虑，从而影响税收法治环境的改善。
二、加强税收行政执法监督和过程监控
（一）、解决执法中的随意性问题很复杂，只用苦口婆心的教育不行，只责任追究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是因为，公共权力和个人私欲的结合以及对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不落实。从国际先进的税收管理经验以及我国税收管理的实践看，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须从机制上分解、上收、制约税收行政执法权，强化对税收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防止权力滥用。根据我国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施监督应当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权力机关、政府法制机构、审计机关的监督等各种外部监督，而且还要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对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更具重要意义。通过监督，既可以直接纠正行政机关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或者责令行政机关自行纠正行政违法、不当行为；又可以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直接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依法实施行政制裁。
（二）、加强对税收行政执法权的监督是规范执法行为、防止滋生腐败的重要措施。它有其突出的特点：
一是广泛性。不是对哪类人员、哪项工作的监督，而是对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监督，对每个税收执法岗位的职责权限进行严格界定，确保每一项税收执法行为都有章可循，规范业务工作流程，完善内部运作机制，杜绝管理真空，解决职责不清、责任淡化的问题。
二是复杂性。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每一项具体工作的执行都存在着发生错误的可能性。这种错误，或因计划、措施制定过程中对情况了解不全面，而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些缺陷；或因领导者个人的原因出现违反法纪行为。监督的复杂性就在于能不能及时发现不论是制定计划的原因或领导者个人的原因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损失，因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尽量减少或弥补所造成的各种损失。
三是长期性。不是权宜之计、短期行为，而是贯穿于提高人员素质、改进征管手段、优化税收法制环境全过程之中。注重与经常性相结合。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不断的，问题的发生是经常的，所以监督也是经常的，不能处理完一个问题后就“一劳永逸”。经常性的监督，能及时地发现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至于因问题蔓延而造成重大损失。
（三）、加强对税收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必须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平等监督的原则。就是在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上人人平等。不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不论是专门的监督机构还是一般的群众，在进行监督的权利和接受监督的义务上人人平等。要做到领导对群众的监督与群众对领导的监督相结合。各项工作计划、实施方案是领导组织制定的，对它的目的、意义，领导最清楚。但执行计划，则是在基层组织进行的，执行得怎么样，群众了解最深刻。因此监督必须把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调动领导和群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构成总体监督的局面；才能沟通从上到下信息输出和从下到上信息反馈的渠道，达到信息的双向交流，实现信息的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二是层级监督的原则。就是每一个下级层次都对上一个层次负责。各个层次所管辖的业务性质基本相同，只是管辖的地区和范围随层次的降低而缩小。但层次监督检查不是绝对的，也可以越级检查下级的工作。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其监督职能，应采取相应的监督形式，主要有：行政复议、报告、检查、审查、调查等。
三是公开监督的原则。监督检查要公开，不要神秘化，更不能背着群众搞秘密监督。尤其是对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敏感问题，要及时公开检查内容。
三、税收行政执法监督的有效途径。
(一)、关口前移，加强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目前，各级税务机关都设有纪检监察部门，作为监督税收行政执法权的职能部门纪检监察督办部门，要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必须更新观念、改进方法、强化责任。一是拓展职责范围，全面整体筹划。以前，纪检监察部门对税收行政执法权的监督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多是就某个方面、某项工作去抓，往往是有举报才去查，出了问题才追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纪检监察部门应当扩展视野，把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各个方面的税收行政执法活动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纳入监督的职责范围，统一谋划，全面部署，做到税收行政执法权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同时，选调一些精通税收业务的人员充实到纪检监察战线，使纪检监察部门不仅要熟悉本职业务，而且还要懂得相关的税收业务知识，增强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善于发现和解决税收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二是深化廉政教育，努力贴近实际。改变目前廉政教育一个标准、一个要求，不切实际、笼而统之的状况，使教育深入到执法各环节、各岗位。在抓好理想信念、政策纪律、法律法规等共性教育的同时，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岗位、不同人员，开展不同内容、不同方式的教育，使每项教育都能有的放矢，触及思想。如可以结合稽查干部的业务培训，运用一些典型案件，教育大家，要立场坚定，顶住各方面的说情风；抵御诱惑，不接受企业的宴请和礼品；坚持原则，严格按照规定补税罚款；警钟长鸣，不能心存侥幸触犯法律。三是抓住主要矛盾，集中重点突破。通过对重大案件的查处、重点部位的监督，带动整个监督向纵深发展。在这方面，除了对征收、管理重点部位进行监督外，要突出抓好对征管、稽查各环节的监督。虽然稽查内部也建立了选案、检查、审理、执行相互监督的制约机制，但从实践来看，检查环节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对此要加强执法监察。通过对检查处理后处罚不到位、补税不入库等现象，查是否有人打招呼、是否存在吃拿卡要报等问题。对从中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追究每一名责任人员的责任。
我国的税务业经历了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的建立、行业的脱钩改制、涉税鉴证和涉税服务双重职能的确认、涉税鉴证业务的逐步开展等发展阶段，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强化税收征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成为促进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税收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在目前还没有被社会广泛认知的情况下，税务作为现阶段注册税务师行业的主要服务项目，纳税人要从众多的税务师事务所中选择出可信赖的事务所确实比较难。
2006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的《“十一五”时期中国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把“行业的社会公信力有较大提升”作为一项目标确定下来。在发展中提升税务的社会公信力，使纳税人对事务所的优劣有一个评判的客观标准，有利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可以鼓励税务师事务所依法规范执业的作用。
一、什么是公信力
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Accountability，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其权威性、独立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
公信力的关键要素至少包括合法性、诚信力、规范化、专业性和约束力等，而且必须建立良好的保障机制如管理能力、治理结构、透明度、管理规范化与专业化程度，对项目的落实、组织的自我监督与审视制度以及受益人、公众、媒体等外部的反响。
我国法规规定注册税务师可以承担税务和税务稽查业务，出具的涉税业务报告具有“鉴证功能”。注册税务师的这种“鉴证功能”与《注册会计法》所说的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具有“证明力”是同样的含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具有“公信力”。
二、影响税务公信力的因素分析
（一）税务尚未被社会广泛认可
1.纳税人接受度不够
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11月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个人年度所得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必须自行办理纳税申报。”但个税申报在开局之年便遭遇了尴尬的冷场，很多纳税人持观望态度，申报的少、观望的多。截止到1月15日，杭州市共有303人自行申报个税。尽管《办法》上规定：“可以委托有税务资质的中介机构代为办理纳税申报”，但申报初期基本上没有通过税务来办理的现象出现，这与律师行业还相差很远。人们如果碰到法律诉讼，一般都会去找个律师或向律师咨询，而目前税务市场上还没有形成这种概念，说明税务还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可。
2.中介机构独立性不足
我国税务业务在1994年之前一直由各级税务部门代办，直到1999年才与税务机关脱钩。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后，大多数税务师事务所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做到了自主经营，并且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各税务师事务所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性，有的事务所还抱着改制前的业务，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其聘用的工作人员不少是从税务机关退下来的，或者和相关政府部门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让人觉得税务事务所与税务机关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在实际工作中，有的税务机关过分介入涉税事项的情况时有发生，受利益关系的驱动，少数税务机关会利用行政职权干预税务机构的日常业务，甚至利用职权垄断税务业务，严重影响了税务业务的独立开展。
（二）税务未能给纳税人带来真正的实效
1.税务业务过于简单，只会给纳税人带来成本的增加
目前，税务业务范围基本可归为三类：一是代办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事宜，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代领代开发票、申请减免税、纳税情况自查和代缴纳税款等；二是税收行政复议，代表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请复议，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三是为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和税收咨询。从业务的开展情况来看，据抽样调查测算，目前全国委托税务的纳税人约占9％左右，其中：单项约占70％，全面约占30％；在项目上，纳税申报约占30％，纳税审查占25％，税务顾问占18％，税务登记等简单事项占13％；其他涉税事项占14％。由于税务筹划、税务咨询这些较高层次的业务对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要求较高，而我国现有的很大一部分人员普遍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所以我国现有业务大多局限于涉税服务项目，层次低、业务稳定性不够，企业可以选择，也可以选择不。据深圳零点公司的调查显示，很多企业认为请税务最重要的目的是降低纳税成本，一些上了规模的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对于那些简单的涉税业务，更倾向于信任自己的办税部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税务师事务所的公信力未能达到使被人足够放心的程度，是目前税务处于尴尬地步的主要原因。
2.现有业务人员的能力无法满足纳税人高端业务的需求
税务是一项权威性、垄断性、高智商的业务，需要从业人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较高的职业道德，而且精通税法，业务娴熟，经验丰富。但从我国现有的税务力量来看，数量不足、年龄偏高以及业务能力参差不齐的现象比较突出。根据资料统计：从数量上看，目前实际客户大约只占纳税企业的2％－3％，人与税务干部的比例仅为0.0375∶1；从文化结构上看，人员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只有18％，大专学历的占46％，中专以下学历的占36％；从年龄结构看，离退休老同志占大多数。这些都使税务难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严重影响了税务市场的拓展。
（三）税务市场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税务行业发展过程中，虽然制定了相关的行业准则和职业守则，但仍存在不少不足，中介行业出现的行为不规范、失信、乱收费、无序竞争、恶性压价、损害客户利益等均与监管不力有关，行业多头管理或管理缺位是其主要原因。如，行政主管单位对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有管理、监督的职责，却没有处理权，使主管部门对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的检查较难进行，监管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加之目前中介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不清，致使民事赔偿程序不畅，中介机构违规成本过低，难以树立起执业风险意识。监督机制的弱化不利于税务业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导致了中介机构公信力的低下。
三、提升我国税务公信力的几点措施
（一）以“独立、公正”为标准
税务作为一个中介机构，注册税务师在从事税务业务时具有双重职责，一是依法为委托人提供涉税服务，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辅以监督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维护国家税法尊严，维护国家税收权益。这种在税收征纳关系中的中介地位，决定了税务必须站在独立、公正的立场上，以税法为准绳，以服务为宗旨，既要为委托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维护其合法权益服务，又要监督税务机关是否依法征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税务的独立性是指税务师事务所在其权限内，独立行使权，其从事的具体活动不受税务机关控制，更不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左右，而是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独立处理受托业务，帮助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准确地履行纳税或扣缴义务，并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使税法意志真正得到实现。同时，还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在维护税法尊严的前提下，公正、客观地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办税务事宜，绝不能因收取委托人的报酬而偏袒或迁就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独立、公正是税务机构生存、发展的灵魂，是社会认可其公信力的最本质的保障。（二）以“品牌建设”为目标
税务机构要树立自身品牌，必须要加强事务所规章制度的建设，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1.应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执业质量控制体系，切实履行三级复核的职责，形成执业质量预警机制；2.应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能上能下的晋升制度、能进能出的人才流动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等；3.应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到财务公开、透明；4.应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形成“对内具有公平性，对外具有竞争力”的分配机制和薪酬机制，充分体现行业特点；5.应规范事务所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章程、合伙协议。通过这些措施提高执业质量，创造真正的品牌，提升事务所的公信力。
（三）以“提高素质”为手段
从事税务业务的人员至少具备以下素质：1.具有独立、公正的中介职业道德；2.具有较强的会计、审计方面的业务能力；3.通晓国家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4.具有广博、丰富的经济领域知识。应加强从业人员的后续教育工作，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积极拓展业务内容，开展高层次的服务项目，为纳税人提供高水准、高质量的智能型服务。
（四）以“外部监督”为保障
为使机构尽快向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转化，以充分体现社会中介组织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独立性，必须加强对税务行业的管理。要做到这一点，一要靠行政管理；二要靠行业自律管理。
1.要健全税务的法律体系，为税务的推行提供更具权威性的法律依据
在当今世界，税务业发达的国家都建立了完备的相关法律体系。因为税务业务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法律性，因此税务对法制环境要求很高，一方面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开展业务；另一方面也需要依靠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颁布更具法律效力的《税务法》，从法律上确定税收机构的法人地位，明确税收机构的性质、宗旨、职责、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资格认定、考试办法、注册登记和违法惩处等事项，使我国税务业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另外，还要在《公司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税收业务也有所规范，以更加明确税务人与其他有关部门的关系和法律地位。
2.健全执业质量自律检查制度，加强监管，定期检查，确保质量
在国外，很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的惩戒委员会（由行业内专业人士组成）经常对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进行监督、检查，要求其按行业规范和收费标准执行业务，并出具报告。我国可以借鉴其做法，对参与不正当竞争等扰乱税务市场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对违背会计师、税务师职业道德等行为严惩不贷，以促使全行业从业人员共同维护执业形象，提高执业质量。
3.建立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对税务师事务所树立良好品牌很有帮助
关键词：税务风险；税收当事人；纳税风险；税务行政风险
一、税务风险的理论划分与分析
税务风险按照承担者来划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纳税人承担的纳税风险；二是由税务机关承担的税务行政风险。
（一）纳税风险分析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纳税活动存在风险。纳税风险是纳税人的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地遵守国家税收法律规定而导致的自身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是纳税人在遵从税法时的实际表现与应该达到的标准之间存在差异，进而导致纳税人的自身利益受损。纳税人的税务风险主要是缘于纳税人的行为与税收法律的契合程度。纳税人的行为与税收法律的契合程度越高，税务风险就越小；纳税人的行为与税收法律的契合程度越低，税务风险就越大。纳税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纳税行为不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纳税而未纳税、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刑罚处罚以及声誉损害等风险；二是对税收有关法律政策规定不熟悉、理解有偏差或者了解不全面，在面临税收选择时适用税法不准确，没有用好或用足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或者说没有做好纳税筹划，导致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本来可以少缴税款，但实际多缴纳了税款，承担了不必要的税收负担，导致了自身利益损失。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纳税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和遵从上存在缺失。纳税人熟悉税法，遵从税法，充分了解税收违法行为可能产生的风险，是防范可能遭受法律制裁、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害的必要保证，也是合理控制税务风险，避免税务违法行为的有效手段。有效防范纳税风险，可以使纳税人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提高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二）税务行政风险分析
税收立法的科学与完善对税收执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不科学、不合理的税收法律制度会带来一定的税务行政风险。任何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都有其时代性，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历史时期、经济形势、市场主体地位等情况发生变化了，税收法律制度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或调整，否则就会给税务行政带来风险。尽管这种风险不是直接的，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综合性的。从税收执法的角度来看，税务行政存在风险。对于税务风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站在纳税人利益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的，往往忽略了代表国家行使税收征管权力的税务机关。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执法失范等不当的税收行为也会给国家税收及其自身带来风险。税务执法风险主要来自于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对税收法律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而导致的执法失范，也可能由于税务人员素质不高或德行不正导致税务执法出现问题。税务执法风险的发生，不仅会影响正常税收征管活动的有效开展，还会影响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公信力，损害税务机关的执法形象，甚至可能会导致国家赔偿。依法实施税收征管是税务机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应充分树立全心全意为国聚财，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树立税收法治意识和税务风险意识，自觉加强税收法律知识学习，准确把握税收法律政策，严肃履行税收征管职责，规范税收征管程序，做到政策准确，程序规范，管理到位，服务周到，征收及时。
二、有效规避和防范税务风险的对策
税务关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税务风险一旦发生，对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来说，不仅仅是涉及一方利益，而是双方共同成为风险主体，需要共同为风险损失埋单。因此，避免税务风险，减少风险损失，应成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税收征纳活动中的共同关切。有效防范税务风险是预防税务纠纷，降低或避免风险损失，和谐税收征纳关系，保证国家税收征管工作高效顺畅的基本要求。
（一）纳税企业规避和防范税务风险的主要对策
1.坚持树立依法纳税意识。要防范税务风险，对于纳税人来说，首先要树立法治意识。企业上下协同一心，全面树立依法纳税意识。依法经营，依法纳税，是纳税人有效防范税务风险的基本前提。为此，纳税人要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坚守法律底线，遵守税收法纪，违法事项绝不触碰。要加强对财务会计知识和税收法律法规的深入了解，熟悉财税法规，熟练会计操作，使自身经营行为符合税收法律要求，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合理减轻税收负担。2.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并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和各个岗位有效协作以及权力规范运行的重要保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不断改善内部管理，在以下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要素上做好文章：一是施行明确合理的职责分工；二是严格规范审批检查制度；三是健全会计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四是完善内部审计制度。由于内部控制制度的严密程度决定着会计数据和其他经济资料的可靠性，这就要求企业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增强风险意识，充分利用现代化知识技术，建立一套操作性强、便于管控的内部控制制度，以规范财务核算，提高纳税核算的准确性。3.营造良好的税企关系。税收法律关系体现了税收征纳双方的利益关系。企业在研究和利用现有的税收政策以及实施纳税的过程中，都需要与税务部门取得或保持必要的联系，尤其是征管方式的确定和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是否合法有效，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和指导。对此，企业需要注重对税务机关工作程序的了解，关注当地税务机关税收征管的特点和具体方法，经常与税务机关保持联系沟通，争取在税法的理解上与税务机关取得一致，特别是对某些新的税收政策的认识和新生事物的处理方法上要及时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保证税企沟通畅通，从而避免税务风险。4.增强税务风险防范意识。企业管理者应当高度重视企业纳税风险的管理，不但要体现在内部的管理制度上，更要体现在领导者的管理意识中。由于企业在纳税过程中对税收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可能会有偏差，加之税务筹划往往带有侧重于倾向企业利益的特殊目的，因而税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面对税务风险，企业领导者或者管理者应当保持高度的认识和警惕，以积极的姿态加强风险管控，针对风险可能产生的原因，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定期进行风险评估，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和减少税务风险的发生。5.提高税务风险防范技能。重点是要准确把握税收政策，合理进行税收筹划。由于我国仍处于深化改革时期，税收法律政策变化较快，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区域性，因此，企业的税务筹划应充分建立在对税收政策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上，要充分考虑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密切关注税收法律政策变动，清晰预测未来经济环境的发展趋势，准确研判国家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税收法律政策的变动趋势等因素对企业经营效益可能产生的影响，综合考量税务筹划方案，正确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审时度势，正确利用国家税收政策，降低不必要的纳税成本，确保企业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增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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