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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法理学法律意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护理教学;护生;法律意识;强化
【中图分类号】R473【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1-0036-02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和病人法律意识的增强,对护理的要求增高,因护理过失或非过失因素引起的纠纷也呈上升趋势,护理工作中将面临很多的潜在的法律问题｡在护理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强化法律知识,对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至关重要｡
1 强化护生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2002年以来,随着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等配套文件的颁布执行,特别是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医疗纠纷的处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1]｡为避免临床护理医疗纠纷的发生,当前,要特别注重强化护理教学者及护生的法律意识,用法律规范护生的行为,提高其自律性,增强护生法制观念非常重要｡为今后护生进入到临床实习或正式进入社会工作打下良好的法律基础｡
2 护理实习或工作中产生法律纠纷的常见因素
2.1 护士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我们护理教育只注重护理专业知识培养,却忽视了法律知识的培训,或有培训但缺乏系统性,从而造成了护士的法律知识缺乏｡在实践中,护士考虑较多的是如何尽快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对一些日常的护理行为或与护理有关的行为,可能引发法律纠纷的认识不足｡导致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缺乏与护理有关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淡薄[2],为法律纠纷埋下隐患｡
2.2 工作责任心不强违反操作规程 工作责任心不强､违反操作规程､不执行规章制度､查对制度,在技术操作中贪图简便,均可引起医疗事故或护理法律纠纷｡[3]若把氯化钠用成氯化钾;把肌肉注射(IM)误当成静脉注射(IV)或是把给甲病人使用过的导尿管直接给了乙病人用等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诸如此类行为,均可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严重者有可能造成病人死亡｡
2.3 业务水平差,对病情发展缺乏预见性
随着新业务､新技术不断涌现,新的仪器设备和药品的研制开发,护理规范､护理常规也在不断修订､完善｡护士如果不努力学习,业务水平差,对病人病情发展缺乏预见性､主动性,容易导致法律纠纷｡[4]
2.4 病人及家属法律意识增强 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全民素质的提高,病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护理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稍有疏忽,难免发生医疗纠纷｡病人及家属把自己看作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稍有不满就要讨个说法｡因此,护士应该具备有关法律知识,可根据法律､法规,提出不承担责任的理由或上诉,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护理工作潜在的法律相关问题
3.1 护士的资格问题 护理工作必须由具备护士资格的人来承担,才能保障护理质量和公众的就医安全｡要取得护士资格必须通过卫生部统一执业考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经护士执业注册后方能从事护士工作｡护生是正在学习的学生,尚未获得职业资格｡从法律上讲,她必须按照卫生部的有关规定,在执业护士的严密监督和指导下,为病人实施护理｡护生在执业护士的督导下,发生差错事故,除本人要承担一定得责任外,带教老师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护生脱离带教护士的督导,擅自行事造成病人伤害的,就要承当法律责任｡[5]
3.2 疏忽大意与渎职罪 例如护士因疏忽大意而错给一位未做过青霉素皮试的患者注射了青霉素,若该患者幸好对青霉素不过敏,那么,该护士只是犯了失职过错,构成一般护理差错｡假若该患者恰恰对青霉素过敏,引起过敏性休克致死,则需追究该护士法律责任,她可能被判渎职罪｡
3.3 临床护理记录不到位 医疗护理文件是医院和病人的重要档案资料,记录了病人疾病的发生､检查､诊断､治疗､康复或死亡的全过程｡护理记录是对病人的病情观察和实施护理措施后的原始文字记载｡在法律上,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如工作中出现漏记､错记､擅自修改､提前记录等严重问题,都容易引发法律纠纷｡
3.4 执行医嘱的法律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护士在执业中应当正确执行医嘱,观察病人的身心状态,对病人进行科学的护理｡[6]若出现因护士随意篡改医嘱,无故不执行医嘱等情况引发的事故,由该护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医嘱有明显的错误,护理人员有权拒绝执行,并向医生提出质疑和申辩;反之,若明知该医嘱可能给患者造成损害,酿成严重后果,仍照旧执行,护理人员将与医生共同承担所引起的法律责任｡
4 把对护生的法律意识教育贯穿于整个护理教学中
4.1 言传身教,提高带教老师的法律意识 举办护理教育培训班､护理法律专题讲座､护理纠纷案例分析等使教师熟悉与护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护生､护士的责任及病人享有的权利｡掌握教学方法､沟通技巧､教会学生进行合法的护理工作｡
4.2 教学中介绍护士在工作中的法律责任
4.2.1 严格执行查对制度 严格执行查对制度是安全给药的保障｡三查:操作前､操作中､操作后查(查七对的内容);七对:对床号､姓名､药名､浓度､剂量､用法､时间;检查药物的质量,以确保药物在有效期内并且没有变质｡[7]如在操作过程中,护士没有仔细查对,误把3床病人的药液给4床病人进行了注射或是把5%的葡萄糖用成了10%的的葡萄糖,都容易引发危险而导致纠纷的发生｡
对于静脉输血法,还应遵循三查八对的的原则｡三查:查血液的有效期､血液质量和输血装置是否完好;八对:核对姓名､床号､住院号､血袋(瓶)号､血型､交叉配血相容试验结果､血液种类和剂量｡若没有仔细查对,误把A型血输给了B型血患者,发生溶血反应,极易造成患者死亡,肯定要追究相关护士的法律责任｡
4.2.2 严格无菌技术和消毒隔离制度 在众多基本护理中都涉及无菌技术,比如注射法､输液法､输血法､导尿术等等;同时也涉及消毒隔离制度,比如病室的消毒､传染性病人的隔离等等｡如果在护理过程中不掌握原则方法,例如护士不洗手消毒,不带无菌手套直接给病人导尿;消毒液过期仍接着使用;注射用溶液有絮状物仍输入病人体内的…都极容易造成患者局部或全身性感染甚至死亡｡
4.2.3 记录和保存医疗和护理文件 准确记录临床护理过程护理记录是医疗机构举证医疗事故责任的法律依据,护士必须认真､及时､完整地记录,不得涂改,不得错记､漏记或不记｡例如,护士在绘制三测单的过程中,没有进行生命体征的测量而胡乱伪造数据绘制的,都属于违法违规行为｡
4.2.4 专人专柜的病房药品管理 和贵重药必须专人专柜保管并建立交接班制度,按医嘱和专门处方领取和使用｡护理人员不得利用自己的权利将品提供给不法分子､吸毒者或自用,否则就构成贩毒､吸毒罪｡患者专用药不得随意挪用､少用或停用｡[8]
4.2.5 “五定”原则的物品管理 严格执行“五定”制度:定数量品种､定点安置､定专人管理､定期消毒灭菌､定期检查维修,保证抢救时使用｡[9]若护士在对注射青霉素而至过敏性休克的病人的抢救过程中,找不到气管切开包或是缺少0.1%的盐酸肾上腺素而延误抢救时机,造成病人死亡的,要依法追究专管护士的法律责任｡
4.2.6 培养良好的护患沟通能力 沟通是指遵循一系列共同原则,将信息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沟通是护士在工作前的必备程序和前提条件｡护士与患者若没有很好地进行沟通,可能导致很多误会,产生许多矛盾,甚至引发医疗纠纷｡如应该避讳对病人说“再见”,“欢迎光临”等不妥的迎送病人语言,防止因为语言上对病人的伤害和失误而引起医疗纠纷｡
4.2.7 严格规范护生的带教 护生是正在学习护理专业的学生｡按法律的规定,护生只能在临床带教教师带教下从事护理工作,在带教教师的带教下如果发生了护理差错或事故,除护生本人负责外,带教教师也要负法律责任;如果脱离了带教教师的监督和指导,护生擅自行事损害了患者的利益,护生应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强化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护理教师应在理论或实践课中应用换位思考､案例分析､病例讨论､情景模拟等多种教学方法,加深学生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印象,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以便于学生进入到临床实习或护理工作中能知法､守法,为病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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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治敢.护理学新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533.54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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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燕萍.临床护理法律纠纷的原因及防范对策[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8,16(5):397
[5]冯先琼.护理学导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46
[6]冯先琼.护理学导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46
[7]李小萍.护理学基础[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216
[8]沈丽芳,周文. 注重对护生法律意识的教育与培养[J].卫生职业教育,2008,12(10):86
论文关键词：法学专业理论教学；法学专业实验教学；问题式学习；法律思维能力
目前，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育基本以理论教学为主导，课程的设置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基本知识的学习，而课堂教学也相应地基本遵循“教—学”的单向交流方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被动接受的知识在实践中并不能如愿地转化，学生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普遍较弱。此种现状彰显传统法学教育偏重理论教学，而实践教学不足。鉴于此，我国的法学专业教学模式需作必要的调整，构建基于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以实现法学专业教育的目标。
一、设置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民法学家王泽鉴曾提出作为法律人应具备的能力有三：一为法律智识，即明了现行法制的体系、基本法律的内容、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及救济程序。二为法律思维，即依循法律逻辑，以价值趋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适用法律；三为解决争议，即依法律规定，作合乎事理规划，预防争议发生在先，处理已生争议于后，协助建立、维护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秩序。
反观目前高校的法学专业教育现状，停留在第一层次的居多；法律思维的养成与法律争议的解决能力则因高校而异，参差不齐；导致法学学生存在“四有余四不足”：即专业有余而广博不足，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动口有余而动手不足，考试成绩有余而办事能力不足。弥补这些不足，仅依靠着手改良和丰富理论教学已经不足够，有必要设置实验教学体系来补正理论教学的不足。
设置实验教学体系，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指导地位，可以训练学生如何像法律职业者那样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并且通过该课程中的实践操作模拟的训练，将法律实务操作融入理论学习之中，在操作过程中学到知识，锻炼实践技能，在办案流程、综合处理疑难问题的技能和律师职业责任、职业道德等方面得到了学习、加深理解，学会批判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既能切实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又能在法律实践中引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式，提高实践与协调能力，增强学生全面综合素质。法学专业实验教学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法学人才的必然要求，其发展壮大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就目前来讲，实现实验教学体系的形式化、模式化和系统化是当务之急。
二、法学专业实验教学的研究现状
1.对“问题式学习”模式的研究已经成熟
设置法学专业实验教学的想法，受启蒙于国外建构主义教育改革。在国外的建构主义教育改革中，以问题为基础来展开学习和教学过程已经成了一条基本的改革思路，即基于问题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也被翻译成“问题式学习”）。
PBL的典型教学过程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始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学生往往需要获得一些必要的专业知识，即所谓的学习议题，学生分头查找资料获取知识，然后相互交流所获得的知识，并讨论如何用所获得的知识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如果在讨论的过程中，小组发现还需要研究另外一些新的学习议题，学生们就需要反复循环地学习议题、分头查找资料，小组交流并讨论问题解答，直到问题得到解决；问题解决后，学生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自我反思和评价，总结所获得的知识和思维技能。
这种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帮助学生打下灵活的知识基础，发展解决实际问题、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发展合作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这与信息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目前进行法学专业实验教学研究即是遵循这条思路，设置系统的实验教学课程，使之与现行的理论教学衔接。
2.研究并引入现代案例教学模式
“问题式学习”催生了现代案例教学模式。以美国的法学教育为例，美国的法学3年的职业教育是以4年的通识教育为基础和前提的。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注重教给学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知识，处理各种复杂法律问题所必备的法律原理、原则；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发现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会学生能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去思考问题。”为此，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法学院普遍兴起了“临床法学教育”，又叫“诊所式法学教育”，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指导法学院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现代案例教学模式则是指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主要表现为教学内容围绕案例的讨论分析而展开，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引导和评判，学生则积极投入讨论并自由发表见解。案例教学法通过给学生提供一种认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模拟临战的机会，使其法律职业的思维能力和技能得到充分的训练。
转贴于
三、基于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
1.基于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基本含义
法学教育应当成为一种素质教育，通过这种素质教育，培养既有扎实的知识背景，又有教强的实践能力和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的法律人才。针对这一目标，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理论教学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要将实践教学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将其渗透于法学教育这一工程之中，使其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是指以法律思维训练为核心，以实体法和程序法教学为基本载体，以实务操作为基本方法，围绕如何建立以实训教室为主要平台，融合传统的课堂教学与课外实习为一体的程序化的教学体系。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是为补正传统理论教学之不足而设立的，需要针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学制分层次设置，可以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模块。在不同的模块中设置不同的法律思维实训项目，依托于不同年级所学的基本理论，使学生得到实战思维的训练和拓展。
2.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基本设置
从全国范围来看，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系统的模式，各个高校情况差异也非常明显，远远不能适应形势要求的状况。所以，将法学实验教学具体内容和方法程式化、模式化、系统化的确是当务之急。法学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宜根据目前法学本科教育学制分层次设立。首先，各高校应确立系统合理的理论教学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与之相衔接的实验教学体系。具体而言，实验教学体系可设置如下。
（1）法律实践活动观摩。司法实践活动观摩主要针对一年级在校生设立。目前，各高校为发展法学教育通常都会建设一些实践基地。这些实践基地往往是高校附近的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组织学生去上述实践基地观摩法律实践是比较有效的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此类观摩流于形式。具体组织时，可在观摩前组织学生熟悉与法律实践有关的基础知识和基础材料，并向学生指出观摩的重点；观摩结束后，应以学生为主导讨论观摩启发，撰写报告。
（2）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入了解我国的社会现状，培养学生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与创新意识，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因此，社会调查应在学生掌握部分基本法学理论和技能后设置。通过选取一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与法学相关的社会问题，让学生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深入社会，具体接触当事人和事件的过程，增强学生对社会中法律问题的了解和认知，增强对社会的认识。
（3）法律诊所教育。“法律诊所教育”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借鉴美国“实践性法律教育”的模式而设立。“法律诊所教育”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是现代案例教学方式，从具体的事例入手，展示案件事实，使学生弄清案件的客观事实；考察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特别是核心法律关系）；考察法律适用；将法律规范与法律关系适当连接。通过这种分层次、有步骤地学习、研讨，使得学生逐步培养具备法律思维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
（4）法律咨询。法律咨询这种实验教学方式适合已经掌握了基础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的高年级学生，其目的是使学生通过接受他人的法律咨询，接触到各种法律关系的第一手面貌，经过识别，发现问题的关键，进而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寻找解决方式，因此逐步具备解决争议的能力。法律咨询同时也是真正的法律实践活动。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真实体会到其理论学习中需要补足的地方、其逻辑思维中尚不完善的地方；进而对理论学习形成良好的反作用。
（5）实战性模拟法庭。实战性模拟法庭目的在于通过具体案件的模拟审判，使学生对法官、检察官、人、当事人等各种司法活动角色有直观的了解和认知；能较好地融合实体法与程序法，并熟悉诉讼规则，掌握庭审规则、技巧。实战性模拟法庭通过对法律实践的模拟训练，不仅让学生实现思维转换，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促进了课堂学习，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学生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也增强了他们处理事实问题的能力。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析几对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理清教育者(高校)和受教育者(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几层权利义务关系，其中既有对现行教育法规的分析，也有对前瞻性观点的引见；既有宏观上的把握，也有对精微之处的思考；既有纵向的继承和发展，也有横向的借鉴与吸纳。希望通过对学校与学生这两个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界定，更好地规范学校管理行为和学生个人行为。提高高校教育的质量和调整力度。
一、机会均等与平等对等：“包容”中求“宽容”
“机会均等”思想是“社会公平”理念在教育界的反映。它与反对歧视的平等对等原则是包容的。按时间和内容划分，学生的机会均等，包括入学机会的均等、接收教育的机会均等、学习成功的机会均等以及毕业时间和就业机会均等。这种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因一些差别因素(如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而转移的。我国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和第36条第1款皆做了授权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
这种兼容的机会均等和非歧视原则不仅体现在入学环节上，还应体现在学校教育管理、学生学业成功的每一个环节。学校应保障具有不同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背景因素的学生在入学、学习、就业等方面平等权利的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受教育者之间也应反对基于以上差别因素的歧视。
值得一提的，世界上许多著名高校几乎皆在其不歧视宣言中加进了“性倾向”这一很可能受到歧视的因素，反对基于“性倾向”上的歧视，拓宽了弱势群体受保护的范围。世界医学界、心理学界已认可了性倾向的多元化。我国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此问题的认识，尽管有分歧，也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鉴于我国伦理道德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公众的认识接收程度尚不高，建议国家和高校对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循序渐进的展开。国家教育法规禁止歧视条款中，对有可能受到歧视因素的列举是开放的，地方政府和个别高校在分歧未弥合之前做些扩展性的解释和政策，若与国家法规不相抵触。应该是许可的。这也许是一种过于前卫的想法，但高校在国家尚未有明确说法之前，应谨慎从事，本着科学、合理、善意、宽容的原则，妥善处理因性倾向差异而导致的争议和事端，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悲剧。
二、学生合法权益与学校自由裁量权：“平衡”中见“制衡”
学生，做为公民，是不可能游离于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外的。大学也不可能是学生远离国家法规的保护地和规避所。因此，高校学生仍是国家法规授予权利的享有者，应负义务的履行者。我国高等教育法中第53条以及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的若干规定第4条中有明确的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宣示条款。除了宪法中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外，我国《民法通则》中还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身权利以及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合法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财产权利，这种人身财产权还包括知识产权中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部分，如著作权中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
Abstract: The jurisprudenc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entire national government by law the career development, will cause the legal restraint citizen to produce to the law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The legal pursue just goal only then in can achieve the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effect take the jurisprudence as under the central intrinsic mental guidance. But jurisprudence, if wants to display its spiritual leadership the function, only then develops toward art direction, enables the law to look like art to have the power equally, enabled in the life because to have the law to fill beautiful and the moving thing.
关键词：法理学的研究 艺术的感染力 法律的艺术化 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Keywords: Study of Jurisprudence The influence of art Art of the law China's future jurisprudence
作者简介：石丹丹，郑州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学理论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 法理学的研究
（一）西方的法理思想
本文适用的“法理学”一词不是在所谓的与法哲学同义的意义上所适用的狭义的法理学，而是包括了法哲学的广义的法理学。法律理论是法律人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哲学回答，而法哲学是哲学家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哲学回答。法学中的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并不像有的人强调的那么大，它们都是关于法律的一般思考，都属于我这里所说的法理学的论题范围。
如果说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一般思考，那么关于法律的一般思考有多少种?或者说怎么划分关于法律的一般思考?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思考法律现象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力？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根据思考的内容和重点的不同；第二根据思考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根据前者，法理学可分为:法的概念论，法的认识论，法的价值论，法的体制论等四部分。根据后者，法理学可分为:法哲学，法律理论，法社会学，法史学和法教义学等五部分。从逻辑上讲，按照思考内容和方式对法理学进行划分是清晰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和操作中，思考的内容与方式是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就决定了他提出的问题、思考的内容和重点不同。这说明思考的内容和方式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我个人认为，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决定了他思考的内容，而不是思考的内容决定他的思考方式。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需要另辟蹊径，对法理学进行划分。
韦伯在说明不同学科研究“法律”在认识论上不同的进路，提出了著名的“认识论上的三元论”。我认为从不同的法学流派对法理学的划分超越了思考内容与方式的两分法，也就是说它把思考内容与方式结合到一起来考虑；而且符合当今西方法理学的研究现状。另外，本文之所以接受以法学流派为标准划分法理学，是因为它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切合即中国法理学的研究发展方向。现实的制度及其演变的方向依赖于现行法律基础，那么实践性很强的法学研究必然有其发展方向选择问题。当今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在历史中有一个次序问题。首先是自然法学，接着是实证分析法学，然后是法社会学，现在是三大法学派并立而存。这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三大法学在各自产生时是针对什么问题的?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如果有，各自的关联是什么?当今三大学说并立的背景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自然法学能够复兴?
（二）我国法制建设中的问题
第一、必须判断中国法制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中国法理学的现状如何，是否正在研究或者已解决了前述问题。党的以来，中国已经步入依法治国的时代，不再是以前人治的社会。但是，中国法治还不健全，存在着大量的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如果说中国法制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么，我们法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实务法律人怎样合理地、合法地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问题。要想使法律纠纷得到合理的解决，使法律的正义完全体现出来，让人感觉到拥有法律就像拥有艺术那样能给人以美和感动的体验，使人们在这种体验中感觉法律的亲近，使人们能更自觉的遵守法律，那么，笔者就不能不提出使法律艺术化这个命题，并且，这个艺术化是通俗的艺术――并不像高雅艺术那样只有少数派能够懂得。以下将通过对艺术相关特征的论证，来说明法律艺术化的必要性，怎么使法律艺术化，及法律艺术化在解决中国法制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将要起到怎样的作用。
二、艺术的感染力
（一）艺术的定义
艺术，通常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第一是从精神层面，把艺术看作是文化的一个领域或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第二是从活动过程的层面来认识艺术，认为艺术就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创造活动，或对现实的模仿活动。第三是从活动结果层面，强调艺术的客观存在。艺术活动是人们以直觉的、整体的方式把握客观对象，并在此基础上以象征性符号形式创造某种艺术形象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它最终以艺术品的形式出现，既有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也有艺术家本人的情感、理想和价值观等主体性因素，是一种精神产品。
（二）艺术的属性
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除审美价值外，艺术还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和陶冶功能，娱乐功能等。其中艺术的认识功能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而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历史、了解人生，它不同于科学的认识功能。艺术的教育功能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而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它不同于道德教育。艺术的娱乐观念是人们通过艺术活动而满足审美需要，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它不同于生理。艺术的感染力指艺术作品对鉴赏者的一种强烈的艺术魅力。艺术感染力在一定意义上是永久性的。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艺术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足以超越时代、国度、民族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所共同珍爱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法律的艺术化
（一）法律与艺术的联系
法律与艺术都是以人为本、为人而存，是可以被艺术化的，法律的艺术化不仅不会削弱法律的权威和其规范性，反而会有助于法律人性化的实施，这更加符合和谐社会的精神。
这里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依据。从客观性上说，根据法的客观性要求，法的内容要正确反映它所调整的现实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状况。法及其制度本身是客观的，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有自已的质与量、内容与形式、逻辑与规律，有自已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并非以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的认识只能发现它、表述它，而不能发明它、创造它。从都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上来说，艺术和法律是具有相通的一面的。而法律和艺术的功能，一个是要人们遵守它，从而达到共处的和谐，一个是要人们感知它，从而达到精神和物质的和谐。
从主观性上来说，法的主观性则表明了法的人为性，人们在制定法与实施法的过程中，总是以某种法律意识为指导。法律意识渗透、体现、贯穿在法律现象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对于艺术来说，它是人们所创造并被人们所肯定的东西，艺术中必定含有艺术家们的主观意识和希望。艺术作品中艺术家的主观意识和希望就是艺术家想通过他的艺术要告知世人的东西，这种意识和希望是使人向善的东西，它能在无形中给人以感染力，使人获得精神的食粮。所以从主观性上来说，法律与艺术中都包含人们的意志，这种意识的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有相通之处。
（二）法律艺术化
从上面的关于艺术与法律的说明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律与艺术是有相通之处的，法律的艺术化是可能的。现在笔者就从上面的“认识论上的三元论”角度来解决法律如何艺术化，以及如何用艺术化了的法律来解决中国当今法制面临的问题。要使法律艺术化，首先要制定良法(广义的良法是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认真的考查实际问题，使法律成为智慧，而不是少数人的意志的表达，也不是少数派短见的组合。从法是一套由国家专有的逻辑严谨的应然命题所组成的体系上来讲，法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制定法就代表谁拥有实施法的权力，法律的艺术化就要求实施法律者具有艺术化的手段，要求法律的施用更有人性化。如果把法看作是实然的文化现象，具体的社会事实，并非国家所专有，侧重于法的实在性研究，那么这时的法就和艺术有更近的联系，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时的法就是艺术的一种形态，它们都是文化现象，都为人类更好的生存服务。
四、中国的未来法理学
法理学的未来，是法理学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回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法理学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于法的外部联系――如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民主、法律与政策等等――研究比较多些。但对法律自身的特点和内部规律，如法的规范、法律体系、法的形式、法的特征、权利与义务、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等等则研究得较少，或者研究得不够深入。通过对法律与艺术的主客观方面的认识，我认为法律应该成为通俗艺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中国未来法理学的发展方向也应该向着艺术化的方向发展，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中国未来法理学艺术化的发展方向应该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它应当是开放型的法理学。它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上，中国未来的法理学应当有艺术家一样的思维方式，不能拘泥与常规，也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它必须批判吸取其它法理学中一切有科学业价值的成果和各种合理的因素以丰富自己。
第二、它应当成为发展型的法理学。正如任何事物都处于不停息的运动中一样，中国未来的法理学也应当不断地发展，而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应该与时俱进，艺术是没有止境的，而法理学艺术化的发展方向一样也是没有止境的，它应该有艺术家一样的要求绝对完美的追求。
第三、它应当成为指导型的法理学。艺术品的魅力不在于它有多少东西告诉你，而是见到它你能有多少东西告诉别人。法理学的指导性也是如此，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对于其它法学分支学科中一切正确的观点，法理学应当从理论上做出论证与辩护；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对于其它法学分支学科中一切不正确切的观点，法理学也应当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和纠正。
第四、它应当成为实践型的法理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也就没有艺术，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实践性也是的一个重要特征。法理学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拥有青春和强大的生命力。
总之，正如尼克松总统所说“让我们在世界上建立一幢和平大厦，使弱者和强者享有一样的安全――在这幢大厦中，每一个人都尊重他人在不同制度下生活的权利――在这幢大厦中，人们不是以武力而是以思想的力量来影响他人。”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和平大厦，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建设和谐社会。要建设和谐社会，只有实行法治，建设和谐的法制社会。要法治就必须有法理学的指导，只有法理学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而要确立正确的未来法理学的发展方向，只有向着艺术化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每个人无论强者或者弱者都能享有一样的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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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课程设置作为教育教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对整个教学过程意义重大。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新兴专业，课程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本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必须对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一、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发展概况
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初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为适应卫生事业现代科学管理的需要，在全国建立了7个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和5个卫生管理干部学院。此后，全国各地职工医学院和普通医学院相继建立了卫生管理院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卫生管理教育机构已有33个。目前，基本上各医学院校都设置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总体上讲，我国的卫生事业管理教育是从卫生管理干部培训起步，发展到逐步开展成人学历教育的卫生管理干部专修科，而后发展为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学位多个层次的学历教育。
开展卫生事业管理学位教育，对于培养新型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也不断修正，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治国方略；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第一次确立了“依法治国”原则；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随着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设置法律课程有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提高学生的能力。作为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者，必须对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全面的了解，增强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保证依法行政，保证卫生组织的经营方针、经营措施等合法、合规，因此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通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使学生由自发的、零散的法律心理上升为自觉的法律意识，为将来的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如何在课程设置中将所开设的法律课程与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有机结合，也成为本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设置及分析
课程设置是指一定学校选定的各类课程的设立和安排，主要规定课程类型和课程门类的设立及其在各年级的安排顺序和学时分配，并简要规定各类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合理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课程设置是一定学校的培养目标在一定学校课程计划中的集中表现，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作为培养从事卫生事业管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在设置课程时，应有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当前，很多学科的知识是互相交叉的，在课程设置时应删除重复赘述的内容，不贪求容量多而要求内容实。唯有课程设置适当，才能为学生后天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对全国十几所高校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所开设的法律课程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目前该专业在法律课程设置上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法律课程所占课时较少，一般占总课时的7%～15%，只有极少数学校能达到20%，这就造成整体课程体系单薄、结构失衡。
2.法律课程内容单一，对法律基础课重视不足。由于受总学时的限制，法律专业课程只开设了应用性的课程，相关基础学科开设较少。此外，还存在基础课缺位或大量基础课被合并讲授等现象。
3.课程结构设置包括课时安排、上课次序等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科学性，容易给学生的学习造成人为的障碍，不利于学生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学习、理解课程内容。比如，某高校将《公务员法》作为一门课程安排了36个学时，课时安排畸重，可以调整为18学时或者将《公务员法》调整为《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又如，有的学校将《经济法》安排在《民法学》之前，显然违背了法律学科的发展规律，无助于学生理解课程之间的渊源关系，容易使他们混淆各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主次地位。一些高校将大量的法律课程同时安排在第三学年，但由于第三学年其他专业课的课程量也非常大，学生学习压力大，而且同时开设几门分量很重的法律课程，学生的接纳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三、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的重置
1．完善课程内容，加大法律基础课程设置。除《宪法》外，加设《法理学》《行政法》《刑法》等基础课程，共学习《法理学》《宪法》《民法学》《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等8门课程。由于《经济法》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部门法，建议在讲授《经济法》时重点讲授《保险法》，以达到突出重点的目的。此外，可在第四学年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选修课纳入学习范围，这对此前所学的《民法学》《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一个融合复习的过程。
2．增加必修课科目。目前很多高校选择将法律课程作为限选课。限选课给了学生选课的自由，但也容易造成学生因主观判断能力较弱而在课程选择上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知识结构的构建。本专业应将《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列为必修课，以达到强制本专业学生学习构造法律基础课程的目的。
3．调整课程结构设置。可将课程整体作出如下设定。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宪法》（限选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法理学》（限选课，36学时），《民法学》（上）（必修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民法学》（下）（必修课，36学时），《民事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刑法》（上）（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刑法》（下）（必修课，36学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二学期：《经济法》（限选课，36学时），《卫生法》（必修课，36学时）；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选修课，18学时）。
这样设置主要有以下优点：（1）适当安排各课程课时。在所选定的课程中，《民法学》《刑法》作为最重要的两大部门法，所占课时均为72学时，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的持续时间和课时数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学生学习压力不会很大。《宪法》《法理学》《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分别占36学时，由于《宪法》《法理学》理论性较强，且开课时间靠前，学生初次接触法律课程，所以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向学生灌输法律思维和理念，为使教学达到“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效果，安排36学时。而《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虽然内容较多，但由于此前已有《宪法》《法理学》《民法学》等课程作基础，加上这几门课程程序法较多，记忆内容多于理解内容，所以教学速度可以稍快，安排36学时。（2）调整开课时间及次序。本着“先基础、后专门、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遵守“循序渐进、逐层推进、构造金字塔形”法律框架的标准，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依次学习《宪法》《法理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卫生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法律思维，构造科学的法理框架体系。而主要课程被均匀分配在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不会影响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以及消化吸收法律课程的能力。
四、结语
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形势下，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需要有扎实的法学基础和广泛的法律知识，这就对法律课程设置的系统化、综合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本着“短时、高效”的原则，在有限的课时里、有重点地选取部门法作为法律课程的内容，尽可能在数量有限的法律课程中扩大覆盖面，达到基础法和单行法兼顾、搭配合理的效果。在教学内容上，应时刻把握知识的新动向、新发展，使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此外，法律教师在选择教材时也要注意优先选择优秀教材，并可采用多媒体教学，使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相结合。总之，要统筹安排课程设置的各个环节，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燕山大学，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本文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农村地区法律服务的影响因素主要以当事人为主，原有因素如司法所等公权力层面影响因素逐渐势微，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本文将调研所得因素归为法院、当事人、律师三个方面，以国家与社会二者关系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各种因素的此消彼长。
关键词 ：农村地区；法律服务变化；实证分析；三方主体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82-04
法律服务是架构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桥梁”，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民事争议（本文主要针对的是民事纠纷，不适用于刑事案件）产生之后，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解决，即民事诉讼和ADR。而民事诉讼复杂、精妙的程序设计以及专业性也决定了法律服务多产生于民事诉讼之中（近来虽有律师参与调节等趋势，但其主业还是集中于诉讼），而广义民事诉讼指国家裁判机关以其强制的方式解决利害关系人之间民事权益争议的程序。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权力藉由司法裁判介入到民事纠纷之中,而法律服务在其中起到“运输带”的作用，法律服务需受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三种参与主体实现的，即当事人、法院、律师。下面我们通过实践中所得数据对于该分析框架进行检验。
一、实证分析
（一）调研地情况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调研地的大致情况，这可以作为后文数据分析的宏观背景。该县位于华北某省东北部，面积3309平方千米，53万人（2006年）。该县为重要林业县和水果生产县，林地面积1500平方千米，水果种植面积27000公顷，主要出产苹果、梨、板栗等；铁矿资源丰富，储量达四亿吨。
通过与当地人的接触以及对于当地的观察，除了表面上的数字外，我们对当地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该县原为国家级贫困县，但近年来由于铁矿的开采，其经济飞速发展，2012年年财政收入约18亿，在当地已可算作前列；其次，当地山多，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再者，当地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在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很多在建的住宅区；最后，当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论是民间的贫富差距还是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都极度悬殊。
在当地我们选取了三个派出法庭作为调研对象，分别简称A、B、C派出法庭。我们先来看一下三个调研地的大致情况，A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县城西南17.5千米，面积约138.59平方千米，人口约5万人左右，当地大理石开采业较为发达，有资料可查的2006年人均年收入约2100多元，其经济水平在该县大致居于中间水平；B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城东74千米，面积261.46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人左右，当地矿产资源丰富，旅游业也较为发达，总体收入与A派出法庭所在镇较为相近，但人均收入较A镇高，经济水平在该县也属于中等水平；C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位于县城城东38千米，面积224.5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人，由于当地资源较为贫乏，且距县中心较远，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下面，我们将A、B、C三个派出法庭进行横向对比，探查不同地域的影响因素。
（二）三派出法庭横向对比
2011年A派出法庭审结案件156件，其中有的案件103件，没有的53件，诉讼率达66%（这一率在各地已经算较高者），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39件，被告单独委托的只有9件，双方都委托的50件。
其中律师共出现70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42人次，公民共出现22人次，但其中关系明确的只有19人次（以上包括一人有数名或双方都有的情况）。
有的案件类型分布：离婚案件51件，买卖合同纠纷5件，民间借贷12件，侵害健康权7件，婚约财产6件，劳务合同纠纷4件，相邻关系2件，财务纠纷6件，扶养费纠纷2件，运输合同纠纷2件。其余还包括类似于排除妨害、非婚生子女抚养、抚恤金分割、生命权纠纷等案件，由于案件数量只有1件，不太具有代表性，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在有的案件中，案件标的额最大为20万，而无的案件中标的额最大为30万。这可能与我们常识中案件标的额大才聘请律师相左，但经过仔细查阅案宗，我们发现许多大标的额案件其实事实认定十分清楚、简单，而且证据非常充分，之所以经过诉讼程序主要是因为当事人故意拖欠或无力偿还，并且之后在与法官的座谈中也验证了我们这一猜测。
在有的案件中，已判决结案的有45件，占43%，调节49件，占48%，撤诉9件，占9%；在无案件中，已判决结案的有33件，占62%，调节11件，占21%，撤诉9件，占16%。
同时，我们还统计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较为关注的有案件与无案件的胜诉率，由于民事案件很难区分出哪一方是完全的胜诉方，所以我们采取相对优势者即为胜诉方的原则，通过诉讼费的承担以及对诉讼标的的分割和诉求的满足来评判谁为相对优势者，可能这一评判标准过于粗放，但该标准更能为一般群众所接受。
在有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案件为33件（此处包括原告单方聘请人和双方都聘请人情况），占所有案件的32%，被告胜诉案件为10件（此处包括被告单方聘请和双方都聘请人情况），占所有案件的10%，真正的原告单方聘请人且败诉的只有两个案件；而在无的案件中，原告胜诉案件为24件，占无案件的45%，而被告胜诉的一件也没有。
在统计卷宗的同时，在A镇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对象也是当地的居民，主要是就近随机发放，有效问卷共计100份，其中年龄以50以上为主，占有效问卷44%，而30~40、40~50两个年龄段人士共计只占34%，这和当地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也许不无关系；另外调研对象的学历构成较为平均，小学占12%，初中占30%，高中（中专）占28%，大学（大专）占30%；而家庭年收入则较为集中，2万以下及2万~4万占64%，而4~6万只占20%，6万以上占16%。在发生纠纷的解决途径中，找熟人说和的占54%，高达一半；找村干部调节的占32%；而上法院打官司只占14%。对于打官司是否聘请律师，直接选择是的占54%，选择否的只占6%，而视官司重要性而定的占40%。对于律师的价位则较为集中，大部分人认为2000以下及2000~5000能接受，这一比例高达86%。而聘请律师的因素绝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视官司重要性而定。
通过我们在A派出法庭所得到的案卷数据不难发现，在有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是离婚案件，这当然有离婚案件总体基数大的原因，但A派出法庭离婚案件共计68件，而有的就有51件，高达75%。另外，结合我们在当地所做的问卷调研可以发现，对于经济成本的计算虽然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当事人决定聘请诉讼的首要因素。
我们再来看一下剩余两个派出法庭的大致情况，B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89件，其中有诉讼的54件，没有的35件，诉讼率60.67%,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33件，被告单独委托的只有3件，双方都委托的18件。其中律师共出现46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24人次，公民共出现7人次，其中关系明确的有7人次。
C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36件，其中有诉讼的15件，没有的21件，诉讼率41.67%，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8件，被告单独委托的没有，双方都委托的7件。其中律师共出现10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11人次（首次超越律师），公民共出现4人次，但其中关系明确的有2人次。
我们希望通过三个派出法庭的对比，能够在较为广阔的环境下凸显出影响法律服务的较为宏观因素，诸如各派出法庭的政策引导，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等因素，这些因素也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当事人、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法院三者，进而间接作用于法律服务。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三者的差别，我们绘制了下表：
（三）对比分析
我们将三者的主要差别根据当事人、律师、法院三者角度简单梳理下来：（1）三者率不同，A派出法庭最高，B派出法庭次之，C派出法庭最低；（2）三者主体中，A派出法庭律师出现比率68%，B派出法庭律师出现比率85%，而C派出法庭中律师出现比率首次低于法律服务工作者，并且公民数量中，关系不明确者占据了一半；（3）A派出法庭结案数量为156，B派出法庭结案数量为89，C派出法庭数量为36。
通过上述三者主要差别，结合我们在调研中所了解的三地情况，我们首先对于三个派出法庭结案数量差距较大作出分析。根据三地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如下：（1）A镇距县中心最近，C次之，B距县中心最远；（2）A镇人口最多，B、C两地人口差距不大；（3）B镇经济发展水平最高，A镇次之，但与B地差距不大，C镇经济水平最为落后。这三者我们将其抽象化为：“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在这三者中最为占优势的是A镇，其次是B镇，最后是C镇，而其结案总数也是同样的排名。
下面我们简析一下三个因素的作用方式，通过A与B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经济因素大致相近或处于劣势，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因素即发挥作用，原因应是人口较多时纠纷数量也较多；而B与C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人口总量现差不多时，经济因素即凸显出来；而A与C对比则又凸显出了经济因素及人口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影响三个地区结案数量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这三个因素也作为之后从各角度分析各项的宏观因素。
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三地关于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主要不同即三者出现比率，在A、B两地，律师出现人次都远高于法律服务工作者，但在C地，法律服务工作者却反超律师。我们还是以上文所总结出的三地的主要不同出发进行分析，首先仍是经济因素，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相比其收费水平本就比较高，而C地居民人均收入也较A、B两地少很多，经济承受能力较差。通过这一对比，我们验证了经济能力作为影响当事人聘请法律服务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从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角度出发的影响因素，即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收费标准。
以上述三要素为分析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三地之中，A地率还是最高，刨除人口因素影响，我们不难发现“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所谓“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即“在距离当事人并不遥远的地方是否存在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或场所、有关的信息渠道或利用这种服务的途径是否通畅等”，而据我们了解，当地主要法律服务提供场所即在县城中心，即距县中心的远近也可理解为“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
除了以上三种因素外，我们在走访A派出法庭时了解到，A派出法庭是当地基层法院强力塑造的模版，在我们完全走访时感觉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青龙县法院，各种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该法庭庭长原是城关法庭的副庭长，在交谈中我们能感觉到作为“业务尖子”（在法院的光荣榜上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法律素养，当我们谈及法律服务的影响因素后，他提出了在自己看来影响诉讼率的因素：（1）案件的难易程度；（2）当事人的经济实力；（3）个人时间是否充裕；（4）律师收费；（5）关联程度。对于这些因素我们认为具有很强的参考性，由此可见作为当地法院的“招牌”法庭。A派出法庭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得到了当地法院的充分支持。这点我们认为也与A的率高于B派出法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该因素我们认为可以抽象为来自法院的政策影响。
二、理论假设及检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总结出了一系列影响法律服务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大致支撑了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影响主体，两个宏观层次中即“两层三体”式理论构建。下面我们将使用其他已有调研成果的影响因素，看其是否可以适用“两层三体”的理论归类。这里我们主要采用王亚新教授在《农村法律服务实证研究(续)》中个案五中所提出的影响因素，在其分析讨论对数据解读中，他认为“当地农村的当事人提交给法庭通过诉讼来解决的纠纷中,那些主要涉及财产关系而非人身关系、标的金额较大、可能有当事人之间尖锐对立或法律上的胜负态势比较清楚等因素而难以调解的案件,往往都利用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服务”。这一因素与我们之前调研的结果恰恰相反，但该因素也主要是从当事人角度出发，这体现了法律服务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在之后的分析中，其认为“作为可能导致率下降的原因,首先可以考虑法庭在2004年初从县城迁回其辖区内的中心乡镇是否起了某种作用。由于卷宗显示充当人的绝大多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都居住在县城,扶镇又没有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法庭搬到乡镇上有可能意味着当事人寻求法律服务的不便或者城里的人到镇上开庭等造成当事人费用支出的增加”。这一点与我们调研所得的“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不谋而合，也可以归入到法院通过政策调整间接作用于当事人，最后作用于法律服务；而在分析当地诉讼率的影响因素诸如“法院审判方式调整”、“当地法律服务提供主体的市场竞争”等，都可以归入到法院、律师等主体中，由此可见我们所提出的“两层三体”理论构建在归类及涵盖面上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我们可以根据已有的理论框架即“两层三体”，构建一个民事纠纷由产生至影响法律服务整体过程的程序。该分析结构分为两部分，即第一次分流和第二次分流，第一次分流即民事纠纷选择进入诉讼程序还是ADR；第二次分流即民事纠纷是否选择聘请法律服务，该阶段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问题，也是在理论假设中我们所提出框架的微调，通过该模型我们希望通过输入一定影响因素，最后可得出当时法律服务的发展趋势的分析框架，其简单形式如下。
在第二次分流中，当事人对于是否购买法律服务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法院、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对其主要是影响作用。其影响作用包括直接影响作用和间接影响作用，直接影响作用可直接作用于法律服务，而间接影响作用则通过作用于当事人再最终作用于法律服务，我们可以将上图再做调整，并作出分析预测。
以此为分析框架，我们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力量的不断增强，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当事人对于法律服务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多，而政治国家则处于消极中立的状态，其对于法律服务的直接影响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可能通过影响当事人而间接影响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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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教育体系中的缺位。现阶段我国既具有法学知识又具有创业知识的师资队伍是非常匮乏的。很多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学和创业教育，造成种种教育缺陷。由非法律工作者来讲授创业法律课程会无形降低学科价值，而由不懂创业知识的法学教师讲授创业法又涉及对某些问题难以理解，从而影响教育效果。另外，当前我国医学院校的学生工作者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并不多见，由此使得大学生的创业、就业教育中缺乏潜在的法律教育因素。
二、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1)创业法律意识类课程。
课程设置包括法理学、法律逻辑学、法律方法学等学科，旨在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全面理解创业法律教育的内涵。创业法律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大力提倡创业法律意识，知法、守法，尊重交易规则。通过这些授课内容的设计，不断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全面理解创业法律教育的内涵，强化遵守交易规则、尊重交易习惯，并使之内化成一种人格、气质和修养。
(2)创业法律知识类课程。
课程设置包括商事组织法、商事主体行为及其规制法、解决商事争议的法律，旨在有针对性地、重点地传授法律知识。如商事组织法，主要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企业法。大学生创业的表现形式或载体一般为企业，按照出资人的责任形式不同可将企业分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三类。教学的重点是比较三种企业的不同点，如出资人的责任形式、企业的设立条件、税收负担等方面，以便大学生在创业时能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事行为法及其规制法方面，因企业创办后要经营，经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依法与其他商事主体进行商事交易活动的过程，必须对商事主体行为法、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市场管理秩序法等有较全面的了解。主要包括《民法》《物权法》《合同法》等。创业过程中，纠纷和争议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对争议的解决方法及其法律适用有基本的了解，进而能够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合理规避法律风险，提高解决纠纷的能力。这方面最核心的课程是诉讼法和仲裁法，其中诉讼法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3)创业法律能力类课程。
课程设置包括企业法律实务、商法实务教程、法律谈判等课程，旨在提高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法律能力是大学生创业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应该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实践课程，并大力提倡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法，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践课。
三、结语
亚里士多德曾经将人类的知识分作三大类，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所谓纯粹理性，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大致是几何、代数、逻辑之类可以精密研究的学科，如今似乎还应当包括某些（例如，传统的物理、化学）而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例如，宇宙起源理论或生物进化理论）；而实践理性则是人们在实际活动中作出选择的方法，用来确定命题之真假、对错和行为善良与否，如伦理学、政治学，此外还包括了另外一些科学技术学科；技艺则是指那些无法或几乎无法用言辞传达的，似乎只有通过实践才可能把握的知识，有时甚至是只有某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才能获得的。例如木匠的好手艺就无法通过教学来传授，又如医生对疾病的诊断的能力，这些几乎毫无例外都必须通过实践来自己把握，而且仅仅靠努力实践也并不是总是能有所成就。事实上，在历史上，这些行当几乎都是以带徒弟方式来传承的。因此，“世代名医”、“祖传秘方”才为人们所重视；也因此，许多人会以此来行骗，当然也就有许多人会受骗。
这种分类如同任何分类一样，当然有其不完美之处；但这是一个有用因此有影响的分类。当初划归为某类的一些学科如今也可能有了重大变化。例如，由于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或接近于成为科学，尽管是《最年轻的科学》（托马斯·刘易斯的一本书名）；现代的机器生产至少在某些方面也早已令一个能工巧匠自叹不如。但在我看来，这一切变化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取消这种知识分类。必须注意的是，在这里不能将知识的分类和学科的分类混同起来。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致于康德的时代（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可以说是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知识的分类也许更多同学科的分类相联系，似乎某个学科的知识就只有某一类知识（甚至20世纪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知识的分类上也仍然是这个传统，所谓科学、神学和哲学的知识）。但是，严格说来，即使在历史上，任何学科都或多或少地同时具有这三类知识。这一特点在当今时代也许尤为显著，知识的分类与学科的分类已经是交叉了。例如在哲学这个传统的纯粹理性领域，由于马克思、尼采、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杜威等人，早已不那么“纯粹”了。即使是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因此也是比较“纯粹理性”的）维特根斯坦在其名著《逻辑哲学论》的篇末就已经承认哲学中“有不可言说的”，因此要“保持沉默”。在工程技术中，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就是know-how.人们在各个学科中都似乎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个人性知识》（波兰尼），强调知识的弥散性（哈耶克），强调“无意识的知识”（波普尔），强调“无言之知”，强调“身体记忆的知识”，强调“习得的知识”，强调那种无法交流或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1]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这种难以清楚地以言词或文字交流的知识则被用“传统”这个极为含混的概念所替代了。在国外法学界，上世纪的使法学成为科学的梦也已经基本结束了，今天人们已日益承认法学更多是或主要一种“实践理性”，[2]尽管法学家所用的“实践理性”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也涵盖了亚里士多德的“技艺”领域。
我的兴趣当然并不在于如何使法学分类在现有的知识体制中位置更为恰当，尽管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同一位前辈学者就宪法学是否是宪法“科学”而叫过板。我更关心的是，假如法学不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知识，那么我们目前的法治建设、法学教育的总体思路和方法是否恰当有效，并因此应当有所调整？
二
近代中国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引进了西学，进行了空前的社会改造，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绝大多数引进的西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科学”的旗帜下进行的。法学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引进中，法学不仅是作为一种具有真理性的普适性命题引进的，而且法学往往成为对这些命题的研究、解说和论证，成为一套具有强烈规范意义的原则或规则体系。这就使得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纯粹理性”的学说，强调其系统性、逻辑性。似乎掌握了这一套逻辑上、系统上“正确的”原理，颁布了一套又一套系统的规则，最多再训练一批廉洁、循法的官员，法治的建立就指日可待。在法学教育上，同样呈现出这种强烈的科学主义的、实际是唯理主义的倾向，特别注重对法律原则的分析，然后是对法条的解释。所谓的普法教育，其基本假设也是人们之所以违法，之所以不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法律，或者说是“没有法律的概念”，“法律意识不强”；法律教育和普法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认识法律，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方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近代以来似乎总是首先强调立法，强调“有法可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法理学”或“法哲学”一直是国家的重点学科，在我国各校几乎都是名列第一的法学专业课。为什么即使是许多更为实用的部门法课程也都是以讲授专业原理为主，例如刑法概论、民法总论以及经济法概论；而许多带有很大操作性的课程，例如法律文书、模拟法庭在各个法学院中都重视不够，甚至根本不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对律师的要求，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是法学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因此，翻开任何近年来的一本法学杂志，开篇的文章都是诸如“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论社会主义法治”，“法治与精神文明”之类的文章（下一步估计将会大量出现的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法治”之类的文字）；即使部门法研究的重头文章，似乎也是“论罪刑法定”，“论诚信原则”等。
当然我并不反对立法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也不笼统地反对这种类型的、注重原理的法学研究（当然首先它们必须足以构成“法学”并且要有所“研究”）。我认为这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从前面所谈及的知识分类来看，法学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的学科。它决不是只要从理论上讲通了，实践上就可以做、并可以做好的学科。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而不仅仅是法学家或法律家的实践，其构成必定也同时需要这三种知识，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法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它并不只是一些普遍正确的命题所构成，而且需要大量的“实践理性”，需要许多难以言说难以交流的知识。如果，我们将法治的形成仅仅寄托于法学，而将法学的发展仅仅寄托于那种可以言说、表述的法律理论或原则的发展，那么法治必定难以形成，同时法学的发展也必定是畸形的――一方面大量的法律得到颁布，号称法学的著作大量出版，而另一面，社会的秩序没有太多的改观，在没有国家强制的条件下，人们以实际行动体现出来的法治“观念”没有什么变化。
三
这种从思想入手，从观念入手，从纯粹理性入手的法治建设的进路至少是不完全的。就知识本身来说，不应当分等级，（分类并不意味分级别，尽管容易为分级别铺路）；纯粹理性并不能、至少不可能总是领导实践理性，同样也不可能总是领导技艺。这三者可能有关联的一面，但区别是非常重大的，其所针对的问题，其有效领域都是不同的，尽管可能有所交叉。一个毕生因研究法律之定义而蜚声学界的法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可能完全不足以解决任何实际纠纷，而一个纠纷的解决甚至可以完全与抽象的法治概念无关。那种学科内知识的三六九等，如果不是一种对知识的误解的话，我很怀疑，是不是一种知识霸权的产物。事实上，我感到，我国法律界和法学界确实相当轻视司法界的一些具体的知识，认为他们没有理论，或者认为他们只是凭经验办事、思想落后甚至僵化，他们的知识在我们现有的以欧洲大陆法为基本模式的法律知识体制中几乎没有任何位置（在欧美国家中，也只有英美，由于司法主导的法律体制突现了法官和律师的知识[3]）。而另一方面，太多的法学院毕业生进入司法界或当律师之后，常常抱怨学校学的东西“没什么用”。当然，这种抱怨不能过分当真。但至少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不要将法学或法律的知识仅仅归结为可以形成文字、成为原则、成为命题的知识。 这种过分强调思辨的、纯粹的、可言说的法律知识有时甚至也是荒唐的。比如说，普法教育的一个前提就是，许多违法者之违法是由于缺乏法律知识。这种情况，我相信肯定是有的，是真的，但不会是普遍的，而法律更多针对的是普遍性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从极其偶然有个别人不知法而将作恶多端的儿子处死“为民除害”的例子中得出一个普遍概括。并进而从“人的行动总是受思想指导”这一哲学命题推出普法是加强公民法治“意识”的有效措施的结论。只要我们挣开眼睛看一看，就会发现，社会中许多违法犯罪者并不是因为不了解法律或一般的社会规范，而是因为有其他种种利益或借口。国外的一些相当严格的实证研究发现，普通人与关在监狱中的罪犯对法律的了解（或不了解）程度基本相同，其差别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有时甚至是后者对法律了解得更多。在社会生活中，如今甚至有不少人是事先了解法律之后再去违法，以试图钻法律的空子。而我们之所以不杀人防火，绝大多数人不是因为知道可能会受法律之惩罚，而是因为一种习惯、一种身体记忆的知识。相反，如果我对别人说，我半夜没有抢某个摆摊的老头是因为怕受到惩罚，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有病”。因此，将法治建设仅仅视为一个纯粹理性的事业，一种传统意义上、狭义上的“知识”的事业必定是不够的。
四
福柯在其许多著作中都提到了现代社会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discipline，尽管他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4]这里暂且不论福柯的态度如何，仅仅就他所使用的这个英文词来看，的确很有意味。Discipline既有学科的含义，也有纪律、训练的含义。如果不是我枉加猜测的话，福柯就是力图传达这种双重的含义：任何一个学科都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言说的知识，一套自恰、不矛盾的命题，一套可以演绎成篇的逻辑，而是一种话语的实践，一种对参与者的训练，这种话语实践并不完全是逻辑的，这种话语实践要在人的灵魂上打下其印记，要“溶化到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它的真正力量不在于说服人，让人们听起来很有道理，而在于，你可能在逻辑上、文字上反对它，但在话语实践上却可能是它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最极端的例子，福柯指出的是，即使是一个被判决死刑但并不想死的人也并不都是被“拖下去斩了”，而或多或少地得自己走几步（象征性地或实际地）才能走上绞架或煤气室的。[5]这个例子，当然有点太严酷了，太刺激人了，似乎不是在谈法治的理想。但这里面的道理却是真实的，是不能不面对的。举个不那么刺激人的例子，如果我事实上借了某某人1000元钱，赖帐不还；他到法院起诉，但没有借条或其他证据；法院会以没有证据为由判他败诉。这在现代民事诉讼法法理上“天经地义”。但如果他不是在灵魂上而只是在理论上接受了这一天经地义，那么他就总会耿耿于怀，甚至会事后找帮子人来教训我一顿――于是，理想的法治还是没有落实。
如果承认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性的事业，承认支持其运作的知识包括了本文大致指出的三种知识，那么，从这种知识的分类层面上看，我们也就可以看出目前法学界笼统讨论的“法律移植”或“与国际接轨”在什么层面上是可能的，在什么层面上是不可能的，而不是泛泛地讨论那些容易的问题：应当不应当或主张不主张移植的问题，或是从概念上探讨“移植”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如果仅仅想表示一种态度，坦白地说，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是太容易了。翻译一些外国学者的理论著作、法典，这很容易；考察和模仿一下外国有关司法机构的设置和运作，也并不太难；如果要有整整一批真正在灵魂上而不只是在言说和文字上接受现代法治的法官和其他执法官员，在我看来，就不大可能通过移植来实现；至于“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使法治的话语实践真正得以畅通，则与移植或接轨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因此，如果中国的法治要想建立并成熟起来，中国的法学能摆脱“幼稚”之标签，那么我们作为法学家就不仅应当重视纯粹理性，而且应当重视实践理性，重视法律技艺；并在可能情况下，将后两种知识以恰当的方式转化为可言说、可交流且交流起来经济的知识。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知识品格之转化并非不可能，不可能的只是这类知识的完全转化。前面说到的医学的变迁以及能工巧匠的衰落就是两个明证。转化的条件则是社会的变化，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相关技术的发展。在法学上，这种例子也有。英美法官对法学（而不是法治）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将法官审判这个先前人们认为“几乎无太多话可说”[6]的领域内生产的知识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交流、对话因此可供分享的知识，即所谓的“实践理性”，尽管新的不可或难以言说的个人性知识还将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我想，只要人类在延续，这类知识的领域就永远不会荒芜。
参考文献：
[1] 参见，汪丁丁在1995年第11、12期《读书》的文章。
[2] 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3] 参看，苏力，“什么是法理学”，《中国书评》，1995年5期。
[4] 例如，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8.
[5] Michel Foucault，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Dangerous Individual’ in 19th-Century Legal Psychiatry”， trans. by Alain Baudot and Jane Couchma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vol. 1， p.2.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
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法律常识缺乏、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仍存在。有鉴于此，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不容忽视，而且应当成为大学高等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任重而道远。
一、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一）大学生法律常识缺乏，法律观念模糊
当代大学生普遍重视专业课学习，而对其他课程不予重视。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学生没有足够的法律知识作为基础，法律水平也难以得到提高。在本校社团开展3.15消费者维权活动时，仍有部分同学不了解3.15到底是什么日子，这种法律基础知识存在欠缺，更反映出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堪忧的现状。并且现今信息更新换代周期短，在促进大学生应变、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快速阅读的习惯，对某些生僻的用语往往停留于文字的表面意思。这就间接的导致了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如大多数大学生分不清楚犯罪与违法的区别，认为违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违法。
（二）大学生对法律的重视度不高
由于中国“应试教育”的影响，致使当代大学生法律素质不高，他们所知道的法律知识，也仅限于课堂上老师的灌输所得，也许还存在一些偏差。他们很少会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法律法规，往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最终不利于大学生自身前途的发展，更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培养并提高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性
（一）思维上能想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系统，具有严格的结构和层次，通过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学习法律的逻辑思考方式，扩大视野，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完善大学生自身思维方式，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提升当代大学生整体思想境界与法律水平。
（二）实事上能认
当今世界新闻讯息传播迅速，国家时事与人民群众生活联系紧密，大学生虽身处校园，但大学生的眼界并不能局限于校园内的事务，更应该关注时事新闻。通过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学习法律知识，避免因专业对认识事物的限制，辩证地认识和评价时事新闻、学习工作等事物，建立当代大学生对身边事物系统的认识体系。
（三）现实中能防
现代社会，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法律正好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它规定人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以此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通过学习相关法律知识，避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三、培养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措施及方法
（一）培养宪法观念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法律都是以宪法为母体产生的，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律”。在现代大学生中，法制观念偏低，对宪法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少，大多数人把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摆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然而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学生应当通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促进自身全面发展。
（二）改革课堂模式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课堂教学模式平淡而无新意，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非法学专业学生更是未能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所以要想提高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必须要改革现今课堂教学模式。
首先，要优化教师队伍。法学专业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更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其次，建设实践性课堂。开设一些模拟法庭审判等法律活动的虚拟课堂，学生扮演，学生纠错，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同时联系相关法院，组织学生去感受真正的案件审理过程，感受法律的独特魅力。
（三）加强学生认识
在2013年评比大学十大冷门专业中，法学占到第三位。在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总共有11729个职位，而对报考考生专业存在限制的职位就有11645个。而在这11645个国考四大系统限制专业的职位中，法学类占2291个职位，将近占到总数的20%。由这些数据可以得出，法学专业是大学的十大冷门专业的说法是片面的。只有改变传统观念，才有可能提高人们对法律的关注。
据有关资料，28.49%的 大 学 生 表 示 愿 意 接 受 “ 法 制 教 育”，其中有11.34 %的人把自己最愿意接受的教育内容选定为“法制教育”；38.04%的大学生已明确意识到自己法律意识方面的不足，认为自己必须“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但38.04%的比例仍是不够的。因此在大学校园里，学校应多鼓励学生自主举办校园法制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法制文化氛围。专题式法律知识讲座、校园普法、法律知识答辩赛等活动，同时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法律兴趣。只有通过参与活动，才能将学生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意识，提高当代大学生法律文化水平，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在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法治文明也在逐步发展。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将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社会主义青年，是大学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然而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反映出现代高等教育的不足，通过社会、学校、学生自身，全面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扩大法律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力，从而为全面构建中国法治社会打好基础，推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小燕，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其培养研究[D]. 山西财经大学 2007，硕士
[2]杨芳，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问题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 2012， 硕士
[3]黄稻著，社会主义法制意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田立华. 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J]. 教育艺术.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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