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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位熵;纳尔逊指数;协调;格局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河南省区域协调发展与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研究”(编号:2016B004)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8日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发展取得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并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格局的优化,对河南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河南省18个市作为研究单元,从区域专业性、突出性、强势性等方面对19个行业进行分析,明确区域内的经济优势,研究区域间相互协调的整体布局。
二、河南省区域经济行业专业化分析
区位熵又称专门化率,由哈盖特首先提出,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区位熵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Qij=■。式中,Qij表示i地区的j行业在全地区的区位熵;eij表示i地区j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ej表示i地区的从业人员总量;Ej表示全地区j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E表示全地区总的从业人员数量。一般来说,区位熵的值越高,表明该地区某产业的集聚水平就越高。当Qij>1时,说明i地区的j行业在全地区来说具有优势;当Qij
基于数据的客观性和可得性,本文依据《河南省统计年鉴2015》(下同),利用区位熵计算公式对河南省18个市19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19个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业I1,采矿业I2,制造业I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I4,建筑业I5,批发和零售业I6,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I7,住宿和餐饮业I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9,金融业I10,房地产业I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I1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I1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I14,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I15,教育I16,卫生和社会工作I1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I18,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I19(下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区位熵数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行业在各地区的地位和具有的不同优势。分地区来看,首先,郑州作为省会城市,是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在租赁和商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等共16个行业的区位熵数值大于1,占分析行业的84%,显示了郑州在多个行业上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其次,鹤壁在采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及房地产业等14个行业具有专业优势。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地区有12个行业具有专业优势;最后,其他地区具有优势的行业都小于10个,最低的商丘在省域范围内没有具有优势的行业。(表1)
按照产业划分标准来看,第一产业具有优势的地区,即区位熵值大于1的包括开封、平顶山、安阳、濮阳、漯河、三门峡、南阳、信阳、周口和驻马店,地区较多,显示了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基础,但没有明显的突出地区,区位熵数值普遍较小。
第二产业中,采矿业区位熵在1以上的地区有郑州、平顶山、鹤壁、焦作、濮阳、三门峡和济源,其中三门峡、鹤壁和平顶山三个地区较为突出;制造业中区位熵大于1的有9个地区,且整体水平较为接近,其中前二位的是焦作和济源;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平顶山和濮阳较为突出;建筑业中有8个地区的区位熵大于1。综合来看,第二产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得到了各地的重视,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除采矿业受地理条件的影响有部分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外,其他行业都缺乏显著的区域优势。
第三产业中,第一层次为流通部门,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区位熵值大于1的有郑州、许昌、三门峡、南阳及济源;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区位熵在1以上的有郑州、洛阳、平顶山、鹤壁、焦作、三门峡、信阳、济源。综合来看,郑州、三门峡和济源三地在流通领域具有相对的区域优势。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住宿和餐饮业中洛有明显的优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有郑州、洛阳、安阳、焦作、信阳、周口、驻马店;金融业中郑州、三门峡具有明显区域优势;房地产业中郑州、许昌有明显区域优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郑州具有显著的区域优势。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有郑州、洛阳、安阳三地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郑州、洛阳、安阳、鹤壁、新乡、许昌、三门峡、南阳与济源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有郑州、洛阳、平顶山、鹤壁、新乡、焦作、漯河、三门峡与济源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各区域表现基本相对,不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三、河南省区域经济行业突出性分析
区位熵计算简单方便,在区域经济和产业分析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但从区位熵的计算上看,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即某地区的行业区位熵最大并不一定就代表该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是最高的。原因在于其对区域或行业的规模和数量比较敏感,不能完全反映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因此,为了弥补区位熵的缺点,同时对各地区优势行业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此,借助纳尔逊统计分析方法对区域的突出和强势行业进行分析,进一步厘清河南省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
后来,纳尔逊统计分析方法经过学者的研究和验证,认为采用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的标准是相当高的,导致^多地区不能凸显其主导职能。因而,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为便于分析,本文采取如下标准:若0.5
从计算的结果看,郑州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中有突出优势。在批发和零售业、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具有强势优势;洛阳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有突出优势,住宿和餐饮业为强势优势行业;平顶山的农林牧渔业为突出行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为强势行业;安阳的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为突出行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为强势行业;鹤壁的房地产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具有突出优势;新乡的建筑业为强势行业;焦作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为突出行业;濮阳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强势行业;许昌的房地产业具有突出优势;三门峡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为突出行业,采矿业和金融业为强势行业;南阳的农林牧渔业和商丘的批发和零售业具有区域突出优势;信阳的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教育为突出行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为强势行业;周口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突出优势;驻马店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强势行业;济源的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具有突出优势。
四、结论及建议
综合区位熵和纳尔逊统计分析的结果,在整体格局上,郑州作为河南省的核心地区,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围绕三大国家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快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加强与西部的开封、商丘等地的交通和产业对接,提高产业关联度,促进优势互补。构建洛阳、焦作、鹤壁、济源、新乡、平顶山和许昌的省内核心经济发展圈,要进一步发挥其在各自区域内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经济发展带,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洛阳作为副中心城市,除了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显著的优势外,多个行业的区域优势并不突出,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对于农林牧渔业,河南省目前没有哪个地区具有强势的优势,平顶山和南阳两地具有突出性的区域优势,各地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未来,在区域发展上应以平顶山和南阳为突破口,突出第一产业的发展,依托资源优势加快地区的农产品加工、流通、储运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化集群,逐步建立具有优势的轻工业体系。同时,对于开封、安阳、濮阳、漯河、三门峡、信阳、周口和驻马店等具有专业化优势的地区,加强引导,积极探索特色农业的发展道路,打造近郊都市高效农业区和生态绿色特色高效农产品优势区,提高产业的集聚化发展水平。
第二产业中,采矿业的发展主要依托地区矿产资源优势,围绕三门峡、鹤壁和平顶山地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探索建设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示范区。制造业围绕焦作和济源地区,在郑州、开封、洛阳、鹤壁、新乡、许昌和漯河进行科学布局,在明确定位、凸显优势的前提下,突出优势发展和错位发展,并坚持开放理念,推动区域组团发展,形成不同层次的功能互补、分工协同的制造业发展组团,推进各组团间、组团内大力发展上下游产业,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促进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和集聚。
第三产业中,要积极促进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郑州的区位优势,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以郑州为中心,打造洛阳、平顶山、鹤壁、焦作、信阳、三门峡和济源为核心节点,着力于建设郑州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协同完善内连外通的交通与物流体系。住宿和餐饮业中洛有明显的优势,其他地区要积极借鉴其发展模式,深挖本地特色资源,积极打造旅游的新业态、新产品及新线路,推动产业的发展。信息服务与科技服务业以洛阳为主,并积极推动其与郑州、信阳、周口、安阳、驻马店地区企业构建产业联盟,建立专业产业园区、基地,引导园内企业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专业化协作的分工体系,强化产业集群式发展;商务服务业与金融业中郑州具有较为显著的区域优势,今后需着力推动郑州金融商业服务集聚区建设,对外加强开放通过优惠政策吸引行业领先企业进入设立区域性总部,对内加快区域联动建立区域级的金融与商业服务结构,不断开拓产业集聚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1]孟令勇.县域城镇体系发展问题研究――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D].山东农业大学,2011,
[2]谭建华.四川省城市体系结构特征及优化研究[D].西南大学,2011.76.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1-0101-17
1.基本理论及文献综述
1.1 区域间经济发展关系理论
区域间经济发展理论基础是区域均衡发展(balanced growth)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unbalanced growth)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是始终贯穿区域发展理论演变过程的一个主题,它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平衡与不平衡增长密切相关,前者侧重于企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转变,后者侧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变。实际上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经济结构的产生与转换总是落实在具体的区域,区域结构的改善和发展也离不开通过经济结构变化这一途径。
1.1.1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平衡发展理论,其中又有两种代表性理论, 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平衡发展理论。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平衡发展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供给不足—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低生产率),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的关键,是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即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因此,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1.2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以赫希曼为代表提出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不平衡的。该理论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关联效应原理。关联效应就是各个产业部门中客观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度,并可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度量。因此,优先投资和发展的产业,必定是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也是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最大的产业。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一般是制造品或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还是后向联系产业(一般是农产品、初级产品生产部门)———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1.2 区域分工和合作理论
首先由劳尔·普雷维什于20 世纪40 年代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主要是阐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中心—外围不平等体系及其发展模式与政策主张。到了60 年代,弗里德曼将中心—外围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弗里德曼(Friedman)的中心—外围理论,在考虑区域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发展条件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另外还有以弗农等的产品生命周期为理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论。
早期的分工贸易理论主要有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与奥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等。绝对利益理论认为,任何区域都有一定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若按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分工生产,然后进行交换,会使各区域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区域生产率,增进区域利益。但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
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点轴开发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在国家或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生产要素在“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该理论十分看重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强调交通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点轴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也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开发基本上是按照点轴开发的战略模式逐步展开的。中国的点轴开发模式最初由中科院地理所陆大道提出并系统阐述,他主张中国应重点开发沿海轴线和长江沿岸轴线,以此形成“T”字形战略布局。
2.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特征分析
2.1 地理概况与经济区域划分在地理划分上,湖北长江经济带西起恩施州巴东县,东至黄冈市黄梅县,沿江地区包括武汉、黄石、宜昌、鄂州、黄冈、荆州、咸宁、恩施等8 个市州的48个县市区。湖北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全长1061 公里,长度在沿江各省市中排名第一,占长江干线总长的38% 。国土面积54168.5 平方公里, 人口达2750.1 万。
在经济区域划分上,湖北省地理位置按自西向东依次划分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武汉城市圈。其中武汉城市圈的定位在于“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这个区域也是湖北经济的重心。以武汉为中心的“8+1 城市圈”包括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九市,土地面积、常住人口和GDP总量,分别占湖北省的31.2%、53.3%和62.7%。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是由襄阳、荆州、宜昌、十堰、荆门、随州、恩施、神农架8 个市(州、林区)构成的圈域,土地面积、总人口和GDP 总量,分别占湖北省的68.8%、46.7%和42.4%。湖北省2015 年地区GDP达到29550.19 亿元,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九位,中西部省份首位,全省经济进入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的关键时期。2015 年,湖北长江经济带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均好于其他两大经济圈,显示出较强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活力。虽然长江经济带8 个市州中部分县市区并未包括,但是研究过程中不再剔除,而是以8 个市州整体指标来研究。本文主要就湖北长江经济带中市州区域差异做出研究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2.2 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0.Hirschman) 早在上个世纪70 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木桶原理”,生动地揭示出在经济发展这一层面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实际情况来看,湖北长江经济带经济好比一个“木桶”,8个市州好比8 块“木板”,实现全面发展目标不是由那块最长的“木板”决定,而是由那块最短的“木板”决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
湖北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其中西部以宜昌为中心,是全省确定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之一,经济综合实力强,仅次于武汉,荆州是湖北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但恩施地处山林地段,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经济发展一直较慢,与其他两个城市相比在鄂西圈经济发展中存在一定的差距。湖北东部以武汉为中心,是全省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周边城市除黄冈外,其余3 个城市(黄石、咸宁和鄂州)工农业基础都较薄弱,在武汉城市圈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在湖北长江经济带中,8 个市州经济发展也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从8 个市州经济区域情况看,(如图3-1 和表3-2 所示)在地区结构上,武汉一枝独秀。但其区域面积仅占全省4.6%,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7.6%,经济总量却占整个湖北省的36.9%;仅次于武汉的宜昌经济总量不及武汉的1/3;宜昌是除武汉外唯一一个占全省比重过10%的城市,达到11.5%;其他过千亿的3 个城市中,荆州在面积和人口上略低于黄冈市,但经济总量却与黄冈市旗鼓相当;鄂州在8 个城市中,无论面积还是人口,各项指标均偏低,然而GDP 却高于恩施。
就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来说,如图3-2 所示,武汉和恩施属于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均超过40%,分别达到51.0 和42.1%;而宜昌、黄石和鄂州则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均在55%以上,分别为58.7%、55.4% 和57.9%;目前湖北省正处于工业化末期,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较大,约为45.7%,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比重仅为11.2%,对于第一产业仍有4 个市州比重在20%左右,即荆州、黄冈、恩施和咸宁,相对而言,这4 个市州显得工业化基础还较薄弱,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如表3-3 所示和图3-3 所示)8 个市州区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均超过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反映了各地区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普遍提高,差距得到了缩小;从地方财政收入情况看,各地区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增长率均超过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反映出各地区较均衡的发展趋势;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较看,除武汉市的人均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外,其他城市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恩施最低,人均值无论是城市或是农村均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武汉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占据首位,分别达到104132 元、36436 元和17722 元,而恩施市3 项指标均排名最后,武汉市3项指标分别是恩施州相应人均值的5.16 倍、1.64 倍和2.22 倍,是排名第二的宜昌的1.26 倍、1.34 倍和1.36 倍。
总之,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自两大中心城市独大向周边逐渐递减的圈层地区结构;武汉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宜昌次之,西部恩施地区发展总体水平最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非常突出,并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带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3 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市州区域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呈逐年扩大趋势
为了具体对区域经济差异状况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益三个方面地区差异状况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状况作进一步分析。本文选择能反映8 个地级市州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地区离差系数对经济区域差异分析,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评价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s 为标准差,Xi 为某市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 为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n 为该地区所含区域个数。CV 值越大,表明区域经济差异也越大;反之,则说明区域经济差异逐渐缩小。选取湖北省各地市2005、2010、2015 共三年数据,计算其离差系数分别0.22、0.26、0.31,其数值逐年增大,说明区域经济总量的地区差距在逐年扩大。
3.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协调发展状况定量评价
3.1 指标选取
笔者选取了2015 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8 个市州的共11 个经济指标,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
这11 个经济指标分别是:X1 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反映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反映个体经济发展水平;X3 为第一产业总产值(亿元),反映区域内农业发展水平;X4 为第二产业总产值(亿元),反映区域内工业发展水平;X5 为第三产业总产值(亿元),反映区域内服务业及城镇化水平;X6 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反映区域内经济实力;X7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反映区域内经济投入与公益设施建设能力;X8 为全社会零售总额(亿元),反映区域内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实际购买力;X9 为出口总额(亿美元),反映该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竞争能力;X10 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反映区域内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X11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反映区域内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16》最新数据,得到2015 年湖北省8 个市州各项经济指标(如表4-1)。
3.2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要求原始变量之间有比较强的相关性,如果原始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那么就无法从中综合出共同特征的少数因子来。因此,在作因子分析时,对原始变量做相关分析。由spss 数据处理系统提供KMO 和Bartlett 检验可以判断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SPSS 软件计算得到以上数据的Bartlett 检验的F 值等于0.000,表明所取的数据来自正态分布的总体,Bartlett 检验值为0.276,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于11 个指标X1,X2,…,X10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给出这8 个市州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的排名,我们对X1,X2,…,X10 进行主成分分析。为消除各变量间量纲不一致性,先将原始指标数据标准化,标准化后的数据用Y1,Y2,…,Y10表示,然后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应用SPSS19.0 软件,经计算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R 的特征值,如表4-2 。
笔者使用SPSS19.0 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 的主成分作为公共因子,得到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由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特征值大于1 的前两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已达到93.6%,可见提取2 个因子后,它们反映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4-3)可以得到11 个原始变量与这2 个因子之间表达式如下:
F1=0.326Y1+0.266Y2+0.159Y3+0.326Y4+0.323Y5+0.324Y6 +0.325Y7+0.324Y8+0.323Y9+0.315Y10+0.260Y11
F2=0.077Y1-0.438Y2+0.779Y3+0.033Y4+0.056Y5+0.038Y6+0.138Y7+0.106Y8+0.020Y9 -0.241Y10-0.318Y11
我们以特征值的方差作加权系数计算各样本总得分,即
F =9.265/(9.265 +1.029)F1+1.029/(9.265+1.029)F2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Y1,Y2,…,Y10 分别代入F1、F2、F 的表达式中,得到各样本在F1、F2 及F 上的得分,从而获得各地区的综合排名,见表4-4。
3.3 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
从竞争力综合评价来看,湖北长江经济带8 个地级市州的竞争力排序可根据评价值的高低,把评价值>1 的地区定为竞争力极强的地区;把评价值>0.2 的地区定为竞争力较强的地区;把评价值>-1.0 的地区定为竞争力较弱的地区。从表4-4 看出,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指标均居全省各市州的首位,发展水平在全省遥遥领先。在全省也当仁不让的成为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
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包括宜昌。宜昌是湖北省重要的水电名城、化工主要产地,综合经济实力强,基础设施完善,各项人均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竞争力较弱的城市包括黄石、荆州和黄冈。这几个城市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均为平原,基本上没有大型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利税较低,且人口密度较大,城市发展缓慢。
竞争力较弱的市州:鄂州,咸宁和恩施。该类地市和其他地市有较大的区分性,原因在于不仅其评价值是负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且其评价值大小与其城市评价值有明显的断层。这几个市州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缓慢。
3.4 聚类分析
根据上面的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将原来的11 个指标化为2个指标来反映。由于主成分F1 与F2 互不相关,因此利用主成分F1 与F2 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是合理的。本文考察(F1 与F2 )两个指标,采用样本距离为欧式距离,聚类方法为离差平方和法,经SPSS 19.0 统计软件计算得聚类图(如图4-1)。
图4-1 是聚类分析的谱系图。从聚类进程和聚类谱系图可以看出,从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湖北省8 个市州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武汉;第二类为:宜昌;第三类为:黄冈、荆州,第四类为:咸宁、鄂州、黄石;这些地区地处平原、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农业发展较好。第五类:恩施,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属欠发达地区。
3.5 结语
形成各地区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各地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水平。从上面看出,武汉在湖北8 个地区中实力最强,名列第一,事实上,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市作为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并且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最好,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前茅。在聚类分析中它单独成为一类,与其他类的距离也较大。一直以来经济发展都处于全省重要城市的首位,所以武汉在发展潜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在第二类中,宜昌的工业发展水平较好,葛洲坝、三峡大坝等一些大型企业都分布在这些地区,给这些地区经济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第三类中,荆州、黄冈,这主要得益于它们的第二主成分得分较高,主要得益于人口较多,消费水平较高;在第四类中,咸宁、黄石、鄂州这一城市类中的大多数区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农业发展较好,但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最后一类是恩施。恩施地处鄂西山区,农业生产水平低,以产玉米、薯类等杂粮为主,粮食产量较低。但木材、桐油、木耳、药材等产品居全省之首,是省内主要的林特产区(见表4-4)。
4.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种新的动态的和谐的发展观,其实现需要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由于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生态综合发展的过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加之各地区各种要素资源环境条件不同,资源开发利用时间也有早有晚,这就造成各地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段出现较大波动。
4.1 地理条件及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及地理环境资源条件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区域经济学中,为了具体说明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问题,经济区位往往被描述为距离某一个或几个特殊地点的不同位置所反映的市场供求、运输成本等方面的差异问题,如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离自然资源供给源的距离、各空间位置上的市场供求状况等所形成的经济利益差异。区位优势即区位的综合资源优势,即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其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等,区位优势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单项优势往往难以形成区位优势。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主要由自然资源、劳动力、工业聚集、地理位置、交通等决定,同时区位优势也是一个发展概念,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前文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从空间角度上看,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由中心城市向周边逐渐递减的圈层地区结构现象。例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武汉、宜昌均位于交通便利的铁路线附近,知识信息流通方便,有着优越的投资环境,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武汉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都在1000公里左右,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功能。京广、京九、汉丹、沪汉蓉、京港5 条铁路干线,以及京珠、沪蓉等6 条国道在此交汇,武汉是全国四大铁路运输枢纽之一。水运已形成“干支一体,通江达海”的客货运网络,武汉港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枢纽港和对外开放港口。华中地区最大的航空港武汉天河机场,是华中地区唯一可办理落地签证的出入境口岸,为全国四大枢纽机场之一。宜昌市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渝鄂湘三省市交汇地,上控巴蜀、下引荆襄,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战略地位十分显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如荆州和黄石等城市区位优势同样明显。而恩施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矿产资源相对贫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条件先天不足,地区经济只能以发展农业和在农业资源基础上发展轻工业生产为主。另外,本地区由于山大沟深,沟壑纵横交错、土地分散,给其发展集约农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4.2 科技及人力资源因素
罗默(Paul·Roomer)和卢卡斯(Robert·E·Lucas)提出了区域分化理论,认为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指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人力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少,那么,经济发展就必然会越来越慢。何况现代经济发展对科技和人力资源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湖北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由2000 年58 个增加到2015 年的241 个,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有一定的上升,从2000 年的16.0%增加到2015 年的28.4%,全年共登记重大科技成果1933 项。其中,基础理论成果16 项,应用技术成果1875项,软科学成果42 项。另外,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2787 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达830.07 亿元, 合同金额比上年增长37.95%。全省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565 亿元,增长10%,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91%。围绕光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创新创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大项目策划和争取力度,共争取国家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项目40 个,争取国家资金71.2 亿元。这对湖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高所及区域差异缩小无疑将产生积极影响。
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人力资源差异明显,沿江8 个市州无论在科技、人力资源及信息等资源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武汉科研机构数量较多,人力资源优势明显,科技发达,人口素质高,信息资源较丰富,产业结构和布局基本合理,该地区集中了湖北省大部分高校优质教育资源,该地区集中全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一部分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科技及人力资源优势显著。相比武汉,恩施为传统农业区,人力资源明显不足,科技落后,人口素质低,信息资源贫乏,产业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必然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仅此足以说明,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科技以及人力资源方面差距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缩小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4.3 产业结构效率因素
2000 年以来,湖北省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近几年湖北省三次产业的总量和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产业增加值增速加快,与之相伴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演变。从生产总值看,三次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结构也由2000 年的15.5 ∶49.7∶34.8,到2015 年的11.2∶45.7∶43.1,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4.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4.0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增加了8.3 个百分点,减少相对较慢。这种结构变动反映了三次产业结构向协调发展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改变了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经济结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速度较快,反映非农产业比重在逐年提高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加速;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上述数据也反映了服务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贡献增强,应该说有利于本地区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效率直接相关。所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要素资源要由经济结构来转换和体现。因此,不同地区经济结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导致资源与要素流向利用率高的地区,并最终造成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要与不同的社会技术经济条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所以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当某一产业处于各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时,总会有一些产业比另一些产业发展要快。因此,产业结构不同的区域,其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必然不同。武汉集中分布电子、机械、化工、纺织等工业部门,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也较发达,三产业的比例基本协调,黄石、咸宁等城市技术条件落后,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各产业发展水平均低,因此,第一产业比重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从而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4.4 区域经济政策因素
区域经济政策特别是投资政策是影响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区域经济政策特别是投资政策的倾斜度使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扩大,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悬殊,资金投入及流动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和湖北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经济总量增长和发展速度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等条件的不同,区域经济差异逐渐呈现。与此同时,湖北根据省情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比如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以此带动省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提出“一主两副”的发展策略。因为武汉地区是湖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条件最为优越的地区,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区域经济差异的程度。具体从投资政策上看,武汉市作为省会是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湖北省投资重点地区;宜昌地区属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居于全省前列表明,宜昌市发展水平较高,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体水平在全省也应排在前列。此外,荆州、黄石都曾在不同时期作为全省的重点投资开发区,而经济欠发达的恩施在接受国家和省内投资方面必然十分有限。
5.促进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湖北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情况显著,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性和不均衡现象明显,其中武汉和宜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内部差异较小,协调发展相对较好,特别是武汉,作为湖北经济发展的龙头,有率先崛起并走在东部发展前列的优势;而处于鄂西部的恩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前两者相比有较大的落差,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仅以此为例,对于湖北域内长江经济带来说,要实现本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5.1 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原则
第一,注重协调发展。针对各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将会加剧的状况,必须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努力将发展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区域经济不能维持平衡发展,在发展的政策和发展的空间方面,不能平均用力,而应当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应当在政策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发展,尽快形成若干个经济增长极,借以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第二,政府必须为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引导,从这点出发湖北长江经济带应尽快制订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形成区域间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各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性政策,包括发展目标、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区域合作、工业产业带和农业产业带规划等,还包括区域内外交通、通信协调政策。如促进建立快捷交通网、城际铁路、交通枢纽的政策。促进增长极、经济核心区加快发展、快速崛起的政策;促进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湖北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支柱性政策;促进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的政策。努力向中央争取支持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政策。各级政府作为地区经济的管理者和有关政策的制定者,就必须为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加强要素投入的区域协调性。对于省级政府在制定全省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并体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观念,要加大对长江经济带的投资政策倾斜力度,加大教育、科技、交通等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通过制定法规推动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各地区政府间的合作机制。
5.2 坚持区域协调发展“两步走”战略
从开放型经济角度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加强与长江经济带东西部地区的合作,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来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产业和产品竞争力,同时长江经济带要加强与外部的经济贸易联系,提高产品外销的比重和市场占有率。从湖北长江经济带经济区发展角度看,这两个经济圈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既要有分工,又要有合作。分工是建立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突出发展优势产业,合作是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要实现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主要通过有以下两步:
第一步,实现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一体化,为区域发展一体化奠定基础。第一,编制协调统一的产业发展规划。利用沿江城市原有产业基础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将各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进行必要的协调,以实现区域产业要素的空间流动与优化组合以及产业的合理分工。第二,确立区域产业联动机制。利用湖北长江经济带这个平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协调发展需要的综合开发体制和机制。作为产业集聚地的城市,彼此之间应该建立由政府推动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支柱产业配套、新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产业联动机制,推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有效率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使沿江城市成为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区域协作共同体。第三,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一体化。一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布局一体化。要以荆州、黄冈等市为重点,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加快资源开发,发展大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贸工农一体化和公司联基地、基地带农户的组织形式,依托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工业现代化发展及布局一体化。要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依托,发展汽车制造及汽车零部件工业,建设中国内地最大的汽车工业基地;以武汉、黄石、鄂州为依托,发展船舶工业,打造沿江船舶产业带;要以武汉、宜昌、荆州为依托,大力发展石油化工、磷化工和轻纺工业,提升石油化工、磷化工和轻纺工业基地。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及布局一体化。要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宜昌、荆州、鄂州等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产业,形成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沿江高新技术产业带。四是旅游业发展及布局一体化。围绕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着力打造长江三峡、清江画廊等重点生态旅游景区和武当山、明显陵、荆州古城等特色文化景区,开发三峡、三国、武当、土家民俗系列特色商品和纪念品,拉长旅游产业链条,形成具有浓郁湖北特色的沿江旅游产业带。
第二步,实现湖北长江经济带城乡发展一体化。目前,湖北省长江经济带除武汉外,黄石、宜昌、荆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不够,实力较弱、质量不高,要壮大经济实力,完善区域功能,增强辐射能力,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带动所辖区域发展的“领头雁”。一是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湖北省长江沿岸地区中小城市数量较多,虽规模不大,但分布较广,具有城乡易于溶合、城市特色易于塑造、城市建设易于开展、个性化特征易于体现的特点。要进一步发挥这些中小城市的优势,提升中小城市的功能,将其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环境优美、最适宜人居住的社区。二是择优培育中心镇。选择现状基础好、区位条件优、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加快发展,使其规模能扩大,以增强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三是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武汉、宜昌两市的周围城市相对密集,人口和产业比较集中,要加以积极引导,实行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互通有无,避免重复建设,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城镇的地域空间集聚,做到有序发展。四是用政策手段加以引导。继续致力于消除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障碍,积极倡导灵活的就业方式,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对迁移到中小城市、乡镇就业定居的农民给予适当的补贴。
5.3 坚持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模式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新一轮开放开发必然是要通过经济带的整体发展,发挥肩挑鄂西和鄂东的“扁担功能”,连接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最终实现湖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然而,目前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资源优势等不一样,要实现其整体发展,必须通过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实行分段开发,才能最终实现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模式可概括为“城市—区域、区域—区域”。
城市—区域合作模式:在空间布局上,按照点一轴原理,依托交通线,重点发展中心城市,形成增长极,带动周边县域经济,形成产业带和城镇带。通过实施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一体战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城市的辐射力、吸纳力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行政区域布局,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和乡村联结的桥梁,同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湖北长江经济带上可以确定两个中心城市,即武汉和宜昌。一是进一步发挥武汉的龙头带动作用。武汉是整个湖北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还是华中地区、长江中游、省域中心城市,具有多层次性。突出武汉市在新一轮沿江开发开放中的龙头地位,支持武汉市的发展。努力推动武汉与沿江各地产业、科教资源、基础设施、区域性资本市场等的无缝隙对接、实现区域合作与沿江各地共同繁荣。二是逐步增强宜昌省域副中心城市功能。宜昌是省域副中心城市,还是长江经济带的次中心城市、水电之都、国际性旅游城市。要从新型工业化、物流、旅游业、交通、城市建设等方面逐步增强宜昌省域副中心城市功能,带动宜昌各沿江地区及巴东地区的发展。
区域—区域合作模式即分段经济结构,以大中城市为枢纽,以卫星城市为节点,以市场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为纽带,通过不同经济段位的产业定位,实施产业的梯度升级,进而使区域产业发展和整体产业发展同步,同时利用产业发展既能带动地区发展,又兼顾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分段产业分工体系,就是可以把一个区域的不同城市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特点,以及它们各自在产品内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确立分工点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分段发展可分为东西两段,武鄂黄段和宜昌荆州段。一是提升武鄂黄地区发展水平。武鄂黄地区是湖北冶金工业的生产基地,全省生铁、钢、钢材产量,鄂东三市(武汉、鄂州、黄石)占全省总产量的85% 以上, 铜产量占100%,金银产量也主要集中在鄂东的黄石。二是加快宜昌———荆州段的整体开放开发。湖北全域居长江中游,径流里程1060 余公里。其中荆州、宜昌两市江段全长约600 公里,超过中游江段的一半,构成了我省长江西端城市群,是长江上游向中游过渡的节点城市。两市之间联系紧密,开发优势明显。宜昌、荆州山水相邻,沿长江岸陆地里程100 多公里,高速公路车程不到1 小时,沪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江南翻坝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把宜昌、荆州紧紧连成一片;两市都是重要的资源富集区、产业聚集区,优势互补,开放开发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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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土地规划;利用研究
1 概述
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一直以来人口基数大,土地面积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非常突出。随着国家对“中原经济区”战略的正式批复实施,河南的经济、工业、农业、城镇化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与日俱增。
中原地处中国的心脏腹地、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中原经济区地理位置重要,经济总量大,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战略定位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等等。
本文主要就河南在社会化大发展中,关于城镇土地的合理规划与利用研究进行相关探讨。
2 土地利用城乡统筹理论基础
2.1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制度条件下,连续追加一定的生产要素,会导致土地收益出现先增后减的规律即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在递减后,若出现科学技术或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土地利用在生产资源组合上进一步趋于合理,则又会转向递增回。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启示我们:土地投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土地收益的提高。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应遵循该规律,在“集约”利用土地的同时要和“合理”利用土地相结合,既不能不顾城市的承载能力而过度开发城市土地和扩大城市规模,也不能过于粗放的利用城市土地,应着重控制土地利用强度,做到合理开发。
2.2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关于自然物质及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在空间中相互关系的学说。它产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发展有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它是指导土地集约合理利用的基本理论,按照土地功能分区的规律对土地进行有序、合理的利用。正是由于在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着明显的功能分区(如商业、工业、居住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和城市建设才更离不开区位理论的指导。
2.3 地租理论
地租理论是理解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活动的关键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起着调节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成熟的地租理论主要有西方地租理论和的地租理论。这些理论研究均表明:地租的调节作用使不同的产出率的产业自动分布在其合理的区域,从而促进城市土地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进而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3 土地利用存在问题及分析
3.1 某城镇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某城镇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沿黄河而生。建设用地696.46hm2,占该镇土地总面积的9.5%,人均建设用地223.8m2/人。在现状总用地中,居住用地在建设用地中所占比例最高,占镇域建设总用地的64.2%;生产设施用地(32业用地)占镇域建设总用地的22.2%。
从城乡用地情况来看,城镇用地242.3hm2,占镇域建设总用地的35.3%,人均建设用地186.85d/人;乡村用地为444.16hm2,占镇域建设总用地的64.7010,人均建设用地为255.6m2/人。重点从居住、工业等方面对该城镇现状城乡用地情况进行了分析。
3.2 城镇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3.2.1 土地闲置较多,浪费现象严重
该城镇近年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处于采空区的村庄,向镇区逐步进行了搬迁,但原村庄的用地并未进行复垦,造成用地闲置和浪费。
3.2.2 土地资源紧缺,建设用地后备资源少
该城镇人均2214m2(3.32亩)土地,低于全县5014m2(7.53亩)的平均水平。从建设用地来看,坡度小于7%的土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7,主要在沿黄河流域沿岸。除去为河流及河道预留用地外,未来可利用的建设用地非常有限。
3.2.3 工业用地布局分散
该城镇属于资源型工业经济体系,加上地形地貌和资源分布影响,工业用地布局分散。从总体来看,主要分布在镇域北部,而南部主要集中在镇区附近。
3.2.4 人均建设用地偏高,居住用地指标偏大
该城镇建设用地达到223.8m2/人,远远高于人均140m2的控制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居住用地规模偏大。
3.3 土地利用城乡统筹规划
规划与现状用地总量对比发现:乡村用地减少了,城镇用地随着人口的快速集聚有了较大的扩张,增幅为148.13hm2、在城乡用地统筹安排下。新增用地指标主要来自村庄建设用地的整合及原有工业用地的归并,这是实现该城镇建设用地动态平衡的关键。
4 研究区域土地利用模式优化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新安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155-02
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水污染的日益严重,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政治意愿、科学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新安江流域是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健康河流之一,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新安江流域,相对于跨越多省的大江大河来说,其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和实施更具有操作性和典型性。
一、新安江流域基本情况
1.自然地理概况。新安江流经皖浙两省,是安徽省内仅次于长江、淮河的第三大水系,也是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健康河流之一。新安江在安徽省境内的干流长度242.3km,有大小支流54条,流域面积为6 440km2(其中黄山市5 830km2,宣城市620km2) [1],占流域总面积的55.7%。皖浙省界断面(街口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为65.3亿m3,占流域下游主要湖泊千岛湖的多年平均入湖总量的68%以上 [2]。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是千岛湖以及汇入钱塘江的难得的优质水源地。
新安江流域的上游地区包括黄山市和绩溪县,下游主要地区为浙江省杭州市。上游地区多为山丘和丘陵岗地,经过十几年的保护和建设,森林覆盖率达到75%以上,水源涵养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上游黄山市是国内外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而其优质的水资源也为下游地区的千岛湖景区和杭州等地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水环境容量,从而使新安江成为名副其实的山水画廊。
2.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是传统农业区及新型旅游区。由于处于水源地区,黄山市的工业发展受到限制。目前虽已形成机械、电子、化工等六大支柱的工业体系,但是企业规模都不大。200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98.60亿元,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为13.7∶39.5∶46.8,人均GDP达16 867元(按年末汇率折合2 468美元)[3]。下游地区杭州市则是“经济强市”。 200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 781.16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3.7∶50.0∶46.3,人均GDP达70 832元(按年末汇率折 合10 199美元)[4]。根据国际经济学界一般标准(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标准为3 000美元~10 000美元),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已处于中等偏上发达国家水平。
上游地区由于长期致力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产业结构相对滞后,丧失了一定的发展机遇,并由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成本的不断增加,导致上下游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如2008年,黄山市的人均GDP仅为杭州市的0.24倍。经济发展滞后严重削弱了上游地区黄山市对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本的承受能力,与长期维持优良生态系统的需求差距很大。
二、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一)生态补偿内涵
目前关于生态补偿的定义众说纷纭,国内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揭示了生态补偿的内涵。本文采纳王金南教授的观点,认为生态补偿至少具有四个层面上的含义:(1)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2)生态环境补偿费的概念,即利用经济手段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予以控制,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3)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环境或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相当于绩效奖励或赔偿;(4)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等,包括重要类型(如森林)和重要区域(如西部)的生态补偿等[5]。
流域上游地区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将会直接影响下游地区的生态质量。因此,下游地区应对上游地区为改善生态环境所付出的额外保护与建设成本,以及为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进行补偿;或上游地区对破坏行为所产生的恢复成本和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损失进行赔偿。
(二)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主客体和基本原则
1.生态补偿的主客体。生态补偿的主客体问题,就是谁对谁补偿的问题。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一切从利用流域水资源中受益的群体,和一切生活生产或生产过程中向外界排放污染物,影响流域水量和水质的个人、企业或单位 [1]。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客体是从事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保障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出贡献的地区,即新安江流域的上游地区,主要包括黄山市和宣城市绩溪县。上游地区为保护生态环境丧失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机遇,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流域下游地区乃至国家作为受益地区理应承担起补偿的责任。
2.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1)公平公正原则。受益主体对保护主体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偿是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就新安江流域而言,主要表现为上游保护地区和下游受益地区要实现共同发展。(2)协商和参与原则。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要循序渐进,在制定具体机制和确定补偿标准时相关责任方要充分协商。(3)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相结合的原则。在生态补偿过程中,需要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两种补偿手段相结合,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绿色运行机制下,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4)协调发展原则。协调发展原则包括生态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持水资源在价值形态上的保值增殖 [6],另一方面,新安江流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涉及到整个流域的利益,需要全流域密切协作,应该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来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三)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依据
生态补偿依据是补偿时据以参照的条件。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首先,确定上游地区交水给下游地区的水环境质量为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III类标准;其次,确定生态补偿具有双向性,包含赔偿和补偿两方面。其中,赔偿是上游地区对流域水质污染超标(即过境水质超过III类标准)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赔偿额与超标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水量及超标事件有关;当过境水质达到或优于III类水质标准时,下游地区即对上游地区进行补偿。生态补偿依据主要有以下三种:
(1)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主要是对生态保护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经营方式所产生的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景观美化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综合评估与核算 [6]。(2)机会成本。根据上游地区进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机会成本损失计算补偿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上游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直接投入,包括林业建设与保护投入、水土流失治理投入、污染防治投入等;二是上游地区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丧失的发展机会的损失,即间接投入,包括发展节水投入、移民安置投入以及限制产业发展损失等;三是延伸投入,即今后上游地区为进一步改善流域水质水量而新建的流域水环境保护设施、水利设施等项目投入。(3)水资源价值。以上游地区提供给下游地区达到III类水质标准的水资源数量,以及当地的水资源价格,计算生态补偿数额。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化是确定流域生态补偿的最好依据,但目前仍在发展过程中,评估方法还不成熟。而以机会成本或水资源价值来核算生态补偿标准比较直接,也更易于接受。
三、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要保障生态补偿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需要政府的宏观干预,建立严格的监督执行机制和协调机制,保证生态补偿活动的顺利进行。
1.建立上下游协调机制。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不仅使上游受益,同时也使下游地区和全社会受益,上下游地区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协调能动作用,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调控手段,保障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涉及到安徽、浙江两省,应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之下,构建安徽和浙江两省之间的磋商平台,成立相关机构进行跨省的定期协调与联席交流。可由国家发改委、环保局、水利部、农业部等代表以及安徽省、黄山市和浙江省、杭州市等代表成立生态补偿委员会,在上下游政府协商过程中,其实际的协商人就由生态补偿委员会担任。
2.建立补偿费监督机制。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费的监督机制,包括费用征收监督机制和资金使用监督机制。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专项基金,可以先进入生态补偿委员会的账户,由两地政府共同监督管理。被补偿地(上游)使用基金时,必须根据专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具体项目的方式申请,经共同监督管理代表批准后方可使用 [7]。确保生态补偿费落实到水源保护部门,保障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稳定持续发展。同时,建议建立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对各项补偿资金的使用绩效进行严格考核,使补偿资金更好地发挥生态保护作用。
3.建立生态保护效益与损失监督机制。为了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保证生态保护基金的切实有效落实,必须建立新安江流域水源地生态保护效益与损失监督机制。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建立有权威性的监督管理体系,监督流域生态保护行政执法和建设行为,监测保护效益与损失变化和评估,及时了解生态保护的所有活动,从而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加强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参考文献:
[1]刘玉龙.生态补偿与流域生态共建共享[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
[2]刘玉龙,徐凤冉,张春林,阮本清,罗尧增.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模型研究[J].中国水利,2006,(22).
[3]黄山统计信息网.
[4]杭州统计信息网,hzstats.省略.
[5]王金南,万军,张惠远,葛察忠,高树婷,饶胜.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庆阳;生态区;新型城镇化
此研究受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主体功能分区视角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发展路径选择”资助(14YB107)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15日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背景
(一)主体功能分区战略。2010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针对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无序性问题,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对我国国土进行综合评价,并按照“优化、重点、限制、禁止”四个等级对我国国土进行主体功能定位。根据各区提供主体产品的类型不同,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提供生态产品,也提供一定的农产品、服务产品和工业产品。
主体功能区并未参照行政区域划定,而是以现有开发强度、资源环境现状及未来开发潜力为基础。对于各区域发展的指标,除传统的经济指标外,增加社会指标与生态指标,体现出各指标均衡发展,着眼于长远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推进省级主体功能区建设,必须考虑各功能区域的资源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因此对于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承载能力弱的甘肃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发[2007]21号)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以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甘政发[2007]86号)编制。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党的“十”报告对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可以来这样理解新内涵:新型城镇化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集约化和生态化为主要模式,以产业结构转换和整合为核心动力,以分区发展为根本途径,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突出西部地区作为农业区及生态区的主体功能地位,最终实现以提高城镇质量为目的的城镇化。
二、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点
(一)庆阳市在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地位。庆阳市位于甘肃省东部,总面积27,119平方公里。辖庆城、环县、华池、合水、正宁、镇原、宁县7县和西峰区,116个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58个社区。
根据甘肃省《甘肃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庆阳市列入重点开发区范围的仅包括西峰区及宁县两县区;其他区域均被列入限制开发及禁止开发区域。包括被划入农产品主产区的合水县及正宁县,以及被划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庆城县、镇原县、环县、华池县四县区,见表1。另外,根据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内的县级政府所在地及重点建制镇,将作为限制开发区域内城镇建设、人口聚集和适宜产业发展的地区进行据点式开发和布局的政策。(表1)
(二)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特点
1、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大。庆阳市总面积27,119平方公里,庆城县总面积2,692.6平方公里,环县9,236平方公里,华池县3,791平方公里,镇原县3,500平方公里。重点生态区总面积合计19,219.6平方公里,占庆阳市总面积的70.9%。这意味着庆阳市大部分土地都属于限制开发区域。
2、地理位置独特。重点生态功能区中的庆城县,地处陕甘宁三省交汇地带,处于中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环县处于鄂尔多斯盆地腹中,大西北经济圈的中枢,银(川)-(长)武大动脉贯穿全境;华池县与东、北与陕西省接壤;镇原县地处庆阳市西南,西接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都处在交界地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城镇化水平影响着庆阳市的发展。
3、资源储量丰富。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中的华池县,石油储存面积2,200平方公里,储油量8.6亿多吨。预测悦乐矿区储煤面积2,364平方公里,预测储量约80亿吨。环县矿产资源丰富,境内有石油、天然气、石灰岩、煤炭、白云岩等多种矿藏。石油地质储量达5亿多吨,煤炭预测储量684亿吨。庆城县目前境内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年产原油200万吨以上,是长庆油田主产区。
由此可见,在《甘肃省主体功能分区规划》中,庆阳市大部分区域均属于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域。这是由庆阳市的区域特色、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决定的。但是限制开发区域与禁止开发区域也承载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同时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因此也有发展经济的需求。对于这些区域,城镇化是其发展的必要手段。一方面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生态压力,面临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此区域居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的问题。重点生态功能区该如何协调解决生态系统保护与城镇化水平提高两种需求,是此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县城面积小,辐射能力弱。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4县总面积19,219.6平方公里,平均县域面积4,804.9平方公里,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虽然县域面积广阔,但县城建成区面积较小。庆城县建成区8.1平方公里,环县建成区县城7.2平方公里,华池县建成区5.6平方公里,镇原县建成区8平方公里。县城建成区平均面积7.2平方公里,重点生态功能区四县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均未超过10平方公里,总体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较大的县域空间面积、较小的县城建成区和高度分散的乡村,使县城的辐射带动力很难扩展到全县。
(二)县城人口较少,城镇化水平较低。根据2013年统计数据,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平均约为6.47万人,低于甘肃省省平均水平。2012年4县城镇化率从高到低分布为庆城县29.3%,华池县25.1%,环县21.7%,镇原县20.3%,见表2。相对来说,4县城镇化率较低,要实现甘肃省《甘肃省城镇体系规划(2013-2030)》所确定的到2020城镇化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到2030年实现62%的城镇化目标,任务非常艰巨。(表2)
(三)软、硬件设施落后,承载能力不强。硬件方面,县域城镇基础设施落后。到2012年末,各项建设指标如人均道路面积除华池县外,其他重点生态区均低于庆阳市平均水平(13.48平方米);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4县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94%),同时距离《庆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25)》中确定的公共供水普及率100%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城市建设用地占市区比重部分县区较低,见表3。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受到当地财政实力及国家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重点生态功能地区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水平低于其他地区。(表3)
(四)产业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支撑不足。传统意义的城镇化是以人口的集聚作为标志,人口集聚必须以产业作为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产业发展应该集中在绿色产业、低耗产业环保产业,但4县区实际上依然以第二产业为主,能耗高、污染重的问题非常严重。从表4看出,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4县的二次产业比重偏高,庆阳市本身“二产”比重过大,是产业调整的重点。庆阳市4个重点生态功能区部分还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这与其生态功能区的定位是不相符的。另外,环县和镇原县“一产”比重高于庆阳市的“一产”比重,虽然优于“二产”的生态功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农业所占比重较高,说明农民对耕地依赖性较高,农村劳动力迁移困难。在庆阳市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传统服务业发展滞后,可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少,也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不合理直接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表4)
四、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一)鼓励生态移民,促进人口城镇化。人口因素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也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重点生态功能区因生态系统脆弱,应限制大规模的城镇化开发。和其他功能区不同,对人口增长应严格控制,同时鼓励生态移民,减少农村居民点,缩小农村生活空间,引导农民转移就业,将人口逐步向新型城镇化重点开发区域迁移。
根据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定位,生态移民应以政府为主导,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协调发展为最终目标。重点生态区县域大多位于庆阳市西北部地区,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因地质地貌特征,这些地区居民居住较分散,且交通不便,再加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封闭落后。另外,庆阳市属大陆性气候,降雨南多北少,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多在北部地区,这些区域降雨量少,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小,生存环境恶劣。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恢复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发挥其生态功能,才能为城镇化提供条件。
(二)提高土地利用率,推进土地城镇化。土地因素是城镇化的核心要素。新型城镇化要求节约用地,增强聚集效应,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重点生态功能区由于其功能定位,土地城镇化的重点是节约用地,合理使用土地,使土地为实现其功能服务。与重点城镇化地区不同,这一区域的土地城镇化要考虑生态系统的现状及生态功能的需要,重视土地的有限性、耕地的重要性。保护耕地、林地等生态功能用地,同时限制建设用地,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城镇建设规划。
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因为地形、地貌及气候等自然条件及后天人为破坏等因素,可利用土地面积小、土地利用率低。对于县域的土地城镇化,应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扶贫开发等特殊政策和土地增减挂钩、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普遍性政策,克服土地、资金两个制约瓶颈。一方面保护现有耕地、林地及其他生态功能用地;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可利用土地;也可尝试县域之间土地指标的跨界调整使用,解决县城扩容用地难的问题。
(三)发展重点产业,加速经济城镇化。不论是克利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还是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城市都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聚集体,要素向特定地区流动是城市化的必要过程。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要素集聚;另一方面生态产品也需要集聚产生规模效应。因为要素只会向能带来最大利润的区域集合,而生态产品无法产生巨大的利益。因此,在完全市场机制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域要素集中很难实现。对于重要生态功能区要求经济发展与完全市场机制下要素无法集中的矛盾下,依靠政府力量成为县域经济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对于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域,政府应加大引导力度。在项目选择上,以绿色生态产品作为重点,例如原有基础较好的农业、林业。在项目实施中,以科技为依托,加大科技比重提升项目品质。在选择项目的基础上,做好生态中心区域的规划。形成有一定规模、能产生一定效益具有带动性的重点项目。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社会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本质。社会城镇化的水平决定新型城镇化的最终水平。对于不同功能区域,其城镇化都不能忽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提高与完善。社会城镇化对于城镇化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如果无法保障迁移农民生活,将会影响区域土地的集中及功能化,继而影响城市化的进程。社会城镇化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也是其他功能区域发展的前提。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将带动社会需求,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契机。
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以提供生态产品,恢复生态环境为主要功能。人口生态迁移是其重要的功能区建设措施。迁往中心城镇、其他重点城镇化区域的农民,在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影响人口迁移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加快完善迁移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改革力度,使农民摆脱后顾之忧,放开土地这根救命稻草。
(五)创新管理机制,完善制度城镇化
1、重视生态补偿制度。庆阳市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的是提供生态产品、保护生态系统的功能。生态产品产业的选择以绿色、低污染、低能耗为前提,因此可能丧失发展的机会。另外这些产业还需要为生态恢复投入相应成本。生态系统的保护及恢复要求减少居民活动,人口迁移将导致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力资本的流失。同时转移人口也需要社会保障服务。因此,必须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对于因生态产业、生态移民等产生的费用进行补偿,以保证重点生态功能区功能的实现。
2、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目前,二元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生态迁移的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居住,但不能获得城镇户籍,因此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基本公共服务。庆阳市应积极探索完善的户籍管理模式,降低城镇户籍门槛,取消城镇移民的户籍限制,保证农民有秩序的进城。通过为迁移人口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建立劳务中介机构、培训机构等,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同时提高劳动力素质。使迁移人口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
3、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应该以“土地经营权资本化”创新土地流转模式,通过土地的集中流转以推进重点功能区域城镇化进程。首先,改变目前合法土地供给方式比较单一的办法,实行多样化的土地供给方式,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通过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直接进入城镇土地市场;其次,尝试允许农民将承包土地使用权以出租转让或投资入股开发的形式,以鼓励迁移农民承包的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最后,尝试迁移农民利用原有宅基地与城市建设用地一定比例置换,或在购买住房时给予优惠,以解决迁移农民住房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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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小如,黄亚平,李海东.中部欠发达山区县域城镇化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以麻城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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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区域经济理论;发展战略
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一个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通过对一些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县域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是发达地区经济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增长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0%以上,全国人口的80%以上都处于县域经济的系统中。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依靠城市经济,更要依靠县域经济的发展。深入地研究县域经济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于指导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县域经济的定义及特点
县域经济是以县为行政区划的区域内的所有经济类型。到目前为止,县域经济还没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界定,但是目前学者对县域经济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论述:一是县域经济是在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内各类经济活动的总称,强调的是复合性;二是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强调的是区划性;三是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经济主体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强调的是县域经济的特色性;四是县域经济是一个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强调县域经济的系统性。李小三把县域经济定义为:“以县为行政区划的这一区域内的经济,它是一个具有区域性、层次性、网络性、开放性等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系统单元。具体地说,县域经济是以我国的行政县为区域范围,以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而显示出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
总而言之,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具有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它具有农村性、地域性、层次性、综合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县域经济拥有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立体型的产业结构、梯度式的空间布局结构。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种类型,是指一定范围的地表空间中的经济区域。国外对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对区域经济的理论研究。
二、区域经济理论来源
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讨地价差异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之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艾萨尔德(I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早期的区域均衡增长模型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认为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双向运动最终将导致区域差异缩小,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1945)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缪尔达尔(Myadal,1957)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这些区域就能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赫希曼(Hirschman,1958)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指出“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弗里德曼(Friedman)考虑到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弗农(Vernon)等人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盛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与梯度转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们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列为不同的发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
由于生产要素和商品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得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两个假设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随着外部性、规模经济等概念的引入,也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模型中,区域经济的研究逐渐转向新经济地理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用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区际贸易问题。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生产技术变化,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从而影响相似要素条件下的贸易。最后,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存在,为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新经济地理理论则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将运输成本纳入到其理论分析框架,把因运输成本的减少而引起的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要素放在了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等问题上。
三、区域经济与县域经济的不同之处
区域经济具有自然融合的经济的含义,它界限比较模糊,往往是跨行政区的自然经济区,经济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的内在客观联系;而中国国内行政区域间行政主导因素比较强,县域经济包含有浓厚的行政区划色彩,界限比较清楚,经济功能的发挥往往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功能作用,并且是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有序地展开。
国内学者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县域经济问题。凌耀初从改造传统农业、发展中小工商业、加快县域经济城镇化的角度探讨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王青云总结了我国比较成功的七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济源模式、晋城模式、义乌模式和农安模式);王强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外贸发展、文化教育等2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黑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做了系统的综合评价。根据湖北省各县的资源禀赋、开发状况和环境条件差异,选取了十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县域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和宁县社会科学院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探讨对县域经济的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人文地理学是三个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中国科协从2009年开始开展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教学观念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因此,高师地理科学(师范)专业面对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人文地理学课程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一、高校地理学类专业人文地理教学存在的问题
1.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与中学地理课程体系脱节
目前高校特别是高师地理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重自然轻人文―经济,与中学课程内容脱节严重。(1)自然地理课程,所占课时偏多,人文地理课程比重偏低;(2)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课程截然分开,忽视了地理学的统一性、区域性特征,如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3)部分自然地理过于专业化,如地质、水文、土壤、植物以及气象等教材的内容过多过深,许多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关联度很低;(4)在中学地理新课程内容体系中,人文地理所占比重已超过60%,除传统的农业、工业、交通、贸易等内容外,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城乡规划、文化地理、休闲地理等内容增加,而目前高校人文地理课程开设过少,明显薄弱,如重庆两所有地理科学专业的高校,西南大学专业必修课程801课时中人文地理类占22%,专业选修课程设计692课时,人文地理类占13%;重庆师范大学专业课程中自然地理类课程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的70%以上。
2.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及内容体系不适应基础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
当前,高师人文地理类课程内容在时代性、实践应用性与基础地理教学内容的契合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缺陷,教学内容的“陈旧、混杂、空洞、盲从”比较突出,导致与中学教学内容脱节,不能很好满足中学地理教学改革的需要。(1)内容、资料相对陈旧,反映当今科学发展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不足,缺乏时代感,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密切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极不适应;(2)大学教材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分裂,如经济地理学内容与区域经济学无异,而中学新课程改革涉及的必修内容主要是产业活动与地域联系、地理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3)教材内容盲目追逐国际热点,机械照搬国外课程内容,抽象深奥理论的翻译与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太多,而轻视我国数十年人文―经济地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这必然削弱其实践性;(4)人文地理学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应贯彻始终,但一些大学教材内容多是诸多内容的混合杂糅而不是有机综合,或“分支拼盘”,或人地关系中心论题不显,以致于学科特色尽失,从而导致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无所适从”,出现“人文地理学到底是不是地理学”的疑问也就很自然了,同时还导致人文地理学与其后续区域地理内容体系脱节,其理论基础课程的作用也被削弱。
3.人文―经济地理实践课偏少,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人文―经济地理类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均较强的特点,实践性课程理应成为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师院校的现行课程体系,基本上仍然属于重理论知识传授,轻能力的培养;重必修课,轻选修课;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设置,表现为理论课程偏多而实践课程薄弱,缺乏能力训练。部分学校由于多种原因,不开设野外实习课,大部分高师院校更没有设置独立的人文地理实习课程,致使学生学到的知识仅是一些死教条、死知识;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没有学深、学透,很难适应中学常规教学以及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需要。如西南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新培养方案中仅有自然地理类课程和综合实习而没有人文地理实习。
4.人文地理课程实施观念和教学方法改革滞后
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设置中,培养实际需要的理论知识和能力训练的课程太少,甚至某些培养中学教师必备能力的课程根本没有。有些课程设置,如选修课不是从学生需要或培养目标考虑,而是从教师的研究方向或研究成果来设置课程,整个课程缺乏务实的内容,学生缺乏足够的能力训练。人文地理学教学中,重接受学习轻发现学习,即重视教师向学生传授系统知识,重视学生存储知识和积累信息的能力,教学方法则过多地采用单一传递、讲授、灌输的方式,多元启发式教学应用缺乏,因而,导致学生探究与发现能力以及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足。
二、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人文地理学课程体系
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确立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首先,将人文地理学通论、经济地理学作为主干专业必修课程;其次,为了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围绕中学新课程标准对应开设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课程;同时,应将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可以联合进行实习,并在培养方案中体现“人文地理系列课程实习”课程设置。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人文地理学通论内容体系
针对目前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应坚持经典与现代结合、基础与前沿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教学效果与学习收益兼顾、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对接等原则进行课程理论教学内容体系的改革。人文地理学研究以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主线已成共识,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内容改革应该围绕以下主题:人地关系概述(理论、内涵、地理学研究重心)、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从四个方面展开:①地理环境对各种人类活动的作用规律分析,突出地理环境的基础性作用,②地理环境作用下的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分异规律,③各类具体人类活动区位规律,④各种人类活动空间变化趋势等,各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冲突与协调。
其中,人文地理学中的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可架构为:(1)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是其研究对象;(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自然、技术、社会条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3)企业区位规律;(4)经济部门区位规律:经济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分析,包括农业区位、工业区位、服务业区位;(5)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动态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包括区域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6)经济区域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活动区域的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包括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分工,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7)经济活动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及其区域影响是地理学的关注点;(8)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3.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人文地理实践能力培养
人文地理学的实践应用性非常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是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人文地理实践教学薄弱与经费紧缺的客观现实,从专业培养目标需求出发进行人文地理学实践教学体系重建,遵循课内与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需要与可能结合等思路设计形成验证性与综合性、研究性相结合的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其内涵是:(1)课堂内实践性问题-探究等;(2)实践性作业,包括人类生活活动区位评价、论文写作、数据分析处理等;(3)短程野外实习,包含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或人文地理综合短程野外实习;(4)综合野外实习,与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联合组织综合实习(沿线开展经济、旅游、聚落、人口、文化、民族、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的实习);(5)参与各种课外科技活动;(6)围绕人文地理内容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4.注重课程教材选择与建设,提高人文地理学教学效率
目前人文地理学通论教材主要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人文地理学》和高等学校教材《人文地理学》(陆琳主编)。主要教材各有特点,地理科学专业可以选择一种主教材,但同时应依据人才培养目标,经典与现代结合、国际与国内人文地理研究实践结合,与基础教育衔接的要求优化更新教学内容。分支学科教材发展参差不齐,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工业地理等教材建设较好,其他分支学科的教材急需建设,同时已有的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等教材也应不断完善优化内容体系,如经济地理学目前没有针对师范专业的教材,高教社《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导论》(修订四版)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师范专业教学需要,《人口地理学》内容和资料也需更新,因此地理科学专业人文地理类教材建设尚显急迫。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唯教材是从,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充分突出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利用和开发教材,教师力求人文地理学教学内容体系实现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从而发挥教材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科学高效的引领作用。
三、高师人文地理系列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1.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作用有机融合
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重点、难点内容上,采取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如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但同时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强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以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创造性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对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将启发式、讨论式、问题―探究式、角色参与、实践性作业、课程论文等方法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这些方法有利于“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如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经济区位的现实或热点,将课程内容与经济区位实际相联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讨现实问题、寻求理论解释,从而使其掌握原理知识,再应用于实践。这么做能增加教学的广度与深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地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充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与加强实践教学相结合
丰富的现代信息网络资源为丰富人文地理教学提供了平台。受课时限制,人文地理课堂教学应精细化,但其综合性、交叉性要求学生吸收广博知识和多种人文社科研究方法。教师利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及精品课程网等,可开发多种教学资源,实现教学过程的全程网络化,方便学生学习研究。人文地理的实践应用性决定了教学中重视知识原理与经济发展实践结合的必然性,一方面,教师精选国家、地方以及教师科研实践中有关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围绕某人文地理问题让学生收集多种地理信息资源并提供案例,师生共同分析,这有利于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提高;另一方面,完善人文地理实践教学环节,将实践教学融入整个教学过程(包括课堂内),设计形成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以此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3.完善学习管理制度与课程考核多元化相结合
加强课堂管理,同时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实行结构成绩制:(1)课程考核成绩结构化。如,作业、问题-探究问答、课程论文写作与交流、网络学习、期末考试等。(2)考核方法多样化。平时考评考核包括作业、课堂讨论、课堂问答等,课程论文评价包括选题价值、写作水平、团队合作精神、工作开展情况等,期末考试包括题型、内容、难易、综合程度全面考虑。(3)考核内容的多元化。既考核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综合运用能力,也重视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主动性、创新性考核,一般通过笔试、口试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通过作业、讨论交流、课程论文写作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通过课程论文写作及交流、课堂问答、出勤、科研成果等情况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学风与学习的主动性、创新性。
4.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信息容量大(特别是地图)、清晰性强、交互方便、信息获取快捷等优势,人文地理教学应在继承与创新传统教学手段的同时,积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其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并使用内容和案例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课件内容精炼准确、重点突出。交互性好,黑板效果和挂图效果优秀的课件,更利于人文地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其二,通过网络与学生实现互动交流,及时为学生提供学习服务,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改进。其三,课程建设的基本过程、内容、所有教学文档上网,给学习者提供较好的平台。
教学方法多元化,一方面,推动教师钻研教学,提高教师“主导”能力。多元化教学法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有机结合,教师“主导”能力直接影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多元教学法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要有很强的实际观察分析能力,必须多方面多角度地深入研究教材与学生、理论与实际等诸多问题,因此,多元化教学法有利于促进教师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多元化教学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多元化教学法要求学生自己或教师与学生共同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学生把握知识的内在联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维活跃、积极参与,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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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武一体化;武威;旅游;空间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081-04
一、研究背景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来,西北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产业功能不断拓展,产业素质不断提升,旅游业成为西北地区的重要产业,对促进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推进生态环境和文化的保护,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威市是中国旅游标志之都,拥有较为丰富且具有垄断性的资源,只要进行科学开发,推陈出新,其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其次,在实施关中(陕西)-天水(甘肃)经济一体化、兰(兰州)白(白银)定(定西)经济一体化之后,金昌-武威一体化也被提上日程。武威、金昌两市地缘相近,旅游资源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结构不甚合理。经济一体化将会带动两市旅游业的合作与发展,旅游空间结构优化也势在必行。
二、武威市旅游要素空间结构分析
1.武威市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
武威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中国旅游标志之都、中国葡萄酒的故乡、归属祖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世界白牦牛的唯一产地。武威市旅游资源三大景系(自然景系、人文景系、服务景系)齐全,典型的旅游资源是:草原景观、峡谷景观、山岳景观、森林景观、民族民俗风情、现代宏伟工程、河流与天池景观、宗教文化、奇特地貌景观、古城与古建筑、古墓、西凉文化、石窟艺术。
全市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点为组团性分散格局,景区景点呈现出以主要道路为轴线的密集地段性,312国道不仅本身是旅游资源线,而且沿路向两翼不断延伸出次一级旅游资源线。本区南部、西部以自然旅游景观为主,点缀着人文资源;中部、北部、东部为人文旅游资源,绿洲与大漠风光结合区。武威市从西南向东北、从高海拔到低海拔依次分布着高山河谷地带、山前绿洲地带和沙漠地带三条自然景观带,也就是从南到北依次呈高山森林草原和少数民族风情、平原绿洲的人文景观、大漠风光三大特色旅游带。这三大特色带形成组团性分散格,但是又形成明显的十字交叉形分布模式:以312国道为纵轴、石羊河为横轴,26个景点中分布在312国道附近的就有10个,分布在石羊河流域的16个。另外,天祝县的3个景点也都分布在天祝小山峡一线。同时,旅游景点接近绿洲,有19个景点分布在绿洲区域。这种分布模式的形成是有一定渊源的:一方面,从人文历史的角度来看, 312国道沿线是古丝绸要道,开发历史悠久,人类活动频繁, 14个人文景点就有10个分布在这一线;另一方面,从自然条件的角度来讲,内陆河流域上游是山区,中游为绿洲区,即河流长期冲积形成的洪积扇或冲积扇区域,土壤肥沃,地下水出露,灌溉水源比较充沛,是发展农业耕作的最理想场所,而下游一般为沙漠戈壁区。另外,人文景点都分布在河流附近,这是因为水源是内陆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所决定的。
2.武威市旅游市场空间结构体系分析
旅游市场是指旅游需求市场或者旅游客源市场,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基础就是对旅游市场的研究。武威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客观全面地分析旅游市场空间结构分布,对制定旅游资源开发政策、方针,以及具体开发规模、开发顺序和开发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武威市旅游客源市场现状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武威市的客源主要集中在国内与甘肃省临近的省份,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一些省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决定了武威旅游的季节性较强,主要集中在每年的5-10月,尤其集中在夏季。武威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前来参观访问的游客一部分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团队游客,并且游客逗留时间很短,消费能力有限,基本无购物消费。在游客出游动机与出游方式选择上,据统计,有54.86%游客是亲友结伴而来的,通过旅行社组团游客比例仅占4.5%。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武威市内旅行社认为地接利润较低,业务较少,所以只注重组团外出旅游而忽略了组团进入旅游;二是武威旅游在丝路之旅中的角色定位不够明确,营销力度不够,从而无法吸引更多的游客。
3.武威市旅游交通空间结构分析
旅游交通是游客抵达景区景点进行旅游活动的承载方式和必要条件,是区域间以及区域内部信息、资金、能量、客流和文化意境流的输送通道。可进入性是指旅游者到达旅游景点的容易程度,它是旅游线路的组成部分,是旅游潜在资源转变为现实资源的先决条件。
武威地处亚欧大陆桥的咽喉位置,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是兰州向西通往河西走廊的第一站。兰新线与包兰线、包中线交汇于此。处于兰州、西宁、银川经济发展三角形的重心位置和西陇海兰新线经济的中心地。兰新铁路、干武(干溏-武威)铁路、连霍高速公路、312国道、省道211线贯穿全境,交通较为便利。但是,武威市地形狭长,地域广阔,景点分散,由于新建兰新铁路改道改线,加之目前仍没有专用的民用航空机场,更没有直达部分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航线,从而制约了一部分远距离游客的可进入性。从甘肃省会兰州到武威,由于祁连山地形条件的限制,无法达到全程高速公路通行,花费近4个小时,火车最快也要近3个小时,对于游客来讲,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在途中,实属一种浪费。同时,如果乘火车离开武威,由于途径车次较少,预留卧铺席位较少,在旅游旺季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这大大制约了游客来武威旅游的积极性。这种交通状况成为制约武威旅游发展的重要瓶颈。
连接度是表示交通网络的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用以反映空间事物之间的可通达性,例如,旅游景点之间的交通联系程度等等。其衡量指标有α指数、β指数和γ指数。α指数是网络中实际连线数目与可能最大连线数目的比率,如果其值介于(0―1), R= 0,则表示只有孤立点存在;R= 1表示每一个节点都存在与其它节点之间的连线。其计算公式为R= m /3*( n-2* p) ,经计算R =0.5,这也反映出武威市旅游景点之间交通联系较弱。
β指数为网络中节点的平均连线数目,是对网络连接性的度量,对于多节点的旅游区而言,连接不同旅游资源节点之间的交通线越多等级越高,则连接性越好,旅游者往来各旅游景区点之间越方便,较高的指数是旅游区内旅游资源空间网络结构优化的要求与保障,其公式为: β=m/n,式中: β表示交通网的连接度,m表示交通网中边的数量,即两节点间的直接连接数目,n表示交通网中顶点的数量,即节点数的β取值一般处于(0―3)之间,在这个范围内,β值越大,表明网络的连接度越好。根据计算可知,n=26,m=37,则β= 1.42,由此判断,武威市旅游资源交通网络的通达度较低,通过考察发现,虽然大多数景点分布在312国道附近,但其具体之间的交通联系仍然主要是县乡道,路况较差,通行能力较低,这是影响旅游发展的一大瓶颈。γ指数是指网络中实际回路数与网络内可能存在的最大回路数之间的比率,其值介于(0―1)之间,若A = 0意味着网络不存在回路,A= 1表明网络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回路数目,即网络通达度极好。其计算公式为: γ= m-n + p /2*n - 5*p,式中,m为网络中的边数目,n为顶点数目,P为网络中互不连接的亚图数目。经计算,m=37,n= 26, p=1上,则γ=0.26,由此表明,武威市旅游资源的回路连接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即各景点之间的交通网络联系程度较低,这会增加旅游的成本,从而降低旅游产品的竞争实力。
三、武威市旅游空间结构优化
武威市应借助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契机,紧紧抓住金武一体化的优惠政策,以优化旅游空间结构来促进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促进区域旅游合作,实现旅游资源整合
通过对金昌、武威两市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区域发展,资源状况,产业链条,人口流动,交通环境,接待能力,市场需求等旅游开发要素的比较分析,金昌、武威两地在旅游产业发展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和互补优势。金昌、武威两市同饮一河水,唇齿相依、人脉相通、地缘相近,两个城市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历史上曾经同属一个行政区,都是河西走廊的重要节点。其次,金昌、武威两市同属石羊河流域、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带,相近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旅游资源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两市经济发展水平悬殊。金昌是中国的镍都,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大,有色金属、无机化工、能源加工等支柱产业优势突出,经济实力、工业化程度、城乡一体化水平都在全国、全省前列。武威则是传统的农业区,发展基础和经济实力都位居全省后位。两市在水资源、能源、产业结构和城市辐射范围等方面都有着相互补充的现实基础。应充分挖掘金武两地资源特质,重组线路品牌,细化旅游产品,细分旅游市场,整合优势资源。应重点打造以雷台、文庙、罗什寺、白塔寺、天梯山、金昌骊古城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游品牌;以武威沙漠越野基地、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马路滩沙漠生态旅游区、红崖山水库、苏武山景区、金昌巴丹吉林沙漠魔鬼城为代表的沙漠探险游品牌;以威龙葡萄酒堡、莫高葡萄长廊、天祝小三峡、金武“农家乐”等为代表的乡村民俗风情游品牌;以金川公司、武威光伏风电基地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游品牌。同时,还要连接丝绸之路旅游线路的其他城市,共同打造以武威、金昌为重要节点,以河西走廊为轴线的丝绸之路品牌旅游线路。
(二)分层开发国内市场,逐步拓展国际市场
国内旅游市场开发要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建议按照三个等级市场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即巩固提高甘肃、北京、黑龙江、贵州、四川、海南、吉林、青海、上海、10个一级市场;拓展增量陕西、河北、宁夏、广东、重庆、天津、新疆、山西、河南、江苏、内蒙古11个二级市场,使这些省份早日步入一级市场行列;积极吸纳湖南、湖北、云南、辽宁、广西、安徽、山东、福建8个省份客源,使三级市场焕发生机和活力。国际市场的开发应循序渐进、增强针对性。武威是丝绸文化和佛教文化荟萃之地,除了巩固传统客源,还应加强对具有佛教文化传统国家的宣传力度。鉴于武威处于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的独特地理位置,在发展沙产业过程中,也可和中东以色列等国展开合作交流,进而也可吸纳一部分中东国家客源。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区域旅游交通一体化
在国家投资范围内,重点抓好区域内干线公路、景区专线和景区之间连接公路的建设,着力构建旅游“大公交”,近期主要是以建设连通区域内各主要景区的公路主干道为重点,尤其是3A级以上重点景区的道路建设。其次是以金武高速为核心,辐射带动金武区域通村道路的改造扩建,力争形成金武功能完善、四通八达的网络化交通格局。三是积极做好武威军民两用机场改扩建工程,与金昌机场共同形成航线互补的空中旅游交通网。
(四)科学设计旅游商品,加强旅游宣传促销
加快金武两地旅游商品研发步伐,着手建设金武两地旅游商品统一的产、购、销市场。特别是利用武威现有旅游商品,挖掘以西凉文化、民俗风情、沙漠生态、新能源、镍工业为特色的,智能化、折叠化、微型化、低碳化、环保性旅游商品、纪念品。同时,进一步加快培育和发展两地旅游商品生产企业,规范旅游商品市场,完善旅游商品物流体系,实施旅游购物增值战略,实现旅游商品规模化,形成能代表武威“马踏飞燕”和 “镍都金昌”特色的多品种、高档次旅游商品、纪念品,全面提升金武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在旅游市场营销方面,按照“巩固老市场、拓展新市场、启动周边市场”的总体思路,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地接“一票制”,重点宣传推介武威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和奇特自然风光。牵头景区、旅行社组建专业营销小分队,扶持旅游企业在外设立旅游联络处,常年驻扎目标市场,进行“渗透”型促销;根据春节、“五一”、“十一”、暑假等不同的月份、节庆、假期和消费群体的特点喜好,策划推出生态、休闲、健身、探险等特色主题产品,深度开发学生、白领、厂矿、会议、商务、摄影、科考、自驾车等不同消费群体,实现月月有亮点、季季有新高;加强与周边地州市旅游集团、旅行社、文化团体的联系,把旅游线路向周边区域和丝路沿线辐射,把景点开发向邻近市县延伸,把武威纳入丝绸之路等重要旅游线路,通过行业协作、区域联合,加快建设大武威旅游经济圈;积极组织参加国内国际旅游交易会、博览会,充分利用节会平台,采取多种形式展示武威丰富的旅游资源,拓展国内国际客源市场。
(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培育旅游业为新的增长极
通过选取2005―2009年武威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可对武威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行分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旅游业对武威经济的贡献率较低,近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这和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在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上,金昌武威属于同一发展地域。金昌市是我国的镍都和铂族金属提炼中心,是新兴工业城市;武威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武威应借助中国旅游标志之都、借助以“铜奔马”为标志的旅游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利用其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发展旅游业的经验,带动金昌旅游业的发展,为金昌开发工业游提供经验,协调建设旅游配套设施,共同做大做强旅游业。在新的发展机遇的条件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城镇的空间发展形态研究为理论基础,以产业升级为依托,发挥“1+1>2”的整体效益,把金昌武威旅游业建成河西东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实现全方位、可持续、跨越式的一体化发展。然而,构筑金昌武威旅游一体化还要经历一定的过程,仍需规划工作者和城市管理者们的共同努力。到那时,河西走廊东部将崛起一个崭新的经济增长极。
总之,应充分挖掘金武两地资源特质,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和金武一体化的优惠政策,有序开发,统筹安排,合理规划,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充实旅游服务功能和旅游活动内容,进一步优化武威旅游空间结构布局,全面提升金武区域旅游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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