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3 16:43:42
导语：在传统文化的利弊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面子文化；根源；利弊；管理对策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以往众多学者的文化比较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对中国人而言，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中，“面子”成了使用最广泛、含义最丰富的日常用语之一。“树活皮，人活脸”这句古话就很形象地表达了面子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地位。
一、面子文化及产生根源
“面子”根植于华人社会已久，即便时至今日面子的重要作用依然未发生质的改变。那么，面子究竟是什么？何友晖（1976）从社会学价值角度分析了面子。陈之昭（1985）则偏向从心理学意义去理解面子。后来的研究者慢慢将二者结合起来，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去界定面子的内涵，周美伶（1994）认为面子是个人所声称的、而且为他人所认可的社会尊严或公众形象。通过总结前人对于面子内涵的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归纳出面子的本质：一是社会交换价值；二是尊重需要。
“面子”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专有品，但在西方文化中“面子”的含义远没有中国文化中来的丰富。这种显著的差异我们还得从中国式面子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来进行探究。
（一）儒家传统文化
孔子说过“不知礼，无以立”，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按照礼法行事，否则就会丢脸。成中英（2006）在考察儒家关于“礼”、“德”、“名”的观点后指出，“礼”是人行为的规范，它要求占据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人有一个与之适应正当的名，因此“名”成为社会行为的调整和约束原则。“德”是个人自我修养的结果，是个人的荣誉。而面子是个人之成就被认可的形象，它与社会声望和影响相关。
（二）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文化
社会取向是一种行为取向，它使人们的行为表现出顺从他人、不得罪人、迎合社会期望以及顾虑他意见等一系列特点。杨国枢把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分为四大类：权威取向、关系取向、家族取向和他人取向。在他看来，在中国社会，社会取向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颇深。这些传统的社会取向文化使中国人总是关注规范、重视名誉、顾虑他人意见、顺从他人，以让别人感到他“很会做人”，让自己觉得是“有面子”的人。
二、面子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利弊
面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无所不在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社会交往。在互动的社会情境中，面子毫无疑问地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会控制和规范
儒家传统是中国人“面子”意识的文化本源，而儒家思想历来强调“礼之用，和为贵”，面子的作用使人们努力去做到“温良恭俭让”。面子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机制说到底是一种荣誉感和羞耻感的作用，而荣誉感和羞耻感多来源于与自己内心的道德信条或他人的道德期望对比，因而追求面子让人们不但形成一种道德自律，而且感觉到“他律”。
（二）人际关系调节
林语堂先生曾说面子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给不给面子往往是人际关系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爱面子的心理使得中国人总是以他人或组织给不给自己面子来判断对方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并由此对彼此关系进行评价。
尽管面子文化对中国社会起着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子”经济
所谓“面子经济”是指人们在投资与消费等方面因讲究面子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在现今的中国社会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首先，炫耀性消费成为一种日益突出的消费现。另一个表现尤其突出的现象就是地方政府的公务消费。这些所谓的“面子”经济，直接助长了社会的不正之风。
2.权力游戏
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使得“面子”很容易成为一种权力游戏。人情面子被用以开脱罪责，通过“关系”运作，法制让位于人情，律条让位于面子，最后导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权力的人就会产生寻租利益，导致权力腐败。
三、管理对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面子文化是一柄双刃剑，对中国社会而言既有着积极的正向作用，也有着消极的负向影响。我们应该采取适当的管理对策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尽量消除其弊端。
（一）加快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面子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但很多人还停留在撑面子的阶段，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面子，缺乏一种自我尊重的内在价值和清醒的自我认知。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要与传统文化衔接、与民众的心意相连，这样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更快地构建起来，从而让那些病态的价值观失去生存的土壤。
（二）完善法制建设，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
消除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的关键在于完善法制建设，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削弱权力主体的人情运作空间。人治社会的制度规则重视情面，而法治社会的制度规则重视程序和法理，法制完善了，人情面子的运作空间也就小了。法制建设的其中一项任务便是增强人们的法制意识，而这将大大遏制面子文化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Ho，D.Y，On the concept of fac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
[2]陈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A].中国人的心理[C].杨国枢主编.中国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155-237
[关键词]日本 传统文化 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D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7-0092-01
引言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有导向作用的核心价值观。不论是哪个国家，都需要一定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导向国家的前进方向，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起到的积极作用，使得日本能够降低商品经济的生产和成本，极大的改善了现代企业的生产关系，使得整个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
一、日本传统文化概述
1.日本外交精神
日本深知自己的地理情况，岛国，而且面积狭小，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所以在日本传统文化里，有着很强烈的生存意识和外交意识，日本很擅长在自然界中获取能量，也很擅长在满足自身文化物质需求的同时进行外界交流。积极吸收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也使得日本有着别样的生命力。
2.儒家文化影响
日本在经济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着他们“以人为本”的思想。一切方针政策都是因人而定。不仅追求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也很看重个人的成就。在日本，技术力量也是很大的社会资源。而且日本施行的终身雇佣制相对完美解决了很多个人问题。使得人们能够有生活保障，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和企业联系在一起，更能全身心的投入，促进发展，形成良好的良性循环。可以说这些点滴的措施和发展，和日本民族文化都是离不开的。
3.集体主义精神
日本人的集体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也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活需要慢慢发展和形成的，这种集体观念使得人们都能够在认知上保持相对一致。对传统文化的忠诚度也是极高的。这种思想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在集体中，日本人更喜欢规范自己，以集体的利益和发展为中心凝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力。
二、日本文化对企业管理的优势
1.事业大于个人观念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自己的事业甚至生活是与企业息息相关的，这体现在日本人在私人聚会的时候，都会首先介绍自己所在的公司。可见企业在人们心中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在日本，很少人因为个人原因，家庭原因，或者想要升职寻求发展的时候选择跳槽。因为大家在自己的岗位里都能够尽心尽力，亲力亲为。也就是所谓的“会社人间”。即个人和企业是浑然一体的。
2.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
日本企业文化有着很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团队意识。日本的团队精神也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日本的企业非常倡导集体的努力和协作。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的员工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很自然很习惯的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同事，形成了良好的团结互助精神，大家在整个团队中才有团结性和行动统一性，大家一起朝同一目标前进，合作中求发展。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使得日本人能够刻苦钻研，发愤图强。日本人被称作“只会工作的蜜蜂”是不无道理的。每个人，不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都在工作期间全身心投入，下班之后还会开展各种小组，进行各种会议讨论。
3.合理开发和吸收先进资源
在日本人奋力拼搏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着各方面的资源和政策，吸收各方面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手段，不断的进行试验和规范，在整个企业运营中，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现物质生产的最优化。日本的技术虽然对于先进国家有差距，但是日本人的人才开发与利用是世界领先位置呢，团结协作加上勇于创新再加上使不完的力气和能量，使得日本在技术方面的发展也能有所成就。
三、日本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劣势
虽然日本文化对企业管理有很多优势，但是这种民族文化的长足发展有时候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弊端。
1.扼杀员工想象力
日本企业文化中的突出团结性形成了员工间相互帮助和扶持，彼此团结和凝聚。但是这样的情况却不利于每个员工展现出不一样的魅力和特点，其实在企业发展中，很多好的想法和建设性意见都是由基层的员工自己提出来的，日本传统文化倡导的企业文化使得每个人虽坚守自己的岗位，但是却很难发挥每个人的想象力。而在企业发展中，想象力有时候也能作为一种推进和发展，在每个人的想法和想象力发生碰撞的时候，就是企业发展和改革创新的时候。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有鲜活血液，才能向前发展。
2.不重视个人创造力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
我们也都知道，只有不断的发展创新，不断的重视个人发展，不断开发新的领域，不断创造新的成绩才能够使得企业长足稳定发展，但是在日本的传统文化里缺失创新精神，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有害无益的。虽说企业的凝聚力极强，但是如果没有突破，各司其职，不愿冒险挑战，不愿改革创新，扼杀个人创造力，注定在变化多端的市场中很难立足和前行。
3.不重视个人发展
没有创造力的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是难以应对的。不重视个人发展的企业一样面临很多问题。只有尊重和重视个人发展，每个人在团结协作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身价值，在团队中才能继续敢于挑战，发光发热。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使得人们趋向于把工作当成一种习惯，而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很多人很难站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角度在工作。所以每个人对自己的发展方向都产生迷茫，更别说怎么实现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说，重视个人的发展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很重要，日本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劣势也体现在此。
四、结语
日本的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日本能够在经历战争之后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但是尽管日本传统文化对于企业发展有很大的优势，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纵观日本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在日本经济和企业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竞争意识和团队意识使得他们把企业看作自己的家，荣辱与共，但是一味的保守阵地难得个人创新也是日本企业发展中潜伏的病虫。
参考文献
[1] 周辉编著.樱花与剑道――日本商业智慧.E-book电子图书馆.
创新教育研究中的文化视角主要关注文化模式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创新能力发展的跨文化比较以及创新能力培养与传统文化、学校文化、课堂教学文化的关系。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反思可以发现：不同学科和视角下的研究各有利弊；需要正确认识文化对创新教育的影响；研究内容上要加强对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的研究；研究方法上应更加关注和采用“质的研究”。
关键词：
创新教育；创新能力；文化类型
创新教育是致力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目前，从文化的角度对创新能力的发展和培养进行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并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和多争议的特点。基于此，有必要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这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创新教育与文化间的复杂关系，也有助于相关后续研究的深入进行。
一、创新教育视域下的文化研究进展
（一）文化模式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
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美国学者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一书中结合犹太文化说明了文化对创造力发展和发挥有着直接的影响，开放、先进的文化有利于创造力的发展，而封闭、落后的文化阻碍创造力的发展[1]。心理学家卢伯特专门研究了不同文化模式中的创造力问题，他认为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创造力和创造过程的认识，并且对创造力的表现形式和领域有着影响，东方和西方文化在这些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同时，由于个人主义文化重视独立、自主，而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顺从、合作、义务和接受群体内的权威，所以个人主义文化更有助于创造力的发展；由于乐观主义的文化坚持进步的信念，所以可以促使人们致力于创造，而悲观主义的文化与之恰恰相反；由于开放心态的文化倾向于灵活性和包容性，所以比教条主义的文化更会促进创造力的发展[2]。
（二）创新能力发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20世纪80代起，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就陆续开展了创新能力发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周林、查子秀和施建农采用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以中国和德国5—7年级儿童为被试，在进行高智力和正常智力的区分后，对中、德儿童做了连续性的创造性思维测验。结果表明：中国的平常及超常儿童在产生性思维或思维的流畅性方面优于德国儿童；德国儿童创造性思维的递增优于中国儿童[3]。2001年，申继亮通过问卷调查比较了12—15岁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特点。调查发现：英国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明显高于中国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两国青少年科学创造力发展的趋势相似；除了在问题解决项目上中国青少年的得分高于英国青少年外，在其他项目上的得分中国青少年均低于英国青少年[4]。申继亮在2000年进行了创造性人格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除了质疑性以外，中国青少年在其他各项上的自我评价均低于美国和英国青少年，而且中国青少年对自身创造力的评价也普遍低于美国和英国青少年[4]。研究者之后又编制并完善了“青少年创造性人格问卷”，对中、日、英、德四国的中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四国青少年在好奇心和冒险性上表现出相对一致的特点，且这两个方面都较为突出；坚持性是中、英、日三国青少年相对较弱的方面；开放性是我国和日本青少年创造性人格中的突出特点；自我接纳是英国青少年较为突出的特点；德国青少年的突出特点则是坚持性[5]。
（三）创新能力培养与我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
持“阻碍论”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性影响就是压制和束缚人，它成为实施创新教育的一个阻碍因素。消极的传统文化表现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保守落后不思进取、平均主义不愿竞争、“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引入君臣关系的师生关系文化等[6]。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文化环境阻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观点缺乏逻辑论证和事实证明，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力因素，会有利于学生进行创新。这些因素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鼓励创新、追求创新并勇于创新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即贵中尚和；传统文化蕴含着正确的价值原则，为创造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传统文化崇尚独立自主的人格，强调怀疑精神，这二者构成了创造性人才的重要品质[7]。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文化与创新能力之间并不必然构成因果关系，而且也不存在反对创新和故意扼杀创新的文化。任何一个社会、民族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存在可以提升民族创新力的资源，也存在没有利用价值的文化资源，“文化与创造力的发展或抑制、泯灭之间不存在那种一旦文化如此，创造力必如此的线性决定论关系。”[8]也有研究者通过比较认为，任何文化形态都存在着价值两难的情况，任何积极的文化中总包含有消极的因素，相较于西方科学型文化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性，我国伦理型文化在伦理性、人际和谐追求上也显示了创造的特性。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有客观、理性的文化心态[9]。
（四）创新能力培养与学校文化的研究
作为一般文化组成部分的学校文化是学生创新能力生长、发展的根基和土壤，应尽可能地创建有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学校文化。有研究者认为，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学校文化主要体现在：创新的学校文化环境、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教师的创新理念、校长办学的新理念以及良好的课堂文化、班级文化[10]。也有研究者从高等教育的学校文化建设角度提出，大学应营造出一种良好的学术环境、校园氛围，这有助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良好的学校环境和校园氛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自由的学术氛围、多学科交汇的氛围、师生平等交流的氛围、宽容失败的氛围、年轻人敢于冒尖的氛围以及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氛围[11]。
（五）创新能力培养与课堂教学文化的研究
课堂教学文化是教师文化的一个方面，也是学校文化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Fleith等研究发现，教师的态度对于课堂教学文化有很重要的影响，能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教师态度应是：给学生选择的自由、促进学生自信心的建立、尊重学生、不强制学生、给学生发觉自己创新能力的机会。与之相反，强制性的教师则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12]。而英国学者Cropley在其出版的《教育和学习中的创造力》一书中则提出，有益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课堂教学，教师的态度应是：鼓励学生独立学习、容忍学生的敏感和大胆的错误、重视学生的问题、给学生提供在不同条件下运用各种材料的机会、鼓励学生自我评价、鼓励学生的勇气[13]。
二、对创新教育中文化研究的反思
（一）不同学科和视角下的研究各有利弊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学科，即心理学和教育学。心理学研究文化对于创新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的影响、不同国家间青少年创新能力发展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化与创新能力发展间的密切关系。研究采用了较有成效的实证性研究，通过调查、实验、比较等方法为我们揭示了作为环境的文化对人的创新能力发展所具有的影响，进而为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果。但是，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实验和调查对象所限，研究很难将结果推而广之应用于同年龄段的整体；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存在着以国别代替文化的问题；难以揭示文化与人的创新能力发展之间复杂、动态的相互关系等。来自教育学的研究从文化的影响力、传统文化的作用、学校文化的特征和构建等视角集中研究了目前我国实施创新教育在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研究主要采用归纳和演绎推理的方法，注重于文化与创新能力培养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并对如何正确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创新教育中的学校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有成效的探讨，研究所得到的成果对于创新教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认识深化作用。但是，来自于教育学的研究由于缺乏对具体情境中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等的实证性研究，包括现有文化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以及如何引领和构建文化等的研究，从而使得现有研究成果又难以对创新教育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二）正确认识文化对创新教育的影响
对于创新能力的培养而言，任何文化都有其积极之处，也有其消极之处，我们既不能对一种文化妄自菲薄，也不能将一种文化理想化。但是，从这一结论出发需要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认为文化与创新能力之间不存在某种重要的联系，文化角度下的创新教育研究属于“贴标签”的行为；另一种则认为即使文化对于创新能力的发展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够通过对文化的干预来促进创新教育实施。前一种倾向显然是轻视了文化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作为某一社会、地区、民族的个体，我们每个人在出生之后都会受到文化的浸染，形成一定的态度、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表现出作为地区或民族中个体所具有的共同性文化特征，这些共同性文化特征同样会在我们的创新观念和创新行为上有所表现。如有研究者曾对香港和内地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两地学生对于“最具创造力人物的提名”都无一例外地推崇政治家和科学家，同时，香港的学生还比较多地推崇演艺明星[14]。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学生对创造力的认识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而学生的这种观念又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创新价值观乃至于创新行为。后一种倾向则是一种消极放任的心态。我们承认任何一种文化对于地区、民族的创新能力影响都有利又有弊，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一种文化其影响力、作用力都是同样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对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进行思考时，曾比较过他早年留学就读过的两所美国大学。他说：“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15]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学校文化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是不同的，有助于学生创新的学校文化对学生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文化来促进创新教育的实施。同时，我们也能够在文化构建上有所作为。伴随着社会物质、制度的变化与发展，文化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而文化中某一方面发生变迁很可能会使其他方面也发生相应的变迁。创新人才的培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表现，因此，我们需要对文化进行顺势引导。
三、对创新教育中文化研究的展望
（一）研究内容上要加强对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的研究
已有的研究中，对于创新能力培养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等的关系有较为深入的探讨，相对于这些比较宏观的领域，后续的研究应更加关注微观层面，特别是关注对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的研究。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而言，影响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是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等微观层面的文化。学校文化、教师文化构成了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小环境，而环境特别是创新活动中人身处于其中的小环境，是影响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甚至将环境列为创新能力的构成因素之一，他认为环境可以通过评价、传播、修正创新思想来支持创新活动。其次，作为大环境的宏观文化，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传统文化都会在学校之中、在教师群体中有所体现，都是形成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通过微观文化可以更好地考察宏观文化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实际影响。最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关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的研究在数量上还相对不足。仅以创新教育中的“教师文化”研究为例，在“中国知网”上，以“创新教育”和“文化”为主题词，可以搜索出时间跨度为10年以上的相关文献71591份。这之中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是13489份文献，而与“教师文化”相关的是8388份。可以说相对而言，与教师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在总体上所占的比例不大。
（二）研究方法上应更加关注和采用“质的研究”
已有的研究有的注重进行定量分析，有的运用推理与演绎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更深入地揭示文化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特别是随着研究内容的重心转移到微观文化领域上，研究方法更需要进行调整，需要采用更为适合的“质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是研究者将自身作为研究工具，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田野记录、开放式问题等方式收集定性资料，并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的诠释，从而构建研究的观点和理论。“质的研究”基于事实，也属于实证性的研究，但是它不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假设检验和标准化的定量分析，而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现状呈现和解释性研究。“质的研究”关注到研究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动态性，适合对创新能力培养视角下的学校文化、教师文化进行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揭示出文化的整体性、复杂性以及作为“整体”的文化对于学生创新能力影响的复杂机制；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文化与创新教育间的关系进行动态把握，可以揭示出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对学生创新能力影响的途径、方式，同时也有助于对创新教育下的学校文化、教师文化的构建进行研究。
作者：姜丽华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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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文化；相遇；《活动变人形》；反思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创作生涯里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作家怀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对20世纪初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形象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
一、中西文化的对立
传统文化熏染下长大的倪吾诚，在出国留学、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背离情绪。他带欧洲文明的皮毛，带着他眼中的西方文化归国，尝试着用他所认识的西方文明来重塑他的妻子和家庭，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但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一切价值系统的有效性都需要依靠人们自愿的心悦诚服即发自内心地服从权威，所谓权威不是实力，也不是科学，而是内在凝聚力。”[1]
如果说封建与现代的冲突是保守文化与开放文化的冲突，那么野蛮与文明的冲突则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之间的冲突。野蛮性不但体现在中国国力积贫积弱的大环境下，也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上，随地吐痰、不喜欢洗澡这种“小毛病”姑且不说，倪吾诚的父亲青年时代就抽大烟，倪吾诚的母亲甚至陪着他抽，古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而倪母却用畸形的野蛮的行为损害了儿子的健康。当一个母亲主动让自己儿子健康受到摧残，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支撑这个目的的思想已经是野蛮落后的了。这种思想与西方注重开放、积极探索、冒险精神相对立。
二、倪吾诚性格分析
受“”的影响，倪吾诚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出国留学，迫不及待地拥抱西方文化。按照弗洛姆的说法：“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途经却是多种多样的，各种满足途经之间的差异与精神健康的不同程度之间的差异相一致。如果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出现精神絮乱。”[2]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却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恬不知耻地与汉奸来往，毫无气节。
王蒙以夸张的笔调和嘲讽的语气，深刻地解剖了倪吾诚精神人格上的巨大缺失，“对于倪吾诚在气节上的没有骨气，作者是批判的；对于倪吾诚在道德上的缺失，作者是愤恨的；对于倪吾诚在生活上的失意与落魄，作者是哀怜的。”[3]
三、中西文化客观的隔膜
（一）倪藻与中西方文化
与倪吾诚态度不同，倪藻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文化及其关系，可以说倪藻是对其父的继承与超越。倪藻来到欧洲H市后处处以一种客观辩证的态度对比中国和欧洲的情况进行分析。一方面，倪藻对某些中国人因为较差的文明素质而被欧洲人瞧不起的事实，中国依然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的现状感到忧愤，另一方面，在史福岗夫妇身上倪藻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客观现实性，中国文化具有生命力的。
（二）中西学者的交流
在倪藻等人访欧的最后一天上午，他们访问了M市一所大学的东方研究中心。接待他们的是一位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的女士，她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练太极拳，学做中国菜，抚育着一大家子的人，做到了“事业家庭两不误”。她被称作“奇妙的女人”。当中国学者提到中国近百年落后于西方发展时，主任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并不是问题全部。在欧洲，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科学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后果。甚至有观点认为工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积极影响还多。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倾心于“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调整人际关系的变化”的古老的中国文化。主任认为：中国文化向来是兼容并蓄的，中国人用智慧将佛教、马列思想等等加以改造、吸收、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文化。在主任看来，中国对自己文化的保留与对西方文化的“扬弃”的智慧需要他们西方人学习。
互相羡慕，愤愤不平自身所处的环境，这是中西学者的共性。造成中西方隔膜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双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或者认为这种别人眼中的“优点”是理所当然，根本不值一提的，而对于自身的不足却是用放大R放大渲染，惊天动地，恨不得要将之割裂舍去，殊不知人无完人，更何况是人创造的文化呢？有得必有失，对待中西文化，不能一刀切地定义正反两面，而应当辩证地看待。
四、结语
就像活动变人形的“脚”一样，环境改变人的命运。王蒙通过《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个体生活悲剧，传达出要通过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来达到呼唤人的主体意识，反思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利弊，让人的“头、身、脚”更加协调的愿景。他在小说结尾“赦免”了被判精神死刑的倪吾诚，表达了他对社会变革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祈盼。
参考文献：
[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6.
一区域旅游中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推动作用
区域旅游，即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它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被称为“土家摆手舞之乡”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除拥有百里乌江画廊、酉水河、桃花源、原始森林等自然风景外，更吸引游客的是孕育在这片土地的人文旅游资源。土家族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展现出当地独具魅力的旅游吸引力，凭借着这些独特的旅游资源，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近年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如图一①，从1998年到2009年，该县旅游收入呈递增趋势，但从局部可以看出，2002年之后，该县旅游收入增长较快，而2009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这是在该县提出“旅游兴县”策略以及制定《酉阳自治县旅游规划》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在《酉阳自治县旅游规划》中，拟重点打造桃花源景区、龚滩古镇、龙潭古镇、后溪古镇四个景点，推出了一系列以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为依托的旅游规划及措施：桃花源，辅以民族风情表演、土家织锦体验活动，并打造一条土家风情街，以土家织锦、花儿背、木雕等土家传统工艺为主要旅游产品；龚滩古镇，以土家吊脚楼为依托，形成“土家风情小镇”；龙潭古镇，以土家织染、土家乐舞坊等为内容打造土家风情街；后溪古镇，建设“中国最美土家山寨”，摆手舞、茅古斯、摆手堂、祠堂都将成为重点旅游资源而被运用②。如图二③，仅“国庆”黄金周期间，四景点在2009年的旅游收入约为2148.93万元，同比增长29.1%，其中桃花源景区2009年旅游收入约为781.35万元，同比增长30.1%，仅土家织锦销售收入就在10万元左右。由此可见，土家族传统文化艺术作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打造的优势旅游资源被加以有效利用，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旅游业要发展就必须形成产业，而产业发展必须有商品生产及交换，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作为区域旅游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源，在其开发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商品生产及交换现象。同时，旅游者、旅游活动及东道主社会的介入，使区域内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必然受其影响而发生着各种变化。二区域旅游中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转变民族传统(tradition)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生活生产方式。不管是民族传统建筑、服饰、工艺美术都是在特定环境、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神圣性、独特性、唯一性、民族性，正所谓“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世代相传的价值观。”[1]面对着因旅游而带来的外界冲击，这些民族传统能够保持原生态吗？土家族摆手舞是土家族人们祭祀、狩猎、劳作等场面舞蹈化而形成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它表达了土家族对祖先的崇拜、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继承，具有神圣之意。然而，随着大批量游客的到来，摆手舞被规定在游客面前展示，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义务”。土家织机是随人们日常生活而产生的生活必须品，而我们在桃花源景区看到的织布机却是为了展示给游客看，其目的是让游客体验所谓的土家族纺织过程。这些不再是民族所传承的传统仪式，不再具有“传统”的内涵而发生了变迁。当旅游者带着他们的文化结构旅游到此的时候，必然又使得这些传统文化与外界发生交流与碰撞，尤其是那种“帝国主义形式的旅游”或“殖民式的旅游”[2]到来的时候，必然使得当地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涵化或是变迁。文化变迁或者文化涵化都将使传统民族文化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而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是应受到保护和传承的。但在变化着、前进着的现代社会，尤其是以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作为旅游吸引力资源的地方，难免会受到地方、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怎样找到两者的平衡点成为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博物馆式的文化艺术与文化商品化
博物馆与旅游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通过陈列展览的方式把区域内所有的文化艺术集中展示给游客。然而，博物馆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它不可能成为直接的旅游产业或者旅游商品，从这一概念和性质而论，所谓的博物馆式文化艺术就是指那些在旅游区域内，具有吸引游客却不能直接作为旅游商品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如民族传统歌舞、节日、建筑等等。文化商品化（commoditization），指旅游使得目的地社会一切能够吸引游客的文化都被标上价格而在市场上买卖。[3]酉阳桃花源景区是一个让游客青睐的地方，然而如果要在这里欣赏土家摆手舞，就得在景区内吃饭，因为摆手舞被附带在餐饮过程中。通俗而言就是有消费才有表演，而表演人员却是餐饮服务员，表演者只为完成表演而表演，对摆手舞知之甚少，不会多跳也不会少跳。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商品化现象，它借助于餐饮过程而间接收费。我们说土家族摆手舞是一种博物馆式文化艺术，它不能成为直接的旅游商品，但在这里它已经商品化了，因为只有游客消费才能欣赏摆手舞，表演者不再是以土家族的身份在展示，而是以一种为获取收益的工作者的身份在表演，他们的表演所传达的不再是摆手舞本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只是一种特殊的经过包装的舞蹈形式而已。民族艺术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展现，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艺术，不断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民族传统艺术的适应性转型。然而，那些依附于少数民族人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文化艺术，一旦随着经济转型而“发展”，就不再是它自己了。因而，必须采用博物馆式的保护，必须维护民族传统艺术原有的生存环境，让民族传统艺术在属于自己的生态空间生存发展。要怎样保存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怎样使这些传统文化艺术形式走博物馆式道路而不被商品化是值得政府及旅游相关人员深思的问题。
（二）民族传统文化艺术重创与真实性的困惑
旅游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游客和东道主社会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游客体验目的地资源的同时也带来外界的文化、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等等，当东道主社会在取得经济回报的同时又能得到外界的肯定和各种文化模式的影响的时候，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自信心得到加强，更自觉更自信地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其直接后果可能带来民族文化的重创或文化复活。笔者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调查时发现，一种叫“柚子龟”的旅游工艺品在后溪古镇一家非旅游工艺品商铺出售。据说“柚子龟”是土家族长寿龟图腾崇拜的产物，寓意“健康长寿”，在2005年左右才重现后溪古镇。笔者在后溪河湾山寨也见到了土家族传统婚俗里的花轿，从花轿主人处得知，这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业、复兴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第一辆花轿。在酉阳县各景点还见到一种称为“炭画”的工艺品，它借助现代工艺表现土家族、苗族人物故事题材……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地方开始抢救那些濒临灭绝或是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得到恢复和保护，但另一个事实却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这里我们不免又会产生困惑，即旅游人类学中常提到的“文化真实性问题”（authenticity）。我们说博物馆里陈列的展览品、民族传统舞蹈、建筑物以及为日常生活生产需要而制作的各种服饰、工艺品等，都是真实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体现。而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见到的歌舞表演、服饰、民族工艺品难免是一种所谓的“舞台化真实”(stagedauthenticity)，它呈现给我们一种类似于真实的对象，正如戈夫曼（ErvingGoffman）“前台与后台”理论中所言，游客所领略到的只是前台的舞台化表演，而存在于“后台”的真正涵义是不可见的[4]。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旅游收益而拿一辆轿子在游客面前展示，为了获取利益而表演摆手舞。可见，东道主社会及其从事旅游工作的民众，通过重构、创新来复兴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带来的利与弊同在，其结局可能是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得到传承发展，也可能是传统文化艺术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伪真实产品。
三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原生态”与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原生态”，可以定义为没有被刻意雕琢，存在于民间的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化艺术形态，然而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应当是变化发展着的活的生命体，积淀着民族生存过程中最精练的信息，是本土文明延续生长最基本的精神要素。在区域旅游中它对当地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它因此也在区域旅游中悄然转变，这种文化的变迁或者说转变是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要求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保持“原生态”必须是在深刻了解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合理地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尝试。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原生态”要求也与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辅相成，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的鲜活特色。
（一）建立新型社区参与———文化保护模式，杜绝纯商品化交易
旅游业要发展，必然有当地政府、决策部门以及相关开发经营商的互动，然而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是社区的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是在各民族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区是其不可或缺的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它具有生活化的性质，社区参与有利于对这些公共资源的保护。同时，社区参与要以参与决策、管理、经营、监督、利益分配为主要内容，从而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社区参与旅游的新型方式，能够打破那种“因物质激励而参与”的思想局限。文化商品化现象的出现大都在于只为获取经济利益而“盗卖”文化，要使得这种现象较弱或消失，就要社区躬亲感受所处文化旅游资源带来的利弊，同时去反思他们的生活环境的重要性，从而建立一种正确的文化保护观念，在文化氛围中寻求经济增值。让社区参与旅游的过程还在于能够带动民众的积极性，笔者在酉阳后溪河湾山寨考察时发现，这里仅有的106户人家，只有酉水河沿岸的十来户户主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回应我们提出的关于发展旅游方面的问题，而住在“上坎”④的人家却只是一味地忙于农活，对于开发旅游态度“冷漠”。他们认为，旅游给他们带不来收入，还会耽误干活。当问及土家族文化时，他们更是知之甚少，而且认为要忙于生计也没必要去学。由此可见，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性，只有当民众在其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以及所处环境的意义的时候，才能转变思想，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的队伍中，才能以主人身份来经营旅游事业，才能懂得文化保护与经济利益的平衡关系。
（二）真正做到“前台”真实与“后台”传统文化的衔接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游客感受到的大多也是经过加工包装的地方文化。节日里的民族服装、舞蹈、戏剧都是在舞台化背景下出场的，这些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经过现代艺术转换而成为更“赏心悦目”的视觉影像，在旅游人类学看来，这就是舞台真实，即“前台”真实。但旅游人类学更担心的是，这种舞台真实所呈现的只是一种形式而没有内容，地方的传统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异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是镶嵌在民族潜意识里的生活方式，所以，会形成传统的节日、服装、民族生活工艺品，而这些都是一种主动且具有“神圣”意义的事情，当旅游把这些变为一种“义务”的时候，地方就不会感到这些是为自己而活动的。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就必须有“后台”作为衔接，人类学中所谓的“后台”就是游客所看不到的，只有这些地方的民众自己才知晓的民俗传统活动。在旅游过程中就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后台”，让“前台”的“义务”和“后台”的“自主”结合起来，让地方既能上台表演，又能充分意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依旧属于自己。如将旅游活动与民族传统节日分开，地方有开展自己传统节日活动的自由，有自己独立活动的区域。
[关键词]花儿文化;民歌;山歌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2-0054-02
花儿又称“少年”,流行于我国青海、甘肃、新疆、陕西、宁夏等地,深受回、汉、土、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的喜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文化,被称为“西北民族之魂”、“滚动的百科全书”。它采用比、兴手法,主要表现男女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由于花儿在发展过程中受西北各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主要有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两种。
一、花儿文化及发展现状
(一)花儿文化概述
花儿不仅是民间文学,也是民间艺术。花儿文化包括与“花儿”这一民族艺术相关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内涵,且更多表现为精神形式,包括花儿艺术记录的西北各民族风土人情、社会历史及其所蕴涵的西北各民族的伦理道德等。如花儿反映了高原人追求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望,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的美好追求和向往,大胆要求个性解放,是高原人民倾吐感情最自由、最热烈、最自豪、最坦率的表达方式。它饱含着西北高原人民心灵深处对生活、人生、历史的真切呼唤,表现了西北人民对希望、未来坚持不懈的追求,集中反映了花儿艺术的精神文化。花儿文化的物质文化内容包括花儿演唱者的服装、道具及与花儿相关的物质产品,如花儿会上人们交流的物品等。
(二)花儿文化的发展现状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也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或因现代化潮流的冲击而面临消失境地,花儿文化也同样如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花儿演唱者减少,花儿歌手后继无人
一方面,花儿演唱者的数量逐渐减少,会演唱的基本上是老一辈艺术家。以花儿为精神文化的娱乐时代已经慢慢逝去。另一方面,随着王绍名、马吉贤、张生彩等花儿歌手的相继离世,各民族老歌手所剩无几。农村青少年绝大多数上学读书,但由于没有乡土教材的正确引导,对家乡优秀民族文化没有明确认知”。[1]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花儿歌手外出务工,没有时间演唱,时间久了便会退出歌坛。
2.花儿会上花儿稀
过去的花儿会规模盛大、气势隆重,可以持续几天或更长时间,如今的花儿会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情形了。
3.原生态花儿消失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花儿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娱乐形式的多样化,彻底摧毁了花儿唱响大西北的传统局面。尽管现在还有极少数歌手在演唱,但仅靠少数演唱的歌手是不行的。文化不是由少数人创造和传承的,而由一个民族群体创造和传承。
二、花儿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一)花儿文化保护、传承的原则
“民歌的演变很正常,消失太可惜。在经济、社会都飞速转变的今天,民歌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发生演变,也是很自然的事。民歌的消亡对中华民族来说,却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2]因此,我们更应该做好花儿文化的保护工作,其保护原则应遵循以下几点:
1.以旧迎新原则
即保留原有的花儿的传统部分,然后从多方面进行创新,如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演唱花儿,或者通过开花儿演唱会来作宣传。同时,还可以渗透一些现代化的元素。
2.去粗取精原则
即去除传统花儿的落后部分,保留和发扬其精华部分。众所周知,花儿主要表达的是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爱情是美妙和神圣的,但是再美妙的文化也有其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去粗取精。
3.以人为本原则
人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享用者。花儿是西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非物质文化的一部分,但花儿的保护与流传始终要靠人这一主体来完成。因此,保护好那些创造、拥有和传承、研究花儿的活生生的人,是做好花儿文化保护工作的根本。
4.活态性原则
花儿文化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文化,有着自己的生命力。不能只做标本式的保护,即录制老艺人的唱腔或制作影碟等方式,而应该保护好花儿传承人及传承环境,以便更好地进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5.文化自觉原则
著名学者曾提出“文化自觉”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拥有和传承着一种文化的民族、社区或者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能冷静地看待自己文化的利弊,并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来保护它、发展它。
(二)花儿文化保护、传承的具体对策
1.网络途径
网络对于人类的信息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将花儿文化通过网络进行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让更多的研究者去研究。现在的网络中,关于花儿文化的东西少之又少,只是零星的一些介绍,对其文化内涵却没有详细的阐释。因此,应该加大对花儿艺术在网络上的传播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花儿文化的影响力,对它的保护和传承起到积极作用。
2.政府扶持
优良文化环境的形成与各种因素密切相关。除了传统文化的自身作用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来自各级政府的鼓励和支持。西北各级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拨出一定的资金专门用于制定宣传花儿文化的项目,由各级领导起带头作用,扩大花儿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政府还应出面积极组织与协调相关部门或其他单位进行恢复与传承花儿传统文化的活动,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3.家庭传承
这种传承方式比较普遍,即民间艺人把花儿传承给自己的儿子或亲戚成员。各级文化单位应该尽是抓花儿培训工作,请老歌手、名歌手把自己的好歌、绝活儿教给年轻人。只要是感兴趣的都可以让他们参加地区各种培训,这是解决失传问题的良好途径。
4.发挥学校在民族花儿文化传承中的教育功能
教育部门应该把花儿作为音乐课的辅助教材纳入中小学教育课程中,从培养青少年的基础工程入手,改善花儿后继无人的状况。学校教育是使花儿得以传承的有效载体。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和挖掘,提倡在中小学校音乐教学课程中增加民族音乐素材。
5.积极寻找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
对民族花儿传统文化比较熟悉的人大都年近古稀,如果不及时进行寻找和保护,花儿文化的精华就有可能被他们带走,造成永远消失而无法恢复的局面。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规划,按照重要程度,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寻找和保护民间文化的传承人。
三、花儿文化保护、传承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对花儿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不仅可以完善花儿艺术的理论体系,而且可以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对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其次,对花儿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可以唤醒人们对文化的保护意识。许多非物质文化已经面临失传,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儿更应该积极保护。
(二)现实意义
首先,从经济利益来看,对花儿文化的保护,有利于形成一种文化旅游产业,让更多的旅游者、参观者来到西北来欣赏花儿艺术;让西北人民从中直接得到经济利益,从而促进大西北的发展。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让那些在外务工的花儿歌手回到家乡,从事心爱的花儿艺术事业,有利于解决子女赡养、家庭和谐、缓解就业压力等社会问题。
[注释]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伦理；儒学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传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里呈现出不同的伦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作用，既能够促进生态伦理的发展，又成为人类沉重的枷锁，阻碍了生态伦理的发展。所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关键词 贵州 人文 广播节目 利弊影响 发展问题
一、引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汉、苗、布依、土家等18个世居民族，民族分布呈交错杂居和成片聚居的状态。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贵州省作为西南地区的门户，正努力发挥后发优势，将贵州建设成以航天航空、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大省。
而贵州省的特殊人文环境，为广播行业创造了不一样的发展空间，也使广播产业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广播节目对广播产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殊的人文环境对广播节目带来的影响，是广播节目体制创新和流程变革过程中重要影响因素。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了节目形式，拓展了广播节目的发展渠道，但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与封闭性特点，其中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十分丰富并呈现出“隔山不同语，隔村不用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闭塞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环境，都给广播节目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广播节目发展进程缓慢。
因此，深入研究贵州地区人文环境对广播节目的影响问题，探讨其广播节目发展方式，对构建具有特色文化氛围的广播节目产业并有效运行至关重要。
二、贵州广播节目的发展现状分析
伴随着文化大发展的步伐和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贵州省的广大广播媒体从业者，在经办节目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逐步形成了地区的特色和风格。
（一）贵州广播节目发展的显著特色
在节目内容上，贵州广播媒介突出地、大量地传播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和实践信息。包括黔东南电台的《苗语新闻广播》、黔西南电台《民族之声》和安顺电台《政风行风热线》都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贵州人的创新和改革开放精神。这种改革开放意识，已经渗透到节目传播内容的各个方面，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贵州地区的广播媒体所播出的文艺节目，如，贵州广播电台的广播剧《偏坡轶事》、音乐类节目《阿仡山寨的歌谣》，黔东南电台《黔东南游记》、《唱响苗乡侗乡音频》都是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同时，贵州有其独特的饮食习惯，为了宣传本地美食，广播电台开办饮食节目，比如贵州交通新闻广播《美食天下》，经济广播《美食每刻》等，充满现代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贵州广播在普通话播报的基础上，根据本地特点，采用民语和方言播报，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贵州风味”。如，贵州广播电台《开心码头》、黔西南电台《民族之声》和黔东南电台《苗语新闻广播》等。值得一提的是，贵阳交通广播采用本地方言直播中超比赛。贵州人和足球队俱乐部、贵阳广播电视台广电传媒有限公司合作，确定贵阳交通广播频率（FM102.7）为足球队主场广播直播指定单位。市民可通过广播收听普通话和方言结合播报的赛事直播，以突出本土特色，并设有竞猜、球迷互动等环节。节目一经播出，便收到广大听众的好评。
（二）贵州广播节目发展的制约条件
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8%，由于特殊的地理面貌，民族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许多地方民族散居于大山之中，相互接触及信息交流少。所以尽管贵州许多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但“隔山不同语，隔村不用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闭塞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使广播的资源优势难以得到发挥，尤其是民语类广播节目的发展进程缓慢。
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积淀在各民族中延续和发展，说明其有积极方面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是民族传统文化是在各民族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因而必然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它们可能会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作用，甚至成为阻碍民族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而对于贵州民族地区广播节目的发展来说，民族传统观念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因此贵州地区的广播电视、特别是民语广播节目发展远远滞后于其它民族地区。
三、贵州部分地区人文环境对广播节目的影响分析
（一）特殊人文影响下广播节目发展的利弊
广播媒介在组织社会关系、表达社会文化意义、帮助人们寻求自身生活的符号意义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而人文环境不仅体现于外在的人文景观，更体现在一个社会群体所包含的健康的科技文化、和谐的社会氛围、深厚的学术与文化的积淀。它是社会本体中隐藏的无形环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族灵魂。这表明一个地方的特殊人文环境，会为当地的广播行业创造了不一样的发展空间。
贵州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给广播节目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贵州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的各民族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让贵州广播产业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存在着以下有利及不利影响因素。
有利因素：1、广播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与其他传播媒介一样，是文化的表述和传送工具，所以广播本身也容纳人文环境的发展变迁。广播节目在融入地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广播节目的内在文化价值，并强化了广播媒介的引导功能、审美形象与文化担当。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理念，对社会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受众提供了多样的精神食粮。
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经济生活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宗教对其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马克思?韦伯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新新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紧密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新教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减除落后观念、错误的迷信成分，引发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最后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较强的亲和力。
韦伯将书的内容分为上下两篇进行阐述，在上篇中，他在观察了显示的经济环境后提出来自己的问题，分为三章。第一章讲述的是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对16世纪西方宗教的现状做了一个概述，并且发现了在从事工商业的人员中，新教的教徒占了较高比例，社会分层和个人的宗教信仰有相似性。第二章，作者讲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和内容。他认为正是新教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新教伦理即为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他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理性资本主义的精神，并且只有新教才能为其提供动力。韦伯通过对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思想者相关思想的概括，揭示了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即一种理性主义精神，是一种把赚钱作为自己责任的理性伦理精神。第三章，韦伯对路德教的职业做了解释，认为职业是上帝安排个人们的唯一天职，人们进行工作和社会活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天职的思想富裕世俗活动以宗教的名义。而在下篇中，韦伯则对禁欲主义中的各个分支的教义对其教徒在生活中的影响做了实例分析。宗教倾向于将世俗的生活可以与现实的生活秩序向联系，再加上宗教的特征即为禁欲，而禁欲主义又往往是和理性主义相联系。因此，如果一个宗教的教义可以时禁欲的，即理性，是与现实生活的秩序相关的，那么这个宗教教义则是有助于社会的革新和动态发展的。韦伯在书中谈及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东方的宗教大多数是属于神秘主义的，西方的则不同，属于禁欲主义。也正是由于作为对时代影响最大的宗教的属性不同，导致了东西方在文化上和社会发展上都选择了不同的模式。
二、社会文化环境对当地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
马克思?韦伯给了我们一个研究和探索企业管理的新角度，即从社会文化方面探索对管理者和消费者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其他的社会文化要素和宗教一样，对处于其中的人们的价值观的塑造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以我国为例，我国深受儒道两家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其中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以人为本”、“无为”、“遵循规律”等思想在现代管理活动中屡见不鲜，我国的领导者的价值观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些思想的晕染。我们强调伦理道德，道德伦理观念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分量之重显而易见，其实质就是强调秩序与规范。所以，一般的中国企业都具有较强的规范制度，良好的社会责任认同感。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就会在考虑企业价值的同时考虑社会价值，把社会的整体进步视为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我们重视天人关系，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包含的不仅是对天的敬畏，也有对人的尊重。再看现在提倡的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便可知晓，对于此点的探索和认知从未停止。管理者就会更加注重环境和企业员工在一个企业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在管理中则会采取温和的方式，因地制宜，考虑一项抉择实施时的自然、社会环境。而注重中庸之道，则导致我们在在为人、为学、为政上保持适中。在生活中导致人们在各种实践中，各种环境下要行动有度，把握尺寸，过犹不及。正是这一思想导致领导者在做决策时往往选择风险偏好小的，或者那些不愠不火的。从管理的概念上来看，管理是有组织有计划将组织内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管理的主体即为组织内的“人”，客体则既包括人，又包括物，甚至还包括运行规则。从这里我们即可看出，管理是一项人为的活动，而且是主动去付诸实践的。只要是有人参与的活动，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就免不了涉及到管理文化和管理思想的形成与传承。由于受到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影响，我国长久以来的管理活动都主要是注重群体本位而不是个体本位的。组织中建立信任的基础也是个人的道德品行，也不是依靠建立规范的制度来进行彼此约束，重视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些观念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在适宜的管理环境及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在不适宜的情况下则需要管理者有意识地加以调控，以促进管理活动的有效性。①社会文化环境对管理者的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行为和处理方式也会不知不觉地体现着他所受影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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