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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观念不同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影响人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价值观是深层次影响因素。中方价值观重视道德伦理层面，崇尚和谐与中庸，鼓励个人服从集体。而西方价值观重视法律和契约，崇尚个人英雄主义，重视个人自由与个人意愿。
（二）思维方式不同
思维方式在商务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重点表现在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这两个层面上。西方思维方式偏向逻辑思维，而中方思维方式偏向辩证思维。逻辑思维明确区分了主观思想和客观思想对人和环境的影响，利用科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世界，探索和发现符合逻辑推理的自然规律，重视推理和思维过程，追求客观有效性。而中方思维方式属于整体思维、感性思维和螺旋型思维。
（三）语境文化不同
语境文化是语言环境，其中包含地区的人文特征和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及长期形成的文化沉淀和文化心态。语言环境与语体风格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不同民族独立的语境文化，是文化的基础。东方文化是典型的强语境文化，人们在交谈中更注重意会，对语言环境和前后表达非常敏感。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是典型的弱语境文化，不重视环境，重视“言传”。
（四）不同
中国的比较复杂，民间流传着多种宗教，主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道教和佛教为主体宗教的宗教体系。而西方国家多数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体系。中方宗教文化体系主张“仁”“和”“义”，人们的行为方式更注重道德伦理、和谐、中庸。而西方宗教文化体系追求平等、自由、博爱，人们的行为方式更注重实践和个体存在，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力。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礼仪的影响
（一）称谓语与问候语差异
首先，在称谓语上。中国人习惯在姓后面加上对方的职衔，以表示尊重。但是，在英语中却很少有这种用法，例如，在中国“刘老师”是一种尊称，但是，在英语国家，TeacherLiu绝对不是一个尊称。其次，在问候语上。中方习惯问“吃了吗”“去哪了”，但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这样的问候会显得不合时宜，不仅违反对方的文化习惯，甚至可能会侵犯对方的个人隐私。
（二）礼貌文明语差异
恭维语和谦虚语及其他礼貌用语的使用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比较普遍和重要。但是，在恭维和谦虚上中西方也有着明显差异。中国人崇尚谦虚，在周易中对“谦”的解释是“亨，君子有终”。但是，在西方国家，谦虚不仅不会成为一种美德，还会引起别人对你能力的误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人和朋友一般很少说谢谢，造成麻烦也很少主动道歉，因为这样会显得生分。但是，西方国家则不同。西方人有强烈的个体主义导向，即使接受家人的帮助也会道谢。因此，在商务活动中要注意礼貌词汇的应用，尤其是道歉时，要直截了当，以免造成误解。
（三）见面礼节差异
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商务谈判的双方在见面时都要进行问候，问候也属于一种语言行为。除问候语外，还伴随一些肢体语言。东方国家的人喜欢握手、鞠躬，而西方国家则更习惯拥抱和吻面。因此，面对不同客户，要使用不同的肢体语言。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一）价值观念不同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由于价值观念不同，中方在商务活动中注重人际关系建设。在商务活动中，中方与谈判对象合同确定更多的是代表双方以后要开展长期合作。但是，在西方核心价值观里，主张谈判双方的平等和自由，注重个人主义，重视谈判的直接结果和利益再分配。因此，他们更加追求公平合理的谈判结果和谈判双方均衡的利润分配。对谈判中的具体条款，西方人习惯利用数据进行报价或提出明确交易条件。而东方人在谈判过程中，并不重视谈判双方利润的均衡划分，且缺乏平等意识。
（二）思维方式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思维方式也是影响国际商务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在地区文化差异影响下，形成不同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最终形成思维方式差异。中方偏好综合思维，而西方偏好分析思维。在商务谈判过程中，中方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建立谈判框架，然后再谈细节，是一个由大到小的过程。一旦原则框架确定，就不会再让步，但是，细节部分有很大灵活性。而分析性逻辑思维让西方人把整个谈判过程分割为不同模块进行谈判，一旦确立模块就算完成。但是，中方谈判人员习惯系统地看问题，不愿把整个谈判过程分割。也许谈判进行到一半，整个谈判就结束了；也许谈判进行到最后，谈判的核心部分尚未结束。但是，西方人谈判进行到一半，就是谈判已经结束了一半。西方人在原则问题上比较宽松，不受原则框架限制。喜欢从具体事物入手，通常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与整体相比更重视个体。
（三）沟通风格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沟通风格差异对谈判过程有重大影响。前文提到，中方是典型的强语境文化，人们在交谈中更注重意会，对语言环境和前后表达非常敏感；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是典型的弱语境文化，不重视环境，重视“言传”。在强语境环境下进行商务沟通和谈判，不但需要理解对方语言包含的意义，还必须结合当时的语言环境和对方的神态、表情、肢体语言等进行判断。例如，与中国人谈判时，因为儒家文化倡导和谐中庸，所以中国人在表示相反意见时，不会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用沉默来表达，但在西方，沉默表示认可，这就容易造成对谈判结果的误解。与此相对，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很少利用语言环境、表情、态度、肢体语言等语境因素，而是直截了当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不会因为顾虑双方的面子或友谊，而做出违反利益的行为。
（四）时间观念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时间观念。中国人认为，时间不是一个线性概念，而属于一个系统和循环概念。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中方代表通常会用系统性和统筹性的眼光来看待谈判中遇到的问题，可能在谈判活动中从谈判基础的确立直接到谈判结束，也可能从谈判细节直接回到谈判原点。但是西方代表，特别是美国人，在商务谈判中更加注重谈判的速度和效率，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中国人注重大局，在谈判中需要用较长时间考虑谈判系统的完整性，而美国人在谈判中则是雷厉风行。
四、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合同的影响
文化差异同样会对商业合同的书写产生影响，尤其是国际商务合同。因为双方有截然迥异的文化背景，而且其价值观、思维方式、沟通风格也不相同。所以，在国际商务合同签订过程中，要利用并综合考虑谈判双方不同的文化差异，确保双方理解并明确表达出各自的意见。在中国，受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合同起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如“bythetwosidesthroughfriendlyconsultations（经双方友好协商）”的表达，但是，西方人认为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会在合同书写过程中直奔主题，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同时，还要充分考虑语境因素，真正理解合同要表达的意思，以选择合适的词汇。
五、结语
制度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反映。事实证明人类制度文化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而不同时期制度文化发展却直接影响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势必造就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不同。
（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用“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社会大门。作为“大炮”的前锋先进的西方思想迅速渗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封建近代式—“师夷长技”，再到资本主义近代式—“民主共和，”再到“”传播，与西方倡导民主、科学、理性、民权、民生等思想不融而合。及目前西方主张普世价值观与以中国为代表主张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交锋，下，使原本处于不同轨道思想文化不断碰撞火花。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和据理力争，体育便成为人类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特殊途径，使体育具有系统、规范、科学的方法体系，全新阐释人文主义体育价值观和体育人生观。
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 文化维度模式理论 第三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因为交际本身在扮演着传递文化价值观的角色的同时，也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冲击与影响，产生变化与形成不同的形态。文化价值系统是评估一群人行为的理想或标准，它代表一组经由学习获得的法则，这些法则是用来解决文化所碰到的问题与如何做决策的依归。
既然文化价值观是举止行为的一组评判的法则，它们无法经由感官来直接观察，必须从实际生活的面向才能观察归纳出来。因此，为了研究文化价值观，可以把文化价值观更进一步具体化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层次，以便使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观察研究。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1983，1984）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发展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把文化价值归纳为五个基本的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取向。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交际的过程与结果。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定量研究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可操作的变量，不少后续的实证研究证明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个文化维度上都体现出差异，这的确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便。我们在承认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文化价值观的动态性特征，要看到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发展变化趋势。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特征。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交际的不断深入，文化价值观逐渐呈现出适应性调节的变化性特征。当代大学生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思维活跃，观念创新，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广泛的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一味地强调中西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只注重差异比较研究，不仅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反而会阻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看到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大学生代表着最先进最前沿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带来全新的动力。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文化价值观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的人类学家Kluckhohn与Strodbeck最先使用“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提出了五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普适性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提出三种价值取向。美国的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1976）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丰富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与交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是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文化维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Hofstede对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比较，两次在IBM调查了11.6万名员工，从大量的调查数据着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他指出所有的差异都可追溯到基本维度中的一个或几个中。这些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和不确定性规避。考虑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之后，Hofstede在前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个维度――时间取向。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调查研究，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以Hofstede文化维度模式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学、会计、金融等领域。
文化价值观是解释人们交流方式和信息理解差异的关键，胡文仲在《超越文化的屏障》中以“贯穿一切的红线”比喻其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仍处于借鉴引入阶段，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和理论上的创新，至今还未产生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测量工具。国内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许多都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或证实（以五项文化维度为理论基础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或补充（进一步细化五项文化维度模式），或质疑了原理论（批判文化维度两极划分的现象）。大部分的研究重点更侧重于分析文化差异，由于此模式来自于IBM调查数据，因此更多地被应用于了解组织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就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每一项文化维度都有独立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权利距离两项。但是，文化价值观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互相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可见，仅仅研究文化差异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所以本文以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理论依据来研究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是世界发展的未来，相信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未来，希望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对吉林省各高校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所进行的调查反馈的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理论，当代大学生在如上所述的五个维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西化。例如，大学生较以往更加强调自我、更加倾向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渴望个性独立，渴望更多地靠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问题，而并非像从前那样过分依靠集体的力量。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无疑已经摆脱了过去重男轻女的偏见陋习，中国社会也早已不再是男权社会，如今的大学生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和保护女性成为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不仅如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他们的竞争意识也展现得并不明显，相反，重合作、讲平等的意识凸显出来，解决问题时靠的更多的是沟通而不是冲突，这种欧美国家的女性化社会特征已渗透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之中。从权力距离的角度来分析，传统的上级特权观念已被当代大学生所摒弃，他们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不接受管理特权和上下级平等意识在大学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这同传统中国的特权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客文化的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而作为主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中或淡化或与西方价值观相融合，形成第三文化。
由于主文化和客文化的不同，主文化又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主文化与客文化的新的文化体系。但是第三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并不能够准确甄别某种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作为高级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有必要提出系统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引导大学生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交融和冲突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为这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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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观念差异
英美国家奉行自由、平等、博爱，个人主义是核心价值观。而中国文化主要体现为群体文化，重在体现集体的利益和价值，也不允许将个人的价值置于集体的利益之上，崇尚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因此中国人往往更加顾全大局，会克制一己之欲而谋求整体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树立了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西方的传统文化则崇尚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这也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代表。
(四)非语言文化差异
人在讲话中的表情、距离、姿态以及眼光等，都在人与人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中西各国人民使用的肢体语言具有较大差异，例如西方人见面时常会来一个热情的拥抱，而我国好友见面只需相互之间握手即可。在中国，人与人在交流过程中，眼睛一直盯住对方被视为不讲礼貌，而在西方文化中，眼睛不看着对方则被认为是不讲礼貌、不信任以及不专注。因此在翻译中我们也不能够忽视了这些差异。［2］
二、西方文化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罗马和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而基督教思想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也已经逐渐渗入到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中，并且以主要文学艺术的形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
(一)基督教思想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渗透
基督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圣经》(TheBible)是西方人要遵循的法律标准和道德行为准则，其不仅是组成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并且还对英美国家的语言文化影响深远。《圣经》内容十分广泛，它以小说、历史、诗歌、戏剧、书信等不同体裁，讲述了不同主人公的困惑，以及他们内心朝圣和祈望的各种心路历程。［3］《圣经》中的典故和故事被许多英美文学作品借鉴。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圣经》里面的人物和词句，往往充实了作品内容和内涵，如弥尔顿的《三部曲》也是取自《圣经》中的故事。如今《圣经》中的典故在各国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引用，［4］但《圣经》文化的翻译很容易成为翻译者的文化盲点，在整体上也容易造成理解困惑，如“Solomon(所罗门)”“Satan(撒旦)”等。若是翻译者不谙熟《圣经》，翻译英美文学作品中含有宗教色彩的词语就容易出问题。因此英美文学翻译者除了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必须了解其主要传承的文化信息，只有翻译者在语言和文化上双管齐下，才能够在翻译中准确的传达作者的思想。
(二)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渗透
作为英语语言和文化的重要体现者，英美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大量的希腊罗马神话用语，因此我们要了解并翻译西方文化，就要了解西方文化的主要孕育地———古希腊和罗马。在日常生活中多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其中的典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刻底蕴。许多英美文学作者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引用了很多古希腊罗马神话，如莎士比亚、哈代、霍桑、雪莱、乔伊斯等诗人、小说家以及戏剧作家，都采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丰富作品的内容。很多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名、典故用语、名言都被吸收到英语当中。翻译者若不能深入了解古希腊罗马神话，对神话内容的翻译容易出现偏差，导致不能够深刻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思想，不能达到翻译的主要目的。因此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充分了解是准确翻译英美文化作品的重要前提之一。［5］例如:“theWoodenhorseofTroy”表示潜伏的敌人，而“Pandora’sbox”则表示麻烦、灾难和祸害的根源。若翻译者不了解这些神话故事来源，则很难将翻译工作进行下去。再如，在翻译“ShynessisherAchilles’heel”时，翻译者就必须要了解“Achilles”是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的母亲在他刚出生时握住了他的脚踵，身体其他部位都浸在了冥水河中，这样他的身体除了脚踵部位外，其他部位都是铜墙铁壁、刀枪不入的，但是最后他还是因为被敌人射中了脚踵而亡。因此在后来的翻译中人们就把“Achilles’heel”来表示一个人的弱点，因此“ShynessisherAchilles’heel”可翻译为“致命弱点是害羞”。［6］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下英美文学作品英汉翻译的对策
如今很多英美文学译本并没有做到“信、达、雅”，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写作意图并没有呈现出来，作品相关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底蕴也没有被准确把握，翻译不严谨，译本质量不高，影响了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因此，翻译者应在充分把握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挖掘文化内涵，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运用恰当的翻译技巧，确保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
(一)以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出发点
在上世纪90年代，有美国学者提出:翻译主要有异化和归化两种思维，主要目的是能够让读者的思维与作者的思维尽量重合，让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领会到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和用意，感受到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意境。异化和归化并不是相对立的双面，它们之间相互承接，相互补充。翻译者在翻译英美作品时，要根据作品的内容和翻译的需要来选择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同时还要考虑到两种方法的价值联系。异化的主要翻译手法是采用直译、音译和注释等，而归化则主要采用替换、省译和解释等方法。例如，在翻译《德伯家的苔丝》时，张谷若先生为了更好的帮助读者理解全文，他就采用了直译的手法，并在原文下用脚注的方式说明了英国人民的生活喜好和风俗习惯，让读者在了解国家的情况下，再去阅读课文理解作品。［7］选择异化能够增强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而选择归化则能够提升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加深读者对其他国家风俗习惯的理解。无论是采用何种翻译方式，翻译者应以异化或归化作为翻译的出发点，根据作品需要，选取合适的翻译手段。
(二)以读者的反应作为翻译落脚点
艺术其本源是酒足饭饱之后的一种游戏，因而，艺术家在人类文明的初期阶段地位都不高，甚至是低下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是非功利的，或是仅仅为了添饱肚子，仅此而已。此时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就具有“纯粹的精神性”，作品是艺术家心灵深处的一面镜子，“情”和“艺”是融为一体的。可“艺术作品”一旦被人们认为是财富，人类的灵魂就会出壳，人们看艺术的眼光往往是先透着钱眼看过去，艺术作品本身的精神价值被人们所忽略，人们在意要透过多少枚钱眼才能看到这件作品。这正是有人愿意炒作和被炒作的原因。
艺术作品被评价原本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人类文明的初期，艺术就是服务于社会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只是到了近现代，人的个体价值被人们给予普遍的尊重，才有了艺术家以实现个人意识为目的的创作行为。但是，批评是不可或缺的。艺术的意义就是在批评中产生的。人们对“批评”的接受或不接受都是自由的。人们对批评的要求就是“公正”，“公正”就是批评得有道理或是讲道理。人们接受或不接受批评就取决于道理讲不讲得通，而不是批评者的地位或官职。而如今则不同了，“批评”也具有了财富性。有“话语权的人”借“批评”也能生财。人们不得不为此再一次灵魂出壳，为着看清楚批评而要忍受着批评前面的钞票所带来的迷惑，要使出超人的功能才能识别批评的本意。“批评”原本是艺术创作的一个中间环节。艺术从创作作品开始，经过评价～“批评”，使作品的意义得以剖析，使作品得以进一步的完善，催生新的作品的诞生。艺术产生的循环就是：作品～批评～作品。可是有人误解了批评的作用，把批评看成是“悼词”，以为“批评”就是盖棺定论。在“名利”光环的照耀之下，顶级赞誉之词在各种批评之中被廉价的、不厌其烦的使用。只要是赞誉之评，被评者也会忍受着别人的呕吐而心甘情愿地破财。只要能生财，有“话语权的人”也不会顾及别人的承受心里限度而尽其所能地奉献顶级的赞誉。这就是“批评”贬值。
“批评”的失态不在于“批评”本身意义的缺失，而在于“批评”自身的系统的紊乱，“批评”规范的缺失，“批评”道德的缺失。说到底，是当代中国文化系统的紊乱。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中日渐丧失其应有的话语权，这种影响直至今天。尽管现在政府在大力提倡“国学”，但是，鉴于长久的文化缺失，使得国人对所谓的“国学”倍感生疏，不仅仅对“国学”的文本生疏，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更是对“国学”的精神逐渐疏离，以至于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还常常要用西方文化的词汇作注释，方可得到某种慰藉。对当代艺术的批评，视乎唯有西方文化有话语权，中国文化只能处在被批评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只是起着点缀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乎只有放进西方文化的框里才能被认可为文化。脱离本土文化的参与和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只是西方文化的传声筒，用中国的喇叭唱着西方的歌。更何况，在我看来，某些艺术的形式或行为，完全是西方文化垃圾的输入。某些在西方官方文化平台都遭到禁止的行为，却在某些西方文化集团的指使下，在中国打着当代文化的名号，受到某种西方利益集团的追捧和鼓励，从而引起中国文化青年的追逐，这或许就是西方某种文化利益集团的目的。而在中国，某些批评家，不明事理、不辨真伪、不做判断，唯西方文化是从，把取得西方的青睐看成是取得某种成功的唯一标准。种种缺失公允的评价方式和方法，不但影响着当代艺术的创作和发展，也同时对当代学院的艺术教育产生着种种影响。
价值观是文化评判的核心。不同的价值观有着不同的积极的文化意义，不同的价值观在体现自身价值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往往体现在其他文化价值的品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妄想把一种价值观完全取代另一种价值的想法是愚蠢的。因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是由其独特的文化系统所造就的。我们需要的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交流，而不是相互占领或相互审判。这是文化互补的前提，也是文化交流的基础。落实在文化评判上，就是要充分给予不同文化以做出评判和判断的同等机会。
批评遭遇这般境地，究其责任，还是应了一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地位的人不正，没地位的人跟着歪。有权威的人不正，没权威的人跟着歪。正“批评之风”，还得从“头”做起。
批评——来自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是：①评论；评判。对事物加以分析比较，评定其是非优劣。②对书籍、文章加以批点评注。③指出所认为的缺点和错误。④对缺点和错误所提出的意见。
笔者基本同意百度对“批评”一词的解释，但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作品，其批评的重点是有所侧重的。因为，任何作品都具有特定文化层面的属性，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海涵所有的文化层面。因此，我们在宽容作品的同时，也要宽容批评，宽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更因该允许被批评者也对“批评”做出“批评”，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批评状态”。
上述的解释还未触及批评的核心。批评的核心是：理。
当今批评贬值的原因在于“缺理”而“不差钱”。“批评”成了“饭”或“碗”。鸿篇大论的批评却找不出一条立得住“理”的文章比比皆是。彼此的论战往往变成了谩骂。
笔者以为，“理”的缺失首先表现为对批评系统缺少共识性的认识，比如：批评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对作品如何展开批评才是科学的批评？批评者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许多所谓的批评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调侃式评价，信口开河，无忧无虑。因为有“批评权”的人往往可以无成本地蹂躏创作者，可以无风险地释放自己的“才华”。更有“批评者”是为了“炒作”自己而批评，所言之事基本与作品无关，只求达到“骇人听闻”之目的。其次，“理”的缺失表现为对文艺理论认识的肤浅和急功近利的“冲动”，导致运用理论能力的拙劣和缺失前提条件的无效批评。比如，以西方文艺理论对中国文化做批评，不是不行，而是首先要弄清楚，把中国文化中的词汇“翻译”成西方词汇时，也只是具有相对意义的语言沟通，反之依然。中西文化在语言意义上的“全沟通”“全对应”是不存在的。我们学习和利用西方文化重在学习和利用西方文化的方法，而不是用西方文化替代或占领中国文化。再则，在进行批评时应该约定俗成地在相同的文化参照系内，进行全沟通的“交流式”批评，笔者反对“决斗式”的攻击。
[关键词] 西方文化；东方电影；全球化；对话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时代，每一个国家与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与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针对影响民众精神的电影文化而言，在数字化、高科技的“后电影时代”，第三世界国家要么“望影兴叹”，要么与西方合作“借技拍影”；另一方面，“网络文化霸权”的存在与多媒体技术的反文化倾向，既巩固也有可能颠覆东方社会认同和西方文化霸权结构的形成。
一、东方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成就。实际上，东方电影主要借鉴的是西方技术而不是其文化，但伴随着电影国际化市场的扩大，东方电影不论是在商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全球化视域中，东方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迎合”西方视角获得西方认同的道路，这选择即使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仍然代表着某种文化上的倾向，这种选择是以牺牲本土化为代价的。以香港电影为例，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威尔认为香港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艺术具有跨文化吸引力，他甚至认为影响西方文化最深的亚洲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因为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香港地区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素有“中国的好莱坞”之称。早期香港电影的体制、制作、叙事方式都受到美国与欧洲的影响与启发，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于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营养，探索香港电影的发展之路。然而，香港市民关注自身的生活多于国家与民族利益，香港人日渐倾向西方的思想、生活方式，香港电影反映的日常生活恰恰是西化了的，并且加快了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影响。因此，在语言表现上，香港影片大多使用英文与粤语，由于香港明星与影片在大陆的影响巨大，因此，也就造成了英语与粤语在大陆的流行。纵观香港电影史，香港电影虽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充分显露出文化的混杂性。
东方电影以西方文化为中介，迎合与抵挡西方电影的文化侵略策略。那些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东方电影，名为东方大片实为没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形式电影”。在中国，《夜宴》之类的商业大片之所以备受指责，其原因在于此。然而，反观东方各国的民族电影业，东方观众对西方电影的迷恋即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入口。同样，对吸收过多西方文化营养的香港电影而言，“21世纪的香港电影需要根植香港，对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与将来同样给予关怀”[1]。事实上，东方电影迈向世界市场的努力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开发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电影工业的发展。
西方文化在东方电影中的迎合作用可以起到沟通与交流的目的，增加东方电影在西方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与筹码，同时，也占据了东方电影的话语权。正如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不容忽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与制约，否则电影将毫无意义，“文化是每个纪元在一卷卷的文本中藏匿着的价值，除此之外，文化还是什么？档案和卷宗有着无数的条目，有的编好目录，有的已经丢失，文化能以某种方式、带着某种力量来阅读和理解那些条目。因此，从本质上讲，意义并不属于电影，反而是意义的传统赋予了电影意义。”[2]可见，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文化之于电影即为电影的灵魂，东方电影一味地追随大奖与西方认同，就会存在逐渐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危险。
二、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
东方电影把东方元素融入西化故事，为“东方”与“西方”观众提供文化认同与陌生的，把东方文化源扩展至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全球电影与大片现象即大投资、大制作、大营销与大市场目标。如中国电影的题材上选择那些容易被海外观众理解，而又脱离具体历史与现实的人性、人情与动作；形式上忽略故事节奏和人物塑造，依赖动作、场面与造型等去塑造场景空间以减少文化差异对观众带来的理解障碍；只选择那些最被电影市场认可的演员；最终结果导致中国电影的民族性越来越含糊，其实是西方视阈中的“中国文化”。然而台湾电影的乡土写实派别却真实深刻地表现台湾本土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
东方情节电影的含蓄、罗曼蒂克、纯真、历史观、怀旧、幻想情结与本土化故事开始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但东方电影要调整制作、发行与放映策略，以求进一步减低制作与营销成本，不陷入穷国拍大电影与大电影亏本的窘境。我们以伊朗电影的成功为例，“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语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3]如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影片通过孩子送作业本的小事反映出伊朗普通人的生活传统、教育方式、、家庭观念与艺术传承等文化观念。
东方电影的文化目标是争夺东方的话语权，要完成三个任务即发出东方声音、沟通世界与弘扬东方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及其言说方式在各国家与各民族的电影中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具备了开放的文化自觉，民族语文也终于作为特定民族内向的族群记忆，引发着各民族观众的普遍共鸣。”[4]就中国电影而言，要加强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交流，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深厚的优秀文化底蕴，以便能够在多元化的全球舞台上占据自己的文化位置，开创中国电影的文化时代。
东方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电影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其意义在于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化观。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表达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各民族的电影作品往往都是致力于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致力于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主题与题材，民族特点的山川风貌与地域风光，将镜头对准具有民族色彩的民情风俗与风土人情，塑造出具有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追溯民族文化渊源与民族文化心理成为电影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全球化语境中的国际电影文化工业把双刃剑，全球化对弱势文化与电影民族性的影响表现在文化霸权与话语方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虽然造就了人们对电影不同的表现与理解，但思想、语言、道德观、价值观与信仰等一个民族最为本质的东西不可能被另一个民族的完全取代，而只能是对话过程中的共同存在与发展。因此，电影如何既能保持本土内容，又能超越地域文化局限，已然成为世界电影主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电影与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存在众多差别。如今，电影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如何达成两者的对话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三、全球时代的电影文化对话
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任何一种文化为了影响他者文化或更新自身文化，都可能无法避免地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又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坚持对话的必要与可行。全球化语境中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过程中，处于劣势的文化最初可能会失去的多得到的少，但从长远规划来看，文化对话能够促进双方的发展，达成文化共存与共荣。
文化对话的必要前提是差异原则即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差异的前提则是独立性、未完成性、内在自由性与动态性。巴赫金认为每个主体都有权发出声音，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每个声音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的争吵、商议甚至妥协在所难免，这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话语是构建、掌握并应用权力的关键，不同阶层话语的价值与权力体现形式不同，世界不应只有一种声音，每一种文明与文化都有其话语权利，每一种话语有其存在的理由。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源于欧洲人的想象，也是西方描述、殖民与统治东方的一种控制与重建方式，这就消解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存在状态，从而倡导了文化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反思全球化视阈中的电影文化策略，电影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电影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电影文化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文化现象与经济现象，而且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所以，对社会权力不平等状态的再生产而言文化是个重要领域。”[5]电影文化的国际性主要是指电影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电影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电影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不仅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与疆域，而且也跨越不同民族、文化与历史。因此，民族文化价值的差异必然要在电影中展现出来，如果要发展电影艺术，就要继承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和汲取国外电影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事实上，全球化使东方面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困境，“如今港台电影在东南亚已风光不再，就是在本地也面临好莱坞的挑战，人们似乎有一种流水落花的苍凉感。”[6]反过来说，正是西方的科技发达与资金雄厚，才能够使电影在技术上超越并控制东方。总而言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尊重电影文化传播的独特性，东方电影要有勇气让一部分电影承担起面向国际市场的任务，表达全人类共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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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原经济区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不断增长，但是贸易逆差严重，中原传统文化的输出处于劣势，中原经济区文化贸易活跃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就2011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而言，我国共引进图书版权14708种，输出图书版权5922种。图书版权引进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吉林、浙江、湖南、辽宁和广西，占引进总数的80．8%。图书版权输出较多的区域为北京、安徽、湖北、上海、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占输出总数的88.6%。［7］就类别而言，输出最多的是科技类，其次为图册、教辅读物、课本、长篇小说等。中原地区在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方面提升的空间都很大，尤其是在传统文化输出方面。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弱势现状与中原经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弱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体现在质量上，在输出选目、输出策略、输出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就输出选目而言，系统性较差，层次较低;就输出策略而言，异化倾向严重，重构和变形普遍;就输出效果而言，传统价值观西化，中原文化身份模糊。
1．输出选目层次较低，有刻意迎合西方受众的审美期待之嫌
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层次一直较低，输出内容很少能够代表中原传统文化的精髓，输出选目有刻意迎合西方受众的审美期待之嫌，不能很好地塑造客观的中原形象。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3个层次。长期以来，中原传统文化输出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物质文化是最为基础、最为表层的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其文化内涵较为肤浅。制度文化居于文化了的中间地带，能够反映一定的核心文化，但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学术制度等制度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精神文化是深层次文化，对其他区域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天人合一、宗法人伦和整体至上等精神文化是中原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但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精神文化的传播力度很小、效度很低。中原传统文化输出不仅内容少，而且多是愚昧落后的文化糟粕，甚至是刻意妖魔化了的中原传统文化。这种输出选目表面上传播了中原传统文化，其实传播的是伪文化，歪曲了中原形象，中原传统文化的精髓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播。西方受众基于自己的审美心理从中原传统文化中选择迎合自己猎奇口味的内容，以满足特定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需要。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大多是被动迎合这种需求，对于输出内容缺乏科学明晰的规划，对代表中原传统文化精髓的哲学典籍的传播，输出的文本缺乏系统性，选材的偶然性很大，态度主动、目的明确的输出选择少之又少;而对居于次要地位的、对于西方哲学思想具有功用性的哲学典籍的传播力度超过了精华典籍。
2．输出内容被有意改写和变异，颠覆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中原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其内容被有意改写和变异，以达到适应输入区域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要求的目的，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当传播者本身就是区域文化输入方时，传播者往往重构中原传统文化，附加输入方的文化观念，使传播的中原传统文化发生了变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原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仁学，宗法人伦成为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观念，人总是被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以忠、孝、勇、烈来衡量人的仁。在中原传统文化中，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就是忠、孝、勇、烈的化身。而迪斯尼电影《花木兰》中的花木兰被塑造成为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形象———一个类似西部牛仔的形象，提出“要按照我的心去生活”，追求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气息。这种花木兰的形象已经彻底颠覆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成为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体现的是西方价值观。可见，输入者有意曲解中原传统文化，使其服从并服务于西方价值体系，是造成中原传统文化传播中核心价值观变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3．核心概念用西方语料阐释，丧失了中原传统文化思辨的独特性
具有厚重文化内涵的中原传统文化承载着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凝聚着中原地区生活群体对天、地、人以及彼此关系的思辨，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作为中原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典籍范畴，特别是其中的哲学范畴，表征着中原群体乃至中华民族特定的思维方式。这些范畴成为中原传统文化身份的标识，体现了与西方哲学范畴不同的思辨方式。传播中原传统文化必然需要将这些范畴准确地译介到其他区域。然而，长期以来，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都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归化中原传统文化，将中原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比附为西方哲学的范畴，使中原传统文化丧失了其思辨的独特性。如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将儒学中的核心词汇“道”翻译为“path”，“仁”译介为“benevolentac-tions”、“truevirtue”、“thegood”、“thevirtuespropertohumanity”等，“君子”理解为“amanofcompletevirtue”、“thesuperiorman”、“thescholar”、“theac-complishedscholar”，这些都没能准确地传播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又如，辜鸿铭翻译《论语》时特别注明了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用西方文化中的语料讲述中原传统文化。再以《道德经》的输出为例，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将“道”这一核心概念译为“theway”、“theways”、“way”、“thehighway”、“high-way”、“highways”、“tao”等，给“道”附加了许多西方文化含义。中原传统文化模因寄生在西方文化模因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原传统文化，但容易使西方受众产生中原传统文化没有自身的文化基因之印象。
二、中原传统文化输出中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弱势，其形成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1．中原传统文化输出规划不科学
长期以来，中原传统文化的输出缺乏系统规划，也没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科学引导，这就造成输出选材支离破碎、层次肤浅，以迎合西方的审美心理为主，深层价值观没有得到有效传播。以儒家经典的传播为例，《论语》的英译本在1930年代以前就已超过50种了，而且其译本的数量还在不断递增;但《孟子》《荀子》等传播的力度很小，形成了儒家经典传播不对称和儒家经典传播体系不完整的尴尬局面，致使区域外受众不能全面理解儒家思想。
2．中原传统文化译介质量不高
造成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内容出现改写和变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译介的质量。中原传统文化的输出者主要是区域外群体，区域内群体较少。中原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区域外的译介群体对于中原人群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底蕴了解得并不透彻。“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识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所以解读无法超越文化误读的维谷。”［8］区域外译介群体往往基于自身文化构建的需要而重构中原传统文化，即通过媚俗化、野蛮化甚至妖魔化的手段使其发生变异，从而歪曲中原传统文化，这对塑造良好的中原形象具有负面影响。
3．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理念不清晰
西方文化霸权是造成中原传统文化身份模糊、核心价值观念缺失的另一主要原因。在西方文化霸权操控下，中原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变成了西方价值观的附庸，甚至成为其载体。由于历史原因，西方文化在文化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形成了文化霸权。西方受众以自我中心的眼光审视中原传统文化，将中原传统文化边缘化为“他者”，用西方话语描述中原传统文化，使中原传统文化失去了话语权。“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华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文论等核心术语和表述的实践中都是以颇为相似的方法实践自己的翻译理念———总是以西方文化预设的文化经验实践西化‘归化’，用西方哲学界现存的语料‘格义’东方哲学典籍，使用浸透了西方哲学理念‘二元对立’思辨形式和语料翻译文言文写就的具有汉文化特有思辨观的汉传统典籍文本和核心术语，在‘反向格义’中‘西化’中国哲学形态现象比比皆是，结果使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陌生感的思辨领域。”［9］为了片面强调译介的可接受性，译介者不惜模糊中原传统文化身份标识和核心价值理念。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受到了严重削弱，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也无从谈起。
三、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建议对策
基于对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现状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笔者从输出理念、输出内容和输出方式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对策。
1．输出理念上应重视文化差异性
针对中原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遭遇文化身份模糊、核心价值观念和思辨观念的独特性丧失等问题，传播者应确立基于文化差异性的输出理念，有效维护中原传统文化的原本性，以凸显中原传统文化的特征。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指出，“背靠文化差异的概念，我试图把自己放在界线性的立场，放在作为差异的文化建构的生产性空间之中，放在差异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10］在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差异应该被建构而不是被泯灭。王岳川认为:“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是异质文化之间得以沟通和转化的过程。”［11］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碰撞，不是要让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也不是让弱势文化成为新的霸权文化，而是在异域文化空间和本土文化空间相交的第三空间，采用边界协商的方式，生产出杂合的文化空间，保留文化的差异性。长期以来，区域外传播的中原传统文化不是真正的中原传统文化，而是区域外群体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想象性构建，显现的是区域外研究者和观察者的立场，并不是中原地域空间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原传统文化在这里已成为西方愿望和表象的工具。中原传统文化应该避免西化或者自我殖民化:一方面，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实现中原传统文化与区域外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保持中原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不仅要丰富世界文化，更要以中原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吸引、感召、引领其他群体，彰显中原文化软实力。
2．输出选目上应着力打造弘扬优秀中原传统文化的知名品牌
季羡林说:“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12］在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过程中，要提升层次，提炼中原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在价值，忠实地输出能够体现中原文化精神、塑造中原良好形象的传统文化精品。应该站在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定位，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培育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精品，打造市场占有率高的知名文化品牌，实施走出去的中原文化战略，着力提升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层次。推介《程婴救孤》《风中少林》等经典剧目品牌，《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演艺品牌，古都文化、文字文化等文化旅游品牌，南阳玉雕、开封汴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牌，以及《小樱桃》《少年司马光》等动漫品牌。中原传统文化不仅是要输出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输出文化底蕴，使区域外群体在感受少林武术和温县太极拳的魅力时能够深刻体会武术的文化内涵，在观赏镇平玉雕的同时能够感受中原传统的玉文化，在惊叹濮阳杂技的同时能够置身于杂技文化之中，在欣赏钧瓷、汝瓷时能够品味出瓷文化的韵味。这样，中原传统文化才能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原崛起。
3．输出路径上应建立以译介为主的多元输出方式
鉴于中原传统文化在输出过程中有被改写以顺应接受区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文化基因出现了变异、核心价值观念没有得到有效传播的问题，应建立以译介为主的多元输出方式，促进中原传统文化输出。译介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便于文化思想的系统传播，是提高中原传统文化输出效果的重要方面。我们要用战略眼光定位译介，构建中原传统文化译介战略，打造中原传统文化译介模式，培养更多的本土译者，使其能够游刃于区域内外文化之间，以多维度的视角审视中原传统文化输出，以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为译介原则，忠实地传输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形式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译介，可以综合运用影视、网络、推介会等媒介形式弘扬中原传统文化。以少林文化的输出为例，电影《少林寺》、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型民族歌舞剧《风中少林》、成立海外少林寺文化中心等，构建起立体文化输出系统，取得了显著成效。要通过多渠道的文化输出路径，更大限度地让区域外群体理解、认同中原传统文化，从而使中原传统文化发挥更大的区域文化影响力。
四、结语
摘要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她的作品向西方社会揭开了中国的神秘面纱，改变了中国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形象。因此，赛珍珠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其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但作为一名文化他者，尽管赛珍珠尽量地采取了与同时代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姿态与视角，但其作品依旧笼罩在西方文化精神之下。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尝试从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对赛珍珠创作的影响，探讨在其主要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清教思想、个人主义及美国民族优越感等西方文化价值观。
关键词：赛珍珠 清教思想 个人主义 美国民族优越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个僵化落后、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而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人也通常被描写成神秘的不可理喻之人。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却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她以其长期在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中生活的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创作了一系列中国题材作品。她的作品向西方社会揭开了中国的神秘面纱，改变了中国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形象，使得西方人明白中国人既非天使也非魔鬼，而是人类成员，所做的不过是在其所处的特殊生活环境中必须做的事情。
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赛珍珠及其作品进行了研究，且多集中于分析其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但是作为一名文化他者，尽管赛珍珠采取了与同时代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姿态与视角，极力强调中国文化自有其价值所在，但笔者认为其作品依旧笼罩在西方文化精神之下。本文试图从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对赛珍珠创作的影响，探讨在其主要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清教思想、个人主义及美国民族优越感等西方文化价值观。
一 清教主义
清教主义之于美国正如儒家思想之于中国，清教传统像一条红线规范了从殖民时代到今天的美国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清教主义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根。赛珍珠从小就生活在清教徒的圈子里，看透了殖民时代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实质。她批评传教士的文化不平等性，批驳由此带来的文化隔膜和裂痕；这种隔膜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同时也是她的痛楚。但赛珍珠反对的只是传教活动本身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对于笼罩在基督文化体系下的美国文化，她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因此在创作《大地》系列作品时，其思想体系与价值观，是以此为基础的。如《大地》中王氏家族从贫困至富裕，再由盛至衰的命运，正反映了清教思想赞许现世财富的积累及提倡勤俭节约的精神。
在美国，清教徒将获得物质财富与上帝的恩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清教徒们相信勤劳致富能取悦上帝从而获得再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也通过各种方式向人们宣扬节俭、勤奋的价值观。可以说，清教主义塑造了美国人勤俭致富的民族性格，正是这一性格使得美国人在荒蛮的美洲大陆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品读《大地三部曲》读者会发现王龙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个奋斗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清教徒。王龙去黄家大院接阿兰时卑躬屈膝，受尽了富人的轻蔑，甚至是富人家的门房都用无比傲慢的态度对待他。这一遭遇一方面深深刺激了王龙骄傲的灵魂，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他对财富的无比向往。在之后的岁月里，王龙带领他的妻子辛勤耕耘劳作并一次次买进了黄家的土地迈出了他积累财富的第一步。即使在遇到荒年遇到饥饿死亡威胁时，他也坚持绝不卖地，而是和妻子阿兰带领家人在陌生的南方城市做苦力、乞讨，维持生计。在艰难痛苦中，重新回到家乡土地上这个梦想，从未被他遗忘过。因为王龙明白保留土地可以获得财富，积累财富，买进更多的地。17世纪第一批清教徒踏上美洲大地后，有过半的人没有活过第一个冬天，而活下来的人面临着饥饿、寒冷、瘟疫，以及当地土著的威胁。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的清教徒移民，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王龙一样坚守着劳动美德，坚信勤俭节约能够实现他们的崇高理想。因此，在美国广袤大地上勤劳耕种的美国清教徒，和王龙是精神上的兄弟。
二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也是美国精神的主体。狭义的个人主义主要是指“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一概念出现以后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及其理论，也即是西方的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其主要内容是：强调人是价值的主体，相信每个人都具有价值，高度重视个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美国学者萨姆瓦说过：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包括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等层面。东西方价值观的一大差异就在于东方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是一种精神。其科学含义在于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集体利益，一切行动和言论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因此，在东方文化中，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人物经常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在旧中国，女性为了家庭利益牺牲自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于丈夫及丈夫的家庭，女性没有任何的精神自由。但在赛珍珠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为了追求个人自由而叛离家庭的女性形象，如《群芳亭》中的吴夫人和《东风・西风》中的桂兰。
吴夫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她知书达理，将夫家管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婆家及附近相邻的喜爱。这样一位女性看似不受任何压迫，活得自由自在，但这一切仅是表象。她同丈夫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甚至可以说她仅是丈夫泄欲的工具。终于，在牺牲自我迎合婆家二十多年后，她决定要彻底从精神上解放自己了。首先她给自己的丈夫纳了小妾秋明从而使自己摆脱“妻子”这一角色的束缚，接着她安排了儿子的婚事使自己从“母亲”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当然吴夫人在做自我抉择、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牺牲了秋明和儿子们的个体自由。这时作为西方文化象征的安德鲁神父使她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私与狭隘，最终吴夫人还给秋明和儿子自由的同时也真正“解放”了自己。在赛珍珠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传统东方女性在“神父”的引领下转变成了一个追求独立、自由，信奉个人主义高于集体主义的西方女性。这样的女性形象是绝不会出现在反映东方文化的文学作品中的。
在赛珍珠的另一部作品《东风・西风》中，也有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桂兰。桂兰与她的丈夫是指腹为婚，她从六岁起就接受如何做“贤妻良母”的教育，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要顺从和取悦丈夫。但她那留洋回来的丈夫却宣布桂兰和自己是平等的。这一宣言彻底否定了桂兰过去的生活。在丈夫的带领下，桂兰开始了新生活。为了避免桂兰变成公婆的仆人，丈夫带着她分家单过；为了迎合丈夫的新思想，桂兰放了脚。在丈夫的引领下，桂兰从被动到主动地接受了平等、民主的思想。最终她同意了哥哥同一位美国小姐的婚姻并帮助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表面看来，是桂兰的丈夫迫使他走向了自由，但究其根源是赛珍珠促使这位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女性站到了追求平等、自由的个人主义立场上。
三 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
民族优越感是一种文化优势的态度，认为自己的文化较其他文化优越。美国的民族优越感主要表现为美国视自己为上帝的选民，极其骄傲于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自诩为世界自由民主的典范，肩负拯救世界的使命，要将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推广到世界。随着美国势力和影响在全球的膨胀，美国对中国的兴趣日渐加强。伴随着美国的外交官和商人而来的还有肩负拯救中国人使命的传教士们。赛珍珠接受了美式的宗教教育、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因此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必然存在于她的思想中进而体现在她的作品中。于是，读者会在赛珍珠的作品中发现她为当时落后的中国找到的自强之路就是移植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赛珍珠笔下传教士和留学生利用美国价值观在中国进行的精神救赎和社会改良展现了其作为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
1 完美的安修士
《群芳亭》中的安修士是作者心中善良的美国民族、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完美化身。他有着英俊的外貌、魁梧的身材、渊博的学识、博大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每当吴太太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善良的安修士就会为她指明道路，按照安修士的哲理行事，事情总会简单地平息下去。这两个形象反映出作者追求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理想。他俩在思想感情上互相沟通，在文化知识上互相交流，对慈善事业无私奉献。然而，他们之间这种心灵上的契合却又为这两个形象的真实性抹上了擦不去的阴影，使他俩的言行举止带上了浓厚的说教意味。吴太太在安修士的教化下获得了新生，成为一位具有博爱、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的新女性。但与此同时，她不再属于那个庭院了，不再是一位传统的东方女性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有强烈女性意识及独立意志的西方女性。显然，在赛珍珠心目中，西方文化是比东方文化要先进的。在东西方文化相碰撞时，只能由西方文化来改造东方人，而不是由东方文化来改造西方人。
2 播种希望的王源
赛珍珠笔下的西方文化入植到中国社会的方式，除了西方传教士以“送来”的方式将西方的文化带到中国以外，还有中国人远涉重洋到西方将我们所需要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以“拿来”回中国的方式。《大地三部曲》中的王源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
王源是军阀王虎的儿子，虽然父亲请人教他骑马射击，但他始终钟情于土地。在小说中，黄家的衰败是由于疏远了土地，王龙的发达是由于他一直坚守土地。然而，赛珍珠认为仅仅是守住土地，中国人是不可能找到走向强大的道路的。于是，赛珍珠塑造了王源这样一个有学识，并以引导其他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为自己理想的人物，试图通过这个人物来探索出一条出路。赛珍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让他来到美国学习先进的知识和西方先进的文化。赛珍珠希望他学成归来后能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因此在小说的最后她写道：
“源打开了装有外国良种的袋子。青年们都将双手握成杯状，源将那些饱满的金色种子倒进他们的手中。现在他觉得这些种子特别珍贵。”
这里的种子象征了融合了西方文化的精神种子，而这里的土地则象征了中国人的淳朴善良的精神世界。王源如此珍藏、选择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正象征了赛珍珠希望西方文化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的愿望。
赛珍珠的特殊性在于她是一个跨文化的存在。她虽然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但从小却生长在典型的美国式家庭里，又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她是一个文化边缘人、一个文化混血儿。她同时拥有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两种思维模式。因此，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她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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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赛珍珠，王逢振等译：《〈大地〉三部曲》之《分家》，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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