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3 16:43:51
导语：在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教育
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引进传统文化教育应包含那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仁爱意识”的陶冶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的初义是爱，后来历代儒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天地一体广泛的概念，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条件，是中华民族道德的象征。而把“仁”赋予广泛意义的是孔子，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对“仁”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等。孟子也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为人道也”；“恻隐之心仁也。”他们把“仁”同有生以来的同情心联系起来，从人性的角度去约束人们不做于人不利的事情。只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际关系决无不和谐之处。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从小而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通常只是抱怨社会不理解自己，即从未想过自己也应该去理解他人。他们往往是“己所不欲”，都乐于“施人”。人性的功利观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自己不愿意的事，别人自然也不乐意，儒家所倡导的“推而及人”就是要善于换位思考，没有换位思考，就很难有理解，缺少理解的人际关系，一定是不和谐紧张状态。与“仁”密切相连的就是“爱”，亦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通俗地说就是“善良之心”。人的道德修养，内涵非常广泛，但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善良”的品质，一切崇高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善良之上，离开善良这个基础的道德修养，那只是舍本求末的空中楼阁。故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应该让学生理解古代儒家所提倡“仁爱”的本质精神，应该充分认识到“仁”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标准与力量，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能克制个人私欲，以己之心推而及人，从而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胞物与”的境界，这无疑是值得倡导的。尽管传统文化中的“仁”包含的是封建思想的本质，但它的具体实施途径与方法，于今已高，应该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二、“中和理念”的境界
关于“中和”的哲学基础、产生原因及其理论内涵，这里不作阐述。我们只是认识到 “中和”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之，这就是“天地人和”。这里包含的两个层面，一是整个自然界，上至日月星辰，下至人间万事，都是同一运动规律，同一价值判断。这价值判断的最佳形式就是“中和”。
“中和”观念对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影响，最大莫过于遵奉“中庸”的人生观，它是儒家奉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何谓中庸?简言之，“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庸”即周也、常也、普通也。上古《尚书・虞书皋陶谟》列举的诸如“宽而栗，柔而立”等九德，《左传・季礼观乐(襄公二十九年)》戴季礼对鲁乐“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的赞美，无不是以“中庸”为衡尺。古人认为，过与不及，均非正道，只有持中尚中，方为至美。过去，我们所对“中庸”之道一直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这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诚然，“中庸”之道有许多封建思想意识，尤其宋学泛滥，至使“中庸”理论庸俗化，但要看到“中庸”自有其科学内核，历来主张要全面看问题，就是反对偏执一端，主张斟酌两端而取其中，“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这是谁都了解的哲学真理，而“中庸”正是具有这样合理的内涵。
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更需要有“尚中”的理念，而我们的学生最缺乏的就是“持中”之道。回顾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无不使我们感到抛弃“执中”之道所带来的损失。“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冒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使我们国家经济上、伦理上迫乎崩溃。今天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完全应该让他们了解传统的“中庸”思想，抛弃其落后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古为今用，克服年青人偏执的缺点，学会全面看问题。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切勿偏执一端，力求左右兼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尚中”的思想，处事都秉承“持中”之道，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和谐愉悦的氛围之中。有了这一种风尚，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是指日可待的。
【关键词】 大学生;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践行
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和实现中国梦，培育民族精神，坚守理想信念中的重要作用。大学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更应努力推动作为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青年大学生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锋队，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现状及主要问题
当今社会的价值多元、开放、自由，让当代大学生因受各种思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难免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出现偏差，主要表现有：
1、价值主体自我化，爱国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缺乏;
2、价值选择功利化，诚实公正品质缺失;
3、价值评价单一化，信仰缺失、理想迷茫。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作用
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根基作用，才能更好地推动当代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讲仁爱、重民本――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之风
“仁爱”是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主要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仁爱”是一种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无私精神。只有把“仁爱”中蕴含的爱心、善良、同情心和道义融入日常生活，才会使当下大学生由关爱他人，进而热爱工作和事业，并最终上升为热爱祖国和人民，使其在感受幸福充实的同时，也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幸福。民本观念是我国古代倡导的根本从政价值理念。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先哲早就意识到“人心向背”决定国家命运。当这种心系百姓，心忧百姓，人民苦乐重于一切的思想扎根内心时，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就会不断增强，就会更加努力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最终投入到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行动中去。
2、守诚信、崇正义――育天道酬诚、公平正义之魂
“诚者，天之道”。人无信不立，诚信，是立国之本，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在诚信基础上，推崇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公正、平等的思想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之一。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诚实守信、重义轻利的优秀传统，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调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对于塑造大学生清正、公道的品格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3、尚和合、求大同――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梦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乏理想的民族。陶潜描绘的古代“世外桃源”图景，生动描绘了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民“和谐”，社会“大同”的向往，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同时也是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的较早诠释。可以说，中国梦就是大同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表达。当大学生按照传统文化精髓的指引，把中国梦和社会现实、自身实际结合起来时，就一定能把懒散、颓废、奢靡等不良情绪和习惯予以摒弃，斗志昂扬地投入到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征程，最终成就一番无愧社会的精彩人生。
三、传统文化视角下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1、营造传统文化氛围浓郁的校园文化
好的环境能够影响人，塑造人。所以，创造有利于大学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校园氛围。从学校组织层面，要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作为评价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选拔干部和评优的标准，同时，组织多种多样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校园活动，通过校园网络、广播、展板等载体，在各种媒体开辟学习专栏，举行传统文化讲座、影视展播、优秀书刊推介等活动。从学生组织层面，应多开展诵经典、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多管齐下地营造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
2、倡导教师成为传统文化的带头传播者和实践者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宣传传统文化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师要在本职岗位上展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教师应该以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学生，不断为大学精神注入新能量，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
3、积极组织和鼓励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
学校和家长应积极组织和鼓励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勤工俭学，岗位实习等活动，到老少边穷地区参与形式多样的志愿活动，通过劳动培养学生的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激发他们的智慧，并通过体验生活更好地了解国情，增强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找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同时要做到在家孝敬父母，促进邻里和睦;在校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爱他人;在社区扶老携幼，乐于助人;工作中襟怀坦白，公道正派，从而为“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贡献自己的青春。
四、结语
正如所言：“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就是要让大学生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找出破解人生难题和生存困境的思路和方法，进而追求“讲道德、信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自己永远保持敢于攀登、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劲头，把实现自己的梦想与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统一起来，为推进“四个全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道德支撑[N].人民日报，2013.07.27.
[2] 论语・子路[M].中华书局，2006.216.
[3]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01.
[4]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0.
一、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二、尧文化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传统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使人们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增强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社会保障；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当今世界，文化作为国家的软实力，已深深的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国，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深深的流淌着丰富的文化思想。在众多思想的影响和作用下，统治者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制度的雏形。其中，社会保障思想最早来源于两千多年前儒、墨、道等诸学派的思想家们，他们对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相对成熟的儒家则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严格来讲，社会保障是一个现代名词，古代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思想与相应的制度，所以本文暂把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思想称为社会保障思想，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称为社会保障制度。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传统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相信这对于我国当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蕴涵社会保障思想的传统文化
何为社会保障思想？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首先明确社会保障的定义。据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世界各国及相关学者对社会保障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在综合考察部分国家及有关学者对社会保障的定义后，提出了社会保障的定义。即：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1]。由此笔者认为只要带有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的思想都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是伴随战争与动乱而产生的。文人雅士对现实不满但又无力暴力抗争，只能转而投向理论，希望通过其倡导的教义来影响统治者。其中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次文化的大繁荣：儒、墨、道、法，百家争鸣，而他们各自的理念中都蕴含着对于社会保障的论述。儒家主要提倡“仁政”、“孝道”以及民本思想。“仁政”提出政府要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保障民生；“孝道”提倡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要养老，尊老，让每一个老年人能够有一个安详的晚年；而民本思想更是提醒统治者要时刻关心百姓疾苦，轻徭薄赋。道家则主张政府“无为而治”。其创始人老子曾说过：“施恩布德，世代荣昌”， 提倡救济、帮助家境贫寒的人；墨家的“兼爱，非攻”，同样是主张人相爱，不分贵贱，贫富等级，要不加区别地去爱身边的人，帮助身边的人。
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特点。宗教文化既有本土的思想来源，也有来自国外的文化融合，其中自然也蕴含着社会保障思想。在中国的宗教发展史中，佛教虽属外来教派，但由于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早，加之与传统文化完美的结合，使得佛教在中国的宗教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土生土长的道教。并且佛教的教义也在大部分时间内被统治者所认可。而佛学更是一直以慈悲为怀，济世救人，普度众生，提倡老、弱、孕、残、幼和一切受苦受难的人都能够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护。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论是正统的儒、墨、道还是宗教，它们的思想体系中都带有社会保障的影子。
二、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运行
中国最初的社会保障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其性质属于当今的社会救助，其内容主要是涉及养老。上文已提到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传统文化，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仅以西周为例，西周政府最早规定“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这说明西周已经初步形成了养老体制的雏形。《礼记.月令》中记载，“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表明在秦汉时期老年人的生活待遇较之前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生活的富足而不仅仅是保障基本生活，尤其不止是仅仅为苟延残喘的生存，这和现代社保理论所提倡的提高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吃饱穿暖的思想是相一致的[2]。针对弱民，也就是现今的弱势群体，包括鳏寡、孤独、残疾、贫困而不能自存者，政府的措施则更具有救。对于鳏寡老人，政府会在中央和各都设立掌管做媒的官吏，对于那些不能合独的鳏寡老人会由官府收养，供给衣食，不得遗弃；针对独孤，政府在各都设掌孤一职，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孤儿；对于残疾人，政府会要求各都会按时供给给残疾人衣食直至死亡为止，解除残疾者的后顾之忧；对于贫困而不能自存者，政府会派官员到乡间了解民情，令地方官员报告贫困状况，政府会依照具体的情况发放救济品，使得贫困人口得到经济来源[3]。虽然这些措施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保障水平低，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也多流于形式，但这却是我国最初的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它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在众多社保思想下的产物，并且里面已经涵盖了关于养老、伤残、社会救助等制度的雏形。
在社会保障制度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儒家意识形态里的“柔道”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减震器”和“安全网”的功能。所谓柔道就是用温和的方法，传思想，讲道理来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一味的采取强硬手段解决问题，具体的说就是运用文化的手段调整社会关系。虽然这种方法没有法制来的直接，但就长远来看，思想的教化要比法律效果更彻底，更持久，也更深入人心。于是政府会一方面培养百姓的社会良心，让公众去参与时政之学，使每当国家或民众逢多难之秋，总有一批人能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就民众于水火，自觉地扛起社会的重担，并实现宗族内甚至整个民族内自发性赈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运行[4]。另一方面会用儒家的“中庸”思想和宗教的“入世”观念来教化臣民。对神明的顶礼膜拜成为处于苦难中人民自我精神解脱的必然选择，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今生只能多行善积德，祈求来世的幸福。这样一来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在社会保障支出上的压力，并对弱势群体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当今，虽然传统的中庸和入世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已不大，但由于国家“柔道”的教化使得公众的社会责任心仍然存在，并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比如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通过意识形态使富人自觉地扛起社会的重担，带动更多的人致富。而每当灾难或危及来临的时候，国人们都会自发的组织起来，倾尽全力去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自发组织赈施，这不能不说为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减轻了很多压力。
三、从文化视角挖掘现行社会保障出现问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固然与我国目前总体经济水平低、保障制度不完善、相关法律不健全有关，但同样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分不开的。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政策执行过程中官员的腐败问题。政策是靠人来执行的，确切的说是靠官员们来执行的。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优亲厚友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如果将该思想延伸到公共机构如救助金问题时，官员们自然就很难秉公办事，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享受不到救助金，而那些生活优裕只不过和官员沾亲带故者却占有着大量名额，由此腐败问题也就具有威胁性了。坦率的说，优亲厚友并非只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之中，究其根源也在情理之内，人性使然。只不过西方国家生活水平较高，保障更趋于完善，使得这种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被高质量的生活所掩盖，其弊端没有凸显而已。而中国政府面对腐败通常的解决方法都是从政策或者法律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法律是必要的，但要想彻底根除腐败问题，光靠法律是不够的，更要从思想源头上做起。既要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管理，加大惩处力度，又要从思想上入手，强化官员的自身教育，将真诚、正义、公正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地植入官员们的心田，使他们从根本上摒弃优亲厚友的思想。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要想彻底转变人们传统的思想几乎难以实现，但能够找到一个新突破口并为之努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事实证明，目前我们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先后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不乏有许多有关仁爱、民本和公正的思想。这些都是政府从文化层面入手解决社会中包括社会保障在内出现的种种问题所作出的努力。
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行为对现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几千年以前的古代思想，如赈贫救灾、社会救济、养老爱幼，对身体残疾者进行特殊照顾等，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并成为了现代社会保障的主要思想和核心内容[5]。而传统文化内含着社会主体可以“做什么”和“哪些不可以做”，应该“怎样做”的意蕴，在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把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相结合，通过有说服力的、贴近民众的方式，将真诚、正义、公正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地植入民众的心田，不仅会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我们的社会也必将能够健康、有序、和谐的发展。（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辽宁省城乡二元福利差动态补偿与社会保障体系统筹问题研究 WJQ2012001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 7月第一版
[2]刘丽.《人口与经济》（京）2005年05期第74.76，80页
[3]陈英.《汉代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关键词〕立德树人；传统文化，理想信念，价值观，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43-05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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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2013-08-20.
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工作中，我们注意从群众身心需要出发，依据文化的本质和特点来运用各种文化艺术手段，组织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搞好业余文艺群体建设，辅导、培训业余文艺骨干，组建多种门类的业余文艺团队，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为了更精确到位地做好本职工作，我们有必要研究和掌握文化的本质特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特征一般可以归为三条：第一、天人合一，顺天应物；第二、家族伦理本位；第三、贵和尚中。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的特点，一是全面开放，二是发展繁荣，三是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四是充分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文化。在具体工作中，我们认真把握和全面综合运用以上特点，并理性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科学性、间断性与连续性以及规律性等诸特点来进行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具体而言，正如马克思曾论述人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心态文化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点有以下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宗法文化、农业文化、血缘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诸如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地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
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儒、道、佛”三家社会教育理论。他们不是宗教，而是社会教育，是“道”。其理论著作分别汇集在《十三经》、《道藏》和《大藏经》里。虽然宗教这个词是100多年前才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
传统文化的根本点是教育人要“孝”，从“孝”发展成“五伦十义”、“五常八德”，从而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贤人、圣人”，再进一步成为道家的“仙人”，再进一步成为佛家所说的“罗汉、菩萨、佛”。 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快乐、美满。最根本的是幸福，有幸福，自然就快乐，幸福和快乐越多就越美满。那么到达什么程度就算美满了呢？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作出了总结：五福临门就算美满。五福是指：富贵、长寿、康宁、好德、善终。
但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我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我国传统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我国传统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我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我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祖宗之法不可变，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我国传统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我国传统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我国传统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所以，必须认识到，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人性自由、幸福与价值的实现早已成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理想，它是一切现代职业或其它社会空间所能带给人的价值，也是一切世俗的社会努力所必须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之一就是每一个人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个性与尊严的确保，以及人性自由、幸福与价值的实现。所以说，这些现代性的观念就是文化馆日常工作中的行动指南。
无疑，文化馆由于自身业务特点，往往是通过艺术之路来践行文化精神。20世纪是全球按照欧美尤其是美国模式往前发展，所以先锋艺术、时尚艺术或者是流行艺术、波普艺术占了上风。但是哲学家萨特把这些艺术称为恶心的艺术，因为西方的美学变成了西方的丑学，他们反抗现实的结果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21世纪我们的判断是文化将回归经典的世纪。每个民族都要回归自己的经典，如果没有赶上回归经典这班车，那将被甩出历史的围城。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追新逐后，把一些丑陋的脏乱差的艺术看成是最时尚的艺术。
艺术是一种生活样式，艺术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形式、一种生活状态。人人都是艺术家不等于艺术家就不存在了。如果一切都是艺术，那就等于一切都不再是艺术。艺术到底走到了哪里？黑格尔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艺术走进了哲学。他认为艺术最终会化进哲学，或者说艺术丧失了自身的规定以后，会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出现。很大程度上这不是艺术主动的投降而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也是一个复调的、辐射的、网状的结构，这个跟家族相似是有关的，它还是有血缘性的。所以艺术的重建，就是一种对于生活的复兴。比如我们在面对艺术品的时候到底是在审美还是在判断？
论文摘要：作为政府行政活动的灵魂，行政文化对于确保政府行政目标的实现，协调组织内部关系，促进行政精神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作用。数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使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同时也使其保持着显著的旧特征并顽固地影响着中国行政。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对政府的行政活动及相应的行政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的行政文化已进入激变．再生的重要关头。本文将着重从现实应用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正价值，即传统行政文化中对于现代行政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的积极因素，并分别探讨将各项积极因素应用于当代中国政府行政的合理途径。
一般来讲，行政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形式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的行政文化是指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其核心为行政责任、行政伦理和行政品德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形态。
纵观国内有关行政文化研究的诸多著作和论文，对于行政文化的研究多关注其负价值，即行政文化中对行政改革存在消极影响的因素，具体观点总结如下:
(1)传统行政文化的伦理色彩十分明显，行政管理也随之呈现出明显的“德治”特征，重人治而轻法治;(2)传统行政文化主要以个人的文化价值为取向，突出表现为人格化的服从关系和人际关系;(3)传统行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闭和排他的特征;(4)传统行政文化所倡导的行政结构和方式形式主义特征明显，重形式而轻效率，(5)传统行政文化带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崇尚权威，偏爱特权;(6)传统行政文化倡导的行政模式缺乏透明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传统非参与意识影响很深。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价值，过往研究成果也有相应阐述，但缺乏显著的“中国”及“传统”特征，也没有明确和系统地提取出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已有观点如下:
1)传统行政文化有助于确保政府行政目标的实现。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行政价值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入世，鼓励个人奋斗，而且强调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基点将个人与社会进行凝聚和融合。2)传统行政文化对于协调行政组织内部的关系有积极作用。传统行政文化中关于人伦关系的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如“贵和”、“和而不同”等，可以作为协调行政关系的重要谁则。3)传统行政文化有助于促进政府行政精神的建立。政府行政精神是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团结战斗的精神。传统行政文化中不乏塑造行政文化的真知灼见。孟子所主张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对于构建廉洁奉公的、注重原则性的行政文化就具有借鉴意义。
在先前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文将着重审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正价值，明确地总结提取出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分别探讨将各项积极因素应用于当代中国政府行政的合理途径。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体系严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此对应，行政文化也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们对数千年电国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选官制度的不断完善及历代政治家的行政行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官僚行政体制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濡道法诸家融合互补，影响甚至决定封建国家行政人员行为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心理、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
关于传统行政文化对当代中国政府行政的正价值及其合理应用途径，本文从政府的内部管理(包括公务员制度建设)和面向社会的行政活动(包括政府与公民关系)两个角度进行阐释。
1政府内部管理及公务员制度建设方面
1 .1传统行政文化主张积极入世，与当代政府倡导公共精神的价值取向具有相通之处
传统行政文化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礼记大学》中提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时至今日演变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人世精神与当代公职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共同点。
当代中国政府应倡导公共精神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大众中形成一种文化和舆论氛围，鼓励有志之士担当公职，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不断强化公务员群体的综合素质，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1.2传统行政文化中具有显著的人格化特征.对当代中国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具有启示作用
上文在总结传统行政文化的.负价值时曾提到传统行政文化表现出显著的人格取向，具体体现为人格化的服从关系和人际交往关系，这种思想可能会对政府中的人际交往及行政行为产生严重影响，突出表现为“人情风”盛行，公职人员在行政活动中置制度及原则于不顾，不仅影响行政活动的公正性，而且滋生腐败，引发“寻租”行为。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传统行政文化的人格化特征还包含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举贤任能，主张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在人才使用方面采取情感激励的措施，重视人的价值和追求。这种人本思想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主义及组织行为学中的激励理论不谋而合。
当代中国政府在进行行政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警惕人格化特征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强制度建设和行政监督，限制个人权威;另一方面应当借鉴传统行政文化人格化特征的精华部分，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结合行政人员的价值追求，采取激励措施。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行政管理的最优化。
1.3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世俗化特征，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所谓“世俗化”，社会学家帕森斯将其概括为4个主要倾向，观察事物方式明确而非笼统，中立而非感情，判断标准普遍而非单一，角色录用重成而不重世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儒教一直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幕?帕森斯所主张的“在评定价值和录用人才担任社会角色时，现代文化注重成就不注重世袭地位”早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传统行政文化强调“治国之要，择吏为先”，任人唯贤，以德能为宫。当然，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行政具有积极性作用的同时也夹杂着巨大的消极性影响。我们在进行当代政府行政改革的时候，应客观公正地审视其历史作用。
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发展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设应对科举制度不拘门第、公平竞争、公开考察、优胜劣汰的世俗化特征加以借鉴和应用，构建公平公正的公务员选拔和录用制度，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水平和综合素质，进而改善政府工作效果，更好为社会大众服务。
1.4传统行政文化中固有的自律性和奉献精神，对当代公务员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启示作用
毋庸置疑，当代行政系统强调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道德力量。道德作为行政权力的自我约束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一直被封为行政官员修养的格言。古今中外行政管理的实践都证明，单纯强调他律的制约作用而丢弃道德自律的作用是不可取的，制度难以尽善尽美，公职人员缺乏自律就会千方百计利用制度的漏洞为自身牟利，损害公共利益。
当代中国政府在进行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同时，应加强公务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倡导传统文化中的自律性和奉献精神，将公务员的自律与制度约束及监督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既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提高公众满意度，又有助于降低行政监督的成本。
2政府面向社会的行政活动及其与公民的关系方面
2.1传统行政文化为当代“德治”提供依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启示作用
诚如上文“文献综述”中所说，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德治”传统确实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弊端，对构建法制社会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德治”同时具有“伦理本位”的内涵，从总体历史进程而言，不可否认其积极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片面强调发展的物化成果而忽略道德内涵这一倾向的纠正。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显然蕴涵了社会伦理这一重要因素。
当代中国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在认识到“德治”局限性和阻碍作用的同时应对其积极意义加以利用。一方面，应在社会中普遍确立法律至上意识，提倡契约精神，培育公民意识;另一方面，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治理效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2传统行政文化中集体主义的原则，对当代行政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重视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渐觉醒，传统行政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开始受到质疑。实际上，传统行政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主要是为权力私有服务的，一定程度上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封建专制社会要求以全社会的‘公’来为少数统治者的‘私’服务，这实际上将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利己主义，早在延安时期就已遭到批判。”当今的集体主义已经有了全新的内涵，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维护公民合法的个人权益等价值取向。
在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活动中，一方面应将集体主义作为公务员的道德准则，倡导为人民利益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原则，反对公职人员假公济私;另一方面，政府层面的行政文化与公众层面的社会文化必须进行互动，形成一致的行政认同意识，才能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
2.3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相关要求具有一致性
儒家强调的“民本”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久弥新，从西周的“民之所欲，天必纵之”，到战国时期孟子的“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再到盛唐君主李世民所言“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无不包含丰富的治理智慧和谋略。当前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在操作层面和社会效应层面上与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共同点，都主张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得民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可见，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也可为当代政府行政管理所用。政府应增强服务意识，抛弃“官本位”思想，切实关注民生，尊重民意，强化公民的主人公地位，鼓励公民进行政治参与，增强政府行政权力的合法性。
2.4传统行政文化强调公平，对当前的分配制度和政府的公共决策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公平，早在《论语》中就有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
这样的公平理念对当今我国的分配制度具有启示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平问题愈发提升至重要地位，“效率优先”，但更要关注公平。此外，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其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应注重公平导向，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出台的政策、法规应体现公平性，尽量为群体和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关键词】 湖湘文化；企业文化
一、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建设湖湘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我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形成和企业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和谐的人本主义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中庸”、“和谐”、“仁爱”，并推及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交往“以和为贵”。二是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儒家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通过与时俱进，赋予时代的内涵，可成为企业的核心价值。三是倡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在实现国家、社会价值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等。湖湘特色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应把中华优秀文化精髓作为坚实的根基。
二、借鉴西方企业文化优秀成果，建设湖湘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文化注重引导员工树立竞争、开放、效率、效益意识，培养为推进企业市场化、国际化竞争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一是强调市场竞争意识。美国企业十分重视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充分调动积极性，发挥其才能。IBM公司对员工的评价以贡献来衡量，提倡高效率和卓越精神，鼓励所有管理人员成为电脑应用技术专家。二是提倡独立创新精神。美国苹果电脑公司认为，企业要突出开发每个员工智力的闪光点，此公司的“人人参与”、“群言堂”的企业文化，使公司不断开发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产品。三是重视组织制度的文化建设。西方企业通过组织制度文化建设把员工自我价值实现、重视竞争和献身精神引导到为企业发展服务。四是倡导团队精神。西方企业文化特别重视团队建设，通过有效沟通增强员工协作意识，提高企业效率。湖湘特色现代企业文化建设，要大胆借鉴和发扬西方企业文化的优点，丰富湖湘特色现代企业文化的内涵。
三、吸取个性鲜明的湖湘文化精华，建设湖湘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1.发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强化责任意识。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到变法图强的谭嗣同、中的湖湘志士，以及时期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潇湘大地上一代又一代伟人先贤心忧天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救国图强为理想的伟大精神凝聚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精髓。在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富民强省的宏伟事业中，更需将“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转化成加速推进“一化三基”的坚强决心和富民强省舍我其谁的豪迈气魄，引导企业广大干部员工把个人的追求同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联，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湖南经济振兴、富民强省的宏伟事业之中，使之成为全省广大企业干部员工的精神共识，进而凝聚为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和富民强省宏伟事业的文化驱动力。
2.发扬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强化创新意识。IBM首席执行官帕米沙诺说，今天的IBM，不是“电脑公司”，不是“服务公司”，甚至也不是“IT公司”，而是一家“创新的公司”。创新“基因”使“蓝色巨人”多年来一直傲立于全球IT业王者之位。创新使美国企业每年雄踞世界500强企业30%以上的席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奋进精神，也是湖湘文化的突出特点。创新引领世界前进的时代，要将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创新奋进精神，切实转化为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创新型湖南的强大精神动力；要秉承这一伟大精神的思想精髓，培育敢为人先的创新型企业文化，并在建设创新型湖南、实现富民强省进程中给这一优秀的湖湘文化精髓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发扬光大。
3.发扬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强化开放意识。从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率先打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禁锢，创立了具有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光辉的哲学体系，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主张而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首创者，再到率先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湖湘文化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解放之先河，为推动中国文化与时俱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开放的湖南，实现富民强省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增强开放合作意识，围绕进一步推进“一化三基”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把思想解放、兼收并蓄的湖湘文化优势有效地融入新时期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引导广大企业干部职工转变发展观念，打破思维定势，创新发展思路，破除因循守旧、小富即安、固步自封等一切制约发展的思想束缚，在开放的平台上积极整合全球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各种经济要素与优势资源；在开放的格局中激发创造的渴望与创新的智慧；在开放的世界里增强忧患意识、机遇意识、发展意识与竞争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拓展发展空间。
4.发扬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强化务实作风。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格物致知”的品质，强调学究自然与世界规律，引导实践；强调既要通晓经典，又要学以致用。从湖湘学派创立之初，胡宏、张以其学术思想的精湛、不尚空谈、讲求实用而卓然独立，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力行而后知之真也”的重视实践、强调力行，以及近代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湖湘学者又把这一传统推向新的，“经世致用”、“躬行实践”成为湖湘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前，我省新型工业化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这是被无数事实和历史经验证明的道理。广大企业的干部员工，肩负着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任，这份重任必须在“求真”、“务实”上狠下功夫，切实把湖湘文化中重视实践、强调力行的精神融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具体工作实践之中，真正做到察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大力培育既勤于学，又笃于行、求真务实的企业文化，树立勤学笃行、求真务实的作风，用经得起实践、群众、历史检验的业绩，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富民强省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5.发扬湖湘文化的“民本”精神，强化和谐意识。湖湘文化不仅是一种充满开拓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刚性”文化，也是一种充满包容情怀和博爱思想的和谐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背后，是其深刻的“民本”精神。这种“民本”精神，恰是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企业与和谐湖南的重要基础。
中外企业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建设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建设和谐企业文化，处理好企业内外部各种关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打牢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和谐出创造力，和谐出生产力，和谐出凝聚力，和谐出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突出和我国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既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不仅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促进企业、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它所蕴藏的巨大精神力量，必将鼓舞和推动克服发展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促进和谐湖南建设和富民强省宏伟目标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群策群力、共建共享、改造社会、建设美好生活的创举，是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源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一、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实施好保护传承工程。
传统文化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其内容中既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既有时代性、阶级性的一面，也有超越时代的、具有文明共性的一面，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我们所说的继承和弘扬，自然是传统文化中独特且优秀的部分，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而不是丧失合理性、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糟粕。继承和发扬的对象只能是“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要学习中华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经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我们要积极挖掘、整理和发扬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史前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俗文化、治沙精神等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整理中卫历史文化、民间故事、人文精神的典籍，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实施长城、大麦地岩画、黄河古渡等遗迹的保护工程；用好平台，创意展示，做好羊皮筏子制作、蒿子面、剪纸、刺绣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工作。
二、创作优秀作品，引领继承和发扬，。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文艺节目，能真正的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能触及人的灵魂，是人民最好的精神食粮。像《山海情》《花儿三部曲》《丝路情中卫村长有话说》等等优秀剧目、方言广播剧，要多创作，还要利用好媒体、网络、活动等平台弘扬出去，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重要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健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人们在辞旧迎新、慎终追远、缅怀先贤、阖家团圆、孝老敬老中弘扬文明新风。
三、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基层活动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群众性神文明建设源源不绝的精神源泉，也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开展好优秀文化进基层活动，可以有效的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一是组织编印或发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读本》。该书应深入浅出地阐述为人、做事、求学、交友、接物等方面应有的道德修养和礼仪规范。教育大家与人交往要以“诚”为贵，行为规范要以“礼”为先，家庭伦理要以“孝”为首，待人之心要以“仁”为本，让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忠、孝、诚、仁、信等理念在全体市民中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二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以“感恩、励志、修德”为主题，在校园里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以“学经典、品人生、提素质”为主题，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在全市党政机关、窗口单位中开展“做文明公仆、创礼仪机关”活动。广泛开展促进公共文明志愿服务、便民服务等各类文明礼仪践行活动。在广大机关干部中开展读一本好书、参加一次社会公益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讲文明、知礼仪、团结友善的传统美德，自觉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者、实践者、示范者。
四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组织文化工作者，通过送书籍、搞培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市民在公共交往中乐于助人，大兴互助之风；孝老敬老，大兴孝敬之风。
五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农村。以促进农村文明为目标，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广泛开展“传统美德进农户”活动。围绕传统文化中的“仁”、“孝”，突出孝贤文化和感恩文化，开设文明礼仪和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普及文明礼仪常识、中华传统美德知识，营造知恩图报、奉献社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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