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7 16:30:48
导语:在海外转口贸易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财务司网站:/tongji.shtml
关键词: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7-0033-03
虽然目前我国尚未正式公布人民币国际化方案,但作为国际化先导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方兴未艾。在我国综合国力日趋强盛和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党的十明确提出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未来人民币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把握好当前的黄金战略机遇,稳步快速地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做好应对未来形势变化挑战的策略准备,是我国面临的战略性、前瞻性任务。
一、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跨境人民币业务之所以快速发展,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健康发展;二是基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适应强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正常需求;三是基于作为新生事物的跨境人民币原来所受抑制的集中爆发,跨境人民币业务呈现井喷式发展;四是基于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发展普遍实行相对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该政策虽然有助于平衡国际收支和增加就业,但造成了本币竞相贬值的国际大环境。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民币在特定时期内保持较强的升值预期,且目前仍处于相对强势的稳定整固阶段,等待下一个突破机会。
从跨境人民币政策框架来看,目前跨境人民币具体业务已涵盖贸易结算、直接投资、项目融资、跨境担保、证券投资、清算和非居民账户管理等多个领域,人民币正逐步成为各国企业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新选择。
至2012年末,与我国发生人民币实际收付业务的境外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已达206个,全国已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5.5万亿。2012年结算2.94万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项下2.06万亿元,占同期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的8.4%,在国内贸易总量中占比逐步攀升。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人民币支付额增加171%。其中,2013年1月份当所有货币上升13%时,人民币获得24%的增长,其市场份额升至0.63%的历史新高。人民币正在逐步成为国际性支付货币,目前已是全球第十三大支付货币。
国际化的首要前提是人民币的先期输出。目前人民币输出的主要途径如下:一是贸易及其他经常项下对外支付;二是境内机构以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DI);三是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由于人民币ODI规模较小、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增长缓慢,人民币输出目前仍主要依靠跨境贸易。201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三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RQFII等回流渠道的逐渐畅通,人民币净输出规模有下降趋势,呈现“经常项下人民币输出、资本项下人民币回流,输出规模仍大幅高于回流规模”的阶段性特点。
二、当前跨境人民币业务特点
虽然跨境人民币初期业务发展迅速且成效显著,但受经常项下有效需求过快开发、资本项下流出入渠道不对称、人民币国际认知和接受程度尚待深化等因素影响,目前正面临新的瓶颈。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收付比收窄明显
试点至2012年末,我国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5万亿元(其中2012年为2.94万亿元),呈逐年快速增长态势。近三年实收与实付比分别为1:5.5、1:1.7和1:1.2,呈逐年收窄趋势,收付平衡状况逐年显著改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已从前两年的以进口为主逐步向进出口基本趋于平衡方向转变,结算量由爆发式增长转为小幅稳步增长。
(二)资本项下跨境业务快速发展但总量偏小
投融资方面,至2012年末,人民币ODI和FDI累计金额分别约506亿元和3443亿元,前者仅为后者金额的15%。境外项目人民币融资已批项目贷款余额仅438亿元,投融资业务发展迅速,人民币输出业务发展潜力发掘严重不足。市场准入方面,至2012年末共有100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批复额度为4747亿元,市场潜力巨大。
(三)对外净输出人民币规模扩张速度慢
试点前两年贸易项下人民币净输出保持在4000亿元左右,但2012年下降到不足3000亿元;投资项下保持高幅增长净流入格局,2012年达到2231亿元;融资项下虽为净流出,但余额仅400余亿元。另外,由于三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内机构在中国香港地区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购售业务以及RQFII等资本项下人民币回流渠道拓宽,加上经常项下人民币输出放缓,人民币对外净输出总规模显著不足。
(四)中国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趋缓
目前我国约80%的跨境人民币收支与香港有关,香港业务发展对跨境人民币进程至关重要,但该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2012年末仅为6030亿元,同比增长2.46%,而存款余额占香港金融机构总存款比例亦有所下降。
(五)人民币购售业务规模小且以净买入为主
近年来境内银行办理人民币跨境购售业务逐年增长,2012年达到2231亿元。近两年均为净买入,金额在600亿元到800亿元之间,购售业务规模明显偏小,业务发展空间巨大。
(六)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户均余额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至2012年末,境内银行为境外参加银行累计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1592个,账户余额和户均余额均逐年增长,分别为2852亿元和1.8亿元。在账户户数和账户余额增加较快的形势下,户均余额增长却有所趋缓。
(七)非居民企业人民币账户户均余额下降明显
至2012年末,境外企业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达到6197个,三年账户余额分别为474亿元、861亿元和500亿元,户均余额分别为2590万元、2043万元和807万元。可见,非居民企业人民币账户数逐年快速增加,但户均余额明显下降。这种情况究竟是受业务规模限制还是持币意愿变化影响,应时刻关注。
(八)中国香港清算行人民币业务发展与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不相匹配
三年间,中银香港分别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出人民币200亿元、1160亿元和392亿元,累计平盘净买入分别为2703亿元、2515亿元和2528亿元。净拆出波动较大但平盘净买入相对平稳,这与同期跨境结算业务迅速发展,香港跨境结算量占比近8成的情况明显不相匹配。
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建议
从上文分析可知,人民币跨境收支格局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已发生结构性变化,净支出规模逐步下降,输出趋缓。如果仍长期依赖跨境贸易和ODI渠道输出人民币,则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势必会受到严重制约。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微幅升值预期犹存、国内利率高位徘徊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日趋均衡条件下,应深入研究、积极拓展人民币输出的新途径和新渠道。为此建议:
(一)加快人民币跨境输出业务步伐
在国际化初级阶段,人民币适当规模的对外输出是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以跨境贸易为主的输出方式,最终会遇到瓶颈。因此,应顺势而为,着力拓宽人民币对外输出渠道;因势利导,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途径;循序渐进,提高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意愿;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及其他方式的人民币输出步伐,满足境外对人民币的多元化需求。
1. 拓宽经常项下人民币对外输出渠道。一是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手续和审核流程,缩短业务办理时限,便利企业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收益等经常项下对外支付,服务实体经济。二是允许居民个人使用人民币对外支付旅游、留学等费用,推动使用银行卡进行人民币跨境清算。三是扩大企业出口和投资收益收入人民币境外存放,允许外汇收入境外结汇后境外使用。四是大力发展境外转口贸易和补偿贸易。
2. 鼓励投融资领域人民币对外输出。一是大力推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积极探索对外投资合作新模式,扶持和鼓励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设立境外产业园区等形式“走出去”,扩大人民币结算和融资占比。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主体范围,开放个人境外投资,构建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框架,引导民间对外投资有序、规范发展。二是大力发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融资成本高是目前制约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发展的瓶颈,应加强境内外市场调查,做好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前瞻性研究和相关优惠政策顶层设计,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鼓励符合条件的境外项目进行人民币融资。三是推动人民币国际经济合作基金发展。借鉴日元国际化过程中的“黑字还流”运作经验,充分利用国内银行、企业的经营资源和比较优势,推动专营海外贷款和投资的人民币国际经济合作基金的设立。
3. 拓展人民币证券输出渠道。一是适时推出人民币国际板。允许境外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进行人民币IPO,打通境外非居民直接融资人民币的渠道,增加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二是有序推进QDII发展。要拓展主体范围、稳妥有序推进试点、适度扩大规模,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择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拓宽人民币输出渠道。三是加速发展熊猫债。在发行对象已由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放宽到非金融外资公司的前提下,创新和扩大债券品种,调整发行规模,降低发行门槛,简化审批流程,引领、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吸引更多境外合格机构发债。
4. 适时开辟人民币输出新渠道。一是深化货币互换合作。进一步扩大我国与各国家和地区间人民币互换规模,重点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已建立央行货币互换关系的国家深入开展本币业务合作,选择部分协议进入实质动用阶段试点和探索。二是扩大人民币对外援助。将对外援助作为一项重大战略纳入人民币国际化整体框架规划,在政府贷款和国际援助中尽可能多地使用人民币,引导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结算。三是提升境外人民币派生能力。针对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海外人民币存量资金存贷款比率严重失衡、人民币信用创造和货币乘数效应发挥不足的现状,大力推进香港与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实验区双向贷款试点,进一步完善贷款制度,加大推广力度,提升人民币海外派生能力。四是促进人民币境外循环使用。支持境外市场人民币业务发展,丰富人民币投融资产品,拓宽人民币境外使用渠道,引导境外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开展贸易和投资业务,鼓励各金融中心在人民币业务发展方面开展相互合作,形成人民币境外良性循环。
(二)未雨绸缪,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配套工作
根据《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源尚未得到根治,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一旦风险再次积聚和爆发,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再次被动承受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的压力。因此,应未雨绸缪,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配套机制建设和政策储备。
1. 尽快明确人民币计价的法律地位。按照“本币优先”的原则,推动人民币在涉外经济交易、统计和管理中履行计价职能,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和基石,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缓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压力、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引导国内更多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计价;二是构建以人民币计价的涉外经济统计体系,完善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贸易统计体系,逐步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关统计数据范围;三是推动政府部门涉外经济活动管理以人民币计价;四是推进大宗商品对外交易使用人民币计价。
2. 稳步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要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协调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在稳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要注意风险的可控性。要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管制,逐步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要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币跨境双向流动渠道,包括扩大企业跨境人民币贷款、允许境外参加行在境内银行间市场融得短、中、长期人民币资金并汇出境外、允许个人和企业在一定额度内汇出人民币等措施。既要推动个人、企业和境外机构逐步实现币种之间的可兑换,又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允许人民币的跨境流动。
关键词:泰国;日本;房地产市场;汇率;逆转
一、泰国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的历程
泰国房地产大幅下跌的外因是亚洲金融危机,泰国货币受到国际炒家的冲击,但其中,也有泰国本身发展的内因,导致国际炒家对泰国的冲击,泰铢大幅贬值,给泰国造成巨大损失。引发的内因有:
1.经济结构不合理,资产泡沫性大。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各国积极推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工业化过程中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缺乏科技和生产效率的支持,使出口难以长期保持强劲的竞争力。当泰国的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但大量资金不是流向有效率和高附加值的生产部门,而是流向高风险的房地产和股市。在金融风暴前夕,泰国房地产积压的资金为300亿美元,积压的住房有85万套,需7年时间才能消化,写字楼和商铺空置率高达20%以上。信贷过度扩张和房地产热造成通胀事急升,经济泡沫越来越浓。这为货币、银行及金融危机留下了隐患。
2.国际收支恶化,对外负债严重。泰国推行经济国际化以及实行金融开放的政策,但其国际收支情况并不理想。泰国在危机前两年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每年都在100亿美元以上。为了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也为了扩大国内投资,不惜借人巨额外债,泰国的国家短期外债占77%。由于泰国资本市场开放度比较大,流人大量短期资本进行套息或者投资到股市(泰国75%的外资流入股市),然而一旦泰国国内的经济有所变化,它们很快就会撤走。多年以来,泰国财政盈余稳健,但进入199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美元对日元在1995年、1996年持续上升,已经严重的削弱了泰国出口竞争力。1996年第四季度由于收入短缺而出现财政赤字,相当于1.1%的GDP。财政收支短缺使泰国不再有盈余弥补日益扩大的经常账目逆差。泰国的外债总额1991年只有300亿美元,但到1996年底已经增加到800亿美元。
3.金融体系不健全,高风险贷款过于集中。泰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风险意识差,当经济升温时,金融体系大量资产流入房地产,造成房地产价格猛升,形成地产泡沫。当房地产价格上升到与实际购买力脱节的地步,地产市场出现供过于求,发展商失去支付高利率的能力,金融体系涌现了大量的呆坏账。在1997年5月,泰国91家财务公司的呆帐就达到64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是房地产贷款呆帐,使其经营陷入困境。而泰国的金融贷款集中房地产业,房地产业的贷款占到总贷款额的40%以上。银行对单一行业的贷款过于集中,承受着巨大风险。
尽管从1985年开始,泰铢开始实行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挂钩制,使汇宰相对稳定,但泰国的经济结构畸形不合理,旅游及相关产业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借助于东亚投资热潮,大量引进外资,借入外债,在房地产、零售及娱乐等第三产业等非生产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造成经济泡沫,虚假繁荣;此外,金融体系、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过早开放金融市场,轻易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使得外汇市场受到强烈的冲击。
总之,贸易赤字、经常项目逆差、财政收支不平衡、外债激增(特别是短期外债)、物业市场的不振以及信贷评级下降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泰国成为亚洲危机的引爆点。导致泰国经济崩溃,货币急剧贬值,经济陷入衰退,很长时间难以复原。这直接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暴跌。
二、香港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的历程
1997年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经济基础雄厚,拥有近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庞大的财政盈余。香港经济基础健全,经济平稳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4.5%,1997年前3季度分别取得5.4%、6.4%。和5.8%的强劲增长;特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经常账目赤字,反而拥有预算盈余。当时,香港市场气氛高昂,投资者信心充足。并且外资银行(主要是美国投资银行)预测,恒生指数跨越2万点高峰指日可待,将来有望会冲上28000点的新高。
然而,香港的经济并不是如此乐观,经济隐忧在几年前就已经存在,并不断积累,在特定条件下,经济危机有可能爆发。那就是多年来过度膨胀的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的价格,以及香港货币制度存在的隐忧。
香港的资产价格,主要是楼价在1997年前10年里上升了逾10倍,物业市场一直畅旺炙热,经久不衰。香港人多地少,土地供应有限,并且香港严格限制土地和不动产的供应,为发展商垄断物业价格提供了条件。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然而银行长期的实质负利率及投机炒卖活动,导致房地产飙升。据统计,1984年1月至1997年7月,大单位及豪宅价格上升了12.3倍,仅1997年上半年,住宅价格,特别是豪宅市场价格上涨了将近1倍。据报道,1997年夏秋,香港某些地点的物业价格,无论是住宅还是商用楼宇,都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东京,高居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强劲,薪金连年上升,货币收入节节增长;股票市场也增长强劲,1997年上半年恒指由12000多点一路上扬,直升到16800点。一方面,薪金收入增长加上因股市和楼市上涨而带动资产组合膨胀,使实际收入大幅增加,导致市场需求亢奋。另一方面,由于不动产市场价格上扬,造成经济环境恶化,营销成本增加,在消费需求激升的刺激下,香港整体物价高昂,相比临近地区,香港的物价显得过于昂贵。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后,东盟各国货币以及韩元、台币相继贬值;反观香港,港元币值坚挺,资产价格不仅未降,反而持续上升,使得相对竞争力减弱,访港游客骤减,出口萎缩。很明显,香港资产市场过于膨胀,币值高估,资产价格必须大幅下调,或港元大幅贬值。
在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有20万人沦为“负资产阶级”,在香港岛东北边由船坞造镇而成、为中产阶级居住社区的“太古城”是最能体现香港中产阶级财富惨况的区域之一。其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以前约1.3万港元/平方英尺的最高峰,以后逐年下降,到2001年跌落至四五千元。
香港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了香港的宏观经济,经济增长明显放慢,经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
第二,1997年下半年以后,东盟各国货币以及韩元、台币相继贬值;而香港,币值坚挺,房地产价格昂贵,造成经济环境恶化,营销成本增加,使得相对竞争力减弱,访港游客骤减,出口萎缩,失业率上升。
第三,美国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再加上“9.11事件”,令香港经济更加疲弱不振。由于美国经济下滑,欧元区低迷不振,日本积重难返,世界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国际市场
需求下滑。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香港经济体,受到很大冲击。以2001年为例,2001年1月至10月,香港出口总值又比2000同期下跌4.8%。“9.11事件”之后,国际市场状况进一步恶化。在2001年10月份,香港的转口贸易和港产品出口,分比2000年同期锐减13.5%和18.1%。很多厂商已遭海外买家要求减少货物付运量,推迟交货期,甚至取消定单。裁员、冻薪、减薪(或变相减薪)便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再加上股票价格猛跌(跌幅高达50%),股民损失惨重,市民普遍缺乏购楼欲望,这导致房地产价格难以复苏。
第四,近几年来,香港楼宇的供给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7年后,香港特区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与港英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在港英时代,土地供应量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对楼宇的需求量又与日俱增,使得建成可供出售的楼宇价格,因供求矛盾尖锐而被迅速抬高。后,特区政府规划在2007年时,香港有七成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为达到这一施政目标,特区政府提供足够的土地,让公营及私营机构大量建屋以及出售公营房屋。因此,房地产市场供给充足,有大量现房以及短期将落成的期房,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随着粤港两地人流、物流交往的加快,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会削弱香港居民对楼宇的需求欲望。因为深圳房地产价格远远低于香港房地产价格,加上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迁(近20年香港制造业已有75%迁往内地),不少人会搬迁到深圳或国内其他地区住。据香港某地产公司的估计,在2001年,香港人在深圳置业购房的单位突破一万个。有的经济学家根据此消彼长的逻辑,测未来香港的楼价不仅不可能上扬,还会继续下调。由于香港市民楼宇的需求呈减弱趋势,楼宇价格自1998年以来持续多年呈下滑态势,2001年12月住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又较2000年12下降8.7%。
第六,目前香港的楼价已降到1989年前后的水平。但是,在这12年间,香港人的薪金升幅,绝大多数超过一倍,为何楼市还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这是不能完全用购买力因素来说明的。而只能从香港人对房地产价格的预期,即绝大多数香港人都看淡楼市前景,即便有各种优惠也吸引不了买家的兴趣。不否认香港楼价还有上升的可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香港楼市的基本格局已经逆转。因为香港特区政府确定的长远发展目标,是与高楼价、高地价不相容的。
三、日本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历程分析
1.1985年~1990年间日本房地产价格暴涨原因分析。
(1)长期低贴现率的作用。导致地价暴涨的直接原因就是长期低贴现率。在1985年,日本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起签订了“广场协议”。在该协议中,西方五国一致认为美元被严重高估,同意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促使美元贬值。协议签署后,美元兑日元汇率迅速下降,由240日元/1美元跌至1986年的160日元/1美元,最终维持在130日元/1美元~140日元/1美元的水平上。“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经济因日元升值而受挫,日本银行不得不下调贴现率,设法子抑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以扩大和提高本国的经济竞争力。1986年,日本银行连续四次降低贴现率,到1987年2月已经降至2.5%。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在1985年~1989年期间增长极为迅速,大量的剩余资金纷纷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其价格的上涨,股票异常的收益率使企业的生产资金和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高涨的地产价格又扩大了以地产作为抵押资产的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如此循环往复,泡沫不断膨胀。(2)大量信贷资金投资于土地资产。据统计,1984年房地产抵押贷款在日本全国银行的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为17%,以后比例逐年增加,至1987年已达到20%,到192年3月末达到150万亿日元,占全国银行贷款余额的35.5%。除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外,一些由日本财政部支持的住房贷款机构也在土地投机中大量发放信贷资金给开发企业,进一步降低了融资成本,导致土地价格更加上扬。房地产的升值和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形成恶性循环,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膨胀。在泡沫的最高峰时期,东京和周围3个地区理论上的地价甚至超过了当时所有美国领土的价值加上所有在纽约股市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总值。(3)大量企业资金参与土地投机。在1985年至1989年期间,由于当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实物投资积极性不高,因而很多企业就把通过权益融资的方式筹集到的大量资金运用于土地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投机上,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企业的这种投机活动大大推动了地价的上涨。
2.日本房地产价格暴涨价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地租过高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减弱国际竞争力。其危害性表现在:(1)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家庭拥有宅地资产的差距扩大,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56至0.65之间,而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则被视为超过了临界度,它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极为不利。(2)高地价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日本在开设的新企业中,购入不动产费用占75%,其中绝大部分是地价。所以,地价愈高,新企业的开工率愈低。每一个企业的开业资金,1982年度平均为500万日元,1991年度则平均上升到1900万日元。(3)地价上涨是泡沫经济的总根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地价上涨也引起日本股票价格的上涨。因为各大企业都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构成其企业的固定资产。此种资产的价格一旦膨胀,其利润随之而涨,股票价格也望风而涨,于是使泡沫经济有了恶性发展。
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按日本官方公布的材料计算,日本城市的地价远高于欧美诸国。按每平方米计算,东京比纽约高7.9倍,比伦敦高4.2倍,比巴黎高4.5倍,比法兰克福高3.1倍。由于地价高,房租必随之而高。一些外国公司的经营稍有不善,就会撤离日本。在1995年的8月间,原国际上十几家大银行的亚洲银行总部,均已搬出了东京。
同样,由于日本的地价昂贵,使外国公司很难进入日本从事直接投资,从截止1993年底的情况看,外国公司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61亿美元,而同时期日本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已达到4225.5亿美元。
另据统计,仅日本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额,1989年度按大藏省统计的数字为163亿美元,约相当于1985年度24亿美元的7倍。由于日本国内企业大量向海外转移,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节节上升,1999年为2.1%,1994年为2.9%,1996年上升为3.3%,这是战后以来的空前纪录。总之,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与日元升值一起加速了日本产业的空洞化,造成了日本经济的衰退。
3.日本房地产价格逆转历程。从1989年3月到1990年8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提高贴现率,过于急剧的货币
紧缩加快了资产市场崩溃: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先后在1990年和1991年价格崩盘。1991年,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政府不得不再次实施扩张性政策,但是金融机构巨额不良资产带来的资产贬值以及经济严重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为抑制泡沫经济的后遗症,1992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地价税”。其主要内容是,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一定比例的地价税。纳税人是在日本国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借用权的法人和个人,税率为千分之三。“地价税”出台后,土地持有者纷纷出售土地,导致地价的5年连续下降。地价下降必然使企业经常利润下降,股票价格下跌,从而使日本国民经济停滞或延长萧条期。
四、结论
从泰国、香港、日本房地产市场发生逆转可以看出,“楼市崩盘”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楼价过高,导致人力成本和投资成本过高,经济不堪重负,例如日本和香港等地,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严重的削弱了这些地区的竞争力,房地产资金流入,产业流出,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停滞,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已经使这些地区和周围的地区无法竞争,价格下跌或许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泰国在房地产价格降价之前,经济已经陷入困境,资金外撤,收入下降,房地产下降是必然的趋势。
其二,房地产实际需求有限,房地产交易相当程度上处于资本运作状态。也就是说,某一区域的居民安居问题早就解决,但是,本地剩余资本和外来游动资本仍然不断投入房地产交易,使房价高涨并演变为资本交易。
其三,汇率的变动。汇率的变动使得泰国竞争力下降,短期资本大幅外撤,导致泰国经济崩溃,房地产价格下跌。而汇率的变动使得日本的投资外流,其后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经济竞争力下降。降低日本房地产的价格,以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刺激经济,也是日本政府的必然选择。也正是由于汇率的变动,使得香港物价过高,成本的增加,使得香港的制造业、商业以及旅游业的成本过高,出口锐减,经济出现负增长,最终,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的下跌。
参考文献:
1.黄少明.对冲基金透视.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张晓丹.香港房地产“泡沫”回首。新财经,2002,(9).
3.孙执中.试论1991一1995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世界经济,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