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8 16:41:25
导语：在社交媒体研究分析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Gartner称，广告收入是并将继续是社交媒体营收最主要的贡献来源。预计2011年和2012年的社交媒体广告收入将分别达到55亿美元和82亿美元。广告收入中包括了PC、便携设备和媒体平板电脑等各种硬件平台上的显示广告和数字视频商业广告的收入。
Gartner高级研究分析师尼哈古普塔(Neha Gupta)表示：“广告客户将开始从以前的‘一次性点击广告’向‘移动广告’转移，因此他们会将更多份额的广告预算投放到社交网站上。这主要是因为社交网站在社交分析公司的援助下已经能够开启用户之间的互联数据结构，映射好友列表、他们的评论和消息、图片和其他社会关系、联系信息和有关媒体内容。”
为了便于计算社交媒体的营收，Gartner分析师明确了‘社交媒体’的定义，社交网站具体包括以下几类网站：(1)因为与社区和社交活动有关的目的而创造、消费、推广、、发现和共享内容的网站;(2)内容通常以文本、图片或视频等形式体现的网站;(3)可能自成一个封闭或开放平台的网站;(4)表达的方向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
社交游戏的收入将在2011年达到32亿美元，2012年将增至45亿美元。这部分收入包括社交网站直接利用它自主研发的游戏从用户手中获得的收入，以及将网站作为一个平台借给第三方游戏开发商使用而获得的收入分成。
古普塔称：“我们发现社交网站在游戏创收方面发挥的是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交网已经发展成社交游戏的平台。社交游戏最主流的盈利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广告创收，一种是免费模式。免费游戏获得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或内置现金交易。”
预计2011年和2012年的社交媒体注册服务收入将达到2.36亿美元和3.13亿美元。社交网站很少会收取注册服务费用，大多只针对高级服务收费。某些专业社交网站如LinkedIn、德国的Xing和法国的Vladeo都会向用户收取高级服务费。
关键词：社交媒体;微信; 媒介依赖;人际互动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2-0044-03
毫无夸张地说，媒介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其中，社会交往方式算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起，网络作为第四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对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俨然建构出人们的“第二生活世界”，整个社会进入“网络化生存”时代。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交媒体作为媒介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得到了网民们极大的青睐。美国社交媒体专家布莱恩・索里斯（Brian Solis）在新书《社交网络与博客》中这样写道：“有五分之四的活跃网民每天访问社交网络”。可见，社交媒体正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社交媒体带来的一系列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导致了一部分人产生了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现象。2013年7月22日，作为当下社交媒体中最活跃也是火热的应用―微信，发生了自上线以来最大规模的故障，波及全国多个地区。众多网友纷纷询问原因之余，着急、焦虑等情绪集中爆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网民对社交媒体的依赖。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弗勒在1972年提出了著名的媒介依赖理论，其考察的重点在于对报纸、广播、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进行探究。时隔40年后，媒介环境日新月异，特别是在以交互性为主的，集人际和大众传播方式融为一体的社交媒体所建构的媒介环境中，媒介依赖理论是否仍然适用？大学生作为当下具有文化素养，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新鲜事物最容易接受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社交网络的使用中是否“成瘾”，以及由“社交成瘾”带来的对现实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几何？这些都是十分值得关注和探讨的。由于社交媒体范围较大，不同的社交媒体在媒介特性、定位和目标群体方面差异很大，不能一概而论地讨论社交媒体依赖，因此仅选取当下大学生群体中使用最广泛的社交媒体微信作为媒介接触对象，将研究主体落脚于四川大学学生群体中的微信使用用户。本文通过量化研究的方式，辅之必要的深度访谈，主要解决以下研究问题：（1）当前大学生对微信的使用接触情况，是否存在对微信使用的依赖。（2）媒介依赖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集人际和大众传播方式融为一体的社交媒体所建构的媒介环境中。（3）基于社交媒体依赖基本情况，习惯于长期线上社会交往的大学生群体，对他们现实人际互动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一、理论依据与文献综述
1.理论依据。媒介依赖理论源于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和梅尔文・德弗勒1976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1]。媒介依赖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从“受众、媒介、社会”三者互动的角度考察媒介传播效果、探讨媒介传播的影响力及其产生途径，从而使该理论成为”全面透视媒介与整个社会结构中和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并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分析之理论视角。从理论上讲，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具有双向性，但在现实中，却更多地表现为个人对媒介的单向性依赖。
2.文献综述。以往的对媒体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部分：（1）对媒介依赖理论的综合性的述评。以张咏华教授的《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2]为代表。他认为媒介依赖理论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并在文章中对媒介依赖理论观点以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评析。（2）在具体的媒介环境下探讨媒介依赖。以谢新洲教授的《“媒介依赖“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3]、旷洁的《媒介依赖理论在手机媒体环境下的实证研究》[4]为代表。该类型研究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媒介依赖理论与哪些重要变量有相关关系，如网友的设备占有情况、网友认知情况等有关。这两个研究都是对现象的描述，并没有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成因以及与之带来的负面效应。当时互联网在中国方兴未艾，所以将”媒介依赖“理论放置于互联网情境中显得十分时宜。十年过后，社交媒体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社交依赖所带来的一系列行为方式的改变已经成为新的关注热点，所以该研究也有不全面的地方。（3）对媒介依赖成因的探求。以梁娜、杨烁2009年做的《80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调查报告》[5]为代表。该研究发现，大学生使用手机并形成依赖，从众心理和趋同心理占据了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其实学界对媒介依赖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考察了当下最为流行的社交媒体所建构的媒介环境。而且本文从大学生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入手，探究媒介接触与使用对大学生现实行为方式的改变，通过相关数据的支撑分析大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产生的依赖，并对现实人际交往产生深刻影响。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和调查对象。本文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辅之以深度访谈的方式。四川大学作为学科背景综合，教育背景全面的高校，其在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在大学生中间具有代表性。根据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四川大学在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而出于时间、精力以及财力的考虑，此次调查的目标总体为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住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抽样方法采用整群抽样。将望江校区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每个寝室作为独立群，对所有寝室进行连续编号，将该寝室编号列表作为抽样框，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本次研究单从所有寝室中随机抽取40个寝室进行全面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60份，回收问卷160份。其中有效问卷154份，废卷6份（定义为缺失97）。在有效问卷中，男性有65人，有效比例为42.2%，女性89人，有效比例为57.8%。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年级组成情况为大二7人（4.5%），大三28人（18.2%），大四25人（26.0%），研一30人（19.5%），研二31人（20.1%），研三18人（11.7%）。被调查者年纪分布差异比较大，但基本上符合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总体情况。被调查者的学科背景分布情况为：工科类44人（28.6%），理科类35人（22.7%），人文社会学类37人（24.0%），经济管理学类38人（24.7%），医学类0人（0%）（川大望江校区没有医学类学生）。深度访谈选取不同年级和专业背景的本科生为对象，其每个人都用微信一年以上的使用经历。访谈采用开放和闭合式问题相结合的提问方式。
本次问卷有以下部分构成：（1）大学生微信用户微信使用基本情况调查，以单选题为主。（2）大学生微信用户微信使用依赖程度：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对依赖程度的调查采用5分制里克特量表设计问卷。最后采用加总分的方式，根据达到的不同分数层次，判断其依赖程度，依赖程度分为严重依赖、普通依赖、有依赖倾向、无明显依赖四个水平。其主要指标有：①持续不断的登陆微信，期待有新消息。②难以控制登陆时长。③使用微信的时间比预计时间长很多。④曾经试图减少或停止使用微信，但没有什么实质效果。⑤无法使用微信时，感到焦躁不安，不自在。⑥常常打断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学习而使用微信。⑦常常将使用微信作为宣泄情绪、逃避现实的工具。⑧微信基本能够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⑨微信成为生活的必需品。（3）大学生微信用户在使用微信中，对现实人际交往的情况调查。包括单选题、多选题。最后的统计分析借助SPSS16.0软件进行。
2.研究假设。根据上述研究内容和研究变量，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以检验，H1：媒介依赖在大学生使用微信过程中普遍存在。H2：使用时长越长，对微信的依赖程度越高H3：对微信的依赖程度与现实中人际互动的频率和频次呈负相关。
三、研究发现
1.调查结果及分析。（1）微信使用情况。在被调查的160份问卷中，有154份有效问卷。其中曾经使用过和正在使用微信的为138人，有效比为86.2，没有使用过的为16人，有效比为10.4%。（2）微信使用时长。在使用过微信的用户中，使用时间在半年以下的人数为17.2%，半年到一年之间的为19.1%，一年到两年的为34.7%，两年及以上的为31.0%，使用时间在1年以上的人数占到65.7%。
表2 微信使用时长
综上所述，大学生对微信的接受度较高且接受时间较早，微信在大学生中比较受欢迎，也证明了样本的代表性。（3）微信依赖情况及程度。根据问卷设计中对微信依赖程度的指标测试，9个测试指标，每个指标对应5种态度：强烈同意5分;同意4分;中立3分;不同意2分;强烈反对1分。通过加总分的方式，计算出依赖程度，评断标准如下：A、39～45分（严重依赖）B、33～38分（普通依赖）C、28～32分（有依赖倾向）D、27分级及以下（无明显依赖）通过对问卷的分析，154人中，严重依赖者人数57人，占百分比为37%;普通依赖者65人，占百分比44%;有依赖倾向者26人，占百分比为17%，无明显依赖者6人，占百分比为2%。由此可见，大学生对微信的依赖为普遍现象。并且，对微信存在依赖甚至严重依赖的占到了总被调查人数的81%，由此可推断，大学生不仅对微信存在依赖，而且依赖程度较为严重。因此H1被证实。（4）微信使用时长与依赖程度的关系。将微信使用时长与依赖程度这两个定序变量用交叉表进行分析，其输出结果卡方检验中，其Asymp. Sig.（2-sided）值为p=0.0130.05，由此可见，微信使用时长和依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再进一步才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其输出结果Spearman Correlation Value值r=0.9440.8，可以得出相关性较强，且呈现正相关的趋势即微信使用时间越长其依赖程度越高。由此H2被证实。（5）微信依赖程度和现实人际互动频次频率的相关性分析。上文已经将对微信的依赖程度分为“严重依赖”“普通依赖”“有依赖倾向”“无明显依赖”四种，在变量测量层次中属于定序变量。在对调查的受访者设计的问卷有，有一道题目是测试是否因为使用社交媒体而减少现实人际互动的频率和频次。如果有，一个月内线上人际互动的频率为低、中、高三种;频次以一周为标准，分为0次，1～5次6～10次，10次以上。这里的现实人际互动是基于现实中与朋友进行沟通与互动，包括一起学习、生活、沟通交流、旅行等，要求互动的双方必须亲身“在场”，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基于微信的依赖程度和现实人际互动频次频率都是定序变量，因此对这两者的相关性分析采用的是交叉表分析中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析。其输出结果Spearman Correlation Value值r=-0.380，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呈负相关趋势。所以，可以说明大学生对微信依赖程度越高的用户，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人际互动的频率和频次越低。因此，H3被证实。
2.总结和讨论。（1）大学生对微信的依赖现象普遍存在。
在此次调查中，被调查的156位同学中，大部分同学存在着对微信的依赖现象。尽管不排除在样本的选取和代表性上存在操作性误差，但总的来说，此次调查的结果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微信，作为一种高端的网络交流工具，自推出以来以一种迅猛的态势进入大学校园。作为web2.0时代社交媒体的新生代表力量，微信以其独特的“语音对讲”、“手机群聊”“LBS”等功能受到了大学生的青睐。并且，在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方面，微信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社交平台。因此，社交需要相对旺盛的大学生群体更容易成为其忠诚用户，并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另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移动终端使用的便捷性也为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了方便，也是促使大学生形成社交媒体依赖的又一重要原因。如何将这种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控制在一个合理适度的范围内，不至于成瘾，还需要学校加强对媒介素养等相关方面的培训。（2）大学生“社交成瘾”直接影响其现实人际间互动。大学生是社交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社交媒体场域上的人际互动往往具有虚拟性的特点。谢榕指出，从网络的虚拟性出发，网络为人们的自我呈现和人际互动提供了全新的舞台和空间，自我呈现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特性下表现出和现实中完全不同[6]。另外，王婷婷也认为，人们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的是一种随着自己个性的“表演”，这样在网络这个空间里呈现出来的自我也是匿名修饰过的自我[7]。社交媒体因其架构的平台本身就是虚拟性的，所以社交媒体用户在表达和互动时运动的手段具有符号性和表意性。换句话说，社交媒体上的交往者往往运用各种表达符合和形态各异的面具来“伪装”自己，每个个体都是角色表演中的导演。这一点和现实中人际交往有所差异，即便是现实中人际互动也同样有“表演”的痕迹，但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毕竟交流双方的身体“在场”，通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交流的双方似乎表演的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对社交媒体产生依赖的大学生往往会因在在线上活跃的时间增加而直接导致在现实中人际交往的频次和频率降低。因此，尽管社交网络中的互动还是“人”的互动，但随着互动过程的整体框架的改变，个人在实现互动和呈现自我时使用的技巧和结果发生明显变化（戈夫曼），日积月累的这样下去，其实不利用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和融入社会，不利用身心的健康发展。“我喜欢在朋友圈发我的照片，每次发照片之前我都可以先使用美图秀秀（照片美化工具），通过加工，瞬间我就很有自信。每次点赞的都是一大群人，在这一大群人中，其实特别熟悉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甚至没见过几次，但他们每次回复说我又变漂亮了我就十分满足。不过每次有不太熟悉的人约我出去玩时我又会感到恐惧，特别是在我脸上的痘痘冒出来的时候”。
因此，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人际互动其实是出于一种印象管理[8]，可以通过一系列手段来调节他人对自我的认识，而现实生活中交往往往不具备这样的可操控性，这也是许多大学生迷恋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人际交往的最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大学生依赖社交媒体还会导致人际间情感梳理和人际冷漠。社交媒体场域下的人际交往不同于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在网络建构的虚拟世界中，其安全、隐匿的特点满足了人们表达真实情感又害怕受到伤害的心理[9]。由于在社交网络中大学生得到情感认同和满足，一些大学生在心理上对线上人际互动具备了强烈的归属感和依赖感，一旦在现实社会中出现偏差时，往往会产生无所适从的焦虑和恐惧，因此反而会助长冷漠厌倦的情况。在这种消极的情绪作用下，甚至会形成自我封闭的心理，造成大学生一系列不利心理问题。由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发表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网民生活形态研究中指出：越是重度依赖用户，对互联网可能产生的社会隔离认同度越高。因此，大学生也应该引起重视，如果过度的依赖社交媒体，与社会生活脱节的可能性越大，难免也会造成人际交往障碍和隔阂[10]。因此，一方面大学生在未来的媒介使用过程中，要适度把握使用时长，掌握正确的社会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学校和社会可以通过给予一定的媒介素养教育来提升大学生的媒介使用习惯，做到趋利避害。
四、不足及问题
第一、本文采用的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样本选取和样本数量上可能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科学性。第二、本文的落脚点在社交媒体，但仅选取微信作为个案研究，说服力略显欠缺。第三、媒介依赖理论作为比较成熟完整的理论，考察的是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本文中，并没有对媒体需求这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探究大学生使用微信是因为满足了其个人需求从而产生的依赖，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论文需要继续完善的方向，在后续研究中，会主要解决这部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张咏华.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评述[J].新闻大学，1997（1）.
[3]谢新洲.“媒介依赖”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2）.
[4]旷洁.媒介依赖理论在手机媒体环境下的实证研究-基于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的量化分析[J].新闻知识，2013（2）.
[5]梁娜，杨烁.80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调查报告[J].东南传播，2009（3）.
[6]谢榕.网络空间自我呈现过程中的工具利用――以QQ空间为例[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0（3）.
[7]王婷婷.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J].学理论，2011（17）.
[8]（美）戈夫曼著.黄爱华，冯刚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有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与商业品牌有关联的用户中，70%会因为这层关系而最终购买产品。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其中19%的用户会经常购买；29%的用户偶尔购买；22%的用户至少购买过一两次。
社交媒体上的关注者(或好友)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潜在客户群。因此商业品牌在社交媒体上必须谨慎行事，提供与关注者相关的信息。有趣的是，Performics调研中发现，除过量信息对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关系会产生负面影响外，受访者表示，他们切断与商业品牌的社交关系的原因还包括：企业的内容中没有优惠券、折扣以及促销等信息(30%)；企业宣传的价值和理念与自身不符(22%)；自己已经关注了太多商业品牌(18%)。因此，对于商业品牌而言，需要做的是在社交媒体上为用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事实上，近2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认为在社交媒体上与商业品牌保持联系有什么价值。
社交媒体营销需要见机行事
SocialVibe的研究表明，适度原则是维护社交媒体用户关注的关键所在，过多信息会导致关注者取消关注。但是消费者确实有关注商业品牌并获取信息的需求。例如，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商业品牌是为了及时获得最新消息；23%的受访者每周查看信息，每天查看的达到17%。这说明消费者需要获得商业品牌的信息，但是不需要太多。商业品牌进行社交媒体营销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才能适度的信息以迎合社交媒体上关注者们的喜好。
“社交媒体”——它们是Twitter，Facebook和Pinterest上围绕用户生成内容建立的各种社区；Amazon和Yelp上的自由评论；Foursquare地图上每个地点的信息提示；以及上百万的博客。
大多数企业都利用社交媒体来讲述。它们通告，散发票券。它们梦想可以“无孔不入”。它们用诸如“观看”、“喜欢”和“粉丝”这些媒体式的标准来衡量它们“campaigns”的成功与否然而，它们忽略了重点。社交媒体不是广播的扩音器而是用于对话的咖啡店。
那么，如果社交媒体不适用于讲述，那它适合做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聆听。
用户生成的评论可能是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感受的最佳途径。在Belkin，我了一系列简单的节能产品来更多地了解环保与家庭自动化市场。对于大多数大众市场产品，后的研究费用高昂因为很难找到用户。尽管你可以招募参与者，但是讨论组也只能提供有限的一些意见。然而，网上几百条的用户评论告诉我的信息比我从市场研究中可能得到的信息还要多，而且不用花钱就能获得这些信息。
负面评论比正面评论更有价值。差评让我们关注起从前不知道的漏洞、令人无法接受的取舍、或是缺失的功能。在社交媒体的早年，对于负面评论的回应是非常抱歉地试图抵消它们。要修正评论，最好就是修缮它们所揭示的问题。当我的一个产品在亚马逊网站上得了差评，我在评论里贴出了我的电邮地址以便我可以与心生不满的用户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问题，并且修缮产品。这些改变让评分从可能是亚马逊上最低的平均一星(最高五星)提高至接近四星。
对于用户评论的仔细阅读并配合Twitter和Facebook上的情感分析，也展示出了哪些功能最为重要。对于评论的分析让我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简单产品：一个带有开关键的电源插座。社交媒体给了我们自信与关注点，帮助我们的工业设计师Michael Wick创造出美妙的用户体验。这个产品是如此简单，以致于它在公司内部遭到嘲笑，但是通过社交媒体却很好地得知，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Belkin节能开关，由Michael Wick分析社交媒体后设计出来。
人们用这个产品觉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直到我们看到这些评论：
“我把它用在我从宜家买回来的一个吊灯上，这个灯需要把插头墙里，但是却没有一个开关键。过去我每次总要拔出电源插头，但是现在——叭!——我只要按一下开关就可以了。很赞的产品！”
“这个小开关的优点就是，你拔掉电源插头后不会有一堆松散悬挂的电源线。这个产品让切断电源变得很容易，只要按下右手边的开关键就可以了。用来关掉你不想拔出电源线的电器，这个产品很好用。”
关键词：国际传播；媒介进化论；图像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66-07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国际传播不仅是一个国家对外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和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①相较于中国快速提升的政治经济地位，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实力却一直较为羸弱，其国际传播声音仍相对弱小，远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②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传媒实力仍然较为薄弱，“西强中弱”的媒体格局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自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因“宣传味过重”“传者本位”“原创力不足”“缺乏针对性”等问题而长期广受诟病。用业内人士的话讲，就是中国的国际传播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说别人不感兴趣的事。③如何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是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随着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利用新媒体进行国际新闻报道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中，社交媒体的表现尤为显著，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兴阵地。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一的30岁以下成年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资讯。同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约有25%）开始使用这种方式来接收新闻。④基于庞大的用户数量与受众获取新闻习性的变革，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发送突发新闻信息和及时性事件的有效平台，成为媒体机构内容和吸引受众的不可或缺的工具。⑤鉴于社交媒体在国际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日增，不少国内学者已将其视为提升媒体国际传播力的一项有力武器⑥，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激发“草根”阶层的新闻生产活动，也可成为加强中国对外媒体与国外社群和民众之间互动的有效途径⑦，以此提升中国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和亲和力⑧，进而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
近几年来，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下，视觉化信息逐渐成为社交媒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以图像信息为基础传播信息模式的新型社交形式――图像社交媒体应运而生。当前，已经有多款图像社交媒体和app（手机应用）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如Instagram（照片墙）、Tumblr（汤博乐）、Snapchat（色拉布）等。这些社交媒体富含视觉图像元素，如GIF动态图片、人物自拍以及表情符号，反映了在网络传播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内容主题：我们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能让自己以视觉化形式出现在在线空间当中。⑨但国内目前对图像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践和相关学术研究均显不足。现有研究所选择的社交媒体多为知名度较高的Facebook（脸书）和Twitter（推特），对于图像社交媒体这样新兴的媒体形式缺乏足够的关注，就图像社交媒体所开展的研究也没有关注其与国际传播的关系。因此，笔者选择以图像社交媒体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中国主流媒体在信息时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尝试提出针对性的提升策略。
二、媒介进化视角下的图像社交媒体
在大多数的图像社交平台中，图像是最为主要的信息，文字则作为图像的一种解释工具出现。这种“以图代文”的视觉化传播导向既是图像社交传播平台的信息传播特点，也是其在进行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时的媒介渠道的先进性所在。而这种先进性在媒介进化论视角下更得以彰显。
由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提出的“媒介进化”这一视角，主要关注整个媒介系统中各种媒介孕育、产生、发展、融合、消亡的动态序列结构历程，以及不同媒介间竞争、互动、共生等关联结构状态。⑩在此框架下，莱文森将媒介技术的演化视为“由人指引的”理性的自然选择下的动态过程。B11在人性自主选择的影响之下，媒介的发展进化逐渐体现出一种人性化的趋势，即代表媒介发展的先进方向的新媒介必然比旧媒介更能够满足和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就图像社交媒体而言，可利用媒介进化论的视角，来分析其在国际传播中所具有的先进性和优势。
1.符合人类图像阅读的本能性倾向
莱文森曾指出：“演化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播模式。”B12所谓前技术时代的人类传播方式，是在不借助任何外在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最为直接的信息接收与传播方式（如面对面的信息交流），以及对于色彩、声音的自然感知。而语言和文字，则是对前技术所进行的延伸。由于这种前技术时代的传播方式需要以人的生理特性为基础，因此，莱文森认为，媒介的进化方向必须适应人类最基本的生理感官功能，否则就会被淘汰。在前技术环境当中，人类需要依靠自身的视觉感官形成对自然界的认知，而图像则是人类通过对自然界的模仿和自身的想象所创造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人类具有一种阅读图像的本能性偏向。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制作图像，并将其运用于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例如早期人类留下的壁画和图形这样的视觉符号。而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摄影、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图像越来越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最常接触的信息形式。有研究显示，当今社会中有85%的信息以视觉方式进行传播，图像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B13
传统以文字为驱动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以及微博，都是以文字构成平台内基本的传播信息。而在图像社交媒体中，用户对信息的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图像的解读，而非对文字的理解，即为“图像第一，文字第二”的信息读取方式，从而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导向”文化。因此，很多图像社交媒体在平台基础设置上都强烈地突出了读图视觉化导向。如知名图像社交媒体Instagram和Tumblr，它们在个体的账户界面主页上出现的文字信息很少，且集中于对账户的基本情况介绍。而在信息的呈现上，每个账户所的全部信息在主页中都是以图片（或视频缩略图）的形式出现，不存在任何的文字解释或标题。在展现某一条信息时，Instagram和Tumblr都以突出图片的方式，让其占据设备屏幕中的最主要位置；并将文字放置在图像的下方，用户阅读信息的顺序是先浏览图片后阅读文字，以此凸显图片的视觉主体地位。图像社交平台所突出的这种图像阅读导向顺应了前文所提出的人视觉化阅读本能。以图片作为基本信息来进行传播，更接近人类在前技术环境中的传播行为。
2.高现实复制度与广空间延伸性
在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中，媒介所具有的复制与延伸功能，是其符合人性化需求的重要因素。莱文森认为：“人性化趋势媒介的进化趋势是再现真实世界的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这样的再现又试图维持原始媒介在时空方面完成的延伸。”B14这里的复制，指的是媒介信息对于现实世界的还原能力；而延伸，则对应于媒介信息传播的跨时空能力。也就是说，媒介进化以提升信息传播的“保真度”和“自由度”为方向。B15相较于文字，摄影图片对于真实世界的还原度和保真度更高。莱文森就曾经高度评价摄影技术对于现实世界的还原力度，他指出：“用摄影术传达外部世界方方面面的完美观念，很接近外部现实的情况。”B16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对使用图片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合理使用新闻摄影图片，可以让报道对新闻事实的还原程度得到强化，从而增强国际受众对新闻内容的理解，提升传播的效果。当今新闻受众对新闻的阅读需求，已经和一种“要么有图片，要么什么都没发生”的规范一起，发生了一种“图像化转变”。B17新闻受众开始希望能够从新闻事件的目击者视角来了解甚至体验新闻。
图像社交媒体所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取自真实世界的摄影照片和视频，在复制现实世界的“保真度”上，比文字媒体更加符合人性化发展趋势。在延伸性方面，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技术可以让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实现即时性的交流互动，从而极大地扩展信息传播的空间延伸性。总之，与传统媒体相比，图像社交媒体拥有社交媒体所共有的信息传播延伸性优势；与非图像化的社交媒体相比，它还具有较高的现实性还原优势。
3.满足人类交流的便捷性
能够实现使用者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的目的，是媒介进化中满足人性化需求的重要发展方向。具体到图像社交媒体，可分别从移动化、交互性和跨语言性三个方面来促成人类的便捷化交流。
（1）移动化。依照莱文森的观点，与他人交流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有了说话的能力，再加上和远方人说话的自然而然的欲望――无论他们和我们在何方都有想说话的欲望――我们就必然走到手机这一步。B18而行走移动又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天性，这就造成了人类必然渴望获得一种能够一边行走一边与人交谈的媒介。沿着走路和说话这对子关系的协调发展是媒介人性化的重要内涵。B19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莱文森将手机视为能够同时满足人类交流与行走需求的理想媒介。他指出，能够让人们与不在身边的人进行交谈，是手机所具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能够满足人类人性化需求的关键所在。因此，传播媒介的移动化趋势已成为媒介进化满足人性化需求的发展方向。
（2）交互性。与其他媒介相比，图像社交媒体的平台设置更加贴近智能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与使用心理。用户在通过图像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信息阅读时，只需通过简单的手指滑动，即可实现对上一条或下一条信息的浏览，无须多余的操作。而在分享时，图像社交媒体也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分享信息所需的操作步骤，全部的分享行为可在手机中通过简单地点击发送而完成。在与他者交流的互动性方面，正如手机让人们可以与远方的他者进行即时通话，通过使用图像社交媒体，大幅压缩了原先存在于图像信息生产与社会互动交往之间的时间差，让人们可以一边进行拍照，一边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所拍摄的内容进行互动。这种将具体的信息生产行为与社会互动结合的特性，体现出了图像社交媒体立足移动网络所带来的媒介互动性。
（3）跨语言性。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直是不同语言背景个体之间传播交流的巨大阻碍，也是影响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图像社交媒体中，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误读风险可被较大程度降低。与文字相比，图像本身作为一种信息或对文字信息的诠释，因其直观、鲜明、生动，更能被受众认知与把握。B20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使用图像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文字在使用过程中因文化和语言问题出现的误读风险。正所谓“一帧图像胜过一千个词语”，图像作用于人的最直接的视觉感官，是一种直观化、浅层化和感性化的阅读方式，因而能够超越文化、跨越国界、排除语言障碍并进入各个领域与人们进行交流与沟通B21，成为“全人类通用的符号”、一种具有优势性的可以促进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信息表达形式。
三、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已有不少中国主流媒体开始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中开设账号，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媒体仍处于整个社交媒体传播网络中的边缘位置，在社会资本的整体拥有量上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B22因此，了解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的传播现状，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提升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的国际传播力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采用中美对比的视角，选择以当前在全球范围最为流行的图像社交媒体Instagram为观察平台，并在媒介进化理论框架下，从媒体内容生产的一般要求、社交媒体属性体现、图像社交媒体所特有的视觉表达属性三个层面入手，对比中美媒体账户在信息上存在的差异，以此探究我国在图像社交媒体开展国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Instagram中全部中国媒体账户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笔者选择以CCTV-NEWS和People′s Daily这两个表现较为出众、已在平台上吸引了一定规模关注人数的账户作为中国媒体的样本来源B23，并以CNN和NYTIMES作为美国媒体样本来源作为对照。在具体内容的样本选择上，以周为抽样单位，对这4个媒体账户在2016年6月和7月所信息内容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获得2个周的样本，总计样本信息330条。B24经过内容分析后B25，发现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存在如下问题。
1.媒体内容生产的一般要求层面
（1）信息缺乏权威性、时效性。权威信源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是提升媒体社交账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标明信源可以提升账户自身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但是，这一点却被Instagram中的中国媒体账户所忽视，致使中国媒体账户所信息在权威性上落后于美国媒体。在CCTV-NEWS所的信息中，仅有30%（9条）明确指出了信息来源；而People′s Daily账户仅有7%（12条）的信息标注了信源。反观CNN和NYTIMES，其的大部分信息都有具体的来源出处，占比分别为95%（52条）和100%（79条）。在社交媒体中，账户信息时效性强弱，会直接关系到信息的可信程度，进而影响受众对于该媒体账户的权威性感知。独立样本t检验（t=2.71，df=116.847，p
（2）新闻类信息不足。就Instagram中的媒体账户来说，所的信息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事件新闻类信息（内容为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另一类为趣味性信息（反映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动植物影像等不具有新闻性的内容）。对比显示，中美媒体账户在信息的类型分布上存在着显著差异（χ2=36.28，df=3，p
2.社交媒体属性用
（1）媒体账户之间的互联程度较低。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在从属于同一媒体机构的不同账户之间展开信息的联动，可以让单一媒体账户中的部分用户将关注点转向其他账户。这种关注的转移不但可以使用户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也可以同时提升一家媒体机构下属的所有账户的受关注程度。就Instagram平台而言，卡方检验（χ2=58.972，df=3，p
（2）用户反馈程度方面中美差距明显。用户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反馈，反映了媒体为用户提供能动性、接近主体性人的潜在可能，是评价媒体传播效果的标杆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媒体所具有的传媒影响力的重要参考。在Instagram上，这种反馈主要体现于用户的点赞和评论。数据显示，美国媒体账户信息所获得的平均点赞数（12331.91次）和评论数（155.56次），均显著高于中国媒体账户（1781.53次；5.46次），中美之间差距较大。另外，用户对信息的反馈力度与信息形式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从信息收获的点赞情况来看，中国媒体所的图片信息获得的平均点赞数（1589.56次），显著低于视频信息所获得的平均点赞数（9114.80次）。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美国媒体账户中。也就是说，中美媒体的Instagram账户所的视频信息会比图片信息获得更多的用户反馈。
3.视觉表达层面
（1）人性化视觉主体展示频率较低。在利用图像进行信息传播时，对视觉主体形象的选择至关重要。这种视觉主体形象关系着传播者想要表达的传播主题，也是信息受众在对图像进行解读和解码时的主要意义来源。在考察中美媒体所的信息中，中国媒体所使用的视觉主体前三位分别是动植物、自然环境和普通民众。美国媒体对视觉主体的选择与此恰恰相反，普通民众、名人与艺术表演者、政治人物成为美国媒体的主要视觉主体内容。不同主体形象的使用，背后所蕴含的具体的内涵和意义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性。中国媒体将Instagram作为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选择了中国一些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形象作为典型形象，吸引更多的海外用户关注。在国民形象的选择上，则采用了普通的民众代替政治首脑作为主要的国民形象来源，是出于降低信息中的政治含义的考量，增加展示人物形象的“平民化”特性，以避免原有中国媒体国际传播中出现的“宣传味”过重问题。美国媒体则显示出了其对于政治生活的热切关注以及对本国发达文化体育产业的自信心。在人物形象的选择上，美国媒体使用人性化视角，来突出一些突发事件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
（2）视觉主体的色彩运用忽视跨文化性。在Instagram中，中美媒体在信息的色彩运用上也透显出差异，体现了不同的意义内涵和审美诉求。这是文化差异性在审美表达中的重要体现B26，而不同色彩的运用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而言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因此，针对异质文化使用具有特定含义的色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文化语境下的受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和理解认识，提升跨文化传播的致效性。从具体实践来看，CCTV-NEWS和People′s Daily账户使用频率最高的主体颜色为暖色调的黄色及其近似色。对比之下，CNN和NYTIMES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主体色彩则为冷色调的蓝色及其近似色。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黄色代表着高贵感与权威性，同时也具有欢乐和愉快的意义，是一种具有正面积极倾向的色彩。B27但在一些西方文化中，黄色却带有一定负面意义。如在德国和俄罗斯的文化中，黄色则代表嫉妒。B28再如，蓝色在美国文化中，被认为是代表国家共同体的颜色。但在一些东亚地区，蓝色则会被冠以冷酷和邪恶的内涵。B29中美Instagram账户在颜色使用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色彩蕴含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文化内涵。中国媒体较多使用以黄色或同色系颜色作为信息内容主体色彩，更多的是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由黄色所代表的一种权威性意义内涵，也符合其媒体自身的官方色彩。但这种色彩的运用策略，可能会在一些西方国家令用户感到不适，并影响信息传播效果。
四、利用图像社交媒体提升国际传播力的策略
通过前文Instagram平台中美账户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媒体在媒体内容生产一般要求的实现、社交媒体属性体现以及图像社交媒体视觉表达三个层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美国媒体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传播力明显弱于美方。总之，中国媒体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图像社交平台所具有的先进性来进行国际传播活动。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媒体未能足够重视新兴的图像社交媒体，也没有充分了解图像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因此，要改变图像社交媒体中“西强我弱”的传播现实，并利用图像社交媒体来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必须提高对以Instagram为代表的图像社交平台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外媒体的入驻力度，增加单一媒体集团开设账户的数量。除此之外，在账户的日常运营上，还应该注意账户信息的频率，将其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线上，避免出现“半途而废”状况，使已经获得的关注人数大量流失。从媒介进化的视角来看，中国媒体在利用图像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进一步满足媒体内容生产的专业性一般要求
（1）提升信息的权威性。如前文所述，中国媒体账户所的信息在权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无论是在对权威信源的利用上，还是在信息的时效性上，都落后于美国媒体账户。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媒体需要注意在日常的信息中清楚标注信息来源，在自身采稿基础上，多采纳一些来自国内外较知名媒体所的信息，以使用权威信源的方式提升信息的可信度。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强化信息的时效性，尽量缩小信息内容发生日期与信息日期之间的时间差，增强受众的权威性感知程度。
（2）增加视频信息。Instagram媒体账户所的视频信息比图片信息更容易获得用户的点赞与评论。从中获得的启示是，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在平台条件许可的前提之下，信息者应注重增加视频类信息的l布力度，以适应用户在信息接收时的阅读习惯。增加视频信息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中国媒体的信息获得更高的用户反馈，从而增加中国媒体的信息对图像社交平台用户的吸引力。
（3）提升新闻类信息频率。作为对外新闻传播在社交媒体中的窗口，新闻类信息仍然是中国媒体所肩负的首要职责。通过对Instagram中的中美媒体账户对比发现，中国媒体在新闻信息的频率上显得有些落后，过于重视趣味性信息。因此，对中国媒体而言，需要在新闻类信息与趣味性信息的频率间重新进行平衡，增加新闻信息的数量。在新闻信息的题材上，可以仿照美国媒体，加大时政类新闻的频率。
2.充分发挥社交媒体优势属性，增强账号与平台间的联动交流
媒体账户之间的互动性缺失，是中美媒体账户在Instagram中存在的明显差异之一。为了改变中国媒体在平台中所呈现出的“单打独斗”格局，需要增加账户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这种联系互动不仅包含同一媒体的不同账户，在不同的中国媒体间也可以进行。通过账户之间的联动交流，将单一媒体账户中的已有受众吸引到另一媒体账户当中，以一种“互帮互助”“以老带新”的方式，提升中国媒体在社交媒体中的整体用户关注人数。
除了强化同一平台内部账号之间的互联互动之外，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之间，也可通过主页设置和账户链接的方式来实现相互间的串联。这种平台间的串联并不局限于不同图像社交媒体内部，在图像社交和传统文字社交平台之间，也可建立一种互联互通的密切联系。这种平台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他社交平台中的用户快速吸引到某一新兴图像社交媒体当中，从而快速扩大媒体账户受众规模，提升图像社交账户的传播力。
3.善用图像社交媒体的视觉表达性和文化差异性
图像社交媒体的视觉化特性，会放大视觉主体在信息内容中的呈现力度。因此，中国媒体在信息时，要注重对视觉主体的选择以及对不同主体色彩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差别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在视觉主体的选择上，可以参考其他西方媒体的做法，多将镜头对准新闻事件中的普通民众，适当增加普通民众作为视觉主体的信息频率，降低国际受众对于中国媒体“宣传味”过重的负面认知。在对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视觉主体选择上，同样也要参照国际受众的喜好，从受众角度出发，多使用一些广受他国民众欢迎和认可的中国符号作为视觉形象主体。
而在主体颜色的运用上，中国媒体在日常的信息活动当中应该改变固有的色彩认知，适当了解各种颜色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代表含义，并尊重国际受众对于某些色彩的负面认知传统。在信息时，多选择一些在大多数文化语境中都蕴含积极正面含义或不具有特定指向意义的颜色作为视觉主体中最醒目的颜色，降低负面指向性色彩出现频率，适应不同文化语境中用户的色彩认知。
五、总结与讨论
提升国际传播力，从技术操作层面上来讲，需要从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介所具有的先进属性入手。笔者利用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论证了图像社交平台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证明它是进行国际传播的理想平台之一。与此同时，通过对中美媒体在Instagram中的现状进行内容分析和图像意义解读，得出中国媒体在使用Instagram进行国际传播时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图像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媒介先进性的结论。首先，在基本的媒介属性上，中国媒体所的信息权威性和时效性与美国媒体相比差距较为明显，且在信息内容的题材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分布失衡现象。其次，在利用社交媒体属性上，也存在着与其他社交平台和账号之间的交互性不足与用户反馈程度较弱的问题。最后，图像社交的视觉表达中所体现出的中美差异，说明中国媒体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较少注意到异质文化受众的文化习俗与特点，从而会在视觉主体和色彩选择上对跨文化传播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三个层面上的不足，让以Instagram为代表的图像社交媒体具有的媒介进化先进性难以在国际传播中得到充分的利用与施展。
当然，利用图像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消极影响。图像所具有的视觉吸引力可能会造成受众在信息接收时产生一种“图像依赖”，忽视文字信息所传达出的内容，造成国际传播中的信息量流失，出现理解偏差的可能。出于对图像画面美感的主观性认知，也容易造成信息者在信息时只是选择那些看上去很“漂亮”的图片，忽视一些虽然视觉美感不足但具有高度信息承载量和新闻重要性的图片信息，导致在国际传播中重现“报喜不报忧”式的传播。
除此之外，仅通过对内容进行分析和图像解读所发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媒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原因。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未来的研究应该将立足点放在图像社交媒体的用户上，需要配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来探究用户在面对图像社交媒体中的信息特别是跨文化信息时的信息接收、信息解读、理解记忆等行为上所具有一般性特征。这些研究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媒体在图像社交平台中的传播力。
注释
①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②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③熊慧：《解析国际传播研究的若干“迷思”――兼议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机制》，《新闻记者》2013年第9期。
④M. P. Clark. In Changing News Landscape， Even Television is Vulnerabl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http：///2012/09/27/in-changing-news-landscape-even-television-is-vulnerable/， 2012-09-27.
⑤D. K. Kilgo. Media landscape on Tumblr. Digital Journalism， 2016， Vol.4， No.6， pp.784-800.
⑥胡智锋、刘俊：《主体诉求渠道类型：四重维度论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
⑦史安斌：《探析全球传播变局与我国外宣思路》，《中国国情国力》2014年第11期。
⑧匡文波、张蕊：《“微”时代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4年第6期。
⑨T. Highfielda， T. Leaverb. Instagrammatics and digital methods： Studying visual socialmedia， from selfies and GIFs to memes and emoji.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atrice， 2016， Vol.2， No.1， pp.47-62.
⑩郑恩、范宇：《媒介进化论质性框架初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B11B14B16[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2、37、84页。
B12[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B13张浩达：《视觉传播：信息认知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B15崔林：《媒介进化：沉默的双螺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3期。
B17S. Allan， C. Peters. Visual truths of citizen reportage： Four research problema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 Vol.18， No.11， pp.1348-1361.
B18[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B19陈功：《保罗・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媒介进化理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B20张东：《具象传播在网络跨文化传播中的方法论意义》，《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
B21周勇：《影像背后：网络语境下的视觉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B22韦路、丁方舟：《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B23两个账户不仅在信息总量大大超过其他媒体账户，而且其关注人数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较快水平上，分别从观察初期（2015年11月）的约1.7万人和23.9万人，增长至撰文时（2016年10月）的60多万和110余万人。
B24各账户样本数分别为：CCTV-NEWS 30条，People′s Daily 166条，CNN 55条，NYTIMES 79条。
B25内容分析编码由两位双语编码员完成。随机选取33条信息，采用霍尔斯蒂系数法进行编码员间信度检验，各关键变量的信度指数均高于0.7。
B26Mubeen M. Aslam. Are you selling the right colour？ A cross-cultural review of colour as a marketing cue.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2006， Vol.12， No.1， pp.15-30.
Facebook这类的社交网络兴起之后，热闹的社交媒体成为互联网广告的新选择，但是，社交媒体并非只是为广告主增加了一个新的传播渠道而已，也绝非将原有的营销模式移植到社交媒体平台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实际上，社交媒体为不断演进的数字化营销模式提供新的驱动力，而这次通用与Facebook之争，也正是根源于此。
通用汽车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力，希望在Facebook上投放巨幅的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网页广告，而这一提议遭到了Facebook的拒绝，理由是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平台不适用这种大幅冲击力广告，会大大影响客户体验，Facebook希望维护在网络社区中温馨互动的气氛。
Facebook的坚持传递了另一种声音，广告主是否真的找到了适合社交媒体平台的营销方式？
研究公司WordStream的调研结果证实，Facebook网站上的广告点击率要低于一般互联网或谷歌。这说明，在Facebook这类的社交平台上，人们不喜欢干扰性的广告。社交媒体平台需要一种新的营销模式，能够结合社交媒体平台的优势，提升营销效果。要理解社交媒体的独特优势，善用这一优势，品牌商才能够找到合适在这一平台上广告的新方式。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十年后，关于“精准、互动、效果可衡量”是互联网营销中不断演进的概念。从最早出现能够以点击量衡量的Banner广告，最后也被揭示为新的广告黑洞——80%的点击量是由20%喜欢在网络上闲逛的宅男出于好奇贡献的，这些不是广告主希望购买的点击价值。而今年，在互联网营销已经延伸到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如何更“精准、互动和可衡量”依然是营销界的新挑战。
讯：在企业之间B2B营销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社交媒体变成寻找新客户和向企业客户推销的有效而低成本的渠道？说实话，社交媒体是一项很耗费人力的创造性工作，大多数销售团队都没有兴趣。
具体到IBM，其委托第三方做出的买家偏好研究显示，有75%的受访者说他们今后很可能使用社交媒体来作为购买决策的参考。因此，IBM北美区内部销售团队决定将社交化销售整合到商业模式中，通过整合社交媒体增加内向式的拉式营销。
面对社交媒体需要大量内容和人力、时间的问题，IBM首先搭建社交营销框架。他们启动了“聪明的聆听”项目，先是选定非常数字化、适合社交化销售战略的云计算部门为对象，为7名云计算销售代表开设Twitter和LinkedIn账户，之后，确定IBM内部所能够拥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第三方分析师和行业专家的研究及白皮书等资源，将这些资源放进营销部门设计好的社交营销日历中，事先写好介绍文字副本和正确的bit.ly链接，载入RSS流，这样销售代表可以通过查看RSS更新，轻松找到关于云计算的最新内容，传到社交媒体以及他们在IBM网站上的最新个人页面，同时他们也可以对文字内容进行相应编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一对一的个性化信息。
对云计算产品部6个月的社交化销售试验成果显著。7名销售代表在LinkedIn上的直接追随者从最初的535名增加到3500名，他们的影响力(追随者的追随者)也从5.4万增长到130万人。现在所有1700名IBM北美区内部销售代表都经过培训，掌握了社交化销售的工具，公司正准备将此计划推广到别的区域和其他数字品牌。(来源：《成功营销》)
这类内容通常是由用户随手拍摄的照片和与之相关的评论组成，往往包含了对线下生活中的商品、品牌、实体商店的点评。这些信息正是商家所梦寐以求的，“吃货”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臭美便有了用武之地。
毫无疑问，这类用户原创内容是对商家在线上发起营销活动的重要参考，也是监测社会化营销效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创业公司V enueSeen注意到了商家的这个潜在需求，适时地推出了一个以照片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化营销效果监测平台。(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目前有很多社交网络应用程序，比如Facebook、Path、Foursquare等可以让用户发表评论、上传图片、书写轶事。根据V enueSeen的介绍，当商家订阅了该公司的服务后，V enueSeen的照片识别工具，会事先从大量分享照片中，筛选出那些在商家所处地理位置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通过Instagram、Four-square、Foodspotting或Facebook再度分享，V enueSeen则会将附有照片评论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图表报告的形式发送给商家，获取商业价值。商家可以借此了解自家商品、品牌的美誉度、营销活动效果等重要信息，还可通过这些反馈，开发、完善自家产品或修正公司的线上营销策略。
Ven u eS een创始人B rianZuercher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图片的传播效果更能反映出品牌在社交媒体上体现的价值，“至今，普通用户并不能搜索那些含有地理位置标记的Instagram照片。而现实是，与消费零售场所相关的照片和评论正好反映了它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与身份。V enueSeen的出现则是要帮助小到街边店铺大到连锁卖场的商家去随时掌握自身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
现在，有人猜测类似这样的信息，其实已经被各社交网络旗下的团队大量收集分析。或许一些商家自己也在做类似的信息收集。但是不管怎样，只要商家们对这些数据感兴趣，一些人就应该被雇佣，来做这件事。
收费方面，目前用V enueSeen监测一个地点(商场、酒吧、博物馆等)的照片的费用是每月2 0美元；监测地点达到五个，则需每月支付4 0美元；如果商家还想监测更多的地点，则需与V enueSeen协商具体的服务订阅费用。(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有分析人士怀疑这样的监测服务能否被允许，装进刚刚被Facebook收购的Instagram.其实，如果这种以照片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化营销效果监测模式，能被Instagram视作获得收益的好途径，是否会发挥出更大价值呢？(来源：《南方都市报》)
《全球社会化媒体营销行业研究报告》
社交电视的发展
2009年1月20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通过脸谱（Facebook）社交网络直播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这是社交媒体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社交电视的开端。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观看电视节目。
“近3年来，全球有超过1000家公司在从事与社交电视相关的业务，包括平台建设、运营、数据分析、广告、技术提供等。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20多家初创公司获得了总计超过3亿美元的风险投资，预计在5年内会形成超过12亿美元的收入规模。” ①
国外的社交电视应用正如火如荼地稳步发展着，国内社交电视也开始初现端倪。国内社交电视应用主要有： “新浪看点”、“火花电视剧”、“微看电视”、“卫士通”、 “蜗牛电视”、“电视粉”、“TV-time”、“电视E族”、“Tazai-电视互动”、“Dopool”手机电视等。
社交电视的定义和传播特性
（一）社交电视的定义
何谓社交电视？百度百科的定义是：所谓社交电视（Social TV），就是将社交媒体（例如Twitter和Facebook等）同电视进行无缝地结合，让电视成为社交媒体的重要终端。
维基百科的定义是：社交电视泛指能够在看电视（或电视内容）情境下支持传播及社交互动的任何技术，并包含能够研究电视相关的社交行为、装置及网络。社交电视系统在电视内容的基础上，直接透过屏幕或其他额外装置，可整合语音传播、文字聊天、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电视推荐、收视率调查或视讯聚会等服务。
根据社交电视的传播特性、发展现状和趋势，笔者认为：首先，在电视和社交两个元素中，社交电视的核心是电视，即以社交工具挖掘和提高电视的媒介价值，从而实现商业价值。其次，社交电视应从电视的娱乐效应出发，解决电视信息的延伸、深度交互及其分享和实现突破时空的个人频道三大问题。
社交电视的传播特性和效果，可以为这一定义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二）社交电视的传播特性和受众需求
根据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分类提出的“热媒介”和“冷媒介”概念：“‘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收者不需要动用更多的感官和思维活动就能理解。‘冷媒介’传递的信息少而模糊，在理解之际需要更多的感官和思维活动的配合。”②
电视节目提供的信息的特点是零碎、模糊、空间大，这些特性使受众可以形成潜在或者实在的互动的话题增多。微博等社交媒体附加的碎片化信息更需要观众填补信息，形成互动，从而使受众获得自我实现。因此，就媒介分类而言，电视和社交媒体同属“冷媒介”范畴，这为社交媒体和电视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就提供的服务功能而言，“娱乐性”则是电视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共同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媒体和社交媒体间还有超强的互补性。由于新兴媒体的发展，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传统媒体的受众流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传统媒体时代，受限于技术手段，人往往是适应和改造技术；而进入新媒体时代，人需要以规则设计制造需要的媒体。简而言之，进入新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需要个性化的媒体。这就需要电视媒体解决电视信息的延伸、深度交互及其分享和实现突破时空的个人频道三大问题。
社交媒体或许可以解决这三大问题，并正在“不自觉”地介入。伦敦奥运会即是一个典型案例。北京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早8小时，多数人不可能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这时社交电视往往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社交网络不仅是公众了解奥运信息的手段，更是公众评论奥运事件的平台。西方媒体质疑中国泳将叶诗文优异表现、亚洲羽毛球运动员“让球事件”、澳大利亚赛艇运动员醉酒等话题，都会有大量的民众通过社交网络来传播、讨论。
伦敦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发言人呼吁，现场观众比赛期间不要发送非紧急短信和Twitter消息，因为这类消息的发送导致通信网络不堪重负，影响电视转播。这一方面是“社交奥运”对通信网络质量提出考验，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社交电视的机遇？
以下调查显示：在日常生活中，社交电视也有着广大的受众或潜在受众。
英国的被访者中：72%的观众在看电视时使用Twitter，56%使用Facebook，34%使用移动应用（Mobile Applications）；62%的被访者同时使用三者。③
美国的被访者中：70%的平板电脑用户和68%的智能手机用户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使用手中的移动设备。④
中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中：87%的用户会同时使用互联网和电视；77%的用户相信社交媒体会增强品牌吸引力。⑤
问题与展望
（一）我国社交电视遭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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