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3 09:24:45
导语：在全球贸易治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新环境意味着新的战略机遇。
未来，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会是怎样一个地位？有学者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我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如果中国能成为领导者，这无疑是很振奋人心的。但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更好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可能更符合自身实际，也更符合全球治理的要求。在贸易自由化、气候变化治理等方面，中国都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慎用“领导者”的定位。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分别由美中主导的贸易协定：TPP和RCEP。首先看TPP，美国即将要退出的TPP，其实设计之初不仅是一个区域贸易安排，也是美国借助这个平台制定了新一代的经贸规则，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一些措施，从经贸规则角度来看，不得不承认TPP是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自贸协议。
虽然RCEP从涵盖的总人口来说超过了TPP，但如果从经贸规则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还不能说RCEP是一个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安排。像RCEP这样的区域贸易安排，还是要强调成员之间的舒适感，不能让成员感受到压力太大，因为一旦成员压力太大就会导致谈判特别难，而且谈判以后可能还有很多负面的问题。
TPP的搁置是不是一定会转化为RCEP的机遇呢？我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RCEP的吸引力确实会进一步提高，但是16个谈判成员各自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推进RCEP谈判仍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如果想要更好地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首先要有一些更加符合全球治理演变的理念。
西方大国过去强调比较多的是自由贸易。但自由贸易在推动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等负面效应，而且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美国人现在特别强调公平贸易。很多人把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对立起来，我个人认为这两者其实不是对立的关系。
全球治理的目的应该是增强全球经济的活力，使所有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全球经济增长的机会，实现全球共赢。
世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世界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巨大红利，获得了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实现了长时期的高就业、低通胀，享受着高度富足的生活。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发展的机会，由于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使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国也大受裨益。
全球化来势凶猛使全球经济版图逐渐改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的“新兴经济”的崛起。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向高盈利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解除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恶化之忧。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膨胀，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为追逐低成本高利润也不可避免地将某些蓝领就业机会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切都是市场力量所驱动，本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理由。但工业化发达国家有些政客对全球化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爱的是那巨大的红利，恨的是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心态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富足了还想更富足，让他们分担一份结构调整的义务，使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的机会，那就一百个不愿意。这就是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基本原因。从战略上考虑，他们担心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从而失去主导权。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世界经济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七国集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何谓全球治理说到底就是七国集团共谋对策防止全球化影响工业发达国家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方式。
七国集团依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着全球经济的方向，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新兴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全球经济活力之所在，全球市场扩展之源泉。全球治理要有全球的治理方式，全球治理应该更加民主，更加公平，充分考虑全球经济利益，而不仅仅是七国集团的利益。当前的紧迫任务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9月25日下午召开的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第四分论坛聚焦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治理与改革创新。与会嘉宾围绕构建全球金融治理新型构架、“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支持及风险管控、新国际贸易安排框架下的国际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交流，并提出了体系化建议。
建立有助于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回顾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指出了现行金融治理体系的缺陷，分析了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对全球金融改革的重大意义，认为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要适应全球化多极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是要构建“5+1”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即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英国五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指出“5+1”各方要定期召开会议，加大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力度，及时化解各种潜在风险，有效减轻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二是要推动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落实，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程度。三是要改进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完善包括SDR定值和发行方式，扩大SDR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和危机救助中的使用，扩宽SDR作为计价单位的使用范围。四是要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全球多边开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完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方面，徐洪才认为，全球金融监管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统一、完整、具有前瞻性的监管体系，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框架，也包括微观层面的监管制度，形成以三个层次为主的监管体系：一是知识体系，二是统一的监管框架，三是全球性经管主体的协调机制。
建立与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指出，美国积极主导TPP及TTIP的目的在于重返亚太，主导全球新规则，同时抑制中国的崛起，但TPP的高标准很难转化为全球统一标准，发展中国家尤其难以适应。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继续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自贸区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进程，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稳妥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支持正在形成的新增长极，加大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2025、现代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坚持以开放理念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在应对世界经贸新规则的试验推广方面，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卢进勇认为，中国应该在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等自贸区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完善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建立起高标准的环境保护、劳工条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提高措施有效性，加强对债券市场的风险防范
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通过数理模型分析指出，当前结构性债务问题较为突出，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债券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相较于《巴塞尔协议》等银行业国际标准体系，债券市场上的风险防范机制十分薄弱。为加强债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建设，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要坚持去产能，打破刚性兑付，建立合法、合规、透明的破产清算制度。其次，减少企业税费负担，推行低利率和稳信贷的政策组合。最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市场准入标准，鼓励公平竞争，减少行政干预。
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指出，应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失衡问题，推进全球经济治理。首先，重新审视扩张性需求政策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作用，将推动结构性改革作为长期的政策重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失衡，扩张性需求政策仅能在内起到逆周期作用，而真正使全球走出危机还要依靠结构性改革。其次，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在全球化框架下实施反垄断，打击裙带资本主义。最后，要重新考虑教育的作用。提升教育水平，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力收入占比。
创新国际融资模式，打造多层次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何伟文认为，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通过政府间合作、政府贷款支持大项目建设，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基础设施风险、管理风险和债务风险较高，急需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首先，应使PPP逐步成为项目融资主要方式，在政府参与贷款的同时寻求国内外的社会资本参与。第二，广泛吸收世界优秀金融资源，实现融资模式多样化，积极吸引知名跨国公司参与联合投资，注重利用阿拉伯国家丰富的银行资源，建立灵活多样的商业银行联盟或中东发展基金。第三，梳理双向思维，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起点，关注沿线国家短期、中期、长期的发展诉求，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有效降低风险。
一、按照IMF的标准已发生了三次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概念。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他说，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
对照IMF的说法，近代以来共出现过三次全球经济失衡。首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进入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大幅贬值，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占GDP比重维持在零水平上下波动。第二次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一度到达-3%至-4%，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则在此次周期中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至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再次回复到零水平。第三次始于九十年代中期，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和净外债余额攀升，顺差国转移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2007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必须指出，这三次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国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都是主要表现。
二、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关情况
第一，美国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和庞大的净对外债务余额是本轮失衡的突出特征。当今全球经常账户赤字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其经常账户赤字约占全球赤字总额的3/4。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8026亿美元，与GDP之比为-6.02%，2007年略有下降，但仍然达7180亿美元。同时，美国净对外债务余额也在不断增加，1996-2010年，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从3600 亿美元升至4.3万亿美元，净对外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达30%。
第二，中美贸易失衡是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也持续扩大。按照我国海关统计，2008-2010年我对美顺差分别为1709亿美元、1433亿美元、1812亿美元，比1993年的6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27倍、23倍和29倍，相对2004年的877亿美元也增长了1.9倍、1.6倍和2倍，扩大趋势十分明显。据美方统计，中国自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2008-2010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2680亿美元、2269亿美元和2731亿美元，分别占美国全部对外贸易逆差的33%、45%和43%。
第三，2007年后全球经济失衡出现拐点。主要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好转。2007-2009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分别为-5.18%、-4.91%和-2.95%。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从8201亿美元降至5036亿美元，减少40%。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达到峰值，为10.61%，2008-2010年持续下降，分别为9.4%、5.96%和4.99%。贸易顺差从2007-2008年的2643亿美元和2981亿美元下降到2010年的1831亿美元。
三、对全球经济失衡成因的分析
当前，西方学者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三种。一是“储蓄说”，东亚国家储蓄率高而美国储蓄率低，美国利用美元优势向世界无限制借款。美国尤其强调德国和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大量流入美国，推动股市繁荣，造成美国储蓄率下降和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说”，东亚国家通过压低汇率和资本管制，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美国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欧盟和巴西等指出更强势的人民币汇率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三是“分工说”，经济和外包全球化使工业国家将制造业转移或者外包给成本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扩大了全球贸易不平衡。我们认为，这三种解释都有片面性，认识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多重视角。
1. 储蓄―消费失衡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内在基础。根据“储蓄缺口=经常收支缺口”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外部不平衡是内部不平衡的反映。美国1966-2009年储蓄缺口累计达8.1万亿美元，与同期经常项目逆差基本相等。美国总储蓄不足主要是因为政府储蓄长期为负，目前财政赤字超过11万亿美元；美国居民储蓄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下降，相应地美国居民消费率持续提高，消费信贷超过2.5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东亚经济体消费率普遍偏低，日本比欧美低10个百分点，我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东亚储蓄率高达30-50%，出现了储蓄盈余。综合来看，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是贸易逆差的内因，东亚地区储蓄盈余是顺差的内因。由于市场经济是消费决定生产，“买”决定了“卖”，如果美国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东亚就不会提供相应的产品,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
2. 国际分工格局是推动国际经济失衡的外部条件。近年来国际分工发生新变化，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分工：一是产品内分工或垂直专业化分工，发达国家的制造与服务环节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既导致顺差的国际转移，也增大了贸易失衡规模，大量“中国制造”其实是“东亚制造”、“外资制造”和“加工贸易制造”，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顺差分别占顺差总额的130%和65%。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工。美英的金融与服务业优势与部分国家的制造业优势相结合，世界出现了美英输出金融服务产品、东亚与德国等出口制成品的分工模式，货物贸易逆差大国同时是服务贸易顺差大国。这种国际分工既有互利、自愿的一面，也有不对等、不均衡的一面，发达国家占有绝对优势、位于国际分工高端，发展中国家位于低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下，相当于发达国家主动失衡、发展中国家被动失衡。
3. 国际货币体系是产生国际经济失衡的体制性因素。美国贸易逆差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而不必担忧支付问题，主要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全球贸易的2/3以美元计价，全球累积的外汇储备约2/3是美元，这些美元又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债券，相当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也就是“国际资本流动失衡”。比如，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扣除美国对华投资后，我对美“资本项目逆差”超过1.1万亿美元；同时，美国对外净债务高达4.3万亿美元，占GDP的30%。这样，出现了全球商品流与资本流的“双循环”及“国际环流”：即美国贸易逆差东亚和石油输出国顺差的“商品流”；美国出售各类债券和吸回美元其它国家消化外汇储备和购买美国债券的“资金流”，形成了“美国生产美元、别国生产商品、二者相互交换”的格局，这实际上是“穷帮富”的循环。
4.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是产生国际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当前的贸易、资本失衡也源于世界总供求不平衡。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结合，世界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需求偏低，世界总需求相对不足。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国家20%人口和最贫穷国家20%人口的收入差距，1960年为30倍，现在扩大为85倍左右。国际缺乏像国内一样的收入调节与再分配机制，即使要求仅占国民总收入（GNI）0.7%的官方发展援助，多数发达国家也到不了位，如美国2008年外援仅268亿美元，不到国民收入的0.2%，只占其国防开支的1/24。贫富差距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不得不倚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使商品、资源、资金和人才都流向美国。
四、对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走势判断
2007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再平衡的积极迹象。但是，由于美元为本位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位于全球经济失衡中心的美国难以真正承担起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责任。原因如下：
1. 美国不可能纠正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经济以“消费导向型”为主要特征，居民消费是美国经济的支柱。2007年，美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是69.8%。金融危机后，投资减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反而进一步上升。2008年达到70.1%，2009年达到71%。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居民储蓄率为5.2-5.8%之间，2010年一季度下降为3.4%，二、三两个季度也不过上升为6.3%和6.4%。美国政府提高储蓄率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一种愿望。消费―储蓄结构的根本性调整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2. 美国不可能改变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服务业占美国国民经济的80%，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美国经济的特殊现象。美国提出所谓“再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翻一番的出口战略，试图改变这种经济结构。但是，美国依靠调整经济结构来恢复增长的努力是十分困难的。其原因在于，美国难以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解决供给来源，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国内劳动力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也绝非易事，除非美国大幅度放宽移民政策，大量吸收国外劳工。
3. 未来几年美国财政赤字不可能真正削减。削减财政赤字要付出社会成本，如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减少工资和福利，要承受罢工和社会动荡的风险。而这都是美国政府无法承受的调整成本。美国不可能为了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退出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预测，美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在2015年前呈上升趋势。
4. 美国利用美元贬值化解不平衡已成惯性。综合三次全球经济失衡来看，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中，美国贸易账户变化已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
五、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当前，各国围绕全球经济再平衡责任分配、量化指标选定以及推进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讨论正在推进的过程中。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考虑，我们要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
第一，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参考性指南制定工作。纠正外部失衡需要二十国集团各国共同努力，量化指标的制定要考虑各国所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要强化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要求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过结构改革解决自身在增长就业和贸易失衡方面的问题。科学评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外关联效应，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良好形象的高度出发，主动承担与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第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当前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要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调控的方向完善，改变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独大”的局面，形成一篮子货币共同竞争的格局。各国应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促进全球金融稳定。
15年倏忽而过，“与狼共舞”的中国，今天不仅成长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并且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捍卫者、改革者、领导者。
15年间，“入世”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对市场的拥抱，以及市场对中国的认可。
据中国复关及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相关谈判时，从美国到欧洲的每一个代表都逼着中国人“承认”自己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在对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不断深化，正是中国践行市场经济道路的最好例证。
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发展尚不成熟，接轨的阵痛可想而知，但中国在履行承诺方面堪称表率。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到2010年1月1日，关税总体水平由此前的15.8%降到9.6%，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履行完毕，甚至还逐步取消了400多项非关税措施；贸易投资方面，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过渡到“登记制”，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在华设立代表处，外资银行可以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
如果说中国企业15年来经受住了“与狼共舞”的冲击，中国市场和政府也经受住了“引狼入室”的考验。可以说，在接受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秩序方面，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
随着市场准入与开放程度显著提高，机遇与发展也因此不期而至。“入世”15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约7.6倍，进口额增长了近6倍，从世界第六大贸易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需求”愈发显得耀眼。党的十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已经连续3年高于GDP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逐渐提高。2015年中国出境人数为1.2亿人次，境外消费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而201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超过13%，堪称世界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客观全面地观察，就能看清楚中国对全球贸易的贡献。世贸组织对中国的第六次贸易政策审议刚刚结束，增速有所放缓的前提下，中国改革步伐依然蹄疾步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放新举措、“一带一路”倡议、自贸试验区探索等，都得到了成员的高度肯定。特别是2016年，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无论是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早日实施，中国为多边贸易体制建设提供的领导力有目共睹。
不久前，中国企业家郭台铭以“为您生产iPhone的那个人”为名，给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写了一封信，详细分析了在全球市场的配置下，实干的企业如何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秘密。
走过15年，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世贸组织规则里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和判定标准。这个概念肇始于冷战时期，起源和存在于个别成员的国内法中。从海尔到海信、从联想到TCL，从华为到大疆，15年间，不少默默无闻的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摔打成了世界品牌，市场已经给了他们应得的地位，再想把市场贴上的标签撕去，不仅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定和精神，也违背市场规律本身。
入世15年来，中国一直切实恪守世贸M织规则，积极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为此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改革，实施了大量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措施。
15年来，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承诺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了全部进口配额和特定招标管理，打破了外贸经营权的垄断，开放了金融、运输、物流等100多个服务业部门，连续8年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并对33个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
中国审查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修改了不符合WTO规则的条款，增加了WTO规则所要求的内容。为确保国内政策和WTO规则的一致性，2014年6月，中国政府更是创立了贸易政策合规工作机制，共对近千件贸易政策进行了合规性评估。
受益于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中国在短短15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远超预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官方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96万亿美元，约为入世前的8倍。
“如今，中国正在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推动者和倡导者。” 赵萍说。
中国从WTO中受益，也为WTO其他成员提供了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军者。若无中国贡献，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衰退将更深重，亚洲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困难。
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从进口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由0.24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球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1/10来自中国需求的增加。
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称，中国的加入让WTO更强大、更有活力。吸收中国，是WTO向“全球成员制”与包容性迈进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区域自贸协定越来越多，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升温。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出口也面临关税成本增加、出口企业频遭“双反”调查等严峻挑战。
是WTO已经过时了，还是贸易全球化走进了死胡同？显然都不是。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仍然依靠WTO规则体系来维护，WTO的作用和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但推动WTO的进一步改革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共识。
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WTO是唯一的全球性贸易组织，中国应继续坚定支持WTO，积极推进多边议题谈判。同时，应继续推进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发出推进全球化的积极信号。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张莉也认为，中国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坚定倡导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所谓的逆全球化很难成为一种趋势，只是一种局部的躁动。
面对全球贸易治理制度框架和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演变，中国一直在探索。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规划，还积极寻求和贸易伙伴谈判和签署双边或区域贸易协议。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签署12个双边FTA及一个升级协议，并正在谈判8个双边和区域FTA。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正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变革开拓新空间。
“今后，在多边贸易领域，中国还会继续加大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
15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促进中国外贸发展和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加速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过去的15年，中国一直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实现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在外界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大赢家”。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对此分析，中国入世15年取得的成就体现为“三个提升”。
一是能力和实力提升。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二。同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改善。
二是整合能力提升。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2012年，中国就已成为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三是话语权提升。入世之初，“接轨”、“对标”是中国政府部门和业界的高频词。“那时我们的话语权非常弱，像一个小学生在努力学习世界规则。”但2012年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已经从自由贸易规则的学习者、跟随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推动者和倡导者。”
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5年这一数字为3.96万亿美元，约为入世前的8倍。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莉也认为，入世15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力量增强，逐步向强国迈进。以电子商务为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经济体，电商交易额年均增长高达3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7亿，手机数量达6.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4.48亿，网上支付用户也达4.55亿。同时，电子商务交易额在“十二五”期间增长了4.6倍，且保持着30%的年均增长率。值得特e关注的是，跨境电子商务近两年来也在飞速发展，其在中国外贸的总体占比已达到20%。目前，中国已有5000多家跨境电子商务平台，20余万家企业参与了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
当然，15年来，中国不仅凭借自己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以自身发展贡献世界，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世贸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用过去15年的经历告诉世界，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可能带来怎样巨大的发展和繁荣。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贸易体量的双增长，也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15年来，中国受益于开放的发展，也因开放给世界做出了更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1456.7亿美元，并超过同期中国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投资金额超过了招商引资的数量。现在我国对外投资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度也从0.03升至0.6个百分点。
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球资源密集型国家的增长，1/10来自中国需求的增加。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持续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货物和服务，促使很多国家的经济趋于稳定并实现复苏。从进口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由0.24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指出，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仍然依靠WTO规则体系来维护。今后，中国在坚持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要积极构筑面向全球自贸区的网络，通过自贸区网络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加大投资和服务行业的开放。
（一）我国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服务业是我国相对落后和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我国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未来GDP的增长、就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相当程度上要靠服务业，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已成为增长最快的部门，成为新的增长点。而在我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的滞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制约了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制约了市场的有效开拓。
（二）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商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商务服务业（CommercialServiceIndustry），又称“商业服务业”，是与WTO关于服务贸易12大类分类中的商业相对应的一类服务产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在乌拉圭回合中期审评会议后，在对以商品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服务贸易统计和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的要求，提出了以部门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方法，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WTO成立后，继续了这一分类标准。商务服务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主要指在商业活动中涉及的服务交换活动，既包括个人消费的服务，也包括企业和政府消费的服务。具体细类分为：专业性（包括咨询）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不动产服务、设备租赁服务、展览治理等其他服务。目前商务部所主管的服务业主要是与商务直接相关的服务，这些服务业可以统称为“商务服务业”。
实际上，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无论对外贸易行业还是国内贸易行业也，都属于服务业或第三产业范畴。虽然由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但WTO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公认的一种分类办法，国内由国家统计局最新修订的行业分类标准，对第三产业的分类虽然仍有计划经济色彩，但也比较接近WTO的服务分类标准。鉴于上述服务业非凡是一些新兴的服务业需要大力发展，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性，从体制上看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主管，需要政府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实施治理，因此，商务部应该是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行业主管部门。
（三）会展业等商务服务业既是商务促进的重要载体，更应被看作是重要的服务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会展业、信息服务业、研究与咨询业等商务服务产业本身的功能与商务促进的宗旨有很强的同一性，一直被作为重要的商务促进载体。这些商务服务业不仅自身在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创造产值与效益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且由于它直接为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直接促进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并且有着很大的“乘数效应”，客观上对促进商务发展发挥着非凡作用，因而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普遍介入。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些服务业首先应当被当服务产业来看待。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这类商务服务业在被作为载体开展商务促进时引入市场机制，既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商务促进的效率和水平……
（四）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赖于相关治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能否有效开拓市场也是经济快速增长能否得以实现的要害。无论是开拓国内市场，还是开拓国际市场，都需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而我国物流产业落后，信息系统不发达，严重制约了市场的开拓。
当前，服务业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已经快于实物贸易的增长。1997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1980～1995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8.4%，而同期实物贸易年均仅增长5.2%.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竞争正在从产品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将逐步开放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的开放将对国内服务产业提出严重的挑战，大力发展服务业，也是迎接这种挑战的需要。
二、改革基本思路
（一）改革理顺商贸、商务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加快商务服务业发展，要害是要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从治理体制、法律环境、人才战略、市场机制等方面加快改革进程，为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1、推进产业化——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是国家要把信息咨询、治理咨询、研究与开发、翻译服务、展览治理服务、会议服务、广告服务、市场及公众观点调查、公共关系服务等发展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对待，进一步明确商务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应根据不同服务产业的不同情况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包括拟订行业发展规划，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加强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向企业及时提供相关行业与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适当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探索政府资金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商务服务业投资机制；制定商务服务业在用电、用水、土地使用、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等等。
三是要支持建立商务服务业行业同业商协会组织，制定相关商务服务业行业服务指标体系、规范和标准。
2、推进市场化—完善市场机制，增加竞争主体，鼓励公平竞争
一是要加快立法进程，重点完善展览业、物流业、旅馆业等商务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规范政府行为，另一方面规范市场行为，形成有序、有效的竞争环境，解决市场无序、恶性竞争等问题，建立有利于商务服务业非凡是发展的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快培育研究顾问服务、会议展览服务、翻译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治理咨询服务、市场研究及公众观点调查等新兴服务服务行业的市场主体，非凡是要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多种形式参与商务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
三是要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与政府职能转变及事业单位改制结合起来，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培育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需要的微观主体。营利性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非营利性机构也要面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商务促进体系中面向促进对象提供的信息咨询、市场调查、贸易展览、专业培训、技术辅导等许多服务项目，可由政府直接推荐有良好经营资质的研究机构、市场调查事务、会议展览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商务服务机构进行商业化服务（如服务市场较成熟，政府也可不必做任何推荐，由企业直接面市场即可），服务项目完成后再由政府对相关企业予以认定资助。
四是要加快形成统一的适用于内外资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
3、推进国际化—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努力扩大服务出口
加大商务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应与国际化配合起来，相互促进、互动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促进传统服务产业的改组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形成新的科学的营销方式和业态；二是要大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引进先进治理和优秀人才，带动服务业水平提高，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废除或调整那些与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务服务业走向国际的规定和做法，制定鼓励服务出口发展的相关政策，规范服务业出口的法律、法规。考虑对服务业出口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三是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并购等方式扩大服务业对外投资；
四是要加强人才培训。通过举办学习班、辅导班、研究班等加强培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改革理顺服务贸易的治理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而加快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有效的措施，因此，要抓紧理顺服务贸易治理与促进体制。
1、明确服务贸易主管部门
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贸易大国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宏观治理都是明确由同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如美国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德国经济部等。而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已经高达800亿美元，但是服务贸易的主管部门实际上一直未完全明确（本届政府商务部的“三定方案”仍没有明确这方面的内容）。当前的体制是，商务部主要负责服务贸易的国际多边谈判、对外事务协调、服务业利用外资政策等事务，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的治理，其余服务贸易事务分属几十个相关部门。相应地，服务贸易战略发展规划、服务贸易立法、服务贸易业态划分标准、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等涉及服务贸易发展的重大事项，一直未能得到研究落实。因此，尽快明确商务部作为我国服务贸易治理与发展的归口部门已是当务之急。目前商务部外资司、WTO司和合作司虽然各有一个服务贸易处，但都分管具体事务，尚不足以形成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宏观治理。服务贸易治理部门明确后，建议商务部组建服务贸易治理司，加强对服务贸易的宏观治理。
2、建立国家级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
商务部对服务贸易的宏观治理主要是负责发展战略、出台进出口促进和治理政策、协调各产业在进出口环节的利益关系，参与谈判。由于服务贸易涉及的部门较多，因此，商务部的宏观治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建议成立由国务院主管副总理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服务贸易协调小组”，统筹全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政策。协调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以便推动相关工作的进展。
3、建立国家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战略
发展出口导向产业，谋求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扩大出口、进而实现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发展，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服务贸易的主体是企业，要推动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范围内、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源组合和配置。因此，国家级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建立后，首先应围绕这个方向，抓紧研究制定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在合理科学的战略指导下推动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促进服务业出口，不仅仅是贸易问题，更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为实现重点行业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在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企业竞争力提高、国外市场开放等方面应制定相关政策，发挥促进作用。
4、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和制度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逐步加快。“十一五”期间服务贸易开放的深度和广大还将进一步加大。按《服务贸易总协定》实施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制定一部统一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法》，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并据此对国内服务业造成重大损害或损害威胁时，及时采取相关的救济手段，如服务进口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等，非常必要。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中国对策
一、引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促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治理平台的诞生，即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成T中包括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G20成员的人口总量占全球的2/3，GDP占全球的85%，占全球贸易额接近80%，占全球吸引外资额和对外投资额的70%和80%。G20成员的体量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中必然发挥着独到且重要的作用。
G20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增强全球主要大国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性，因此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其中的主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影响犹在，但是其紧迫性相比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已经有所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投资作为财政、金融之外的另一个领域，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G20成员自身贸易总量、代表性和全球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外形成了一个“迷你WTO”。G20成员数量远远少于WTO，因此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的协调难度大为减小；同时，鉴于G20成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贸易投资规则方面所达成的成果实际上是代表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投资事务中的立场和观点，代表了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方向，对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G20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刺激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成为G20成员的重点关注领域。2008年以来，G20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员已经意识到G20在该领域可以有更大的作为。2015年，在中国的提议下，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确定了贸易部长会议的定期化机制，提升到与G20成员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会议同等的级别。从G20发展的历程来看。G20对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20世纪30年代欧美爆发经济危机，世界经济萧条，各国为了一己之利，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中美国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斯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平均水平高达53%，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导致全球贸易总额大幅下降70%，这种以邻为壑的短视做法严重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主要国家担心世界各国重走保护主义覆辙，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甚至如上世纪一样引发战争。因此，在2008年召开的第一届G20华盛顿峰会上，与会成员一致同意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在峰会结束后一年内避免设置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新壁垒，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历史上第一次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做出集体承诺。此后历届G20峰会中成员均明确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期限也不断延长；同时G20成员推动以WTO为平台，加强对全球贸易政策监督和审议，授权WTO等国际组织G20成员贸易保护报告，对各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形成集体压力。G20多措并举，对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功不可没。
同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以“短、平、快”为特点的区域贸易谈判兴起，各主要经济体将主要精力放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上。据WTO公布的数据，截止2016年7月1日，WTO成员通报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635份，平均每个WTO成员签署了接近4份自贸协定。一些超大规模的自贸协定谈判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全球区域性贸易谈判的兴起导致全球贸易规则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越来越严重，全球贸易规则开始走向“碎片化”，实际上是一种贸易规则层面的“保护主义”。G20成员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G20成员在历次峰会一直支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确保与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的一致性，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摒除规则的“藩篱”，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规则的“碎片化”趋势。
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通过的贸易部长声明，再次发出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明确信号，G20成员决定将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延长至2018年，具体承诺包括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逐步减少和取消已经采取了的贸易限制措施。同时，G20成员同意进一步加强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确保其与多边规则的一致性。
2、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995年成立WTO，以其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目前，WTO共有163个成员，是处理全球贸易投资事务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也是全球涵盖范围最广、规则体系最为全面的贸易规则体系。但是，2001年WTO启动多哈谈判之后，由于成员所处的发展阶段、自身利益等因素难以在如此庞大的组织内取得共识，而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又是WTO制定多边贸易纪律的基础，多哈谈判久拖未决，持续了15个年头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已经减损了WTO在制定多边贸易纪律方面的信誉。
G20成员作为WTO的核心成员，肩负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责任，这不仅符合G20成员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G20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继续支持WTO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G20成员是WTO最为核心的成员，如果G20对WTO在全球贸易投资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不认可或者存在异议，则WTO根本无法在163个成员中树立威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G20成员对WTO的支持是多边贸易体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柱，所以历次G20峰会都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会议上共同发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主体作用。第二，进一步支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积极进展。2001年，WTO启动多哈回合谈判，一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使得WTO成员对于多哈回合谈判信心继续走低。在此背景下，G20成员通过每年举行的峰会积极就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行磋商，凝聚共识，缩小分歧，为促成2013年巴厘岛WTO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以《贸易便利化协定》为核心的“早期收获”协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WTO。
尽管多哈回合在巴厘岛获得了一线生机，但是谈判仍然没有完成，G20在2014、2015年峰会上仍对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努力，寻求可能推进谈判的路径和方式。201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成员再次承诺2016年底前G20成员全体批准《贸易方便化协定》，同意持续推动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探讨潜在的、合乎各方利益的新议题谈判。
3、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
相比于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国际投资规则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并没有多边的纪律约束。因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WTO都曾尝试设置全球性的贸易投资纪律，但最终无功而返。相比于金融、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原本不是G20讨论的重点，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蔓延和影响的扩大，投资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如何在全球层面减少投资规则的障碍，增加投资政策的透明度日益成为全球主要投资输出方和接受方的重要议题。G20成员占全球吸引外资额和对外投资额的70%和80%，G20国家对于投资政策的协调也日益受到关注。
2016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上通过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政策性纲领文件，即《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无论是在G20历史上还是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确立了反对跨境投资保护主义、共同营建开放、非歧视性而且透明、可预见性的投资政策环境并且加强投资保护，确保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并且推动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承担投资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九大原则。尽管仅仅是规定了基本的指导原则且明确为非约束原则，但是却为未来G20成员就多边投资纪律的具体细则进行讨论设立了基本框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G20协调制订国内投资政策和商谈对外投资协定提供重要指导，同时为弥合国家间投资政策利益分化，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迈出历史性一步，将为促进全球投资增长提供长远制度性引领。可以预测，未来G20在协调全球多边投资政策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鉴于G20成员在输出投资和吸引投资方面的巨大体量，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领域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很可能未来全球性的多边投资规则的诞生就是以G20所指定的投资规则为蓝本。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1、积极利用G20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并引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客观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现有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持下制定的，虽然促进了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但是主要受益方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谁掌握了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未来更大的发展权。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需要平台支撑，在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贸易谈判、投资规则制定谈判无法达成共识且陷入僵局的情况下，G20成员是全球贸易投资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在小范围内就贸易投资规则达成一致再以此为基础走向多边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法。因此，G20提供了一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平台，中国必须用好、用足G20平台，才能在新一轮的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积极利用G20这个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要提出完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积极主张。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提出“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好地满足中国诉求，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中国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要坚持，用好自身的“巧实力”。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谈判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多赢”，谈判实际上是相互妥协的过程，需要主要大国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所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在坚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承担与大国相称的国际义务，积极促成规则的制定工作。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今年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通过《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就是中国积极利用G20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典范。
2、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引领规则制定的能力
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发展的趋势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减少投资隐形门槛，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谈判过程是一个“出价”、“要价”相互交锋的过程，要想获得对方的市场，也要满足对方的要价，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形成新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不断提升改革开放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这为我们对外开展经贸投资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再是一味防守，而是拥有了更多的进攻利益和诉求。
G20作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平台，面临的谈判对手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等所谓的“二十一世纪议题”方面谈判雄心水平很高，而这些领域恰恰是我们国内改革的深水区。G20与WTO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平台，在G20平台中，成员数量远远少于WTO，利于就特定的贸易投资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成员少更容易“短兵相接”，所以不能够提出有竞争力的“出价”，则很难在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方面提出有价值的方案，所以中国需要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夯实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顺应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的大趋势，这样有利于在国际贸易投资谈判中掌握主动，有利于保护中国的长远利益。
3、注重人才梯队培养，加强国际经贸人才队伍建设
关键词：社会倾销 全球化 劳工标准
近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着一种“社会倾销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普遍存在着较低的劳工标准，致使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由此造成的出口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倾销，或称社会倾销。其直接造成了工作机会从高工资、高保障的发达国家流向低工资、低保障的发展中国家，实质上形成发展中国家通过商品出口，将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向发达国家输出的现象。在此理论基础上，欧美发达国家制造出一种新的国际贸易壁垒。他们经常谴责发展中国家违反国际劳工标准，努力推动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采取各种途径将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挂钩，将国际劳工标准的要求纳入各种双边和多边贸易体系，以抵制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外贸出口大国，且外贸出口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而欧美国家正是提出和推动劳工贸易壁垒的主要国家。由于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等原因，我国的安全生产条件一直较差，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公认国际劳工标准”的要求。所以，我国的外贸出口，面临着劳工标准等问题的严峻挑战；建立在“社会倾销论”之上的劳工贸易壁垒，也必将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意欲在对“社会倾销论”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研究社会倾销问题的实质和发展趋势，为我国相关贸易政策的安排提供依据。
社会倾销问题的产生根源
社会倾销问题，是现代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过程。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资本逐利性的微观基础之上的，市场是“没有边界的自私”，竞争是市场经济铁的法则，市场经济因此具有天生的二重性：它可以保证效率的最优化，却不能保证公平的最优化。在国家内部，可以由国家政策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而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在当今相应的竞争规则等治理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必然是以资本的扩张为目的和手段，以对劳动的压制和剥夺为直接要求。可以这样说，当代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不平等性，必然存在不均衡发展这一伴随现象。
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不仅体现在国家间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形成全球化的“中心――”态势；而且在国家内部也日益暴露出来。富人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世界劳工的地位则不断地下降。工会在与资本的对抗中的弱势地位加剧，除个别国家外，各国的工会运动几乎都处在相当的困境中。劳资冲突的加剧和劳工地位的下降，使得劳工组织成为社会条款与国际贸易挂钩的积极鼓吹者。与劳工组织的活动相呼应，发达国家政府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平等优势，也直接导致了其国内的产业空心化、社会福利损失。所以，尽管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劳工组织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在将劳动标准和贸易挂钩的要求上是一致的，双方就形成了互相援引和支持的局面。保护劳工权利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全球贸易体制来奖励或惩罚某个产品。
“社会倾销论”的内在逻辑矛盾
在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分析社会倾销问题上，“社会倾销论”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更是现代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有紧密联系的四个组成部分：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O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S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与雷布津斯基定理。
比较优势原理中的最基础、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定理是H-O定理。该定理指出，各国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差异，导致了各国生产同一商品的比较成本产生差异。而比较成本的差异，正是国际贸易的原因，并且决定着国际贸易的模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将出口在其生产过程中相对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充裕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在其生产过程中相对密集的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的产品。按照这种贸易模式进行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能够促进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改善，并为各贸易国带来国内福利水平的增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不同的市场主体，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对待增长与劳工问题的平衡协调上，必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由于各国在进入市场以前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劳动市场条件、税收水平等差异也很大，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不可能完全相同。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是资本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一样的道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相对过剩，劳动报酬低，具有低劳动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存在比较优势也是很自然的。
从上述“社会倾销论”理论基础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倾销论”一方面通过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的运用，得到社会倾销导致发达国家工人失业、工资下降的结论；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发展中国家在劳动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对比较优势原理――这一国际经济交往的原则和基石的否认。所以，“社会倾销论”在理论基础上，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
社会倾销效应的科学评估
对社会倾销效应和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应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和评估。
失业率高居不下、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等等，发达国家这些社会问题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例如，高失业率的长期存在，使很多人成为长期失业者，并渐渐永久性的退出劳动力市场；国家运用不当的货币、财政政策，如在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之后，继续实行较为严格的货币政策，使失业者增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等等。同时，从发展中国家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地区转移产业有其他原因，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低劳工、环境标准，引起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并最终导致其员工失业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对发展中国家劳工、环境标准的高要求，也并不能阻止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总而言之，发达国家所谓的与“社会倾销效应”挂钩的社会问题，是诸多内部、外部矛盾综合发展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深入参与，决不是其产生的唯一原因。
虽然从理论分析上看，社会倾销与发达国家的一些社会问题，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贸易的自然壁垒、人为壁垒和交易成本等因素，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并不能成立，所以国际贸易不会促使要素价格达到均等化。
在实践上，社会倾销与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也是松散的，二者的相关性并不强。从国际贸易方面看，1995和1999年，发达国家的进口中，有70%左右的产品是来自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有近60%是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发达国家都指责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倾销”夺走了他们的市场，但以1985到1995年为例，东南亚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只有6.1%上升为8.8%，上升幅度并不大。而且这些国家出口的大多是初级产品，并不能与发达国家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发达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完全可能抵消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欧盟执委会也在1997 年报告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本身，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投资，是共同体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社会倾销问题的解决思路
解决社会倾销问题，需要在全球化治理的框架下进行。以上在对“社会倾销论”逻辑矛盾的分析中，就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依靠“社会倾销论”者提出的贸易制裁办法，不仅不可能解决社会倾销问题，而且还可能使问题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会导致“脆弱的全球化”体制崩溃。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较低的劳工标准，特别是童工问题，是与贫困相关的。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实力雄厚， 它们往往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作劳动的设备简单，如果富裕国家坚持推行在劳动标准等方面的制度统一化，坚持将环境问题作为市场准入的先决条件，发展中国家便宜的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就将丧失，南北双方间的贸易增长前景必将十分黯淡。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其经济实力得不到加强，最终导致其经济、社会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强制推行一致的“社会条款”，必将干扰自由的国际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发展中获益的机会减少，最终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问题进一步向反面转化。
对发达国家来说，比较优势原理已明确的论证了各国存在比较优势差别，并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增进整体福利水平，对贸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从消费角度看，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更加便宜的产品，相当于提高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所以，一味地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必将损害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正如著名学者巴格瓦蒂所说，试图一石(贸易条约和机制) 击二鸟(社会进步和进一步的贸易自由) 的做法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经济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产生了诸如南北差距扩大、劳资矛盾激化等各种伴随现象，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任何局部的、片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可能达到根治的目的，社会倾销问题也一样。社会倾销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劳资矛盾的激化，解决社会倾销问题，应从对资本力量进行约束入手。但在现代国际分工体系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大多集中在劳工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虽然大的跨国公司都来自于发达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议主体却是政府，其判决也是针对政府做出的。因此，若单单利用贸易制裁来解决社会倾销，相关的跨国公司不会受到惩罚，这些投资者可能会因此将其投资从发展中国家抽出，这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使对资本进行约束的愿望彻底落空。所以，劳工标准的提高，社会倾销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发展经济，而不是贸易制裁。
总之，社会倾销的核心问题是劳工标准等相关的社会责任标准，从长远看，所有国家都要实施统一的较高的劳工标准，以体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但这只是一个奋斗目标，该目标的实现，需要逐步进行，否则可能会欲速则不达。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国内相关标准，积极而又稳妥的推动与国际劳工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的接轨工作，另一方面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贸易伙伴国出于贸易保护需要对劳工标准、社会条款等的滥用。
社会倾销问题，是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不均衡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社会倾销问题的解决，必须放在全球化治理的整体框架下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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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世界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苑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贫困加剧的原因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2
不过，有得就有失。WTO目前也面临挑战，多哈回合谈判迁延十几年，至今仍未有结果。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却蓬勃发展，大有“淹没”WTO之势。无疑，WTO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WTO未来如何？与区域贸易协定如何“相处”？本刊采访了数位业内专家，倾听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之道。
二十年前的今天，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开始运作，这是国际贸易领域自二战以来最重大的一个改革，也让六十多年前没能成功建立的国际贸易组织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二十年的事实证明，世贸组织不仅促进了全球贸易自主化，为更加稳定与协作的国际关系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4年12月27日，WTO成立二十周年“国际法治与法治中国”高端研讨会暨《WTO法与中国研究丛书》首发式上，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会长孙琬钟总结了WTO成立二十年来对世界贸易的贡献。
1995年1月1日，WTO根据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下简称《WTO协定》）成立，取代1948年1月1日临时实施的GATT。WTO是世界上唯一的专门从事制定和管理国际贸易规则的国际机构，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WTO目前拥有160个成员，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7%，有“经济联合国”之称。WTO成立至今，在削减全球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过，走过20个春秋、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立下汗马功劳的WTO目前正面临着多重困难和挑战：十多年来，多哈回合谈判步履蹒跚，距离谈判结束依然遥遥无期;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议风起云涌，全球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尤其近年来出现的巨型FTA更被视为世界自由贸易“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巨型FTA有可能使美欧重新夺回正渐渐失去的全球贸易规则和经济治理机制上的话语权，这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多哈回合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难度。
WTO面临的困境提醒人们，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包容、均衡和持久的、能造福全体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与中国面对国际贸易新形势做出了调整一样，WTO需要加大自身改革，才能更好地实现其设立时的目标与宗旨。
护卫多边贸易体制“功勋卓著”
“WTO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以来WTO为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常驻WTO使团前任大使孙振宇在WTO成立二十周年“国际法治与法治中国”高端研讨会上说。的确，WTO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完整的、更具活力和永久性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诞生，在“透明度、非歧视和贸易自由化”等几大原则指导下，WTO在监督、协调、管理世界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法律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多边协议为全球贸易保驾护航。WTO的核心是各国经过谈判形成的多边协议，这一法律文件为各成员方进行国际贸易管理指明了基本方向。WTO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张月姣表示，“WTO有60个多边贸易协议，而且是一揽子协议，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WTO所有的成员都要执行这些协议，这在国际贸易的法治过程中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正是这一套通过多边谈判形成的国际贸易规则，极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也使世界各国的人民从中获益。
其中，贸易政策审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贸易政策审议是世贸组织的的重要职能之一，WTO根据各成员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确定其接受审议的频率。尽管审议没有约束力，但经常为媒体和各方广泛引用，对被审议成员的国内政策有较大影响。“在贸易政策审议制度下，你是成员，就得按照规则办，你承诺了就得执行。”孙振宇说。
正是由于对多边贸易政策的维护，通过执行决议，WTO有力推进了经济的全球化，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数据显示，1994年，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近11万亿美元，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46万亿美元，WTO成员的数量也从GATT时的23个发展到现在的160个，其中发展中国家占到四分之三。
争端解决机制筑起护卫多边贸易的堡垒。根据WTO成员的承诺，在发生贸易争端时，当事各方不应采取单边行动去对抗，而应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寻求救济并遵守其规则及其所做出的裁决。争端解决机制为各成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争端解决平台。
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的“皇冠明珠”。争端解决机制分为磋商;斡旋、调解和调停;专家小组程序;上诉程序四个阶段。根据争端解决机制，WTO不仅允许成员单方面将争议诉诸WTO机构，同时对于不执行裁决的成员，申诉成员可以对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WTO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包括三种方式，一是修改措施，二是提供补偿，三是提供贸易报复。特别是贸易报复，这是一种强制执行力，不执行WTO就授权胜诉方报复。事实上，WTO裁决的执行力是好的，裁决得到了成员的普遍尊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商务部条法司前副司长杨国华对本刊记者说。
截至2014年12月12日，WTO已经受理了486项案件。大量争端在双边磋商阶段得以解决，有的争端在争端解决报告通过之前被诉方即撤销或修改了被裁决违反义务的措施，有的争端在争端解决报告通过后立即撤销或修改了不符措施，大多数争端或建议经过合理期限（3-15个月）后得到执行。总的来说，争端解决裁决的执行效果被公认是良好的。
由于争端解决机制在原则、程序、执行等方面的较高要求，“等于给争端解决机制装上了牙齿。”北京大学国际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对本刊记者说，“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尤其是保护中小国家的利益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争端解决机制，这些国家在跟贸易大国发生贸易纠纷的时候，只能甘拜下风，其利益很难得到保障。但是有了争端解决机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由于程序的公正，在争端解决机制下，中小贸易国家得到了保护。WTO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正是由于争端解决机制的良好运行，WTO确保了各个成员之间贸易交流的顺畅，维持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与正常化发展。
经济危机中发挥了沉默却强大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呼啸而至，随后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历时数年，全球经济至今未走出危机阴影。很多人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引发了二战的经济危机进行比较，认为正是由于WTO的存在，避免了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王勇说，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时，各国本应同舟共济，共度危机，但恰恰相反，各国却大打贸易战，危机进一步恶化，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次经济危机期间，WTO在维护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甚至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小马拉大车的作用”。
“危机发生时，时任WTO总干事拉米公告，所有WTO成员出台的贸易政策都要向WTO通报、备案。正是由于这一‘阳光法案’，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的时候都很小心，进行了自我约束，避免了极端贸易政策的出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危机中经受了极大考验，作为WTO成员，中国在此次危机中也尝到了甜头。”杨国华说。
如果没有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要求各成员将所有新采取的贸易措施向WTO通报，当时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可能更加严重。因此，WTO贸易政策审议虽然进行得无声无息，但具有机制上的作用。因为，政策审议机制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要求成员定期将自身的贸易政策公诸于众，大白天下，这是对成员的一种软约束。也因此，在此次危机中，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的以邻为壑的情形，WTO功不可没。
WTO面临多重夹击
多哈回合停滞不前。近几年，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出现的趋势之一是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受阻。最明显的表现是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迟迟不能完成。多哈回合的核心是发展，目的是解决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发展问题的欠账。但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歧见，很难达成重大协议。
“从现在来看，美国工商界对达成协议兴趣不大。美国对多哈回合谈判态度消极，动力不足。”王勇对本刊记者说。此外，王勇还表示，多哈回合迟迟不能达成协议，WTO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
对于多哈回合停滞不前，杨国华对本刊记者表示，“WTO边缘化是个伪命题。WTO在国际经贸领域建立了秩序和规则，这一点没有丝毫变化。其次，WTO在监督这个秩序的执行。”杨国华进一步表示，多哈回合没有结束，并不意味着多边贸易体制停摆，他表示，“第一，全球治理、世界和平以及经济繁荣需要WTO的新规则。因此，通过多边谈判谈出新的多边规则是必要的。第二，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想要保持持久活力，需要新议题，需要开拓新思路。第三，即使现在无法达成新的协议，现有的协议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形成一套很好的法律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就是说，不必因为新回合没有达成新协议就一味悲观;目前的规则已经很好了。第四，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新的协议没有谈成，也许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吸收和使用现有协议，为将来达成新的协议提供借鉴和经验教训。”
张建平则表示，WTO有160个成员，要达成一项协议需要全体成员同意，因此，这导致达成协议面临较大困难，不过，“中国应坚定地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继续深入，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同时，中国也积极构建自己的自由贸易网络。通过双轮驱动，促进全球经济贸易的繁荣”。
区域协定来势汹汹。由于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给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因此，在多哈回合谈判步履蹒跚之际，区域贸易协议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大有“淹没”WTO之势。据统计，在WTO秘书处登记的自贸区协议已接近600项，其中379个已经生效。可以说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迅速。
目前影响最大的两项自贸区协定，一个是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伙伴合作协定，即TTIP;另一个则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TPP，目前有12个国家参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贸易出口也主要通向这两个潜在的大型自贸区。有分析人士认为，在TPP和TTIP的合力下，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几乎被“一网打尽”，有可能使得中国为之努力15年的WTO被架空。
孙振宇表示，由于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区域协定开始迅速发展，但近期，随着贸易便利协定的达成，“WTO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如何处理多边、周边和双边的关系？“中国应当将各项谈判进行有效整合，既要避免在双边谈判中处于劣势，又要避免多边贸易体制被架空和虚化进而损害中国利益。”孙振宇说。
对于蓬勃发展的区域自贸协定，杨国华表示，同样一些国家，基于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先在小集团中形成比WTO更为优惠的安排，将来若干小集团之间，势必要组成几个大集团，然后几个大集团必然要回归WTO，因为只有这样，大家的利益才能最大化。自贸区和WTO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最终殊途同归。
中国要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入世收益匪浅。“中国2001年加入WTO，这十几年当中，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当中。中国也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很大。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入世密不可分。”张建平对本刊记者说。
的确，中国入世受益匪浅。加入世贸组织，深化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国内的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逐步与世界接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通过深化改革开放，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通过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通过建立开放型贸易体系，中国货物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一、进口额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要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改变了WTO内部的力量对比，使得世贸组织不再只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机构。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世贸组织内部的地位将会急剧提升，中国应该与各国紧密合作，不仅继续做WTO规则的坚定拥护者，还要成为WTO规则的重要承建者，从一个规则的学习者向规则的制定者转变，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内发挥引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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