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5 16:50:56
导语：在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贸易增长；环境损害；相关性；现状比较
一、引言
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学术界对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环境后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都是消极的，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将直接导致环境恶化。Copeland & Taylor（1994）的理论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减轻了高收入国家的环境污染然而同时增加了低收入国家的环境污染。Chichilnisky（1994）研究了当一国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时，自由贸易对自然资源开采的影响，其结论是国际市场传递扩大了全球性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原本用于防止资源过度使用而设立的税收政策很有可能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反而加剧资源的过度开采。Barrett（1994）认为，当环境政策的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会由于某些策略性战略而出现。Dua & Esty （ 1997）以及 Esty & Geradin（ 1997）都指出， 作为贸易自由化的结果， 各国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 出现所谓“ 向底线赛跑”，甚至出现阻挠环境立法等漠视环境管制的现象。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尽管在短期内的环境效应是消极的，但是在长期自由贸易将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hagwati（1993）以及Grossman & Krueger（1995）的研究，他们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规模效应，他们认为，当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技术效应和构成效应的加总将超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得的发展将改善环境质量。Lopez（1994）也得到了基本类似的结果。经验研究方面，Joseph C. H. Chai（2002）考察了中国自1979年之后20年伴随贸易开放程度与制造业“三废”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考察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巨大的负向作用完全抵消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正向作用，从而导致中国制造业整体污染排放增加。Qureshi（2004）对巴基斯坦的工业水污染恶化的问题研究中也证实了贸易开放加剧了环境污染。Maniagi（2004）使用63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证明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然而，Lucas 、Wheeler和Hettige（1992）采用了1960 年至1988 年间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内的80个国家的37个制造部门污染排放的面板数据，发现在贸易自由化的初级阶段，毒性密度指标起初明显上升，但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一指标呈下降趋势，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整体环境的改善。Anderson（1992）通过对世界食品和煤碳行业的研究发现，煤碳和食品贸易的自由化减少了这些产品带来的全球污染。 Dean（2002）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1987～1995 年各省份水污染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的破坏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在符号上是相反的，模拟结果表明贸易对环境正的技术效应抵消了负的结构效应，最终对环境净效应是正的，贸易开放有益于环境的改善。综合以上文献，不难发现，关于自由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而且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大都较早，鲜有研究国际背景下综合环境损害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因此，本文将试图通过聚类因子分析方法试图解决综合环境损害指标的选取和构建，并通过大量相关性和多元回归分析，尽可能地勾勒出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损害影响的概貌。本文第二部分以经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础，借鉴McConnell（1996）模型，在对其进行简化的同时，加入贸易额为效用函数的一个变量，在分析收入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加入了贸易与环境损害关系的分析；在第三部分，运用聚类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综合环境损害指标，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通过大量实证分析，重点贸易增长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路径及现状；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理论模型
为简化分析，我们主要考虑两个要素：消费者对环境服务的需求和消费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这样，人均收入，贸易自由化 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两个命题。与第一个要素相联系的命题是：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即环境舒适性，是一种奢侈品，也就是说，对环境舒适性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随着人均收入及人均贸易额的增长，用收入换取环境舒适的意愿水平就会随之上升。而对于后者也有一个相应的命题：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消费对污染的负效应递减。直观地，因为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会发生变迁，从而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
这样，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污染水平随贸易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到这里，我们惊讶的发现，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似乎与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不谋而合，而且我们还得出一个结论：贸易增长和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同样满足库兹涅茨曲线。
三、实证检验
（一）相关概念界定和数据说明
1、代表性国家的选取标准。为了使选取的二十一个代表性国家能够反应全球贸易和环境损害关系的基本情况，本文以联合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为标准 ，选取了十一个发达国家，十个发展中国家。在选取的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世界影响、地理位置、国家概况等三个方面的因素。2.贸易指标和环境损害单项指标的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有可能导致本国环境损害的的那部分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具体的关系，所以出口额无疑是和本国环境损害关系最为紧密的贸易指标。3.环境损害综合评价指标的建立。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环境和贸易的现状以及环境和贸易之间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不同学者研究环境损害与经济、贸易之间的关系时使用的污染指标也不尽相同。建立一个综合的、相对全面的环境损害评价指标似乎就变得尤为重要，并且，这个综合指标应考虑多个方面的污染，兼顾各个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计量结果表明，各个国家构成W的因子至少都包含了所有污染指标90%以上的信息量，这种包含比重是可以用少数的因子来衡量整个的环境水平的。KMO-Measure值都大于0.5，说明所有国家的环境污染指标数据都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
（二）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的相关性分析
借助之前构建的环境损害综合评价指标，本文通过灰色关联分析研究代表性国家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的相关关系。 贸易指标数据来源于WTO公开数据库，使用的污染指标数据是经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公开数据计算而得。使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软件（GTM）来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的计算。最后的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相对关联度在0.5以上的序列数据一般认为表现出比较显著的趋同性，通过对表4-2的观察可以明显的发现，所有二十一个代表性国家贸易和环境损害之间的相对关联度都在0.5以上，除了丹麦和越南分别为0.5351和0.5705以外，别的国家贸易和环境污染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超过0.8的有十三个国家。由此可以判断，代表性国家的贸易和环境损害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中国0.60，挪威0.78，冰岛0.87，加拿大0.95，英国0.85，法国0.77，德国0.88，葡萄牙0.83，日本0.80，丹麦0.54，巴西0.96，阿根廷0.97，美国0.87，澳大利亚0.91，土耳其0.75，越南0.76，南非0.75，巴基斯坦0.98，印尼0.90，印度0.71，俄罗斯0.92）
（三）代表性国家贸易、收入与环境损害关联路径实证检验
下面我们通过代表性国家的数据来对这一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在验证贸易，收入与环境损害具体关联路径性态的同时，能够描述目前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关系现状，通过代表性国家当前在长期EKC曲线上的位置来估计未来环境和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
实证结果与比较。观察图1，有九个国家人均GDP和出口贸易额与环境损害评价指标拟合的回归方程的形态是一致的。短期来看，所有的回归方程中有十五个为线性形态，十三个为N型形态，有十一个为倒U型形态，有两个为U型形态，一个回归方程无法拟合。长期来看，有十二个国家目前经济、贸易和环境污染的状况处在长期曲线的左端，四个国家当前经济、贸易和环境污染的状况处在长期曲线的顶端，有五个国家处在长期倒U型曲线的右端。分析图1，不难发现，代表性国家中环境污染现状趋于好转的基本都为经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状况仍在加剧的多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代表性国家经济、贸易与环境现状在曲线上的位置可以判断，处于顶端或者右侧的九个国家中有八个为经济发达国家，处在左侧的十二个国家中，只有三个为经济发达国家，其余都是发展中国家。此外，通过观察曲线的形状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英国除外）环境损害有所改善的国家，收入、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路径都是一个先导致环境恶化之后到达顶端，然后使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的路径。
四、结论
本文以经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础，在对McConnell（1996）模型行简化的同时，加入贸易额为效用函数的一个变量，在分析收入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加入了贸易与环境损害关系的分析。而后运用聚类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综合环境损害指标，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通过大量实证分析，研究贸易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路径及现状，实证结果在很好地支撑理论结论的同时基本勾勒出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损害影响的概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通过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污染水平随收入水平以及贸易额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这一理论结论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结论相符。通过对代表性国家贸易增长和环境损害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我们发现21个代表性国家中有19个国家的灰色关联度在0.6以上，代表性国家自由贸易对环境损害的影响关联程度非常高。通过具体影响路径的实证检验，我们认为“恶化-顶端-改善”的倒U型路径成为贸易增长对环境损害影响的主要路径，这一实证结论很好的支撑了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从影响现状上看，代表性国家中环境污染现状趋于好转的基本都为经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状况仍在加剧的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实证结果充分证明了理论分析中环境污染水平以贸易额或者人均收入特定值为拐点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Copeland， B. R. and 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3， 1994， pp.755-787
[2]Chichilnisky， G. “Global Environment and North South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994， pp851-87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财政分权具有鲜明特色，是一种伴随着政治集权的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1]，通常被称作“中国式财政分权”。中国推行财政分权以来，经济上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大量关于财政分权的文献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促进了市场化进程，显著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2-4]。同时，财政分权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动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以GDP绩效考核的晋升机制，促进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维护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间在为增长而竞争[5]。
然而，这种为经济增长的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扭曲，使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6-7]，晋升机制中不受或少受考核的自然环境与生态因素首当其冲地被影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放松了对环保不达标企业的环境规制，加重了地区环境污染问题。多年来，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持续加剧的趋势，并持续在全国各地不同规模及不同频次地引发了大量的邻避运动或环境群体性事件。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扭转趋势的环境政策和保护措施，但似乎收效甚微，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矛盾继续凸显，环境污染压力继续加大。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载体，一旦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势必威胁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基于此，本文以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为出发点，从财政分权的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讨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并提供经验支持的证据，以揭示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内在机理。
二、文献综述
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出发点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其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ayek，Hayek认为，在地理位置上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更接近公众，从而具有可以作出更好决策的信息优势[8]；Tiebout提出经典的“用脚投票”模型，说明公众通过跨区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实现全社会的最优[9]；Musgrave认为，由于大量地方政府的存在，通过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权力，形成了“财政联邦主义”[10]；Oates较早地研究了最优分权的条件[11]。这些学者研究的共同观点是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能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然而近10多年来，财政分权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实践成果并不令人满意。分权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动向是关注其负面效应，财政分权下公共产品（环境保护属于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是研究的问题之一。Faguet研究发现欧洲的人口迁移率极低，Tiebout的“用脚投票”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且公共服务的差异不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12]。Ekaterina研究俄罗斯财政分权对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发现由于俄罗斯的财政分权制度要求地方政府的收入与中央分享，所以地方政府没有提供公共产品和增加税收的激励[13]。Khaleghian认为财政分权降低了中等收入国家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而低等收入国家情况与之相反[14]。Faguet通过研究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财政分权对公共教育的影响，对比发现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分权提高了哥伦比亚公立学校的入学率，而在玻利维亚分权后财政资金趋向于投入到公共投资领域[15]。Rodden研究显示，财政分权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地方政府依赖公共资源的情况下，财政分权会扩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反之会遏制规模膨胀[16]。
与西方财政分权为公众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出发点不同，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地方向中央要财权、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围绕“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展开[17]。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称为“中国式财政分权”。Ekaterina就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是中国实现经济繁荣的关键[13]。杨瑞龙、章泉、周业安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环境质量[18]。李猛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均地方财政能力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现阶段中国各省份的人均财政能力与拐点值相去甚远[19]。蔡?P等指出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源于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又是由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政府行为导致的[20]。张克中、王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增加了碳的排放[21]。郭志仪、郑周胜探讨了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地方政府越腐败，则环境污染越严重[22]。
综上，由于中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西方财政分权是经济分权和政治分权，官员的选拔机制是选举，而中国式财政分权是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地方官员的选拔由主要上级决定，西方的一些经济机制在中国无效，这些差异导致国外的一些研究对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参考意义有限。而国内外学者对财政分权与环境问题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多是以财政分权与公共产品供给为研究对象，关注的重点在诸如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等主题上，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解释十分完善，但对财政分权影响环境污染的路径或机制作出系统性、量化解释的文献较少。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本文整理出财政分权影响环境污染的两条路径，揭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三、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
（一）财政分权影响环境污染的第一条路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借鉴库兹涅茨关于收入不均等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著名“倒U型曲线”关系的论述，有学者（最早是Grossman和Krueger）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被称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23]。它假定，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经济起飞阶段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恶化；当该国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经济增长将为环境质量的改善创造条件，进而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逐渐好转。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表明：第一，经济起飞阶段，环境质量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污染转折点前，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凸显，环境保护得到重视，而经济水平的增长将为环境改善创造条件。第二，整体上，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低阶段向高阶段发展需要长时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的关系也是一个长期的规律，并且不同国家由于制度安排和环境政策的不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第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一种联系，但是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到一定经济增长阶段必然会改善，因为有些资源的严重枯竭或退化，使得环境退化超过生态阈值，环境退化就不可逆了。
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这一中国式财政分权形式，被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果经济发展会影响环境污染程度，而中国式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通过影响经济发展，再影响环境污染，则成为了财政分权影响环境污染的一条路径。李猛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EKC）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财政分权的中国环境污染的“新假说”，被称作改进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改进的EKC指出，环境污染程度与地方财政能力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随着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先经历一个上升的阶段，当到达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拐点值后，环境污染程度将趋于下降。如图1所示。
本文假设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在第一条路径下，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如何取决于地区的财力水平处于倒U型曲线拐点的左侧还是右侧。若在拐点的左侧，则环境污染随着分权程度的增加而严重，若在拐点右侧，则环境污染随分权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二）财政分权影响环境污染的第二条途径――地方政府竞争
中国式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带来“做对激励”的效果[6]。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有两方面：其一，经济方面的财政收入激励，财政收入与地方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也影响到地方官员的各项福利。中国式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在拥有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也更少地依赖中央的财政转移、更多地依赖本地的内部财政支出，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间追求GDP增长以扩大财政收入、支持财政支出的竞争。其二，政治方面的官员晋升激励，升迁是官员努力工作的直接动力。在中国财政分权伴随政治集权的背景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为经济绩效指标，尤其是GDP增长指标，促进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形成了地方政府间为GDP增长的“锦标赛”式的竞争[5]。因此可以看出，虽然两方面的激励使地方政府面临来自财政和官员晋升的不同竞争压力，但转化为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是一致的，都体现为“为GDP的增长而竞争”[24]。
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扭曲。主要表现在：其一，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建设忽略环保职能。中央政府也许能够在环境管理上从全局出发考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是追求短期利益即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经济增长后政绩提升带来的政治晋升，更多的是为GDP的增长而竞争。为了提高政绩，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地方政府经常放松环境管制标准，或者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来吸引污染严重的企业到地方投资。地方政府忽略环保职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某些污染物如工业废气废水，因为其物理属性难以界定其产权也容易跨界流动，地方政府下大力气对污染物进行治理，受益的也是其他地区，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也不会主动承担治理成本去提供环境保护这种公共产品。其二，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形成利益联盟。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程度的财政自主权和经济决策权，为了吸引企业投资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必然在一定限度上屈从企业意志，纵容环境污染。反之，如果地方政府坚决执行环境保护政策、严格环境治理标准，企业就会转移至其他环境门槛低的地区，对地方经济造成损失。所以，地方政府多会与排污企业结成利益联盟，不仅纵容企业排污行为，甚至出现地方政府出面阻挠环境保护部门执法的现象，造成环境问题更加恶化。
总之，地方政府为了扩大税源和官员升迁，往往将优势资源投入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领域（如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积极招商引资促进就业，忽略或放松了对涉污企业的环境规制，甚至可能引入能够贡献GDP的高污染企业，环境保护和治理处于滞后状态，污染问题加重。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环境污染加重，这就是财政分权影响环境污染的第二条途径。在此路径下，中国式财政分权是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污染问题越严重，并且随着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持续强化。接下来，通过计量模型对此进行经验验证。
四、样本选取与变量设定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1994年中国正式施行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于1996年《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考虑到政策的时滞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1998-2012年中国各省级（不包括港澳台）地方政府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鉴于西藏数据的缺失，从研究对象中剔除了西藏。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3）。对数据的统计采用Excel2007，对指标和模型的计量处理采用Matlab R2012b和EViews6.0版本软件。
（二）变量设定
1.财政分权（FD）
财政分权（FD）是本文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财政分权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程度，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能支配的财政资源规模越大。在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中，常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中央政府财政总支出之比衡量财政分权程度，但中国没有公布中央在地方的财政支出数据，本文吸收沈坤荣、张晏和龚六堂、傅勇用的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的方法，采用各省预算内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占中央预算内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比率表示中国财政分权程度，考虑到政府收入支出规模与人口数量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对指标进行人均化处理，即财政分权度FD=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支出）。
2.环境污染（EP）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环境污染（EP）的程度。对其衡量主要是采用人均产生的污染物数量，通常用工业“三废”排放量，将工业“三废”排放量除以地方人口规模能够排除省份之间因为经济规模不同而形成数据差别。为了更有效反映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程度及变化，本文用熵值法构建各省的环境污染程度。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三个指标来衡量环境污染程度。具体方法如下。
运用以上方法通过Matlab编程得到1998-2012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程度，从而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情况。图2反映的是不考虑其他因素，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程度EP与财政分权度FD的关系（FD采用的是各省预算内财政收入占中央预算内财政总收入的比率，EP和FD均取1998-2012年的平均值），横轴表示财政分权度，纵轴是环境污染程度。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受财政分权影响较小，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比较显著。因为中西部经济基础较东部地区薄弱，招商引资吸引的技术层次低于东部，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有可能接纳东部转移出去的高污染产业，所以财政分权的较小变化会引起环境污染较大程度的变化。从图2中还可以看出，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中国环境污染程度与财政分权水平呈正向关系，即环境污染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加重，但是东部地区的正向关系拟合度低，财政分权是否加重环境污染的情况有待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
3.地方政府竞争（PGDP）
影响环境污染程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度越高的地区，分权激励扭曲地方政府行为的程度越高，环境污染加重。通过前一节的分析可知，地方政府竞争都体现为地方政府间“为GDP的增长而竞争”，所以本文构造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来刻画地方政府竞争。
另外，地方政府竞争和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随着地方政府竞争强度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竞争在分权水平不同的地区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可能会有不同。本文构造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竞争度的交互项（FD*PGDP）来反映这种影响。
4.控制变量X
X包含一组控制变量，分别是产业结构（IS）、外贸依存度（TD）、外商直接投资（PFDI）、污染治理投资（PCI）。不同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不同，其中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的污染最为严重，本文选取各省份第二产业的产值占各省GDP的比值来表示该省份的产业结构（IS）指标。
“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型企业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存在向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迁移的趋势。中国在经济开放度提高和吸引FDI规模不断攀升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也在不断恶化。选取各省份外贸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外贸依存度（TD）指标，各省份人均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PFDI）指标。
污染治理投资（PCI）表示每年各省份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本文预期环境污染程度会随着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而降低，即PCI指标的系数为负。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各省份人均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表示污染治理投资（PCI）指标。
表1是依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3）数据计算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五、模型选择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
为了研究不同省份和时间上财政分权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样本中同时含有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可能存在非线性和非平稳问题，故对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相应的变量名前加“ln”，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竞争度的交互项采用lnFD*lnPGDP，此时回归参数的经济含义为弹性。基于前面所述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加入lnPGDP的平方项（lnPGDP）2，再结合前面的理论研究和变量说明，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式（7）中，i和t分别指省份和时间，νi表示各省份不可观测的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β、γ为待估的回归参数。其中β1和β2是本文所关注的关键参数，β1表示财政分权水平对环境污染的直接作用，β2表示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叉项对环境污染的间接作用，如果随着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增大，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会加重环境污染，β2的符号应显著为正。
（二）实证结果分析
1.计量方法
本文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F检验判别是否采用面板数据混合模型，若F检验结果拒绝混合模型，再采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F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说明：不管采用何种财政分权度指标，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应拒绝混合模型的原假设。进一步用Hausman检验，由表2中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即接受原假设随机效应模型。
另外，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认为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而可以对原序列进行回归分析。
2.回归结果与分析
对中国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估计结果可知，不管采用何种财政分权指标，除了平方项（lnPGDP）2的系数符号为负之外，其余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即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存在的假设。产业结构指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产业结构指标是用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说明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高，环境污染就越严重。外贸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指标的系数为正，表明环境污染与外贸总额、FDI流入呈正相关关系。模型中污染治理投资指标的系数在两个回归方程均显著为正，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并没有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反而轻微程度（系数值0.02较小）地加重污染，回归结果与预期相反。污染治理投资不能起到抑制环境污染的效果甚至加重污染，本文认为其可能原因一是污染治理投资使地方政府降低了企业环境门槛，二是地方政府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使污染治理投资流于形式，效率低下。
本文的实证重心是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在计量模型中通过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一是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模型中lnFD），二是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交叉项的间接效应（模型中lnFD*lnPGDP）。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下财政分权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即环境污染程度与财政分权度呈正向变动关系，说明财政分权是中国环境污染加重的原因之一。同时，财政分权加重环境污染的作用会随着地方政府竞争度的加剧而增强。具体来说，在表3的回归结果中，不论采用哪种财政分权指标，分权和竞争的交叉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环境进一步恶化。以上分权和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的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
3.东部与中西部的区域差异分析
虽然通过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加重环境污染的结论，但是通过图2中国各省市环境污染与财政分权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加重环境污染的结论成立与否有待进一步分析。接下来，分别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数据进行估计，检验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考虑到第一种财政分权指标，即各省预算内财政收入占中央预算内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现有文献中使用更为广泛，并且从表3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两种分权指标与地方政府竞争交互项系数看，lnFD1*lnPGDP较lnFD2*lnPGDP的系数值更大，这说明采用第一种财政分权指标时，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受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本文在以下的实证中使用第一种财政分权指标。
对东中西部区域数据，首先通过F检验可知在1%和5%水平下都应拒绝采用面板数据混合模型，进一步用Hausman检验，结果可知，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表4）。于是，选取随机效应模型对东部和中西部的数据进行回归（表5）。
表5对区域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存在的假设仍成立。污染治理投资指标的系数在东、中西部回归方程中均显著为正，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并没有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反而轻微程度上加重污染，这些结论与全国样本回归结果一致。
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指标的系数均为正，其中东部地区的系数不显著，且系数值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的系数值，说明第二产业对中西部地区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比东部地区突出，也说明相较于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经济较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加重了中西部的环境污染，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
表5中，财政分权指标的系数在东部地区方程中显著为负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度与环境污染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而在图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污染与分权的正向关系趋势，但二者并不矛盾，原因是图2没有考虑地方政府竞争等其他因素。，在中西部地区方程中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完全相反。而且从东部地区方程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指标的交互项看，其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但是随着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这种改善环境的有利作用在减弱。中西部地区方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加重了环境污染，并且随着竞争的加剧，污染愈加严重。
综上可知，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分权和竞争对中西部环境污染的影响超过东部地区。这种差异背后包含一定的经济和制度因素，例如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民众更关注生态保护问题，进而爆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次数更多；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人们生活贫穷，招商引资吸引的技术层次低于东部，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和民众都更倾向于牺牲环境追求收入的增长。
六、研究结论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几乎是所有转型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变革效果最显著的国家。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政治晋升激励机制。具体而言，就是经济分权下具有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剩余，政治集权下中央对地方的以GDP绩效考核的晋升机制使政绩突出的官员获得更多的升职机会。
【关键词】环境化学；环境科学；地位和作用
环境科学是在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的形势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运用相关的自热、社会科学相关理论与技术为环境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展至今，环境科学已经形成了三大分支：自然环境科学、社会环境科学、综合环境科学。环境化学则是自然环境科学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代表性技术，并逐渐成为了环境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下面本文将首先对环境化学展开详细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能够充分发挥环境化学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人类一个清新环保的生存环境。
一、环境化学概述
（一）环境化学的概念
环境化学是一门复合学科，它既是环境学的分支，又与化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概括说来，环境化学是指研究有害的污染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发展、迁移、转化、归宿等问题，并详细阐述控制污染物进一步发展的化学原理及化学方法的综合科学。环境化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对污染物的分析与鉴定，又包括对化学环境污染物的运动规律的研究，还包括对化学污染物的发生、分布、转化机制、状态结构的变化及归宿的研究，因此，环境化学是一门综合的研究化学污染物的全部化学行为与化学现象的科学。
（二）环境化学的分类
环境化学包括环境分析化学、环境污染化学、环境污染控制化学、生态化学四大类。环境分析化学是现代环境化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是借助各类分析仪器对坏境污染中的污染物含量、形态、价态、结构等进行详尽的分析，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环境污染化学是对环境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降解等过程进行详细研究。它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化学、水污染化学、土壤污染化学和生态污染化学以及多介质污染化学四大类。环境控制化学的侧重点在于环境控制上，它主要是在相关化学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技术，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一体化污染预防战略”的高度上。生态化学主要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所引起的生态效应和对人体的危害。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将污染物的直接毒性转化为间接毒性。
二、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环境化学在环境污染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而且它的危害性变得更加的强大，已经形成了一场环境污染灾害。为此，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这些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灾害，而应该积极去掌握污染物的产生、产生危害的机理，掌握它是如何在环境介质当中进行迁移转化的。环境化学恰恰就提供了这方面的科学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污染物质在环境中是如何引发危害并不断转化和富集的，这样便可科学地增强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防治能力。
（二）环境化学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化学是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环境化学分析与研究的结果可以详细的还原出环境污染物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环境污染物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归宿的整体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得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使得环境治理能够有的放矢。因此，环境化学既是环境治理的基础，又是环境治理的保障。例如，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可以运用污染物的发展规律，采用吸收剂吸收和转化为无毒无害气体两种方法来处理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在治理水污染时，可以通过吸附、化学凝聚、化学沉淀、离子交换、电渗析、氯消毒等方法来处理水中污染物，带到净化水体的目的。而这些治理措施的开发与实施都是在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得来的。
（三）环境化学在环境监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监测是现代环境科学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反映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环境质量评估、制定环境治理对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环境监测可以明确环境污染物的来源、组成及含量，从而制定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环境化学则为环境监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信息资料，是环境监测的理论依据。环境监测是建立在环境化学基础上的一种常用研究手段。在环境化学的基础之上，环境监测衍生出光谱分析法、色谱分析法等基本方法，同时也研制除了诸多的环境监测仪器。
摘要环境污染犯罪长久以来具有“低犯罪成本，高司法成本”的特点。2013年6月8日，“两高”通过《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的颁行虽然加大了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力度，提高了犯罪成本，但无法解决司法成本高、认定难度大的问题。文章通过深入分析环境污染犯罪认定中存在的取证问题、因果关系认定问题、证据鉴定问题，提出准确理解并适用现有的法律法规、适当适用推论并借鉴国外的理论等建议，以期为环境污染犯罪中的证据调取和认定提供借鉴。
关键词 环境污染犯罪：取证：司法鉴定：污染行为
针对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我国于2011年颁行《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降低入罪标准。然而， 《解释》颁行近两年以来，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环保部门，均在环境犯罪证据的调取和认定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发现了一些问题。
司法《解释》颁行后环境污染犯罪的概况
在从严刑事政策的指引和《解释》的规制下，201 3年，环保部门移送警方立案侦查环境污染刑事案件372起，超过前十年的总和，公安部门共侦查环境污染刑事案件779件，创历年之最。据公安部的统计，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立案环境污染类案件300多起，相当于往年一年的案件量。通过走访调研，办案机关普遍面临的核心难题是证据问题，存在取证难、证据固定难、鉴定周期长、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等问题。
环境污染犯罪的取证问题
目前，在环境污染犯罪的取证方面，普遍采用环保部门为主，公安部门补充的方式。《解释》的内容不涉及取证的规则与要求，关于取证方面，主要依据2013年公安部、环保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法衔接配合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然而， 《意见》的重点在于工作机制的探讨，并不能解决取证的实际问题。
发现难
发现难体现在，一方面，行为人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发生在夜深人静、人迹罕至之处，执法部门很难在常规检查时发现；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犯罪的案发主要依靠群众举报，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污染行为或污染源，污染行为的发现往往来自于污染物的扩散，或危害结果已经发生。
调取难
证据调取难同样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第一，液体污染物往往排入水流，而水流具有流动性，气体污染物和部分固体污染物具有挥发性，执法部门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取污染物的信息。第二，行为人往往采用间歇性分时段的方式排放污染物，执法部门发现污染物时污染行为已经停止，因此很难再确定污染源。第三，目前对于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均主要采用取样的方式取证。污染行为往往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客观上为取样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固定难
证据的固定难主要源于污染物的挥发性与流动性，及现有技术手段的有限性。环境污染案件中大部分为水污染案件，行为人通过持续性多点排放的方式将污染物直接排入水流，而水源往往具有流动性，相关部门在取证时难以对污染行为予以还原和固定。固体废弃物污染物具有挥发性和扩散性，且数量较多，必须采用取样的方式确定污染物。而废弃物体积庞大，且分布不均匀，很难做到取样的科学性。气体污染的证据固定难度则更大，一旦停止排放，便难以收集证据。此外，由于法律规定的标准较高，鉴定污染行为所需的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而取证的经济成本高昂，也加剧了取证难度。
此外，由于环境污染损害一般在污染发生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废水、废气和噪声都是迅速变化的，等到事后取证时，采样时的环境状况与污染发生时相去甚远。
环境污染犯罪中的证据鉴定问题
鉴定机构及鉴定效力问题
这主要包括鉴定机构的资质及其鉴定结论的效力等问题。
第一，鉴定机构的级别问题。根据《解释》第11条第1款，环境污染案件由司法鉴定机构或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由于司法部确定的司法鉴定机构数量少，实践中一般是将省级环保机构的报告作为主要定案依据。由于鉴定机构过少，部分污染行为发生地距省会城市较远，样品量大且需要专人送检，易造成鉴定成本高，鉴定报告出具慢等问题。同时， 《解释》第1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要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才可作为证据使用，这同样易造成效率方面的问题。
第二，鉴定部门的不统一问题。由于环境问题涉及诸多部门，如环保局、发改委、水务局、国土局、质检局、卫生局、市容绿化局等。多头管理的结果之一就是在鉴定问题上的多头负责，即在鉴定过程中，各基层部门分别取样后送至上级机关进行鉴定的方式，鉴定的报告无法做到通盘考虑、全面科学。
第三，鉴定报告的结果及效力问题。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证。同时，根据相关规定，鉴定意见必须有鉴定人的签字。然而，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很少有地区采用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而是采用省级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作为主要证据使用。这些报告往往结果不明确，且只有机构的公章，无鉴定人签字，因此不能作为鉴定意见使用。实践中，对行为人罪与非罪、量刑程度起决定性作用的鉴定报告往往只能作为书证使用，在受到各界质疑的时候，无法邀请相关鉴定人出庭质证，其效力会降低。
污染物的数量与性质界定问题
由于污染行为往往涉及多种污染物，鉴定报告出具后，对于污染物数量和性质的界定就成为司法机关要解决的问题。以水污染为例，一些部门普遍反映，在鉴定之后以下两个问题是实践中的难点：
第一，污染物数量。根据《解释》，在对环境污染罪认定及确定量刑档次时的重要依据是污染物的数量。在水污染案件中，由于取证时间延迟、水源的流动性等原因，参与鉴定的机构常采用水体推衍的方式对污染物的数量进行测算，依据监测的数值估算排放量。受水流等因素影响，这种计算方式极易出现偏差。
第二，关于不同种类污染物的性质问题。《解释》第10条确定了五种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物质”，规定了较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同时，根据《解释》第8条的规定，如果经鉴定为“有毒物质”，则可能构成污染环境罪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犯罪的想象竞合犯，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然而，司法机关并未出台类似“名录”的文件以确定有毒物质的具体种类，在实践中，污染物到底是对人体有毒、对作物有毒，还是污染物本身有毒，界定十分模糊。
损失认定问题
根据《解释》第9条，刑法中认定的环境污染行为的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即从原则上确定了将直接损失和部分间接损失都认定为损失数额。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环境污染涉及多区域、不同部门，某些污染具有特殊性，推定损失，特别是间接损失的认定时十分困难。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损害后果难以认定的情况，环保部2013年颁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确立了认定环境污染损害的方式，规定了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应急处置费用、调查评估费用、污染修复费用五项内容作为损失的范围，基本等同于《解释》确定的数额范围。然而，由于对这些费用的评估需要较长周期，而刑事案件的办理期限较短，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在民事领域、刑事领域都较难适用。损害结果的量化难也造成了在起诉和审理时证据的薄弱。
环境污染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问题
因果关系的确定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证明刑事案件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因果关系上倾向于必然因果关系说。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往往存在其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包括多因性和不确定性；后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严重受制于技术手段的发展等。
实践部门在认定时，特别是就刑事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时，必须就因果关系给出唯一的答案。在个案中，辩护人的抗辩理由主要就围绕在因果关系上，如无直接因果关系，环境本身自净力差或地质结构造成等。因此，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即因果关系问题要参照国外的研究方式，并另辟蹊径进行分析。如大陆法系的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疫病因果关系理论、间接反证说，英美法系的无因果关系说、事实自证说等。然而，由于法律没有确定普遍适用的准则，司法机关一般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证明，也容易被辩护人所攻击。
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推定
法院审判人员普遍反映，在环境污染类犯罪中，行为人普遍辩称其不具有主观故意：既包括对排放物品为污染物的不明知，也包括对污染物性质的不明知，还有对于污染后果的不明知。这其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便在于如何运用证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主观故意，并确定其“明知”的程度。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由于污染行为的危害结果具有扩散性，何种损害后果属于在行为人的明知范围内。
解决环境污染犯罪证据问题的建议
准确理解并适用现有法律法规
在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人主观故意，特别是间接故意的判定上，要准确运用现有法律法规，明确几方面原则。第一，全面审查行为人的辩解，排除不明知行为。如果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知或者不应知其排放的物品可能为污染物，则不具有主观故意。第二，对污染物性质或危害结果的不明知不影响定罪。如果行为人为污染企业工作人员、污染物直接经手人，或者在排放前对于污染物的性质有一定的了解，无论行为人是否了解具体的危害后果，不影响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第三，谨慎认定间接结果的相关性，以不入罪为宜。这主要是从降低认定难度，提高司法效率角度而言。环境污染行为具有长期性、潜伏性和隐蔽性等特点，要证明行为人对于间接结果具有明知难度大，且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对于不确定的间接结果以不认定为宜。
法律法规的进一步明确
第一，给予行政机关更广泛的执法权力，加强其取证能力。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虽然加大了对环保行为的惩处，但是没有落实权力主体。公安机关也普遍反映，在刑事取证的过程中，环保机关的取证能力普遍不足。基于此，在接下来的环保法相关细则中应当赋予环保机关更多的取证权力，司法机关亦应当对环保部门的取证人员给予单独的培训，增强其取证能力。
第二，合理确定鉴定机构的范围及鉴定程序。一方面，应当明确环境鉴定报告为鉴定结论的性质，并规定鉴定人签字，方便质证和采纳。另一方面，现有的司法部确定鉴定机构的方式虽然谨慎，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鉴定机构过少、费用过高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已经显现。因此，对于环保等特殊领域的鉴定，应当主要采用环保部授权的机构检测的方式进行。同时，取样经省级机关认可的规定极大地降低了司法效率并增加了司法成本，可以授权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设备较为先进地区的环保部门监测数据，不再需要省级认可的权利。
第三，颁布细则对不同种类污染物的性质进行明确。针对有毒有害物质难以确定的情况，应当由权威部门确定统一的污染物名录，并确定一定的数量作为入罪标准。当然，由于污染物种类多种多样，名录不可能罗列完全，但是可以确定一定的标准，并举例，方便鉴定机构操作。
适当适用推论并借鉴国外的理论
在论证的过程中可以适当采用推论的方式。
第一，按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确定污染物数量。虽然污染物数量的推论过程中，受到环境自净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取样+鉴定+推论”是目前唯一可行的确定污染物数量的方式。现有的计算污染物数量的方式基本科学，可通过水体推衍计算总排放量。计算出的总排放量，非经有效的证据质证，不得排除。
第二，允许理性预估损失数额。由于刑事案件期限短，在鉴定的过程中，不可能待所有损害结果发生后一并处理，后续损害结果发生后二次处理也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因此，在间接数额的认定中，应当允许推论的存在。 《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可用于刑事领域，以此作为量刑依据。
第三，采纳疫学因果关系的理论合理推论因果关系。由于因果关系认定难度大，可以适当降低证明要求，采纳国外的认定理论，特别是在人身损害的认定过程中，可以采用德日等国普遍采用的疫学因果关系的理论，方便因果关系的确定。同时，对于“多因一果”行为，可以借鉴民事领域对责任划分的形式，合理划分行为人的责任范围，确定其刑事责任。
主要
参考文献
[1]全国环保移送案件去年超前1 0年总和[EB/OL]. 2014-01-06．http：／／jingji. cntv. cn/2014/01/06/ARTI1388963870136183. shtml.
[2]马东晓．环境污染案件中证据的时间效力[N]．法制日报．2005-9-8．
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并没有使环境质量下降[1]反而使环境质量提高[2],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使得环境质量降低[3]。中国的财政分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4],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即地方政府更多的只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通过以GDP为主导的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进行考评。在中国,中央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任命地方官员,因而有能力奖惩地方官员的行为,而在俄罗斯等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5],这是中国式分权相比联邦财政分权的最大不同,那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国内专门作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已有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对环境影响的实证检验主要如下:杨瑞龙、章泉[6]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验证了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的努力。李猛[7]从财政分权角度提出了中国环境污染趋势的新假说:环境污染程度随着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续上升,当人均地方财政能力水平超过倒U型曲线拐点值后,环境污染程度趋于下降。张凌云、齐晔[8]分析了作为“理性人”的政府,在面临政治激励(政绩考核下的经济发展动力)和财政约束(地方政府财税压力大)下的环境监管困境,只是没有对相应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与以往的相关文献相比,本文的不同是发现财政分权对不同性质的污染公共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且结合排污费制度进行分析。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排污费对污染排放有明显抑制作用吗?财政分权会使地方政府降低排污费的收取从而使污染排放强度增加吗?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提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影响机制的假说,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假说进行验证。
二、假说的提出
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分权国家,钱颖一等[9]较早提出“中国式分权”,后来Blanchardand Shleifer[5]将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结合起来,强调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财政激励不同,俄罗斯等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总而言之,中国式分权有以下几个特点: (1)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并存; (2)“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GDP为主导的考核机制负责; (3)地方政府的行为不需要对民众负责,缺乏民众的监督; (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没有通过法律关系来明确,缺乏相应的法制基础。
分税制改革后将各种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地方政府只享有部分税收的征收权和减免权(如屠宰税和筵席税),但中国的教育、医疗、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几乎全部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变得不对称,很多研究认为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原因是财政分权后出现的收支责任缺口,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社会公共事业投入多、见效慢,不能作为中央政府衡量的政绩,地方政府更关注中央政府对其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激励:其一,经济激励:中央政府依据各地区的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量进行奖惩,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增量越大,地方政府通过增量分成获得的财力就越多;其二,政治激励: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有绝对的任免权,在决定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时,中央政府会考察该地的经济增长绩效,会和往届任期官员管辖期间的绩效以及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绩效相比。在这种唯GDP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自然会选择唯GDP的发展方式。诚然中国式分权引导地方政府“GDP竞赛”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这种竞赛背后的代价就是一些投资多、见效慢的社会公用事业逐渐萎缩,如环境保护。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污染强度越高。
地方政府为了迎合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激励,发展本地的经济,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招商引资,上马大型项目,一方面可以获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大型项目的兴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供中央政府衡量的政绩。大型项目的上马需要大量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流入,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政府不顾引进企业是否达到环保要求,或者知道引进企业环保不达标,但为了经济效益从而牺牲环境。地方政府对企业最直接的优惠政策是减免税负,为了吸引新的企业入驻本辖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会放松环境监管,对企业减免税负,为入驻企业降低成本。税负的下降减少当地政府财政收入,从而导致环保投入不足和低效率,最终提高了污染排放强度。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三个有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1: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越高。
假说2:上一期的排污费征收额度越大,下一期的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越低。
假说3:在假说1和假说2成立的前提下,财政分权促使地方政府降低排污费的收取,从而使得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增加。
三、实证分析:模型、变量、方法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受到上一期的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因此采用动态面板的估计方法。基于杨瑞龙、章泉(2007)[6]的研究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建立的回归模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只包含财政分权、排污费以及财政分权和排污费的交叉项的基准模型,另一部分是加入控制变量的扩展模型:Eit=β1facit+β2pwfit-1+β3(facit×pwfit-1) +uitEit=β1facit+β2pwfit-1+β3(facit×pwfit-1) +β4C+uit这里使用的是1999-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其中下标i和t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我们的样本包括了除和海南以外的29个内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被解释变量E表示各省份工业废水排放量/各省份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废气排放量/各省份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固体废物/各省份工业生产总值。
Fac代表财政分权,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之一,该指标如何度量是有争议的,乔宝云(2002)[10]等以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与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林毅夫、刘志强[11]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衡量(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 Zhang, Zou(1998)[12]和张晏、龚六堂[13]用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来衡量。基于前人的研究加上数据的可获得性,再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沿用张晏、龚六堂[13]的做法,采用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我们预期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除财政分权之外影响环境污染的另一个渠道是政府税收,政府对企业课税越多,则表明对企业的环境污染管制越严格,本文主要考察排污费(Pwf)。以往考察排污费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的文献都没有考虑其内生性(如李永友,沈坤荣, 2008;崔亚飞, 2010)[14][15],本文用排污费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便可以有效规避这一问题,我们预期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这也符合这一政策提出的初衷。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排污费的收取进而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便是我们的交叉2页。facit×pwfit-1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招商引资,降低本地排污费的收取作为企业进入的优惠条件,从而减弱对企业排污的惩罚力度,使得污染排放强度增加,对我们预期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C是一组控制变量,我们控制了产业结构(sanbig)、经济发展水平(gdp及其平方项和立方项)、公众的非正式规制(环境)、人口密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这几个变量。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统计特征见表1。
四、计量检验
不管是基准模型的回归还是扩展模型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二氧化硫、废水、固体废物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我们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的必要性。首先看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SO2和PW的回归方程中财政分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符合我们的预期,同时验证了假说1,但是PF方程的财政分权回归系数却为负,和我们的预期相反,通过分析,这也不难理解,二氧化硫属于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废水属于外溢性污染公共品,而固体废物属于地方污染公共品,二氧化硫和废水这两种污染物都不仅属于某一个地区,当地政府对这两种污染物的减少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在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质量提高并不能作为中央政府可衡量的政绩,各地方政府自然会选择发展经济,而在这类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上采取“搭便车行为”,而固体废弃物却可以清楚地划分区域,因此当地政府有动力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该污染物的排放。在PW回归方程中,排污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在PF和SO2的回归方程中排污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个结论与崔亚飞[15]的研究大致一致,验证了Chirinko和Wilson (2007)[16]发现的“骑翘翘板”策略,即政府针对不同的环境污染采取不同的环境策略。中国排污费收取制度的人为因素很大,而且普遍存在着地方政府和企业协商收费的行为,可以说中国的排污费收取已经沦为地方政府用于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15],地方政府对产值大、利税高的排放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的企业放松监管。交叉项的符号在PW的回归方程为正,表明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降低排污费使得废水污染排放强度提高。
再来看扩展模型的回归结果。财政分权的回归结果分析同前,下面看排污费,我们发现即使是PW回归方程中的排污费回归系数为负,但也不显著,而PF和SO2回归方程中的排污费回归系数是正的,也就说我们的假说2基本不成立,目前中国的排污费收取对环境污染排放的遏制效果确实令人堪忧。既然假说2不能成立,那么假说3也就不能成立(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SO2和PF回归方程中显著为负,在PW方程中为正但不显著,即交叉项对污染强度的影响应该是负向的。)虽从理论上讲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竞争从而降低排污费的收取,但排污费的收取并不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从而财政分权通过降低排污费收取这个渠道进而增加污染的假说是不能成立的,即我们提出的假说2和假说3不符合中国现实。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一期的排污费收入越高,下一期的污染强度越高,因为地方政府要稳固已有的税收收入,会放任环境污染排放,从而收取更多的排污费;中国式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财政收入从而放松某种污染排放的管制,进而收取更多的排污费,而排污费对污染物的遏制效应不明显,于是出现排污费和污染强度都增加的局面。
下面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简单说明。由于人口密度及GDP的回归系数偏小,所以表中没有列出具体的值,而是将其正负以及显著性列出。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的回归方程的人口密度回归系数符合我们的预期,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环境污染强度会增加,但增加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人口密度的增加并没有引起废水排放强度的显著增加。在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估计方程中,GDP的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三次项为负,呈现倒“N”型的曲线特征,对固体废物而言,虽然GDP的回归系数符合EKC假说,但是不显著。本文回归结果还告诉我们随着外商投资的增加,固体废物是增加的,但废水和二氧化硫并没有增加,外商投资通过产业转移将大量的固体废弃物转移到中国或在中国生产。
五、结 论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贸易政策；环境政策；经济运行效率
195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fSimon Kruznets)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倒u假说”，即库兹涅茨曲线(KC)。库兹涅茨曲线的逻辑含义在于，它说明在事情变好之前可能不得不经历一个更糟糕的过程。受这一假说的启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变动规律。他们的研究模型中，有的同倒u型曲线不符，但总的来看，倒u型比例占到一半以上。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megergl在肯定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不同国家城市空气以及河流污染状况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环境质量或污染物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确实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这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mnment Kuzne~curve)假说。
一、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点
我国EKC是否会按照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倒u型曲线发展?近年来，我国专家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但还得不到较一致的结论，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较乐观，认为已到了倒u型曲线的右半部分；另一派较悲观。认为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环境压力，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处在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也有研究者认为。实证研究表明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会出现其他情况：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各家研究者选取的数据指标和选取的时间段有差距，特别是，多数研究者运用的都是各地方的数据，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本文认为赵细康嘴专家关于“中国污染物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或许正处于EKE的上升段，离转折点尚有一段距离”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工业污染数据较完整，而且也代表了中国主要污染状况，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以工业污染数据为基础，从1990～2005年，选取的时间段也尽可能更长些。根据表1的相关数据可以描绘出我国这15年间EKC的基本情况，见图1。
根据图1可知，我国1990～2005年的EKC呈N字型，从1990年到90年代中期各类工业污染物均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到90年代中期突然上升，经过一段时间下降调整后，又出现上升趋势，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01年开始上升，工业废气排放量从2003年开始上升。工业废物生产量从2000年开始上升，到目前为止这些上升趋势均未得到控制。
我们可以把近期我国EKC趋势图放大一下。表2是2000～2005年人均GDP值与污染物排放量情况表，根据该表的数据可以绘出该时间段内我国相关的EKE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均在不断增加，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在不断降低，从长期趋势图1可知，2000～2005年固体废弃物的生产量在不断增长，这说明这一时期固体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增长的幅度较大。
综上所述，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底我国EKC都是处在倒u字型曲线的左半部分，拐点仍未出现，更没有到达倒U字型曲线的右半部分，但是我国EKC的特点是在左半部分波浪式上升，而不是平滑上升的，与其称之为N字型波动，倒不如称之为“心电图”式波动更为确切，而这一变化特点主要是受到我国外贸政策和环境政策强烈影响的。
二、外贸政策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呈高速增长的趋势。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贸易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超过16.8％。中国外贸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提高，2004年跃居世界第3位，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0％，拉动经济增长约2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2006年1～12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694.68亿美元。这一辉煌的外贸成就是与我国逐步开放的贸易政策分不开的。
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之前，我国从封闭式的强度保护贸易政策逐步过渡到了开放式的适度保护贸易政策；进入21世纪后，我国成为WTO成员，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深度在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正朝着完全自由化方向推进。这样的外贸发展路径，到底对我国的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国EKC的变形是否与外贸政策的作用有关系?
目前，众多学者、专家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尤其是，研究方法及手段基本相同的两派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一派采用1990～2003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计量分析表明，出口同中国的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为“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另一派通过1996・2002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进行了计量分析，却得出与“污染天堂”假说相反的结论。出现矛盾结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选取的时间段不一样，为此。本文特以1990～2005年这个较长的时间段为研究对象，如表3所示。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到1990～2005年贸易额和引进FDI的数据图，如图3所示。
若把图3曲线与图1的EKE比较可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我国外贸政策由保守逐渐走向开放，虽然这一时期工业污染水平表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但是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很多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尤其是在资金和经验不足、管理不力的情况下，单纯追求出口增量，势必很难注意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因此，因盲目开发出口产品而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因进口了有害废弃物而造成重大环境损失等现象时有发生。例如，1982年至1993年我国出口发菜799吨，创汇3126万美元，表面上似乎经济效益很高，但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是触目惊心的。又如，广东沿海的一些乡镇企业盲目进口大量有色金属废渣、旧汽车蓄电池等有毒废弃物，其再生过程已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但是因这一时期追求出口增量活动还在环境的自净能力和承载能力范围内，更主要的是很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业污染物排放还有下降趋势，但这一滞后作用也正是导致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污染猛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多，
1990～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还不到100亿美元，而随后几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倍数增长的速度投向我国，这其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污染产业，中国确实成为了“污染的天堂”，不过这些产业对环境的污染也有一定的滞后作用，这也为90年代中期的工业污染突然攀升埋下了祸根。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污染的直线上升，主要是与盲目追求出口数量、忽视环境保护，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1992年以后的大量引入有关。
我国EKC波浪式上升的又一上升波就是2001年以后的污染高峰期，这一时期显然与我国人世后贸易政策更加开放有关。随着国际市场不断加大对中国产品的开放度，中国出口量猛增，大量的具有高污染背景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进入我国，这些产业大多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性，而且这一时期，我国的工业生产仍然集中于整个产业链的下游，经济增长仍然以“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高消耗，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来推动，因此，出口量的增加是与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相伴随的。
综合分析可知，我国EKE呈N字型波浪式上升的特点受到贸易政策影响表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贸易政策是处在保护贸易基础上的开放政策，这一时期EKE的向下倾斜，并不是真正出现了拐点后的向下倾斜，而是我国农业发展速度较快。工业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加之开放政策的滞后作用所致；到90年代中期EKC猛然上升，正是我国对外开放后大量发达国家高污染的产业进入造成的；到2001年后的又一轮上升波正是人世后外贸政策更加开放造成的。
为此，目前在利用外资规模和渠道已经大大增多，在一般性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我国应尽快调整现有利用外资战略，可重点抓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要花大力气提高引资质量，尤其要防止在吸引FDI过程中成为“污染的天堂”。有专家认为，在我国FDI所在的第一、三产业的项目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而FDI所在的第二产业对EKC的陡峭程度影响很大，因为我国制造业吸收FDI占FDI总量的70％。因此建议，要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引导外商更多投向第一、第三产业。其实，外商的产业投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引进环保标准高、经济效益好的高质量的外资。
其次，要利用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90年代后期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者为了能适应国际市场高环境标准的需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利更多的利益，也相应提高了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保标准，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的排放的降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对外资企业的环保技术外溢给予一定的鼓励或奖励，从而加快外资企业的环保技术外溢，而使本地产业受益，并改善总体环境。
三、环境政策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
我国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之所以呈波浪式上升趋势，这其中还有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政府的环境政策。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EKC只有在环境政策的干预下才可能出现倒u字型，如果没有环境保护政策的干预，环境污染水平不会随经济增长自动下降。虽然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呈下降趋势，但是当时我国的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均倾向于以降低环境标准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后来环境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如1991年污染较重产品的出口额达到200多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36％，其中高污染产品，如农药、皮革制品、印染产品、石棉及其制品等的出口达78.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2.8％。当时我国环境承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较强，因此环境污染现象未能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经过90年代中期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快速增长，导致了大量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淮河、太湖等重要水域的严重污染，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强化了环境保护政策，并加强了环境执法的力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淮河治理的零点行动。这一阶段我国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很多污染企业被关停并转，因此1997～2000年EKC明显向右下方倾斜。很多研究者选取的数据是2000～2002年的，因而会很乐观地认为我国EKC的拐点已经出现，正处在倒u字型的右半部分。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2001年开始很多污染物排放量又开始呈上升趋势，而且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因为起自1997年前后的环境保护政策和行动很多都是短期的，尤其是执法力度不大，在面临2001年人世后更加开放的大环境，在生产和出口都以前所未有速度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和行动很快失去了效力。也正因如此，2001年后淮河污染再次反弹，目前，淮河的治理仍未找到良策。
总的来看，近几十年来我国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开发了环境产业，转换环境保护生产与管理体制，并对破坏环境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引入税金和课以罚金等经济手段减少环境污染的确取得了成效，有专家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环境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它减缓了中国环境质量的恶化速度。”但是EKC尚未出现拐点，而且十五计划的所有环保指标均未实现，这与环境保护政策的长效性和刚性不够有关。而环保政策的长效性与刚性不够的原因又囿于我国经济实力薄弱，发展压力较大，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要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比如，严格的环境标准增加了环境治理设施的成本，从而使得产品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而且“关停并转”一些小企业的环保法令会使企业利益、地方经济受到损失，有些污染企业对环保政策的预期反应以及其落实采取的不配合的态度，使得政府往往面临着严格管制所带来的成本上升与收益不佳等问题，为此寻求刚性的长效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要使得环境政策长效而有刚性，绿色GDP的运用及推广十分必要。绿色GDP即把环境污染费用纳入GDP的核算体系，也就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是政府强制性管制(立法保护环境)和诱导性管制(征收污染税、费)的综合体，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环境资源的价值核算；二是环境资源的耗减核算；三是环境资源损失成本的核算；四是资源环境的恢复成本、再生成本和保护成本的核算。这种节约环境资源、降低环境污染速度的方法的提出的确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达到“治理与发展同步”的效果。但是由于环境资源的价值核算、自然资产的产权界定及市场定价较为困难；对于环境成本、环境资源耗减和损失的弥补，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所以计量起来尚有一定的困难。为此，目前作为向全面的绿色GDP核算体系过渡的替代方案，政府可以针对不同的产品强制性征收环境税或资源税，用这些税收加大对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
如图4所示，当征收环境污染费或环境、资源税后用于改善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程度就会降低，c即为环境污染的降低程度，M、N分别为不同恢复能力的
产业、环境资源恢复所消耗的人均GDP的情况。对于M产业来说，同样的恢复消耗的人均GDP较少，而对于N产业来说，同样的恢复就会消耗相应较多的人均GDP，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社会福利提高的速度。因此，对于环境难以恢复，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破坏的现象应征较高的环境或资源税，对于相关产业也同样应该征收高环境税。此外，图4也可以反映出拐点到来得越晚，保持同样环境状况所消耗的GDP就会越多。
图4不同产业降低环境污染的GDP代价
但无论怎样，政府的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代价，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实施环境政策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人们有效、合理地利用资源，环境就会通过本身的自净功能而使消耗和被污染的资源恢复。反之，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不顾及对环境的影响，一旦对环境的污染超过环境“承载阈值”，那么环境就会将其影响反馈给社会，整个社会只会成为环境恶化的最终受害者。因此，自然生态环境地位问题的意蕴所指始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四、使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尽快出现拐点的深层思考
影响EKC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外贸政策与环境政策了，这已成为专家的共识，李树就建议要降低EKE峰值应该调整外资政策和环境政策。但是我们的这一认识只是基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外部关系。而忽视了内部因素――经济运行效率对环境的影响。在经济运行内部，如对缺乏效率的现象不及时处理，会使得政府颁布的相关环境政策无法得到完全落实，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减慢环境保护的步伐，最后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国由于经济转型时期新旧体制双轨并存，不完全的市场与不完全的计划同时对资源配置起作用，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对社会发展形成制约，种种矛盾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使我国经济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低效运行的状态，这就造成：一方面，不能彻底给环保政策以良好的规范的体制使其达到预期的效果，自然影响环境保护的效力，使政府直接干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环境污染的增长幅度，而难以从最优化角度上控制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走向，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经济增长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仍将过度依赖资源的开采、能源的消耗，但技术革新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将大大增加环保的压力。可见要在最短时间使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达到好转状况，不能仅仅靠加强对环境的直接规制和治理，重视协调经济运行效率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关键词]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环境Kuznets曲线
一、引言
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G•Grossma和A•Kureger对此提出了一个环境Kuznets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的假设。该假设试图说明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另外，一种是Pezzey和Opschoor提出的N形关系，这种观点认为从长期来看倒U形曲线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后阶段关系，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压力随着收入提高而降低，但收入再提高到一定阶段后，环境压力又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即呈一种N形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符合EKC的关系研究，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避免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有着重要意义。
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本文用来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的指标是这样设计的：用来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是人均实际GDP(通过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反映环境污染程度的指标是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废物排放量三个指标。
关于环境污染程度指标和人均GDP关系的EKC研究国际上通常用如下两种形式的简化模型来进行：一是二次多项式；另一个是三次多项式，可以包括常数项或时间项。而且，使用仅包含人均GDP的作为变量的模型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
本文采用三次多项式模型，模型表达式如下：1nYi=a1+a21nXi+a3ln2Xi+a4ln3Xi+ui其中，1nYi是环境污染指标的对数，1nXi为真实人均GDP的对数。
在上述模型中，如果a2＞0,a3＞0且a4=0，则环境污染程度曲线将呈倒U型曲线；如果a2＜0,a3=0且a4=0,则环境污染程度将呈直线下降；如果果a2＞0,a3＜0且a4＞0，则环境污染程度曲线将呈N型；如果a2＜0,a3＞0且a4＜0，并以人均GDP为横坐标，环境污染程度为纵坐标，则环境污染程度也将呈现倒N型，这意味着一个令人满意的人均GDP和环境污染的长期关系将存在。
利用上述模型，使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Y1）、工业废气排放量（Y2）和工业废物排放量（Y3）的EKC进行了估计，样本数据区间为1986――2006年，资料来源为1987――2007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估计的结果如下。
1．对工业废水的EKC的估计，结果如下：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a＜20,a3＞0，且a4＜0,以人均GDP为横坐标，环境污染程度为纵坐标，则工业废物污染程度将呈现倒N型，即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工业废物排放量将随之下降，直到到达一个转折点，达到该点以后，工业废物的污染程度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直到再到达一个转折点，工业废物排放量将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这意味着一个令人满意的人均GDP和工业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的长期关系将存在。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就中国而言，除了工业固体废物以外，对环境质量有益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的EKC关系并不存在。上述分析过程虽然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但由于没有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如果数据非平稳，上述估计结果可能会是虚假回归，所以需要对数据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
在对EKC简化模型估计过程中，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虚假回归，首先需要对上述简化模型中所涉及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而后再对时间序列的协整性进行检验。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使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检验各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
使用Eviews5.0做单位根检验，可以知道，1nX、1n2X、1n3X均为二阶单整，1nY1和1nY3为一阶单整，1nY2为二阶单整。所以，关于工业废水和废物的排放量的估计方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这两个方程所做的估计是“伪回归”。对于工业废气的排放方程，被解释变量1nY2与解释变量1nX、1n2X和1n3X都是二阶单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变量的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nansen检验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使用Eviews5.0，根据AIC准则，选择滞后期为1，检验结果显示，有一个统计量在5%的水平下大于临界值，有一个原假设被拒绝，即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说明1nY3、1nX、1n2X、1n3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关于工业废气的估计方程可信。
三、结论
综合以上关于我国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只有工业废气的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工业废水与废物对环境的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不存在，说明在我国，没有证据表明随着我国的人均GDP的增加，环境污染问题会得到改善。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后工业化道路不同于当年的发达国家，我国的环境污染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动出现转变的，我们不能把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直接拿来用在中国，而应该从具体情况出发，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要阻止我国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要通过制定一定的政策和激励制度，并使产业从重污染向轻污染转型，加强环保知识的宣传和加大罚款力度等以及多方面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马树才，李国柱.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Kuznets曲线.统计研究，2006，（8）.
[2]陆虹.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财经研究，2000，（10）.
关键词污染红利；污染集聚；成本效应；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14(2011)-02-0006-05
面对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经济学界试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解释。一是“污染天堂假说” ［1］,该理论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自己则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一致,部分实证成果支持“污染天堂假说”，部分实证成果则不支持该假说。二是“环境库兹涅茨假说” ［2］，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为一倒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在经济发展进入发达阶段后，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减轻。但学界的实证结果同样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部分实证研究支持“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而部分实证结果则不支持这一假说。为了进一步对环境污染提出较为精准的解释， Tahvonen & Kuuluvainen ［3］，Lopez ［4］等人提出了“环境生产要素理论”。该理论认为：环境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要素，环境污染是由于环境这种生产要素被过度使用造成的；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和严厉的环境标准，才能阻止环境的不断恶化，维持最优的环境质量水平。然而，“环境生产要素理论”对于污染红利(环境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导致污染集聚的内在机理研究得还不够，相应的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构建了一个描述污染红利与污染集聚关系的分析框架，认为在一个污染要素低廉的国家，污染红利会造成污染的集聚。利用内蒙古1988-2007年的数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初步验证，结果支持了该理论的正确性。
1 污染红利导致污染集聚的机理分析
1.1 污染要素的成本效应与替代效应
污染作为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它具备了和劳动力、资本等其它生产要素一样的经济属性，成本效应与替代效应就是其基本经济属性之一。
所谓要素的替代效应是指在保持要素总数量不变的条件下与某要素价格变化相联系的要素使用数量方面的变化。污染替代效应的主要含义是指由于污染要素价格的相对低廉，企业为了减少成本，就会尽可能地多用污染要素而少用其他价格相对昂贵的要素，这样就造成了污染要素对其他要素的替代。替代效应记录了污染因要素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要素使用方面的变化。我们假设污染要素价格相对劳动力要素来说是低廉的，污染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就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当污染要素价格低廉时，企业就会多用污染要素而少用劳动力要素，反之则反是。污染和劳动力的替代可以通过一条条无差异曲线反映出来，而无差异曲线的一次次移动就反映了一种要素价格变化而使该要素使用发生变化的情况。在下面的图中，通过画一条平行于预算线RT（表明污染更低的相对价格）的新预算线就可以得到替代效应，这条新预算线恰好与原先的无差异曲线U1相切，替代效应为图中的线段EF1。
图1 污染要素的替代效应和成本效应
Fig.1 The 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 and cost
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element
所谓成本效应是在要素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企业资金势力增强所造成的要素购买数量的变化。由于污染红利，企业得到了总成本相对低廉的实惠，他们能够以较少的成本购买相同甚至更多数量的生产要素。在图中，当企业的名义资金实力恢复时，成本效应便出现了。企业没有选择在D点购买所需要的污染要素和劳动力，而是选择了无差异曲线U2上的B点，从OE到OF2的增量就是污染要素成本效应的大小。
张乐才：污染红利与污染集聚的机理与实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2期从上述分析可知，污染替代效应是指在总成本不变的条件下，用污染要素来替代其他生产要素，而污染成本效应是在污染和其他要素的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增加对污染要素的使用，不言而喻，其他要素的使用也增加了，而前者却表明，其他要素的使用减少了。因此，污染替代效应和污染成本效应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条件不同，替代效应的条件是假定污染的总成本不变，而成本效应的条件是假定污染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比例不变；第二，运行机制不同，污染的替代效应是企业在总成本不变的条件下，增加污染要素的使用，而成本效应是企业在污染要素与其他要素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增加污染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使用；第三，对污染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不同，当污染价格相对低廉时，污染的替代效应会使企业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减少，而污染的成本效应会使企业对其他要素的使用增加。
1.2 污染红利会导致污染集聚
首先，替代效应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污染要素价格越低廉，则污染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就越强，企业不愿花成本去购买劳动、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使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污染密集型产业一旦成为主导产业，其反过来又会强化对污染要素的使用，因而形成了一种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使污染要素被过度使用。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低水平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污染要素的替代显然主要是对资本、技术、信息、管理、高水平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替代，而资本、技术、信息、管理、高水平劳动力等要素的增强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得以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与载体，这些要素如被替代将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阻力加大，进一步固化了污染要素使用的强度，使污染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其次，污染要素的成本效应会导致污染集聚。在一个污染要素低廉的国家，企业的资金实力会增强，因而会扩大生产，这会带来两种形式的污染集聚。对单个污染企业而言，如果污染价格低廉，则企业会扩大生产，这种因单个企业扩大生产所带来的污染我们称之为污染的企业集聚；另一方面，由于污染要素低廉而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利润丰厚，会吸引大量潜在企业进入污染密集型产业，从而使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集聚到某个地区，使该地区的污染十分严重，形成污染的地区集聚。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欠发达，劳动力岗位供需严重失衡、居民生活水平低，这时政府会尽力扩大对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由于发展中国家污染要素相对低廉，污染密集型产业利润丰厚，于是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就招进来了，而部分企业也会从原来的非污染密集型产业进入到污染密集型产业从事生产，从而带来了污染的地区集聚。事实表明，污染的地区集聚比污染的企业积聚带来的破坏力要大得多，并且能使环境破坏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年对环境的破坏就达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达到的程度就在于此。
再次，污染的替代效应和成本效应作为污染总效应的分支，两者的效应力矩为同一个方向，他们的作用是累加的，不会互相抵消。就污染的替代效应视角进行分析，当污染要素价格低廉时，企业倾向于用污染要素替代其他要素，使得污染要素的使用大量增加，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就污染的成本效应视角进行观察，当污染要素的价格较低时，企业资金实力增强，企业就会扩大污染密集产品的生产，也会增加对污染要素的使用，使得环境的破坏加剧。由此可以看出，低廉的污染要素对污染集聚具有累加作用，一方面，污染的替代效应使企业更多使用污染要素而少使用其他要素，另一方面，污染的成本效应使企业由于资金实力增强而扩大生产，从另一个方面使污染要素的使用增加。
2 基于内蒙古的实证研究
2.1 变量选取与回归模型设定
2.1.1 变量选取
本文选择以内蒙古为样本对前面的分析进行实证检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内蒙古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2008年，全区生产总值7761.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7年增长17.2%，是2000年的5.54倍。然而，在经济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内蒙古的废气排放也大幅上升。2000年全区SO2排放量与工业烟尘的排放量分别为50.63万t、30.33万t，到2007年，全区SO2排放量与工业烟尘排放量则达到了145.58万t、66.41万t，分别增长了2.89倍、2.19倍。，用内蒙古废气排放总量表征污染集聚程度，在计量过程中将它作为被解释变量。关于污染红利指标的选取，本文用内蒙古工业经济指标进行替代，这是基于内蒙古工业产业主要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缘故，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形成则在于利用了污染红利的结果。之所以认为内蒙古工业产业主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缘于下述分析结论。首先，根据污染密集型产业划分标准，污染密集型产业可分为重污染密集产业、中度污染密集产业和轻污染密集产业。重污染密集产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采掘业、造纸及纸品业、水泥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工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中度污染密集产业包括：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轻污染密集产业包括：食品、烟草及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业、橡胶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机械、电器、电子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 ［5］。其次，《2008年内蒙古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目前内蒙古的主导产业为能源、冶金、化工、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等六大优势特色产业，根据上述污染密集型产业划分标准分析，可以发现内蒙古主导产业主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根据薛卉、郝晓燕［6］的研究也说明，内蒙绝大多数优势产业为污染密集型产业。为了使污染红利的表征更加全面，本文采用内蒙古工业规模效应、工业科技效应、工业结构效应与工业劳动力效应对之进行替代。文章数据由《内蒙古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内蒙古发改委、统计厅、科技厅、环保厅等相关部门的资料整理并计算而得。
表1 各计量指标名称、单位及表示符号
Tab.1 The name,units and symbols of all
measurement indicators
计量指标
Measurement indicators单位
Units本文采用记号
Marks in article废气排放总量万tGAS工业规模效应万元INGDP工业结构效应万元/人str工业科技效应万元tech工业劳动力效应万人popu2.1.2 回归模型设定
为了分别衡量工业生产总值、工业科技投入、工业结构变化与工业劳动力投入对内蒙古废气污染的不同影响，我们采用分步引入变量的方法进行分析，实际计量模型为：
lnGAS=C+α1lnINGDP+α2lnSTR+α3lnTECH+α4lnPOPU+ε
2.2 模型的总体估计结果
从总体分析，各方程回归结果良好，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方程（1）首先用代表规模效应的解释变量工业生产总值(lnINGDP)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为正，T统计量和P值均显示出回归结果显著。方程（1）表明，内蒙古工业经济规模每扩大1%，废气污染增加0.44%。方程（2）在lnINGDP的基础上加入lnpopu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此时lnINGDP和lnpopu的T统计量均不显著，其P值分别为0.011 8和0.457 7，于是剔除lnpopu后加入其它变量继续进行回归检验。方程（3）在lnINGDP基础上加入lnstr进行回归分析，规模效应系数依然为正，此时，结构效应系数为负。方程（3）表明，工业资本劳动比每上升1%，废气污染下降1.23%。方程（4）开始引入工业科技投入指标lntech，回归结果表明，科技投入的系数为正，P值为0.046，回归结果比较显著。方程（4）说明，内蒙古工业科技投入每上升一个单位，废气污染水平上升0.35%；规模每增加1%，废气污染增加2.42%；资本劳动比(即结构变化)每增加1%，废气污染下降2.70%。由于方程（4）的各回归系数均显著，故我们以该方程作为本文的最终回归结果(见表2)。
2.3 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表征内蒙古污染红利生产方式的工业规模效应、工业结构效应、工业科技效应对废气污染集聚有较大的影响。
lnINGDP对废气污染的影响为正，表示工业规模效应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增加。方程（4）表明，工业总产值每提高1%，废气排放就增加3.42%。在污染系数和产品组成不变的情况下，扩张经济活动会导致废气污染的增加，这时的经济增长是不利于内蒙古环境保护的。原因就在于这时的内蒙古工业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基础在于利用了污染红利，政府相应的废气管制和政策执行能力还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当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他们有较高的意愿购买严格环境标准下生产的产品，这就会刺激厂商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密度，同时政府也会制定较严厉的环境标准和税收标准来满足消费需求。因此，从2007年开始，内蒙古的废气排放总量在逐步下降。故从长远角度分析，工业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对环境保护是有利的。从内蒙古工业经济规模与废气污染的回归关系可以看出，内蒙古在1988年至2007年的发展时期仍然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阶段，如果用污染库兹涅茨曲线来分析，就是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左侧，还没有越过曲线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内蒙古在该阶段废气污染程度将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加剧；当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了污染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到了该曲线的右侧时，随着工业经济的继续发展，污染排放会随之降低。
lnstr对lngas的回归符号为负，表示工业结构效应有利于减少废气排放，说明工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抑制把污染
表2 以废气总量为被解释变量的OLS回归
Tab.2 The OLS regression of total emission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方程（1）
Equations(1)方程（2）
Equations(2)方程（3）
Equations(3)方程（4）
Equations(4)C2.985 470-14.993 89-8.598 307-18.440 19(T统计量)2.979 733-0.634 685-1.773 248-2.660 781(P值)0.008 80.535 20.096 50.018 6lnINGDP0.442 1030.358 0922.009 0683.417 738(T统计量)6.867 7892.863 5183.094 0873.567 631(P值)0.000 00.011 80.007 40.003 1lnpopu3.179 215(T统计量)0.762 359(P值)0.457 7lnstr-1.234 856-2.697 475(T统计量)-2.417 926-3.005 493(P值)0.028 80.009 4lntech0.347 240(T统计量)1.993 817(P值)0.046 0AR(1)0.411 5040.392 8860.419 6340.268 694(T统计量)1.773 0601.688 9771.742 5501.083 046（P值）0.095 30.111 90.101 90.297 1(R-squ.)0.901 0580.904 7410.928 8760.943 530(Ad.R-squ.)0.888 6910.885 6890.914 6520.927 396(F-sta.)72.855 6647.488 4265.300 0158.480 20当作红利使用的生产方式。资本劳动比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状况，如果某一地区的资本劳动比较高，则意味着该地区是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反之，如果资本劳动比较低，则意味着该地区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结构效应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环境影响的方式不一样。当劳动力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时，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主要方式是破坏自然资源；当重工业、石化工业占主导地位时，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主要方式则是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排放的大量增加；只有当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时，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才是有利的。在方程（4）的回归结果中，工业资本劳动比与污染排放量之间成负相关，当工业资本劳动比每提高1%时，污染废气水平下降约2.70%，即随着工业资本劳动比的不断增加，污染废气呈现减少的趋势，这表明内蒙古工业产业结构的提升对控制其废气污染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lntech对lngas的回归符号为正，说明内蒙古工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科技效应强化了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工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反而带来了废气排放的增加。根据汤铸对我国技术投入与环境污染的研究，他发现技术投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负的，为此，汤铸解释的原因是：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提高，人们有可能增加对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购买更有利于环保的中间设备［7］。所以，他认为，代表科技效应的科研经费投入能够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但笔者的研究却和汤铸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数据选择上的差异，汤铸有关科技投入的数据选择来源于我国历年环保课题的科研经费，本文所选择的科技投入指标是内蒙古历年的工业科技投入；另一方面，所研究的地理范围不同，汤铸的研究目标地是我国整个国家，而笔者所研究的目标地是内蒙古。同时，就笔者研究的内蒙古来说，由于本文是以工业科技投入为被选变量，目的在于用该指标表征污染红利这种生产方式。而工业科技投入究竟有多大支出是为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而支出的还不得而知，由于内蒙古的工业产业主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内蒙古的科技投入有很大一部分用在污染密集型产业上，增强了这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强化了把污染当作红利的生产方式。于是，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内蒙古的废气污染反而加重了，从而证明了污染红利导致污染集聚的内在机制是存在的。
3 结 论
本文从污染要素的成本效应与替代效应入手，对污染红利导致污染集聚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污染替代效应会导致污染要素被过度使用，使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②污染成本效应一方面会使单个企业的排污加大，另一方面会增加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数量；③污染的替代效应和成本效应作为污染总效应的分支，两者的效应力矩为同一个方向，他们的作用是累加的，不会互相抵消。利用内蒙古1988年至2007年数据对这一机理进行了初步验证，结果支持了前述理论。①工业规模效应说明污染红利带来了污染集聚；②工业结构效应说明工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生产方式；③工业科技效应说明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科技投入会强化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生产方式。
污染红利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初期的一种比较优势，具有历史性。目前，我国政府已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环境污染的规制，污染作为一种红利已不复存在。然而，污染红利的影响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我国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从内蒙古的实证结果得以证实。因此，我国彻底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尤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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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Study of Pollution Dividend and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ZHANG Lecai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 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100142,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how pollution dividend makes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using 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 and cost effectiveness included in pollution elemen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llution dividend brings about the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Firstly, the 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makes the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y as the leading industry; Secondly,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makes the firm increasing sewage on one hand, on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role of cost 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 the number of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y firms are increased; Thirdly, both as the branch of pollution elements, the utilities of cost effectiveness and 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 dont balance out but accumulate for each other. In order to test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conclusion, the article makes a regression analysis by using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scal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technology with the waste exhaust emissions data in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above. Firstly,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scale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favor of making the pollution element as dividend contributes to increase the waste exhaust emissions; Secondly,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hibiting the pollution element as dividend is conductive to reduce the waste exhaust emissions. Therefore, bettering environment in China is a longterm task. When we improve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we must take the step to curb the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Key words Pollution Dividend;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Cost Effectiveness;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21卷第2期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21No.22011
收稿日期：2010-07-14
关键词：地方政府；寻租；企业；污水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17-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已经变成了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废水、废气、废物排放量增速很快。1997―2009年，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就分别增长了1.28倍、3.56倍和2.79倍。环境污染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2010年，我国六分之一的主要河流受到严重污染，沿海地区的空气污染也日趋严重，一半的城市面临着酸雨的侵袭①。国内外学者在环境污染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和启示，比如有些学者对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1][2][3]，也有学者对“污染天堂”假说作了实证分析[4]，还有学者从管制、排污权交易等视角分析了环境污染问题[5]。
查阅这些学者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他们更多的是从显性影响因素出发来解释环境污染问题，对一些隐性因素则很少涉猎，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排污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分析也有待深入。同时，研究对象一般都是基于某个国家整体数据的视角，对区域的单独研究则不是太多。我们还发现，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是从宏观或者中观的视角出发，很少从微观角度去研究污染问题。
而近年来西部的水污染日趋严重，尤其是黄河流域的一些省份，污染较为严重，而且这些污染严重的地方人口密度一般较大，即便有些地方污染不太严重，可人口密度却很低。虽然西部地区目前还没有东部或者中部地区水污染严重，但可以预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和对西部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要求，西部地区废水（尤其是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鉴于分析方向的侧重点不同和数据的可得性，文章选取的研究区域为西部，被解释变量仅为废水排放量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研究西部水污染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其他学者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了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污染方面可能采取的策略，发现由于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共融性，设租、寻租现象可能存在，环境规制部门可能设租，排污企业可能会通过寻租途径俘获相关政府环境规制部门。所以，文章首先是建立一个简单的寻租博弈模型，然后进一步通过对西北各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文章的理论假说：寻租是导致西部水污染的重要因素，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地方政府和企业寻租的博弈分析
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途径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将是最有效的机制。然而，后来很多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由于一些经济体制的制约或者引导，现实社会中，个人趋利避害的竞争行为（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们认为这种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实现最优的选择）有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耗费。寻租理论就是主要研究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竞争活动的一种经济理论。我们发现，在一些国家中，大多数人获得财富的途径通常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通过创新思维来刻苦研究、发明一些新产品而获得较多的财富和荣誉；但是，也有一些社会人士会通过坑蒙拐骗或是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方式来谋取利润和财富。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们所说的道德范畴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在利益面前，人人可能都有机会主义倾向，他们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理性人。发生上述行为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相关的制度设置、制度环境以及一个国家的政策激励方向所导致的。寻租理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来研究人们的行为，这为我们客观理性的看待政府部门腐败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于寻租理论，国内外学者均作了大量研究。寻租概念虽然是由安・奥・克鲁格于1974年提出，但塔洛克早在1967年即已对相关理论作了初步阐述。他在1967年发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中已经开始涉及寻租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其着眼点并不是寻找寻租现象产生的道德范畴，而是从相关经济条件出发研究寻租出现的原因。萨伊对寻租活动的成本、收益作了实证研究，并对这种寻租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福利负效应作出规范性判断。他认为：“如果某个人或某阶级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阻止别人的竞争，他就取得特殊权利，而以整个社会为牺牲，使整个社会遭到损失。他就一定可得到不是完全来自他提供的生产服务而是部分构成于为他私人利益向消费者征收的赋税的利润。这种利润通常由他和政府分享。政府不正当的给予他们扶持，就是因为这些利润。”布坎南认为，寻求租金的活动直接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动范围有关，同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有关。陆丁则认为，一项扭曲市场的政策要延续下去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政策造成的扭曲要相当严重，从而形成一个维持这个政策的利益集团；二是该政策造成的租金应当集中在少数寻租者手中而不易耗散[6]。
结合以上理论，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就环境污染问题方面，政府和排污企业间会不会出现寻租活动呢？自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权力，很多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变迁。Qian和Roland[7]、张晏和龚六堂[8]通过实证分析分别指出，财政分权改革给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市场化激励，有利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姚洋[9]则认为，财政分权改革转变了传统的统收统支的机制，通过引入分成制等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好处。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财政分权改革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中国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标准是以能否更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为依据[10]。而短期内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短期内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需要更大的环境污染，所以，在“唯GDP指挥棒”的指挥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通过暂时牺牲环境来换取更多的经济增长。
四、结论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在建立寻租博弈模型后，提出了相应假说，寻租和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存在着正相关，然后根据西部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了实证检验，其结果显示：影响西部地区污水排放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寻租现象，寻租程度越高，污水排放量就越高，两者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完全和我们的假说一致。
在未来一些年内，由于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的污染水平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这就要求必须想出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去尽量减少寻租活动出现的概率。首先，司法部门应该健全、完善和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减少甚至消除法律空白地带，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法律执行力度，对寻租活动的双方给予更为严重的惩罚[12]。最后，要加强公众对环境污染现象的监督工作，让公众真正参与进来，他们是大量污水排放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公众监督、举报污水排放量的动机较强。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必须改变地方政府官员“唯GDP指挥棒”的晋升指标，通过多元化的指标来引导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比如，把环境保护程度也同时列入到地方官员晋升与否的指标中来，以此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进而促进全国范围内和谐、持续的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环保部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所做的年度评估报告。
②这和很多学者的做法不同，他们一般都是同时研究废水、废气和废物，鉴于西部有些地区水污染较为严重，我们仅仅研究废水排放量。
③西部各省分别是：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④zhang和Gong（2005）验证了该指标的可行性，并且支出指标比收入指标更能反映实际分权水平。Zhang和Zou（1998）也采用了相对于收入规棋的支出指标，结论与其他指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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