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14:53
导语：在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国际贸易新格局
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无力维持在全球的经济体系控制，世界上的新兴经济体也不甘于在经济发展上受到美国的制约，加重了美国全球经济体系崩塌的危机。美国为了继续享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福利，同时遏制新型经济体的发展，保持自己的经济霸主地位，积极构建了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体，吸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两个公约。TTP是由亚太经合组织中的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在2005年提出的，在2008年美国加入，并在2009年主导进行扩展。成员国志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在货物贸易、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劳动力、环境、投资等领域加强合作及互惠。在2014年，已有12个成员国，占世界总GDP的40%，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TTIP在2013年开始谈判，致力于使美国和欧盟共同消除双边贸易壁垒、减少关税等，进行自由贸易，如果这一谈判成功，那么欧美之间所有的关税都将取消，在投资和监管方面也将达成一致，非关税的壁垒也将大幅度的减少。欧美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的50%，如果这两个协议全部达成，并且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话，我国的贸易环境将进一步恶劣，并且在全球的贸易话语权将极大的被削弱。
二、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探索
两个协议的准入标准非常高，并且在这两个协议中，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我国为了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体系，倒逼国内经济市场进行改革，在美国这两个协议的夹缝之间寻找发展路径，探索建立了上海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是具有进出换、离岸加工、仓储转口等多功能的自由贸易区，占地28.78平方公里，覆盖了4个特殊海关监管区域。这是我国对贸易改革的试水工程，期间还包括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探索、投资领域的改革、贸易领域的改革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可以说，上海自贸区内在的行政机构、制度设施等都与国内其他地区有差异。
为了达成我国建立自己的高层次自由贸易区，推进改革的目的，我们应该从上文中提到的四个方面进行发展的探索。首先，在政府职能领域，要按照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标准，构建与国际贸易格局和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把审批的重点注意到审批中和审批后上来，在审批前对于准入门槛和相关手续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减少行政审批的事项；在货物进入自贸区后，可以采用一次性验收、申报、放行的制度，加快贸易的流转程序，为贸易提供更多的方便；在投资方面，加强对于项目管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进行改革，进一步开放六大服务行业，探索投资管理的新体制，最终实现与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相接轨；在贸易方面，进行高层次的贸易区域建设，推进我国国际贸易的转型和升级，鼓励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亚太地区的总部，提高上海自贸区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根植力。当前上海自贸区的境外和自贸区货物是不受海关监管的，可以自由的进出自贸区，但是需要遵守我国海关的相关法规，征收一定的税务，这一举措促进了贸易产品流转的效率，吸引了一定的国际投资，为接下来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金融领域，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包括利率的市场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离岸金融业务的创建与完善等。同时要积极的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并允许一些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建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是要注意对于金融风险进行严格的管控，同时为我国在将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做好准备。
但是，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仍然有一些制约因素，比如说空间限制、政策限制、关税限制等。我们要消除这些限制，建立健全的、可持续的发展空间，积极地进行相关产业布局，把上海自贸区彻底的盘活。在当今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下，需要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两种相关的产业结构。一种是与国际自由贸易相关的服务性产业，包括货物贸易、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涉及到航运经济、保险、融资等方面的航运产业和物流产业，以及智能制造、再制造等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等；第二是与我国改革创新相关的产业，包括专业金融、专业法律方面的服务业、医疗行业、文化娱乐行业等。如果这两大产业结构能够建设完成，并且可以解决土地空间等问题，必将彻底的盘活至少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进一步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一、坚持示范带动，着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一是加强四大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以西北部川区和浑河流域为重点建设区域，加快推进奶牛规模化牧场小区建设步伐。以肉羊养殖和生猪养殖为重点，狠抓羔羊育肥、肉羊品种改良和生猪科学饲养工作，着力提高养殖效益。以推进马铃薯基地化、产业化为目标，加快以马铃薯组培室为重点的种薯繁育体系建设，继续抓好马铃薯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惠民工程。以蒙草抗旱、和盛育林的技术支撑为依托，大力发展林草业，打造绿色生态基地；以国家“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为契机，不断扩大优质苜蓿集中连片种植面积。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水利方面，抓好国家重要支流（浑河）河道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扩大节水灌溉面积，加大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力度。交通方面，完成乡间公路建设任务，积极支持配合过境铁路、公路建设，加快形成连接内外、覆盖城乡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生态建设方面，抓好禁牧、森林草原防火和打击非法占用林地等重点工作，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努力建设“两型”社会。大力实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盛乐镇、巧什营乡2万亩高标准农田。加大蔬菜保护地建设力度，力争把和林县打造成呼市地区蔬菜生产基地。
三是加强科技园区建设，着力发展示范和观光农业。全力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争取尽快通过验收。扩大小农户科技园建设规模，力争建成500个小农户科技园，促使全县小农户科技园建设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提升。加快小甲赖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步伐，努力打造自治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工程、亮点工程。同时，按照田园牧歌式、休闲度假型、集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小村镇建设要求，扩大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区建设规模，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载体。
二、依托三大园区，着力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
一是注重产业延伸，做优食品加工业。以经济开发区为载体，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增强园区的集聚发展能力。在扶持蒙牛、可口可乐等现有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加快推进康师傅饮品、新特瑞饲料等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台湾统一食品、中亚包装等项目尽快开工。围绕乳制品、肉制品、饮品加工和包装等，积极引进一批加工企业和配套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构筑产业集群。
二是坚持规划先行，做大电力产业。进一步完善电力园区规划，为承接配套项目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全力支持和林电厂尽早核准，加快电厂建设进度。支持丰华热电联产项目、蒙牛沼气发电厂和龙源风电达产达效。力促京能盛乐热电项目立项开工。全面落实北京意科发电、中电投风光互补发电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全力打造电力产业集群。
三是立足资源优势，做强石材建材业。继续加大石材建材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拉大园区框架，做大园区规模。力促石材物流交易中心建成使用，加快浙江石材、联发气孔砖等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金旺建材、创伟建材等项目尽快开工。按照“注重质量、招大引强”的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年内力争引进5家以上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石材企业。
三、培育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新兴产业发展水平
一是按照打造“中国云谷”、建设全国最大最重要云计算产业园的发展定位，进一步完善盛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总体规划，做好信息产业园、大型数据园、公共IT服务智能园区等园中园专项规划；稳步推进道路管网、供水供电、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抓好项目的跟踪服务，促使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完成集聚区企业总部基地后续建设工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招引一批云计算产业、配套产业及下游产业，确保国家云计算研发中心、百度、阿里巴巴、“西湖公园”、人民数字城市产业园、国投大型物流基地等项目落地开工。
二是加快建设大红城现代物流园南区二期工程，开工建设北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重载高速两侧6平方公里控制区域，力争建成全市最重要的以煤炭储运为主的现代综合物流园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年内至少引进2―3家大型物流公司。加快建设新店子煤炭物流园区。
三是以建设“首府南花园、塞外休闲城”为目标，按照“四区一带”规划要求，进一步加大大南山生态文化旅游园区的投入力度。启动东山书法艺术园二期建设工程。扩大芍药种植面积，打造“中国北方芍药之乡”。依托蒙牛乳业、蒙草抗旱以及师大新校区等一批企业、院校和单位，着力建设首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发盛乐镇盛林农业观光区以及大红城、羊群沟白音陶海生态旅游区等乡村旅游资源。积极推进蒙牛工业游向国家5A级景区、盛乐博物馆向国家3A级景区迈进。
四、打造首府卫星城，着力提升城镇化水平
一是加强城乡规划工作。充分发挥城乡建设规划管理委员会的作用，进一步加大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力度，以科学规划引领城镇发展。对城市主要街道重点部位以及未改造区域进行街景规划和特色主题设计，建设一批体现现代城镇特点的标志性建筑，打造一批彰显和林特色的亮点景观，提高城镇建设的文化内涵和建筑品位。
二是加快城镇扩容步伐。按照“小而特、小而美、小而强”的建设要求，因地制宜，建设美丽宜居卫星城。依托“两水（石咀子水库、宝贝河）三山（大南山、北山和卧牛山）”，加快城关镇改造建设步伐。加快旧城区拆迁改造及住宅小区建设步伐，拓展旧城区发展空间。加大经济开发区“北进、南扩”力度，加快与市核心区和城关镇的对接步伐。根据各乡镇的总体规划，加快推进小集镇建设。
三是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立足改善人居环境，高标准设计建设城关四条道路两侧景观，不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立足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加大经济开发区道路交通、天然气、自来水管网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创造条件。
四是加大城镇管理力度。启动城镇综合执法管理，重点抓好以市容市貌、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等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居民创造一个干净卫生、舒适宜居、和谐平安的生活环境。严格管理全县各类用地，加大城镇土地收储和管理力度，坚决杜绝乱批乱建。加大社区网格化管理力度，完善社区功能，不断巩固“全国文明县城”创建成果。
五、注重改善民生，着力提升和谐社会建设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实施标准化学校和薄弱学校建设工程，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创办人民满意教育。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县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加快城乡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完成公共卫生服务大楼建设、董家营卫生院新建和大红城卫生院改扩建工程；继续巩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成果，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加强文化建设，积极争取走西口博物馆、剪纸博物馆、图书馆等项目立项，加快推进土城子遗址公园建设，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体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培育，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促进就业长效机制，统筹解决失地农民、返乡农民、城镇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坚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着力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解决好中低收入家庭和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全面做好廉租房建设、分配和后期管理工作，完成农村危房改造300户，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08年的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原有新经济下形成的全球经济格局。在旧有的经济格局下，商品流沿着“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路线单向流动，资金流则沿着原路逆向返回。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型经济体系通过提高金融工具，得以完成资金流的闭合循环。
金融危机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性经济转型。综观各国的经济转型战略，低碳经济、绿色商业成为转型的方向和核心，各国的产业调整和发展无不是围绕此展开的。围绕低碳经济而发展的绿色商业，既有对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也有新兴产业。在新的商业模式下，新的产业链模式正在形成，其中物联网的产业链模式最为成熟，其上下游间的产业脉络已然清晰、颇具雏形。但就产业成熟程度而言，即使已是处于跨越式发展前夜的物联网产业，产业链上的产业主导者目前仍未出现。正处在培育、形成中的新产业链，必将带来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的出现。
旧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但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格局仍未形成。金融危机后各国均提出了经济转型战略，均希望通过经济转型，占领国际经济的制高点。在大家的转型方向一致的情况下，新的均衡格局难以马上形成。
美国凭借金融优势取得主动权
世界各国都在谋求经济的战略转型。拥有国际金融优势和国际货币主导权的美国，意图通过借助金融优势，谋求在新产业领域的优势，实现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雄风。按照美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发展战略，未来美国的转型方向将是生物技术、半导体、清洁能源技术等创新型行业。
对美国来说，扩张美元流动性，可实现“一箭多雕”的目的：短期解美国目前金融困局；长期助推经济转型。美元流动性的扩张将推动资源品的涨价，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交易商品的涨价，将为美国的新产业创造出发展空间；此外，对美国来说，通过金融优势还可获得资源涨价的收益。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通过掌握“定价权”，华尔街取得了不匪的收益。
欧洲凭借法制进步领先一步
金融危机自然也加速了欧洲从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欧洲对“碳交易”、“碳税”等低碳社会建设的推进向来最为积极。欧洲“碳市场”的发展不仅已初具规模，而且还不遗余力地以规范、标准的形式向全世界推广。在欧洲，碳管制已开始影响到经济、社会活动的深层次领域，并有被用作国际经济交往中竞争优势工具使用的趋势。
中国起步先输一局
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冲击，实则是提供了一个加速推进转型的良机。经济转型是需要支付代价的，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较高的转型成本会带形成产业转换的阻力。在外来冲击下，中国社会对经济转型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任何转型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除非正好有承接体系来支付你的成本。在实践中，将淘汰下来的生产线卖给更落后的国家，或转移到更落后的地区，需要特定的国际经济环境。金融危机自然也加速了中国经济进行战略转型的步伐，“调结构、促发展”成为中国当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2010 年11 月，国务院公布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决定，并随后被编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形成区域合作新格局
从国内发展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可谓是“一子落而满盘活”。
一、能够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新的合作格局将进一步深化市场融合、丰富市场形式、扩充市场功能、完善市场机制，并显著提升交易的广度、深度和规模，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能够促进我国全方位开放，一方面促进区域贸易发展，从静态上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从动态上实现“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对外贸易结构，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东部地区产业发展“腾笼换鸟”奠定基础，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做好铺垫。
三、能够引领国内不同区域逐步走向均衡发展状态，通过“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的有机串联并发挥作用，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改变中国西部地区一直以来远离中心市场的局面，进而扭转发展的区位劣势，同时也使东部地区在原有发展基础上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而东西部的整体协同又能够在国内不同区域形成既有内在驱动力又有外部拉动力的发展状态。
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
建设“一带一路”，远景目标是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近期目标是实现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产业布局优化，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双边及多边共赢，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都将使我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五通”，进而为我国长远发展和持续增长创造坚实的基础条件。
在政策沟通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巩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加强友好对话与磋商，积极推动交流合作机制形成，最大程度，在变化的国际发展环境中找到不变的合作主线，在不变的合作理念中动态优化合作的契机和途径，从而使各自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对接，消除合作中的政策壁垒，找到利益契合点和重叠点，协商制定合作规划和措施。
在道路联通方面，就是要保证相应基础设施在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利用我国在公路、铁路建设等方面拥有的先进技术，高铁技术稳定成长并趋于成熟的极大优势，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的运输能力，造船能力位于世界先进行列的现实基础，在公路、铁路、口岸、航空、电信、通信网络、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立体化区域大通道。
在贸易畅通方面，就是要及时全面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和发展途径，理性分析相关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和贸易特征，在此基础上统筹各自的比较优势和不同的发展基础条件，改善贸易结构，扩大贸易规模，签署和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打破贸易壁垒和贸易，在双方关切的领域内做好文章，逐步提高双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把合作的效益做优。
“十三五”期间，面对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增多的挑战，适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形成经济结构的新动力，需要在重点领域的改革上实现突破性进展。
经济转型将面临哪些新趋势？
当前，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但经济转型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稳中向好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
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十三五”期间，将形成制造业的竞争新优势。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估计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从现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从而使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差距从目前的17%缩小到10%左右。
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型。估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发达地区有可能达到60%左右。
对外贸易正处于从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转型。这将使我国在推进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进程中，形成新的竞争合作优势。
经济转型将形成什么样的新结构？
“十三五”期间，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上一个新台阶，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服务业占比达到47%。从今年的情况看，年底达到52%大概成定局。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将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实现生产业的倍增。
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十三五”人口城镇化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两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即从目前的37%左右提高到50%左右。主要依据是：第一，如果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不到50%，与发展阶段、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第二，2011年全球人口城镇化率为52%，估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能接近或者达到全球2011年人口城镇化的平均水平，规模城镇化率能达到60%，与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0个百分点。我的看法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有新思路，需要提速，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尤其是“农民工”应当成为历史。建议尽快将户籍制度改为居住证管理，由人口的控制转为人口的服务。
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要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我的主要判断是：第一，“十三五”期间消费每年还会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第二，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将由2014年的32万亿元左右提高到45万亿～ 50万亿元。仅从消费总量增加的趋势看，“十三五”实现6%～7%的增长是有条件的、有可能的;第三，到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0%～65%的区间，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极其重要。
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但服务贸易占比过低成为对外贸易的突出“短板”。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大约为20%，而我国仅为12.3%，估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将达到20%左右。
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短板。例如，我国工业部门的开放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业部门50%左右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突出矛盾在服务业领域，关键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
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在于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在服务业领域还比较突出。例如电信能不能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提高速度和效益，降低价格。同时涉及到生产业、生活业如何打破垄断。可以说，打破垄断、吸引社会资本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中之重。
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和影响增长转型全局。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加大，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供给能力;要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形成有效投资;要形成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需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通过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就是说，服务业市场开放将成为“十三五”期间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以改革投资体制为重点，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投资消费失衡是结构性矛盾中的突出特征，也是形成经济领域诸多风险的重要因素。我国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不仅在于基础设施领域，更在于与老百姓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生活业、生产业领域。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国有控股为主的大银行体制与经济转型、发展服务业经济和实体经济不相适应。以加快发展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改革尤为迫切，也是破解结构性矛盾、加快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要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财税体制要改革。目前，“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十三五”加快形成以消费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调整教育结构。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巨大压力。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加快发展，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应当得到缓解。从实践看，从一般性的劳动力到技能型劳动力的转型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人口的客观要求，问题在于教育结构与转型升级、发展服务型经济不相适应。“十三五”需要加快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改革。
纵深推进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激发市场，激活企业。例如，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尽快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尽可能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行为。
规范权力运行。在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的同时，加快出台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裁量权。
过去十年，我国网络服务经济借助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宽松的创新环境异军突起，成为全球网络服务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实现了由传统实体经济向现代网络平台服务经济的跨越发展。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此衍生出的风险。一是畸形的定价机制。传统经济产业定价权始终掌握在产品和内容制造商手里，服务流通环节是在产品制造成本基础上增加服务附加值而形成的定价机制。而目前的网络平台服务经济发展模式则是服务平台商主导绑架消费者，制造商困于低价销售。这既造成了经济不能有效循环、良性发展，催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不利于营造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市场环境。二是网络付费消费的机制不健全。由此滋生了各种深不可测的不透明商业模式，造成价值分配扭曲和价值泡沫化，使得真正的产品制造商和专业内容服务提供商难以获取实际的制造和创作价值，对网络服务望而却步。三是网络可信监督机制不完善。知识泛化成了不确定的模糊信息，原本希望通过网络搜索得到的精准信息定位和专业知识解答入口成为虚假广告的策源地，大众不得不擦亮眼睛、自我明辨是非。对网上假冒伪劣产品缺乏有效监督和惩戒机制，建立社会化监督机制势在必行。四是竞争性垄断现象严重。网络平台服务经济造就了少数大平台任性撒钱、垄断市场的格局，中小服务商难以独立生存，要么被大平台收购吃掉，要么因烧不起钱而破产。因此，现阶段的网络平台型服务经济形态应该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新兴行业自发行为，并非健康良性的数字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最终形态。当前，我国正逐步进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以创新驱动为第一发展要素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继传统实体经济向网络平台经济跨越发展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次新的跨越。这一时期的关键任务是修正企业主导的竞争垄断型平台经济弊端，构建以产业生态环境为核心的透明服务网络数字经济运行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更强调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和社会化监督等方面的体系化和生态化布局，可以支撑价值分配更均衡、资源信息更透明、公共服务更公平、经济协作更高效、生产服务更专业、网络治理更精准、社会监督更穿透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的网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措施。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着力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
把握数字文化经济价值高地，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文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价值。过去，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意识，导致在企业主导的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产业难以形成集聚化经营资源和竞争优势。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期和机遇期，文化产业应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调整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二是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资源和内容数字化加工处理，而是涵盖文化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将优秀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网络经济价值的资产。过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遗产资源全拿过来，不分优劣、不谈价值地全盘转化，这是缺乏意义和效益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整个中华民族拥有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和公益的。这些资源只有在有限权责下经过加工整理处理，形成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才会具有经济循环的产业价值。其次，要积极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形成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秩序。按照新型数字经济运行格局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以及社会化监督生态化体系构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场监管、数字版权保护、舆情风控与文化传播安全、文化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功能的数字文化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文化市场治理现代化；建立数据隐私保护、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服务等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和个人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从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剥离，统一下移至公共基础服务体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体系，保障产业生态中各方利益，打击垄断性定价，杜绝价值迂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监督及辅助管理体系，强化从业自律及社会化监督管理功能。
加强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切实融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系
关键词：投资；新格局；京津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化技术不断提高，大城市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大城市经济圈联系越来越方便。因此，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制定大城市经济发展圈，逐渐提高大城市国际竞争力。[1]在我国当前城市区域经济过程中，主要建立了三大城市群：一是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二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三是京津冀城市圈。但是当前京津冀城市经济发展并没有形成统一整体，整体发展水平较长江三角洲低，比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高，所以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促使京津冀三省出现经济投资新格局。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由于京津冀区域处在环渤海和东北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国家统计数据发现，2012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7879.4亿元，天津市为12893.88亿元，河北省为（26575.01）亿元。京津冀整个区域生产总值占全国经济比重（12.12%），长江三角洲占（21%），珠江三角洲占11%。虽然京津冀区域经济总量低于长江三角洲三省市，高于珠江三角洲，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京津冀区域经济逐渐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目前，京津冀区域经济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区域经济的效益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在国家“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圈。这项政策的制定，标志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已经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甚至标志着京津冀一体化经济发展进入到实质性发展阶段，这也推动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明显加快。[2]目前，京津冀一体化产业发展仍然处在规划中，经济发展中心由北京扩散到河北的战略规划即将有新的突破。在未来的发展中，京津冀地区将会打造建筑市场一体化、人才市场一体化等多种经济发展形势。
二、京津冀一体化投资新格局
（一）地产行业
在打造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接纳人口与产业发展转移的需要，促使房地产行业受益最大。一些专家对京津冀地区的资源进行分析，统一认为北京市、天津市的土地资源经济价值较高，尤其是一些主城区土地资源会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不断升值。作为京津冀经济发展核心经济区――北京、天津，土地资源都会随着战略规划的出台逐渐成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保定、沧州、唐山等地区资源，如果国家没有制定其他政策来刺激这些区域的经济，这些区域的土地资源价值相对较低。随着京津冀一体化中心区域的配套设置不断完善，各类资源的价值也逐渐提升。对于河北一些城市，在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则主要受益于产业经济外迁，这样在短时间的发展中很难大幅度提升土地资源的价值。而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不管是住宅房、商业房、办公房等都逐渐成了京津冀区域房地产行业的开发热点。因此，大多数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便可以抓住这个投资的机会，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通常情况下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地方房地产企业以及国有大型房地产企业容易抓住这个发展的机遇。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虽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尚未出台，但是已经给相关城市的楼市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例如，河北保定的房价不断升高，甚至有时候出现一天一价的现象。天津城市的房价变化幅度较小，但是市场上仍然出现了不正常的变化区域。经过分析，天津周边城市的楼盘是京津冀一体化建设过程中最为受益的地区。但是有些专家分析，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将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环节，在规划时间上并不会出现较大的变化。[3]因此，要想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获得较高的投资利润，便可以选择房地产行业进行长期投资。如果国家政府迟迟无法制定出规划细则，也很可能导致房价出现下降的现象。
（二）高新产业集群新机会
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国家政府明确规定了高新区产业承接的重要内容。例如，河北保定将发展高端装备、新能源、技能环保材料等产业；廊坊也将积极引进电子信息设备、高端制造业、生物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当前京津冀一体化中多个城市积极打造高科技产业基地，并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定位，从而逐渐构建特色产业群。因此，当前京津冀一体化投资新环境中应该积极探索新兴产业。[4]各个地区的高新管理层也逐渐认识到发展高新产业的重要性，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发展措施。
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国家相关部门了《推动产业转型的指导意见》，并且提出将根据实际情况建设一条“京津冀经济大数据走廊”，积极依托京津冀链条形成联盟，从而推动京津冀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天津在京津冀一体化经济发展中，将逐渐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产业研究平台。目前，在北京、天津两个重要的城市发展中，政府部门正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将在科技城区布局高校、医疗、科研等重要的分支机构，从而促使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还应该在京津冀经济发展战略下，努力加强北京、天津的联系，共同规划建设高新产业城。其中，还应该率先启动京津冀链接的合作区，从而促进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共同发展。主要从科技、产业、城市功能入手，积极打造新能源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重要产业，以及金融、物流等生产产业。
（三）京津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带来的新机会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北京、天津、河北各地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全力打造对接京津产业，促使自身产业不断崛起。坚持使用高水平规划城市空间开发，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从思想、规划、基础设施、产业与京津进行对接。大力改善发展环境，努力打造京津冀城市群“第三极”，全方位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充分利用京津冀一体化交通大网络，切实加快京津冀交通建设速度，合理规划京津冀多项联运中转站项目，有效推进京津冀口岸开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更好地融入京津冀产业转移发展的大环境中。
三、结论
京津冀一体化对推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的这项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让环首都经济圈各个产业经济收益倍增，甚至让京津冀经济出现飞速发展的局面，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投资机会。进入2014年，京津冀一体化浪潮渐起，先是三地协同发展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后来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将搬至河北、保定楼盘遭投资客疯抢等新闻不断。随着京津冀热度不断上升，京津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也带来了很多新机会。据财政部测算，京津冀一体化，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人民币。多家机构认为，进入快车道发展的京津冀一体化，将带来房地产、高新产业、概念股等行业的确定性投资机会。
参考文献：
[1] 陈智国.京津冀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J].中国改革，2014（5）：15-16.
[2] 傅蔚冈.京津翼一体化要靠竞争[J].新世纪周刊，2014（14）：7.
[3] 王俊荣.京津冀一体化条件下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以廊坊市为例[J].职业时空，2012（12）：53-54.
都市类媒体不是另类、更不是异类，而是我们国家舆论阵地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学书记在《人民日报》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的体会之一。
人们常把都市类媒体称为“小报”，其实“小报”不小，它具有版面多、发行量大、贴近读者、社会覆盖面广的特点和优势。其市场化程度高的现实，使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弥补了机关报某些方面的不足，对丰富受众精神生活，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都市报属于传统媒体中的新军，采编队伍比较年轻，有的采编人员“激情有余，理性不足”。这本属前进中的问题。但有的地方往往以偏概全，把都市类媒体看成是惹是生非的媒体，不是积极帮助、扶持，而是限制甚至歧视。总之，当成另类、异类，列入另册。
总书记在《人民日报》考察时说：“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我的理解是，要形成强大的舆论引导的新格局，必须树立大传媒观念。包括机关报、电台电视台，以及都市类媒体、网络等新媒体。毫无疑问，机关报、电台电视台是主流媒体，要作为战略重点予以支持。而都市类媒体与网络等新媒体一样，都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宣传资源。既然是宣传资源，就应该整合好、利用好，并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进行定位，使其形成鲜明的特色。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另类，更不应该把它推向异类，而应该在关爱中帮助它成长。这种关爱当然包括指出存在的问题，帮助它纠正错误；也应当像对待其他媒体一样，为其采访提供方便，为都市类媒体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我曾听到一些都市类媒体的记者在采访中碰到困难时，自嘲自己是另类。我们不应该是另类，更不应该沦为异类。我们应将总书记对都市类媒体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看成是对我们媒体从业人员的信任和鞭策，在打造传媒新格局中，下功夫将都市类媒体办成一流媒体，使之成为壮大国家舆论场集群效应中的重要一员。
（作者系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国际收支 新格局 逆差
我国国际收支新格局的特征
一向保持“双顺差”格局的我国国际收支，在2012年呈现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国际收支平衡新格局，外汇储备增长明显放缓。这意味着过去十余年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已经发生质的转变。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新格局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同比上升，但仍呈现收缩态势
从经常项目来看，经常项目收支继续保持基本平衡，表1列出了2007年至2012年的经常项目顺差结构。从经常项目顺差的绝对额来看，2012年的顺差虽然略高于2011年，但远低于2007年至2010年期间四年顺差余额的均值（这四年均值为3137亿美元）。因此，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和前几年相比仍呈收缩态势。经常项目顺差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3%，较上年上升0.4个百分点，但仍为2006年以来的次低（峰值为2007年的10.1%）。按国际通行标准，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率低于3%-4%，就意味着国际收支不存在显著失衡。从2010年起至今，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已经基本趋于平衡。
2012年，货物贸易顺差增长较快、收益项目逆差有所收窄，但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经常转移顺差减少。2012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0569亿美元，进口17353亿美元，同比增长8%和5%；顺差3216亿美元，增长32%。2012年，服务贸易收入1914亿美元，同比增长3%；支出2812亿美元，增长14%；逆差 897亿美元，扩大46%。其中，运输和旅游项目较大逆差是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运输逆差470亿美元，旅游逆差519亿美元。运输项目长期保持较大逆差主要是由于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持续增加，境内企业对国际货物运输的需求上升，带动运输服务支出较快增长。旅游方面，内地居民出境，带动境外观光、购物、留学等旅游支出大幅增加。2012 年，收益项目逆差421亿美元，下降40%。其中，投资收益逆差574亿美元，下降33%，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资收益较上年有所下降，见图1。
（二）资本与金融项目近14年来首次出现逆差
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与2011年为顺差2655亿美元相比形成鲜明反差。在过去20年中，中国仅有1998年出现资本项目小额逆差，其他时间都保持着双顺差。各子项目的特征表现为：直接投资顺差有所下降、证券投资净流入大幅增长、其他投资大幅净流出，见表2。
2012 年，直接投资顺差1911亿美元，较2011年下降17%。其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2535亿美元，下降9%；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624亿美元，增长29%。2012年，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478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143%。2012年，其他投资项下净流出2600亿美元，而2011年为净流入87亿美元。其中，其他投资项下对外资产净增加2316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26%；其他投资项下对外负债减少284亿美元，而 2011年为净增加1923亿美元。全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反映了过去的一年，由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国内经济增长减速，我国总体面临资金流出的压力，见图2。
（三）储备资产增幅放缓
中国的年度储备资产增量在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2007年突破4000亿美元，即使在2011年也仍然高达3878亿美元。而2012年，外汇储备增长大幅放缓，储备资产（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仅增加966亿美元，同比少增75%。截至 2012 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3116亿美元；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净减少16亿美元。2012年，储备资产增量占GDP的比率仅为1.2%，同比下降4.1%。
国际收支新格局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周期性因素
1.国际金融危机的恶化。2012年上半年，欧洲债务危机明显恶化；下半年，国际金融市场又被美国财政悬崖的不确定性所困扰。与危机相关的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推动全球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导致短期资本从中国流出，从而造成中国出现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2012年，受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新设及增资流入较上年下降9%。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利润出现下滑，体现为未分配利润的收益再投资流入较2011年下降17%。从数量规模看，后者对总体流入下降的影响更大。从流出情况看，2012年，外商投资企业撤资清算流出较2011年下降45%，向境外股东归还贷款及提供贷款共增长48%。这反映了世界经济不景气、境外母公司流动性趋紧的现状。
2.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2011年底以来，受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减速、出口增速不断放缓、央行下调人民币基准存贷款利率、人们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不被国际资本看好，2012年市场上出现了显著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全年升值幅度仅为0.25%，是自从2005年7月汇率改革以来的次低。在贬值预期驱动下，一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套利动机被削弱，另一方面，受市场主体根据境内外利差、汇差等市场环境变化开展的“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的财务运作所致，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这客观上也造成中国短期资本流出上升、外汇储备增长缓慢的局面。
（二）结构性因素
1.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需增长。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至2012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均超过30%。人民币汇率升值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有助于降低出口增速，提高进口增速，从而有助于降低贸易顺差。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均波幅已经扩大至正负1%，这说明中国央行显著降低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让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我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拉动，推动了进口增长。以初级产品（主要包括石油、金属矿砂等）进口为例，近三年我国经济为平稳发展期，但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初级品进口数量月均增长14%，超过2005-2007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的进口增速。
2.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开始趋于下降，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速总体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甚至超过城镇居民，土地等资源价格也有所上升，环保要求进一步提高，能源、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加大了出口企业相关成本。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通过降低出口增速促进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再平衡。
3.服务贸易逆差与海外投资负收益的扩大。2012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与海外投资负收益合计1130亿美元，同比增长68%。国内居民境外旅游、留学等消费增多，扩大服务贸易逆差。过去5年里，中国出境游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长，旅游项目自 2009年起呈现逆差并逐年扩大，2012年逆差规模已达到2009年的13倍。值得指出的是，此项结构性因素虽然有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尽管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却有着可观的投资收益逆差。据外管局数据，我国对外总资产中约2/3为储备资产，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债券，平均回报率较低。此外，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也可能导致亏损。海外投资负收益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国际净债权人却在向国外源源不断地支付利息，这无疑意味着显著的国民福利损失。
结论及预测
2012年，我国国际收支从1999年以来的持续“双顺差”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新格局，显示我国国际收支逐渐趋向自主调节、自我平衡，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方向，也体现了藏汇于民的成效。
2013年，在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情况下，我国国际收支仍有望保持基本平衡，但顺差规模较上年可能有所增加。一些周期性因素的变化，可能造成中国资本账户逆差的显著收缩甚至逆转。首先，国内外经济和金融运行企稳，将有利于稳定我国外部需求，吸引长期资本流入。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这都将缓解中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出，境内外正利差将刺激套利资本流入我国，重新激发境内“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运作。其次，中国宏观经济在2012年实现了软着陆，2013年的GDP增速可能重返8%以上；受通货膨胀步入新的上升周期影响，中国央行可能在2013年下半年重新加息；人民币贬值预期可能重新转化为升值预期；如果2013年国内外环境一旦向好，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吸引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持续低速增长、金融去杠杆化延续、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等，将抑制我国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我国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着力扩大内需，进口增长有望加速；国内外经济复苏出现反复、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债务问题恶化或地缘政治冲突激化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将加剧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甚至不排除引发阶段性的资本集中流出。因此，2013年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管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进入新常态[J].中国金融，2012（22）
2.欧阳晓红.解码国际收支新格局[N].经济观察报，201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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