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0 1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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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雅明；艺术理论；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5-0112-01
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下，本雅明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生产理论深入到艺术之中，构建了自己的艺术理论。他将艺术作品看做一种产品，艺术创作活动则就是一种生产活动，艺术家创作艺术产品的过程就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来改变物质材料的形式，使其符合他心中所想。尽管艺术创作与物质生产都由生产者、消费者、产品等要素构成，同样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但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一方面，艺术创作同一般生产相同，遵循着一般的生产规律，以一定的物质材料为基础，也为物质材料而制约；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生产，有自身特殊的技术要求，材料、表现手法、工具等等的特殊要求都决定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
尽管艺术生产于艺术家的精神性创作活动，但是在精神性劳动之后，作品往往以一种结构性物理存在，来传达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本雅明看来，不同时代的艺术生产有不同的条件，现代艺术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变化，即现在艺术生产力的改变致使艺术生产中一系列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最终影响到了艺术的生存方式。就如文化传播，从口头相传到印刷技术的运用，再到现在电子媒介的产生，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从而改变了文化的形态，甚至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所以他认为只有立足于艺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技术上加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艺术。
在本雅明艺术理论中，技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生产、生产工具、传播方式、形式手段的变革、传统的革新，此外还包括那些物质性的技术手段。艺术创作作为特殊的生产活动，决定了艺术生产中技术的双重性，即物质性生产的技术手段和精神性生产的技术手段。艺术家生产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受到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对新的生产工具的改革和使用，不仅仅提高了艺术本身的生产力，发展和丰富了艺术表达的水平，而且新机器的使用还促进了艺术家和消费者间关系的发展。所以，对于艺术生产力的研究，其实就是对时代的艺术技术的研究，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在机械复制时代，采用现代手法的革命艺术是本雅明讨论艺术的出发点。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摄影小史》等几个重要的著作之中，本雅明讨论了现代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艺术生产中技术的发展给现代艺术生产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机械复制时代意味着现代艺术生产条件发生了与以往根本不同的变化，他选择了电影和摄影作为研究对象，让我们感受由于技术的发展艺术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首先新工具---摄像机的产生，使艺术对现实的复制再生能力较以往出现了质的变化，并且产生了新的物质性材料，例如相片、曝光时间、感光材料等等，为写实艺术提供了强有利的技术支持，技术条件的改变带来了艺术存在方式的改变，也使艺术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本雅明主要涉及了生活与艺术、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
首先，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在他看来艺术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日常生活中一些现代技术制造的产品就是艺术作品，它们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就如电影，它的技术更加逼真、直观，能如实的反映生活，也能制造虚假的生活，用艺术的幻象来满足人们对生活的幻想。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技术让技术与生活的边界逐渐模糊；其次人与人的关系。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消费者之间，由于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发展，使以往少数生产者和大多数消费者的局面打破，两种社会角色渐渐重合。并且艺术家开始考虑新技术的使用，从个体劳动走向集体劳动，例如电影就是团队集体的生产劳动成果；最后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化生产，导致人要部分地适应机器工具，与机器在协调中进行创作活动，不再是以前工具机器听凭人的驱遣。可以这么说，人与机器原本是主与客的关系，而今变成了互相依存补充的关系，例如拍摄电影时，为拍出最好的效果，演员就像是机器的道具，在走位等方面都受到机器的限制。还有一个方面，由于摄像机的作用，消费者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陷入剧中的情节，跟随镜头的视线进入到角色的世界之中，那种在阅读纸质文本时出现的主客距离感变淡了，欣赏者与被欣赏对象融为一体。
本雅明对艺术的技术问题思考是他文艺理论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他并没有停留在生产理论的机械应用上，而是深入到艺术生产本身，从艺术生产的技术因素入手来分析现代技术对现代艺术的革新，对生产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开辟了研究艺术的新视角。
摘 要 《资本论》中的利率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在我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今天，坚持马克思的利率理论为指导，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论观点，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简要阐述了马克思的利率理论，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运用马克思利率理论对这一进程作了分析。
关键词 《资本论》 马克思 利率理论 利率 市场化
一、《资本论》中的利率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利息率对利润率的关系，同商品市场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关系类似。就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总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个特殊产业部门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润率决定，更不是由某个资本家可能在某个特殊营业部门内获得的额外利润决定[1]。”利息的多少取决于利润总额，利息率取决于平均利润率，利息率的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润率，而利息率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确定。利息必然受制于利润，利息率也就必然受制于利润率。
虽然利息率由平均利润率决定，但“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2]。”这是因为，利息率是资金的价格。“这种价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3]”。在市场中，决定利息率的资金供求关系，指的是借贷资金供求关系。
在现代经济中，借贷资本这种资本商品主要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借贷资本供给量表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拥有的由存款转化而来的货币总量，从事商品生产的生产者和商品销售的实际产业部门购买这种资本商品，形成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借贷资本需求量表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量。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第一阶段，1979―1985年。这个阶段从调高储蓄存款利率着手，对各类利率水平进行了逐步调整。1980年4月至1985年8月，四次提高存款利率，并增加了三年期、五年期、八年期的存款利率档次，使利率恢复到1955年水平。1982年至1985年，又先后四次提高贷款利率，纠正了部分存贷款利率倒挂的问题，实行差别利库制度，恢复了加罚息制度，使得存贷款利率水平及档次逐步趋于合理。
第二阶段，1986―1990年。1986年我国三种利率体系随之形成：一是中央银行对国有专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体系；二是银行对单位和城镇居民的存贷款利率体系；三是国家和企业面向社会发行的债券利率体系。此后，中国人民银行迅速按新利率体系进行利率的调整。
第三阶段，1991―1995年。针对经济过热引发需求膨胀拉动物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对利率的管理力度。1992年末出现的经济过热使1993年和1994年的物价连续上涨至 21.7%，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于1993年5月和7月连续两次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并重新对三年期以上存款实行保值贴补。为抑制贷款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又于1995年1月和7月分别两次提高贷款利率。
第四阶段，1996―1999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起步阶段。其中1996年6月1日，央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实现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自主确定拆借利率，这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迈开实质性的一步的重要标志。主要内容有：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启动；国债发行利率市场化；央行加大了利用利率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力度。
第五阶段，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阶段，主要是外币存款利率体制的改革。主要内容有：2000年9月21日实行外汇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2002年3月将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居民的小额外币存款，纳入人民银行现行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理范围。2003年4月放开人民币各项贷款的计息、结息方式，由借贷双方自行商定；同年6月放开境内英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的小额存款利率，同时对美元、日元、欧元、港币的小额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200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了开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试点的有关事项。2007年1月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开始正式投入运行。
三、对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简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以管制为主的非市场化利率体制，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这种管制也不是呆滞僵硬、一成不变的，而是灵活、科学、多变的。国家通过适、适量、适当的调节利率水平，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稳定了金融秩序，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及社会分配的调节，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尽管利率管制的最终目标是在经济和金融生活中实现效率、公平和稳定，但是，由于利率体制的性质最终决定经济金融体制，而随着经济的转型，这种管制的弊端也就越来越暴露。在当今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自由化和部分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取得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利率市场化的现实和长远意义，放弃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已经是越来越多国家的现实选择。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选择渐进方式、从本国宏观经济环境与金融改革的现状出发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必然选择。因此，积极创造利率市场化的实现条件是当前我国利率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关键词：企业成本管理 经济效益
企业会计成本管理的概述会计学认为，成本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生产经营目标而付出目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具有资本性、价值性、消耗性、盈利性等特征。资本性指成本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形式是一种垫付资本；价值性指成本同资本一样也是一种价值形式，要以货币作计量尺度，同时与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使用价值相联系；耗费性指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消耗，是资本的耗费；盈利性指成本具有要求盈利的本性。企业会计成本管理的意义企业的成本管理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关键应生产（或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或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占领市场，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
在竞争中若要以低廉的价格取胜，应以较低的成本为前提。只有降低成本，才有降低价格的依据。若不计成本地降低价格，只能在竞争中失败。因此，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成本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成本管理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成本管理活动可以降低产品成本；二是通过成本管理活动，可以提高企业成本核算水平，提高成本信息的准确性；三是通过成本管理活动，可以促进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四是通过成本管理活动。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五是通过成本管理活动，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六是通过成本管理活动。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成本意识。当前企业会计成本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核算方法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是采用均摊成本的方法，将总成本除以当月销售总量即得出单位成本，这一方法是极其不合理的。
一方面公司每月会自用一些最终产品——使用合格产品或者不符合出厂标准的次品，这部分产品不计入月产量，但计入成本，就使得计入成本的的总产量比实际产量要少。另一方面公司出卖中间产品时，也不计入总产量，但实际上这些中间产品也已经发生材料以及人工费用等成本了，这也导致成本分摊时，单位成本更大。管理体系不合理。我国企业传统成本管理方法的研究都是针对单个成本管理方法的，缺乏对方法之间联系的研究，不能形成系统的成本管理方法体系。实践中，成本管理方法的应用缺乏联系，引进新的成本管理方法常常会导致对原有方法很大程度的放弃，从而使成本管理缺乏连贯性，并加大了管理成本。我国企业传统成本研究局限于企业内部，缺乏战略管理的思维。只注意生产过程的成本管理，忽视供应过程的成本管理。管理观念落后。我国企业存在成本管理观念落后的现象，表现在成本管理的范围、目的及手段等方面的认识存在偏差。
企业将成本管理的范围局限于企业内部甚至只注重于生产过程，而忽略了对其他与生产相关领域成本行为的管理。成本管理的目的局限于降低成本，较少从效益角度看成本的效用，降低成本的手段也主要依靠节约方式，不能应用成本效益原则，通过发生成本来实现更大的收益。这些落后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我国企业会计成本管理改进的方法针对我国实际，提出成本全过程管理的三层含义：一是成本与经营管理同步，成本管理的位置从公司经营管理的下游提前到上游，并伴随着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全过程，真正做到经营管理的过程同时也是成本控制活动的过程，使企业有内部会计系统成为对员工进行激励与管理的经营业绩评价系统的一个部分；二是成本全过程控制也需要对收入活动进行有效调控，运用收益成本比或成本收益比等相对指标，将收入调节与支出控制融为一体；三是成本管理体系要有序循环，从预测、决策实施到监管、核算、预警、分析、考核，一定要做到环节完备、运作有序。
根据控制理论将整个过程的控制分为三个部分前馈控制。前馈控制是指分析企业成本形成的原因及影响成本变动的因素，在成本形成之前，对公司的成本进行分析、预测、比较，为管理者进行决策提供依据。实行前馈控制，可以使公司管理者事先了解和掌握成本变动的因素，以便及时研究制定控制措施，达到降低经营成本的目的。因此前馈性成本控制的重点是科学地分析和预测变动成本的变化规律。过程控制。过程控制是指在公司成本形成过程中，对成本的日常控制或现场控制。它是在公司业务经营活动中，以成本分析和预测为基础，通过制定成本标准和成本计划，对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进行限制、指导和监督，从而保证公司原定经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管理活动。因此成本标准和成本计划的制定是过程控制的关键。反馈控制。事后的反馈控制是指将实际形成的成本与成本预测、成本标准和成本计划进行比较，找出差异，并对差异进行分析，就重大的差异事项及时采取纠正措施，从而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因此差异分析是反馈控制的重点。
巴塞尔委员会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的演变
巴塞尔委员会此次提出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些国际大银行发展出各种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 并且计算经济/风险资本〈economic capital〉。这些银行意识到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公布的旧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能准确、敏感地体现真实的风险水平, 因此, 在衡量风险时更多地采用经济资本, 而不是监管机构所规定的资本。另外, 随着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asset securitization)与衍生产品的出现与日益复杂, 更加突显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能准确衡量实际风险的问题, 1988年的协议面临重新修订的必要。
委员会了解现行资本协议的不足,也致力研究改善的方法, 其中一个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订, 将市场风险包括到资本协议中,并允许银行采用风险模型来衡量市场风险(VAR, value at risk)。当一些银行运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与管理信贷风险之后, 委员会面对重新考虑有关信贷风险资本的规定。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文件中, 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 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风险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与不断改善IRB方法的过程中, 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了业界比较常见的两大类信贷风险模型:Default mode paradigm (简称DM) 与Mark-to-market paradigm (简称MTM)。虽然从2001年初公布的新协议中, 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类信贷风险模型对IRB方法的影响, 但是委员会在新协议中并不允许银行完全采用信贷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及其相应的资本准备。1999年4月的信贷风险模型研究报告中得到的最主要结论是:信贷风险模型尚未到达与市场风险一样的成熟阶段, 信贷风险模型受到数据有限与未能验证模型的准确性这两个主要问题的限制, 因此委员会暂时不会考虑让银行使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或计算应提取的资本准备(在新协议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点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委员会同时也意识到信贷风险模型将来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因此在新协议中不能完全忽视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方面发展出的各种工具。
于是,这造成2001年初公布的IRB方法有个明显的特点:委员会将IRB方法中的主要信贷风险因素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以往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可以接受的衡量信贷风险工具, 在新协议中, 委员会允许银行在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银行内部的风险因素, 主要包括所有IRB方法中的银行内部评级、与评级挂钩的违约率PD, 以及高级IRB中的衡量违约风险暴露EAD与给定违约损失率LGD的方法, 使用一些减轻信贷风险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的做法〈虽然委员会对这些做法做出比较有争议的修改〉。委员会为此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包括于2000年1月公布的《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做法》(“Range of practice in Banks’ internal ratings systems”)、2000年八月公布的《信贷评级与信贷质量的补充资料来源》(“Credit Ratings and Complementary Sources of Credit Quality Information”)与2000年1月公布的《业界对减轻信贷风险工具的看法》(“Industry Views on Credit Risk Mitigation”)。另一类是委员会认为还不够成熟, 不能在新协议中使用的衡量信贷风险理论与工具。委员会在这些工具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的,主要包括可预见风险EL与不可预见风险UL的理论〈即银行认为只需要为UL提取资本准备, EL可以由银行的一般准备与利息收入覆盖。 而委员会要求银行为EL与UL都提取资本准备。〉;利用PDF函数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Loss)计算信贷风险VAR的风险模型(主要是DM与MTM模型)。委员会在这些其认为不够成熟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制定出IRB方法中的计算风险权重(risk weighting)的公式, 调节授信组合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 简称G)的做法, 对减轻信贷风险做法的调整,主要是加入了w因素。委员会对这类理论的大幅修改成为业界在反馈意见中引起最多争议之处, 也是委员会在研究业界的反馈意见之后, 可能做出修订的主要方面。由于第一类的风险因素, 业界与委员会的分歧比较少, 因此, 以下简单分析IRB方法中对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构思, 着重分析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构思与特点, 业界的不同意见, 委员会可能采纳业界的哪些意见并做出修订。
二 IRB方法中关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
巴塞尔委员会总结1999年至2000年底对银行的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的做法所做的调查与研究, 认为比较多的银行有能力运用内部评级系统来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 并且能将客户评级与违约率PD挂勾。另外, 银行在衡量与预测违约率PD时,有比较充足的数据, 并且可以参照外界评级机构对各借款人评级相应的PD资料, 从而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与预测PD。
但面对数据有限的问题, 比较少的银行能够准确地衡量与预测各种产品与客户的给定违约损失率LGD。而且不同银行对LGD的预测结果有很大不同, 银行之间的可比性比较低。另外, 与PD相比, 在LGD方面, 可供银行参考的外界资料相对少了许多。因此,委员会根据对银行的调查研究结果,在酝量IRB 方法时提出了基础IRB与高级IRB两种方法, 以便让有能力、有条件的银行能够更多地运用其现行的衡量、管理信贷风险做法。尚未有能力的银行在使用银行内部的方法衡量部分风险因素的同时, 对于目前尚未有能力衡量的风险因素, 如LGD与EAD则使用委员会的统一规定。
需要留意的是, 委员会在制定基础IRB中由监管机构统一规定的风险因素时, 由于要平衡简单、易行与准确衡量风险两方面的需要, 以及银行之间风险水平的差异, 因此, 在制定一些统一规定时偏于保守, 从而造成了采用基础IRB方法的银行比采用标准法的银行可能提取更多的资本准备的不合理结果, 这个结果也是与委员会的理念不相符的(即为银行提供提高衡量风险能力的动机, 对于相同的风险资产, 能更准确衡量风险的银行可能提取比较少的资本准备)。 造成基础IRB偏于保守的特点在委员会关于基础IRB的LGD规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以下略作说明:
基础IRB方法对给定违约损失率LGD主要以下规定:
1 按照是否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 对LGD有以下规定﹔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但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50%。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又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 LGD是75%。委员会承认这样的规定偏向保守, 因为在基础IRB 方法中, 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十分有限, 银行的大部分授信将被当作无抵押的授信。
2 即便是对于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按照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 对LGD有以下规定:
(1) 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委员会根据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the ratio of collateral value to the nominal exposure, 简称C/E), 订出两条线:30% 与140%。委员会再制定这两条线的主要构思时﹔担保授信的押品一定要达到授信的一定比率之后, 才对LGD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才能在计算LGD时得到认可。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基础IRB方法中为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对LGD所起的作用。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 若C/E小于或等于 30% 的, LGD为50%〈这实际上等于不认同押品对LGD有任何影响, 因为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无抵押授信, LGD也是50%。 委员会的理由是, 当C/E小于或等于 30%时, 银行在处理押品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可能超过处理押品能够得到的金额, 因此, 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妥善管理押品, 从而认为应该将这类授信等同于无抵押授信〉。若C/E大于 140% 的, LGD为40%〈140% 的C/E相当于授信与押品值的比率为70%, 银行在借出$70元的贷款, 而该贷款由$100的押品担保, 委员会认为当借款人公司违约时, 银行即便出售押品, 也可能面临$28, 即$70x40%的损失。 请留意, 这类押品已经局限于委员会认可的很有限的押品种类。〉。若C/E在30% 与140%之间的, 用(1-0.2x(C/E)/140%)x50%的公式计算LGD。
(2) 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即便有委员会所认可的押品作抵押, LGD仍为75%。 即等同于无抵押授信处理。
委员会对于所认可的押品范围, 以及对于基础IRB方法中的LGD规定引起业界比较大的反向, 也是委员会可能做出修订的内容之一。
三 IRB方法中关于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以及全球金融界的反馈
由于计算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以及决定风险权重的各类风险因素是IRB方法中最详细与复杂的, 因此, 以下的分析主要围绕公司授信。
(一) 计算公司授信的授信期限(maturity, 简称M因素)
委员会承认M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在其它风险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M越短, 风险越低。 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 风险定价, 资本准备与调节风险后的回报时, 往往都会考虑M所起的影响, 并通过主观判断或信贷风险模型来调节与体现该影响。
一、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人为本”与人性假设
人们将对于人性的假设作为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前提，人性假设被应用到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的各个领域当中，在政治、经济、行政当中都具有其重要作用。为了能够更好的贯彻人性假设这一前提，政府机关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理念，尝试利用人性假设来帮助政府机关在公务人员的选择上作为一个评判道德以及思想的重要依据。
（一）经济假设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经济假设的提出是为了保证行政主体在行动的时候要以扩大利益和降低成本为行动的主要目标，这种在政治决策当中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其在进行理性的行为选择。这种理想中的经济假设在现实当中是很难达到的，因为人毕竟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在其作出决策时总是处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难以保证绝对的不偏私。因此，政府机关需要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手段来提高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将“以人为本”的观念树立在公职人员心目当中。
（二）文化人假设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人们对于文化人假设的定义在于其关注到人的行为往往充斥着文化内涵，无论人在行动过程中处于哪样的事件当中，其行为都会与文化相互关联。政府机关需要依据这一特性对公职人员的文化素质进行提升，从而为政府机关的整体带来生存发展的空间。
二、政府机关“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重要性
依据上文的观点可见“以人为本”对于政府机关的重要性所在。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总是处在社会的复杂环境当中，面对越来越多困难的决策，政府公职人员需要以提高综合素质为手段来帮助自身在决策当中做出最正当的选择，从而逐渐面对社会当中更深层次的挑战。
（一）全球化对行政管理的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府机关需要不断的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环境，为了更好的适应经济需求，政府机关需要做好面对全球化条件下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政府机关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管理模式，改变过去单一的、固执的行政管理理念，从而来应对经济的快速变化。
（二）科学技术为行政管理带来的改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型管理模式被提出，企业间对于管理运营模式的更新换代要求政府人员的办事效率必须提高。为了迎合这一需求，新的政府办公手段需要出现，电子政务的出现满足了科技发展状态下的新型政府办公特点，既增加了政府人员的办事效率，也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该模式的出现同样为“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提出了要求，需要政府机关在对公职人员的管理当中充分贯彻落实这一条件。
（三）高素质公职人员的缺失
在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双重挑战下，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需要面临难度更大的挑战。为了更好的处理行政事务，政府公职人员的整体素质方面需要不断提高。我国目前状态下的政府公职人员所处的状况普遍就是素质不高，我国对于考取公务员要求还远远不够，仅仅是在政治素养方面做到了足够的要求，对于其思想方面的要求还不够严谨。公务员考试虽然已经被列为全国考试当中比较重要的一门，但其所考的科目毕竟是有限的，在考题的范围上也被限制了很多，很难从该种状态下选取出优秀的公务人员。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科学决策，政府公务人员需要在文化素养上得到提升，如此才能更好的领悟“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处理社会问题当中更加得心应手。
（四）学习型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机关需要迎合时代的要求，就要积极的做出改变。为了改变当前状态下的政府办公状态，政府需要构建学习的体系，帮助每一个公职人员都能够系统的学习政府办公的整套知识，对其进行实践性的培训，从专业素质方面提高公职人员的基本条件。政府要在提倡学习中充分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使公务人员明白“以人为本”的内涵。同时，在公职人员进行办公的过程中要求其要为人民服务，这一准则是我国对于政府公职人员的要求，为人民服务自然离不开“以人为本”的理念。所以，“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政府在管理当中的公职人员所需要贯彻的理念，也是对公职人员在办公的过程当中需要落实的观念，从而来为人民群众服务，做有素质的公职人员。
三、政府机关“以人为本”理念在人力资源管理当中的执行
既然“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此重要，政府机关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当中充分贯彻执行这一理念，以此来塑造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以此来提升政府的整体公众形象，并通过对公职人员的管理来适应社会的发展，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
（一）以公务员为中心
政府的办公主体就是公职人员，其在履行政府职能当中是最为主要的基础。我国当前的政府办公形态来看，政府机关正是忽略了公职人员的真正主体，从而也打消了公职人员的办公积极性。公职人员因为主体被忽视而没有高效率的工作，政府部门的总体管理必然会受到影响。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公务员的办事能力，提升其办事效率，政府需要对公务人员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其进行关注，关心其思想变化并尊重其行为思想，使其在办公当中更加有自信，也能够充分开发其对于社会事件的真实想法。
（二）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公务员作为政府办公的主体，其所进行的各项行为活动都代表着政府的公众形象。公务人员的素质也代表着政府的整体素质，为了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提升办事效率，政府要积极提升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首先要重视公务员的选拔，在对其进行的考试当中，尽可能的去完善公务人员需要具备的素质的考核内容，帮助政府从选拔环节来选择高素质的公务人员。在公务员的后期培养方面也需要对其的实践办公找人带领，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人才管理观念，激发公务人员的办事积极性和学习积极性，从专业技能方面不断的充实自己。在思想道德方面，政府也要对公务人员多加培养，为其树立“以人为本”的办公理念，保证其在行事当中对各项事务都能够科学合理的决策，从根本上保证政府的整体素质提升，从而帮助政府能够更好的应对社会的大环境。
（三）关心公务员的生活
政府对于公务员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体现在对其的管理上，政府对于公务人员的管理也不仅仅表现在对其的要求当中，还表现在对其的关心方面。“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尊重和关心公务人员的生活。公务人员也拥有其自己的情绪，需要被关心、照顾，在情感以及私生活当中需要被支持和鼓励，而不是一味的受到漠视和不尊重。政府应当在合理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满足公务员的生活需求，以关心的办法激励其更有效率的办公。在文化环境方面，政府部门也要予以改善，保证政府办公质量，也保证公务人员的办公文化。政府能够通过对于办公文化环境的建立，来树立更好的公众形象，从而为人民群众更好的服务。
一、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看
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可以深切体会美与生命的紧密关联。
文百事通心理学对生物反应功能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诞生本身就意味着第一个生物反应形式-感应性的出现。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有其他更高级的反映形式都在感应的基础上产生。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分别接受各种不同的“波”即“节律”。人通过这些感觉获得信息内容的同时，也在节律感应中引起生命节律状态的相应变化。正因此，视觉和听觉才成了动物和人最重要的反应-感应器官，而能接受节律信息的触觉和运动觉则具有辅助的作用。
生命无疑是世间最丰富、最复杂和最敏感的节律性存在，生命之花也就成为最生动多彩的美。正因为如此，“美是生命”。无论是从动物的美感活动还是人类的审美实际看，这个命题的真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
二、从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看
审美活动通过节律形式为中介的节律感应作用于主体的生命体验，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补偿生命体验的不足，可以在感性与理性的互补互动中改善生命质量，实现不同层级的生命(文化)整合与提升，直到影响人格生成，调适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归根结底是为了调整和维护、修复和优化人性及其环境的生态平衡，促进人类生命的生态化生存，其具体内涵就是“生”、“和”、“合”、“进”四个方面。审美活动这种积极的生态功能，正暗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 “美是按照我们的理念应当如此的那种生活(生命)”。
“生”即是生命、生存、惜生、护生、创生。审美活动具有鼓舞生命意志、优化生命状态的生态功能。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作为原始艺术主题的生殖崇拜和各种艺术在人类“性选择”活动中的作用就是明证。一切以荒诞、丑、庸常化为取向的审美观念，在带来“美”的内涵多元化的同时所导致的“美”的消解，就是极好的反证。 “和”是和睦、和谐、和而不同。和谐的生态环境才能带来生命的愉悦与发展。审美活动就是要调适人与天地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合”是综合、整合、融合、合作。审美活动具有“启迪综合意识，培养整体精神”的生态功能。生命、生物在综合中进化，社会在合作中存在发展。审美活动的深层作用在于启迪和培育人的生命整体观念并把它推向社会及自然，树立生命整体观念，超越知性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综合观念、整体意识，应该是今天我们重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思路，也是我们改造文艺学、美学的新路向。“进”是进化、进步、进取和超越。审美活动具有“高扬崇高理想，促进人性生成”的生态功能。人在与自然、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整体关系中不断生成，这个过程暗合了人本生态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生成本体论”的学术理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生活”，我们更能理解其深刻用意。
关键词：工程管理；囚徒困境；均衡；对策
1.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典型模型，它反映了个人最佳选择并非是集体的最佳选择这一问题。囚徒困境源自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的相关困境理论，由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阐述。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合谋犯罪的两个嫌疑犯分别被关进两个牢房，彼此间不能互通信息，单独接受审讯。每个嫌疑犯都可以选择坦白，也可以选择抵赖。如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他们各自将被判刑5年；如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抵赖，各自将被判刑1年；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抵赖，则坦白者可以免于刑事处分，而抵赖者被重判8年。
囚徒困境通常被看作个人理性冲突和集体理性冲突的经典情形。因为在囚徒困境中，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策，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集体遭殃。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和现象，正是囚徒困境的翻版。
2.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囚徒困境
在工程项目质量控制中，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由于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对施工单位的职责行为有所约束，但并不能排除施工单位为了追求更高经济利益，有可能违背职业道德而做出有损于工程质量的行为。与此同时，监理单位在进行工程项目质量检查时，由于人员和资金的限制，难以对施工单位的每一道工序进行检查，只能采取抽查的方法。因此，一旦工程项目出现质量问题，施工单位是选择欺瞒还是不欺瞒；监理单位对是否出现质量问题的部位是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这就形成了关于工程质量控制的一个两方博弈问题。
工程管理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投资方与施工方之间的矛盾。工程项目的投资方追求资金最合理有效的利用，以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好的工程质量，尽快达到预期目标。而施工方则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尽可能的降低工程建设成本，节约费用，以保证效益最大化。受各自利益驱使，投资方与施工方之间的博弈难以达到利益均衡，更无法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双方在各自的策略较量中陷入囚徒困境―建设单位的最佳选择是尽量拖欠工程款，施工单位的最佳选择是消极怠工。
3. 建筑工程管理中囚徒困境的对策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造成囚徒困境的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双方不能进行合作。理论上讲，有限次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博弈参与者是没有兴趣合作的，是走不出困境的。在工程实际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实际中对博弈过程和规则进行一定的改变，使博弈的最后结果能够达到最优。
3.1 投资方尽量与施工方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囚徒困境”说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次性博弈。投资方和施工方如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就有了多次博弈的机会，彼此间就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囚徒困境也就有可能破解。投资方和施工方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经过一次次交锋，一次次博弈，双方可知晓对方的一些信息，也能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不合作所导致的结果。在反复的博弈过程中，通过双方的妥协达到双赢的结果。
3.2 订立合作协议，约束合作双方的行为
在工程项目管理危机无法克服投资方或者施工方个体理性缺陷时，我们就应该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通过订立彼此合作协议来约束工程双方的行为。因为，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所以，双方博弈中制定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协议，才能使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参与双方采取既符合集体利益最大化又可以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合作协议就如同游戏规则，任何一方违反规则，就意味着背叛另一方，另一方将会依据合同中的相应条款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由于合同的订立，投资方和施工方都秉承利益最大化的信念制裁对方，所以，当一方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时，便会无形加大自己“背叛”和“不合作”的成本，造成长期利益损失，这使得工程项目中的任何一方在“背叛”、不合作前都必须再三思量，不得已不为之。合作协议既能约束工程项目中各方的不合作行为，还能保障集体共同利益的实现。
3.3 不断完善建筑工程监理制度
在项目投资方与施工方的博弈过程中，为了加强工程建设专业化的监督管理，更好地协调解决双方遇到的问题，第三方(监理)的监督协调必不可少。由于监理单位是受建设单位委托对工程建设进行管理监督，现实中监理往往会站在投资方立场一味地约束要求施工方，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监理另外一个重要职能――协调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当工程项目中的任何一方行为不规范时，第三方(监理)就会对其进行监督调控，通过自身的协调作用打破投资方和施工方在博弈过程中陷入的僵局，防止两败俱伤局面的出现，尽可能地挽回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维护双方既得利益，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开展。
总之，在工程项目管理中投资方与施工方的非合作博弈过程中，囚徒困境在所难免，但只要双方从长远利益制定策略，约束自身行为，经过多次博弈和一定合同条款的约束，彼此便能走出困境，实现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刘永.浅析工程 项目管理中的囚徒困境[J].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4.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常识；知识社会学；社会学智商测验
论文摘要：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当今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往往存在偏误。本文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教师(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角度和专家与大众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只有综合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才可以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对关系的涵义。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如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香港的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其著作《社会原理》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论。张德胜的基本观点是“道不远人”，社会学的规律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它自然不会与人们的常识认识太过疏远。
关键词： 中医学； 辨证论治； 唯物主义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 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 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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